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新西兰〕斯科特·汉密尔顿《理论的危机——E. P.汤普森、新左派和英国战后政治》

第一部分 从1930年代到冷战


1 E.P.汤普森的形成：家庭、反法西斯主义和1930年代



　　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以其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闻名于世。这本书是20世纪历史研究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在这本书以及一系列“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中，汤普森探索了18、19世纪普通英国人的生活。他所展现出的精细与同情令很多读者猜测他的家庭背景一定深深植根于世界上最早的工人阶级——英国工人阶级。实际上，汤普森是在牛津的一处条件不错的郊区长大的。
　　但汤普森的出身并非与他的生活和著述无关。他的家庭及其所处的环境给予了他保持终生的同情心和兴趣。说汤普森的父亲和哥哥的人生与思想构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类著作的序章也并不为过。他们三人之间即使不能说全然一致，也存在着一种连续性。

到贝思纳尔格林和班库拉去


　　爱德华·约翰·汤普森生于1886年，是教士约翰·摩西（Reverend John Moses）的长子。摩西在回到英格兰之前在印度做了多年的卫理公会派传教士。他的早逝令家庭一度陷入经济困顿，爱德华·约翰为了母亲和兄弟姐妹被迫牺牲了自己的理想。虽然获得了大学的奖学金，他还是离开了卫理公会派经营的金斯伍德学校，去到东伦敦一家银行当职员。在贝思纳尔格林度过了不愉快的六年后，这个敏感的年轻人跑到了伦敦大学，决定在跟随父亲的足迹加入卫理公会派传教事业之前，取得一个文学学士学位。[1]
　　1910年爱德华·约翰来到了卫理公会派经营的位于西孟加拉邦的班库拉学院。班库拉是一所中等大小的学校，它在1920年的时候成为了加尔各答大学的第三级分支学院。爱德华的印度岁月里交织着职业上的挫败和个人的成长。在班库拉工作并不比在贝思纳尔格林的银行工作更令人满意。学校强调用死记硬背的方法学习那些亲英课程，这在爱德华看来和工厂没什么区别。他感到无法将自己对文学和历史的热爱传递给许多学生，同时他也怀疑，校方在印度教的重重包围下所采取的改变学生宗教信仰的尝试是否明智和有效。在1913年的一封写给母亲的信中，爱德华·约翰挖苦式地评论起给异教徒传授上帝教诲的困难：

　　一个男孩儿说，耶稣在变形时有四个头……说到撒旦的诱惑，“恶魔是上帝派去考验耶稣……并给予他力量的。借助这种撒旦的力量，耶稣可以去（做）很多了不起的事。”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时说的是“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猫儿把小鸡聚集”。[2]

　　尽管有这些挫败——又或者正是因为有这些挫败——这位年轻的教师很快开始研究起印度的社会和文化。他将此后的生命都投入其中，写出了一打书，并且成为了英国最受尊敬的南亚次大陆方面的权威之一。1913年，约翰拜访了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和教育家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当时的汤普森自己正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诗人，于是不久他便开始翻译泰戈尔的诗歌和小说。1913年时汤普森的孟加拉语已经非常流利，他最终也精通了梵文。
　　E. P.汤普森有一篇文章专门研究他的父亲与泰戈尔的关系，叫作《异邦人的敬意》（‘Alien Homage’）。他在文中用典型的夸张口吻说道，到了1913年，“这位传教士在异教传奇、民间传说和诗歌的影响下，将要开始某种改宗换道了”。[3]或许更为合理的说法应该是爱德华·约翰开始将自己视作沟通印度文化和英国文化的桥梁。很明显，汤普森很快就不再同情卫理公会派的打造英国化的、基督教的印度的幻想。但他也并没有一味拒斥英国和基督教文化，而是相信印度和英国能够相互补足，相互增益。在《异邦人的敬意》的其他地方，E.P.汤普森用更加微妙的笔法描绘了他父亲的种种矛盾：

　　给与泰戈尔第一次会面时的爱德华·（约翰·）汤普森定位显然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容易。他与卫理公会派之间的关联令他感到不安……他十分厌恶生活在班库拉的自我封闭的欧洲人社群，这使得他渴望在孟加拉邦文化圈中重振精神，虽然在那儿他更大程度上只是个时不时闹出误会的局外人。但即便他不为任何一种体系所完全接受，他也建构起了一种他自己的非传统的体系……他是一个边缘人，一个穿行于两种文化之间，且不唯其中任何一种马首是瞻的信使。[4]

　　与1910年代卫理公会派传教活动的标准相比较的话，汤普森的态度或许算得上开明。但那也绝对谈不上激进。欣赏印度文化的某些方面并不意味着反对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这位年轻人希望沟通的，是大英帝国和它的一处边疆。罗伯特·格雷格（Robert Gregg）这样描述爱德华·约翰的局限：

　　汤普森的确试图跨越疆界向印度人和印度文化表达敬意，在那个时代没有多少英国人会这么做……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他却也复制了帝国的模式……他是一个帝国体系的伟大信徒……[5]

题外话：英国知识分子


　　爱德华·约翰·汤普森的乐观自由派帝国主义在他那一代英国知识分子当中并不显得突兀。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经常会去评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知识分子的非革命行为，因为这与同时期其他欧洲主要国家的知识阶层的氛围截然不同。俄国的知识分子们早已因为制造叛乱和批评社会而声名大噪。在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使得知识分子们联手反对政府和民众意见。在法国、德国以及俄国的大部分地方，知识分子都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机构，这些机构无论是在公共论争中还是在学术较量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对于19世纪的英国知识界未能发展出自己的机构和配得上本阶层的自觉意识这一点，学者们的愤慨自然是在情理之中的。[6]
　　要想了解英国知识分子的特别之处，我们需要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社会的其他独特性。现代英国知识阶层从19世纪中期开始形成。大英帝国的壮大、书报阅读人群的增长，以及关于大学系统本质的论争，都促进了这一阶层的出现。[7]
　　英国知识阶层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来自富裕的小资产阶级，从事中产阶级职业。他们中许多人都有着非国教徒和福音派的背景。他们代表着上层贵族的“改革”派。通婚与资助的关系最终产生了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所谓的“知识贵族”。
　　矛盾冲突为现代英国知识阶层的出现提供了动力。英国开始控制工业化的后果。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使得英国需要对它进行经济剥削的地区加以直接的政治管控，驻外事务处随之增多。对牛津剑桥排斥非盎格鲁人的质疑声推动了关于大学角色的争议，这些质疑声成为了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对改革英国精英体制的更为广泛呼吁的一部分。
　　英国资本主义在整个19世纪都强于它的竞争对手。这一优势使得英国的社会、文化矛盾受到限制，并从根本上影响到了19世纪英国知识阶层的独特性质。
　　英国知识阶层并不要求体制上和文化上的高度自治，它其实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精英们以非正式的方式融为一体。知识阶层的精英们享有的是与统治阶级之间的“老伙伴”式的关系。在一种多少有点“精英治国”意味的成员标准下，校友、交情、联姻这些关系是比“公共”体制更为重要的融合工具。除去那些边缘的异议者，英国知识阶层在文化上其实与统治阶级并不疏远。
　　在“高度自由主义”的语境下，这种“非正式的融为一体”有其政治上的必然性。“高度自由主义”的特征是相信英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进步本质，或进步的潜能。经济活力和社会凝聚力使得渐进的社会改良成为可能。知识分子的影响表现为给统治精英提供入耳良言，而不是一纸宣言。诺埃尔·安南这样总结英国知识分子的独特性：

　　沉稳通常不是一种会和知识分子联系到一起的品质。知识分子这个词源于俄语，所指的就是革命者中或文学圈中那些反出家门、性情多变而又懒惰无能的人。然而英国知识分子却是很沉稳的，因为他们专心致力于逐步改革已被接受的制度，并且能够游走于投机和坚守原则之间。[8]

团团火焰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但爱德华·约翰·汤普森的乐观与爱国的精神最初并没有被影响。和许多年轻的欧洲人一样，他受到鼓舞去支援祖国的战事。但直到1916年他才成为了英国军队的一位牧师。在孟买，汤普森在一个大型军医院里和伤员们一起工作。此后他又去到美索不达米亚，英国军队正在当地发动针对土崩瓦解中的奥斯曼帝国的战役。从底格里斯河到巴士拉，汤普森所在的部队赶上了几场恶战，他在战火硝烟中展现出的勇敢为他赢得了一枚十字军功章。此后他又在黎巴嫩度过了一段时间，其间目睹了一场严重的饥荒。[9]
　　在黎巴嫩期间，汤普森结识了美国侨民的女儿西奥多西娅·杰瑟普（Theodosia Jessup）并向她求婚。两人于1919年结为连理。[10]战争结束后，汤普森回到班库拉学院重拾教鞭。[11]但从军的经历已经深深影响了汤普森，他显然不会在这份旧业上长久停留。和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一样，汤普森意识到，连年的血雨腥风已经严重打击了他对西方文明进步本质的信仰。汤普森对自己目睹的生命的牺牲感到愤慨，并相信这是战争社会的某种严重缺陷所造成的。对于这场战争，虽然他绝大部分的谴责是在德国一方，但他也并不回避英国的过错。临近战争结束时，汤普森给母亲写过一封信，表达了他的感受：

　　如果我活过了这场战争，我将坚定无疑地站到反叛者那一边。我们需要的是彻底重构社会。旧的秩序已不复存在，而当它存在的时候，它可谓恶劣至极。东方世界在无数的事情上做得比我们好……这场战争用团团火焰告诉我们，我们的整个体制是错误的，是建立在血腥与不义之上的〔着重号为原文所有〕。[12]

　　汤普森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将英国所代表的“先进的”基督教文明与死亡和破坏联系到一起。也因此，他相信发生在欧洲和中东的事件威胁到了英国在印度的事业。在1919年写给卫理公会派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强调：

　　战争对印度的震动难以形容，可以说是一场崩塌。许多人感到基督教已名誉扫地……所有人都会同意，在眼下的印度，压倒性的意识和氛围是激烈的民族主义。[13]

　　汤普森对西方国家略显偏颇的幻灭感促进了他对印度文明的观点。在这方面他极有可能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泰戈尔在战争期间在世界各地发表演讲，批判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基督教。他的听众们都渴望听到关于西方文明状况的一种来自东方的裁断。[14]
　　正如汤普森所言，“一战”结束之际，也是印度民族主义鼎沸之时。对地方自治，甚至是充分独立的要求，殖民地当局的回应既缺乏理解，又残暴无情。1919年英国军队朝手无寸铁的印度民众开火的“阿姆利则惨案”，标志出英国在南亚次大陆的存在完全是个错误。
　　在欧洲，与战争的结束相伴的是一连串的革命剧变。经济混乱和对僵化政治体制的厌恶，连同厌战情绪一道制造出这些动荡。动荡延及英国，失业的退伍军人们在1910年代末和1920年代初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15]
　　回到班库拉学院的爱德华·约翰·汤普森，幻灭感与愤怒有增无减。E.P.汤普森曾说道，到1920年时，他的父亲“成了卫理公会派中的格格不入者”。[16]老汤普森在这场“让其他战争相形见绌的战争”中的经历使得他无法忍受同事们的沙文主义和宗教狂热。他拒绝和许多人交谈，以此来显示对他们世界观的拒斥。[17]汤普森和泰戈尔的关系也出现了问题。汤普森1926年发表了对泰戈尔作品的酝酿已久的研究。然而这位伟大的诗人并不喜欢这一研究，认为它显得高高在上，且对孟加拉文化[18]缺乏敏感：

　　汤普森的书……是我读过的讨论一位诗人的人生与写作的最荒谬的书之一……作为一个基督教传教士所受的训练使得他无法理解贯穿于我作品中的一些理念……我很确定，如果他的主题是一位在欧洲享有盛誉的欧洲大陆诗人的话，他一定会处理得更加仔细的。[19]

　　在1920年代，爱德华·约翰·汤普森深感被印度人的过度自信和英国人的盲目的沙文主义两个极端所包围。布莱恩·D.帕尔默（Bryan D.Palmer）这样概括他的情形：

　　在批评英国对印度的残酷镇压时，他也会陷入一种辩护的姿态中，去谈论英国统治的仁慈的一面，和一些像他这样的人对印度文化的关心；在钟情于东方作家们的文学时，汤普森也会在他的评论中给予他们“真实的”批评性的赞美。当时的英国正被对立立场切割得泾渭分明，汤普森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的这种既赞成又反对的复杂态度使得他形单影只。[20]

从班库拉到野猪山


　　爱德华·约翰·汤普森于1923年离开班库拉学院回到英国。此前一年，他的第一个孩子在西孟加拉邦出生。他给这个孩子取名弗兰克，以此纪念在索姆河牺牲的一位兄弟。爱德华·约翰在牛津大学找到了一份工作，夫妻二人于是在那儿定居下来，他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也将在牛津出生。他的工作是为刚刚起步的东方研究学部讲授梵文。
　　新的挫折很快到来。汤普森发现国内同样存在那些曾在班库拉激怒他的态度。东方研究在牛津大学没有什么地位，那里的许多大学教师们对印度文化和印度学生们态度轻蔑。在1924年的一封信中，汤普森控诉道：

　　没有人为东方研究争取些什么……这儿一切都是一团糟。图书馆一团糟，印度学生们像从前一样不被理解，而且也像从前一样滋生着不满。而且没有人尝试去让学校和公众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印度〔着重号为原文所有〕。[21]

　　1924年，汤普森在牛津的朋友们帮助他去争取一个荣誉文学硕士学位，这样就能够让汤普森在大学里获得一个永久职位，而不再是眼下的一年期的合同。当朋友们被回绝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前所未有的像一个外人”。[22]1925年，汤普森成为了奥里尔学院的荣誉研究员，这让他多了几分安全感。但在1920年代剩余的时间里，他一直依靠的是短期授课合同。
　　1925年，爱德华·约翰和西奥多西娅开始在牛津郊区的野猪山修建房屋。野猪山是牛津群体中有少许波希米亚风格的热爱文学之人的大本营。汤普森一家与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和罗伯特·布里奇斯相距一射之地。汤普森的新家成为了作家、印度研究者以及对南亚次大陆的政治形势感兴趣的英国人和印度人聚会的场所。1930年代，当爱德华·约翰成为印度独立的积极支持者（虽然时有犹疑暧昧）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圣雄甘地都曾造访这里。E.P.汤普森后来曾回忆，当甘地来访时，平日喧闹的一家人呈现出“庄严肃穆”的氛围，以及尼赫鲁在他们家后院的板球场上给他上击球课。[23]
　　1918年时爱德华·约翰·汤普森曾承诺要在战后“站到反叛者那一边”，但他似乎并不完全清楚谁是反叛者。在整个1920年代里，汤普森努力将战争带给他的愤怒与幻灭转变成一种连贯一致的政治信条。他对战争的记忆和对英国在印度持续不断的过分行径都十分厌恶，但他既不同情横扫战后印度的血气方刚的民族主义，也不同情英国的革命社会主义，后者至少在1926年大罢工失败之前，都被看作英国的威胁。汤普森对牛津大学那种无知的态度和僵化的仪式都很反感，然而却渴望在那儿获得认可和终身职位。

题外话：幻灭的英国知识分子


　　汤普森那颇不连贯的幻灭感能够代表1920年代许多英国知识分子的感受。痛苦的战争经历和欧洲大陆的革命学说早已瓦解了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和爱德华时代形成的那种融洽的自由主义共识，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未接纳或发展出任何新的世界观。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倾向，从战时便出现在知识分子当中，但没有一种变得具有支配性甚或流行，也没有一种能够像战前的自由主义那样，起到沟通知识阶层和统治阶级的桥梁作用。
　　1920年代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知识分子左转。确实，有一些人加入了新成立的英国共产党，另有一些人则胡乱修补着战前的教义，来追赶放在今天会和凯恩斯联系到一起的“新自由主义”。但其他很多的人，包括这十年中一些最为知名的作家，都去拥护右翼的极为保守的思想，以此来拙劣地回应战争和革命所预示的这场被广泛感受到的“文明的危机”。
　　保守派往往是有创造力的艺术家，而非科学家或官僚，其中的重要人物包括T.S.艾略特、伊夫林·沃和温德姆·刘易斯。艾略特对统治阶级中的国教派，以及他所幻想的前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英国和欧洲有着深切共鸣；伊夫林·沃拥护一种浮华的天主教半封建制度；而刘易斯对法西斯主义的同情则完全是一种极端精英主义。[24]
　　事实上，无论在美国、欧洲大陆还是英国，许多最为重要的现代主义艺术家都是保守主义者。面对欧洲的危机和英国的惶惑，许多艺术家和作家感到需要创造出新的形式来承载和传递他们所珍视的文化遗产。改革于是常常带有保守的动机。正如艾略特在《荒原》临近结尾处所写：“这些就是我用来支撑自己的免毁灭的零星断片。”[25]

自相矛盾的反叛


　　爱德华·约翰的激进并不彻底，这可以从他1920年代所写的书中看出来。这些书中最为重要的一本或许是《硬币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the Medal），一本研究1857年印度兵变的著作。正是它为汤普森赢得了南亚次大陆历史学家的声誉。[26]《硬币的另一面》谴责了英国领导的武装力量镇压兵变的残暴行径，并将这些暴行与阿姆利则惨案联系起来。但汤普森并没有在谴责的同时呼吁英国撤出印度，他希望的是英国能够抑制自己在印度的过分行为，从而恢复印度人对大英帝国的信心。罗伯特·格雷格指出，汤普森此书的初衷远非宣扬印度民族主义，而是为了回应维内亚·达摩打·萨瓦卡（Vinayak Damodar Savarkar）半公开地发表的观点，这位印度民族主义思想家从这场兵变中挖掘出一段反帝国主义的爆炸性的历史。[27]
　　直到1930年，当汤普森写下《重建印度》（Reconstructing India）一书来配合在伦敦召开的关于印度未来的圆桌会议时，他才开始主张印度的独立权。即便如此，他还另寄希望于独立的印度能够和英国建立一个长久紧密的联盟。尽管拥护印度独立并且和印度民族主义者如尼赫鲁建立了友谊，汤普森还是对英帝国主义保留了一定的情感。在1935年的大部头著作《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崛起与成就》（British Rule in India：Its Rise and Fulfilment）中，汤普森论道：

　　大英帝国的建立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特殊的美德和缺陷……高度责任感、清正廉洁、社会责任意识，这些东西将被铭记……（尽管）这场战争给西方的道德与社会威望所造成的损失是永远无法消除的。[28]

　　E. P.汤普森说过，“一战”结束后，他的父亲感受到一种对自身“英国性”的矛盾心理，这一矛盾心理将“困扰他大部分激进的写作”。[29]爱德华·约翰在其关于印度和某些其他主题的写作中所无法调和的，是他对英国历史和文化的挚爱，和他对当时英国政府诸多政策的反感。他希望印度拥抱的，是雪莱和莎士比亚的英国，而不是鲍德温和劳埃德·乔治的英国。
　　虽然自“一战”后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向左转，但爱德华·约翰从没有将工人阶级以及印度的农民阶级视作进步变革的潜在动力。虽然对战后连续多届政府非常失望，但他依然固执于战前的自由主义观念，认为只要知识分子能够很好地处理他们的论争，他们就能促使英国制定进步的经济和政治政策。这一信念被推广到了其他社会当中。在《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结尾处，老汤普森说道：

　　无论何种程度的民主得到承认……和其他国家一样，印度的未来都将依靠富人和受教育阶层。乡民在本邦和联邦事务中获得直接的和决定性的话语权，那得是很多年以后的事。[30]

　　写下上述这些话一年后，老汤普森给他的小儿子写了一封信，对被人们认为“缺乏教养”的小汤普森提出了严厉批评，说“教养是英国人的标志之一，应当始终谨慎妥当对待”。[31]这位前传教士终究无法丢掉自幼习得的绅士架子和民族沙文主义。

“百无一用”


　　1939年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爆发后，爱德华·约翰反对他的老朋友尼赫鲁和甘地组织的“退出印度”运动的政治立场，这也展现出他对英国和英帝国的矛盾心态。尼赫鲁因反对这场战争而入狱，他的理由是英国不会同意印度即刻独立。汤普森则渴望支持这场战争，并很快成为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一员，加入了正在英国受训的皇家炮兵部队。
　　爱德华·约翰强烈地渴望看到英国的胜利，但对英国的方向和普遍的欧洲文明的持续质疑总是困扰着他。在1940年写给帕尔默的信中，这位前传教士提出，世界需要一个新的方向，而它只有“炽热的信仰”能够提供。[32]苏联和纳粹德国具有这种信仰，尽管采取的是一种消极的形式；而像英国这样的“民主制度”则没有这样的信仰，他们总是“自我放任且优柔寡断”。[33]
　　老汤普森在基督教青年会的经历似乎令他感受到了一些几十年前在班库拉受到过的挫折。他给年轻士兵们讲课和提供宗教上的慰藉，但觉得两方面都不太理想。当他在营房里讲授“希腊及其对世界的重要意义”时，他的听众是“一个在闲逛中跑错场子的人”。[34]老汤普森控诉说，军队把基督教青年会的人当作“做得一手好茶和好面包的好心眼的笨蛋”。对于为打败希特勒出份力这件事，老汤普森彻底绝望了，他认定自己这辈子已是“百无一用”。[35]老汤普森在1946年死于癌症，去世前不久，他收到了一封表达慰问和感谢的信，信的作者是尼赫鲁，他即将成为独立后的印度的首任总理。[36]

弗兰克·汤普森的形成


　　E. P.汤普森用《越过边境》（Beyond the Frontier）这本书考察了他的哥哥生命中的最后几周。他在书中描述过爱德华·约翰和西奥多西娅在野猪山建的这所房子里的气氛：

　　弗兰克·汤普森是我的哥哥，这意味着：我们共有着一样的父母，一样的家，这个家给予我们支持，它崇尚自由，反对帝国主义，从不缺各种想法和诗歌，以及国外来的访客。[37]

　　1930年代时老汤普森已经成为牛津的社会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固定成员。一系列受到好评的著作令他感到自信，他的家也成为了许多作家、自由派大学教师和印度民族主义者的俱乐部。弗兰克和帕尔默都深受父母的兴趣与看法的影响。他们很快开始分享父亲对文学的热爱，以及父亲的一些政治观点。在1992年的一次访谈中，E.P.汤普森告诉我们他是如何看待父亲的信念的：

　　我从父亲那里获得的观点是，没有哪个政府值得信任……一般来说，所有的政府都谎话连篇，不能相信。[38]

　　从这些言论中，汤普森体会到了父亲对英国社会和政治的幻灭感，这份幻灭感既深切，又有些不够集中。老汤普森认为政府“一般来说”都满嘴谎言，而不仅仅是代表这种或那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政府如此，这反映出他未能发现自己谴责对象的替代物。
　　老汤普森的感受需要放到其背景中来理解。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英国同样受到了1929年大萧条的严重影响。1929年选举上台的一个少数派工党政府执政仅仅两年后便垮台。工党和自由党也都发生了分裂，少数工党议员和半数左右的自由党议员参加了保守党组建的新“国家政府”，这个政府在193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一直掌权。长期以来，这个政府在大众眼中的象征就是它的最后一任领导人内维尔·张伯伦。张伯伦这个名字已经成了软弱无能的代名词，然而他的政府在竞选方面从来都不好对付。无论是工党及其工会盟友，还是激进的左派，都没能成功推动一个可靠的方案，以取代“国家政府”对内经济紧缩和对外姑息法西斯主义的政策。
　　苏联的五年计划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这些大胆的实验，与英国资产阶级面对大萧条时的不冷不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没有英国的罗斯福或希特勒站出来重整英国资本主义，一些左翼人士期待的“英国的列宁”同样难以出现。哈利·波利特（Harry Pollitt）令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感到失望，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则令罗瑟米尔爵士（Lord Rothermere）感到失望。
　　在1930年代，不仅仅是老汤普森这样的知识分子，而是来自各个阶级的为数众多的人都有着一种混合了挫败感与无力感的独特感受。1930年代的英国缺少那种在欧洲大陆许多地区普遍存在的危机感，在那些地方，大萧条和左右两翼的分化开启了或好或坏的社会转型的前景。1930年代的英国存在着许多明显且根深蒂固的问题，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问题会通过社会冲突而得到解决。1926年大罢工失败后，来自工人阶级革命的威胁消退了；在犬儒且沉闷的“国家政府”治下的1930年代，不如意和政治冷漠主宰着英国社会。
　　弗兰克·汤普森感受到了这种正在折磨着英国和欧洲社会的不安情绪。当时他即将结束自己在汉普郡温彻斯特公学的学生生涯，在那儿他展现出古典学和语言学上的优秀造诣。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这样概述弗兰克在温彻斯特的表现：

　　在我们这一屋子男孩儿中，弗兰克块头最大，嗓门最大，最无拘无束，也最才华横溢……我对他最记忆犹新的，是一次周末他从牛津回来，大步迈进宿舍，大声唱着：“她得到了……她需要的。”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全都是男性的群体里，他非常与众不同。15岁的时候，弗兰克早已赢得了校园诗人的头衔。他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的行家，能够就一首品达的或贺拉斯的颂诗中的精妙之处和你聊上几个小时。不像我们这儿其他的古典学研究者，他也去读中世纪拉丁文和近代希腊文。这些对他来说不是死的语言，而是活生生的语言。他比我们要更为深切地关心着外面的世界，关心席卷西班牙的内战，关心他眼睁睁看着到来的世界大战。[39]

　　1936年，西班牙内战随着一场意图颠覆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而爆发。西班牙的斗争很快成为全欧洲左派的重大事件。弗朗西斯·弗朗哥将军率领的武装力量用他们的残暴和对民主的蔑视，向世人展现了法西斯主义的虚伪，而法西斯主义信条已经在意大利和德国夺取了国家权力。
　　西班牙内战同时也揭示了伦敦政府的愚昧无能和犬儒姿态。他们拒绝出售武器给与弗朗哥作战的共和政府，还制造困难来阻挠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的英国人前往西班牙提供援助。对于老汤普森这样的爱国自由派而言，他们的国家就像是民主、自由和文明价值观的梦魇，而“国家政府”的态度则是对英国和西班牙的双重背叛。当英国仿佛再一次成为无谓屠戮年轻人的同谋时，“一战”的旧伤口被再次揭开了。
　　老汤普森在野猪山的一些邻居分享了他的看法。多年的隔壁邻居卡里特家有两个年轻人决心有所行动，于是亲赴西班牙，在国际纵队英国分部中当救护车驾驶员。诺埃尔·卡里特负伤回国，但他的兄弟安东尼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的父亲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哲学教授，卡里特兄弟和汤普森兄弟一起长大，弗兰克还经常和安东尼一起讨论政治。[40]
　　1937年时，弗兰克已经是一位技艺成熟的作家，他为纪念安东尼出征和牺牲而作的两首诗记录了西班牙内战对他的认识造成的冲击。第一首诗写于仲夏时节，在诗中弗兰克感受到了他在英格兰南部的安逸生活与西班牙的境况是何等的迥然不同。他钦佩，但并未分享安东尼的急切信念：

　　在这里，在金银花宁静的芬芳中
　　在毛地黄温润的丝绒中，
　　在布谷鸟昏昏欲睡的笑声中——我想起了你，
　　如同嗡嗡作响的发电机，你的意志，
　　身体和头脑，那种敏捷而和谐的力量，
　　如同抛光钢铁时发出的光亮，要让这世界抛去
　　所有极端的不公。但在所有这些之上，
　　最大的不公是等到明天，
　　当你我皆逝，懒惰的我也好，激昂的你也罢，
　　这世界仍将被残酷地扭曲。
　　——何不尽情把玩毛地黄，趁它还在？[41]

　　当弗兰克在1937年12月悼念卡里特牺牲时，他对现实世界蚕食着心目中田园式的英国感到恐惧。他明白了好友为西班牙而战的决定是理智而勇敢的。然而他仍然无法分享安东尼·卡里特的信条：

　　一年前，在那昏昏欲睡的牧师花园里，
　　我们谈论着政治；你，褐色的头发
　　耀眼如火焰，招摇的红色领带，倾吐着
　　你熊熊燃烧的胸膛里，我们总能听到的挽歌——
　　富人们欢呼胜利，穷人们饱受压迫。
　　我笑了，我以为我看到了，一个例子，关于模糊的
　　理想，未经尝试却已被相信，
　　它经不住考验，它听上去太天真。
　　一年过去了，如今，寒风撕碎了
　　街道上最后一丝慰藉——穿越炸弹和炮火的恐惧，
　　你僵硬地倒在地上
　　或是马德里附近，某条又冷又臭的小巷里，
　　尸体溃烂——这个例子
　　结实得多了。——而它听上去依然太天真。[42]

共产主义的嬗变


　　弗兰克·汤普森最初难以理解安东尼·卡里特的政治主张，这其实并不奇怪。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的牛津和剑桥那种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共产党几乎不怎么出现。被共产党吸引过去的牛津剑桥的学生们或学者们常常觉得那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地方。而在党的领导层眼中，这些人的阶级出身和文化令他们十分可疑。1930年代初极端激进的“阶级对抗阶级”（‘Class Against Class’）时期，英国共产党遵循斯大林的领导，谴责其他左翼组织，预言革命即将到来。他们经常要求学生党员放弃“没有价值”的学术工作，要“无产阶级化”，并将几乎所有时间奉献给政治工作。[43]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的掌权象征着“阶级对抗阶级”政策的普遍失败。在1932年底的选举中，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手，在议会中赢得了多于纳粹党的席位。然而德国共产党拒绝和他们的竞争对手合力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德国共产党宣布社会民主党人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并且打造出“先是希特勒，然后就是我们”的口号，由此也注定了自己的毁灭。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在追随“阶级对抗阶级”政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略小一些的灾难性的衰退。例如，在英国，虽然有大萧条和大量的失业人口存在，但共产党的人数却减少了。[44]
　　1934年，斯大林为了应对“阶级对抗阶级”政策的失败和各国共产党人的不满，提出了一种政治重组政策，目标是建立非常广泛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s”）。这一新政策在1935年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这表示共产党人尝试去和更多的人合作，不仅仅是社会民主党人，还包括几乎所有在政治上倾向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的人。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道出了一些支撑“人民阵线”策略的假设：

　　在德国，工人阶级让自己被孤立，因而失败了；如果能孤立它的主要敌人，获胜的将是工人阶级……这一政策假设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长期阶段，假设资产阶级民主制已不再能与资本主义兼容而被永久遗弃。因此，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制便是在客观上反抗资本主义。[45]

　　共产党的政策转向“人民阵线”意味着，对待曾被蔑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的态度将发生极大的变化。对共产党倡议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同盟表示赞同的学者、作家、艺术家都被示好。马戈·海涅曼（Margot Heinemann）这样描述共产党新态度背后的逻辑：

　　要想恢复文化传统中最好的东西，就需要用更加宽泛、更加灵活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接近历史和艺术。如果它所包含的仅仅是幻象和谬误，那么从纳粹焚书者手中拯救文化遗产又有什么意义呢？[46]

　　詹姆斯·克卢格曼（James Klugmann），一位受过历史学训练的英国共产党的领导者，用激动的语言描绘“人民阵线”政策带给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

　　我们成为了农民起义运动的继承者，成为了英国左翼革命的继承者，成为了宪章运动的继承者，成为了妇女参政运动的继承者……它将我们放置于正确的框架之中，将我们与过去相连，并给予我们通往未来的更加正确的道路。[47]

　　弗兰西斯·贝克特（Francis Beckett）在他对英国共产党所做的历史研究中提到，威利·加拉赫（Willie Gallacher），一位党的领导者，在党转向“人民阵线”政策后便马上访问了剑桥大学，并对学生中的共产主义者们说“逃到工厂里是没有意义的”。加拉赫激励学生们努力学习，宣称党需要“优秀的科学家、历史学家和教师”。[48]贝克特写道，在“人民阵线”政策开始后：

　　共产党和知识分子感到相互走得更近了……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演员、音乐家，以及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都试图让自己在党内过得舒心。[49]

　　在一些欧洲国家，共产党人至少在短时期内将“人民阵线”部署得相当成功。例如，在法国，共产党帮助打造了一个非常广泛的反法西斯同盟，吸收了来自“爱国右翼”、温和左翼以及激进左翼的政治力量，这为1936年社会党人莱昂·布鲁姆（Leon Blum）掌权奠定了基础。相反，在英国，“人民阵线”从未能够联合起哪怕是少部分的英国人。除了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领导的左翼少数派，工党对共产党的示好表现得无动于衷。工党的确攻击过政府对待西班牙的态度，但它对像法兰西社会党那样投身于“人民阵线”则没有多少兴趣。工党甚至都不会全心全意地支持共产党组织的援助西班牙的运动。自由党对此甚至更加不感兴趣，而人们又很难找到“爱国”的保守党人。
　　“人民阵线”未能在英国稳固下来，但却使得英国共产党成为了年轻人的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而此前他们从未考虑过加入共产党。倡导保卫欧洲的民主制，调动英国的激进传统，以及新近表现出的对知识分子和艺术的热忱，英国共产党看起来是在保卫英国左翼传统所放弃的领域。瓦尔特·皮埃尔（Walter Pierre）说得很对：

　　随着大萧条的兴起和工党的垮台……在欧洲（包括英国）和广义的法西斯之间，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与仅存的有组织的对立方团结起来，那就是尚未褪色的共产党。[50]

　　“人民阵线”时代的“新”共产主义对一些知识分子有一种额外的，更加微妙的吸引力。在1937年的《从自由主义进发》（Forward from Liberalism）中，斯蒂芬·斯彭德这样解释他和其他相似的人为何会对苏联及其在本土的盟友产生共鸣：

　　资产阶级自由个人主义者……怀疑——可能是正确地怀疑——自己所属的这个阶级，这个拥有全世界所有伟大财富的阶级，却是僵死的，没有价值的。毫无疑问这部分是因为其成员由于普遍的隔离状态而产生的精神上的枯竭。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历史斗争，或许正在这个满是空想价值的国度之外发生着……他会用符号化的语言来表达自己，这种语言来自既有的资产阶级文化……（然而）个人主义的未来存在于无阶级的社会。故此，社会革命对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对于工人一样，都是一个迫切的问题。[51]

　　对于斯彭德来说，起源于戈德温（Godwin）和佩因（Paine）的自由民主话语建基于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自由主义不可能在不改变英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情况下，革新英国社会的政治与文化的上层建筑，所以它衰退了。但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并非不愿意去破坏自身的权力基础。
　　斯彭德警告道，工人运动并不一定总是一种文明的力量和知识分子的潜在同盟——他将法西斯主义解释为“人民”失去希望后的一种症候。斯彭德还提到要警惕一种可能出现的庸俗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要向工人们展示如何正确使用他们掌权后会得到的文化资源，这一点非常重要。工人运动和共产党提供了能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中最好的部分得以幸存的一片土壤。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维克托·基尔南（Victor Kiernan）在他关于1930年代剑桥的回忆录中提到一种“不加批判的，近乎神话的”信仰：相信“工人阶级”，相信“工人阶级的使命是为了工人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知识分子的利益而改变社会”。[52]基尔南这样回忆共产党的这种吸引力：

　　资本主义已处于其最后阶段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了；问题是它是否会在自身的崩溃中将文明一同拉下水……共产党是20世纪的方舟。[53]

　　和他那一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老汤普森努力地用爱德华时代的乐观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来调和“一战”的血腥和英国在两次大战间歇期的停滞不前。老汤普森感到他所珍爱的一切都陷于巨大危险之中，但自己却找不出任何一种力量能够保卫它们。但对于三十年代后半期的成千上万英国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共产党及其国际盟友们一夜之间仿佛成了英国乃至欧洲文明之精华的保卫者。

危机来到牛津


　　E. P.汤普森在《越过边境》中写道，当1937年弗兰克前往牛津大学的时候，他“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欧洲政治的危机”。[54]弗兰克舒适的、有时甚至是无聊的牛津生活，被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幽灵笼罩着。最终，这些幽灵带来的威胁促使弗兰克违背父母和许多朋友的意见而放弃了学业。
　　在牛津，弗兰克一直表现出在古典学和语言学方面的杰出才能。他还创作了更多的诗歌，并参加了一系列业余戏剧的表演。但他的时间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被政治活动占据的。弗兰克结交了一群亲密的朋友，包括艾瑞丝·默多克（Iris Murdoch）和未来的历史学家M.R.D.富特（M.R.D.Foot），他们都与弗兰克共同拥有对知识的渴望和反法西斯的坚定信念。虽然朋友中有人支持的是左翼组织，但弗兰克最初的选择是加入自由党的大学俱乐部。当他被任命为俱乐部秘书时，他便竭力利用这一职位来提升成员们对西班牙问题和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的意识。但他的希望很快破灭了，并且觉得校园自由主义者们“太轻浮了”。[55]他们喜好的宴会、舞会和政治辩论，与牛津大学的共产党干部们马不停蹄的政治活动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共产党员在大学的工党俱乐部中是一支主要力量，他们在几年前获准加入工党俱乐部，这算是工党罕见的对“人民阵线”政策的让步。
　　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危机”使得欧洲处于战争的边缘，同时也暴露了内维尔·张伯伦政府的犬儒主义和懦弱无能，这个政府宁可让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也不愿意与自己讨厌的苏联结成同盟。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立刻引发了全英国的政治争议。10月，牛津成为了反抗张伯伦对外政策的中心。在一场激烈的递补竞选中，前副校长、自由党人A.D.林赛（A.D.Lindsay）与保守党绥靖主义者昆廷·霍格（Quentin Hogg）较量上了。林赛是作为“独立进步派”参选的，但他反对慕尼黑协议并支持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的立场，为他赢得了工党、自由党、共产党，乃至一些反对张伯伦的保守党人士，比如温斯顿·丘吉尔的支持。至少在牛津，“人民阵线”看起来仿佛就要美梦成真了。
　　老汤普森和弗兰克都是林赛的坚定支持者。[56]弗兰克和朋友们投身于短暂但紧张的精选活动当中，他们在牛津游说拉票，分发传单，在林赛和霍格向着街角上情绪激动的泱泱人群发表演说时担当值守。“14世纪圣学骚乱（the Saint Scholastics’riots）以来牛津最忙乱的十天”以霍格的胜利而告终。[57]保守党的主体陷入分裂，而弗兰克和他的朋友们则陷入崩溃。在一篇名为“牛津速写”（‘Snapshots of Oxford’）的回忆录中，弗兰克回忆起霍格宣布胜利的那个夜晚：

　　那一夜我们无比的消沉……我们浸没在无力、凄凉和酸楚之中。有人愤恨地说：“我希望北牛津第一个被炸。”……迈克尔（即M.R.D.富特）怒气冲冲地盯着地面……“现在只有两条路了：加入共产党，或者告别政治。我无法忍受共产主义，所以我将告别政治，攻读心理学。”[58]

　　弗兰克并不想告别政治，即便是在林赛竞选失败后数月后西班牙的最终陷落也接踵而至之时。在1939年初的一首诗中，弗兰克把弗朗哥的胜利看作仅不过是他将要投身的这场斗争的“第一回合”：

　　我们，全新的主角，将要加入，
　　不会遗忘，不会宽恕。
　　此刻，寒风或许正对山脉耳语：
　　“最后，他们将前来给你们自由，他们亏欠你们的自由。
　　最后，最后，他们想起要帮助他们的朋友。”[59]

　　写下这些挑衅的诗句时，弗兰克·汤普森已经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在一次聚会上，弗兰克酒后抱怨校园里其他的左翼组织，艾瑞丝·默多克——弗兰克称她为“布尔什维克的圣母玛利亚”——听到后便建议他加入共产党。弗兰克投入党的工作当中，参加会议，售卖《工人日报》（Daily Worker），帮助招募其他学生。不过入党并不意味着突然转向马克思主义。在《越过边境》中，E.P.汤普森澄清了他兄长的政治本质：

　　弗兰克·汤普森很难被定义为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在1939年到1940年期间……效忠于共产党的基础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反法西斯主义的主张，它所诞生的时代里，西方统治阶级实行绥靖政策和不干预西班牙内战的政策（然而却有效地与反动势力形成了共谋），在面对经济萧条、失业和各种严重尖锐的问题时显得迟钝麻木……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是政治意义上的，是国际主义意义上的。至少在英国，它并不需要多少对正统教条的忠诚……弗兰克的信中很少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而这些术语不止一个在他那儿带有讽刺意味。[60]

　　和许多牛津剑桥的青年学生一样，弗兰克加入共产党不是因为信仰“辩证唯物主义”或《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教义，而是因为共产党就像一艘“方舟”，即使新世界诞生在经济崩溃和战争的末日中，它也能够保护旧世界中最好的东西。方舟的船员是“人民”，一个流动变换的群体，他们招募自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民族，但至少名义上由一个理想化了的工人阶级来领导。“人民”的革命者角色并不源于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占据的某种“客观”的经济地位，而是源于他们过去为自由而奋斗的意识，和现今必须打败法西斯主义的认识。

“我只是想去战斗”


　　1939年9月2日，纳粹入侵波兰后的第二天，也是英国宣战的前一天，弗兰克·汤普森让他的朋友和家人吃了一惊：

　　他参军了。弗兰克的父母认为他还太年轻，不适合参战，而应去完成学位。而艾瑞丝·默多克指出，苏联领导人和英国共产党将这场战争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并要求党员们不要参战。弗兰克在名为《致布尔什维克的圣母玛利亚》的诗中解释道：

　　当然，女士，我知道党的路线更好
　　我知道马克思会怎么说。我知道你们是对的
　　当这一切结束，我们将为要紧的事而战
　　但不知为何，今天的我只是想去战斗。
　　这是异端邪说？就算是吧。但我不在乎。
　　我眼中是血水，是泪雾，是憎恨。
　　我了解我们正在搏斗的对手，我厌恶他们。
　　你说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我不能等。[61]

　　在《牛津速写》中弗兰克对他在牛津的最后一晚的讲述捕捉到了他生命中的这些矛盾：

　　在圣体学院，每个人都得喝酒，我更是被起哄得厉害……在我从方庭里摘了两朵郁金香，并且打破了一扇窗户之后，他们把我拽进雷欧的房间，坐在我身上。我平静了下来，他们以为我到河上去划船应该没问题了。莫德林学院高塔四周的红云在一点点地褪色，此时我们遇到两个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追上那两个人，想去弄翻他们的船。我们划着划着慢了下来，然后我丢下了我的桨。因为兴奋过度，肚子里的啤酒一下子涌了上来。我高喊着历史口号“所有人一起来保卫祖国苏联！”，然后一头扎进水中。他们把我捞上来，但是我又跳了下去。一番折腾后，他们把我拉了回来，丢给了霍利韦尔大门的那个讨厌的守门人。[62]

　　彼得·康拉迪（Peter Conradi）在他的艾瑞丝·默多克传记中援引了这段文字，并补充了另一个细节：

　　学院党组织正在进行一次重要会议，弗兰克突然闯了进来。经一致表决，富特同志被赋予了“把他放到床上去的革命任务”。[63]

“黑刺李马上就要开花了”


　　弗兰克一直支持共产党。1941年5月苏联遭到入侵后，英共也开始跟随备战的步伐，这自然令弗兰克感到高兴。但他从阅读英国历史与文学中生成的对激进自由主义政治的忠诚超过了他对党的路线的忠诚。对弗兰克来说，这场新的战争是一次巨大的较量，一方是文明与民主的力量，1941年5月之后的苏联是它的先锋；另一方是暴政和蒙昧主义的力量。共产主义只不过是这一较量的高潮，其作用是从法西斯怪物手中保护欧洲文明最为优秀的部分。就其有价值的部分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对自由主义的突破，而是对自由主义的发展。
　　通过前面关于共产党“人民阵线”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弗兰克·汤普森的观点在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丝毫不显奇特。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和弗兰克同一时期就读于牛津大学，他描述过一种类似的想法，这种想法存在于后来被称作“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的青年成员们心中：

　　我们一直是……天生的“人民阵线”支持者。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广泛的进步历史的先锋……我们所做的是努力……去推进这一传统，使其更为明晰。[64]

　　1941年服役于海外后，弗兰克·汤普森上尉给家中寄去了许多书信和诗歌。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核心政治信念没有改变，爱国主义、反法西斯主义，以及对苏联的坚定支持齐头并进。在解放西西里岛战役的间歇期写下的一封信，能够反映出弗兰克心目中的英国品质带有多么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这太丢人了，我们就这么围坐着，而美国佬、中国佬和俄国佬们却在教我们怎么打仗……家乡的黑刺李马上就要开花了。对我而言，黑刺李比其他任何的花都更能象征英国精神的美好。它也象征着泰然自若和高洁无瑕，这些都属于英国人最优秀的品质，我相信它们将再度属于英国人。这些话听起来有些夸张，但我猜你知道我的意思。[65]

为共产主义，也为自由


　　1944年中期，老汤普森写信给小儿子，此时小汤普森正作为一个坦克旅的指挥官在意大利半岛浴血奋战：

　　帕尔默，小伙子，我有一个难过的消息要告诉你。昨天我们收到一封电报，说弗兰克·汤普森少校从5月31日起“失踪”了……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弗兰克在哪里……他选择了最危险的工作，并且以了不起的方式来完成它。[66]

　　汤普森一家最终获悉，弗兰克是在保加利亚担任一队游击队的情报官时失踪的。弗兰克自愿去做英国军队和巴尔干反法西斯武装力量之间的联络工作，并且在穿越保加利亚边界之前已经在南斯拉夫英勇作战。老汤普森夫妇收到弗兰克的死讯时，欧洲的战事已近尾声。弗兰克和几位游击队员被敌人俘获，然后还被进行了一场作秀式的公审。最后，在保加利亚的一处偏僻之地，弗兰克被法西斯行刑队杀害。战争结束后，一位弗兰克生命最后几天的见证者为我们充实了英国军方提供的苍白的报告：

　　当他被审讯时，令所有人吃惊的是，他不需要翻译，而是用标准地道的保加利亚语来回答。他被问道：“你，一个英国人，有何权利进入我们国家，对我们发动战争？”汤普森少校的回答是：“我来这里，是因为这场战争远比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要深远。当今世界最重大的事情是反法西斯和对法西斯的战争……我已做好为自由而死的准备。我很自豪，能够作为同伴，和保加利亚的爱国者们一同赴死。”……
　　之后汤普森少校负责带领被判刑的人进到城堡里。当他们在聚集的人群前列队前行时，他举起紧握的拳头敬礼，那是盟军正在援助的“祖国阵线”的军礼。一个宪兵把他的手打了下去，但汤普森向着人们高呼：“我向你们敬自由之礼！”所有人牺牲时都这样举拳敬礼。围观的人们不禁失声抽泣。[67]

　　这正是弗兰克·汤普森的特点。作为一个与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并肩作战的英国共产党员，他表现出的信仰是反法西斯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这并不意味着弗兰克对其党员身份或战友们的信仰感到羞愧。这仅仅是说，对他而言，共产党员是自由力量对抗法西斯势力的这场全球斗争中的先锋。为共产主义而战可以理解为是与法西斯主义战斗的一部分。相似的情感在约翰·康福德（John Cornford）最后的诗篇可以找到，这也是一位为反法西斯斗争牺牲的牛津共产党员：

　　升起红旗，欢庆胜利
　　为共产主义，也为自由。[68]

E. P.汤普森的继承


　　让我们努力集中一下爱德华·约翰和弗兰克·汤普森二人故事的线索，并将其与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的故事联系起来。爱德华·约翰是一位非常典型的自由主义英国知识分子，直到经历了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种种表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才变得激进起来。作为一位死板的牛津大学初级讲师，和一个庸俗文化时代的“计件”作家，老汤普森遭遇的困难强化了他对英国社会许多重要方面的不满。但老汤普森的深切不安并没有使他介入改变现实状况的激进运动中。这位前传教士并不信任英国的政治精英们，但他甚至更不信任英国和印度的普通民众。
　　爱德华·约翰终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即便是一个痛苦的、激进化的自由主义者。他的小儿子继承了他的许多意见与同情。在离开学校前，弗兰克·汤普森便已经意识到法西斯主义给他所爱的价值与文化带来的威胁。在牛津时，弗兰克开始认识到，英国的政治体制及其传统左翼政党不愿正视法西斯的威胁。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危机在英国激起了对这一威胁的争论，并暂时促使工党和自由党向左转；但A.D.林赛在牛津的递补选举中的落败则说明，大部分民众依然支持张伯伦的绥靖政策。
　　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对两次大战之间英国的悲惨现实感到极度失望，弗兰克依然是一个爱国者。和他的父亲一样，弗兰克珍视英国自由主义政治传统，以及由莎士比亚、华兹华斯、罗斯金等名字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像1930年代的许多青年男女一样，弗兰克开始感到，传统政治制度中的自由主义目标也好，保守主义目标也罢，都不再能够保卫英国文明和欧洲文明中最优秀的部分。弗兰克·汤普森最终在“人民阵线”时代的共产党这里找到了政治上的归宿，因为它将自己作为英国文化和英国激进历史的守卫者，和对抗法西斯主义的世界战争中的本土先锋。
　　我们不能将弗兰克和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两个人的性格、兴趣和能力混为一谈。对比兄弟二人早年的诗歌便能看出，帕尔默的诗更通俗，充满贴近现实的意象，而弗兰克的诗的特点是洛可可式的韵律、类似拉丁文的短语和古典文学的典故。不同的风格折射出二人性格上的重要区别。爱德华·帕尔默缺少哥哥那种对古典的热情和语言上的天赋。和弗兰克那些过分考究的温彻斯特公学的朋友们在一起时，他总会感到不自在。他怀疑大学是否适合自己，于是在1939年年中的时候突然宣布要辍学去一个农场工作，令他的父母不知所措。[69]
　　尽管存在这些不同，但毫无疑问，弗兰克在离家参战之前和之后，都对他的弟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E.P.汤普森也记得自己非常尊敬哥哥，“因为一个人只会尊敬天才”。[70]兄弟二人共享着对人民阵线政策的信奉，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忠诚。他们视共产主义运动为英国漫长的激进自由主义传统的产物，视人民阵线为复兴乐观自由主义的途径。这种乐观自由主义是老汤普森早已失去的，而弗兰克和帕尔默则认为复兴它的方法是将激进化的自由主义和相信普通民众的力量能够决定历史进程的信念结合到一起。
　　帕尔默对兄长的尊敬不是单向的。弗兰克在1941年写的一首诗中毫不迟疑地把自己17岁的弟弟看作同志和思想伙伴：

　　我的同志，我的兄弟，
　　你和其他人需要远离的
　　不是鲜血，而正是兄弟，
　　我们血脉相连的兄弟。
　　为何落叶松会与矮灌木分离？
　　为何我们的善意要有边际？
　　把这当作我们的任务——走出被时间玷污的世界，
　　它常被祈求，但并不真实；
　　去锻接一个口号，
　　它将激励这个世界。[71]

　　在寄回家的最后几封信中，弗兰克告诉艾瑞丝·默多克，战争结束时，“无论我是否回来了”，她都应该和他的弟弟合作撰写一部政治理论著作。这明示了爱德华·帕尔默拥有许多与弗兰克和艾瑞丝相同的观念。[72]
　　17岁的E.P.汤普森在1941年初来到牛津大学，并很快参与到那里的左翼政治当中。不过他要到1942年才加入英国共产党。[73]此前几个月，张伯伦政府因其懦弱无能而倒台，温斯顿·丘吉尔组建了一个新政府，旨在团结整个国家来抵挡业已逼近英吉利海峡的纳粹铁蹄。通过让工党政治家和工会领袖更接近权力核心，以及虽不情愿但还是同意承认各地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护国义勇军（Home Guard militia）的合法性，丘吉尔部分地实现了人民阵线拥护者曾对张伯伦政府提出的要求。爱德华·帕尔默来到剑桥后数月，希特勒入侵苏联，英国共产党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反战立场，全力支持丘吉尔政府。
　　1941年的时候，牛津剑桥过去那种激怒过弗兰克的“轻浮气”一扫而空。爱德华·帕尔默这样的学子意识到他们的学业很快就会让位于参军服役，并且也对国际政治和战争进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剑桥大学拥有一个由一千多人组成的社会主义俱乐部，该俱乐部联合了工党成、左翼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74]
　　如果说还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共产党的人民阵线政策在战争时期比在1930年代后半期更强大了。英共仍然自我定位为英国激进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这种传统植根于17世纪，植根于青年华兹华斯和宪章运动。它把反法西斯胜利视为战后社会变革的前兆，而现在这种社会变革有可能以非暴力的方式实现。罢工不受鼓励，党的工厂支部被废除，反对丘吉尔政府的托派主义者被指责为“第五纵队”而遭到殴打。英共致力于建立一个人民阵线政府的理念，甚至在1945年的竞选活动中提出，工党领导的新政府应当与保守党和共产党共同执政。[75]
　　1940年，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发表了他重新阐释英国历史的文章初稿，从而把“人民战线”引入学术话语当中。希尔把英国内战看作是一场对抗蒙昧主义和暴政的革命斗争，这对面临法西斯主义威胁的一代知识分子具有强大的吸引力。E.P.汤普森在最后一次访谈中回忆到，当他还是在校学生的时候，他的灵感就来自希尔的研究。[76]汤普森也受到了《自由手册》（A Handbook of Freedom）的强烈影响，这是一本由杰克·林赛（Jack Lindsay）和埃杰尔·瑞克沃德（Edgell Rickword）编辑的激进文章选集。1979年时，汤普森对这本书表达了敬意：

　　这份原始材料极其丰富的纲要是从12个世纪的“英国民主”历史中筛选出来的。它的延伸范围之长令人印象深刻（光是关于1600年以前就写了100页，占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借助吸收来源的多样性和普遍性，该书有意识地将各种意想之外的声音带入一个共同的话语当中……
　　我想，《自由手册》是我在军队里时留在身边的两三本书之一。当然，我知道其他人也这么做。[77]

　　很重要的一点是，瑞克沃德和林赛都是诗人，他们的书用到诗歌艺术的地方和用到政治经济学的地方一样多。汤普森从他的父亲和哥哥那里学到了对文学和英国遗产的深爱，同时，人民阵线时代的共产党对文学和英国遗产的关注也留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1945年从战场归来后，汤普森开始着手编辑弗兰克的诗歌、信件和日记。1947年，维克托·格兰茨出版公司出版了《在欧洲，有一种精神》（There Is a Spirit in Europe），其中包含了弗兰克弟弟写的介绍、总结和大量注解，以及他的父亲在临终前写下的后记。[78]
　　1947年的时候，弗兰克对战后世界的许多希望已遭背弃。冷战正在开启，欧洲正陷入分裂，英国和其他老牌帝国主义的势力依然阴魂不散，而在远东地区，新的战争正在酝酿当中。在西方的共产党内部，人民阵线政策处于混乱当中，知识分子们屈从于日丹诺夫主义（Zhdanovism），这种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新教条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文化和科学方面的尖锐分歧。在《理论的贫困》一段令人过目难忘的深刻文字中，汤普森这样回顾“英雄的十年”及其结果：

　　马克思主义曾经被很多词汇（甚或是它们的前提）所渗透，它们包括：经济“进步”和技术“进步”的词汇，在英国也就是功利主义的词汇；以及进化论的词汇，它是从自然科学和达尔文主义那儿不恰当地借用过来的……我认为，1936年到1946年的那十年用了很多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次犀利的检查。马克思主义在法西斯暴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决定性的紧急状态下，开始出现唯意志论的论调。它的词汇中更多地采用能动性、选择、个体主动性、抵抗、英雄主义、牺牲这些词语的主动动词形式……听上去仿佛他们在“创造历史”，就像游击队炸掉要冲之地的铁路桥那样……那是英雄的十年，格瓦拉们遍布每条街道，每片丛林。马克思主义的词汇开始在另一个方向上被渗透，它们来自如假包换的自由主义（自主个体的选择）和可能算是的浪漫主义（反对现实统治的叛逆精神）。诗歌，而不是自然科学或社会学，被引为同道……唯意志论撞上了冷战的高墙。1945年到1948年之间的退步，其程度令人发指到难以描述……“历史”，在1943年和1944年时还对英雄意志无比顺从，却似乎转瞬之间就凝结成了两种可怕的敌对结构。[79]

　　《在欧洲，有一种精神》并不仅仅是对弗兰克·汤普森的回忆，和对那些在战后遭到无情嘲笑的理念的凭吊。对于弗兰克的弟弟而言，这本书同时也是一份宣言。在数十年的岁月中，对自己从父亲、兄长，以及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的共产党那里获得的理念，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将保持忠诚。他将把这些理念带入一系列政治组织和活动当中，在一次次的论辩和沉思中将它们提炼、重新命名，并将它们极为成功地应用于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但它们的源头在人民阵线的早期，当时的英国共产党临时性地在主张“英国人生而自由”的激进自由主义传统，与20世纪反对法西斯主义和腐朽资本主义的斗争之间搭建了桥梁。[80]只有到了1980年代，在无法克服的知识矛盾与政治矛盾的重压之下，汤普森才会放弃为“英雄的十年”的那些理念而战，三心二意地去寻找一种新的理念综合体，以此来整合自己的政治工作和学术工作，并赋予生命以意义。

补记：描述“英雄的十年”的遗产


　　粗略地改造一下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关于理论形成和变化之模型的术语，我们便可以拿来探讨汤普森思想中的“硬核”（‘hardcore’）和“软核”（‘softcore’）。“硬核”是他在“英雄的十年”中采取的指导性的理念；“软核”则是一系列可以被忽略的想法和主张，其目的是保护那些不能被忽略的理念，使其免遭来自重大事件的否定。[81]我们有可能确定五个“硬核”观念，汤普森年轻时便吸取了它们，并一直保持到了1980年代。我们无法给这五个信念进行任何的高低排序，因为它们都是相互依存的。
　　我们要提到的第一个硬核观念，是相信英国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思想文化传统与舶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具有连续性，尽管前者形成于19世纪，而后者要到1920年代英国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俄化”之后才得以形成。
　　第二个硬核观念是一种自由主义式的和人民阵线式的共产主义信念，即相信必须建立一个超越阶级障碍的政治联盟。“人民阵线”在修辞上习惯性地援引“人民”（‘the people’），这个词语指代的是一个不断变动中的力量总体，它由工人阶级领导，但也通常包括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
　　汤普森思想的另一个硬核特征表现在，他认为激励“人民”的，不应该是“客观利益”的诱惑或类似的经济学的语词，而应该是“主观因素”，即对更美好的世界的憧憬，和诸如正义与自由这样的理念。“英雄的十年”期间，汤普森是一个明确的唯意志论者，此后他也一直是。
　　汤普森思想的第四个硬核特征是相信政治、学术和想象性写作之间的根本统一。在人民阵线时期，共产党否定了自己原来的庸俗主义，至少从修辞上是这样。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们受到了极力的追捧。《左派评论》杂志、左派图书俱乐部和人民剧院，都是文化上的人民阵线的象征。英国共产党未能建立政治上的人民阵线，但却培养出了文化上的人民阵线。对于E.P.汤普森而言，文学的和学术的工作与政治的工作相比，即使不能说更加重要，也是同样重要的。它们都是同一项工程的组成部分，并且以最有趣和最有效的方式相交汇。值得注意的是，汤普森的第一本重要学术著作，威廉·莫里斯的传记，就是源于一份政治刊物上的一次论争。
　　我们同样必须强调英国文化与历史对汤普森的重要意义。人民阵线中对英国的进步历史的看法，对浪漫主义这样的打破旧俗的英国文化运动的看法，都被汤普森吸收，并被当作一种激进的民主斗争的财富，以及对当前现实有所启发的鲜活榜样。
　　同时，英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工业革命的发生地。马克思也曾经对英国的工人阶级寄予巨大的希望。1930年代的伦敦依然是世界最重要的帝国势力的中心，而英国共产党也希望能够在推翻全球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它经常对殖民地的政党持一种指导态度，建议他们把自身的想法和策略建立在英国经验上。
　　很明显，汤普森的各种硬核思想相互之间是相互交叉、相互支持的。例如，汤普森对英国特殊意义的信仰，是与他对这个国家的民主传统和激进传统的热情密切相关的。汤普森的唯意志论的观点非常适合倡导“人民”的大联盟，这样的联盟能够将看起来利益不可调和的阶级联合起来。汤普森认为诗歌和宣传海报一样重要，这一点和他对从布莱克和华兹华斯的作品中发现的浪漫主义对工业主义的批判感到兴奋是一致的。
　　汤普森的方法和许多想法都来自社会评论和批评的传统，这一传统能够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英国文学中找到归宿。[82]汤普森曾赞扬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拒绝“让知识的问题与价值和政治选择的问题隔离于专业藩篱之内”的主张。[83]汤普森坚持认为，“对最严肃的问题的思考”只能以进行思考时的感受力来加以评判，并以此来嘲笑那些纠缠于威廉斯提出的个别主张的评论家。
　　汤普森是一位令人仰视的历史学家，但像《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样的文本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历史学科的范围内来评判。尽管他和一批学者一起在“自下而上的历史”的旗帜下被粗略地归为一类，但汤普森并未在方法论上受到毛里斯·多布（Maurice Dobb）等人的数字运用或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等人的“厚描法”的影响。在自己最有名的著作中，汤普森甚至没有对英国工人阶级的规模进行估算。七十年代时，他还愤怒地拒绝了令霍布斯鲍姆和萨维尔这些老朋友们着迷的计量经济学。尽管自己就是档案研究的大师，但汤普森却对塞缪尔和《历史工作坊杂志》（History Workshop Journal）所宣扬的那种压倒性的细节和对解释权威的否定嗤之以鼻。在评论休·托马斯（Hugh Thomas）那本盲目加注脚的《宗教和魔法的衰落》（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时，汤普森抗议道，历史学家没有必要为了确立一个观点而没完没了地堆叠例子，因为读者迟早都得相信一个学者的敏感度，相信他有能力给他们带来正确的判断。[84]
　　汤普森的史学立场最终遵从了他在历史学科的外部和内部所追寻的道德和政治主张。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成功或失败，不能与他作为一个社会批评家和政治活动家的成功或失败完全分开。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汤普森年轻时所采纳的指导性的观念和方法如何反复被事件和新观念所挑战；看到汤普森是如何创造性地保存自己的思想并使之适应新的环境，从而努力保护“英雄的十年”的遗产；以及，这份过去的重担如何最终变得令人难以承受。



[1] Mary Lago, India’s Prisoner：A Biography of Edward John Thompson 1886—1946，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2001，p.4.

[2] E.P.Thompson，‘Alien Homage’：Edward Thompson and Rabindranath Tag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1993，p.7.
　　此处最后一句话出自《圣经·马太福音》：“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但老汤普森的印度学生把“母鸡”记成了“猫儿”。——译者注

[3] Ibid.

[4] E.P.Thompson，‘Alien Homage’：Edward Thompson and Rabindranath Tag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1993，p.10.

[5] Robert Gregg, Inside Out, Outside In, Macmillan Press, London，2000，p.42.

[6] 我们很快就会见到安南的文章《知识贵族》，这篇文章表达了对这一英国的特殊性的忧虑。参见NG Annan，‘The Intellectual Aristocracy’，in Studies in Social History：A Tribute to G.M.Trevelyan, ed.JH Plumb（Longman, London，1955），pp.241—287。关于此问题的另一则著名讨论是佩里·安德森的文章《民族文化的组成》，参见Perry Anderson，‘Component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New Left Review，50，July/August 1968，pp.3—57。

[7] 关于这一过程的出色叙述，参见Randall Collins, 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A Global Theory of Intellectual Chan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1998，pp.664—667。柯林斯的鸿篇巨制整合了许多关于知识分子阶层发展的研究。关于知识分子的比较研究，参见Aleksander Gella，‘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the Intelligentsia’，in The Intelligentsia and the Intellectuals, ed.Aleksander Gella, Sage Publications, Beverly Hills，1976，pp.9—34。

[8] Noel Annan，‘The Intellectual Aristocracy’，in Studies in Social History：A Tribute to G.M.Trevelyan, ed.JH Plumb 1955，p.244.

[9] 关于汤普森在战争中的细节讲述，参见Lago, India’s Prisoner, pp.124—129。多萝茜·汤普森称爱德华·帕尔默是“半个美国人”，因为她记得“他的母亲来自一个非常优渥的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WASP）家庭”，他们与外交部门和民主党的精英们有着联系（email to the author，21/20/05）。在1986年为回应美国空袭利比亚所写的《给美国人的信》（‘Letter to Americans’）中，汤普森承认自己是“半个美国人”。参见Mary Kaldor and Paul Anderson ed.，Mad Dogs：The US Raids on Libya, Pluto Press, London，1986，p.11。

[10] Lago, India’s Prisoner, p.140.

[11] Ibid.，p.139.

[12] 引自Alien Homage, p.72。（“着重号为原文所有”）（emphasis in original）系作者原文。下同。——译者注

[13] 引自Alien Homage, p.72。

[14] 在临终前，E.P.汤普森将这些演讲编辑成集子，并为之做了引言。见Rabindranath Tagore, EP Thompson ed.and introd.，Nationalism, Macmillan, London，1991。

[15] 在休·珀塞尔为汤姆·温特林厄姆所作的传记中，有对这段英国历史的很好的描述。参见Hugh Purcell, The Last English Revolutionary, Sutton, Stroud，2004，pp.18—51。

[16] Thompson，‘Alien Homage’，p.6.

[17] Lago, India’s Prisoner, pp.140—141.

[18] 泰戈尔出身于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书中提到的“孟加拉文化”并非单指今天的孟加拉国的文化。——译者注

[19] 引自Thompson，‘Alien Homage’，pp.40—41。

[20] Bryan D.Palmer, EP Thompson：Objections and Oppositions, Verso, London，1994，pp.22—23.

[21] Lago, India’s Prisoner, p.198.

[22] Lago, India’s Prisoner, p.198.

[23] 时隔超过半个世纪之后，汤普森在《尼赫鲁传统》（‘The Nehru Tradition’）一文中回忆起了这些来访者。这篇文章收录在Writing by Candlelight, Merlin, London，1980，pp.135—149。

[24] 约翰·卡雷的《知识分子与大众》尖刻地指出，20世纪初的重要知识分子以及大部分的文学现代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卡雷的普遍化有些过于宽泛了，他将文学价值与政治正确结合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反动的。但他对一些作家的政治立场的刻画，如T.S.艾略特、温德姆·刘易斯和埃兹拉·庞德等等，是非常吸引人的。参见John Carey,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es：Pride and Prejudice amongst the Literary Intelligentsia，1880—1939，Faber, London，1992。

[25] 此句参考裘小龙、汤永宽的译文，参见T.S.艾略特：《荒原》，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页。——译者注

[26] Edward Thomps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Medal, Hogarth Press, London，1925.

[27] Gregg, Inside Out, Outside In, pp.54—55.

[28] Edward Thompson, British Rule in India：Its Rise and Fulfilment, Macmillan, London，1935，p.655.

[29] Thompson，‘Alien Homage’，p.73.

[30] Edward Thompson, Rise and Fulfilment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p.653.

[31] Lago, India’s Prisoner, p.293.

[32] Lago, India’s Prisoner, p.309.

[33] Ibid.

[34] Ibid.，p.308.

[35] Ibid.

[36] Thompson, Writing by Candlelight, p.142.

[37] E.P.Thompson, Beyond the Frontier：The Politics of a Failed Mission, Merlin Press, London，1997，p.47.

[38] Interviews with Historians，‘Penelope Corfield and EP Thompson’，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videowork，1992.

[39] Freeman Dyson, Disturbing the Universe, Harper and Row, New York，1979，pp.34—35.

[40] E.P.汤普森在《越过边境》中谈论过卡里特兄弟，见Beyond the Frontier：The Politics of a Failed Miss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1997，pp.48—49。

[41] Frank Thompson, Selected Poems, Trent Editions, Nottingham，2003，p.18.

[42] Frank Thompson, Selected Poems, Trent Editions, Nottingham，2003，p.18.

[43] 马戈·海涅曼对第三阶段的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敌对态度有过讨论，见‘The People’s Front and the Intellectuals’，in Britain, Fascism, and the Popular Front, ed.Jim Fyrth, Lawrence and Wishart, London，1985，p.160。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1917年后“俄化”的叙述，见Jonathan Ree, Proletarian Philosopher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and New York，1984，pp.71—78。

[44] 对英国这一时期的审视，参见弗兰西斯·贝克特的书中论“阶级对抗阶级”的章节，Francis Beckett, The Enemy Within：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John Murray, London，1995，pp.36—45。

[45] Eric Hobsbawm，‘Fifty Years of People’s Fronts’，in Britain, Fascism, and the Popular Front, ed.Jim Fyrth, Lawrence and Wishart, London，1985，pp.241—242.

[46] Margot Heinemann，‘The People’s Front and the Intellectuals’，in Fyrth, Britain, Fascism, and the Popular Front, pp.160—161.

[47] 引自Bill Scharwz，‘The“People”in History：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Group，1946—1956’，in Making Histories：Studies in History Writing and Politics, Hutchison,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1982，pp.55—56。

[48] 引自Beckett, The Enemy Within, p.66。

[49] Ibid.

[50] Walter Pierre，‘Auden’s Political Vision’，in WH Auden：The Far Interior, ed.Alan Bold, Barnes and Noble, New Jersey，1985，p.53.

[51] Stephen Spender, Forward from Liberalism, Victor Gollancz, London，1937，pp.70—71.

[52] Victor Kiernan, Poets, Politics, and the People, Verso, London，1989，p.184.

[53] Ibid.

[54] Thompson, Beyond the Frontier, p.49.

[55] Peter Conradi, Iris Murdoch：A Life, Norton, New York，2001，p.93.在考察弗兰克和他的牛津朋友圈子方面，康拉迪的书是非常好的资料来源。

[56] Peter Conradi, Iris Murdoch：A Life, Norton, New York，2001，p.93.

[57] Ibid.

[58] 引自多萝茜·汤普森为弗兰克的诗集所写的引言，见Frank Thompson, Selected Poems, ed.Dorothy and Kate Thompson, Trent Editions, Nottingham，2003，p.viii。

[59] Frank Thompson, Selected Poems，2003，p.12.

[60] E.P.Thompson, Beyond the Frontier，1997，pp.55—56.

[61] 引自Conradi, Iris Murdoch, p.111。

[62] 引自Conradi, Iris Murdoch, p.99。

[63] Ibid.

[64] P.Thane, E.Lubbock and Eric Hobsbawm，‘Interview with Eric Hobsbawm’，in Visions of Histo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1993，p.33.

[65] Frank Thompson, There Is a Spirit in Europe, Victor Gollancz, London，1947，pp.49—50.

[66] 引自Lago, India’s Prisoner, pp.312—313。

[67] 引自Dyson, Disturbing the Universe, p.38。在《越过边境》中汤普森认为这种描述可能出于战后的政治目的而经过了人为加工。

[68] John Cornford，‘Full Moon at Tierz：Before the Storming of Huesca’，in Understand the Weapon, Understand the Wound：Selected Writings of John Cornford, ed.Jonathan Galassi, Carcanet, Manchester，1996.

[69] 我们将在第2章开头讨论这一情节。

[70] E.P.Thompson, Beyond the Frontier, p.49.

[71] Frank Thompson, Selected Poems, p.44.

[72] 弗兰克的话引自Conradi, Iris Murdoch, p.194。

[73] 在1956年6月的一封信中，汤普森谈到了他“十四年的党员生涯”（E.P.Thompson, unpublished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World News 9/6/56，Communist Party Archives）。在来到剑桥之前，汤普森的确被共产党所吸引。安迪·克罗夫特在为诗人、评论家、展览设计师阿诺德·拉滕伯里所写的讣告中讲到，拉滕伯里和汤普森，两个一同来到金斯伍德学校的年轻人，都受到了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的“启发和激励”，因为在宿舍售卖《工人日报》而差点被开除（Andy Croft，‘Arnold Rattenbury’，The Independent，3/05/07）。

[74] 多萝茜·汤普森在1993年同希拉·罗博瑟姆的访谈中给出的人数是1000（‘The Personal and the Political’，New Left Review，200，July-August 1993，p.89）。

[75] Beckett, The Enemy Within, pp.98—99.

[76] Christopher Hill,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0，Lawrence and Wishart, London，1940.汤普森的评论出自本章之前引用过的佩内洛普·科菲尔德的访谈。

[77] E.P.Thompson, Persons and Polemics, Merlin, London，1994，pp.241—242.Jack Lindsay and Edgell Rickword, A Handbook of Freedom, Lawrence and Wishart, London，1939.

[78] Frank Thompson, There Is a Spirit in Europe, Victor Gollancz, London，1947.

[79] 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erlin, London，1978，pp.264—265.

[80] 大卫·兰顿写道，对于汤普森而言，“决定性的时刻是二战”，此后的汤普森将会一次次地“回到这一时期，并从中寻找经验，来指引他”从“混乱动荡”中突围（David Renton, Dissident Marxism, Zed, London，2004，p.109）。

[81] 关于拉卡托斯的知识—主张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claims）及其发展的介绍，参见Imre Lakatos,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and New York，1978。

[82] 正如佩里·安德森和雷蒙·威廉斯用不同方式阐释的那样，英国社会的独特性意味着文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成为了实践众多社会评论和批评的场域。在其他国家，哲学或社会学或许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参见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Chatto and Windus, London，1958和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Verso, London，1991，pp.96—103。

[83] E.P.Thompson, Persons and Polemics, Merlin, London，1994，p.246.

[84] 参见E.P.Thompson，‘Anthropology 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ical Context’，Midland History，1，3，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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