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新西兰〕斯科特·汉密尔顿《理论的危机——E. P.汤普森、新左派和英国战后政治》

7 “巨大的矛盾”：E.P.汤普森，马克思以及《理论的贫困》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理论的贫困》是对马克思学的一次运用。汤普森所批评的阿尔都塞主义者们通常会将他们的论点掩藏在对马克思的关键文本的细读中。阿尔都塞宣称已发现马克思生涯的正确路径，并区分了马克思思想中的“科学的”层面和“非科学的”层面，这些也许是巴黎哲学家许多著名的煽动性论点中最具煽动性的。
　　1860年代和1870年代里，马克思的著作似乎在不断增多。年轻一代给予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应有的重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也终于得到了广泛的翻译和诠释。阿尔都塞粗暴地排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其他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并宣称就连《资本论》——更不要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都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的这些言论令众多学者和活动家们惊呼往日的阴霾又要死灰复燃了：当年，在“斯大林同志”设定的马克思学的参考标准下，“官方”共产党的领导层曾经试图限定对马克思的阅读和讨论。尽管阿尔都塞使用的是知识分子的方式而非官僚主义的方式，但在批评者们看来，他似乎是决意要将一种单一的、刻板的对马克思的解释强加给没怎么经历过过去的正统论的新一代人，并且还抹杀了马克思著作中不符合他的解释的那些部分。
　　毫无疑问，E.P.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中明确表示自己不接受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们宣称他们是在“完成”马克思的思想的说法。要保持这样一种立场，就需要至少勾勒出一种关于马克思生涯和著作之意义的替代性的观点。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第9章和第11章中提供了这种观点。这两部分对马克思学的持续深入的研究占据了34页，差不多全文六分之一的篇幅，并且还有散见于其他15章的诸多评论作为补充。[1]
　　当我们审视评论者们对《理论的贫困》中有关马克思学的章节的反应时，会发现一种模式。批评一方倾向于将对马克思的诠释作为攻击的焦点；相反，支持一方则倾向于忽略这个部分去讨论这篇文章的其他层面，如，它对历史的技艺的雄辩捍卫，或它针对阿尔都塞及其理论后裔的那些精心设计又不失有趣的讽刺文字。《理论的贫困》的捍卫者和批评者都多次提到汤普森对马克思的诠释被假定的反正统性。两方阵营中都有为数不少的评论者认为这篇文章是一个前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2]

安德森的注解


　　佩里·安德森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论争》中有一章专门论述《理论的贫困》中的马克思学观点。[3]这一章和整本书一样，都小心地混合着同情和坚定的批评。由于安德森的讨论总体上很好地概括了汤普森对马克思所作的分散而冗长的诠释，也由于他对这一诠释的回应反映了许多评论家的回应，因此我们将把它作为我们自己讨论《理论的贫困》中的马克思学的基础。
　　安德森先是提出，《理论的贫困》“提供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全新描述”。[4]正如安德森所指出的，汤普森认为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者，历史唯物主义的目标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知识”。[5]历史唯物主义的“宪章”是在1840年代提出的，其文本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些著作开启了极富希望的前景，但1850年代的马克思却偏离了这条道路。他被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催眠”，其结果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出现，这是一个以苍白的经济范畴代替现实世界的文本，它将历史（错误地）理解为经济范畴的伪黑格尔式的自我显现，而非男人女人们思想与行动的产物。到了1860年代，由于第一国际、英国工人运动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影响，马克思得以用较少经济主义和目的论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从而——用汤普森的话来说——部分地“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尽管马克思在1860年代有所进步，《资本论》也被看作马克思的代表性著作，但在汤普森看来，《资本论》仍有着“巨大的矛盾”。[6]与讨论原始积累的伟大篇章并存的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处处可见的那种枯燥简化的抽象论述。安德森精辟地指出，在汤普森眼中，马克思犯了“从整个社会进程中推断资本的纯经济学范畴”的错误。[7]换句话说，汤普森认为马克思有时会混淆资本和资本主义。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比喻导致了这个错误，因为它使人们倾向于将意识形态、文化、政治、法律这些复杂的社会“上层建筑”简化为该社会经济系统的简化模型的副产品。
　　安德森注意到，汤普森认为晚年的恩格斯认识到了《资本论》的这一不足，并在他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书信中努力去纠正这一教条化的图式，它帮助创造了一代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8]不幸的是，恩格斯信中的警告并没有得到重视。按照汤普森的说法，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开始重续马克思在1880年代出色地开启的事业，去寻求一种“统一的社会知识”。[9]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一处关键空白。马克思努力避免经济决定论和毫无前途的特殊论——前者将各不相同的社会一律简化为一些简单的经济学公式，后者把每个社会都视作独一无二的——并尽力给出一些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有效概括。但他却没有解释为何他发现的生产方式的概念能够与现实的“历史进程”形成实实在在的对应。
　　汤普森将马克思思想的这一缺失与达尔文无法解释突变如何在进化过程中得以传播进行了比较。正如孟德尔遗传学填补了达尔文思想的缺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人类经验”概念也填补了马克思思想的空白。正是人类的经验把马克思创造的概念模型与现实世界及其历史联系起来。然而，要理解人类的经验，就必须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与威廉·莫里斯的伦理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相遇。根据汤普森的说法，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著作已经吸纳了莫里斯所强调的文化、思想和道德对于个人生活和历史运动的重要性。其结果便是人类经验这一关键概念成为了经济学的“客观”世界和个体的“主观”生活之间的一种中介。在《理论的贫困》中有段更为著名的论述：

　　经验不请自来，向我们宣布着死亡、生存资料危机、壕沟血战、失业、通胀、种族灭绝。人们处于饥馑之中，幸存者以新的方式思考市场。人们被囚禁起来，他们在监狱中以新的方式来思考法律。[10]

　　汤普森坚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足意味着作为一种科学或“高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被摒弃。同样应被放弃的还有汤普森在《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中提到的单一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观念。阿尔都塞及其战友们构成了众多“神学的”和“非理性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种，它与汤普森认同的“理性的”马克思主义注定势同水火。汤普森传统的标志是“开放的、经验式的探究，它起源于马克思的著作，并运用、发展和修正马克思的概念”。[11]这两种倾向，或曰传统，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他思想中的矛盾。

安德森的回应


　　安德森认为《理论的贫困》中关于马克思学的章节是全文“最有新意”的部分。汤普森创造了“关于马克思的思想轨迹的全新解读”，因为他没有特别重视“早期的哲学著作或是晚期的经济学著作，而是赋予马克思1840年代中期[12]的论战文本以核心重要地位”。我们很难不把安德森对汤普森的原创性的称道理解为一种嘲讽式的恭维。“新意”似乎是“怪异”的代称，因为紧跟在称赞后面的是一系列攻击，针对的是汤普森论点中两个关键点的可信度。
　　安德森认为，汤普森期望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统一的社会知识”是不可能存在于19世纪中期的，当时的人文科学还处于起步阶段，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分领域即便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都还神秘莫测。如果马克思尝试以“统一的社会知识”为目标去写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那么他所能完成的也只能是像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那样杂乱无章、充满揣测而又自命不凡的东西，而非像《资本论》这样的严格的科学著作。马克思必须从某个领域开始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他选择了政治经济学领域，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宣称经济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笨拙地记录下来的对政治经济学的热情研究，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基石：

　　建立一个可靠的社会“经济结构”概念，并不是为了阻碍或损害对社会的文化或政治的“上层建筑”进行历史研究，而是为了促进这种研究的发展。如果不在一开始就建立一种生产方式的理论，任何想要创造一种“统一的社会知识”的尝试都只能产生出一个折衷的相互作用论而已。[13]

　　安德森对汤普森的批评还包括汤普森反对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反对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领域外不经“人类经验”为中介就使用生产方式的概念。安德森认为，鉴于汤普森（假定）接受了“生产方式的基础决定性本质”，他的反对就显得不够理性。[14]安德森察觉到，汤普森害怕经济还原论的预期，但却坚信在像历史这样的领域中使用“生产方式”或“基础—上层建筑”概念并不必然产生那样的结果。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论争》最出色的段落之一中，安德森继续向我们展示了阿尔都塞的生产方式概念能够适用于汤普森的历史学著作《辉格党和猎人》（Whigs and Hunters）。[15]

安德森的误解


　　我们注意到，安德森合理地总结了汤普森关于马克思的论点，并且概述了在《理论的贫困》的崇拜者和批评者之间都普遍存在的保留意见。但他所举的用来反驳汤普森对马克思的解读的例子则显得文不对题，因为它们都基于对汤普森的“统一的社会知识”概念的误解。安德森把“统一的”理解为“全部的”或“全面的”，并且假定汤普森希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之后写一部共产主义百科全书。（当然，安德森说这样的事业是堂吉诃德式的无疑是对的；他也有理由嘲笑《唯物主义历史观》，它在今天读起来更像是第二国际的偏见大全，而不是对世界历史的描述。）
　　汤普森的“统一的社会知识”实际上指的是这样一种知识：它将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依赖的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经济这些不同的层面都考虑在内。汤普森并不反对细致考察社会的某个特定层面，但他坚持认为被考察的层面不能因概念上的分隔而孤立，但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恰恰鼓励这样做。汤普森排斥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并不是因为他完全反对政治经济学，而是因为他否认经济能够在与文化和法律这些“上层建筑”的现象隔离的情况下得到长期有效的分析。汤普森谈论“统一的社会知识”时，并非是在天真地期盼某种马克思做不到的东西，而是对马克思经常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使用的“抽象概念”表示反对。
　　如果我们还记得马克思分析和展示材料时所使用的辩证法的本质，我们就能更坚定地把握住最后一点。正如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所解释的那样，这种方法的基础是对人类周遭极度复杂的现实中的离散元素进行抽象：

　　马克思赋予抽象的任务是使人们更容易认识到这一事实：所有关于现实的思考都始于将现实分解为诸多容易把握的部分……我们的头脑并不比肠胃更能一口气吞下整个世界……“抽象”（abstract）一词来自拉丁文abstractere，意思是“从……中抽出”。实际上，当一个部分被从整体当中抽出或取出，并被暂时认作是分离的……焦点就得以确立，而边界也得以固定下来。[16]

　　当然，安德森认为汤普森并不理解伯特尔·奥尔曼这里所说的。在安德森看来，汤普森不明白马克思不可能“立刻研究所有东西”，而是必须抽象出资本主义及其史前史的某些特征来写作《资本论》。[17]其他对《理论的贫困》的评论也提出了同样的指责。保罗·Q.赫斯特（Paul Q.Hirst）在他那篇愤怒的长文《理论的必要性》（‘The Necessity of Theory’）中指责汤普森认为“《资本论》注定失败”，只因为“它通过抽象的概念范畴来分析经济关系的方法与历史研究的本质相矛盾”。[18]比尔·施瓦茨（Bill Schwartz）对《理论的贫困》的回应总体来说更为积极，但他同样也认为汤普森犯了这一错误：

　　没人能够否认《资本论》中存在的问题，但汤普森反对的是这个文本本身，是从整体上否定……理由是它建立在抽象化的基础上……（在汤普森看来）抽象是非历史的，因为它打乱了真实的历史进程，而且就本质而言是还原主义的。[19]

　　类似这样的指控都缺乏对《理论的贫困》的细致解读来自我支撑。汤普森并没有“从整体上”否定《资本论》，他也没有指责马克思未能写出一部百科全书。在讨论马克思学的第9章的临近结尾处，汤普森解释道，《资本论》“尽管作为一个假说可谓成果丰厚”，但却需被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所“替代”：

　　否则会怎样呢？不妨做一个完全不同的假设，不仅一切事物都能立刻得到解释，而且内在理论（或知识）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它的奇妙化身，虽还未完全成熟（它还没有发展到阿尔都塞那种完满的程度），但已完美地成型并在各部分间有着完美的比例。这是一个童话故事，苏联的小学老师会把它背诵给孩子们听，但连讲的人自己都不信。[20]

　　汤普森对“一切事物都能立刻得到解释”这一想法的嘲讽至少对他而言表明了“统一的社会知识”并不意味着“完整的”知识。况且，汤普森并没有摒弃辩证法和抽象的方法，而是批评他的对手不够辩证：

　　阿尔都塞的思想体系排斥辩证法是很可悲的……在我自己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工作中，我将辩证法当作一种思维习惯而不是某个“法则”……带入我自己的分析当中。[21]

　　汤普森坚称“辩证法不是黑格尔的私有财产”，并提到威廉·布莱克的《天堂与地狱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以及诗歌和神秘写作相关的传统，认为是它们影响了马克思，今天研究马克思的学者们应当读一读这些东西。在汤普森看来，阿尔都塞思想的静态的、极端结构性的特质一定程度上正是遗忘了辩证法所导致的。
　　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中质疑的不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而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使用辩证抽象的限定范围。他认为其中许多的抽象都存在“静止”和“孤立”的问题，因为它们将经济与其他人类活动分割开来。
　　汤普森非常正确地写道，《资本论》的不同部分使用了不同层次的抽象。这本书中他所欣赏的章节，都是通过将政治经济学抽象为关乎非经济力量的历史的一部分来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各个层面。许多《资本论》的评论者都注意到历史是以非常突然而戏剧性的方式进入文本中的。在讨论半路出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关于工作时长的章节时，安东尼·布鲁尔（Anthony Brewer）指出：

　　一幅更大更生动的画卷（在此）展开了……这里的概念并不像目前所使用的严格的经济学概念那样有着严苛的理论基础。这个论点要宽松得多。[22]

　　《资本论》第一卷最后关于原始积累的章节，因为融合了政治经济学和历史而得到了汤普森的钦佩。通过在同一个抽象活动中将资本积累的概念和圈地运动的实际历史结合在一起，马克思提供了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转型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的基础。马克思在探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展现出的道德上的愤怒也会令汤普森感到高兴。不过在汤普森看来，即使是《资本论》中最出色的部分也存在着一种张力：

　　《资本论》中的历史……作为假说是非常富有成果的；然而作为假说，它也一次又一次地质疑了“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充分性。[23]

　　显然，汤普森反对“基础—上层建筑”模型与他反对那些“静止”和“孤立”的分类密切相关，这些分类损害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部分《资本论》的内容。汤普森反对这个模型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把“上层建筑”视为凭空而来的唯心主义者，或是抵制对现实的离散层面进行抽象的必要性，而是因为他怀疑将“基础”和“上层建筑”各自孤立地加以思考是否有效。在《历史与人类学》中——这篇文章的基础是汤普森于1976年最后一天在紧急状态中的印度做的一次讲座——他列举了一些例子来反对基础—上层建筑模型：

　　无论这个概念多么复杂，不管它在许多场合被运用得多么巧妙，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类比都存在根本的缺陷。这种缺陷无法弥补，它有着一种内在的倾向，会引导人们走向还原论和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它的做法是把人类活动和属性加以分类，将一部分（诸如法律、艺术、宗教、“道德”）放到上层建筑的位置，将其他一些（诸如技术、经济学、应用科学）放在基础的位置，留下另一些（如语言学、工厂纪律）不幸地漂浮在半空。[24]

　　《理论的贫困》用了更长的篇幅来表达相同的观点。安德森未能领会它的术语，是因为他不明白汤普森并非反对抽象本身，而是反对一种特定类型的抽象。

被忽略的马克思


　　安德森观点中的这两个错误与他在概括汤普森对马克思生涯的叙述时所犯的一处微小但却重大的疏忽有关。安德森高度关注的是，汤普森赞扬了马克思1840年代的文本及其对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的批判。但他忽视的是，汤普森指出了马克思在最后十年中反思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的部分内容，并从那有可能吞噬他的政治经济学的“漩涡”中抽身出来。汤普森写道：

　　我认为马克思自己，在一段时期内，落入了资本循环的陷阱中——它自我表现在“形式”中——并且他仅仅是在《资本论》中，在一定程度上跳出过这个陷阱……马克思走了多远才开始彻底意识到自己身陷桎梏，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应当注意到，马克思在最后几年里痴迷于人类学的时候，正在重新开始他在巴黎的青年时代所制定的计划。[25]

　　这些话的目的是使人们关注到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花费了大量精力来研究前资本主义和半资本主义社会。汤普森提到的这些晚期的且仍然相对模糊的工作，在《理论的贫困》所叙述的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晚期的那些工作，汤普森很可能会对马克思的思想生涯持非常负面的看法。如果《资本论》是这一生涯的终点，那么汤普森拿《资本论》与1840年代部分著作所做的不利的比较将意味着，马克思的故事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学的“漩涡”中失去了希望的故事。而当晚期的马克思被考虑在内，那么汤普森似乎是在说，马克思在185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触到了生涯的最低点，随后在《资本论》中有所反弹，然后，他的政治经济学弯路结束了，他重拾了1840年代对“统一的社会知识”的追寻。如果是这样，那么马克思就有过一番虽含蓄但却深刻的自我批判，甚或他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的观点与汤普森提出的不会完全不同。
　　安德森忽略了汤普森对马克思《资本论》之后的著述的引述，也就扭曲了其对马克思的生涯的整体叙述。毫不奇怪，那些认为《理论的贫困》是一次后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评论者们，也都忽略了其对马克思晚期著作的引述。

题外话：马克思的晚期著作


　　既然对马克思晚期著作的引用在《理论的贫困》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其加以认真讨论。汤普森是一位专注于历史变化的前因后果的历史学家，因此我们也将把焦点放在晚期马克思的历史观上。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在他那本对主人公马克思毫无同情的传记中提到，马克思最喜欢的文学作品之一是歌德的《浮士德》。马克思可以没完没了地谈论这个剧本，当他喝醉的时候，他喜欢用他“粗糙浑浊、令人生厌的德语语音”来大声念其中的诗句，打扰伦敦酒吧里的其他顾客。[26]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马克思是何等地被浮士德的性格所吸引，这个人物与魔鬼做了交易，来获得知识和权力，并将世界改变成他喜欢的样子。对于马克思——特别是1871年之前的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就是一个要与之做交易的魔鬼。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矛盾态度或许在《共产党宣言》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的结构就是以歌德的《浮士德》为模板。[27]
　　《共产党宣言》中常常被记起的是最后一句中对革命的呼唤，但它的开头几页却是在致力于赞颂资本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资本主义视作进步变革的发动机——它将“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并且废除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但他们也相信，资本主义一旦得以建立，它就会成为历史进步的阻碍。对于1848年的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积极品质和消极品质都很强大。一个接一个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启发了将历史视作一系列“阶段”的观点，它在1859年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得到了最为自信的表达：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8]

　　但甚至是在这些严肃而教条的文字之前，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著作里就已存在着相反的声音。1853年时，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评论员的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讨论了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29]在伦敦的报纸上和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研究太平天国问题的马克思，开始部分地重新思考原先对欧洲入侵资本的周边世界所持的乐观态度，而这种乐观正是著名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节的一大特点。四年后，马克思对印度民族起义的评论，已经大异于《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在将西欧之外的“野蛮的民族”“卷到文明中来”的过程中的作用的描绘：

　　不论印度土兵（Sepoys）的行为多么不好，它只不过是英国自己……在印度所作所为的集中反映……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30]

　　汤普森或许会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视作马克思事业的最低点，但这部巨著的导言包含了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细讨论，在其中马克思推断说，从原始共产主义到阶级社会至少存在三到四种不同的“路线”。通过勾勒这些替代性的路径，马克思显然拒绝了一种单线的、“静止的”前资本主义历史，即便不是资本主义历史的话。
　　《资本论》在1867年首度出版时似乎就断定了它所呈现的资本主义模式的普遍性。马克思在初版序言中提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在《资本论》的一个更被人诟病的注脚中，马克思嘲笑刚刚解放的俄国农民建立的公社，认为它们将随着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蔓延到俄罗斯而土崩瓦解。马克思认为这些公社的毁灭转眼就会到来，其语气不禁让人想起《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马克思悄悄地将他的评论从1875年的法文版《资本论》中删去了，这也是他通过出版社修改和看到的最后一版。）[31]
　　在重要的1871年之后，马克思果断地放弃了单线的历史模型。巴黎公社在那一年中建立，继而失败，它既是一场胜利，又是一次灾难。巴黎公社昭示世人，工人阶级能够发动一场革命，但它也揭示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最终胜利远非天然注定。资产阶级的法国政府对巴黎公社施加的暴行很自然地令马克思感到恐怖，使他深刻思考国家对于维系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国际工人阶级，尤其是英国工人阶级未能挺身而出支持巴黎公社，这也令马克思十分茫然，他有时候曾经认为工人阶级的激进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乎自然而然的结果。
　　马克思高度重视一个问题，即巴黎公社和法国农民阶级未能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联盟来对抗法国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巴黎的工人们确实能够发动一场革命，但没有占法国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的援助，他们是无法夺取政权的。
　　在思考巴黎公社的短暂存在所取得的成就时，马克思惊讶于它可被忽略不计的经济方针和它在巴黎建立起的基层民主与权力交替结构之间的反差。马克思坚持认为，这些创新之处正是巴黎公社的革命性所在：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是它自身的存在和运转。它的特殊措施可以通过人民来预示一种人民政府的倾向。公社的财政措施的显著特点是睿智和节制，它们只能与被包围的城镇的状况相一致。[32]

　　在这段文字中，马克思宣告了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中一个更为“主观”的转变。与经济的重新组织相比，政治形式和大众意识对社会主义的建立而言即使不是更为重要，也是同等重要的。
　　马克思的新的反国家主义，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更为“主观”的视角，他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资本主义自动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的想法，以及他重新认识到农民阶级对革命的重要意义，这些都反映在马克思从1870年代早期积极开启的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宏大而未竟的研究当中。
　　马克思在最后十年中特别关注俄国。他自学了俄语，并且与反对沙皇运动中的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联系。这之后他写了一些信，在信中提出了关于俄国发展和《资本论》的范围及局限的一些观点。在1877年写给俄国杂志《爱国者笔记》（Otechestvennye Zapiski）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否认他的书提出了一个非西方世界必须经历的普遍的历史发展模式。[33]在1881年寄给流亡的俄国活动家维拉·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的一封精心打磨过的信中，马克思的靶子是那些将《资本论》变成一个普遍历史模板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们。这封信历经四稿，费时数周，马克思在其中猛烈抨击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和其他“资本主义的捍卫者”，这些人声称像农民公社这样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是必然会崩溃的。马克思坚持认为：

　　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34]

　　在这一段文字和与之类似的1880年代的文字当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改进得到了扩展，马克思也随之得以发现从阶级社会到社会主义的众多可能的道路。历史变成了多线的，作为《共产党宣言》这类著作一大特色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消极对比也被抛弃。
　　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发展了他对俄国的研究，它记录了马克思在1880年代早期对劳伦斯·亨利·摩根（Lawrence Henry Morgan）等人类学代表性人物著作的阅读。《人类学笔记》有着大量的引用和充满激情的插入叙述，并且以令人不安的速度从一种语言讲到另一种语言，从一块大陆讲到另一块大陆，这使得它读起来不像《资本论》，倒更像《芬尼根守灵夜》。[35]斯坦利·罗斯蒙特（Stanley Rosemont）如此解释这个未完之作的重要性：

　　当他的俄国信徒们——他讽刺地称呼他们为“资本主义的崇拜者”——大声宣布《资本论》第一卷提出的历史发展的法则有着普遍的强制性的时候，马克思本人也正投身于研究（对他而言的）新的抵制和反抗压迫的经验当中——它们来自北美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的土著、埃及人和俄国农民。[36]

汤普森的先见之明


　　我们注意到，汤普森对马克思晚期著作的调用在他对马克思生涯的描述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们有理由追问，汤普森为何没有在《理论的贫困》这篇文章中花更多时间来讨论马克思的晚期著作。我们可以提供两个大胆的回答。汤普森反感阿尔都塞宣称他自己是马克思的“正确”阐释者，是马克思经典中哪些是本质而哪些不是的裁定者，并且他也非常警惕自己在反对阿尔都塞时会沉迷于对马克思的独特见解。他甚至在将要讨论马克思晚期著作时用一句话提醒读者说，自己感兴趣的是“对历史的理解，而非马克思学”。[37]汤普森对马克思生涯的描绘是认真且深入的，但用的却是相当粗线条的画笔。
　　无论如何，1978年时的学者们都不太容易获得细致描绘马克思晚期著作所必需的那些资源。若不是出于一种特别的诉求和推测性的阅读——即汤普森已然发现了阿尔都塞的错误——我们也很难去细致阐述这些对晚期著作的简短引述。1978年距离劳伦斯·克拉德（Lawrence Krader）首次编订出版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不过才四年。莱雅·敦雅维斯卡亚（Raya Dunyaveskaya）关于《人类学笔记》的开拓性研究要到1982年才发表。[38]她的书在1980年代末得到了斯坦利·罗斯蒙特一篇充满激情的长文的补充，这篇文章强调《人类学笔记》与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反对全球化和原始积累的“世纪末”斗争之间有所关联。
　　提奥多·沙宁（Teodor Shanin）与和田春树（Haruki Wada）面向俄罗斯读者的关于马克思晚期研究的著名介绍要到1983年才发表。在汤普森去世后第三年的1996年，詹姆斯·D.怀特（James D.White）将马克思晚期著作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发表了对马克思论俄国农业的笔记和草稿的细致解读，这些笔记和草稿绝大部分都未曾出版。[39]
　　那些关于马克思晚期著作的解读并没有忽视《理论的贫困》。德里克·塞耶（Derek Sayer）和菲利普·克里甘（Philip Corrigan）在一篇文章中反对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与之前非常不同的晚期阶段的说法，并将沙宁和和田春树的观点与汤普森对马克思的论述联系起来。罗斯蒙特则在文章里坦率承认《理论的贫困》引述马克思晚期著作有着重要意义。[40]
　　对于罗斯蒙特的称赞，《理论的贫困》是当之无愧的。它为马克思晚期著作的一系列支持者们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所做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帮助，由此我们方能理解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中叙述马克思生涯的全部意义。最重要的是，我们得以发现汤普森批评《资本论》和支持马克思晚期著作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汤普森认为大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部分《资本论》当中的概念应当被扩展，应当吸收历史和“上层建筑”；他坚持认为必须研究个体社会与个体事件的独特性，而不是让它们服从于某种普世历史的药方；他对经济还原论持“根深蒂固”的反对——所有这些都在一系列马克思思想研究者的著作中得到了共鸣。佩里·安德森和其他一些人眼中怪异且明显错误的对马克思的解读，被证明是非常有活力的。
　　马克思晚期著作的研究者们在这部分著作与马克思其他著作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伟大的苏联档案学家大卫·梁赞诺夫（David Ryazanov）认为，《人类学笔记》和马克思写给查苏利奇的信标志着在《资本论》第一卷所代表的胜利之后马克思精神力量的衰退。[41]斯坦利·罗斯蒙特将马克思后期著作与《资本论》对比后，给出了相反观点。莱雅·敦雅维斯卡亚对上述两种观点都不赞同，她坚持把晚期著作看成是马克思经典文本的一种发展，尽管是一种激进的发展。她认为，《人类学笔记》和讨论俄国的晚期作品并不与政治经济学著作相矛盾，而是使其更为饱满。她还认为，只要有时间，马克思会以某种方式将前者融入《资本论》的第二、三卷中，或是对《资本论》的补充中去。[42]
　　在敦雅维斯卡亚和汤普森的观点之间发现一种相似性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认为《资本论》中的概念应当被放置于辩证抽象的内部，这种辩证抽象分享了世界的更多部分和它的历史，从而有助于创造一种“统一的社会知识”。然而，在马克思到底如何能够将他在晚期手稿中收集的材料融入《资本论》中去这一点上，敦雅维斯卡亚令人遗憾地含糊其词。[43]
　　到1996年詹姆斯·D.怀特出版了《卡尔·马克思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识起源》（Karl Marx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时，至少英语世界的读者们得到了很好的提示：如果没有疾病、死亡和恩格斯的影响，马克思晚期著作会如何进入《资本论》的二、三卷中。在漫长而细致地讨论“马克思和俄国人”的章节中，怀特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马克思写于1881年的一篇未完成的文章，那也大致是他给维拉·查苏利奇写信的时候。[44]
　　在《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中，马克思努力将他对俄国经济自农民解放以来的发展的研究与《资本论》第二、三卷中列出的模式联系起来。马克思尤其关注的是俄国发生的事件与他在第二卷中所描绘的“资本的循环”之间的关系。到1881年时，他早已放弃了农民公社必然解体和被资本主义所取代的旧观点；他所积累的数据表明，俄国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失败远不是资本的某种伪黑格尔式的“天命”自动使之然，而是由于政府对经济领域严重且持久的干预。导致公社解体的更大原因是对土地所有者征收的大量的税款，而非《资本论》在第一卷中提出，在第二卷中详细阐述的资本积累的“自然的”过程。国家在这些文本中只是一个幽灵般的存在，但即便是在抽象的初步阶段，也不能将它从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叙述中排除出去。
　　马克思在《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中勾勒出一个新的资本流通的方案，它既包含了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也包含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并将国家的行动描绘成这一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怀特注意到：

　　《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中关于资本流通的叙述代表着一种重要的背离……这里的流通并不仅仅是众多资本中某一种的流通，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流通。通过将国家视作一个统一整体，马克思似乎指出，日益剥削着农民，并扩大了资产阶级的资本循环，仅仅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得以完成，且得到了政府的帮助……这一立场也表明，马克思未能找到任何不涉及国家干预的原始积累的例子。[45]

　　通过将国家干预作为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马克思的新的资本循环学说将意识形态和政治等“上层建筑”要素带入他的经济学的核心当中。根据严格的经济规律，资本主义并不是自动发展的：它必须得到国家行动的持续支持。在像19世纪的俄国这种前资本主义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决定利用国家来建立资本主义的是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资本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是一种政治创造，而不是经济规律的必然产物。
　　尽管《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是一部研究俄国资本主义而非普遍的资本主义的未完成之作，但它还是向我们展示了晚期马克思的洞见是如何调和了E.P.汤普森所批评的《资本论》中的一些过度之处。它使我们看到，马克思将《资本论》第二卷中对“资本循环”所进行的非常封闭的抽象加以扩展，使其能够包含“上层建筑”的特征，而后者在汤普森看来是无论多么初步的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解都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孤立的成就


　　我们已经看到，《理论的贫困》远不是什么误解了马克思诸多基本概念的孤僻浪子的著作，相反它对马克思学有着非常深远的、前瞻性的贡献。
　　必须承认的是，《理论的贫困》中关于马克思学的章节对汤普森自己更为广阔的思考，以及他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实践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正如我们将在第四部分中看到的，汤普森晚期的政治思想和史学著作将明显地远离《理论的贫困》与阿尔都塞奋力争夺的这一领域。
　　甚至从充满长篇大段的嬉笑怒骂式讽刺和对传统历史方法观念的激情辩护的《理论的贫困》内部看来，汤普森对马克思生活与工作的细致入微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孤立的。《理论的贫困》第9章和第15章的气质，也是汤普森在圣保罗论战中作的暴躁发言所缺乏的。实际上，《理论的贫困》中关于马克思学的章节在E.P.汤普森的所有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孤立有待解释。
　　我们在之前几章中已经讲到过，汤普森甚至在他还是英国共产党党员的时候就拒绝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在写《理论的贫困》之前他便已经倾向于回避马克思学的讨论，甚至在《理论的贫困》中他还数次为提及这个主题而抱歉。在之前几章中我们也已经描述和讨论过汤普森1970年代的思考——我们称之为激进自由主义的“研究计划”——中的危机。这场危机对于汤普森研究马克思学既是促进，也是限制。正如本章开头指出的，如果汤普森试图与阿尔都塞、阿尔都塞主义，以及其他错误地占有着马克思的对手——例如，印度共产党——进行争辩的话，他就不可避免地要给出他自己对马克思的生涯和思想的诠释。
　　然而，汤普森在1936年至1946年的“英雄的十年”中所采纳的核心思想，与对马克思的任何宽容的诠释在重要之处都有很大的不同。为了从阿尔都塞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主张下保卫马克思，汤普森被迫悄悄地放弃了某些他最为珍视的观念。在引用自己的历史研究和自己的政治立场来支持他对马克思的诠释时，汤普森小心翼翼地挑选出符合这种诠释的例子，忽略他显然与马克思的观点相悖的那部分学术著作和历史著作。在过去，汤普森通常会“精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有用部分并将其融入他自己的历史和政治写作中；而在《理论的贫困》的马克思学章节中，汤普森则是精选他自己著作的部分，依据是其与马克思的匹配程度。
　　我们可以以汤普森在讨论马克思时对他自己的《辉格党和猎人》的引用为例。在《辉格党和猎人》中，汤普森揭示了为反击在皇家园林中觅食和狩猎的行为而制订的“黑人法案”[46]如何被与英国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尔波有联系的腐败的政客圈子当作工具来使用。汤普森揭示了该法案的阶级本质，并解释了它是如何与英国统治阶级的动机相关，后者反对农民和小自由农对土地的要求，这些土地曾被普遍认为是“公地”。但在这些之后，汤普森对《辉格党和猎人》的总结却是甘冒风险地为作为任何社会中的“基本的善”的法治进行辩护。[47]
　　《辉格党和猎人》中关于法律的作用和价值的矛盾心理，反映出汤普森思考英国传统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地位时更大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汤普森总是能够很好地认识到诸如议会和法院这些制度服务于一个凌驾于另一阶级之上的阶级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他又重视它们作为对抗暴政和无政府主义的防御力量，尽管它们软弱且时常失效。汤普森对法律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反映出他经常自相矛盾的思想“硬核”中对于高贵的英国历史和民主制度的信仰，另一方面反映出他通过“人民”来革命性地变革社会的唯意志论愿景。昔日民众斗争中的民主遗产如何能被捍卫以及被超越？
　　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中引用《辉格党和猎人》时，提及的仅仅是关于法律如何被用来服务于统治阶级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讨论。他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展现法律拥有的所谓“上层建筑”特征与植根于18世纪英国社会之“基础”的经济利益之间无法摆脱的关联。借此他便可以支撑他的论点，即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将“基础”与“上层建筑”分离是徒劳无益的。[48]
　　然而，汤普森并没有援引《辉格党和猎人》结尾对作为普遍之善的法律和秩序的赞颂。书的这一部分不仅与马克思关于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观点相矛盾，而且与汤普森反对分割“上层建筑”和“基础”的观点相矛盾。毕竟，我们怎么就能够判定，无论是在哪种社会中，像法律这样的社会“上层建筑”都会有着某种积极性？除非我们假设，法律能够孤立于它所存在的社会“基础”而被理解。[49]
　　在《理论的贫困》关于马克思学的章节中，汤普森放弃了相互矛盾的“硬核”信仰，并且接受了一些他通常拒绝的马克思主义的假设。这也使得这些章节成为了他著作中的例外。也因此，试图将汤普森对马克思的诠释当作理解他的历史学著作和政治生涯的“钥匙”来解读是错误的。相反，他对马克思的诠释可以说是窥见了其他学者在《理论的贫困》发表后的几十年中将会产生出的一种思想。



[1] 第9章和第15章内容分别见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1978，pp.247—262，354—373.

[2] 稍后我们将在本章中讨论与此相关的论点，它们来自对整篇《理论的贫困》都很反感的Paul Q Hirst，和更为同情这篇文章的Bill Schwarz。其他支持汤普森但怀疑《理论的贫困》对马克思的忠诚的人还包括大卫·蒙哥马利，他认为汤普森质疑了“马克思的某些最为著名的概念”（David Montgomery，‘History as Human Agency’，Monthly Review, October 1981，p.43）。

[3] 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New Left Books, London，1980，pp.59—99.

[4] Ibid.，p.59.

[5] Ibid.

[6]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257.

[7]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p.60.

[8] Friedrich Engels, Letters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890—1894，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1980.

[9]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257.

[10]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p.200—201.

[11]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384.

[12] 原文的“mid-1940s”应是笔误，此处指的应是1840年代中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三篇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宪章”。——译者注

[13]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pp.66—67.

[14] Ibid.

[15] Ibid.，pp.71—77.

[16] Bertell Ollman, 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 Rout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1993，p.24.另见Ollman’s Dance of the Dialectic：Steps in Marx’s Metho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Chicago，2003，online at www.nyu.edu/projects/ollman/books/dd.php, accessed 13/01/08.

[17]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p.62.

[18] Paul Q.Hirst, Marxism and Historical Writing,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and Boston，1985，p.63.

[19] Bill Schwarz, Sociology，13，1979，p.546.

[20]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258.

[21]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306.

[22] Anthony Brewer, Guide to Marx’s Capit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and New York，1984，p.44.

[23]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258.

[24] E.P.Thompson, Persons and Polemics, Merlin, London，1994，p.222.

[25]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p.219—220.

[26] Robert Payne, Marx, W.H.Allen, London，1968，pp.286—287 and 317.

[27]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armondsworth, Penguin，1967.

[28] 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rogress Publishers, Moscow，1977.

[29] 马克思论中国的文章已被翻译（成英文）并收集在网上，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3/china/index.htm, Marxist Internet Archive, accessed 13/01/08.

[30] Karl Marx，‘The Indian Revolt’，New York Daily Tribune，16/9/1857.

[31] 我要感谢Teodor Shanin和Haruki Wada精彩的介绍文章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1983），其中讲述了马克思随着自身的观点在最后十年中的发展而对《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所做的改动。

[32] Karl Marx, from‘The Civil War in France’，i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ume 22，Lawrence and Wishart, London，1986，p.339.

[33] 马克思的信的译文见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pp.134—138。

[34] 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信是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最精彩的部分，见pp.97—123。

[35] Karl Marx, Ethnological Notebook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awrence Krader, Assen, Netherlands，1974.

[36] Frankl in Rosemont，‘Karl Marx and the Iroquois’，online on the Class Against Class website at www.geocities.com/cordobakaf/marx_iroquois.html, accessed 13/01/08.

[37]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220.

[38] Raya Dunyaveskaya, Rosa Luxemburg, Women’s Liberation, 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Harvester Press and Humanities Press, New Jersey，1982.

[39] James D.White, Karl Marx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Macmillan, London，1996.

[40] Rosemont，‘Karl Marx and the Iroquois’.

[41] 梁赞诺夫关于他对草稿的发现的叙述见pp.127—134 of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Kevin Anderson在他有趣的文章‘Uncovering Marx’s Yet Unpublished Writings’（Critique，30—31，1998，pp.179—187）中讨论了梁赞诺夫的观点。敦雅维斯卡亚批评梁赞诺夫对马克思的解读，见pp.177—178 of Rosa Luxemburg, Women’s Liberation, 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42] Dunyaveskaya, Rosa Luxemburg, Women’s Liberation, 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pp.175—197.

[43] 当然，恩格斯宣称马克思曾想要将自己关于俄国的研究融入《资本论》论地租的章节中。詹姆斯·D.怀特正确地指出，这一说法使俄国研究对马克思的重要性被琐碎化了（Karl Marx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p.282）。1990年代中期发表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三卷的草稿证明了许多学者的猜测，即恩格斯轻描淡写了他对被发表文本所起的非常重要的形塑作用，并夸大了马克思的连贯一致性（见Michael Heinrich，‘Engels’Edition of Capital and Marx’s Original Manuscript’，Science and Society，60，4，1996—1997，pp.452—466）。恩格斯不愿承认马克思的俄国研究的重要性，似乎与他希望将《资本论》的第二、三卷呈现为基本上已完成的著作的愿望有关。

[44] White, Karl Marx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Macmillan, London，1996，pp.255—256.怀特是在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历史研究所的马克思档案中读到那些用俄语写下并且从未被完整翻译的马克思的文字的。

[45] White, Karl Marx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p.256.

[46] 黑人法案（The Black Act）是英国议会1723年通过的一项法案，旨在针对两股偷猎者的一系列突袭行动。这些偷猎者其实是在“南海泡沫”崩溃和经济低迷的背景下铤而走险的白人，因为在偷猎行动中习惯将面部涂黑而得名“黑人”。——译者注

[47] E.P.Thompson, Whigs and Hunters, Penguin, Harmondsworth，1975.

[48]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p.288—290.

[49] 佩里·安德森有过类似的观点，他批评说“历史上最彻底的专制制度已经颁布并实施了全面的法律制度。暴政可以借助它自己的法律实现完美的统治。蒙古帝国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成吉思汗的大亚沙就曾规定，法典条文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从未自行统治——想象它能这么做，就是在一个经典的形式主义谬误中将社会关系具体化”（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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