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二十七章 宣传鼓动
德国共产党变成了俄共政治局一个分部的事实，从二十年代中期传入和发展起来的新宣传方式上得到了最明显的反映。首先在德国适应于西方环境的俄国宣传方法，在那里由一个领域扩展到另一个领域，而随着数以千计的德国人在1933年以后移居各国，这些方法便以它们的德国形式传遍世界。特别是目前美国共产党组织非共产党群众的方法，同早期的德国方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红色阵线战士同盟
模仿钢盔团建立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给后来的纳粹冲锋队树立了一个榜样，它从1924年成立以后，便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身穿制服、英俊威武的青年共产党人，像军队一样有纪律有指挥地列队街头，在德国变成了一种常见的和受欢迎的景象；当他们的乐队在集市广场上奏起工人歌曲和军事进行曲的时候，往往吸引了大群围观者。盟员们排成整齐队形参加一切共产党会议，肃立在讲台面前，当每一个发言者登台时，向他举手致敬并高呼“红色阵线！莫斯科万岁！”他们守卫着会议厅入口，保护散发文件的党员；在街头集会上，他们环绕着发言者的讲台。当克拉拉·蔡特金或恩斯特·台尔曼发言时，他们组成仪仗队，挺胸立正，接受这些共产党领袖的检阅。他们伴随着到处向小商人募捐的党员。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吸引了许多社会主义工人和天主教工人。它的地区代表大会变成了地方上的大事，小城镇上的居民往往都涌去参加；盟员们的队伍在街上游行的时候，人行道上和窗口的男人和姑娘们纷纷向他们欢呼致意；游行以后，他们受到免费喝啤酒的款待。按照传统，每逢圣灵降临节，柏林总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全国联欢大会。
1926年，有二十五万盟员——大都是青年——来参加联欢，他们在柏林各条大街上示威游行。民族主义报纸对这些青年人的威武气概表示吃惊。《德意志日报》指出了他们那种“无与伦比的纪律和组织程度的极大进步”。柏林交易所的喉舌《交易所报》写道：“这些示威者不是匪徒，也不是恶棍。他们是我们德国的棒小伙子，像我们过去见过的那样穿着漂亮的制服，但是使我们万分遗憾的是，现在却被共产党迷住了心窍。”
随着俄国情况的发生变化，同盟的思想倾向也有所变动。它本是为保卫共产党组织而成立的，现在却很快被变成了一种“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宣传工具。同盟的代表时常去莫斯科；例如在1927年12月7日，在红场上的数十万群众面前，举行了由一个同盟代表团向莫斯科党组织书记米哈伊洛夫献旗的仪式。在德国，盟员们举着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其他俄国领袖的肖像游行。一种经常举行的仪式是在柏林公园检阅，在那里，盟员们经常向他们的总司令恩斯特·台尔曼庄严宣誓，保证尽一切力量保卫苏维埃祖国。
1925年，女盟员单独成立一个组织，建立起德国最早几个传制服的妇女团体之一。在这一时期有许多妇女组织：新成立的“反强制生育国际同盟”，它要求使节制生育合法化；为母婴谋福利的“大家庭联盟”；一个爱国妇女团体“路易丝团”，以普鲁士皇后路易丝[1]命名。1925年底，成立了以克拉拉·蔡特金为主席的红色妇女联盟。一个庞大的德国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一次国际妇女会议。
在要求没收霍亨索伦皇室财产的运动中，妇女们组织了她们自己的示威。“让皇室的城堡成为孩子们的游戏场，”妇女们抬着一些周长六码、用贬值的十亿马克大钞编成的花环，上面写道：“这就是给威廉的补偿！”
1924年，在召开于魏森费耳斯的一次全国儿童工作会议上，倡办起一种供青少年阅读的杂志《少年同志》。少年先锋队，1920年成立的一个共产党儿童团体，在这几年中也开始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在一切场合，共产党的儿童团总被推到最前面。
共产党的示威活动不再采用那种非常单调的社会民主党方式，而变成了一种新式俄国宣传和美国广告术的混合。在讨论党务的会议上，组织了群众合唱，并且焚毁共产党敌人的俑像，从而使气氛大大活跃起来。在这一时期的射击俱乐部使用的靶子上，往往画着张伯伦和苏联其他敌人的面像。
1925年，在它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党第一次尝试把戏剧作为一种宣传手段。党为此租用了柏林大剧院，这个剧院曾被它的第一个老板马克斯·赖因哈德[2]命名为“大众剧场”。这次演出由党的戏剧专家欧文·皮斯卡托[3]担任导演，柏林党组织的教育工作负责人恩斯特·托尔格勒和他合作；布景制作人是约翰·哈特费尔德[4]。[5]所演的戏剧规模盛大，以反战为主题，共分二十三场：第一场的背景是1914年正在等待宣战的柏林；其余各场内容是李卜克内西在波茨坦广场煽动兵变，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1914年7月25日的表现，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暗杀等等，最后一幕是一群少年斯巴达克团儿童登上舞台，后面跟着一队穿制服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盟员。
不久以后，便出现了一本内容相似的剧本选集《红色讲坛》。作品之一是恩斯特·万根海姆[6]——目前在柏林的一家剧院里当导演——的一出工人阶级合唱剧。另一篇是艾米尔·哈路普写的《国际》描绘战时一座军营中反对社会民主党叛徒的斗争。不论在城市和乡村，每一个党支部、每一个党的附属组织（例如红色救助会）都掀起这种从感伤到讽刺、内容应有尽有的戏剧宣传。俄国的一种鼓动性戏剧形式“蓝衫剧”传到德国，以“红色闹剧”的形式出现。这种时事讽刺剧把杂耍、滑稽剧和时事活报剧结合起来，在德国风靡一时。
这种戏剧鼓动形式在二十年代中期的德国展开得非常成功，后来，其他国家特别是远东的共产党都纷纷效法。当时，柏林有专门被派来学习这种宣传方法的中国、日本和印度共产党人。例如有一个来自东京的日本人伊藤邦雄，就曾在德共宣传鼓动部以及“工人剧团”中工作过好几年。他是一个才能杰出的画家兼演员，精通舞台设计、化装游行面具设计、展览会布置、幻灯画和招贴画的绘制。当我现在谈到[7]共产党中国的宣传方法——这在抗战时期大都是由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主持的——时，一切细节都使我回想起1925—1928年柏林的共产党戏剧。
这种追求戏剧效果，把七种艺术结合起来千方百计地吸引群众的努力，在这几年中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但是，在内容方面却发生了明显变化。早期的戏剧和活报的那些反战主题、国际主义甚至德国的背景都逐渐消失了，代替它们的是越来越多的对俄国国家及其领导人的歌功颂德。
维利·明岑贝格
这种新的宣传方法在维利·明岑贝格的手上达到了神乎其神的地步。
维利·明岑贝格是德共的创始人之一，戏剧艺术方面的真正天才，他在1899年出生于图林根。[8]他曾参加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体，称为——这一点很意味深长——“宣传团”。明岑贝格在一家鞋厂做了六年粗工以后，离开故乡爱尔福特去瑞士。在那里，他白天在苏黎世的一家药店工作，晚间便同一个具有广博修养和特殊吸引力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弗里茨·布鲁普巴赫尔[9]坐在一起谈天。他同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分子讨论人生和政治，逐渐形成了他此后一生中永远坚持的基本态度。
在苏黎世，明岑贝格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许多领导人，同列宁、克鲁普斯卡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曼努伊尔斯基、契切林等人都发生联系。他特别受列宁的影响，列宁把他那种模糊的激进主义纳入了实际活动的轨道。从1916年起，明岑贝格便成为列宁集团的心腹。1917年11月，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得政权的时候，他参加了一次声援他们的游行；一年以后，警察把他从瑞士驱逐出境。
一回到德国，明岑贝格便成为斯巴达克团的一员，参加了反对其右翼的斗争。早在战争刚爆发以后，他曾接办过一种已停刊的杂志《青年国际》，此后，从1914年圣灵降临节在斯图加特举行的一次国际青年大会开始，他便逐步组织起一个青年书记处。1920年，青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时，三十一岁的维利·明岑贝格，一个“职业青年”，成为它的第一任主席。
他后来在群众宣传方面显示出的杰出才能，在这段较早时期就可以看出来。甚至早在战前，他就已开始利用戏剧技术——不过还是粗糙的，因为“无产阶级戏剧”尽管以戏剧代替了枯燥无味的演说，阶级意识还相当浓厚。有一次，为了吸引青年姑娘们参加运动，他组织了一次以“青年女工应该嫁给什么样的人？”为题的讲演会。许多人都来听讲，但是，当他什么也不说，光是谈一套社会主义原理的时候，她们有一半人都逃走了。不过，即使如此，在一个女青年参加政治聚会的情况还很少见的时候，和任何别的组织者相比，毕竟要数他为青年运动吸引来的姑娘们最多。
1921年，在德俄两国分别发生卡普暴动和喀琅施塔得暴动以后，明岑贝格不再搞党的活动，开始从事他真正的终身事业。俄国正处于严重的饥馑之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挨饿。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向俄国以外的一切同情者呼吁，请求他们给予援助。一个月后，也就是1921年9月12日，明岑贝格在柏林建立了国际工人援助会，这是第一个深入到非共产党工人和知识分子阶层中去的共产党组织——是此后兴起的成百上千类似组织的典范。
在明岑贝格的领导下，国际工人援助会获得了巨大成功。柏林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捐赠一辆载重汽车，开姆尼茨一个工厂送了十四架针织机，斯图加特一个工厂援助五架牛奶脱脂器，莱比锡一家工厂的工人赠送了大批药品，其他团体还捐赠了医院用的冰箱、工具、粮食等等。在1921年，装满二十一艘船的物质运往俄国；1922年运去了七十八船。在1926年，据明岑贝格统计，国际工人援助会募集了价值二千五百万金马克的物资。捐得的全部商品大约值二百万美元。这些物资大都是些旧货，是否真能顶用是很难说的，而且，不管怎么讲，对于俄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危机来说，这只能是杯水车薪。但作为宣传来讲，这些捐品的价值便不可估量：每一个捐了一点东西的人，都感到自己和工人祖国联结到一起。
此外还通过一系列措施募集现金：工人向俄国人民捐献一天工资；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募捐，举办特殊的音乐会义演和展览会义展；义售各式各样的物品，包括俄国风景明信片、马克思和列宁的半身像、国际工人援助会的特殊邮票、花束、纪念章、特殊的徽章、纪念册、报纸、书籍等等。在此以前，苏俄政府曾发行一笔为数十亿美元的公债，1922年9月13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一项由李可夫、斯莫利亚诺夫[10]、格拉泽尔和加米涅夫签署的特别法令，保证公债年息为百分之五，1933年7月1日还本。在许多号召大家认购这种公债的宣传品中，明岑贝格的密友马克斯·巴特尔（后来变成纳粹党员）的一首诗具有典型意义：
向辽阔的俄罗斯，向欧洲，
和着气缸、发动机、拖拉机、透平机、圆盘耙、机器、机器、
机器轰鸣的节奏
发出了这样的口号：
工人们，弟兄们，世界的改造者，
伸出手来吧，为了建设伟大的
没有阶级的无产者社会而伸出你的手，
工人们，全球的无产者！ |
可是，整个的计划后来都由于通货膨胀而化为泡影。
明岑贝格信托机构创始于德国，但很快便遍及全世界。首先是欧洲，然后是南北美洲和远东，都响应了援助苏俄的号召。在美国，西德尼·希尔曼[11]捐赠了四十五万美元。在日本，世界工人援助会有十九家同情报纸和杂志。1923—1924年经济危机期间国际工人援助会在德国创办的施汤所和儿童福利机构，在1925年罢工风潮中传到日本，第二年又在矿工罢工时期传到英国。在俄国本国，明岑贝格创办了一系列儿童之家；他组织了若干机器修配厂，同苏联工厂订了不少合同。
为了配合他的救济工作，明岑贝格用内容生动丰富的杂志来补充共产党正式报纸之不足。《红旗报》和其他党报满纸都是非共产党人望而生厌、难以理解的党八股，整版整版地刊载着冗长的决议和宣言。明岑贝格创办了一种叫《苏俄画刊》的杂志，后来，为了模仿《柏林画报》（德国的《生活》杂志），他把这一杂志最终更名为《工人画报》。《工人画报》第1期于1921年8月问世，发行量只有五千份；但五年以后，它的发行量便几乎达到一百万份。在他创办的其他许多杂志中，有一种叫《红色建设》，它后来成为宣传斯大林五年计划的最得力刊物之一。他还出版两种日报，《柏林晨报》和《新闻晚刊》，一种业余摄影爱好者杂志，一种内容广泛的无线电爱好者杂志。他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并且建立了一个读书会以帮助推销这个出版社印行的书籍。
当谢尔盖·艾森施坦[12]导演的影片《战舰波将金号》在德国上映时，得到了所有批评家的赞扬，德国公众希望看到更多的俄国电影。不久以后，明岑贝格便组织了一个拥有发行苏联影片专利权的公司；这个公司很快就在伦敦、巴黎、罗马、阿姆斯特丹和纽约有了代理人。公司起先只经营发行业务，后来自己也摄制影片。
明岑贝格没有参加这些年代中党内激烈的派别斗争。他同情左派（季诺维也夫的被开除使他对俄国党的信仰大受损伤），但他宁愿一只脚跨在党外，忙着实现他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必须把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在这段过渡时期，当党的政治生活在党被斯大林控制以前一直处于停顿状态的时候，大批积极分子都以他创办的许多组织为藏身之所，用这种工作来安慰他们在其他方面遭到的挫折和苦闷。他们同明岑贝格发现的一种新人——“同路人”——一起工作。他们在他发明的一种组织——“阵线”——中展开活动。
在1929—1933年的经济萧条时期，明岑贝格的企业展开了各式各样的反法西斯宣传，大肆鼓吹俄国的文化、电影、文学、科学和风景。世界各地希望参加反法西斯主义斗争而又不愿意加入政党的进步分子和自由主义者，都能在明岑贝格建立的无数组织中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在这些组织中，最重要的团体之一是反对战争与法西斯主义同盟，[13]这个组织得到了国际运输工人工会书记埃多·菲蒙和英国工党领袖之一埃伦·威尔金森这类知名人士的支持。
1935年，当“人民阵线”在法国和世界各地普遍建立起来的时候，明岑贝格正在巴黎，同他在一起的，有数以千计的德国逃亡者。这几年中在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者当中推行共产党路线所获得的成功，《今晚报》和《下午报》分别在巴黎和纽约的出版，数以千计的画家、作家、医生、律师和其他社交界新人的一致鼓吹经过冲淡的斯大林主义路线——所有这一切成就究其本源都要归功于维利·明岑贝格的国际工人援助会。[14]
虽然明岑贝格是共产党在同情分子中展开活动的最重要人物，他的活动却不是党在这一时期拿出来广泛推销的唯一货色。在“马校”（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里，许多青年同情者们学习着各式各样的课程。这样，德国共产党人在政治领域中的成就愈小，他们就愈热衷于发明组织方法。他们开始以一种新的狂热来研究“市场”——德国社会，从而以社会学的方法来安排他们的运动。在一味迷恋于宏伟组织规模的情况下，德共组织局委员恩斯特·施耐勒向1927年的党代表大会报告说，必须把下列各种组织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它们是：三万个体育俱乐部、九千个体操俱乐部、八千个射击俱乐部、五千个足球俱乐部、三万个摩托车俱乐部、一万二千个徒步旅行俱乐部、二千个养兔养鸡俱乐部、一千个板球俱乐部、一万个歌咏会、二万个基督教青年会支部。这一系列组织的会员总人数几乎达六百万人。施耐勒这套野心勃勃的计划，直到1933年以后才完成——由纳粹完成。
在1928年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库西宁把各国共产党的任务说成是创造一个太阳系，在这个星系中，每一个行星，从极其巨大的到非常渺小的，都环绕着共产党的太阳旋转。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歌手
党在性质上的变化，在德国共产党所曾有过的唯一天才诗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5]的作品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布莱希特直到1930年才入党，因此，他歌颂党的诗歌都是在经济相同时期写出的；他从不理解、从未参加过原来的那种共产主义运动，也从没有对它发生过兴趣。与此相反，当德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战斗的和按照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机构时，年轻的布莱希特，奥格斯堡一家造纸厂厂主的儿子，对它是漠不关心的，如果不说是敌视的话；内战时期，他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他参加党以前，和党并没有多少联系，对党也很少了解，他的作品反映了过渡时期及其最终产物——斯大林主义党。[16]
布莱希特属于那样一种青年诗人，他们为战争及其在德国造成的后果所深刻震动，因而表现出一种否定一切的色彩；他是反映德国社会解体的诗人之一。他以“先锋派”的艺术形式代替了现实主义，在早期作品中企图表现出一个动乱时代给人们带来的恐怖和毁灭。他的第一部剧作《黑夜鼓声》是对魏玛共和国的辛辣讽刺。一个早已被认为阵亡了的士兵，出人意外地回家了，但他发现自己的爱人已经投入一个黑市商人的怀抱，没有人再需要他。剧中提到了斯巴达克团的反抗斗争和罗莎·卢森堡，但只是作为一种加重色彩的背景。这个士兵长期摇摆于“卧床和军营之间”，最后选择了挂着蓝色帐幔的卧床而决定不去过问政治。
在此后发表的一系列作品中，布莱希特以各种奇特的形式表现了他的虚无主义。在他看来，不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都不存在任何社会形式，世上根本不存在什么价值和美德；他要传达的主题是：一切都是虚无。在另一个剧本中，布莱希特把我们带到了一座假想的城市“红木市”，这座城市位于西半球的某个地方，是一个花天酒地、吃喝嫖赌、喧嚣不堪和野蛮堕落的享乐中心。一个阿拉斯加的伐木工人约翰来到这里，把他用血汗挣得的工资挥霍干净。在最后一幕中，他不仅发现一切尘世的享乐到头来都是空虚，而且人类也没有任何寄托可言。这一时期的倾向发展到最高潮的作品，是他的最知名剧作《三分钟歌剧》，在这部歌剧中，只有小偷和娼妓才是有价值的人。这部歌剧由库尔特·魏尔[17]作曲，成为德国经济萧条时期第一个大受欢迎的剧本。剧中最精辟的警句，“首先得填饱肚子，然后才谈得上道德”，已经变成民间谚语。
从这种全面否定一切、这种玩世不恭地抛开一切价值标准、这种充满痛苦的虚无主义出发，布莱希特一下子跳到另一个极端，转而歌颂德国共产党的纪律和统治阶层。为它的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特征所魅惑，布莱希特变成了德共所曾拥有的最具有独创性的诗人。“先锋”派社会批评家变成了灌输教条的歌手，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哲学的工具。在这一时期，他把自己的作品称为教育剧或学生歌剧。德文版布莱希特文集里就附有柏林—诺伊克伦马克思学校（一所以它的社会民主党校长命名的进步中学）学生讨论学生歌剧《不答应》的部分意见。[18]
布莱希特的剧本使用的道具力求其少，内容力求其抽象。在一个空荡荡的舞台上，没有吸引观众的自然主义布景，一个象征性的物品被推到台前，几乎成为剧中的角色之一。这些剧本是为在空场上、会议厅和军营里演出而写的。除去三五个演员以外，时常还附有一支象征群众的希腊戏剧中的合唱队，他们对剧中人的是非功过作出评定。主题是寓言性的，往往把古代的或中世纪的情节加以改编，搬到现代环境中来。它们就像鼓声一样不断地重复着——为集体而牺牲个人，这个人和那个人完全一样，没有什么所谓个性；为了集体利益，可以不讲什么个人道德；党的等级统治是必要的和没有伸缩余地的；恐怖措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别有一种奇特的美等等。布莱希特告诉人们，个人不仅必须为事业牺牲自己，而且必须为党内统治集团的深谋远虑而牺牲事业。布莱希特在史诗剧的基础上发展了一套自己的独特手法：事件不是在它们发生的当时表现出来的，而是经常以剧中剧的“灯光暗转”形式来倒叙。在布莱希特剧本的形式——有时也包括主题——方面，他显示出对莎士比亚的有意识模仿；总结全剧寓意的典型的莎士比亚式独白，往往以合唱的形式搬到布莱希特的作品中。布莱希特醉心于中国哲学，喜欢把马克思和列宁描绘成“圣贤”或“先哲”。
布莱希特最初写出的教育剧之一《人就是人》的主题是：个人是软弱无力和可被替换的。在序幕中，只有一个演员登场，宣布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认为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接着，戏剧正式开场，表现一群在加尔各答的士兵；由于某种意外，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失踪了，可是立即就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他。“不管太阳究竟照在谁身上都是一样。”1947年德国发生的一件事，就好像是布莱希特这一早期剧本的说明书。在波茨坦，一个俄国士兵押解着十二个德国战俘，准备把他们送到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去。在市区车站上，这队人从一群下班回家的男女旁边走过。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妇女突然扑到其中的一个德国战俘身上；这是他的丈夫，公报上已经宣布他阵亡了。俄国卫兵竟允许这对破镜重圆的夫妇在另外十一个战俘和平民们瞠目注视之下一起回家去了。卫兵从人群中挑出一个夹着公事皮包的小伙子，向他说道：“你跟我们走吧！”于是，这一小队人又凑足十二个，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地扬长而去。凡是蹲过集中营的人都领略过这种待人的方法。正如布莱希特在他那个剧本的收场白中所说：“以后的事实自会证明我说的话，自会证明！”
《惩罚》
在布莱希特所写的这一系列教育剧中，最能够把一切恐怖主义特征都集中表现出来，熔铸为反映极权主义政党及其精锐卫队——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面镜子的，是一部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的影响下写出的剧本《惩罚》[19]。伴奏的乐曲出自汉斯·艾斯勒[20]之手，他的兄弟格哈特曾在1929年底被派往中国，负责消灭违抗俄共政治局的反对派。这一个表现消灭党内反对派的寓言剧，可以说是莫斯科几次大审判的预演。布莱希特对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具有一种天才的敏感，因此早在他的主子举行做样子审判的五年以前，他在1931年就写出了一部表现这种审判的剧本。
四名鼓动员向一个合唱队报告他们到沈阳去执行任务的情况。合唱队隐在幕后，鼓动员在台前表演出他们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遇到的事件。许多段都配上了音乐，中间插进一些朗诵诗式的台词。戏是这样开幕的：
“合唱队：站到前面来！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在这块土地上，革命也发动起来了，战士们的队伍在这里已经组织起来。我们同意你们所做的一切。
四个鼓动员：等一等，我们还有话说。我们把一个同志判处了死刑。
合唱队：谁杀了他？
四个鼓动员：我们杀了他，我们把他枪毙了，他的尸首被扔进了一个石灰坑。
合唱队：他做了什么事，使得你们枪毙了他？
四个鼓动员：他往往做得对，有时可做错了，但是在最后，他让运动遭到了危险。他的动机颇好，但是效果很坏。我们请你们判决。
合唱队：如果把事情的经过原委告诉我们，你们就会听到我们的判决。
四个鼓动员：我们将接受你们的判决。”
接着灯光暗转，倒叙出一系列事件，第一场题为“经典著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原理”，在这一场中，四个鼓动员谈到他们如何在边境上最后一个党的联络站歇足，找寻一个把他们领进中国的向导，在那里，他们遇见了一个“青年同志”：
“三个鼓动员：我们来自莫斯科。
青年同志：我们早就在等着你们。
三个鼓动员：为什么？
青年同志：我们已经走投无路。这里到处是骚乱和贫困，饭吃得少，仗打得多。许多人有胆量，可是没有几个人认得字。”
青年同志问他们是否带来了火车头和拖拉机，机关枪和军火。可是，与此相反，他们连一封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信都没有带来。
“三个鼓动员：情况是这样。我们没有给你们带来任何东西。可是，在越过边界到达沈阳的时候，我们将给中国工人带去经典著作和宣传家讲述的原理：共产主义的入门知识；使愚昧的人了解他们自己的处境，使受压迫的人产生阶级觉悟，使有阶级觉悟的人获得革命的经验。可是，我们倒要向你要一辆汽车和一个向导。”
这一场结束后，合唱队唱了一支《苏联颂歌》。
在题为“隐姓埋名”的第二场中，四个鼓动员准备进入中国，但他们首先必须化装，隐藏自己的本来面目。
“联络站负责人：你们得化装成中国人越过边界。你们一定不能被人看见。
两个鼓动员：我们不让人看见。
联络站负责人：假如你们当中有一个受了伤，一定不能让他落到敌人手里。
两个鼓动员：我们一定不让他落到敌人手里。
联络站负责人：你们准备好牺牲生命和藏尸灭迹了吗？
两个鼓动员：准备好了。
联络站负责人：那么，你们此后就不再是你们自己了。你不再是柏林的卡尔·施米特。你不再是喀山的安娜·基尔斯克，你也不再是莫斯科的彼得·萨维奇。你们全都没有姓名，没有母亲，你们是革命将要在你们身上写下命令的空白传单。”
负责人发给他们每人一副面具，让他们戴到脸上。
“合唱队：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必须既能进攻也能退却，既能坦率也能说谎，既能为人服务也能不为人服务，既能遵守诺言也能言而无信，既能投入危险也能躲避危险，既能出头露面也能隐姓埋名。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在一切美德中只有一件美德，这就是：他在为共产主义进行战斗。”
在中国的第一个插曲题为“巨石”。鼓动员们先到商业区去发动苦力。他们事先告诫那个“青年同志”不要“落进怜悯的陷阱”。苦力们正在拉着一条船逆水而上，他们在淤泥中不停地滑跌着。“青年同志”混到他们当中，他把一块大石头搬到淤泥里，好让他们不致滑倒。“青年同志”搬了三次石头，然后忍不住大喊出来，要求除这种最初步的改善以外，还要进一步改善苦力的处境，给他们更好的鞋子。他这样暴露自己以后，便被监工抓住了，于是，鼓动员们不得不赶快逃走。
下一个插曲的题目叫“小委屈和大不平”。
“四个鼓动员：我们在工厂里建立了第一批党小组，教育了第一批积极分子，创办了一所党校，并且教会他们怎样散发秘密文件。”
他们派“青年同志”到工厂门口去散发传单，但是指示他不能暴露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避免同当局发生冲突。可是，当一个警察殴打工人时，“青年同志”又忍不住出面干预，甚至大叫求救。结果，他同鼓动员们不得不再次逃走。
在一幕题为“人到底是什么？”的插曲中，他遭受到最大的考验，这关系到他对企业界的态度问题。
“四个鼓动员：我们每天都同旧工会、同绝望和屈从进行斗争。我们教育工人把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化为夺取政权的斗争，教导他们使用武器和组织示威的方法。后来，我们听说商人们正在同统治着这个城市的英国人争夺关税。为了利用统治者之间的这种矛盾来帮助被统治者，我们派‘青年同志’给最有钱的一个商人送去一封信。信里写的是：把苦力武装起来。我们指示青年同志：一定要想办法弄到武器。我们就来表演一下发生的事情。
一个鼓动员：我是商人，我在等着苦力工会关于共同对付英国人问题的来信。
青年同志：这是苦力工会的来信。
商人：我请你跟我一起吃顿饭。
青年同志：能同您一起吃饭实在荣幸。”
商人指出苦力工会和他自己的共同利益；工会和他都很聪明，都依靠苦力过日子。“青年同志”想到鼓动员对他的指示，对商人的话表示同意。到酒席摆好以后，商人唱起了他心爱的歌曲《商品之歌》：
“河的下游盛产大米，
上游的人需要吃米，
如果我们囤积起大米，
他们的钱就得多给。
那些拖粮船的纤夫，
得到的米也就要更少，
可我呢，更可以吃便宜米，
用不着多掏腰包。
我知道米是什么东西吗？
我知道谁知道这一点吗？
我根本不知道米是什么！
我知道的只是米价！……”
“青年同志”被这首歌气坏了，他不再愿意同商人一起吃饭。
“青年同志（站起身来）：我不能同你一起吃饭。
四个鼓动员：他就是这样说的。不论是讽刺嘲笑还是强施硬拽，都不能叫他同一个他所鄙视的人同桌吃饭。结果，商人把他赶了出去，苦力们也就没有能得到武器。”
在这里，剧中插进了一段关于共产党策略问题的讨论。
“合唱队：难道不应该把气节看得高于一切吗？
四个鼓动员：不！
合唱队：我们早就不再以法官的身份听你们讲话了，而是开始从中学习。”
然后，合唱队唱起“改变世界吧，这个世界需要改变！”的歌曲：
“为了消灭罪恶，有什么罪恶
你不愿去干呢？
你能不能改变世界？做这种事
你是不是还不够心辣手狠？
你是什么人？
不怕陷进泥坑
不怕同刽子手拥抱，但是要
改变世界：这个世界需要改变。”
最后一场的题目叫“背叛”。
“四个鼓动员：这几个星期，对我们的搜捕大大加强了。我们只有一间藏着排字机和小册子的密室。一天早上，城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抢粮风潮，听说乡下也骚乱不安。”
“青年同志”同鼓动员们讨论起义时机是否成熟。党决定延期发动起义以等待更好的时机，他竟违抗党的命令。
“三个鼓动员：你到失业工人那里去，说服他们一定不要先单独起事。我们以党的名义要求你做到这一点。
青年同志：可是党又是谁？党是不是坐在一间装着电话机的屋子里？它的思想是秘密的吗？它的决议是瞒人的吗？它是谁？”
合唱队这时唱了一首“歌颂党”
“一个人只有两只眼，
党有一千只眼，
党的眼睛看着无数国家，
一个人只看到一座城市。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党却能长期存在。
一个人能被杀掉，
党却是杀不死的。
因为它是群众的先锋队，
它以从现实经验中提炼出来的
经典著作的指导原则，
领导着群众进行战斗。”
“青年同志”这时已经把经典著作撕碎，他大喊道：
“那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在战斗的时刻，我拒绝接受只是在昨天有效的一切理论，怎样做合乎人情，我就怎样做。我的心为革命而跳动。”
他扯下面具，高呼：
“我们来帮助你们了，我们来自莫斯科。”
他把面具撕成碎片。
“四个鼓动员：我们看到了他当时的模样。在薄暮中，我们看到他那张裸露出来的面孔，坦率真诚，富有人情味。他已经撕下了面具。他不断地在大街上高呼。我们把他打昏过去，抬起他失去知觉的躯体，急忙跑出了城。”
接下去就是题为“惩罚”的高潮部分：
“三个鼓动员：
我们作出决定：
一定不能让他再露面，他必须永远消失踪迹。
因为我们要回去继续工作，
我们不能带着他，又不能把他留在那里，因此，我们必须
把他枪毙，然后把他抛到石灰坑里，石灰将烧掉他的尸体。
合唱队：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四个鼓动员：
时间紧迫，别无其他办法。
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我们
花费五分钟时间，研究了
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杀人的确是可怕的事。
但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
我们不仅要杀死别人，而且要
杀死自己。
我们认为，我们没有权利
怀着不杀人的慈悲之心。只有我们
那要求改变世界的不屈意志，才是
我们决定如何行动的依据。
第一个鼓动员：我们要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因为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第二个鼓动员：可是，即使他不同意我们的决定，他也必须消失踪迹，永远消失踪迹。
第三个鼓动员：我们现在问你，你同意我们的决定吗？
青年同志：同意。我明白我经常做错事。现在让我死掉反而更好。
三个鼓动员：对。你打算一个人干这件事吗？
青年同志：帮我一下。
三个鼓动员：把头靠在我们的手臂上，闭上你的眼睛。
青年同志：为了共产主义……
三个鼓动员：我们就这样把他枪毙了，然后把他扔到石灰坑里，当石灰把他完全吞没以后，我们便回去继续工作。
合唱队：
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
你们传播了
经典著作中的原理，
共产主义的入门知识。
革命在这里也发动起来了，
在这里，战士的队伍也已经组织起来。
我们赞同你们所做的一切。”
在剧本的语言方面，在它使用的各种象征手法方面，这部教育剧《惩罚》都具有共产国际改变后的特点。中国革命的失败和随后的清党，在德国被用来向德共灌输新的教条，使它俯首听命于莫斯科并且对纳粹不进行积极斗争。布莱希特以“先锋派”的抽象形式，美化了斯大林主义党并为它祝福。他在剧中大胆运用的合唱队，象征国家政治保卫局对党内生活的干涉，以及人们对他的等级统治纪律的志愿服从。那个天真的共产党人象征着斯大林改组后的共产国际，他志愿接受莫斯科代理人的最后判决。在俄国的边界地区，到处都设有党的联络站，通过那里，莫斯科的使节隐藏他们的本来面目潜入每一个国家——谁要是揭下他们的面具，就是犯了最大的罪行。在这种面具下，他们操纵着各地的群众运动，就像布莱希特剧本中所写的那样，如果认为有必要进行反对英国人、即反对西方的斗争，可以不惜牺牲这种运动同商人联合。布莱希特以一种非常具有德国风格的简单方式，描绘出德国共产党的这样一种形象：它早年的一切革命动力都已丧失干净，它已经丝毫不再有自己的生命，完全变成了俄国统治集团手上的一个驯服工具。
[1] 赫敏，路易丝公主（Hermine, Prinzessin Reuß ältere Linie，1887年12月17日——1947年8月7日），罗伊斯公国国王海因里希二十二世（Heinrich XXII.）第四女。自幼崇拜威廉二世。十一月革命后流亡荷兰，与威廉二世相识，并于1921年结婚。结婚后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企图利用纳粹党复辟君主制，并劝说威廉二世与纳粹党合作，但未果。二战结束后被苏联占领军逮捕并被送回德国。1947年死于奥得河畔法兰克福。
[2] 马克斯·赖因哈德（Max Reinhardt，1873年9月9日——1943年10月31日），奥地利戏剧和电影导演。
[3] 欧文·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皮斯卡托（Erwin Friedrich Max Piscator，1893年12月7日——1966年3月30日），德国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出身于商人家庭。一战中入伍，在战斗中受重伤，退役后支持和平主义。十一月革命后加入德共（斯）。1920年创立无产阶级剧院。1931年移居苏联。1935—1936年任国际戏剧协会主席。1936年被指控“支持托洛茨基主义”，随即移居法国，同年曾前往西班牙，支持共和国。1940年法国沦陷前流亡美国。1951年因遭到麦卡锡主义迫害返回西德。1966年逝世。
[4] 约翰·哈特费尔德（John Heartfield，1891年6月19日——1968年4月26日），德国艺术家，本名赫尔穆特·赫兹菲尔德（Helmut Herzfelde），生于柏林，1908年进入巴伐利亚皇家艺术工业学院学习。一战期间为了抗议沙文主义，把自己的姓名改成了英语化的约翰·哈特费尔德。1917年与弟弟维兰德·赫兹菲尔德创立马利克出版社。同年参加达达主义运动。1919年参加德共（斯）。在二十年代创作了大量的艺术作品。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二战结束后返回东德，1956年进入艺术科学院。1968年逝世。
[5] 皮斯卡托现在是纽约新社会研究所附属戏剧研究组组长。哈特费尔德在战时居住于伦敦；他的兄弟维兰德·赫兹菲尔德则在德国共产主义阵线于纽约的一家出版社——北极光出版公司工作。——原注
维兰德·赫兹菲尔德（Wieland Herzfelde，1896年4月11日——1988年11月23日），德国出版商、作家。1917年创立马利克出版社。一战结束后，在二十年代活跃于先锋艺术运动。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二战结束后返回东德，在莱比锡大学任教。
[6] 印戈·克莱门斯·古斯塔夫·阿道夫·弗莱赫尔·冯·万根海姆（Ingo Clemens Gustav Adolf Freiherr von Wangenheim，1895年2月18日——1975年8月5日），德国演员、导演、剧作家。1916年起登台表演。1917年支持十月革命。1918年加入独立党。1922年加入德共。1925年创办工人巡回剧院。1928—1933年任柏林艺术家聚居地（Künstlerkolonie Berlin）剧院院长。纳粹党上台后经法国流亡苏联，并当选为德国作家协会和苏联作家协会成员。1940年获苏联国籍。1943年参加自由德国委员会。1945年回国，在柏林德国剧院（Deutsches Theater (Berlin)）工作，1946年辞职。晚年在德国电影公司（DEFA）工作。1949年获民主德国国家奖。1975年在东柏林逝世。
[7] 例如，可参看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纽约1939年版；哈里逊·福尔曼：《红色中国访问记》，纽约1945年版。——原注
埃德加·帕克斯·斯诺（Edgar Parks Snow，1905年7月19日——1972年2月15日），美国记者。1928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后前往中国访问，历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主编、《芝加哥论坛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东南亚记者。1934—1937年任《纽约日报》驻华记者兼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5年参与报道“一二·九运动”。1936年赴延安访问，并于1937年出版《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一书。1937年当选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会员，同年12月报道了南京大屠杀。1941年回国。1942—1947年期间历任《星期六晚邮报》驻印度、中国和苏联记者。50年代遭到麦卡锡主义猛烈迫害。1959年流亡瑞士。1960年、1964年、1970年三次回中国访问。1972年在瑞士逝世。
哈里逊·福尔曼（Harrison Forman，1904年6月15日——1978年1月31日），美国记者、摄影师。早年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1932年起来中国考察，曾访问班禅。二战期间担任美国合众社、《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1944年访问延安，后出版《红色中国报道》（又名《北行漫记》）和《西行漫影》画册等。1978年在纽约逝世。
[8] 参看维利·明岑贝格：《第三阵线》，柏林1930年版，这是一部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历史，其中有很多自传材料。——原注
[9] 弗里茨·布鲁普巴赫尔（Fritz Brupbacher，1874年6月30日——1945年1月1日），早年学习医学。1899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900年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1900—1904年任大苏黎世市议会议员。1905年拜访克鲁泡特金和纪尧姆，在他们的影响下倾向于革命工团主义。1912年参加了苏黎世总罢工。1921年加入瑞士共产党，同年参加了国际工人援助会的工作。1933年因反对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诬蔑，被指控“带有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而被开除出党。1945年在苏黎世逝世。
[10] 瓦季姆·亚历山德罗维奇·斯莫利亚诺夫（Вади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мольянинов，1890—1962），1905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在斯摩棱斯克领导布尔什维克组织。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秘书。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21年任斯摩棱斯克经济委员会主席。1921—1924年任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兼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1929—1932年任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建设负责人。
[11] 西德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1887年3月23日——1946年7月10日），美国犹太裔工会活动家。出身于立陶宛一个犹太人家庭。1903年加入崩得。1905年加入孟什维克。1906年流亡英国。1907年流亡美国。1910年参加芝加哥制衣工人罢工。1914年任国际女装工人工会首席文员，不久辞职并创立联合服装工人联合会（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 of America）。20年代初推行“工会社会主义”政策，支持泰罗制，并与苏联合作。1933年支持罗斯福新政。1933—1934年任国家复兴管理局劳工顾问委员会委员。1934—1940年任国家工业复兴委员会委员。1935年参与创立美国产业工人联合会。1936年创立美国工党（American Labor Party）。1937年参与创立零售，批发和百货工会（Retail, Wholesale and Department Store Union）。1939年参与创立美国纺织工人工会（Textile Workers Union of America）。1940—1941年任国防咨询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Advisory Committee）委员。1941—1942年任生产管理办公厅（Office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副主任。1942年起在战争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工作。1942—1946年任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主席（National Citizens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NCPAC)）。1943—1946年任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主席（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CIO-PAC)）。1946年逝世。
[12]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艾森施坦（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Эйзенштейн，1898年1月22日——1948年2月11日），苏联导演。代表作有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和《十月》。
[13] 在美国，这个组织一再更名，最初定名为“美国自由和平同盟”，1939年9月改称“美国和平动员会”，1941年6月又称为“美国民众动员会”，最后，到1946年6月，变成了“全国争取和平委员会”。——原注
[14] 从1928年到纳粹上台这段时期，同海因茨·诺伊曼和库尔特·藻埃兰（他们两人后来都在莫斯科被杀害）一道，明岑贝格曾不断试探在德国另外建立一个共产党的可能性。在他停留于巴黎的这段时期，许多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密探钻进了他的组织，其中有一个来自比尔森的捷克人安德烈·西蒙—卡茨尤其可恶，对他进行了暗中监视。
在举行过几次莫斯科审判以后，曾数次召明岑贝格去莫斯科。他起先是尽量拖延行期，到最后便干脆拒绝前往。从1938年起，他开始置身于流亡者之列；他非但不参加任何集团，而且尽量避免和“托派分子”发生接触，以避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注意。
1940年5月，明岑贝格同其他所有在法国的德国人一起被拘留。一个月后，他在纳粹入侵前同另外几个同被拘留的德国人逃出了拘留营。后来，人们在离拘留营几英里以外的地方发现他被吊死了；斯大林主义者散布了明岑贝格自杀的消息。
我不相信明岑贝格是自杀而死的。同他一起逃出集中营的那两个人忽然不知去向，再也查不出来；他们很有可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工人员，在离他死处不远的地方，在法国的滨地中海地区，就住着他的好朋友瓦列里安·马尔库，在这个朋友那里，他准可以得到避难所、金钱和有势力人物的援救。他不相信纳粹能胜利，一点也不灰心。虽然已经五十岁，他仍然精力充沛，雄心勃勃，脑子里还装着许许多多新的计划。——原注
库尔特·藻埃兰（Kurt Sauerland，1905年1月12日——1938年3月22日），德国记者、作家。出身于邮局职员家庭。1923年加入德共。1923—1927年期间在德共情报部门工作。1927—1928年在国际工人援助会工作。1928—1929年任国际工人援助会中央委员会国际社会政策档案馆馆长。1929—1931年任国际工人援助会中央书记处书记。1931—1933年任国际工人援助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纳粹党上台后流亡法国。1933—1934年任国际工人援助会机关报《我们的时代》（Unsere Zeit）编辑。1934年流亡苏联，并当选为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捕，1938年遇害。
安德烈·西蒙（André Simone，1895年5月27日——1952年12月3日），化名奥托·卡茨（Otto Katz），捷克作家、记者。一战结束后移居德国，参加了十一月革命。1927—1929年任柏林无产阶级剧院运营总监。1929—1932年在国际工人援助会工作。1932年移居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并参加了格别乌。纳粹党上台后移居法国，协助明岑贝格工作。1940年流亡墨西哥。1946年回国。1951年在斯兰斯基案件中被捕，1952年遇害。1963年平反。
[15]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年2月10日——1956年8月14日），德国戏剧家、诗人。1918年开始从事戏剧创作。1926年起支持德共，但从未入党。1933年“国会纵火案”后相继流亡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瑞士、法国、丹麦、苏联和美国。1947年受到非美活动委员会迫害，被迫再度流亡法国和瑞士。1949年返回东德。1955年获列宁和平奖。 1954—1956年任德国艺术学院副院长。1956年在东柏林逝世。
[16] 布莱希特于1933年离开德国。在欧洲漫游一段时期后，他在希特勒统治时代定居于丹麦的斯文堡。当纳粹在1940年入侵丹麦时，他又逃到别的地方，最后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在那里，他同老朋友汉斯·艾斯勒形成了一个共产党文艺集团的核心。这个集团的另一个成员是莱昂·福伊希特万格，他曾在一次被接见时听斯大林亲自谈过举行莫斯科审判的原因，在居住于美国的反纳粹十年中，这个集团——布莱希特、艾斯勒、福伊希特万格、海因里希·曼等——同德国共产党都有联系，他们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就是反法西斯德国人的代表。布莱希特把不加掩饰的共产党宣传品、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成剧本。以这部作品和美国观众见了面；由汉斯·艾斯勒配乐的这个剧本曾先后于1932年和1935年在柏林和纽约上演。布莱希特一直忠顺于莫斯科，但由于俄国党的批评家对他的诗歌并不是绝对赞同的，所以他宁愿尽量长地留在美国。另外两个德国共产党诗人约翰内斯·贝希尔和埃里希·魏纳特，作为艺术家来讲要比布莱希特逊色得多，但他们在1933年去莫斯科后都获得了重要的党内职位，譬如说，魏纳特就曾在自由德国委员会中同保卢斯和宰德利茨一起担任领导工作。贝希尔是第一批回国的人，现在已成为德国再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领导人。
战争结束以来，布莱希特的作品已经在德国、捷克、匈牙利等共产党控制的国家被广泛演出。他是德国共产党诗人中最有独创性的人，对战后青年可能产生很可观的影响，他们都喜欢他的“先锋派”形式，而不欣赏莫斯科制造出来的陈腐颂歌。——原注
莱昂·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1884年7月7日——1958年12月21日），德国作家。
路易斯·海因里希·曼（Luiz Heinrich Mann，1871年3月27日——1950年3月12日），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哥哥。1904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14年支持社民党，但反对参加一战。1931—1933年任普鲁士艺术剧院诗歌部门主席。1932年起主张德共应与社民党合作反对纳粹。国会纵火案后流亡法国。1940年流亡美国。1949年当选为民主德国艺术科学院主席，但未及上任，于1950年在美国逝世。
约翰内斯·罗伯特·贝希尔（Johannes Robert Becher，1891年5月22日——1958年10月11日），德国表现主义诗人。出身于法官家庭。1911年起开始从事写作。一战后支持独立党和德共。十一月革命后短暂参加德共，不久即退党。1923年返回德共。1924年起与路特·费舍合作，并入选德共中央。1928—1933年任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协会主席。1930年曾遭到共产国际批判。纳粹党上台后流亡苏联。1945年回国，参加了统一社会党，并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50年参与起草民主德国国歌文本。1954—1958年任文化部长。1956年因支持匈牙利革命而被架空。1958年在东柏林逝世。
[17] 库尔特·尤利安·魏尔（Kurt Julian Weill，1900年3月2日——1950年4月3日），德裔美国作曲家。
[18]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探索丛谈11—12》，柏林1931年版，第4卷，第308页以下。——原注
[19] 《惩罚》：见《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全集》，第2卷，第329—359页。马利克出版公司（伦敦中西区1号）1938年版。——原注
[20] 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1898年7月6日——1962年9月6日），奥地利作曲家、音乐理论家，路特·费舍和格哈特·艾斯勒的弟弟。1912年起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4年入伍。1919—1924年期间受教于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1925年移居柏林。1926年申请加入德共，但未果。1927年起在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任教，并在德国工人歌唱协会工作。1930—1932年期间与布莱希特合作。纳粹党上台后相继流亡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丹麦和英国1938年赴马德里，支持共和国，同年流亡美国。1939年被驱逐出境，流亡墨西哥。1940年获准返回美国。1942年起在好莱坞工作，并在大学任教。1948年被驱逐出境，返回奥地利。1949年移居东柏林。1962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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