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新西兰〕斯科特·汉密尔顿《理论的危机——E. P.汤普森、新左派和英国战后政治》

第二部分 新左派，老问题


2 昨日的斗争：《在鲸腹外》和为1930年代而战



　　玛丽·雷戈（Mary Lago）在爱德华·约翰·汤普森的传记中写道，1940年时，16岁的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说他想要离开学校去一个农场工作，这着实让他的家人大吃一惊。1940年时的青年人们都在做着相似的工作：对处于封锁当中、要为填饱肚子而奋斗的英国来说，“务农”可以看作是战斗的重要组成部分。[1]此时正在军队中当牧师的老汤普森立刻给儿子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老汤普森担心帕尔默可能会陷入一种令人沮丧的卑微工作中，就像他自己在这个世纪头几年里在贝思纳尔格林的银行忍受的那样。
　　也许是觉得有必要和父亲修好，帕尔默回了一封长信，讲述了他对诗歌的热爱。到1940年时，老汤普森已经出版了六本诗集，以及两篇关于泰戈尔诗歌的研究。但父子俩似乎注定要为诗歌而争吵。父亲为儿子对艺术的热情感到高兴，但儿子对奥登的称赞却使他感到困惑。奥登是同代作家中最具天赋的，他反叛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批评了1930年代的英国和欧洲社会。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的，西班牙史诗般的反法西斯斗争激励了许多年轻作家。
　　和许多同侪一样，奥登曾前往西班牙，并表达了他对反法西斯事业的支持。在许多英国左翼人士的心目中，奥登的诗《西班牙》（Spain）是为战胜法西斯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斗争的象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上评论这首诗时，称它“表达出了对政治世界中令人心碎之事件的当代情感”，并声称奥登“道出了许多骑士们的心声”。[2]
　　然而，奥登和他的好友克里斯托弗·伊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却在1939年逃离了英国，去往安全且相对更繁荣的美国。他们的离开引发了媒体的强烈抗议和议会的辩论。奥登在美国写下的新的诗作摒弃了政治介入，这无异于在很多人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这些人曾视《西班牙》为反抗法西斯意识形态斗争的象征，而现在法西斯主义已经威胁到了英国自身。
　　其实在前往美国之前，奥登在英国就已经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一位新闻记者和初露锋芒的小说家，对西班牙内战中的左翼内斗有着苦涩的记忆。他在《阿德尔菲》（The Adelphi）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来攻击奥登和《西班牙》。据奥威尔所言，奥登及其好友斯蒂芬·斯彭德和塞西尔·戴—刘易斯（Cecil Day-Lewis）是“时髦的同性恋”，他们将战争的恐怖浪漫化，并为苏联及其特工在西班牙犯下的罪行辩护。[3]1940年，奥威尔在文集《在鲸腹中》（Inside the Whale）的标题文章中重复并深化了这些批评。
　　奥登并没有因为受到奥威尔的猛烈抨击而免遭英国的亲莫斯科派左翼的批评。《西班牙》虽然流传广泛，并且经常在反法西斯的公共会议上被朗诵，但还是受到共产党的《工人日报》的谴责，理由是它“反映出诗人一直与重要的政治事件相隔离”。[4]
　　老汤普森同样未能免俗。他写信提醒儿子，奥登既然飞往美国，便已抹杀了《西班牙》这样的诗篇。他还建议儿子去读一位更有“道德勇气”的诗人之作。但老汤普森似乎又对奥登有着一种奇特的矛盾心理。在信的结尾处，他话锋一转，又说在“不谙世事”这个意义上来看，奥登“或许是最深爱着人类的人之一”。[5]
　　在不到20年之后，汤普森对他父亲的批评作出了回应。1959年时，老汤普森已去世13年，他对奥登的拒斥也早已过时。随着奥威尔《一九八四》的走红，“美国人奥登”已经成为了知识分子们仰慕的对象，这些知识分子将1930年代的左翼介入当作对斯大林主义的荒诞妥协而加以拒斥。奥登自己认为《西班牙》是一首邪恶的诗。对战后世界中的“北约主义”（‘Natopolitan’）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在少数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扎下了根，但这些愤怒的青年人对复兴三十年代的政治毫无兴趣，他们对那个十年几乎都没什么记忆了。
　　在置于文集《理论的贫困及其他文章》首篇位置的《在鲸腹外》中，汤普森开始从左派和右派的傲慢当中解救写作《西班牙》的奥登和他1930年代的同志们。一个陈旧的争论变得更加复杂，同时也或许更为紧迫。

“英雄的十年”之后


　　“二战”结束至新左派诞生之间的十年，对于汤普森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段时期。战后，他在伦敦度过了不愉快的几年，目睹了艾德礼的工党政府辜负其社会主义追随者的希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有抱负的作家，汤普森发现自己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一方是转身成为冷战斗士的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方是认为诗歌的使命是发展生产力的党内官僚。[6]别说满意的工作，谋一个学术职位或党内的差事看来都不大可能。
　　到了1948年，汤普森终于受够了。他收拾行装北上，在约克郡的工人教育协会找到了一份教职。[7]这番北上既是一次朝圣，也是一场逃离。汤普森希望的是，在宪章派和独立工党的老牌大本营中给矿工和铁路工人上课，可以让他远离共产党正统派和冷战保守主义的影响，并让自己与真正的英国社会主义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这位中产阶级的剑桥毕业生正在遵循的，是因奥威尔的《通往维根码头之路》（Road to Wigan Pier）而扬名的那种传统。[8]
　　汤普森的希望偶尔会落空。他是一名才华横溢的教师，深受许多学生的喜爱，但他发现约克郡和他所想象的非常不一样。在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全球经济好转，美国式的消费主义取代了之前的配给制，再加上复兴城市的计划，所有这些都在改变着许多工人的文化状况。尽管也会遇到一些热心的、有阶级意识的工人，但作为老师的汤普森经常遭遇的还是政治冷漠和庸俗主义。汤普森留给我们一份对自己心中不满的记录。他在1949年分析一年的文学课时写道：

　　让这个阶级保持警觉和兴趣，真的很难……他们中有一些人……对任何非正统的或直率的对待个人道德或性道德的方式都感到困惑……有的人一直称赞莎士比亚“非常高雅”，但一到做练习时，他们就变得糊里糊涂且一肚子怨气。[9]

　　在一节课上，汤普森对一群女学生特别失望，她们：

　　想要的是导师的娱乐表演（老师要像精通文学价值问题那样精通作家的私生活细节），高潮出现在讨论阶段，讨论的内容是关于文学的各种流言蜚语。[10]

　　然而男性的工会主义者也并没有表现得更好。汤普森抱怨这些人“坚持认为诗歌是一种工人运动用不上的奢侈品”。[11]对布莱克和莫里斯的推崇令汤普森的工作举步维艰。他在写给好友兰道尔·斯温格勒（Randall Swingler）的信中抱怨道：“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开车穿过重重雾气，来到出勤糟糕的课堂，上准备不足的课。”[12]
　　就像1917年或1968年那样，1956年在历史叙述中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英国历史上，这一年尤为重要，因为它所见证的事件深刻动摇了政治谱系的左右两翼。赫鲁晓夫的讲话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同时也开启了东欧和西方的共产主义政党潮水般的异议。1956年晚些时候，苏联入侵匈牙利，对斯大林主义的幻想被无情揭去，英国共产党也失去了大约四分之一的成员，其中包括党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与此同时，英法两国在埃及冒失的军事行动令保守党政府陷入被动态势，这也显示出美国已从英国手中夺走了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的地位。
　　入侵匈牙利事件对西方受斯大林主义支配的共产党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受影响最大者之一便是英国共产党。1956年和1957年期间，英国共产党流失了7000名党员，占其总人数的四分之一以上。[13]这些人中包括了英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如E.P.汤普森、克里斯托弗·希尔、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约翰·萨维尔以及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其他一些人，比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虽然选择了留下，但却像“内部的移民”一样与党的领导层暗中对立。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在战后十年中的工作改写了英国史和世界史的研究状况，并且时至今日依然令人崇敬，但它从1956年之后便再也未能恢复昔日的荣光。
　　然而正是在1956年的废墟之上，英国的“新左派”得以出现。它既反对斯大林主义，也反对北约。它是持不同政见的共产主义者与一批青年人的联合，这些青年人十分厌恶英国在埃及的行动中表现出的新帝国主义的虚伪面目。这两个群体的成员一夜之间成了政治上的无家可归者，而新左派羽翼未丰的杂志和有些混乱的讨论组提供给他们的，即便不能说是一个安全的家园，至少也是一处半途的栖身之所。
　　汤普森总是把1956年看作是他政治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年。22年后，汤普森用这句话开启了《理论的贫困及其他文章》的前言：“1956年，33岁的时候，我开始变得理性……”[14]汤普森与来自赫尔大学的历史学者，老党员约翰·萨维尔一起办了一份用模板复印机复印的廉价杂志。杂志取名为《理性者》（The Reasoner），其目的是关注和讨论共产党的危机。[15]1956年7月，第一期杂志出版，印制的一千份在三周之内就卖光了。[16]因办《理性者》而被迫离党之后，汤普森和萨维尔又办起了一份季刊《新理性者》（New Reasoner），其目的是促进一种独立于共产党和工党的左翼政治。[17]这份杂志很快成为新左派运动的关键构成部分。

关于介入的问题


　　1950年代后半期，一场关于“介入”（‘commitment’）的论争深深影响到了新左派。这场论争虽然焦点并不集中，但却很激烈。约翰·曼德尔（John Mander）在1961年发表的关于这场论争的评论中解释道，“介入”这个词来自萨特，但在英国语境下，它已经获得了新的弦外之音。曼德尔指出，到1956年时，这个词已经开始被“英国左翼的新分支”所使用，“他们在匈牙利事件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重新集结，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新左派”。[18]
　　有关介入的论争在各种各样的平台上进行。《新政治家》就是一个重要的辩论场，它是和《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一样以知识分子为目标群体的最受欢迎的左翼刊物。然而，最适合的讨论地点是一群激进的南方学生在1956年创办的《大学和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在和《新理性者》合并成为《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前的三年里，它定期留出大块版面来印发关于“介入”的各种各样的观点。
　　关于介入的辩论从一个费边社会主义的小册子那里获得了巨大的推动，这本小册子是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在1957年早些时候出版的，书名是《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19]艾米斯曾是一位政治激进分子，同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小说家。他声称，许多知识分子都犯了“浪漫主义”的罪过。他把浪漫主义定义为一种去拥抱“与自己毫无关系的目标”的“非理性”倾向。1930年代的时候，艾米斯提出，是浪漫主义让数量惊人的英国知识分子加入到共产党以及西班牙内战当中。相比之下，1950年代后半期时，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方式则是非政治的，尽管有时是可耻的——比如，表现为“对少年犯的认同”。[20]
　　艾米斯被认为属于“愤怒的年轻人”这一松散的群体，他们创作诗歌、小说和戏剧，对战后英国社会的保守观念持批判态度。包括E.P.汤普森在内的许多左翼人士都曾声称自己属于“愤怒的年轻人”，但艾米斯的小册子则明确表示，至少他对左翼政治激进主义不感兴趣。艾米斯大受欢迎的第一部小说《幸运的吉姆》（Lucky Jim）或许嘲笑了战后英国的保守和无知，但他对彻底重建这个社会并不感兴趣。
　　艾米斯在《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中对193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的诠释来自奥威尔1940年的文章《在鲸腹中》。尽管他批评这篇文章的论调有些“歇斯底里”，但他非常支持奥威尔对奥登和其他一些奔赴西班牙的左翼知识分子的观点，认为他们是些不负责任的浪漫主义者。[21]
　　《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得到了广泛的评论，但评论并不总是同情性的。[22]艾米斯对激进政治的敌意使他在新左派中的崇拜者感到失望。多萝茜·汤普森回忆起E.P.汤普森对这本小册子的回应：

　　大学里所有人都喜欢《幸运的吉姆》，爱德华还喜欢《那种不确定的感觉》（That Uncertain Feeling，艾米斯的第二本小说，出版于1955年）的部分章节。所以爱德华（对《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的第一反应是有些难过。艾米斯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在离开的时候转向了右翼。[23]

　　这种失望之情不难理解。《幸运的吉姆》这部小说似乎体现了“愤怒的年轻人”那种虽缺乏聚焦点但具有反叛性的力量，然而它的作者却成了“北约主义”体系观点的应声虫。[24]显然，对于艾米斯，以及T.S.艾略特和“美国人”奥登这样的台柱人物而言，拒绝政治介入和默认现状是出于对193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的负面看法——这种看法由《在鲸腹中》最先提出。艾米斯的小册子巩固了奥威尔的诠释。在1960年一篇评论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的《三十年代》（The Thirties）的文章中，约翰·曼德尔写道：

　　透过奥威尔的棱镜，我们看到的是五十年代版的三十年代形象——想想《社会主义和知识分子》吧。[25]

　　约翰·罗登（John Rodden）在他的《乔治·奥威尔与文学声誉的政治》（George Orwell and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Reputation）中仔细研究了奥威尔的影响。他指出，奥威尔在1950年代后期成为了“愤怒的年轻人”的一种流行的“认知模式”。[26]但艾米斯的小册子并没有将奥威尔从这种含混的使用中解救出来。奥威尔的最后两部小说《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在他在世时便大获成功，部分原因是它们在1940年代后期浓重的反共氛围中成为了右翼拉拢的对象。两部小说分别在1955年和1956年被拍成电影，这也进一步促进了小说的热卖。奥威尔“二战”前的默默无名的作品，如《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都得以在英国重印并在美国发行。奥威尔的重要声誉和他的销量一同快速增长。1986年，雷蒙·威廉斯在回顾时承认了奥威尔身后对英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在五十年代的英国，在你所走的每一条路上，似乎都会有奥威尔的身影在等待着。如果你试图发展一种新的流行文化分析，会遇上奥威尔；如果你想报道工作或日常生活，会遇上奥威尔；如果你参与了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争论，就会有一个极度膨胀的奥威尔雕像冒出来警告你赶紧回头。到了六十年代，政治社论会定期告诫年轻的激进分子，要读一读他们的奥威尔，看看那样的世界会将我们带向何处。[27]

　　年轻时的奥登，以及他在《在鲸腹中》所代表的“三十年代”左翼知识分子，这些人的荣光随着奥威尔的星光闪耀而逐渐黯淡。1961年，约翰·曼德尔用一个直率的提问开启了一场关于奥登诗歌的讨论：

　　我们应该把奥登的诗付之一炬吗？很多人似乎是这么想的。奥登和“三十年代”诗人如今的声誉可能和以往一样的低。[28]

　　《大学和左派评论》杂志和“愤怒的年轻人”中重新政治化了的知识分子们都有着对英国社会的不满，同时也都感到1945年之前的文化和知识模式对于战后变化巨大的英国并不适用。如果说《大学和左派评论》和“愤怒的年轻人”反对什么是非常清楚的话，他们赞成什么就并不总是很清楚了。这两个群体的成员对左翼和右翼的政党都心存疑虑。他们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是一个被阉割了的经济主义的工党，并曾目睹共产党在1956年的几近崩溃。
　　关于介入的争论从《大学和左派评论》的杂志上发展到伦敦新左派俱乐部的会议上，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对这次会议的评价是“气氛火爆”。[29]这次会议以及《大学和左派评论》上的论争的主要分歧来自两种观点，一种对要求知识分子过分明确地信奉政治表示怀疑，另一种则认为政治和严肃的知识工作是密不可分的。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常常害怕“介入”会意味着使艺术和学术屈从于政治议程，从而退回到在英国共产党内早已臭名昭著的教条化、庸俗化的“日丹诺夫主义”。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则常常把知识分子自主权的要求与对待文化的“象牙塔”式的态度联系到一起。
　　克里斯托弗·罗格（Christopher Logue）在《大学和左派评论》上发表的一首诗，体现出了“介入问题”所能唤起的热情。[30]在《致我的艺术家同伴们》（‘To My Fellow Artists’）中，罗格猛烈抨击那些拒绝发声反对核武器的作家。对于约翰·韦恩（John Wain），一位不愿意支持核裁军运动的“愤怒的年轻人”，罗格问道：

　　斯彭德，巴克，还有奥登，
　　你同意他们吗？
　　……你会沉默地接受他们的谎言吗?

　　在某种程度上，有关介入的争论反映了第一代新左派内部更为广泛的分歧。1956年反对在埃及用兵的大规模抗议仿佛是激进政治的一次复兴，但在一番欢欣鼓舞过后，这场方兴未艾的运动便面临着长期的意见不合。他们中的部分成员，如汤普森和大部分与《新理性者》有关的前共产党员，希望新左派能够成为一场战斗性的大众运动，能够不依靠工党，以及共产党的残余力量而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而《大学和左派评论》圈子的一些领导者们认为这样的野心是不现实的，新左派应该把重点放在重建英国的左翼知识阶层上。其他的激进分子，特别是那些受到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人，则想把这个运动变成一个精挑细选、高度组织化的政党。
　　《大学和左派评论》的第四期留出了一半的版面来刊登“有关介入的文献”，这使得争论愈演愈烈。在深入介绍了这些文本之后，斯图亚特·霍尔试图阐明争论的一些参照标准，并在对立双方之间找到一些中间地带。霍尔承认这次讨论触及了敏感神经，他重申了1930年代的重要性，称奥登的《西班牙》和奥威尔的《在鲸腹中》是“我们的时代”的文献，它“处于我们和国际纵队之间”。[31]
　　霍尔接受了奥威尔对《西班牙》的批评，但他坚持认为这些批评并不意味着艺术和知识分子应该脱离政治。[32]相反，“深入理解这种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对新左派成员来说非常有必要。霍尔呼吁文学要有政治的担当，同时在美学上也得是成功的。霍尔举了一个例子，他借鉴恩格斯对左拉和巴尔扎克的著名对比，将杰克·伦敦的《铁蹄》（The Iron Heel）和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进行了比较。《铁蹄》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有时像笨拙的说教，因此与《西班牙》有些相似；相比之下，《儿子与情人》则要精细微妙得多。然而，霍尔的声音是孤独的。承诺论战的参与者们仍然站在霍尔试图调和的对立的两极。

汤普森论介入


　　汤普森为《大学和左派评论》上的介入论争作出了三点贡献。艾米斯的小册子出版刚刚几周，汤普森就在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回应文章，这或许是第一篇详细回应艾米斯小册子的文章。汤普森在文章开头提到，作为一个刚刚脱离英国共产党的人，他感到自己“遭遇到来自分裂的世界的交叉火力”。[33]他承认，“现如今，拒绝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或对进步的信念，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他还是煞费苦心地将自己与那些脱党后虽牢骚满腹却还是默许现状的知识分子区分开来。他批评了“教条的反共产主义”和“从人道主义后退”这两种现象，它们在匈牙利事件之后，至少在某些圈子里愈演愈烈了。
　　汤普森先是有理有据地嘲笑了一番年轻人科林·威尔逊（Colin Wilson）那神奇的自命不凡，之后便开始讨论艾米斯关于费边社会主义的小册子。汤普森明确表示，他钦佩艾米斯的写作，并且仍然认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汤普森在《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中察觉到了艾米斯不情愿地远离了“人道主义”和“政治介入”。[34]针对艾米斯的“嘲笑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知识分子很容易”的看法，汤普森指出支持这种看法的是“奥登的一行诗和奥威尔的一个注解”。[35]然而他批评道，奥威尔的《在鲸腹中》将奥登《西班牙》的几行诗句从其适当的上下文中移出，然后将它们曲解为是在为斯大林的特工在西班牙犯下的罪行辩护。汤普森文章中有一节名为“西班牙：选择的行为”，在其中汤普森坚持认为，促使作出参加西班牙内战决定的，并非某种知识分子独有的浪漫主义的条件反射，而是对冲突中的一方的介入，这场冲突看起来将会决定欧洲历史的进程。
　　文章最后一部分的标题是“分离了的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s Disengaged’），汤普森在其中谈到，战后英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之间存在着鸿沟。相比之下，1930年代则有一个连接二者的“回路”（‘circuit’）贯穿于左派图书俱乐部、联合剧院和《左派评论》（Left Review）这些机构。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之间的阻塞隔膜，使得工人运动中滋生了庸俗主义，同时又使得太多的知识分子处于象牙塔中而置身事外。汤普森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出现（他所指的应是英国新左派的出现，以及震荡东欧的反抗斯大林主义的浪潮的出现）有潜力去打破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壁垒，恢复三十年代激励了双方的那条“回路”。[36]
　　汤普森早早地加入介入论争中，这也使得他对艾米斯的回应，以及艾米斯的小册子本身，都成为了《大学和左派评论》第二期的议题。默文·琼斯（Mervyn Jones）和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都撰文回应了汤普森。杂志的编辑将二人的文章拿给汤普森过目，汤普森感到自己被曲解，于是及时撰写了题为“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一份答复”（‘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a reply’）的文章，发表在杂志第二期上。[37]汤普森极力反对他的朋友琼斯提出的知识分子是由其“公共地位”来定义的观点。他提出“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知识分子，并点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自学成才的传统。
　　泰勒的文章宣称共产主义是一个有致命缺陷的概念，并且批评了1930年代支持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汤普森对此给予了愤怒的回击。他尤其反对泰勒提出的1930年代作家由于与共产党走得太近导致作品显得过度说教的观点。他认为泰勒是把对战后斯大林主义政治的理解带到了1930年代。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斯大林主义在欧洲共产党内的兴起只可能是由于政治环境被破坏，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于人员被破坏，这些都是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的特工一手造成的。这些共产党从法西斯主义和“二战”的漫长噩梦中走出来，已经损失了许多老领导人和基层党员，也因此变得容易屈服于斯大林的个人意志。
　　汤普森同意泰勒的观点，即列宁的许多著作和马克思的某些著作都需要被质疑，甚至可能被抛弃。但他坚持认为，最近发生在东欧的事件恰恰验证了——而不是反驳了——1930年代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主张。对汤普森来说，波兰和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的反对者与1930年代的人民阵线有联系，而且很容易与英国的社会主义传统相联系——“莫里斯和曼、福克斯和考德威尔的传统”。[38]
　　汤普森对介入论争的第三个贡献出现在将近两年以后，《大学和左派评论》1959年春季刊上。到1959年时，合并《新理性者》和《大学和左派评论》两份杂志的计划推进得很顺利，新左派也已成为英国政治舞台的一部分，虽然依旧相对边缘。然而，正如我们将在第3章中看到的，新左派受困于政治内斗和组织混乱，而汤普森在这场运动中扮演的是越来越导致分裂的角色。起初，汤普森对与《大学和左派评论》的青年知识分子合作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但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不安的情绪。这种不安情绪在一连串透着暴躁的内部备忘录中得到了体现。
　　发表于《大学和左派评论》1959年春季刊的《政治中的介入》（‘Commitment in Politics’），反映出汤普森和杂志圈的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汤普森的开场语调十分冰冷：

　　政治，对我的许多朋友而言，意味着在欧洲法西斯主义和迫在眉睫的战争面前连续多年的痛苦挣扎和无力反抗；意味着六年的战争，其胜利和解放的果实因背叛而凋零；意味着在面对冷战和工人运动的急剧衰退时好几年疲于抵挡的权宜之计。[39]

　　汤普森的文字在他和杂志的大多数作者及读者之间制造了距离，这些年轻人对“二战”时期仅有一些模糊的记忆，更不用说对1930年代的世界了。《政治中的介入》接下来的部分依然不见和缓之色。汤普森列出了一长串名单，上面都是正在流传的对杂志圈子的“讥讽”。在这些匿名的“讥讽者”看来，《大学和左派评论》相信对艺术的介入而不相信阶级斗争，认为丑陋的建筑比贫穷更糟糕，钟爱马克思的《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不喜欢《资本论》，等等。正如我们将在第3章中看到的，类似这样的讥讽很可能就是出自汤普森之手。
　　汤普森故作慷慨地说，他所列举的这些讥讽，其看法并不完全正确。他相信，《大学和左派评论》只是偶尔犯一些“唯美主义”和“惧怕”工人运动的错误，一旦杂志及其读者获得一种“历史感”，他们就能克服这些缺点。[40]汤普森说，杂志对战后英国社会的新特征和时尚的敏感性是值得称赞的，但是这些特征需要与英国历史的广泛趋势相联系，否则，偶然的历史事件可能会被不公正地概括为永恒真理。例如，1950年代不够激进的工人阶级，就不应成为概括这一阶级整个历史和未来的基础。1950年代的沉默是一种反常，而不是铁律。
　　汤普森还强调，工资上涨和民主合法权利是通过战后工会运动获得的，靠的是过去的民众斗争，而不是英国统治阶级的慷慨大度。汤普森坚持认为，当这些事实被理解时，我们才能把握住工人阶级的潜能，那种从战后的沉睡中觉醒，并取得新的进步的潜能。在《政治中的介入》临近结束的一段话中，汤普森以核裁军运动每年举行的奥尔德玛斯顿示威游行[41]为例，来证明将新左派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联系到一起的积极政治行动所具备的潜力：

　　数千名年轻的“中产阶级”的出现是此次游行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只是冷冰冰地分析一下三年前知识分子的读物——《等待戈多》、《一九八四》、各执一端的《新政治家》和《文汇》、（科林·威尔逊的）《局外人》，以及赫鲁晓夫先生的秘密报告——谁能料想，从这些对普通民众的绝望和蔑视中，竟会诞生出如此迅速成熟的抗议活动。[42]

　　在总结文章时，汤普森重申了这一介入的事例，虽然他强调不是在任何“狭义局限的意义”上使用“介入”这个词。汤普森认为，通过重新建立自身工作与工人运动的组织和目标之间的联系，知识分子可以有助于工人阶级的激进化。他始终坚信，有权力去改造社会的是工人阶级，但他也坚持认为，知识分子能够在工人阶级暴风骤雨般的行动中扮演某种角色：

　　有组织的工人们必须保有“强迫的力量”，但知识分子可能带来希望，也能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和政治生命。[43]

两线作战


　　《在鲸腹外》常常被看作是对汤普森所鄙夷的“北约主义”知识分子和文化体制的抨击。不过，这篇文章也可以看作是汤普森为第一代新左派内部爆发的“介入论争”所提供的篇幅最长也最雄辩有力的稿件。《在鲸腹外》是一篇两线作战的文章。它没有明确提及这场辩论，但从它的背景可以看出，对于发生在新左派内部的有关介入的论争以及更为广泛的冲突，汤普森有着深深的担忧。
　　《在鲸腹外》在1959年时作为一次新左派俱乐部会议的谈话内容发表，之后又收入《摆脱冷漠》（Out of Apathy），这是1960年时新左派发表的一篇松散的宣言，有足足一本书的篇幅。[44]在1959年的那次新左翼俱乐部会议上，《在鲸腹外》不可避免地被认为是有关介入的长期争论的最新阶段。
　　介入论争和新左派的处境不仅能够解释《在鲸腹外》的部分目的，同时也能解释这篇文章为何重视1930年代的一些表面上不太显眼的文学争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像奥登的《西班牙》和奥威尔的《在鲸腹中》这样的文本，并不是1950年代英国左翼知识分子愿意珍藏的对象。对许多参与介入论争的人来说，1930年代是一处“高地”，它俯瞰着当下关于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关系的争论，以及创造介入政治的艺术的渴望。
　　“北约主义”想要控制这一“高地”，如此便能防止新一代激进知识分子的形成。新左派的两个主要派系都想培养出一个激进的知识阶层，但他们在如何去做的问题上有分歧。他们的分歧又和别的东西纠缠到了一起，那就是关于激进知识分子的意义及遗产的争论，这样的知识分子曾在1930年代的英国短暂存在过。
　　《大学和左派评论》的关键成员把1930年代看作是一种警示，同时也是一种启示。对他们来说，1930年代的一个重要教训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不能让他们的作品在追求政治目的的同时被太过工具化地使用。知识分子的自主权必须得到保护，刊物也不应过于关注赢得大量工人阶级的读者而导致内容质量的“降低”。激进知识界的建设不应从属于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建设。然而，在许多《新理性者》的成员看来，在没有激进的劳工运动的情况下，激进知识阶层是不可能存在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相互需要。在《在鲸腹外》中，汤普森奋力地从英国文学体制的北约主义者们和围绕着《大学和左派评论》的青年男女们手中抢夺着“高地”。

更大的计划


　　《摆脱冷漠》笨拙的结构和各异的作者们反映出新左派的混乱无序。其中收录的汤普森的文章，除了《在鲸腹外》，还有《腐朽之际》（‘At the Point of Decay’）和《革命》（‘Revolution’）。这两篇文章分析了当前的英国政治形势，以及左翼前进的战略道路（我们将在第4章中详细讨论《革命》）。[45]这三篇加在一起，起到了一种“宣言中的宣言”的作用。《在鲸腹外》或许没怎么具体提到新左派，但另外两篇则提供了这方面的充足内容。这两篇文章也在一同启迪着另一种选择，一种能够代替汤普森所谴责的北约主义知识分子文化的选择。[46]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革命》和《腐朽之际》是对《在鲸腹外》的具体化。正如我们将在第4章看到的，《革命》融合了英国“渐进主义”社会主义和“古典”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元素，为英国激进左派提出了一条不寻常的路线。《革命》中贯穿着对北约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尽管这从来不是汤普森的主要话题。汤普森批评了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和理查·克罗斯兰（Richard Crossland）的不温不火的左翼社会民主制，并将这种意识形态的胆怯归因于其支持者未能挑战冷战和北约成员国身份强加于英国的义务。

解读《在鲸腹外》


　　《在鲸腹外》的写作始于1955年，当时汤普森再次参与到大选当中。英国人在这次大选中选择了保守党政府，这个政府“将亲历金门岛危机、苏伊士危机、匈牙利危机、氢弹实验、约旦危机和其他20世纪的重大事件”。[47]汤普森认为，1955年的竞选活动不是真正的政治辩论，而是由三个主要政党在“北约的政治和战略前提”上达成的协议。没有一个参选政党反对英国在这场十年前开始的冷战中所扮演的角色；没有哪个政党敢去质疑英美同盟，英国如今在这个同盟中扮演次要角色。
　　更为糟糕的是英国知识分子对“北约主义”共识的默许。汤普森指出，知识分子在竞选中没有起到重要的、独立的作用，除了一个值得尊敬的例外。只有83岁高龄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敢于介入现实，他在一次工党竞选大会上登台提出，战后世界的两极对立很可能带来一场核毁灭。
　　然而罗素的痛心疾首换来的却是阿利斯泰尔·库克（Alistair Cooke）在“深受英国知识分子喜爱的”《曼彻斯特卫报》上的一番嘲笑。汤普森惊讶的是，库克如何能够假设他的听众会分享他对一位长者的现实干预的蔑视？为什么库克可以放心地指望读者们会呼应他对罗素的左翼政治所代表的“人类进步”的想法的嗤笑呢？
　　汤普森认为，整个1955年大选，尤其是罗素被孤立这一事件，都证明了“二战”结束以来英国知识分子乃至英国社会陷入一种“冷漠”当中。与这种冷漠息息相关的，是整个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和两个相互竞争的官方意识形态——在东方是斯大林主义，在西方是北约主义。汤普森认为，早在冷战开始和北约成立之前，北约主义意识形态就一直在发展，并且已经经历了两个成长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它大体上局限在知识分子当中，是严酷的，充满幻灭感的现实所带来的一种“反弹”。身处大萧条时期和法西斯主义崛起的时代的知识分子，曾在苏联身上看到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允诺，曾从西班牙内战中看到纯粹的善和纯粹的恶之间一场惊天动地的较量；但他们也目睹了1938年的莫斯科公审，和亲莫斯科的西班牙共和派武装处决左翼异议分子这样的事件。震惊之余，他们放弃了所有的政治介入，实际上也就对改善世界的政治行动的可能性不再抱任何希望。他们放弃了“人类进步”的观念，转而支持一种循环的原罪观。他们的“祛魅”觅得途径进入纸媒，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核心主旨”。[48]在第二个阶段，“北约主义”成为了写给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现实的一份“投降书”。[49]知识分子们从充满绝望地退出政治走向了身心俱疲地接受西方社会的结构和仪式。汤普森比较了北约主义者的右翼化过程和华兹华斯在他最著名的一些诗歌中所记录的意识形态变迁。可以看到，拿破仑令华兹华斯不满的地方，也就是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令1930年代激进知识分子不满的地方。[50]但其中有一处区别：

　　如果历史重演，它肯定会成为一场闹剧。半个世纪的自我反省，使得热情的革命者华兹华斯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桂冠诗人华兹华斯一分为二。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退变在十年之内就能完成。[51]

　　在《在鲸腹外》的第二部分中，汤普森转向奥登和《西班牙》，从中理解北约主义倒退的第一阶段。[52]汤普森对这首诗的诠释简洁有力而又富于同情，这也在提醒我们，到1959年时，他已经花了超过十年的时间为工人教育协会讲授英国文学：

　　这首诗由四个乐章构成。第一乐章是一系列诗节，它所累积的历史印象主义带出了文明内部的“今天”的斗争。第二乐章是一个段落，在这段诗中，诗人自己、科学家和穷人们唤起了一种非道德的生命之力，以此从困境中拯救自己。只有将道德抉择和行动的选择权放在他们身上，生命之力才会响应他们（“我是你做的每件事……我即是你的选择，你的决定。是的，我是西班牙。”）。[53]

　　在汤普森看来，第三乐章是全诗意义的关键所在。奥登用了很长的、经过仔细斟酌的诗句来描写涌入西班牙对抗法西斯的国际纵队：

　　很多人已听到了这个声音，在遥远的半岛，
　　在沉寂的平原，在离经叛道的渔夫的海岛，
　　或是在城市堕落的中心，
　　他们听到了，如海鸥或花种般迁徙而来。
　　他们如刺果紧贴着长长的特快列车，一路颠簸地
　　驶过了不公义的土地，驶过了黑夜，驶过了高山隧道；他们漂洋过海而来；
　　他们走过了重重关卡。他们前来奉献自己的生命。
　　那个干燥的方寸之地，那块从炽热的非洲掐下来的
　　碎片，被如此粗糙地焊上了追新逐异的欧洲；
　　在那个河网密布的高原上，
　　我们的思想已具形体，我们的狂热样貌凶险，
　　明晰而生动。因为那些促使我们对药品广告
　　和冬季游轮宣传册作出反应的恐惧
　　已然变成了入侵的军队；
　　而我们的脸庞、建筑的外观、连锁商店和废墟
　　正投射着它们的贪欲如同行刑队和炸弹。
　　马德里是心脏。我们的片刻温情
　　如救护车和沙袋般蓬勃发展；
　　我们数小时的友谊成就了一支人民军队。
　　明天，也许就是未来。[54]

　　引完这一段诗后，汤普森继续他的评论：

　　在第四乐章中（这一章刚刚引用过），我们又一次从西班牙战争中走了出来，进入到一种创造性的印象主义（呼应了第一乐章），暗示了一个想象中的社会主义未来。同时这也引向了全诗的尾声，它再次提到了第三乐章的主题，并且把“今天”放到了在昨天和明天之间行动与选择的关键位置：

　　今天，死亡的几率有预谋地倍增，
　　在必要的谋杀中清醒接受了罪恶；
　　今天，力量都消耗在了
　　无趣短命的小册子和令人生厌的会议里。
　　今天还有暂时的慰藉：分着吸的香烟，
　　谷仓烛光下的牌戏，走调的音乐会，
　　和男人间的玩笑；今天
　　伤痛前还有笨拙的不尽如人意的拥抱。
　　星辰已死去，野兽不再张望。
　　只剩下我们孤独打发着时日，而时光短促，
　　历史或许会对失败者呜呼哀叹，
　　却既不能援助，也无法宽恕。[55]

　　汤普森指出，《西班牙》这首诗“在今天被普遍低估了”。他把这种低估和这些年来奥登对这一文本所做的巨大改动，以及诗歌外部世界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西班牙》最初是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行的，当奥登将它收录到1940年出版的《另一个时代》（Another Time）中时，诗中有争议的短语“必要的谋杀”被换成了“谋杀的事实”。十年后编辑自己第一本诗集时，奥登删除了《西班牙》第三乐章的最后两节，这也就破坏了汤普森所说的“这首诗的正式架构的支点和前后意象的聚焦点”。按照汤普森的说法，奥登是在对自己的诗歌进行“一场深思熟虑的肢解”。[56]
　　对于汤普森来说，这不仅仅是单纯一首诗因其十年后的删改而大打折扣的问题，这关系到奥登作为一位诗人的整体成就。汤普森认为，令奥登在1930年代成名的是表现社会和个人的紧张不安的诗歌，而《西班牙》正是其巅峰之作。在诸如《演说家》（The Orators）、《听！陌生人》（Listen！Stranger）这些诗集中，奥登体验到个体精神遭受的破坏（我们“私人的创伤”）以及英国看起来无可救药的长期的经济和政治萎靡（“一个无人安好的国家”）。汤普森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给一些早期诗歌带来了探索性的、不受教条约束的、诊断式的基调。尽管如此，心理学和社会类比之间的冲突需要某种解决方案，并且奥登在《西班牙》中发现了“渴求解决方案”的主题。而这种解决方案的本质，汤普森认为恰恰是在奥登1950年删去的诗节中得到了解释：

　　如果冲突的根源仍然可以追溯到人类个体的内心，那么这个问题一定会在西班牙的战场上被决定。这个决定，如果有利的话，可能会是人类本性的一个分水岭……（在西班牙）……没有模棱两可的余地。[57]

　　别说是1950年，其实早在1940年的时候，奥登就对《西班牙》不再那么满意，因此决心修改这首诗。汤普森认为改动的理由来自1937年到1939年的一系列国际事件：斯大林的大清洗和令人匪夷所思的莫斯科公审；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日渐正统化”；以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它意味着斯大林放弃了反法西斯的说辞而与希特勒联手瓜分波兰。汤普森并没有指责奥登对这些事情的震惊。对紧随震惊而来的大规模的“祛魅”，汤普森表示：

　　我们争论的不是奥登的经验的真实性，而是他的反应中隐含的背弃。面对一个问题与放弃一个问题总还是有某种区别的……在随西班牙战败而来的镇压中，在狼烟四起中，许多人燃起坚定的火焰，而此时奥登自己的火焰却被浇灭了。[58]

　　《1939年9月1日》是奥登听闻纳粹入侵波兰后，在纽约的一间酒吧里写下的诗。汤普森从中发现了一种图景，那是一种想从奥登口中“卑贱无信的十年”的真实世界中退却出来的“退缩心理”。[59]汤普森让我们看到，奥登在这首诗中没有使用《西班牙》中那种复杂的社会分析，而是将原罪的概念引入进来。原罪与某种形式的冷漠密切相连。写作《西班牙》的奥登曾经相信通过大众来拯救人类的可能性，而写作《1939年9月1日》的奥登整体而言已屈从于肆虐世间的梦魇了。这首诗为数不多的“有积极意味”的诗句，比如“我们必须彼此相爱，否则只有死亡”这句著名的感叹，也与任何政治行动无关。奥登不再想象“一支人民军队”，而是想象着一些孤立的“区区人类”在黑暗世界的边缘燃起“坚定的火焰”，并在一片迷茫之中用火光彼此传递着信息。奥登认为，若存在正义，它只可能存在于某种理想世界中——存在于一个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的天堂当中。现实世界及其历史是无法获得救赎的。在一段文字中，汤普森用权威式的口吻，将奥登的思想转变和自己在西方文化中所见的更为广泛的趋势联系到一起：

　　在遵守原罪教义（在摩尼教中的变体）这方面，最令人惊奇的莫过于，我们什么也不用做……无为主义者（quietist）……通过冥想和精神修炼就能获得北约主义的伟大真谛，它第一次偶然被揭示是通过亨利·福特的那句“历史就是鬼话连篇”。[60]

　　汤普森相信，之所以奥登会在1950年再版《1939年9月1日》时做出删除“我们必须彼此相爱，否则只有死亡”以及类似的“积极的”诗句的决定，正是转向北约主义的逻辑在起作用。对于汤普森来说，后来的“美国人”奥登，乃至普遍的北约主义知识分子所持的，都是“一种疲倦的祛魅”腔调。北约主义真正充满激情的一面，毫无疑问是反共产主义。汤普森相信，对于北约主义者来说，“例行破坏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必要的神学功能”：

　　即使苏联从地球上消失了，（共产主义）作为一个邪恶的念头，对北约主义者来说依然不可或缺。剩下来的知识分子为斯大林主义所做的辩护，对于自由世界文化生活的运作是必不可少的，就如同古怪的无神论者、女巫或穆斯林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中所起的作用。[61]

　　在名为《在哪条鲸鱼腹中？》（‘Inside Which Whale？’）的文章中，汤普森将注意力转向了他眼中另一位北约意识形态的缔造者，乔治·奥威尔。奥威尔的《在鲸腹中》以其对奥登及其左翼“同性恋诗人”圈子大动肝火的抨击而闻名于世。汤普森通过审视这一文本，发现了一种“大规模、无差别地拒绝”的语调。他重复了自己在《大学和左派评论》上回应查尔斯·泰勒时的观点，认为奥威尔的反共产主义和他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嘲笑忽视了一些作家身上的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例如像拉尔夫·福克斯（Ralph Fox）和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这样的牺牲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上的作家。汤普森尤其不能认同奥威尔对《西班牙》的议论。他指控奥威尔对奥登的诗的意思进行了“彻底的漫画化”，并“用对动机的非难取代了对客观情况的考察”。[62]汤普森认为，奥威尔将奥登及其同道漫画为不负责任的浪漫主义造反派的做法“逐渐成为了北约主义者们的习俗”，同时指出这种情况在金斯利·艾米斯的小册子中再度上演了。
　　在汤普森看来，奥登的“必要的谋杀”仅仅代表了接受这样一种事实：任何战争，无论正义与否，都需要杀戮。汤普森认为，正是在奥威尔的文章里，“而不是其他人的文章里”，“一代人的渴望被埋葬了”，这也是汤普森所宣称的《在鲸腹中》的一个巨大的影响。奥威尔认为1930年代的奋斗目标其实是一场“骗局”；在他所想象的世界中，作家们应该用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式的无关政治的无为主义来取代《西班牙》中的介入。这些在汤普森看来都仿佛是北约主义的预言。他提到，《在鲸腹中》在1940年代前半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当时欧洲人民正忙于一场全新的反法西斯战争，但：

　　在战争结束后，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随着“四大自由”[63]的土崩瓦解和冷战的开始，人们反身转向了《在鲸腹中》。[64]

　　汤普森的《在鲸腹外》中有一个章节名叫做“木棍上的猪头”（‘Pig’s head on a stick’），这个名字来自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小说《蝇王》（Lord of the Flies）。汤普森在这一章中研究了195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一些对北约主义的挑战。汤普森将东欧兴起的反斯大林主义浪潮，新左派的出现，核裁军运动等联系到一起，提出：

　　正是匈牙利人的崛起——他们反抗着“1984”式的恐怖——如同破晓的鸡鸣，解除了虚弱的诅咒。正是毁灭的威胁使得无为主义者成了造反派。[65]

　　汤普森的读者们必须像《蝇王》中的英雄一样直面恐怖，而不是像北约主义者那样退缩。[66]“野兽是真实存在的，”汤普森告诉我们，“但是是存在于我们的顺从和恐惧当中。”

汤普森的寓言


　　《在鲸腹外》回避的东西同样值得一提。尽管这篇文章长达30多页，但它回避了对1930年代知识分子的系统考察，也回避了对西班牙共和派失败原因的细致分析。也因此，汤普森避免了对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印象式的、半自传式的叙述，这种叙述方式在1950年代后期开始流行起来。汤普森并没有沉溺于个人怀旧，尽管他对1930年代的危机有着鲜活的记忆，并目睹了“由西班牙的失败而开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我们理性而准确地理解“政治辩论”这个术语的话，那么《在鲸腹外》甚至不应被视为一篇政治辩论。汤普森并没有把他对奥登和奥威尔的批评与任何具体的政治立场和论点联系起来，尽管他确实在其他地方提供了这些东西，比如在《摆脱冷漠》收录的另外两篇文章中。《在鲸腹外》具有寓言（parable）的诸多品质，并且也像寓言那样以一个道德训诫收尾。
　　在汤普森看来，奥登和奥威尔通过了西班牙的“考验”，但没能通过斯大林主义的“考验”。他们的失败是道德上的，也是认识上的。也就是说，错的并非他们对斯大林主义最初的分析，而是他们面对“祛魅”时所做的“放弃”的决定。当然，他们的失败并不能抹杀他们1937年的行动的价值，或是《西班牙》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样的作品的完整性和质量。相反，他们的介入和文学遗产应当对20年后的新左派有所启示。
　　汤普森对奥登和奥威尔的轨迹的解读有着强烈的道德气息，这一点也符合他的期望，因为这样就不容易对他们的作品产生“目的论”的解读。滑向北约主义并不是由他们思想和文字中某种根深蒂固的错误导致的，而是源于个体的精神上的失败，即面对令人不满意的现实时的逃避，正是这种逃避在一个多世纪前令华兹华斯偏离了原来的方向。无论是北约主义的知识分子，还是新左派中的少壮派，都不能在《西班牙》和《焦虑的年代》（The Age of Anxiety）之间，或者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和《一九八四》之间画等号。
　　《在鲸腹外》的风格很好地契合了汤普森的意图。他的行文与奥威尔相似，即使是在批评奥威尔的时候也是如此。通过大段引用《西班牙》和摘取诗中的警句，汤普森将奥登的文字镶嵌到他的文本之中。他对奥威尔和奥登的作品有着强烈的同情，这令他的风格远远不止是一种模仿。《在鲸腹外》可以看作是一种“争辩—致敬”，即一篇既向它的主题致敬，又界定主题的成就并解释其不足的文本。正如克里斯托弗·诺里（Christopher Norris）指出的，《在鲸腹外》的基调也受到了奥威尔的影响：

　　（在《在鲸腹外》中）我们经常读到一些文字，它们仿佛是现代版的奥威尔式的回应，尽管在辩论的复杂和持久程度上都超过了奥威尔……汤普森继承了某种直言不讳的、常识性的、经验主义的“路数”，甚至在批评它在奥威尔那里造成的后果时也不例外……这是一种压倒一切的常识性的论证，它激愤地要求任何人都应该认识到它所呼吁的东西，除非他们受制于某种不成熟的“理论”或是其他什么东西。[67]

贾雷尔的影响


　　尽管有着自己特殊的道德主义，《在鲸腹外》还是非常细致地吸收了对奥威尔和奥登的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汤普森对奥登生涯的叙述得益于美国评论家兰道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的开创性文章《奥登诗歌艺术中态度和修辞的变化》（‘Changes of Attitude and Rhetoric in Auden’s Poetry’）。[68]贾雷尔接受了奥登本人的观点，将其移居美国视作是其生涯中的一次根本性“断裂”，但贾雷尔对这一断裂的后果感到遗憾。贾雷尔明确了奥登生涯中的几个发展阶段，或者不如说是退化阶段。他认为，从政治中退出给奥登带来了一段平静的时期，而随着奥登对基督教的日益迷恋，这种无为主义演变成为对英美社会现状的默许。
　　和汤普森一样，贾雷尔批评奥登在身体和情感上都远离了1940年代前期的反法西斯战争。很难知道汤普森是自己读到了贾雷尔论奥登的文章，还是从许多受到贾雷尔影响的评论家和学者那里吸收了这些观点。约翰·鲍伊尔（John Boyle）曾这样描述贾雷尔对奥登的观点所产生的影响：

　　贾雷尔的文章或许是关于奥登的批评中最具影响力的。他提出的三个发展阶段的观点——即从个人，到社会，再回到个人的（宗教）关怀——提供了一个框架，无论是奥登的辩护者还是批评者都不得不接受它。[69]

校订奥登


　　《在鲸腹外》对奥登“破坏”《西班牙》的举动，以及《1939年9月1日》的小改动的讨论，很可能受到了A.W.比奇（A.W.Beach）1957年出版的《奥登经典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Auden Canon）的影响。[70]比奇是第一位追踪奥登在四五十年代对其诗作进行的大量改动的学者。和汤普森一样，比奇认为这些修改降低了奥登作品的完整性。关于比奇的书，两位学者A.E.罗德威（A.E.Rodway）和F.W.库克（F.W.Cook）在《文章评论》（Essays in Criticism）杂志上发表一篇敏锐的书评。他们抓住了后期的奥登倾向于将他喜欢的抽象名词大写这一点：

　　在（奥登的）早期诗歌中，尽管抽象的“爱”（love）主要是与具体的行动有关，但也被赋予了特殊的神秘力量……它似乎存在于诗人想象中的他自己版本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理论的结合之处……这种对“爱”（love）的早期用法通过大写的方式转变成了“爱”（Love），后者暗示着“上帝是爱”。[71]

　　在《在鲸腹外》中，汤普森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

　　（对于无为主义者奥登来说）在积极的社会内涵中肯定“爱”是徒劳的；因此，奥登遁入到抽象的大写的“爱”当中，它没有被任何关于人类责任的上下文所定义。在这一点上，奥登再次向我们示范了一个更为普遍的后退模式。[72]

　　汤普森对奥登接连修改《西班牙》感兴趣，可能是他对威廉·布莱克的诗《伦敦》的研究引发的。在1958年的一期《新理性者》上，汤普森以笔名威廉·杰瑟普（William Jessup）发表了一篇名为《〈伦敦〉的形成》（The Making of‘London’）的文章。[73]汤普森的文章利用了布莱克留给后人的大量手稿中的一部分，通过一系列草稿追溯了《伦敦》的演变过程。汤普森特别提到诗歌的一些改动，如用著名的诗句“我走过每条独占的街道”替换了原初的“我走过每条肮脏的街道”，等等。他认为，布莱克小心翼翼地将《伦敦》建构成“一首经过清晰构思的，情绪不断发展的诗”，其逻辑是在“资产阶级道德（之虚伪）这一核心主题”内部运行的。[74]我们很难相信当汤普森在写奥登对《西班牙》的修改时，《伦敦》的多重版本的故事没有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当然，在汤普森看来，布莱克的修改与奥登对他最伟大的诗歌的“破坏”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

奥威尔的阴影


　　《在鲸腹外》中包含了对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的认可，这本书在1958年甫一问世便揭穿了北约主义的华丽外衣。汤普森自有理由对威廉斯表达感激：他对乔治·奥威尔生涯的叙述从《文化与社会》中受益很多。[75]约翰·罗登仔细重建了威廉斯与奥威尔作品之间的漫长而痛苦的关系。他提出的“威廉斯竭力……将自己塑造成奥威尔的继承者，并从奥威尔的阴影中撤出”这一观察，很容易被应用于《在鲸腹外》之中。[76]汤普森赞扬了奥威尔在西班牙的付出，并承认奥威尔的反斯大林主义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但他反对奥威尔的《在鲸腹中》以及后期的作品如《一九八四》中的“祛魅”和“全面拒绝的基调”。通过这些，汤普森努力在赞赏奥威尔的同时，将他放在其实际的位置上。
　　然而正如罗登指出的，汤普森对奥威尔的批评要比威廉斯苛刻得多，并且语气也要更为严厉。罗登将这些差异归结为：汤普森在1950年代后期的立场较之威廉斯更为偏左，并且比威廉斯更加热衷于更为积极的新左派方案；而威廉斯对学术研究的兴趣高于其他，这使得他被奥威尔开创性的流行文化研究所吸引，或许也使得他对奥威尔更多的政治著作的缺乏建设性的左翼批评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77]
　　《在鲸腹外》如此苛待奥威尔还有两个可能的原因。其一是汤普森多年的英国共产党员的身份。写作《在鲸腹外》时，这个身份及其义务刚刚过去了三年而已。英共在1950年代前期花了很大的精力来攻击奥威尔，它的某些敌意可能被1956年后的汤普森所保留。
　　汤普森也可能读到了关于奥威尔其人的一份第一手的、毫不粉饰的叙述。它来自年轻诗人大卫·霍布鲁克（David Holbrook），他在1946年夏天和患病的奥威尔一起生活了数周，当时这位反共产主义者正在写作《一九八四》的初稿。作为战后共产党作家小组的成员之一，汤普森和霍布鲁克定期会面讨论文学和政治。1946年时他们似乎已紧密合作，将埃杰尔·瑞克沃德从与党有关联的文学杂志《我们的时代》（Our Time）的编辑位置上拉了下来。乔治·鲍克尔（George Bowker）在他的奥威尔传记中写到了霍布鲁克造访朱拉岛的经过，当时他的女友正在做奥威尔的管家：

　　霍布鲁克此时23岁，是一名共产党员，刚刚退伍，即将在剑桥的唐宁学院完成英国文学学位。霍布鲁克急切地想和这位富有争议的作家，《通往维根码头之路》和《动物农场》的作者会面，他非常期望能够和奥威尔就文学和政治进行一次长时间的交谈。他肯定要失望了。在（到奥威尔家的）最后八英里的小路上折腾了半天行李，躲过发情的鹿的攻击之后，迎接他的是奥威尔射杀一只鸭子的场景……屋子里气氛阴郁，谈话进行得压抑而紧张。他认为，在得知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后，奥威尔怀疑他是来监视他的……（奥威尔）担心更糟糕的情况……毕竟，托洛茨基就是被一个想方设法潜入到他家中的共产党特工杀死的……霍布鲁克走入到了奥威尔头脑里演绎的一种卡夫卡式的噩梦当中。[78]

　　霍布鲁克经常谈起或写到他和奥威尔的这次相遇。他甚至还根据经历写了几章小说，这部流产了的小说名叫《洞窟》（Burrows）。[79]不难想象，霍布鲁克会在共产党作家小组中和汤普森以及其他同志说起他对《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作者是如何不满。汤普森甚至可能读过《洞窟》，因为小组成员经常相互分享创作中的作品。

奥登的去往西班牙之路


　　现在是时候来评估《在鲸腹外》的一些主要观点了。汤普森对奥登和奥威尔的文学轨迹的评价是否正确？关于此二人对战后世界的影响，汤普森的说法是否公平？
　　我们首先应当指出，汤普森简化了奥登在《西班牙》之前创作的大量作品的起源和主题。奥登来自于一个富裕的北方家庭，就读于牛津大学。他无视自己显而易见的才华，1930年代初的时候在一家二流的英国公立学校教书。奥登的早期作品有时会有一种强烈的、愉悦的抒情，但它也被汤普森认作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感受。在像《夏夜》（‘A Summer Night’）这样的诗歌中，威胁感蚕食着年轻的波希米亚人和他朋友们的幻想：

　　很快，很快，顺着我们满足的渠沟，
　　崩决的洪水会强行冲出一个缺口
　　且将淹过树木。
　　在我们眼前瞬间造成死亡，
　　它那掩藏已久的奔涌的梦想
　　有着海洋般的规模和力度。[80]

　　奥登和他的朋友们在1930年代早期写下的一些诗歌中，包含着一种对救世主的渴望，如同1932年有里程碑意义的诗集《新国家》（New Country）的编辑们对“英国的列宁”的呼吁那样。[81]在1932年的《演说家》中，奥登似乎在和这样一种想法眉目传情：一个强大的、专制的人物可以让英国人民摆脱他们的不幸，摆脱经济崩溃和战争的威胁。在老年安稳的状况下回顾《演说家》时，奥登评价道，这首诗仿佛是出自一个年轻人之手，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但处于理智的边缘”，“很可能在一两年内变成纳粹分子”。[82]有时，年轻的奥登似乎把工人阶级看作是潜在的拯救之源，但他总是模棱两可。
　　奥登在西班牙的经历至今仍显得神秘。有一段时间他曾说要去西班牙当兵，但最终是和一队救护车司机签订的协议。或许是因为觉得奥登政治上不可靠，西班牙共和党政府从没有雇佣他来当司机。奥登此行以在西班牙游荡几个月告终。他走访了巴塞罗那，那里正处于共产党和反斯大林主义者之间的激烈斗争之下；他还在共和党的临时首都巴伦西亚停留了数周。[83]
　　奥登写了一篇简短而浅显的文章，名为《巴伦西亚印象》（‘Impressions of Valencia’），并制作了一些英语的电台宣传广播，这些广播只能到达已在反法西斯力量控制下的地区。[84]此后奥登回到家乡，一头钻进湖区，在那里他创作了《西班牙》，并写下了一篇关于考德威尔的《幻想与现实》（Illusion and Reality）的简短而热情的书评。《西班牙》由费伯出版社于1937年7月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所得的全部利润都捐给了西班牙医疗援助活动。这首诗首印的三千册很快销售一空，它也在全英国亲西班牙共和党的公共集会上被大声朗读。

西班牙之行以后


　　奥登很少对他在西班牙的经历发表评论，但他曾经说过，在巴塞罗那看到的数百座被革命武装烧毁的教堂令他感到不安，并且让他感受到了自己对宗教残存的同情。1938年时，奥登明显表现出对基督教信仰日益浓厚的兴趣，在此之前，这种教义从奥登孩童时代起就不是非常吸引他。与沃恩·威廉斯（Vaughan Williams）的会面对奥登的影响尤其大，沃恩·威廉斯是一位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国教徒，他和J.J.R.托尔金（J.R.R.Tolkien）、C.S.刘易斯（C.S.Lewis）有着相同的社交圈子。奥登在1937年7月遇到威廉斯时，“第一次”感到自己“站在一个圣人的面前”。[85]
　　但1938年同时也是奥登和伊修伍德共同创作剧本《在边境》（On the Frontier）的一年。这出戏通常被认为在艺术上是不成功的，但由于频繁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左翼的口号，这出戏仿佛是奥登最具政治介入的作品之一。1939年5月奥登移民美国，这经常被用来标志他丧失了对左翼事业最后一丝残存的忠诚。抵达纽约后不久，奥登便写下了著名的给叶芝的挽歌，其中包含这样一句诗：“诗歌没有令任何事情发生。”[86]在同一时间，奥登用散文写下了一场对叶芝的模拟审判。这篇文章不太有名，但奥登在其中更大范围地驳斥了诗歌要有政治介入和功效的观点。[87]
　　《1939年9月1日》是奥登最著名的诗歌之一，它将1930年代描绘成“卑贱的、不诚实的十年”，这种描绘可以很合理地解读成否定《西班牙》似乎给出过的那种政治承诺。《1939年9月1日》似乎不去区分思想和物质性的力量——社会主义与工会，法西斯主义与街头匪帮，资产阶级与媒体大亨，这些东西相互竞争着来决定1930年代的进程，而所有这些又都是“卑贱的”和“不诚实的”。然而，《1939年9月1日》中还是充满着对这场由法西斯挑起的战争的强烈厌恶，并且其中包含着一些令人难忘的紧迫的诗句，如“我们必须彼此相爱，否则只有死亡”。

奥登的奇怪影响


　　《在鲸腹外》看起来是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下推进的，即人民阵线——奥登至少在1937里有几个月的时间是支持它的——是围绕着一个核心信念建立起来的，这一核心信念团结了共产党人、社会民主派、自由派、左翼基督徒、甚至某些反法西斯的保守派。我们在第1章中已经看到，英国共产党为了界定这一核心意识形态内容做了很大努力，埃杰尔·瑞克沃德和杰克·林赛的《自由手册》便是最有名的尝试之一，这本书也深深影响了汤普森。
　　支持人民阵线的政治行动，和支持“援助西班牙”这样的组织，以及支持巴伦西亚的临时政府，是否真的需要一套连贯的，超越了打败法西斯这一基本诉求的信念，这一点是有争议的。出于对青年奥登的认同，汤普森或许会忽视《西班牙》中那些与左翼无关的思想的影响。显然，汤普森忽视了奥登这首最为著名的诗所受到的弗洛伊德、荣格，以及1930年代流行的人类学和思想史中的传播学派（diffusionist school）的影响。
　　《西班牙》的第一部分被汤普森视作历史唯物主义的诗篇，但它似乎受到了当时流行的W.J.佩里（W.J.Perry）的独特著述的强烈影响。佩里既是一个日心说的拥护者，也是一个传播论者，他相信文明只在古埃及得到过一次发展，然后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太阳的孩子：关于太平洋地区的埃及定居点的研究》（The Children of the Sun：A Study of the Egyptian Settlement of the Pacific）这类大部头著作中，佩里巧妙地为他的论文发现了“证据”。[88]约翰·富勒（John Fuller）认为，佩里的影子笼罩着《西班牙》的开头部分。[89]开篇的诗节仿佛是在向佩里点头示意：

　　昨天的一切已消逝。度量衡术语
　　沿着贸易航线传播到了中国；
　　算盘和环形石柱散布四方

　　《西班牙》的另一个特征，即“昨天”“明天”“今天”的交替反复出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卡尔·荣格的《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中一段话的影响。奥登对精神病学的新知识很感兴趣，并且的确在1937年读过荣格的书。荣格的一段话可能启发了奥对《西班牙》的结构的想法：

　　“今天”站在“昨天”和“明天”之间，并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起联系；它除此以外没有意义。“现在”代表着一个过渡的过程，人们可以将自己描述成现代人，他们正是在现代之名中认识到现代的。[90]
　　奥登很可能希望《西班牙》成为一首忠于人民阵线、致力于打败法西斯的进步诗歌。他也确实希望他的诗被用于政治目的，而“援助西班牙”运动就在1937年下半年很好地利用了这首诗。但同样可能的是，奥登对人民阵线的理解截然不同于汤普森，他用来塑造其诗歌的元素和左翼政治以及其他相近的东西没有多少关系。

考德威尔的影响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幻想与现实》是影响《西班牙》的两大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之一。[91]奥登对考德威尔仓促写就的“诗歌之源研究”（‘study of the sources of poetry’）[92]充满热情，尽管该书最后一章包含了对奥登自己作品的批评。1937年初考德威尔牺牲于西班牙，数月后《幻想与现实》出版。考德威尔在这本书中遗憾地指出，奥登的政治介入是不完整的。他尤其不满的是奥登和他的朋友斯彭德、戴—刘易斯的所谓社会主义诗歌中对未来的想象：

　　他们知道，当革命的盛大烟花散去后，“某种东西”便将到来；但他们没有能够借助艺术家的明晰来感受到这种新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中的具体的美……他们必须在未来放置“某种东西”，而他们倾向于放在那儿的是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平等与自由的模糊的渴望。[93]

　　《幻想与现实》这本书或许是有很大的缺陷，但这段话还是非常精彩地把握住了奥登以及其他1930年代英国激进自由派所面对的特殊情形。考德威尔这里批评的正是我们在第1章中提到的将共产党当作“20世纪的方舟”的观点——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天崩地陷中，共产党可以将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带上方舟，从而帮助保护资产阶级高级文化最优秀的特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考德威尔一直在努力摆脱自己的中产阶级的出身和多愁善感气质。对那些将社会主义革命当成保护资产阶级文化的途径的知识分子，考德威尔自然不感兴趣。
　　考德威尔对奥登的未来想象的批评特别适合于《西班牙》。例如，这首诗第四乐章的这些句子：

　　明天，也许就是未来。会研究
　　包装机的耐损度和运转部件；会逐一探索
　　放射线的所有频程；
　　明天，会以节制饮食和短暂休息来拓宽意识。
　　明天将重新发现浪漫的爱情，
　　也要为乌鸦摄影；所有的欢乐都会得到
　　自由的巧妙庇护；
　　明天将是庆典司仪和音乐家的时刻，
　　明天属于年轻人，诗人们会像炸弹般冲动，
　　湖畔的漫步，数星期的融合交流；
　　明天会有自行车比赛，
　　在夏日黄昏穿行于郊外。

　　在讨论这首诗中对“明天”的重章叠唱时，爱德华·门德尔松（Edward Mendelson）指出，它们：

　　与其说关乎阶级斗争，不如说……关乎在英国青涩的应许之地上建立耶路撒冷的幻想……《西班牙》所渴望的未来是一个自由派的未来，它充满着表达和行动的自由。[94]

　　罗伯特·沙利文（Robert Sullivan）是最早讨论《幻想与现实》和《西班牙》之间联系的学者之一。他指出，奥登对后革命时代的想象仿佛是为了印证考德威尔的批评。[95]很可能，躲在湖区，写着《西班牙》并读着《幻想与现实》的奥登，决定接受考德威尔对他的政治观点以及诗歌的批评，并且觉得没有必要做出改变。
　　汤普森没有去评论那些能在《西班牙》中找到的《幻想与现实》的痕迹。以考德威尔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的信仰，和对自由主义和宗教思想的蔑视，很难相信他会认为林赛和瑞克沃德的《自由手册》非常有益。汤普森总是对考德威尔抱以同情，并为1977年的《社会主义年鉴》（Socialist Register）撰写了一篇关于考德威尔的精彩赏析。[96]但他并不看重《幻想与现实》，或许是因为这本书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奥登及其同伴的“资产阶级”观念之间死死地画下了一条界线。

斯大林主义的阴影


　　汤普森也对奥登诗中其他“主流马克思主义”——莫斯科的斯大林主义及其在西班牙的代表——的影响保持了沉默。在《在鲸腹外》和其他触及西班牙的文章中，汤普森倾向于将西班牙共产党总体上归入西班牙反法西斯的力量之中。这样一来，他便可以忽略共产党与共和政府的其他成员的区别，以及共产党与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地区的左翼对手之间的区别。
　　汤普森从不承认反法西斯阵营内部在战略问题上存在很大程度的分裂。在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无政府主义者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已经由抵抗法西斯军事叛乱转向了攻击支持弗朗哥的社会阶层。他们占领了工厂和农场，赶走了资本家和大地主，并烧毁了数以千计的教堂以惩罚那些支持法西斯的神职人员。两地的工人农民们试图按照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路线来经营这些占领的农场、工厂，管理他们的义勇军。而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更为温和的组织掌控着反对弗朗哥的战斗，工厂和农场一般都没有被占领。西班牙共产党坚持认为，只有在打败弗朗哥之后，才能够在西班牙建立社会主义，战争和社会转型是革命的两个不同阶段。像英国和法国那样的与国内外资产阶级力量的联盟必须建立起来，而没收资产显然对这一目标没有什么好处。[97]
　　共产党还希望能将参战力量集中起来。他们希望将义勇军合并成为一支组织紧密、等级森严的军队，集中力量来保卫马德里，这样共和政府便可以从临时驻地巴伦西亚迁回马德里。相比之下，无政府主义者和反莫斯科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将他们在巴塞罗那的根基视作这场革命的心脏，并且在一段时间里拒绝让他们的义勇军受控于西班牙官方政府，或是将他们束缚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
　　奥登在巴伦西亚时受政府的请求做了广播宣传，他在这里写给《新政治家》的报道忠实地复制了西班牙共产党的观点。在《西班牙》中也能发现党的路线的影响。诗中“今天”和“明天”的区分让人想起革命的“两个阶段”的观点；“马德里是心脏”的诗句也令人想起西班牙的亲苏派对这座城市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其他地区。[98]

简化奥登


　　我们很难避免这样的结论：汤普森简化了奥登赴西班牙之前的生涯，奥登对西班牙的反应，以及这种反应对他此后的政治和文学轨迹的重要性。奥登在1930年代的生涯并不是缓慢地上升到政治介入和文学成就的顶峰，然后急剧下降。西班牙之旅并非只是一次被斯大林主义败了兴的简简单单的团结试炼，从中诞生的《西班牙》也并不是去简单地表达与弗朗哥的战斗中所有那些纯洁的东西。同样地，《西班牙》到《1939年9月1日》之间的这段时期也不应被归结为一种简单的“祛魅”和政治与道德上的“背弃”。
　　毫无疑问，奥登至少在1937年的几个月里是人民阵线政策和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忠实支持者，只是这份忠诚的根基非常错综复杂，它在《西班牙》中得到了表达，但其复杂程度丝毫不亚于其美妙程度。《西班牙》并非一首写给共和国的简单明了的战争颂歌，而是一个包含诸多不同意识形态元素的不稳定的化合物。汤普森在这首诗中找到了道德激愤和政治介入，这两点也是汤普森以雄辩之姿在后人居高临下的傲慢中捍卫的东西。但除此之外，“资产阶级”的乌托邦幻想、荣格的晦涩语句、怪异的传播论、斯大林主义的宣传等等都能在这首诗中被找到。最终，汤普森对《西班牙》的解读是一种简化的处理。

“必要的谋杀”？


　　汤普森可能错误地判断了《西班牙》的某些方面，但他为了这首诗而对奥威尔在《在鲸腹中》中提出的批评所做的辩护是正确的。承认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和修辞对《西班牙》的影响，并不等于同意奥威尔的观点：《西班牙》的许多地方，尤其是那句著名的“必要的谋杀”，只不过是在为斯大林主义辩护。更公平地说，斯大林主义的修辞只是参与构筑这首复杂模糊的诗歌的众多元素中的一个。
　　当奥登将《西班牙》收入1940年的集子《另一个时代》时，他决定修改这句饱受争议的诗句，后来他也整个地否定了这首诗。但这些并不能被看作是认同了奥威尔的指控。《另一个时代》比《在鲸腹中》早一个星期出版，而后一本书中那篇标题文章此前没有刊登在任何刊物上。[99]甚至早在奥威尔于1938年底的《阿德尔菲》杂志上发表对《西班牙》的最初攻击之前，奥登就已经开始形成自己对这首诗的批评。1937年11月，《西班牙》出版后仅仅四个月的时候，奥登作了一次名为“诗歌的技艺”的公共演讲。在这个演讲上奥登表示，他很好奇是否有可能不用做一个“杀人者”就能书写“杀戮”。[100]奥登在演讲中还提到“诗歌永远不会被严肃对待”，这个观点表述预示了后来的叶芝挽歌中那句著名的“诗歌没有令任何事情发生”。
　　正如我们所见，到写作《1939年9月1日》的时候，对将政治与诗歌相混合的有效性和道德性的怀疑已经几乎淹没了奥登。他对《西班牙》和自己其他“介入的”诗歌进行了自己独特的批判。奥登在《西班牙》和其他类似作品中所反对的，是诗歌应当被用作宣传，以及道德与政治矛盾的变化有关联的观点。[101]奥登无法公开回应奥威尔的攻击，这是他脱离了《西班牙》中的介入的表现，但并不意味着认可了奥威尔的指控。在1963年——正是他决定不再重印《西班牙》的时候——的一封信中，奥登强调他仍然不会接受奥威尔对那首诗中名句的看法：

　　我没有原谅极权主义的罪行……如果存在一场正义的战争，那么为了正义，谋杀是必要的。[102]

　　奥登的这一态度并没有随着1940年他将“在必要的谋杀中清醒接受了罪恶”换成“在谋杀的事实中清醒接受了罪恶”而改变。奥登的诗句的确不能被看作是支持西班牙的斯大林特工在远离前线的地方处决左翼异议人士。应当说，奥登称一名士兵杀死另一名士兵的行为为“谋杀”，这反映出他对战争之恐怖的敏锐感知，而不是无动于衷。汤普森认识到了这一点，凯恩斯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会在1937年时说，奥登“道出了许多骑士们的心声”。伟大的文学评论家威廉·燕卜逊（William Empson）在1941年一篇论和平主义的文章中给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西班牙1937》中写到“必要的谋杀”，表现出的是“一种良知上对战争的敏感，而不是冷酷无情”。[103]

对奥威尔的错误评价


　　《在鲸腹外》中另一个有问题的部分是汤普森对奥威尔的处理。将奥威尔赋予西班牙革命的希望与《在鲸腹中》的悲观主义作对比并非不合理，但奥威尔作为作家和政治思想家的生涯持续了20年，其特点是充满了大量的曲折和转变。到1940年《在鲸腹中》被收录进同名文集中时，奥威尔已经的的确确从无为主义的尾声中“康复”了。
　　的确，我们可以怀疑，《在鲸腹中》的悲观主义是否真的能够反映奥威尔在整个1930年代后期中的政治行动。事实是，从西班牙归来后，奥威尔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坚定了。他在养伤期间就加入了独立工党。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为他之前认为作家不应该从属于政治组织，即使他们支持那些组织的政策。他在《我为什么加入独立工党》（‘Why I Join the ILP’）一文中坚称，“橡胶警棍和集中营”的“新时代”意味着作家们与政治的距离不得不比他们乐意的更近一些。[104]
　　奥威尔在1938年和1939年时经常写到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他认为英国工人阶级应当拒绝为这场冲突而战。汤普森似乎把这一观点和《在鲸腹中》的情绪联系到了一起，然而它更多地还是和独立工党中托派左翼所鼓吹的“革命失败主义”有关，而非和绝望有关。导致“革命失败主义”的是对革命前景过分乐观的估计，而不是某种绝望之情。
　　我们已经看到，汤普森将奥威尔当作1930年代后期对斯大林主义失望之后转向无为主义的一个例子，但1940年代的奥威尔却对英国特有的社会主义产生了强烈的信仰。1941年出版的小书《狮子与独角兽：社会主义和英国天才》（The Lion and the Unicorn：Socialism and the English Genius）是奥威尔替代斯大林主义的思想的经典表达。[105]《狮子与独角兽》提出，作为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其文化的生存与进步仰仗于自身“活的社会主义”。奥威尔认为，只有通过对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进行规划，并消除迷信和阶级中非理性的东西，英国才能够与德国和苏联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相竞争。
　　奥威尔既不是一个无为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沙文主义者。他反复多次试图参军，因为在他看来，参加这场战争既是为实现英国社会转型而战，也是为打败法西斯而战。最终让他得以大展拳脚的是地方志愿军（Home Gard），他在一系列文章和信件中对这个组织大加推崇，视其为潜在的人民革命义勇军。和汤普森本人一样，奥威尔也坚信雷蒙·威廉斯所描述的“英国社会将随着战争的进行而发生转型”。[106]
　　奥威尔认为社会主义能够通过这场战争发展起来的想法或许是错的，但这和汤普森根据《在鲸腹中》的几段文字得出的虚无主义、无为主义的指控，还是相去甚远。

太过沉重的负担？


　　汤普森指出的《在鲸腹中》的一些因果关系存在着问题。汤普森认为，“少数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在1938年到1940年之间从激进转向消沉，而他们所塑造的这种意识形态此后被更为广大的普通民众所采纳，那时冷战的出现宣告人们期望“二战”这场“第二次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能够让世界转型的梦想破灭了。
　　但汤普森没有具体说明他所谓的一小群幻想破灭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是如何影响更为广大的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汤普森认为奥威尔的《在鲸腹中》在北约主义的形成中扮演了一个尤其重要的角色：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一代人的渴望被埋葬了，这一点远甚于任何其他文章。被埋葬的不仅仅是一场体现了诸多可敬之处的政治运动，还有无私地献身于政治事业的理念……社会主义者的理想被切割了，并且被解释为中产阶级的愧疚、挫败或烦闷的产物。[107]

　　汤普森不仅仅是在指出《在鲸腹中》与战后开始流行的态度之间的相似，他认为是奥威尔的文章直接引发了这些态度。我们很难认为他的观点没有过分强调观念在现代英国历史当中的影响作用。汤普森高估了奥威尔对1940年代的影响，这一点和《在鲸腹外》结尾处高估新左派知识分子对未来道路的潜在影响是一致的。在他看来，在1956年的剧变以及核裁军运动当中变得激进的年轻知识分子们，能够在西方引发革命性的变革。斯特凡·科里尼（Stefan Collini）对此的总结是，汤普森：

　　把一副令人吃惊的重担放到了英国知识分子这个难以捉摸的物种的肩上，这无异于将摆脱苏联和美国的枷锁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的反抗之上。[108]

　　彼得·塞奇威克（Peter Sedgwick）在1969年《乔治·奥威尔：国际社会主义者？》（‘George Orwell：International Socialist？’）一文中有过类似的观点。他批评汤普森给《在鲸腹中》附加了“超乎寻常的重要性”，要知道即便是在四十年代，这个文本也远远算不上是奥威尔最有影响力的作品。[109]

好战争？


　　汤普森认为，他所谓的无为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只要能够和“上班族与家庭主妇”们一样投身于“狼烟四起”的“二战”当中去，他们就能够避免变成北约主义者的命运。事实上，在一些参与了战争的知识分子看来，这项事业并是不那么英雄气十足。汤普森严厉批评了奥登在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表现出的消极姿态，但与牺牲在“二战”中的最优秀的两位英国诗人基思·道格拉斯（Keith Douglas）和阿伦·刘易斯（Alun Lewis）的诗作相比较的话，像《1939年9月1日》这样的诗歌似乎更有人道主义的暖色。道格拉斯的《如何杀戮》（‘How To Kill’）和刘易斯的《丛林》（‘The Jungle’）这类诗歌所讲述的，是从全部的人类价值向着虚无主义退却。导致这一切的，是在这场规模和目的都如此不可思议的战争中，作为士兵所经历的极端体验。[110]
　　在《如何杀戮》以及其他伟大诗篇中，道格拉斯带着一种不人道的距离感来赞叹在他和其他士兵当中诞生的战争技艺。《丛林》是刘易斯在牺牲前不久写下的，它讲述了一次前往丛林深处的污浊池塘的幻想之旅，在那里，秋天“就像一个被罢黜的牧师一样腐烂着”。[111]在一处关键段落中，刘易斯宣称“我们这些在丛林池塘边做梦的人”，比起人类世界的异化，更喜欢自然世界的异化，比起“国家的所有平庸的诚实”，更喜欢“让翠鸟跳入水中的那份天性自然”。[112]刘易斯的诗所代表的，不是军队中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声音，而是被非人的战争激怒到失去理智的人性的声音。
　　“二战”偶尔会鼓励人们反对或者直接抵制一些重要的英国工人阶级和左翼的运动，对此《在鲸腹外》保持了沉默。汤普森也没有去提那些没有“在狼烟四起中燃起坚定的火焰”的“主妇和上班族”。他也没有讨论那些反对的声音：反对征兵制，反对国内劳动力军事化，反对重要工厂里的跨阶级的“生产委员会”，反对禁止关键行业罢工，以及反对试图通过定量配给来控制消费。他也没有提到战争后期的特点是工人阶级高度好斗，例如，在1942年，用于罢工的时间比1931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要多。[113]汤普森也没有提到工人阶级的反战政治活动，它们由工人国际联盟领导，这个对斯大林主义彻底失望的组织反对共产党的生产委员会，并且领导成千上万的工人进行罢工，从而引发了议会的辩论并且迫使军情五处向内阁做了紧急报告。[114]汤普森同样没有提到的还有呵呵勋爵[115]的大批听众们，以及在许多城市中伴随着空袭管制而来的犯罪浪潮。

反讽


　　汤普森的《在鲸腹外》试图去诠释《西班牙》及其可能代表的“英雄的十年”，但它却没有去理解和质询这首诗和激发这首诗的时代所固有的矛盾与含混。在最后的分析中，汤普森未能成功地建立一种“软核”的辩护来捍卫他在“英雄的十年”里采纳的“硬核”的理念。《西班牙》必定与奥登此后的文学及政治的发展相关，这是必须去分析的。“英雄的十年”为何会以“令人作呕的衰退”来收场，是不能够用一个寓言来解释的。1930年代的这一代人滑向北约主义的原因，也不能被归结为这代人中最杰出的作家中的两位在道德上的失败。
　　汤普森没有能够理解奥登和奥威尔的生活，因此他注定要犯一些他们犯过的错误。在写作《在鲸腹外》的几年里，汤普森也退到无为主义当中。奥登一定会对这一反讽赞赏有加。



[1] Mary Lago, India’s Prisoner,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2001，p.293.

[2] 引自Richard Devonport-Hines, Auden, Heinemann, London，1995，p.166。

[3] George Orwell，‘Reflections on the Crisis’，The Adelphi, December 1938，p.110.

[4] 瑞克沃德的评论引自Humphrey Carpenter, WH Auden：A Biography, Allen and Unwin, London，1981，p.219。

[5] Lago, India’s Prisoner, p.294.

[6] 汤普森在1979年的《埃杰尔·瑞克沃德》（Persons and Polemics, Merlin, London，1994，pp.238—240）一文中描述了“国王街”的庸俗主义和围绕在埃杰尔·瑞克沃德的《我们的时代》周围的作家群体之间的战斗。Charles Hobday对汤普森在清除瑞克沃德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更不客气的描述，见Edgell Rickword：A Poet at War, Carcanet, London，1989，pp.241—242。多萝茜·汤普森回忆说，早在1956年以前，她和汤普森就曾“有几次”与共产党领导层发生冲突。南斯拉夫问题是分歧的一个重要来源，多萝茜和爱德华曾“支持铁托—季米特洛夫路线”来反对斯大林（见2006年4月5日写给笔者的电邮）。对1940年代伦敦文学界右倾化的叙述，见Robert Hewison, Under Siege：Literary Life in London，1939—1945，Weidenfeld and Chalton, London，1977。

[7] 见‘Edward Thompson as a teacher：Yorkshire and Warwick’，Peter Searby et al.，in John Rule and Robert Malcolmson, Protest and Survival, Merlin, London，1993，pp.1—4。

[8] 对奥威尔北方之行所属传统的出色阐述，见Marsha Bryant, Auden and Documentary in the 1930s,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1997。

[9] 引自Andy Croft’s‘Walthamstow, Little Gidding and Middlesborough：Edward Thompson the Literature Tutor’，in Beyond the Walls：50 years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1946—1996，ed.Richard Taylor, University of Leeds，1996，p.146。

[10] 引自Andy Croft’s‘Walthamstow, Little Gidding and Middlesborough：Edward Thompson the Literature Tutor’，in Beyond the Walls：50 years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1946—1996，ed.Richard Taylor, University of Leeds，1996，p.147。

[11] Ibid.

[12] Ibid, p.144.

[13] 数字来自Francis Beckett, The Enemy Within：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John Murray, London，1995，p.138。在《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中，汤普森宣称，有一万人，或者说三分之一的党员在1956年的事件之后脱离了英共。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详述汤普森与英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斗争历史。对这一主题的探讨见John Saville，‘EP Thompso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1956’，Socialist Register，1994，pp.20—31。汤普森本人对匈牙利事件的讨论，见‘Through the Smoke of Budapest’，The Reasoner 3，November 1956。这份对入侵匈牙利的行径及其英国辩护者的愤怒谴责是通过电话口述给约翰·萨维尔的，他当时正要去印制《理性者》。

[14] 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erlin, London，1978，p.i.

[15] 对这一举措的合理性的解释，见E.P.Thompson and John Saville，‘Why We Are Publishing’，The Reasoner，1，July 1956，pp.1—3。

[16] 关于杂志的良好销量，见E.P.Thompson and John Saville，‘The Case for Socialism’，The Reasoner 2，September 1956，pp.1—7。

[17] 在1956年2月一封宣布《新理性者》创刊的信中，汤普森说道，尽管他和其他这份杂志背后的人都是“前共产党员”，但他们“并不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丰厚人道主义传统”（E.P.Thompson, letter to Rutland Boughton 20/2/57，Communist Party Archives）。

[18] John Mander, The Writer and Commitment, Secker and Warburg, London，1961.

[19] Kingsley Amis, 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 Fabian Society, London，1957.

[20] Ibid.

[21] 随着时间的推移，艾米斯对奥威尔的看法甚至更趋于肯定。1967年，在回应《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的一位迟来的读者的来信时，艾米斯澄清了自己对奥威尔的看法。他写道：“五十年代末的时候，我还有着自身早期左翼主义的大量痕迹。奥威尔关于共产主义的作品经常让我感到不舒服。”艾米斯对自己曾说奥威尔“歇斯底里”感到抱歉，并认为《一九八四》被证明是一本先知式的书（Kingsley Amis, The Letters of Kingsley Amis, ed.Zachary Leader, HarperCollins, London，2000，pp.710—712）。

[22] 艾米斯的小册子成功地惹怒了他的两位“愤怒的年轻人”同伴。《宣言》（Declaration, ed.Maschler, MacGibbon and Kee, London，1959）是一本由众多声明组成的文集，其作者是来自方向不明确的运动的成员们。其中的两位把矛头对准了《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及其作者。多丽丝·莱辛指责艾米斯屈服于“一种暂时的幻灭情绪”（ibid.，p.25）；林赛·安德森更为严厉，他声称在《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中，“艾米斯表现得像个懦夫”（ibid.，p.166）。艾米斯本人则拒绝为《宣言》写任何东西。

[23] Dorothy Thompson, email to the author，21/10/05.汤普森本人在《在鲸腹外》中称艾米斯的小册子是对“北约主义民俗”的贡献（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17）。

[24] Kingsley Amis, Lucky Jim, Gollancz, London，1954.

[25] John Mandler，‘From Aldermaston to Jarrow’，New Statesman，10/12/60，p.935.

[26] John Rodden,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Reputation：The Making and Claiming of‘St.George’Orwe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89，p.188.

[27] Ibid.，p.191.

[28] John Mander, The Writer and Commitment, Secker and Warburg, London，1961，p.24.

[29] Stuart Hall，‘Mr Raymond and the Dead Souls’，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4，Summer 1958，p.81.

[30] Christopher Logue，‘To My Fellow Artists’，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4，Summer 1958.

[31] Stuart Hall，‘Inside the Whale Again’，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4，Summer 1958，p.14.

[32] Ibid.

[33] E.P.Thompson，‘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1，Spring 1957，pp.31—36.

[34] Ibid.，p.32.

[35] Ibid.，p.33.

[36] E.P.Thompson，‘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1，Spring 1957，p.36.

[37] E.P.Thompson，‘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A Reply’，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2，Summer 1957，pp.20—22.默文·琼斯的文字见第16—17页，查尔斯·泰勒的回应见第18—19页。

[38] E.P.Thompson，‘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A Reply’，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2，Summer 1957，pp.21—22.

[39] E.P.Thompson，‘Commitment in Politics’，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6，Spring 1959，pp.50—55.

[40] E.P.Thompson，‘Commitment in Politics’，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6，Spring 1959，p.52.

[41] 1958年复活节当天，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奥尔德玛斯顿村（位于英国伯克郡的原子武器研究机构所在地）游行，这次游行持续四天，数千人从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游行到伯克郡奥尔德玛斯顿村的原子武器研究机构。这项每次行军四天的游行在1960年代后期又多次爆发，每次有数万人参加。——译者注

[42] E.P.Thompson，‘Commitment in Politics’，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6，Spring 1959，p.54.

[43] Ibid.，p.55.

[44]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399.《摆脱冷漠》和《理论的贫困及其他文章》中的两则文本有着细微的差别。有一些差别是因为汤普森在收录此文时补全了之前在《摆脱冷漠》上“因为版面空间问题”而被删去的段落（ibid.）。他还删去了原先版本中一些陈旧的典故和修辞（ibid.）。与我们将在第3章中考察的《英国人的独特性》的改动不同，《在鲸腹外》的改动对解读文本并不产生重大影响。

[45] E.P.Thompson ed.，Out of Apathy, New Left Books, London，1960.

[46] 遗憾的是，很少有汤普森的评论者认识到他写给《摆脱冷漠》的这些文章的一致性。斯托顿·林德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例外。他是汤普森的老朋友和老同志，他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在鲸腹外》得到了人们“应有的追忆”，而《革命》和《腐朽之际》却被“不公平地遗忘了”（Staughton Lynd，‘Edward Thompson’s Warrens：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and its Relation to Current Left Mobilisations’，Labour/Le Travail, Fall 2002）。

[47]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1.

[48]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3.

[49]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4.

[50] 在1968年为纽约大学做的名为“祛魅还是逃避？”的讲座中，以及为乔治·麦克莱恩·哈珀的华兹华斯传记写的评论中，汤普森都探究了华兹华斯感到幻灭的原因。在“祛魅还是逃避？”中，汤普森再次将华兹华斯与三十年代那一代人联系到了一起。两个文本均收录于E.P.Thompson, The Romantics：England in a Revolutionary Age, The New Press, New York，1997。

[51]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4.

[52]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遵循汤普森使用和参考奥登这首诗的方式，称其为《西班牙》，尽管事实上奥登起初的命名是《西班牙（1937）》，之后改为《西班牙1937》，最终才确定为《西班牙》。汤普森在阐释过程中引用的是该文本的首个版本，参见Spain（1937），Faber and Faber pamphlet, London，1937。

[53]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4.译文参照《奥登诗选：1927—1947》，马鸣谦、蔡海燕译，王家新校，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98页。

[54]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p.4—5.译文参照《奥登诗选：1927—1947》，第298—299页。

[55]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5.译文参照《奥登诗选：1927—1947》，第300页，略有改动。

[56]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6.

[57] Ibid.，p.7.

[58]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9.

[59] W.H.Auden,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927—1957，Faber and Faber, London，1966，pp.112—115.

[60]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10.

[61]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10.

[62] Ibid.，p.16.

[63] 指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41年在美国国会大厦发表演说时提出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译者注

[64]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31.

[65] Ibid.，p.10.

[66]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32.William Golding, Lord of the Flies, Faber and Faber, London，1954.

[67] Christopher Norris，‘Language, Truth and Ideology：Orwell and the Post war Left’，in Inside the Myth, ed.Norris, Lawrence and Wishart, London, pp.247—249.

[68] 该文本收录于Randall Jarrell, No Other Book：Selected Essays, ed.Brad Leithauser, Harper Collins, New York，1999。

[69] John R.Boly, Reading Auden, New York, Ithaca，1991，p.40.关于贾雷尔对奥登作品的长期研究的概述，见Ian Sansom，‘Flouting Papa’：Randall Jarrell and WH Auden’，in In Solitude, for Company：WH Auden After 1940，ed.Katherine Bucknell and Nicholas Jenkins, Clarendon Press, Oxford，1995，pp.273—287。

[70] J.W.Beach, The Making of the Auden Can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Oxford，1957.

[71] A.E.Rodway and F.W.Cook，‘An Altered Auden’，Essays in Criticism, vol.18，1958，p.318.

[72]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11.

[73] E.P.Thompson, aka William Jessup，‘The Making of“London”’，New Reasoner, Winter 1957—1958，no.3，pp.65—68.杰瑟普是西奥多西娅·汤普森的娘家姓。《〈伦敦〉的形成》的部分文字重现于汤普森晚期著作《见证野兽的罪行：威廉·布莱克和道德律令》第十一章中，见Witness Against the Beast：William Blake and the Mor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1993，pp.174—194。

[74] Thompson, aka William Jessup，‘The Making of Blake’s“London”’，p.68.

[75]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Chatto and Windus, London，1958.

[76] Rodden,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Reputation, pp.194—195.

[77] Rodden,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Reputation, pp.192—193.

[78] Gordon Bowker, Inside George Orwell,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2003，p.356.

[79] 小说的细节参见 Bernard Crick, George Orwell：A Life, Penguin, Middlesex，1980，p.516。

[80] W.H.Auden,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930—1944，Faber and Faber, London，1950，p.110.译文参照《奥登诗选：1927—1947》，第147页。

[81] Michael Roberts ed.，New Country, Hogarth Press, London，1932.

[82] W.H.Auden, The Orators, Faber and Faber, London，3rd edn，1966，p.7.

[83] 关于奥登在西班牙的时间经过，参见Nicholas Jenkins，‘Appendix：Auden and Spain’，in Auden Studies 3，pp.88—93。

[84] 《巴伦西亚印象》再版于W.H.Auden, The Complete Works：Prose, Volume One 1926—1938，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2002，pp.383—384。

[85] 引自Richard Devonport-Hines, Auden, Heinemann, London，1995，p.169。

[86] W.H.Auden,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927—1957，Faber and Faber, London，1966，pp.141—142.

[87] W.H.Auden，‘The Public v the Late Mr William Butler Yeats’，in The Complete Works：Prose, Volume One 1939—1948，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2002，pp.5—7.

[88] W.H.Perry, The Children of the Sun：A Study of the Egyptian Settlement of the Pacific, Methuen, London，1923.

[89] John Fuller, WH Auden：A Commentary, Faber and Faber, London，1988，p.284.

[90] 引自John Fuller, WH Auden：A Commentary, Faber and Faber, London，1988，p.283。

[91] 奥登对此书的评论，见Complete Works：Prose, Volume One, pp.386—387。

[92] study of the sources of poetry是Iuusion and Reality一书的副标题。——译者注

[93] Christopher Caudwell, Illusion and Realit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1937，p.283.

[94] Edward Mendelson, Early Auden, Viking Press, New York，1981，p.266.

[95] Robert Sullivan，‘History and Desire：Auden’s“Spain”and Caudwell’s Illusion and Reality’，in Rewriting the Good Fight：Essays on the Literature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ed.Frieda S.Brown et al.，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Michigan，1989，pp.229—240.

[96] E.P.Thompson，‘Caudwell’，Socialist Register，1977，pp.1—33.

[97] 关于共和政府和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和阿拉贡解放区的措施的经典批评，见George Orwell, Homage to Catalonia, Victor Gollancz, London，1938。

[98] 文学评论家和出版人西里尔·康诺利和奥登同一时间身在西班牙。他在一篇发表在2月中旬的《新政治家》杂志上的文章中评论了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不同视角。康诺利将马德里的路线总结为“首先赢得战争，然后参加革命”（New Statesman，20/2/37，p.278）。可以肯定的是，《西班牙》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只不过是以更加诗意的方式。

[99] W.H.Auden, Another Time, Faber and Faber, London，1940.

[100] 引自Fuller, WH Auden, p.285。

[101] 奥登在1966年版的《短诗集》的引言中明确否定了《西班牙》（Auden,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pp.15—16）。奥登宣称该诗最后两句——“历史或许会对失败者呜呼哀叹，却既不能援助，也无法宽恕”——将“善”等同于“成功”。奥登接着辩称，他从不相信善等同于成功，“这样说仅仅是因为听上去有效”（ibid.）。他批评自己似乎不是因为与斯大林主义者的谋杀行为合谋，而是因为屈服于修辞的诱惑。奥登似乎是在暗示，当他急于为一项事业谱写诗歌的时候，他已做好准备去反复无常地玩弄他的诗句，去表达那些他并不相信的理念。

[102] 引自Fuller, WH Auden, p.286。

[103] 引自William Empson, The Complete Poems, ed.John Haffenden,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Gainesville，2001，p.352。

[104] 关于《我为什么加入独立工党》的讨论，参见Bernard Crick, George Orwell：A Life, pp.364—365。

[105] George Orwell,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Socialism and the English Genius, Secker and Warburg, London，1941.

[106] 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New Left Books, London，1979，p.386.

[107] 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p.17—18.

[108] Stefan Collini, Absent Min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2006，p.165.

[109] Peter Sedgwick，‘George Orwell：International Socialist？’，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une/July 1969，online at the Marxist Internet Archive, www.marxists.org/archive/sedgwick/1969/xx/orwell.htm, accessed 12/10/07.

[110] Keith Douglas, The Complete Poems, ed.Desmond Grah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1979，p.112；Alun Lewis, Selected Poems, Unwin, London，1981，pp.97—100.

[111] Lewis, Selected Poems, p.97.

[112] Lewis, Selected Poems, p.98.

[113] 参见Mark Donnelly, Britai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Routledge, London，1999，p.63。

[114] 内阁讨论的相关档案资料和一篇评论，见Ted Crawford，‘The British Cabinet Discusses Trotskyists’，in the Encyclopedia of Trotskyism Online, 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document/britain/brit01.htm, accessed on 12/03/08。

[115] 呵呵勋爵，本名威廉·乔伊斯（William Joyce），爱尔兰裔美国人，二战期间为纳粹德国用英语向英国进行广播宣传。据说因为他在播音的时候经常清嗓子，声音就像“呵呵”，所以被叫做呵呵勋爵。他于1946 年因为叛国罪而被英国政府处以绞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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