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二十六章 联盟的失败
在这段时期的每一次党中央全会上，斯大林的多数表面上看来都是非常巩固的；他在每一项决议上获得的票数，似乎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个多数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团结紧密的整体。在党内寻求平衡的三个主要集团一同投到斯大林的麾下——莫洛托夫最能代表的党内新兴的统治阶层，以托姆斯基为代表的工会，由布哈林和李可夫领导的缓和派。人们曾希望“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会化为外交政策上的一系列胜利，但这种希望并没有实现，而国外的每一个失败在党内都有反映：使斯大林拼凑成的多数发生了离心震动；在每一次挫折之后，他总要依靠对反对派更多地使用暴力来重整威信。1926年斯大林在英国的实验，曾使他在政治局中的地位有所降低，而1927年他在中国实行的政策，则使他几乎完全丧失了多数。
斯大林和蒋介石
从一开始起，中俄两国革命者之间的关系就是真诚友好的。布尔什维克政变一成功，孙中山就向列宁致电祝贺。1919年7月，苏维埃政府在“对华宣言”中宣布放弃沙皇政府对中国领土和财产的一切权利。不过，在最初这几年中，双方的联系还不多，因为在俄国内战期间，中俄直接交通线被高尔察克部队一直封锁了十八个月。
1921年，荷兰共产党人马林—斯内夫利特[1]同孙中山进行联系后，对年轻的中国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党印象很好，作了于他们有利的报告。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联外交家阿道夫·越飞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在那一年，国民党聘请了一批苏联顾问，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鲍罗廷[2]。
通过他来中国的这一使命，米哈伊尔·鲍罗廷变成了共产国际最知名的人物之一。他过去是俄国的一个社会主义者，身世和政治色彩都不很清楚，1905年革命之后一段时间内，他化名格鲁森贝格移居美国。在这里，他做过各种工作，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有一段时期，他化名伯格在芝加哥开办一所商业学校。他于1918年回到俄国，由于曾在美国生活过，被视为外交专家，曾多次被派往国外工作，去过德国和土耳其，可能还去过墨西哥。当他被派往中国去的时候，他的鸿运来了。
鲍罗廷坚持国民党应该有“一套明确的党的原则、党组织的团结一致和严格的党纪”。从一开始起，求教于莫斯科的国民党组织结构就是俄国范本适应于中国情况的产物。鲍罗廷帮助建立了黄埔军校；在军校中，由德国和俄国教官训练中国士官生。在莫斯科，建立起一座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5年，又创办了中山大学，由卡尔·拉狄克担任校长，在这座学校的全盛时期，学员人数几达一千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蒋介石也在莫斯科的一所红军学校进修，在俄国共产主义的发源地对它进行了研究。
1924年，莫斯科指示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3]后来，有两名共产党人成为新国民政府中的部长。[4]斯大林和布哈林企图操纵东方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取得胜利，借以弥补俄国威信在德国遭到的损失，因此，他们使一切“原则”都适应于这种新的努力。他们制造出适合于需要的理论；以冗长、复杂和教条主义的宣言为这些理论作解释。布哈林提出的中国民族革命中“四个阶级联盟”的理论，变成了苏联在全亚洲实行新政策的起点。被外国帝国主义者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工农结成统一战线，将成为斯大林的民族社会主义在亚洲的翻版。
早在1923年，托洛茨基就开始反对斯大林在中国的政策。在一系列无关痛痒的和烦琐哲学的冗长论辩中，他不断攻击对方的弱点——认为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会是共产国际忠实盟友的幻想。托洛茨基——后来还有季诺维也夫——警告俄共说，中国共产党人将成为这种政策的牺牲品。但是，斯大林打算从莫斯科控制整个欧亚地区的迷梦，可不是容易被震醒的。[5]
1925年7月，国民党中的共产党派利用当时高涨的群众运动控制了广州的党组织。在1925年3月孙中山死后继任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乃于1926年3月突然袭击广州城。他逮捕了好几名共产党领袖，给他们加上阴谋推翻国民政府的罪名，并且枪毙了他们的一些支持者。关于这些事件，共产国际的任何报刊都不许有丝毫透露，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毫无改变。与此相反，在发生这次广州事件的两个月以后，党又恢复了从内部接收国民党的政策。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6年5月召开中央非常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排挤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其内容如下：1.共产党人不得批评孙中山的主义，而只能对之绝对服从。2.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全部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保存……3.共产党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占委员三分之一以上。4.共产党员不得担任中央党部各部部长。5.未经党批准，任何国民党党员都不得以党的名义召开讨论党务的任何会议。6.未经党的最高机构批准，凡国民党党员均不得加入任何其他政治组织或从事任何其他政治活动。7.中国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先交由非共产党人占多数的国共联席会议通过。8.国民党党员如欲加入共产党，须事先提出退党声明，而党员一旦退出国民党，即不得重新加入。9.凡违反以上各项规定者，得予以惩罚。”
[6]
1926年12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容许国民党代表列席，而批准了开除德国左派的决定。[7]斯大林亲自作了关于“俄国问题”的报告——这表明他同他的对手们一样软弱；他几乎是客客气气地重复了以前的论点，即认为反对派联盟是“苏联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偏向”。由于他们在10月的妥协，联盟领袖得以参加会议并为自己辩护。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发言为他们的反党观点辩护，抗议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对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偏向所作的指责。加米涅夫甚至猖狂到在国际无产阶级的代表面前谴责我党犯了民族改良主义的错误。”
[8]
全会加剧了对联盟在国际范围内的支持者进行的斗争；在法国，鲍里斯·苏瓦林被开除出党，阿尔弗雷德·罗斯默和皮埃尔·莫纳特[9]被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意大利，则继续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波尔迪加进行斗争。
在1927年4月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时，中国共产党拥有六万名党员，而两年前则只有一千人。[10]在4月5日的一篇演说中，斯大林称赞蒋介石是一位很好的革命战士；他们两人还互赠相片。不料一星期后，蒋介石便明确改变立场，开始清洗国民党内的共产党集团。有好几万名上海工人惨遭屠杀。可是，即使到这时，共产党的政策依然如故——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工作；斯大林宣称，同蒋介石公开斗争就等于把胜利送给他。5月21—22日，又一次发生大屠杀，这次是在武汉。
“这次进军定在5月21日。农民开始召集起越来越多的战斗队向长沙进发。显而易见，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长沙城。但是，正在这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却来了一封信，在信中，陈独秀命令他们应该尽量避免公开冲突，把问题提到武汉去解决。根据这封信，省委会于是下令让农军退却，不再前进；但是有两队没有接到命令，继续向武汉挺进，结果被军队消灭了。”
[11]
这些事件在莫斯科产生的影响，不是用几个形容词可以表示的。斯大林和布哈林正在自我吹嘘，祝贺他们的政策在中国获得的成功；这时，却不得不急忙压下斯大林的论文，收回布哈林所写的一本书。斯大林主义中央委员会1927年七月全会通过的决议，即使竭尽掩饰之能事，也流露出了不安。
“尽管有共产国际的正确策略，中国革命还是遭到了重大失败，这首先要从这个国家内部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国际的角度来解释……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惯常拒绝共产国际指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中国革命的当前特点是：革命遭到了严重失败，与此同时，阶级力量正在发生
根本性的重新配置，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正在组织起来反对一切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就
这个意义来说，革命正在走向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直接斗争的阶段。以前的发展经验业已重新表明，资产阶级无力担负起……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12]
在苏联—国民党联合期间，英俄关系恶化了。到1927年初，两国间的贸易几乎已全部中断。英国报纸掀起了一场要求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的运动，与此同时，英国外交部则加强了同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合作。2月23日，英国向俄国发出警告性照会；5月12日，俄国在伦敦设立的贸易公司“阿尔柯斯”[13]的办事处遭到二百名警察的袭击。两星期后，首相鲍德温总结了英国对俄国的五点不满，其内容如下：（1）苏联间谍从事探听英国军事秘密的活动。（2）一份绝密文件已经失落，很可能为苏联间谍所窃取。（3）在苏联商务代办处发现了秘密文件，证明代办处在充当苏联同英国共产党以及英属各殖民地共产党之间的联络站。（4）苏联代办处曾支持英国国内反对政府在华政策的一次政治运动。（5）苏联政府进行反对英国在华利益的宣传，从而破坏了1923年3月16日英俄通商协定中的规定。
1927年5月底，英国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一般说来，劳工界的立即反应是反对决裂；但是到7月初，在全国铁路工人联合会的年会上，托马斯便开始谴责托姆斯基，抗议他干涉英国工会运动的内部事务。
几天以后，苏联驻华沙大使彼得·沃依柯夫[14]被暗杀。他是在波兰政府竭力反对的情况下就职的，因为据说他是处死沙皇及其家属的那群人中的一员。这时，一个俄国保皇党杀死了他。
世界各地都感受到了英俄关系紧张的影响。例如在法国，雅克·多里奥[15]和另外九个人由于在法属殖民地进行颠覆性宣传而被捕。国立军校所在地圣西尔的两名市议员，受到向俄国出卖军事秘密罪的控告。6月12日，铁路工会领导人皮埃尔·塞马尔[16]以煽动兵变罪被控告和逮捕。法共书记处成员克雷美[17]以替俄国进行间谍活动的罪名被控告。巴黎向莫斯科发出半官方的警告，要它撤走间谍。
这样，始而是斯大林的政策在中国突然破产继而是英俄两国关系恶化、剑拔弩张，最后是全欧洲掀起了新的反共浪潮，在这种一步坏似一步的形势下，俄国再次陷入了危险的孤立境地。不过是几个月以前，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祖国还希望领导一个工会运动的欧洲同美国争霸，不过是几天以前，它还同蒋介石的中国保持着牢固的联盟，曾几何时，这个社会主义祖国便孤单单地置身于一个敌对的世界中了。在全欧洲，它只有一个既软弱又靠不住的朋友——一只脚站在敌人阵营中的德国。德国大大增加了对苏联的抵押贷款；另一方面，柏林警察在7月27日一下子就逮捕了七百名共产党员，他们的罪名是破坏财产和袭击警官。
格奥尔格·契切林急忙赶到柏林。他同德国总理马克斯以及布罗克道夫—兰曹举行了会谈；6月7日，在他动身去国联开会前夕，他又同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进行了商谈。后来在日内瓦，施特莱斯曼同张伯伦一道研究了国际形势，而英俄战争所以没有爆发，德国的不愿加入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行动还是不行动？
在俄国，随着斯大林的外交政策遭到惨重失败，反对派的力量日渐加强。党内的上层队伍本以为斯大林这个人能够把俄国领入一个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合作的时代，现在却发现俄国以及他们本身已经走到深渊的边缘。亚历山大·巴尔明[18]——他认为自己在这一时期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干部”——描绘了俄国当时人心改变的情况：
“当时没有人预见到斯大林会实行个人独裁。我们的一般情绪是一种健康的乐观主义。我们对我们自己和未来都充满信心。我们相信，只要没有战争来打断俄国工业的复兴，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能……。不断革命论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危险的理论……。我就是永远支持中央意见的那种人中的一个……。当共产国际和苏联顾问发动起来的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跨向另一个胜利的时候，政治激情达到了顶点……。斯大林……对各方面传来的蒋介石正在准备军事政变的警告都置若罔闻……这种策略的灾难性后果很快就引人注目地暴露出来……。斯大林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反对派加倍地进行努力。”
[19]
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破产了。他的统治机器摇摇欲坠，只是依靠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加强恐怖镇压才没有垮台。英国在5月底的断绝外交关系和沃依柯夫在6月7日的遇刺，都被充分利用来迫害反对派。5月20日，五名“波兰间谍和反革命分子”被处决。6月6日，另外五个人在敖德萨被枪毙，7月13日，又有十个人遭到同样的命运。6月20日，在莫斯科，有二十个人由于“同英国政府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而被枪决。
特别是在列宁格勒，紧张的国际形势成了消灭反对派分子的借口。6月7日，国家政治保卫局宣布，一批列宁格勒工人由于向政府写恐吓信已被枪决，但并未举出他们的名字，也没有经过审判。凡是反对派力量特别强大的地方，国家政治保卫局总会在那里发现俄国“反革命分子”和外国“间谍”勾通的事实。例如在喀琅施塔得，一个前白军指挥官克列比科夫在6月17日作为英国间谍被处死；几星期以后，他的妻子也被控为同谋犯。在莫斯科，国家政治保卫局于7月5日不费事地破获了一件企图爆炸该局总部的阴谋；三名阴谋分子企图脱逃，被当场击毙，这样，就使得进一步调查无从进行。
政治局夸大了这一企图爆炸国家警察总部的阴谋以及所有其他“被捕获的英帝国主义间谍”——不论是实际的或“客观上”的间谍——的活动。在一个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挽救社会主义祖国之道在于以恐怖对付恐怖。这时开始风传斯大林打算把反对派联盟的领袖统统枪决；8月17日，在政治局的特别命令之下，托洛茨基出面辟谣。从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到另一次会议，斯大林在不断地找寻逐出反对派领袖的机会；然而，只是在度过另一个使他遭受了许多挫折的艰苦斗争的年头以后，他的计划才得以实现。
9月7日，英国职工大会总委员会建议英国工会同苏联工会界断绝关系；第二天，这一建议被接受，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宣告解散。俄国工会的代表终于被不客气地抛开了——因为他们干预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内部事务。
反对派联盟由于斯大林的政策在中英两国的惨重失败而日得人心，这就提出了立即行动的问题。在反对派当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有鉴于日益迫近的战争危险，主张反对派应该撤退——如果必要的话，应该投降。在另一次外国干涉日益增长的危险面前，主要应该考虑俄国万众一心地迎击外国军队。
托洛茨基以他的所谓克列孟梭[20]论旨反对这种失败主义情绪。1914年，当德军正在向巴黎挺进之际，克列孟梭毫无顾虑地领导了一场激烈反对法国政府灾难性政策的运动。通过这种大胆的策略，他推翻了那个政府，把动摇的法国人民团结到新政府的周围，扭转了局势，终于把法国导向胜利。在托洛茨基看来，正是由于战争危险迫在眉睫，联盟才不仅更有可能而且更有需要取得胜利，因为俄国人民不会追随斯大林投入一场战争。他希望，同资本主义干涉作斗争的需要将复活十月革命时代的精神。
在俄国，把托洛茨基和克列孟梭并列，被认为是号召反斯大林暴动的口号。斯大林派加米涅夫去罗马担任大使；在他离开莫斯科时，反对派在车站上举行了抗议示威。
英国刚同俄国断绝外交关系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6月举行了一次全体会议。斯大林摆出了俄国军事领袖的姿态；通过他那一身通常是简朴的军装和威灵顿[21]式长筒靴，他在共产国际代表面前强调了他兼具党和军队最高领袖的双重身份。会议讨论了战争危险和中国的大失败问题；“俄国问题”还是被忌讳的话题，人们只能在圣安德鲁厅的走廊里悄悄议论几句。
在斯大林的鼓动下，俄国代表团建议把托洛茨基和沃亚·武约维奇[22]开除出执委会。在四天的辩论中，意大利代表团（包括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法国的阿尔伯特·特兰特[23]、捷克斯洛伐克的维克多·斯特恩[24]和库恩·贝拉发言反对这一动议。斯大林的最热烈支持者是德共新领袖恩斯特·台尔曼。已被解除共产国际主席职务的季诺维也夫，被门口的武装卫兵拦住，不能进入会场。海摩向代表们说，会场里没有足够的地方容纳他。但是，这种廉价的小诡计甚至都遭到阿图尔·埃维特的反对，他担心这种做法会给国外留下坏的印象。在中国的失败是如此惨重，而这种失败是他们的政策造成的这一点又如此明显，以致斯大林和布哈林连反对派的攻击都怕让代表团听到。从小处找麻烦——他企图以此来羞辱季诺维也夫——是斯大林的一种典型手法，因为，通过这种他可以毫无损失地让步的小事，能够试探出他在比较严肃的问题上能走多远。
在1927年7月的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尽管表面上一败涂地，实际上却显示出，他们在以前几个月中，并不是单单苟延残喘，毫无作为。随着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联盟的威信有所提高。斯大林当然还维持着他的数目上的多数——如果这方面形势倒转，那就意味着政变已大功告成了——但他的集团显然正在动摇。斯大林的多数通过的决议本身就表明他的权力是不稳定的。
“最近，当苏联的国际处境特别困难和中国革命遭到部分失败之际，反对派集中火力攻击党的国际政策路线（在中国和英国）……
他们大嚷什么中央委员会已经热月政变化、党正在实行保守的民族主义政策、奉行富农—乌斯特里亚洛夫路线，大嚷什么‘
一切危险中的最大危险是党内制度，而不是战争威胁等等’——所有这一切叫嚷实际上都是旨在削弱国际无产阶级保卫苏联的意志，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所说，它们是‘一种当战争危险迫近时……在工人面前掩饰他们的逃兵行为……的手段’。”
[25]
斯大林逼迫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再一次作出不从事派别活动的保证，但这一次的声明语气非常含糊，远不像1926年10月那一次有瓦解作用。在危机阴影的笼罩下，不论是俄国党内或共产国际内部，都没有人对它字面上的话信以为真。
俄国党内的危机快要达到摊牌阶段；用不了多久，就要有一派赢得决定性胜利。七月全会闭会还不到一个月，联盟的领袖就发布了为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作准备的政纲；在政纲中，他们指责政治局——用波波夫的话来说——“蓄意解散共产国际、出卖中国革命、承认沙皇政府外债、废除对外贸易垄断、在农村实行一种有利于富农的政策以及诸如此类的诽谤和谰言”[26]。联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向各地发出指示，要求组织非党工人作为反对派党小组周围的支持集团。在军队中加强了组织联系，并且派出特殊小组同共青团联络。
对于这种日益增长的危险，斯大林的主要抵制工具之一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会主席当时由斯大林的密友（“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担任。对于那些已经被开除或者受到开除威胁的党员，对付他们的方法要比单纯的肉体折磨阴险得多。在平均时间长达三天的“讨论”中，中央监察委员会运用了一种把心理攻势和肉体恐怖结合起来的特殊手法；一边是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处以死刑的威胁，另一边则摆着国外待遇优渥的职位。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处理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的时候，讨论连续进行了八天之久。在党的教条方面提出极其繁琐复杂的问题，打动被审查者的爱国心，提醒他们如果他们失去党员身份，他们的孩子就会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不断逼迫他们谈出其他反对派分子的一切情况——在长时间进行这样的审讯之下，比较软弱的人一般是经受不住的，最后总难免低头。
这种忏悔者的检阅，这种为三十年代做样子的审判所作的彩排，使斯大林的监察委员会有机会打垮了很大一部分反对派。许多被开除的人恢复了党籍。
“以这种方式〔奥尔忠尼启则报告说〕，我们恢复了百分之九十被开除的人的党籍。我们用这一只手打击反对派，把他们开除出党，同时，监察委员会又用另一只手——上面已经说过——恢复了他们所有人的党籍。这种情况发生在好些地区，例如在外高加索，我们几乎恢复了全部反对派分子的党籍。”
[27]
在反对派看来，这种相对说来算得上宽大的措施是一个吉兆，因为这反映了他们在党内的影响。可是，恢复他们的党籍还有另一个目的：故意让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以好像是自由的党员身份到处活动，这样，反对派分子以及他们的一切联系就都沦入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掌握之中。
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以上述方法使联盟的支持者就范的同时，斯大林也加强了操纵群众的活动。革命前每个家庭用来供奉圣像的角落，这时已改变性质；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代替了圣徒像，但是鼓励人们仍旧保持那种顶礼膜拜的情绪。在这一时期，工厂中的这种所谓“红角”从七千个增加到了四万二千个。各种军事辅助组织相继建立起来——有“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协会”（一个研究化学战和空战的团体）、射击俱乐部等等。加强了电影和无线电宣传。[28]共青团在莫斯科的大街上组织检阅和联欢。妇女组织和少先队受到更多的注意；对学校儿童灌输党的最新路线。
最后这一点可以用一件和我个人有关的趣事来表明。我这一时期在莫斯科的时候，时常去看我的好朋友施克洛夫斯基。他是列宁流亡国外时的亲密同志，1923年俄国驻汉堡领事，季诺维也夫和德国左派的忠实朋友。这个经验丰富的老人把繁琐复杂的教条主义讨论一手拨开，下了一句简单的结论：情况越来越糟了。他在中央监察委员会担任化学家，对党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化具有深刻的了解；在他看来，除非他们开始打破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国内的恐怖统治，否则，党的一切纲领都不过是废话。施克洛夫斯基在西欧住过若干年，会说德语、法语和英语。他是一个性格极其正直的人，一个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优秀典型。我时常到他家里去——那是一套三个房间的简朴住所，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三个十多岁的女儿住在一起。有一天，他最小的女儿（才十二岁）放学回家时，完全被老师讲的话弄糊涂了，因为老师谈到路特·费舍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而她却知道我是时常和他父亲一起吃饭的婶子；她向我问了几个问题，但她当然没法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我留在莫斯科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没有再到施克洛夫斯基家里或银林的别墅里去玩过；我们经常在公园里会面。
在国际范围内也展开了操纵群众的新活动。特别是访问苏联的工人代表团，在作为宣传工具方面变得更为重要。1927年11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苏联之友世界代表大会。在来自四十三个国家的九百四十七个代表中，德国一百七十三人，法国一百四十六人，英国一百二十七人；他们当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11月13日，斯大林和来自德国、法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芬兰、丹麦、爱沙尼亚、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八十名工人组成的代表团进行了长达六小时的谈话。[29]
第四国际？
在国际范围内，联盟计划于1927年底在柏林召开一次左派共产主义者国际会议。这样，反对派在俄国的政变就能得到国际支持；新领导集团将作为国际的而不是民族的共产主义者取得政权。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对准备这次会议尤其关心；他利用大使馆的密码和信使，把他对召开会议的看法通过伊斯坦布尔的萨法罗夫[30]传达到各国。
成立一个支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国际联盟的前景，在1926—1927年看起来是非常良好的。最大的困难是同俄国反对派分子保持联系，在这方面，许多苏联机关工作人员不惜冒丧失工作和自由的危险，突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封锁把有关的材料带出来。在柏林商务代办处工作的图罗夫[31]在这方面很有帮助，卡普林斯基和伊萨耶夫也和他一样。作为铁路技术专家被派去参加日内瓦某委员会的彼烈韦尔捷夫，有一张可以在欧洲的所有车站通行无阻的护照。我们在柏林收到了各处联盟支持者送来的材料——从罗马、从巴黎、从驻巴尔干诸国的大使馆、从英美；我们同中国托派的联系尤为密切。
被斯大林送出国的反对派分子大都设法绕一下柏林，因此，我们同他们全都见了面，并且安安静静地讨论了联盟的问题。譬如说，我在柯伦泰去挪威途中见过她。她给我们的印象是：性格软弱而感情易于冲动，只是出于对反对派政治目标的模糊同情，她才和他们站到一边；因此，当她变节支持斯大林时，我们并不感到惊讶。1927年初，托洛茨基的一个密友松采夫[32]被调到柏林。他是一个极聪明的年轻人，一个狂热的托洛茨基信徒，在同他进行许多次热烈讨论（例如关于不断革命论的讨论）时，我们发现他同卡普林斯基或彼烈韦尔捷夫那类季诺维也夫分子有很大不同。[33]
1927年夏末，当加米涅夫假道柏林去罗马时，我们拟出了召开柏林会议的详细计划。大概是在下一个月内，我们同各国的反对派集团进行了联系——在法国是阿尔伯特·特兰特，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两派，一个是以阿洛伊斯·诺伊拉特为中心的苏台德区德国人集团，一个是围绕着青年领袖卡尔·米察利茨的集团；在奥地利是由约瑟夫·弗雷领导的集团。我们预备在会上提出的纲领，将部分取决于俄国的发展状况；假如联盟重新执政，那么，左派共产主义者就将回到一个统一的共产国际中。如果联盟不能取得胜利，即使在俄国还不可能成立第二党，我们也打算建立一个左派共产国际，作为在俄国继续进行地下抵抗的基础。
通过和这许多集团的联系，我们听到了联盟内部所谓“极左翼”的意见，在他们当中有——譬如说——萨法罗夫和姆拉奇科夫斯基[34]以及许多托派军官。这派人认为，斯大林是不得人心的，他只能依靠恐怖手段在反对派面前保住政权，而他对于使用恐怖手段也是无所顾忌的。只要斯大林集团还执掌政权，对反对派的潜在支持就大都不敢表示出来。因此，他们不赞成举行任何街头示威或非法会议，而主张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其他几个重要城市突然采取行动，把总数只有几百名的领导人同时逮捕，然后发布临时政治局的宣言。只有到那时，到党摆脱了对国家政治保卫局恐怖手段的恐惧以后，一次正规的党代表大会才能有充分民主的内容，而这个集团相信，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将使反对派获得绝对多数。
马斯洛夫和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因为它等于把联盟的成败孤注一掷地放到了一次冒险行动上；如果政变失败，斯大林将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敌人消灭干净。我们认为，当极权主义统治正在俄国日益建立起来的这一时期，反对派分子应该固守阵地，实行一种沉默抵抗的政策，直到日益临近的欧洲危机造成最有利的行动时机。我们的德国同志彼此间存在着许多细微的意见分歧，但在他们当中却普遍流行一种“非此即彼”的情绪。不是在德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共产党——这个党的中心任务将不仅是支持俄国反对派，而且要在德国工人中起重要作用。就是回到原来的队伍中去——考虑到俄国反对派领袖的不断投降及其在德国的影响，从此放弃派别分歧的斗争，回到正统的共产党中，共同为反对日益增长的纳粹危险而斗争。有的人走上前一条路，致力于维持一个小集团——像这样的小集团，在纳粹执政前的德国很快出现了十多个；有的人选择了后一条路，转而为建设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出力。当同，不论是在德国或整个西方，都没有人充分体会到反对派在俄国面临的困难；人们往往以自由主义民主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的行动，而没有想到这些行动是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恐怖镇压越来越厉害的情况下采取的。
在俄国，反对派加强了他们的地下工作。在姆拉奇科夫斯基的指导下，他们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秘密印刷所；有些传单甚至就是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印刷所里印刷的。反对派为自己的成功所鼓舞，试图在这种危险的联盟和挑唆之间采取一种走钢丝的政策。斯大林政权展现出的恐怖，引起了恐怖机器本身的内部抵抗；两个国外间谍伊格纳斯·瑞斯[35]和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1937年的叛变，为俄国恐怖机器内部的长期紧张状态提供了为时已晚的证据。[36]
反对派策划了一场新的“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由八十三个反对派主要领袖签名提出的一份政纲在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散发开来，并且得到了——尽管存在着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恐怖——相当可观的支持；例如在哈尔科夫，就有一百八十名党员敢于在政纲上签名。
“在一切反对派的政纲中，”斯大林写道，“这个政纲要算是最虚假最伪善的了……
在口头上，即在政纲中，他们并不反对党内统一并表示反对分裂，但在事实上，他们却极横蛮地破坏党内统一，进行分裂路线，且已成立有自己特殊的反列宁主义的秘密党，而这个党分明是会变成为一个反苏维埃的、反革命的政党的。
在口头上，即在政纲中，他们赞成工业化政策，甚至责备中央没有采用充分迅速的速度进行工业化，但在事实上，他们却笑骂党关于争取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的决定……
在口头上，即在政纲中，他们赞成集体农庄运动，甚至责备中央没有采用充分迅速的速度进行集体化，但在事实上，他们却讥笑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
[37]
在“八十三人政纲”上签名的只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工人反对派虽然和托—季联盟保持联系，却致力于加强自己的组织，这样，即使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退出斗争，他们仍旧能够独立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局。几个月以前，民主集中派集团曾经颁布过一个“十五人政纲”，其内容围绕着下列主要三点：（1）国家党已经蜕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因此，为争取另一次党内多数、争取获得党内合法地位而作的斗争是徒劳无益的，是一种愚蠢的抵抗形式，这只能把反斯大林的干部驱进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陷阱，使工人疏远反对派联盟。（2）国家党的蜕化表明了十月革命的终结，这个革命已经为一个踩着它的肩膀爬上去的统治阶层所出卖。（3）在俄国，工人事实上从没有执掌过政权，但十月革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本来可以建立工人社会的基础。现在，这一基础已经为斯大林主义反革命所摧毁，工人已经重新沦为一个同独裁国家相对立的阶级。他们必须组织反抗敌对国家政权的活动；他们表现建立一个真正的工人党，其目的不是为了夺取国家政权——在这一时期，他们认为国家政权问题命运什么重要意义，只能引起人们抽象的和理论上的兴趣——而是保卫工人权利不受斯大林主义国家的进一步侵犯。
在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定于12月召开）进行准备时，反对派分子竭力在党员集会上展开活动，发表维护“八十三人政纲”的演说。
“党代表大会计划于12月召开，为它进行了狂热的准备活动。大会召开前，首先是举行一些集会，听取中央全会的报告。只有接到个别邀请的人才能参加会议；那些显然是反对派分子的党员，一概在排斥之列。如果这种预防措施并没有能阻止某些反对派分子出席会议，党机器则雇用一些由流氓分子组成的冲锋队，以喧闹和起哄来打断反对派分子的演说。”
[38]
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使下，这些冲锋队拼命摇铃，高声喊叫，甚至动手打人。还有这样一些同志，据说他们激怒的感情突然爆发了，他们再也不能容忍反对派大放反革命厥词了，于是，他们站起身来，以布尔什维克的热情把反对派的文件撕得粉碎。在某些会议上，还举行了焚烧这些文件的仪式。有时候，当一个反对派发言人刚登上讲台时，电灯便被熄灭了。正如斯大林在他的党史中所说的那样，“党员群众给了反对派分子一个无情的回击，有些地方甚至老实不客气地把他们逐出了会场。”[39]
与此同时，尽管奥尔忠尼启则后来报告说，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被恢复了党籍，开除和放逐仍在继续。“在9月12—13日夜间，国家政治保卫进行了一系列袭击，搜查反对派共产党人和非党工人的住宅。”[40]特别是反对派书记的住宅，时常遭到搜查；国家政治保卫局总是没收他们的打字机，当时，这种工具在俄国还相当稀少。[41]
斯大林的主要策略是设法把许多人扯在一起，尽量株连，使联盟成员不知怎的就和英国间谍、地下白卫分子、在华沙暗杀沃依柯夫的凶手缠到一块。一个例子是：据说托洛茨基同一个叫舍尔巴柯夫的非党分子有联系，这个人是一个前工厂主的儿子，曾和一个前弗兰格尔的军官拉关系，向他要一架油印机，同时，某个特维尔斯柯依也同这个军官有联系，告诉他就要发生一次军事政变了。从这种细微末节的地方开始，加上新的人物，把捏造的政变计划添枝加叶，说得活灵活现，于是，反对派的每一个步骤都被涂上了阴谋色彩。这样，他们的存在本身便被说成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危险：如果他们和什么人会面，那准是策划密谋；如果他们做什么事，那准是抱着推翻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如果他们什么也不干，那只是因为他们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了一种局面，当这种局面发展到最厉害的时候，单是提一提托洛茨基或季诺维也夫的名字就是一种反对派行动。
在不得参加各地支部党内讨论的情况下，反对派组织了自己的秘密会议为代表大会作准备。十月革命的领袖们在工人的两个房间住所中发表演说（为了这种好客举动，主人冒有丧失一切的危险）；有二十到二百名不等的人站着或坐在地板上听他们讲话。当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赶来破坏一次秘密集会时，人们往往把他们请到房间里听大家的讨论。据托洛茨基估计，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一共有两万人左右参加了这种会议。[42]为了试验自己的力量，反对派临时把持了莫斯科技术学校，有两小时之久，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不受阻拦地向两千名听众发表了演说。虽然斯大林有足够的警察驱散这次集会，他并不敢过早摊牌。不过，在莫斯科以外，联盟却不得不停止举行规模较大的非法集会。
斯大林在十月中央全会上的演说也反映出他的地位尚未稳固。
“斯大林：难道我们过去什么时候责备过或现在责备反对派策划军事阴谋吗？当然没有。难道我们过去什么时候责备过或现在责备反对派参加这个阴谋吗？当然没有。
穆拉洛夫：在上次全会上责备过。
斯大林：不对，穆拉洛夫同志，我们这里有关于反党非法印刷所和关于跟这个印刷所有联系的非党知识分子的两个通报。在这两个文件里，你找不出一个字一句话来证明我们责备过反对派参与军事阴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这两个文件里只是断定：反对派建立非法印刷所，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生联系，而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又跟策划军事阴谋的白卫分子有联系。”
[43]
不过，同一次中央全会还是取消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中央委员资格。
当时正处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十周年前夕，全国各地都在组织群众游行。党的所有领导人都在列宁格勒出席中央全会，因此，在塔夫里达宫面前举行了一次官方庆祝大会。在领袖们分乘汽车挨次检阅游行队伍时，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有意识地选择了最后一辆汽车，这样，他们就和前面车子上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分隔开来。他们的支持者簇拥住了最后这一辆汽车，向联盟的两个领袖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他们在离开游行队伍时情绪很高。
斯大林在11月7日纪念日到来之际，玩了一手旨在平息国内不安的花招。在一篇中央委员会宣言中，一系列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措施（首先是七小时工作制）被庄严宣布为社会主义俄国的法律。宣言答应豁免贫农的赋税，并保证国家援助他们改善生活处境。早在10月1日，作为这种手法的一部分，已经对轻罪罪犯宣布特赦。这种“转向左边，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转变，表面上似乎采纳了反对派的纲领，却对摧毁反对派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反对派支持者在10月27日的列宁格勒庆祝会上表现出来的热情，使联盟的领袖受到鼓舞，决定打出他们的最后王牌。按照俄国以外的一般共产党策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决定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组织反对党中央的街头示威。对斯大林政策的不满是如此普遍，因此他们希望，这两个地方的示威将扩大到其他工业中心，从而迫使党的统治阶层让步。“离开小型的秘密会议，走上街头去公开示威！”他们预备了传单招贴，组织了人员，指定了演说者。
在柏林，当马斯洛夫和我从充满乐观主义情绪的赫尔茨贝格[44]那里听到这个计划时，我们送信给季诺维也夫说，在我们看来，他们的计划不会成功，而如果计划失败了，斯大林的报复就将使他们永难再起。虽然我们当时认为这种计划是不成熟的和危险的，我今天却承认赫尔茨贝格以及和他同样乐观的俄国人，比我们更了解斯大林的数字上的多数和他在俄国获得的实际支持是如何名实不符。国家党的孤立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它和大多数人民之间的裂痕已经公开显露。即使游行示威不能达到它的直接目的，它也会使斯大林受到威慑，削弱和推迟他的种种计划。
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到来之前的一周中，又通过逮捕进一步打击了反对派干部。赤裸裸的恐怖出现了。突然从柏林商务代办处被召回的图罗夫，在莫斯科附近被人杀死了。在计划举行示威的前几天，中央监察委员会迫使反对派的好几个重要成员——包括克鲁普斯卡娅、索柯里尼科夫和扎卢茨基——宣布投降。
当托洛茨基出现在莫斯科街头时，许多人向他扔烂苹果。他到哪里，哪里就发生斗殴，结果，游行示威变成了一次骚乱。为这种“骚乱带”所包围，他始终没有机会向群众讲话。“一个警察假装发出警告，公然向我的汽车开枪。”[45]在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卫局干得更出色。组织的捣乱是如此奏效，以致警察觉得有必要在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上街以前对他们实行保安羁押。在游行期间，他们始终被锁在屋子里，并且有一大队武装卫兵守在房屋前面。
这样，“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便以惨败告终。正如波波夫所说，“通过11月7日的走上街头，反对派对自己宣布了甚至更具有毁灭性的判决。它在自己的死刑执行书上签了字。”[46]
四天以后，向反对派发出了另一道最后通牒：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维护党的路线；不得在党外进行任何讨论。也不得在党内进行讨论：反对派的秘密集会再次遭到禁止。当国家政治保卫局正以上述方式在反对派领袖和所有会听到他们讲话的人之间建起一道铜墙铁壁的时候，柯伦泰以一篇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为她在外交机关的美差付出了代价，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群众不相信反对派》。
11月14日，恰恰在反对派策划的游行过去一星期以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
两天后，托洛茨基的密友越飞自杀。上层领袖被开除后，全国各地的追随者便遭到了极端恐怖的镇压。决定一个被告命运的，不是他的罪行而是他的个人价值——他在联盟组织中的重要性，他在工人同伴中的声望，他的智力和道德品质，等等。坚强的性格必须被粉碎，知识水准高的人必须被断绝一切情报来源，得人望的人必须从原来的环境中被调走。这样，通过从单纯的降级到处以死刑等各种措施，国家政治保卫局确确实实地大加挞伐，把残余的反对派打得土崩瓦解。对那些“完全”投降的领袖说来，总是有可能重新做人——在一段短时期内。
托洛茨基放逐中亚细亚
反对派被粉碎了，它的领袖被开除出党，它的许多中级领导人被逮捕或杀害，它的基层队伍被吓得噤若寒蝉。此外，对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择，甚至比对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择还要严格；那些甚至只是在次要问题上对反对派观点流露出丝毫同情的人，都遭到了清洗。单是口头上拥护斯大林的政策是不够的；选择代表时正如逮捕反对派分子时一样，主要的取舍标准是他们的个人作用。代表大会是经过严密布置的，因此，它无疑会使斯大林获得压倒多数。可是，斯大林仍然感受到全国沉默抵抗的压力，他感到需要给代表大会打一针麻醉剂。从那时以来在官方党史中被称为“广州公社”的发动，就是所提供的这种刺激。
蒋介石在4、5月刚背叛以后，斯大林就派了他的一群追随者去中国，看看从一团糟的局面中还能救出哪些东西。在这些人当中有德国人海因茨·诺伊曼，他当时是俄国新领袖的狂热信徒。他在广州放了一系列特殊的焰火，转移开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想起斯大林的政策在中国的大失败。
在革命高潮期间，中国共产党一丝不苟地遵循斯大林的指示，像一根尾巴一样跟在国民党后面，可是时机一到，蒋介石便一刀割断了这个讨厌的累赘。现在，既然革命已被粉碎，既然数以万计的中国共产党人已被屠杀，斯大林便向左转了。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老的领导受到谴责（因为他们太忠实地遵循莫斯科指示了），新的领袖命令全党准备立即举行暴动。
在中国革命高潮期间，斯大林曾宣布：有了国民党这样一个组织，就可以毋需建立苏维埃。现在，到1927年12月，他又命令建立苏维埃了。定做出来的“广州公社”只存在三天，就被蒋介石淹没在血泊中。诺伊曼和他的俄国朋友逃之夭夭，但广州共产党人为了以革命口号装饰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会场，却付出了他们的生命。迟至1928年2月7日，《真理报》还写道：“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向武装起义。中国的整个形势证实了这是正确的路线。”[47]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于1927年12月2日召开，举行了两个多星期。八百九十八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七百七十一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代表着大约八十九万正式党员和三十五万名候补党员。有一半代表（八百八十九人中有四百四十九人）是第一次参加党代表大会；他们根本不懂得怎样去衡量大会议程的布尔什维克现实主义。正如官方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干部经过了全部更新。”[48]党工作人员在代表中所占的比例，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百分之七十降为百分之四十五；工人的比例从百分之五增加到百分之十八。1917年以前入党的代表在上次代表大会上是百分之五十九，现在只有百分之三十八。
按照官方统计数字，投票拥护斯大林的党员有七十二万四千人，拥护反对派的只有四千人，即不到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一。[49]国家政治保卫局干的很出色。但是，正同过去一样，由不能自主的代表凑成的数字上的多数不一定就具有决定意义。在代表大会开幕后头几天，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都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失败深度；他们都还幻想影响一部分代表，从他们的表面大溃败中挽救出一个有活动能力的少数派。他们感到，只有在反对派再次保证服从党纪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因此，代表大会一开幕，联盟就正式宣布对党忠诚服从，斯大林立即把这说成是“完全解除武装”。
斯大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报告。为了配合他的报告，布置了适当的背景：“前乌克兰反对派成员”克里契夫斯基的一份文件被散发给代表，克鲁普斯卡娅发言谴责反对派，布哈林引证了列宁的一封信。斯大林集中攻击反对派希望保持“党的统一”——也就是保持党内合法地位的要求。他指出联盟本身就存在分裂——同各种工人反对派集团、同马斯洛夫—费舍集团的决裂。他尽量强调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间的一切分歧，新的或旧的，真的或假的，私人间的或政治上的，一条也不放过。尽管对整个反对派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他的弦外之音还表明一点，即托洛茨基同老布尔什维克们比起来，是罪恶最大的人。
当托洛茨基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拉科夫斯基登上讲台时，迎接他的是一阵鼓噪。人们不断地叫喊“可耻！分裂者！反革命！”使他无法讲话。他的声明被一片吵闹声淹没，并且不让他延长发言时间。在他演说结束时，又响起了一片叫骂声：“你退党吧！把他拖下台！讲台不是给孟什维克预备的！把他拖下去！把他拖下去！”[50]
叶夫多基莫夫反对开除像季诺维也夫这样的领袖。喊声：“普列汉诺夫也是一个领袖，他还不是照样走错了道。”来自列宁格勒的代表基洛夫，讥笑拉舍维奇和他的“登山训众”[51]（指反对派的林中会议）。他指着萨法罗夫，说他曾在列宁格勒的纳尔瓦区组织秘密集会。
接着，加米涅夫走上讲台，企图作一次最后挣扎，挽救联盟的合法地位。他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联盟是否打算成立第二党？只有“老近卫军”，反对派中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才被认为有能力实现这一计划，因此，对它的态度要比对托洛茨基分子好一些。在加米涅夫讲话时，台下的起哄要少一些；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甚至注意听他的发言。我们不要建立一个第二党，他说。我们愿意和解，因为苏联正面临着危险。反对派在党内构成一个少数派集团，因此，当我们要求和解的时候，我们就是提出挽救党——同时也是挽救国家的适当措施。我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但现在，我们愿意服从多数的意志。
加米涅夫对逮捕反对派分子提出强烈抗议。
“目前存在着这样一种局面：像姆拉奇科夫斯基那样的人被关进了监狱，我们则还保有自由——这样一种局面不能再存在下去了。我们是同那些同志一起战斗的；我们为他们的一切行动承担责任；……不可能把他们和我们分开。情况就是如此。你们要是硬把我们分开，你们就失去了对我们的尊重。”〔喊声：从10月16日以来，我们对你们就没有什么尊重可言了。〕
[52]
加米涅夫的态度是尊严的；他没有放弃反对派的政治纲领，但是努力争取保存它的合法地位。他婉转提出的要代表们再次同联盟妥协的建议遭到拒绝，但他给代表们留下了较好的印象，至少使某些反对派分子没有被立即流放到西伯利亚。
当这位老近卫军最后一次登上合法的讲坛发言时，对斯大林说来是一个危险的时刻。正如斯大林十分了解的那样，加米涅夫一直是列宁最亲密的私友。列宁去世时，曾亲自委托他编纂自己的著作和负责其他许多工作——同托洛茨基联系只是其中之一。因此，把加米涅夫开除出党不仅象征着同革命的过去、而且象征着同列宁本身割断关系；对于这样一种步骤，连不择手段夺取无限权力的斯大林集团的无赖们都迟疑了片刻。
加米涅夫一讲完话，李可夫立即站起来发言，以消除他所造成的印象：
“加米涅夫同志的讲话内容，是由托洛茨基党的非法的中央委员会决定的。从他的讲话中可以明显看出，反对派中央作出的决定不是投降，而是竭力要保存它今后在我们党内的合法地位（同时原封不动地保存孟什维克思想），以此来掩盖它的非法活动。〔喊声：听啊！听啊！〕这是对加米涅夫同志的演说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
在演说的最后一部分，李可夫特别攻击托洛茨基的克列孟梭公式，并竭力把他和加米涅夫分开。他说：反对派分子是分成三个房间商量问题的，等各个集团本身商量妥了，才最后凑到一块。他们把本集团的纪律看得高于党纪，他说。
“难道他们不知道，通过这种反党反政府的街头示威，他们是在准备和组织推翻政府的活动吗？……事实上，他们所组织的就是一般所说的内战。”
[53]
每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发言都强调，再也不能听信反对派保证服从党纪的声明了。玩弄手段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所要求于他们的是完全投降。这种话主要并不是说给反对派听的，而是为了警告斯大林本集团内部的动摇分子。
保存党内合法地位的幻想很快便全部消失。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避免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因为联盟的领袖一到那里，就将同国内外的支持者失去一切联系。在粉碎反对派过程中的这一时刻，我们见到了斯大林所独有的那种手法。在口头上说，联盟已经完全失败，已经为代表大会的决议所摧毁，但在事实上，斯大林本人却又和反对派进行协商，谈判投降条件。在党纪的幌子下，他要求已告瓦解的联盟中的个人给予协助，使那些还在动摇不定的分子完全投降。谈判中使用的钓饵总是答应将来恢复他们的地位，十年以后，当同一批人中的大部分从监狱中被解往克里姆林宫补充他们供词的细节时，又使用了同样的诱惑手段。
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前，斯大林就向反对派提出了明确建议：如果他们的投降十分彻底，把他们排斥在党外的时间便不会很长——日后将考虑恢复他们党籍的问题——联盟领袖将被允许留在莫斯科。在对待这项建议的态度问题上，反对派分裂成两个集团。托洛茨基拒绝接受建议；他说，这样一种声明只能加速反对派力量的士气完全瓦解，而不会减轻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恐怖镇压。季诺维也夫集团则再次决定争取得到另一个喘息时机。在代表大会的后一个阶段，反对派提出了两个政纲。在政治问题上，两个政纲的措词几乎完全相同；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附加了一个表示对党忠顺的声明。斯大林终于达到目的：联盟被分裂了。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把反对派全体开除出党。大会决定：
“指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当已被开除出党的前反对派领导成员请求恢复党籍时，只接受个别向党呈递的申请书，并且至少须经过六个月的考查，认为申请者符合下列要求以后，方得恢复他们的党籍，其要求是：（1）呈递申请书的人必须言行一致，他们的行为必须符合他们在声明书上所作的保证；（2）前反对派分子的声明书本身，必须完全与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要求相一致……因此，必须以放弃八十三人政纲、9月3日政纲和十五人政纲为基础。”
[54]
按照官方统计，有二千五百多人呈递了与反对派断绝关系的声明书。
托洛茨基不得不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争取另一次喘息时机的企图付出代价。斯大林立即利用了联盟的分裂，挑出托洛茨基来特别加以严惩。这样，季诺维也夫便枉费了心机；只有斯大林从分裂中得到好处，因为他趁机除掉了和他争夺国家权力的最危险对手。
国家政治保卫局通知托洛茨基，他将被流放到中俄边界上的阿拉木图，该地离莫斯科有二千五百英里，距离最近的火车站也有一百五十英里。在预定他动身的那天，即1月16日，车站上发生了一次同情示威，他的流放不得不宣告延期。这一国家政治保卫局没有能够遏制的事件，在政治局里几乎引起了恐慌；假如托洛茨基继续留在莫斯科，他们害怕国家政治保卫局促成的代表大会的一致会当着他们的面土崩瓦解。据托洛茨基说，斯大林穷凶极恶地责成布哈林把他最后送走。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把他从住所里硬拖了出来，他的住所已经完全同外界隔绝，只有他的儿子谢多夫[55]提出了唯一的抗议，大喊“他们把托洛茨基同志押走啦！”他从一个郊区车站上车，没有人知道开走的火车里载着托洛茨基。
国际左派的柏林会议
正当俄国党内进行这一斗争之际，曼努伊尔斯基和德共左派之间的斗争也逐渐接近高潮。单是在德国问题上，斯大林主义党和各种左派共产主义集团之间的分歧在1927年并不足以构成建立第二党的基础。与此相反，谈到同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举行公民投票、对帝制派、钢盔团以及其他民族主义组织进行斗争等问题，双方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可是，尽管如此，这两派之间的斗争仍然很尖锐；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他在俄国实行的清洗在德国和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内都重演了一次。1927年初，大约有一千三百名党工作人员被开除。许多重要的地方组织被作为一个整体开除出党——在汉诺威、汉堡—舍夫贝克、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腊特诺、施奈德米尔等地，都发生了这种情况；其余地方的支部也有大批党员被开除，特别是在莱茵—鲁尔区——如多特蒙德、埃森、哈姆、科隆和杜塞尔多夫——以及曼海姆、帕拉廷奈特和东普鲁士。
这些开除措施使党深受震动，把它弄得四分五裂，变成了许多派别和分裂集团。在1927年2月举行埃森代表大会时期，党内外一共有十个共产主义集团，按由右至左的政治倾向排列如下：（1）布兰德勒集团，参加这一集团的有保尔·波特赫尔、雅可布·瓦尔赫尔、萝茜·沃尔夫施泰因和阿图尔·罗森贝格。[56]（2）恩斯特·麦耶尔集团，是布兰德勒倾向的比较调和的翻版。（3）党官僚集团——威廉·皮克、瓦尔特·乌布利希、阿图尔·埃维特和汉斯·菲弗尔。[57]（4）台尔曼集团，包括菲利普·邓格尔、海因茨·诺伊曼、恩斯特·施耐勒、特奥·诺伊鲍尔[58]、海因里希·许斯金德[59]和卡尔·沃尔克[60]。（5）开姆尼茨左派，由保尔·贝尔茨[61]领导，在柏林和科隆也有它的集团。（6）左派反对派，领导者是阿尔卡季·马斯洛夫、胡戈·乌尔班斯和路特·费舍。（7）汉斯·韦贝尔[62]领导的帕拉廷奈特极左派集团。（8）保尔·克特[63]领导的一个极左派集团，其主要力量在柏林的无产阶级郊区维丁区。（9）卡尔·科尔施领导的极左派集团。（10）主要力量在柏林的恩斯特·施瓦茨极左派集团。这些派系中有一部分是人为的产物；特别是韦贝尔和克特集团，就是曼努伊尔斯基一手培植起来的。事实上只存在三种原则分歧：主张同社会民主党密切合作的右派，主张同莫斯科密切合作的中派，主张德共政策既独立于施特莱斯曼也独立于斯大林的左派。
事实上，在埃森代表大会以前，曼努伊尔斯基早已完成分裂德共的工作，而埃森大会只不过是批准了已经做的事，并且把它全部做完。尽管经过了十八个月的激烈斗争和几千党员被开除，一百三十三名代表中仍有十名左派。在大会上，左派反对派的最后一个代表也被开除了；在莫斯科的老板完全击败反对派联盟前十个月，曼努伊尔斯基就在柏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反对派分子是在十八个月的时间内被陆续开除的，他们分裂成为许多小集团，每一个集团都以为自己那种特别噜嗦的宣言回答了要求问题，结果，这就阻碍了它们如现实所要求的那样团结起来。有时候，它们的议会议员也像一个集团那样进行合作，但此外便很少采取共同行动了。这种反对派彼此分裂的现象——一部分是莫斯科操纵的结果——在共产国际所属的每一个党内全都存在；两年以后，布哈林领导的国际右派反对派也为相同的方法所瓦解。由于他们还摸不清斯大林主义党的底细，反对派要了一些实在是很笨拙的花招；只有在接受了冷酷事实的教训以后，他们才懂得同一个极权主义政权是不能这样斗争的。
在1927年的整个夏季和冬季，我们一直在团结欧洲左派，准备在莫斯科举行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同时在柏林召开一次国际会议。11月中旬，季诺维也夫分子萨法罗夫从伊斯坦布尔到达柏林，他批评了托洛茨基分子松采夫，认为组织欧洲左派的工作进行得太慢了。从此以后，工作不得不加快。我们在12月初开会；出席会议的有二十名左右来自各地大使馆和商务代办处的俄国同志，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左派代表。
作为会议主席，萨法罗夫就召开会议的背景作了报告；他说，现在已经快到最后关头，是开始组织一个新国际的时候了。可是在他演说到一半时，有人交给他一份莫斯科来的电报。萨法罗夫看了看电报，脸上立刻变了色；他显然是勉强地控制住自己，继续报告下去，但完全改变了报告的内容。这时，他忽然强调起遵守党纪的必要性，而且话题转得如此巧妙，以致一部分代表看不出发生了什么问题。马斯洛夫插嘴问道，是不是又要来一次投降。萨法罗夫否认这一点。可是，他和马斯洛夫已经写好的那份准备交由会议发表的作为一个新国际成立起点的宣言，却始终没有拿出来让大家签名。俄国反对派联盟的垮台，事实上也就宣告了欧洲左派共产主义者阵营的崩溃。[64]
[1] 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在二十年代中期脱党，成为一个反斯大林社会主义团体的领袖，并被该团体选入荷兰议会。纳粹占领期间，他同另外六个同志一起被捕；他被盖世太保杀害，在牺牲时，他表现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关于他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可参看哈罗德·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伦敦1938年版，第61—65页。——原注
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1883年5月14日——1942年4月12日），化名马林（Maring），荷兰工会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参加荷兰共产党。曾帮助成立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党。193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与独立社会党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 Socialistische Arbeiderspartij）。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后，斯内夫利特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4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4月12日英勇就义。
哈罗德·罗伯特·伊萨克斯（Harold Robert Isaacs，1910—1986），汉名伊罗生，美国记者、政治学家、托洛茨基主义者。192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29—1930年任《纽约时报》记者。1931年赴中国访问，先后担任《大晚报》和《大陆报》编辑，后主办《中国论坛》杂志兼哈瓦斯通讯社驻上海通讯员。1933年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1934年起支持托洛茨基主义。1935年出版《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同年6月赴法国考察，后赴挪威看望托洛茨基，并与之结下深厚友谊。回国后曾任法新社驻美国翻译。1943年起历任《新闻周刊》杂志副主编、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兼政治学教授等职务。1980年回到中国访问。1986年在美国逝世。
[2]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Михаил Маркович Бородин，1884年7月9日——1951年5月29日），原姓格鲁森贝格（Грузенберг），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被捕，1908年流亡美国，十月革命后回国，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3年5月任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1927年7月回国，他是共产国际的右倾路线的具体执行人，对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1949年被捕，死于狱中，后获平反。
[3]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出席的十三名代表中，有现在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在1924年，也就是共产党并入国民党的那一年，中共党员还只有一千人左右。——原注
[4] “你们知道政府里有两名共产党部长……后来，他们……便不再到部里办公，自己根本就不露面，而让成百的职员代替他们工作。在这两位部长活动期间，没有颁布过一项有利于工农的法律。这种应该受到谴责的活动，以一种更应该受到谴责的可耻结局而告终：最后，这两位部长竟一个宣布因病不能视事，另一个声明要出国游历；……他们并没有通过一项政治声明宣布辞职。”契塔罗夫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转引自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纽约先锋出版社1932年版，第286页。——原注
拉斐尔·莫夫瑟索维奇·契塔罗夫（Рафаэль Мовсесович Хитаров，1901年12月15日——1938年7月28日），1916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0年被捕，被迫流亡德国。1921年回国。1921年进入青年共产国际工作，并被派驻德国。1928—1930年任青年共产国际主席。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7年7月任联共（布）车里雅宾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1月被捕。1938年遇害。1955年平反。
[5] “假如1905年在俄国存在着类似现在中国左派国民党这样的广大革命组织，那末可能在当时俄国就不会有苏维埃了。……由此应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应得出这个结论：中国左派国民党对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1905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斯大林在1927年6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73—274页。——译者注）——原注
[6] 阿尔伯特·魏斯博德：《夺取大权》，纽约1937年版，第1001页。——原注
[7] “蒋介石在1926年3月发动广州政变（关于这次政变，我们的报刊只字不提），使共产党人沦为国民党的可怜附庸，甚至要签字保证不批评孙文主义，在此以后，他居然还恬然自若地——这的确是一桩值得惊异的小事！——坚持要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在准备充当刽子手的时候，他要借用一块世界共产主义的招牌——他也果真把这块招牌弄到了手。蒋介石和胡汉民领导的国民党真的被接纳进了（作为一个‘同情’党）共产国际。”（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270—271页。）——原注
[8] 尼·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308页。——原注
[9] 皮埃尔·莫纳特（Pierre Monatte，1881年1月15日——1960年6月27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法国总工会创始人之一，革命工团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当过印刷工人，1904年与阿尔丰斯·梅雷姆（Alphonse Merrheim）共同创办《工人生活》（La Vie Ouvrière ）杂志。起初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逐步转向社会主义。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十月革命接受共产主义，1919年4月在法国总工会内部建立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 syndicalistes révolutionnaires ）。1923年参加法国共产党，与苏瓦林和罗斯默关系密切。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与苏瓦林和罗斯默被一起开除出党。1925年创办《无产阶级革命》（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杂志。
[10] 党员的准确数目是59,967人，而1925年1月举行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时只有964人。在1927年，53.8%的党员是工人，其余大部分是学生。同一时期，共产主义青年团拥有35,000名团员，参加童子团的有120,000名儿童。——原注
[11]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290页。——原注
[12] 转引自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314—315页。——原注
[13] 阿尔柯斯（Arcos）是苏联合作社代表团于1920年在伦敦设立的股份公司的简称。——原注
[14] 彼得·拉扎列维奇·沃依柯夫（Пётр Лазаревич Войков，1888年8月13日——1927年6月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战斗小队。1907年流亡瑞士。一战期间是孟什维克国际派。1917年回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期间任叶卡捷琳娜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年11月任叶卡捷琳堡市杜马主席。内战期间曾投票赞成处决沙皇尼古拉二世家庭。1919—1921年任苏俄中央消费总社副主席。1921年参与签署《里加和平条约》。1922—1924年任驻加拿大外交代表。1924—1927年任驻波兰大使。1927年6月7日在华沙被一名流亡波兰的立宪民主党人鲍里斯·索弗洛诺维奇·科弗达（Бори́с Софро́нович Коверда́，1907—1987）暗杀身亡。
[15] 雅克·多里奥（Jacques Doriot，1898年9月26日—1945年2月22日），192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1年至1923年任共青团驻莫斯科代表，1923年当选为法国共青团书记。在任上大力推行“布尔什维克化”。三十年代初因鼓吹人民阵线，于1934年被开除出党。此后开始倒向极右阵营。1936年成立了极端民族主义政党法国人民党（Parti Populaire Français），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积极投靠纳粹德国，盟军解放法国后逃往德国，1945年2月22日他乘坐的汽车被盟军飞机扫射，他当场身亡。
[16] 1942年被盖世太保处决。——原注
[17] 让·克雷美（Jean Cremet，1892年12月17日——1973年3月24日），早年担任铜匠，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一战期间被征入伍，退役后参加反战活动。192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起与越南共产党人建立联系。1924—1927年任法共中央副总书记。1926—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期间在法国为共产国际c设立情报网络。1927年情报网被破坏后流亡苏联。1929年赴上海，组织远东情报网络，同越共和中共合作。1931年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情报网被破坏后，脱离共产国际，在马尔罗夫妇的帮助下回国。西班牙内战期间赴巴塞罗那访问。法国沦陷后参加抵抗运动。二战后移居比利时。1973年在布鲁塞尔病逝。
[18] 亚历山大·格里高利耶维奇·巴尔明（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армин，1899年8月16日——1987年12月25日），内战期间参加红军，22岁时即担任旅长。后来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后进入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37年叛逃国外，1941年参加美国陆军，1942年加入美国国籍，1943年至1944年在战略情报局工作。1948年至1964年在美国之音俄语部工作。
[19] 亚历山大·巴尔明：《虎口余生》，第161—166页。——原注
[20] 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年9月28日——1929年11月24日），学生时代起便在报上撰写政治评论和文艺评论，并积极参加反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活动。1870年任蒙马特尔区区长。1871年2月当选为激进派议员。同情巴黎公社。1875年任巴黎市议会议长。1876—1893年任众议员，不久便成为激进派领袖。他一贯拥护共和，反对复辟帝制。1897年开始为《震旦报》撰写社论。1900—1902年创办《集团》周刊。1903年6月主持《震旦报》报社工作。积极参与德雷福斯案件。1902年再度当选为参议员，成为参议院中左翼联盟的领袖。1906年10月出任总理兼内政部长。1911年再度当选为参议员，担任外交和陆军委员会委员。一战时持沙文主义立场。1917—1919年任总理兼陆军部长。1920年竞选总统失败后退出政坛。
[21] 阿瑟·韦尔斯利，第一代威灵顿公爵（Arthur Wellesley，1st Duke of Wellington；1769年5月1日——1852年9月14日），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国陆军将领。1828—1830年任英国首相。1834年11—12月任临时首相。1834—1835年任外交大臣。
[22] 沃伊斯拉夫·沃亚·武约维奇（Vojislav Voja Vujović，1897年1月15日——1936年11月3日），出身于南斯拉夫波扎雷瓦茨（Požarevac）的一个铁匠家庭。1912年参加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Srpske socijaldemokratske partije）。1919年参与成立青年共产国际，并担任第一书记。1928年因参加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西伯利亚，1930年重新入党，大清洗中再次被捕，1936年遇害，1959年平反。
[23] 特兰特在六月全会后退出法共；他发表了一本小册子，说斯大林的手上沾满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原注
阿尔伯特·特兰特（Albert Treint，1889年2月13日—1971年10月25日），1908年入伍。1910年加入法国社会党。1919年退役。1920年加入法共。在党内是左派。1923年因反对法军占领鲁尔而被捕。在党内起初支持“三驾马车”，推行“布尔什维克化”。1926—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7年回国后支持联合反对派。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1年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1932年被开除，另行建立了一个左派共产主义小集团。1934年回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激烈反对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法国沦陷后一度流亡尼日尔。二战结束后脱离政治活动。
[24] 维克多·斯特恩（Виктор Штерн，1885年10月29日——1958年3月27日），1904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潜心研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一战时入伍。一战后赴德国。1919年加入独立党。1920年加入德共，参与了鲁尔起义。1921—1922年任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3年定居捷克斯洛伐克，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5—1934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35年移居苏联。1945年被授予红星勋章。1945年回到捷克斯洛伐克。1946年移居德国苏占区，加入了统一社会党。1947—1955年在大学任教。1955年因病重而退休。
[25] 转引自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316页；重点是我加的。——原注
[26] 同上，第317页。——原注
[27] 奥尔忠尼启则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转引自《国际新闻通讯》，1927年，第2881页。——原注
[28] 参看科西奥尔关于组织活动的报告，转引自《国际新闻通讯》，1927年，第2809页以下。——原注
斯坦尼斯拉夫·瓦基塔耶维奇·科西奥尔（Станислав Викентьевич Косиор，1889年11月6日——1939年2月26日），1905年参与工人运动。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参与了十月革命。布列斯特谈判期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9—1920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8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组织局委员兼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7—1930年任联共（布）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1934年任乌共（布）总书记。1930—1938年任联共（布）政治局委员。1938年1月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监察人民委员。同年5月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
[29] 关于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反对派，有两个早经准备好的问题，斯大林对它们充分地作了回答。对另一个问题，“在农民问题上你们想怎样实行集体制？”斯大林回答说：“我们想采取经济、财政和文化政治方面的办法，逐步地实行集体制……在这方面，我们的措施共有三种：通过私有经济、通过合作社和通过国营经济。”（参看《和外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0—191页。——译者注）——原注
[30] 格奥尔格·伊万诺维奇·萨法罗夫从1908年起便是布尔什维克和列宁格勒党组织的成员，他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被放逐到北京，1927年春调往伊斯坦布尔的商务代办处。——原注
[31] 弗拉基米尔·扎哈洛维奇·图罗夫（Владимир Захарович Туров，1896年1月27日——1927年6月10日），原姓金兹堡（Гинзбург），191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月革命后历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日兹德林斯基区委书记和日兹德林斯基区苏维埃主席。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卡卢加省政委、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兼莫斯科执行委员会委员。1919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委员。此后在最高经济委员会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的系统中担任高级职务。1922—1926年任驻德国副贸易代表。1926—1927年任共产主义学院研究员。1927年在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车站遇刺身亡。
[32] 埃利扎·鲍里索维奇·松采夫（Елизар Борисович Солнцев，1897—1936？），苏联历史学家。早年参加了布尔什维克。1926年起是左翼反对派。1933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6年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在流放地开展绝食斗争，逝世情况不详。1964年平反。
[33] 松采夫在1928年被派往美国。1935年回到俄国后，他被送到西伯利亚；在那里，他死于从一个监狱被押往另一个监狱的途中。——原注
[34] 谢尔盖·姆拉奇科夫斯基，1905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曾指挥过击败高尔察克的游击队。他成了乌拉尔军区司令员，后来，在1923年的反托洛茨基斗争中被免职。他于1927年11月被捕，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举行期间正在狱中。他在1936年的审判中被判死刑和处决。——原注
谢尔盖·维塔利耶维奇·姆拉奇科夫斯基（Сергей Витальевич Мрачковский，1888年6月15日——1936年8月25日），出身于革命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民粹主义革命组织“南俄工人同盟”的组织者之一。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二月革命后是叶卡捷琳堡苏维埃成员。1918年加入红军。1923年起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托洛茨基与列宁格勒反对派结盟。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0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3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捕。1936年遇害。1988年平反。
[35] 伊格纳季·斯坦尼斯拉沃维奇·瑞斯（Игнатий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Рейсс，1899年？月？日——1937年9月4日），本名纳坦·马尔科维奇·波列茨基（Натан Маркович Порецкий），曾用化名伊格纳斯·瑞斯（Ignace Reiss）、路德维希（Ludwig）、路德维克（Ludwik）、汉斯·艾贝哈特（Hans Eberhardt）、施特夫·布兰特（Steff Brandt）等。1919年参加波兰共产党，同年开始为红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工作，先后在波兰、奥地利、德国、法国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7月逃亡国外，并致信斯大林，谴责了斯大林的罪行，并宣布参加第四国际，但他同时又保证不会出卖任何苏联特工。9月4日在瑞士洛桑（Lausanne）附近被暗杀。
[36] 斯大林的歌颂者赛耶斯和康恩，在一段最能说明问题的文字中，谈到苏联官僚对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恐怖机器怀有的恐惧：
“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基洛夫于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以后）被捕时，四名苏联秘密警察官员把他们带到了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这些官员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秘密政治司司长莫尔查诺夫、行动司司长巴乌克尔、行动司副司长沃洛维奇和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助理布拉诺夫（在后来的1938年审判中，他同布哈林和雅戈达一起成为被告）。
在逮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过程中，这四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工人员表现得非常奇怪。他们不仅没有在被捕者住所里搜索罪证，而且实际上容许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销毁了许多罪证文件。
更突出的是这四个内务人民委员会人员的来历。莫尔查诺夫和布拉诺夫本身就是托洛茨基—右派密谋组织的秘密成员。巴乌克尔和沃洛维奇则是德国间谍。
这些人是由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亨利·雅戈达特地挑选出来执行逮捕任务的。”见迈克尔·赛耶斯和阿尔伯特·康恩：《大密谋：反苏秘密战争》，波士顿1946年版，第252—253页。
一个警察国家会在警察内部孕育出叛变密谋的事实，在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最后几年中也有所表现。吉泽维乌斯告诉我们，在斯特林克的地窖里，他经常同刑事警察领导人内贝和柏林警察总监冯·赫尔多夫伯爵碰头。这两个人每天都要向盖世太保作例行报告，他们在盖世太保总部的午餐会结束以后，便匆忙——而且屡次不放心地掉过头去张望身后——赶赴地窖开会，策划反希特勒的7月20日政变。参看汉斯·贝恩德·吉泽维乌斯：《死而后已》，苏黎世1946年版，第2卷，第285—358页。——原注
格奥尔基·安德烈耶维奇·莫尔恰诺夫（Георг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Молчанов，1897年3月22日——1937年10月9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0年加入契卡，担任北高加索契卡领导人，格罗兹尼契卡主席。三十年代在格别乌工作，大力逮捕左翼反对派、右翼反对派以及神职人员。1932年镇压了伊·尼·斯米尔诺夫领导的左翼反对派组织和柳京领导的右翼反对派组织。1936—1937年任白俄罗斯内政人民委员兼白俄罗斯军区格别乌负责人。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96年平反。
卡尔·维克托洛维奇·巴乌克尔（Карл Викторович Паукер，1893年1月12日——1937年8月14日），早年担任化妆师。1914年进入奥军。1915年被俘。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契卡。1924年担任安全部门负责人。曾参与镇压左翼反对派。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7年4月被开除出党并被捕，8月14日被处决。
扎卡尔·伊里奇·沃洛维奇（Захар Ильич Волович，1900年12月14日——1937年8月14日），出身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内战期间在克里米亚领导布尔什维克地下战斗队。1919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24年加入格别乌。1924—1925年任格别乌驻土耳其代表。1930年参与绑架流亡巴黎的白军将领库捷波夫。1930—1932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第一部部长。1935—1937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作战部副部长。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2001年平反。
帕维尔·彼得洛维奇·布拉诺夫（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Буланов，1895年2月12日——1938年3月15日），出身于护林员家庭。1916年被征入伍。1917年加入赤卫队。1918年加入俄共（布），同年任因萨尔区粮食部长。1921年任俄共（布）因萨尔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同年参加了契卡。1926—1928年任格别乌第七部部长。1929年参与了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的行动。1934—1936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书记。1934—1937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会议执行书记。1936年参与组织了第一次莫斯科大审判。1937年1月参与组织了第二次莫斯科大审判。同年3月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旋即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迈克尔·赛耶斯（Michael Sayers，1911年12月19日——2010年5月2日），爱尔兰诗人、作家、剧作家。1930年起担任评论员。1939年参与调查了美国的亲纳粹运动。1945年同康恩合作出版《反苏大阴谋》一书。50年代因遭到麦卡锡主义迫害而回国，从事编剧工作。80年代返回美国定居。
阿尔伯特·尤金·康恩（Albert Eugene Kahn，1912年5月11日——1979年9月15日），美国记者、作家。出身于一个犹太富翁家庭。1930—1934年期间在苏联工作。1937年赴西班牙，为共和国军队提供医疗服务。1938年回国后参加了美国共产党。二战期间任美国反纳粹宣传委员会执行董事。1946年出版《反苏大阴谋》一书。50年代遭到非美活动委员会迫害。1962年解禁。
阿图尔·内贝（Arthur Nebe，1894年11月13日——1945年3月3日），出身于教师家庭。一战中入伍。十一月革命后参加自由军团，参与镇压了波兹南起义和上西里西亚起义。1920年退役。1931年加入纳粹党。纳粹党上台后参加盖世太保。1935—1938年任普鲁士国家刑事警察局局长。1936年加入党卫军。1936年起公开迫害吉卜赛人。1938—1944年任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秘书长。1942—1943年兼任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主席。1941年起参与了用毒气毒死集中营犯人的丑恶勾当，同年参加了苏德战争。1944年“七·二〇政变”后被捕并被判处死刑，1945年遇害。
[37] 〔约瑟夫·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中文版，第349—350页。——原注
[38] 《俄国来信》，载于《共产主义旗帜报》，1927年9月30日。——原注
[39] 〔约瑟夫·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中文版，第348页。——原注
[40] 《俄国来信》，载于《共产主义旗帜报》，1927年10月14日。——原注
[41] 俄国当时缺乏各种技术装备的情况，也许可以从一件奇特的轶事上得到最好的反映。列宁的孀妇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曾向全世界呼吁，请求人们为俄国农村提供纺车，她在一种以好几国语言出版散发到世界各地的共产国际官方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共产国际通讯》，1927年，第1863页），在文章中，她描绘了“苏联农村中极其缺乏纺车”的情况，呼吁全世界给予帮助。农妇们一夏天都在田里像奴隶般劳动，到多天也得不到休息。她们坐在那种没有窗户的黑暗草屋里，用人力纺车纺着亚麻和大麻。在布里扬斯克区，农家少女从不上学，因为她们没有时间。
斯摩棱斯克和科诺托普的农妇，听说有一种便利织布的机器存在，于是向国家呼吁，请政府帮助她们弄到这种机器。不用说，她们是非常穷苦的；在许多村子里，她们连订阅《农村妇女》的几个戈比都拿不出来。莫斯科的纺织辛迪加回答说：“我们调查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发现目前并不存在这种供家庭工业使用的纺织机。”
因此，克鲁普斯卡娅向国内外所有发明家呼吁，请他们帮助俄国农妇。在纪念俄国革命十周年的文章中，她这样大声疾呼道：“给我们一架纺车，一架将提高农妇文化水平的十月纺车吧！”
《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编辑部加了一段提醒德国发明家注意的编者按语：为了审查征求的发明，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凡有关建议都可以送交该委员会，但发明家应该考虑一个事实，即“连那种祖辈传下来的脚踏纺车在俄国农村中都是非常稀少的。俄国农民所使用的是一种手摇纺车”。——原注
[42] 参看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31—532页。——原注
[43] 参阅《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60页。穆拉洛夫在1937年审判中，同皮达可夫和另外十一人一起被判处死刑。同一次审判中的被告拉狄克和索柯里尼科夫各被判处十年徒刑。 ——译者注
[44] 赫尔茨贝格是来自列宁格勒的一个党组织工作者。他在柏林商务代表处担任着一项不重要的职务，但他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来为反对派工作。他在1935—1937年审判时期被枪决。——原注
雅科夫·洛沃维奇·赫尔茨贝格（Яков Львович Герцберг，1898年1月10日——1937年10月26日），早年参加了波兰社会党。1919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参加了苏波战争，在战争中负伤。此后化名“瓦尔特”在德国和波兰从事情报活动。1923年返回格别乌总部工作。此后曾任黑海油田工程师。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45]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34页。——原注
[46] 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319页。——原注
[47] 转引自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294页。——原注
[48] 《国际新闻通讯》，1927年12月。——原注
[49] 这两个数字引自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波波夫（第2卷，第323页）的数字是七十二万五千人对六千人；甚至从一本官方历史到另一本，反对派的票数都被缩小了三分之一。——原注
[50] 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原来是保加利亚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参加了革命，1917年以后，他成为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他是一个经常活跃于国外的外交家，是出席1922年热那亚会议的代表，担任过驻英和驻法大使。在1938年审判中，他同布哈林等人一道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原注
[51] 耶稣曾登山布道，训导愚众，这里用作譬喻是一种讽刺。 ——译者注
[52] 《联共（布）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议事录》俄文本，莫斯科1928年版，第256页。这里只引了议事录中记载的许多次打断声中的一次。——原注
[53] 同上，第264页。——原注
[54] 同上，第1319页。值得注意的是，不仅要求被击败的反对派放弃他们的斗争，解散派别组织和遵守党纪，而且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思想。加米涅夫曾请求代表大会不要提出这一要求：“你们已要求我们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完全停止派别活动，放弃一切形式的派系斗争，解散所有的派别组织，但是，如果除去这些要求以外，还要求我们放弃自己的观点——这在我们看来，便未免有些不像布尔什维克做的事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从没有过这种要求放弃观点的先例。假如我们居然放弃了我们在一两个星期前还在鼓吹的观点，这在我们这方面将是言不由衷，你们也不会相信我们。”——原注
[55] 列夫·利沃维奇·谢多夫（Лев Львович Седов，1906年2月24日——1938年2月16日），生于圣彼得堡。1919年参加共青团。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参加左翼反对派的活动，并因此在1928年被共青团开除。1929年流亡国外，积极协助托洛茨基同志的工作。1938年在巴黎被斯大林的特务杀害。
[56] 罗森贝格曾经是台尔曼集团的一员；他在六个月后退党，向斯大林写了一封公开信，劝他放弃第三国际。——原注
[57] 菲弗尔在这一时期是柏林党组织的书记，1933年以后被派往挪威和瑞典。他于1936年在俄国被枪决，是莫斯科几次审判的牺牲者之一。——原注
[58] 特奥多尔·诺伊鲍尔（Theodor Neubauer，1890年12月12日——1945年2月5日），出身于一个民族主义公务员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当过教师。1913年获得学位，曾参加民族自由党的政治活动。1914年志愿参军，1915年晋升为少尉，1917年因中了毒气而退役。曾参加“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1918年参加德国民主党，此后思想急剧左倾，1919年夏末参加独立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10月参加了图林根邦的弗勒利希政府。1923年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积极参加党内左派的活动，1924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擅长外交，多次访问莫斯科。纳粹上台后被捕，1939年获释后继续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再次被捕，1945年遇害。
[59] 从1933年到1939年，诺伊鲍尔一直被关在集中营里，并在那里死去。许斯金德是开姆尼茨共产党日报的编辑，于1936年在莫斯科被枪决。——原注
海因里希·许斯金德（Heinrich Süßkind，1895年10月30日——1937年10月3日），曾用化名“海因里希”和“库尔特”，生于波兰一个犹太教士家庭，曾在维也纳求学，1918年进入德国蒂宾根（Tübingen）大学学习历史，同时开始参加社会主义青年运动，1919年参加德共（斯）。因被德国政府列入驱逐出境的名单，转入地下。后来开始为《红旗报》工作，1921年12月担任《红旗报》主编，入选中央局。后被驱逐出境，1922年和1923年留在俄国，1923年春返回德国，重新担任《红旗报》主编，6月时被塔尔海默接任。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曾先后参加左派和台尔曼派，1928年时是调和派，做了“自我批评”。纳粹上台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流亡苏联，1936年被捕，1937年含冤遇害。
[60] 卡尔·沃尔克（Karl Volk，1896年4月1日——1961年3月？日），又名罗伯特·沃尔克（Robert Volk）或罗伯特·林特尔（Robert Rintel），出身于加利西亚的若夫克瓦（Жовква，现属乌克兰）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1921年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2年年底前往德国，担任德共的全职干部，1923年至1924年任下萨克森地委书记。汉堡起义失败后在莫斯科短暂工作，1924年返回德国。原先属于左翼，后参加“调和派”，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38年脱党，二战爆发后流亡美国。1961年在纽约逝世。
[61] 保尔·贝尔茨（Paul Bertz，1886年8月2日——1950年4月18日（或19日）），早年担任工具装配工。1906—1910年期间服役。1909年加入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加了斯巴达克斯同盟。1919年加入德共（斯）。1922—1925年任萨克森邦议会议员。1924年起是党内左派，支持费舍和马斯洛夫。1924—1930年任国会议员。1925—1927年、1929—1930年任德共中央委员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1927年期间领导“开姆尼茨反对派”，随后支持台尔曼。1928年起在德共的工会政策上发挥重要作用。1930年被指控过于“左倾”，影响力降低，随后在革命工会反对派工作。纳粹党上台后流亡荷兰。1934年流亡法国。1935年、1939年两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39年因反对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二战爆发后被法国政府逮捕。法国沦陷后流亡瑞士。1940—1943年在瑞士领导德共小组，支持自由德国运动。1944年因与德共小组有矛盾而决裂。1945年回国后担任苏联占领区司法部副部长，后被贬为交通车间部副部长。反对社民党与德共的统一，在统一社会党内丧失职位。1949年被指控为“美国代理人”。1950年在被统一社会党中央指控并被要求返回柏林后突发心脏病逝世，死后被打为“美国特务”。
[62] 汉斯·韦贝尔（Hans Weber，1895年1月23日——1986年1月15日），早年担任安装工。1913年起加入社民党青年运动。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7年加入独立党。1919年加入德共（斯），但继续留在独立党至1920年。1923—1925年任普法尔茨组织专职书记，在党内是左派。1925年加入极左反对派。1925—1928年任德共中央委员兼中央局委员，在中央工会部工作。极左反对派分裂后，在普法尔茨领导反对派。1928年因参加左翼反对派会议被开除出党。此后短暂在普法尔茨领导左翼反对派组织，拒绝加入列宁同盟，曾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1929年底脱离政治活动。纳粹党上台后隐居，后重新进厂做工。1946年返回社民党，不久因支持铁托而退党。1986年去世。
[63] 此处有误，应为威廉·克特。威廉·克特（Wilhelm Kötter，1902年3月29日——1957年11月3日），早年担任商务文员，试图经商未果。1920年加入德共。1923年任比勒费尔德组织专职书记。1924年被捕并被判处四个月监禁，获释后代表德共开展巡回演讲。1925年加入极左反对派。1925—1930年任德共中央委员。1926年起在德共中央工作，继续参加反对派活动。1927—1930年任比勒费尔德市议会议员。1930年辞职，随即被开除出党，脱离政治活动，转而经营雪茄店。纳粹党上台后多次被捕。二战后继续经营雪茄店，但继续坚持共产主义立场。1957年在比勒费尔德逝世。
[64] 左派的失败预示了日后欧洲工人运动普遍遭受挫折的情景；共产国际中的经历使他们懂得了恐怖主义一党专政国家的性质，知道这样一种政权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它对于社会主义组织具有什么意义——一般的社会主义者只是日后从希特勒那里才领略到这些教训。
有一两年时间，左派共产主义者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集团存在，以后，他们便分裂成许多小派系。同季诺维也夫的联系继续到1933年，这种联系越来越危险和越不经常；施克洛夫斯基好几次带信到柏林来，指出唯一的出路是在德国建立一个第二党。可是为时已晚。布哈林在1929年被斯大林打下去以后，他也向德国求助，但是当时纳粹已经逐渐掌权，建立第二个共产党的机会甚至比以前更少了。
一部分左派重新加入了共产党；其余的人或是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或是积极从事工会活动。在反对新兴纳粹的普遍斗争中，左派共产主义者构成了一支特殊的潜流，它由于自己的经验，能够警告大家注意纳粹政权的发展。1933年以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集中营中遇到了新一代的托洛茨基分子，这些人都是为托洛茨基对台尔曼政策的批评所吸引的工人和学生。
维尔纳·肖雷姆，左派的杰出领袖之一，在一座集中营里被囚禁了若干年后被杀害，但他只不过是牺牲的许多领袖中最知名的一个。海因茨·兰格汉斯于正在油印反纳粹传单时在柏林被捕，他在勃兰登堡和萨克森豪森的集中营中被囚禁了六年。1936年，卡尔·施罗德，前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当时已加入社会民主党，由于领导一个称为“红色战士”的地下集团而被捕。1937年，在柏林—夏洛滕堡，以卡尔·希帕尔为首的一群工人被判处长期徒刑。
这张名单远不是完全的，在苏联也有类似情况。1937年，海因茨·诺伊曼和赫尔曼·雷梅勒，德共最后一届合法中央的成员，也在俄国被杀害。在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俄国，德国非正统共产主义者都遭到恐怖镇压，不仅如此，两国警察机构还在这方面相互合作。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艾米尔·克雷布施的遭遇，他是一个机器工人，1928年迁居到高尔基城。1937年，他被扣上了“赫尔茨分子”的帽子，由内务人民委员会交给盖世太保，他们把他关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原注
卡尔·施罗德（Karl Schröder，1884年11月13日——1950年4月6日），出身于教师家庭，1913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1918年协助经营《红旗报》。后成为革命工长组织的极左派理论家。德共（斯）成立后领导柏林地委，1919年被开除出党，发起成立共工党。1920年同戈尔特密切合作。与戈尔特一起去莫斯科，使共产国际承认共工党为“同情党”。1921年底组织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国际和信息局。1922年共工党分裂后领导共工党埃森派。1924年返回社民党，成为《前进报》上的文学评论家。在社民党内组织了前共工党员的组织，1931年组织“红色战士”（Rote Kämpfer）。1936年被判处苦役。1945年后在西柏林组织教育，后返回东德，参加了统一社会党。
奥斯卡·希帕尔（Oskar Hippe，1900年4月1日——1990年3月13日），德国托洛茨基主义者。1916年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1919年加入德共（斯），参加了一月起义和三月罢工，三月罢工失败后逃往德国中部地区。1924年返回柏林。1926年起是左翼反对派，同年被捕并被判处十个月监禁。1927年参加列宁同盟。1928年被德共开除出党。1930年退出列宁同盟，另行成立德共左翼联合反对派。1933年当选为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书记处书记。纳粹党上台后被捕并被判处两年监禁。1939年获释后继续参加抵抗活动。二战结束后返回德共，不久恢复与第四国际之间的联系。1946年起在柏林领导托派组织国际共产主义者（IKD），并担任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书记，不久被统一社会党开除出党。1948年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逮捕。1949年被判处25年徒刑。1956年获释后移居西德，参加了社民党，在党内领导左翼反对派。1968年退党。1990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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