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新西兰〕斯科特·汉密尔顿《理论的危机——E. P.汤普森、新左派和英国战后政治》

8 “不要踩踏我”：汤普森批评的另一面



　　正如《理论的贫困及其他文章》的第一篇文本所示，E.P.汤普森对乔治·奥威尔非常感兴趣。一些评论家，例如克里斯托弗·诺里，就曾提出汤普森和奥威尔在写作和思想上有许多相似之处。[1]汤普森当然不会赞赏这种比较。但即便其他的比较并不妥当，汤普森和奥威尔的最具争议的著作确是奇怪地遭遇了相似的误读。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一样，《理论的贫困》的用意既在抨击重要的右翼问题，也在抨击大量的左翼问题。不过，这两个文本都经常被当作对左翼的简单的攻击来对待；有时候，它们会被解读为对所有形式的左翼政治的抛弃。
　　奥威尔用《一九八四》批判了很多对象。例如，他通过描写笔下的女性人物上班的那家“工厂”为“普罗大众”大批量生产色情小说，来嘲讽美国的消费文化；他在书中的栗树咖啡馆里讽刺了战后英国令人沮丧的经济紧缩；他通过描述英社（Ingsoc）的“内部”和“外部”划分，来讽刺战后越来越远离基层而倾向于接受英国资产阶级的服饰和习惯的工党领导阶层。然而，只有奥威尔的那些左翼靶子，即苏联和忠于苏联的各国共产党，被普遍认为是《一九八四》的批判对象。[2]
　　《理论的贫困》与之类似。评论家和学者们没有漏过汤普森对“理论中的斯大林主义”的全面攻击，以及他对苏联及其卫星政党的怨恨。但至少绝大部分评论者忽视了汤普森对诸如计量经济学、实证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等“资产阶级”科学中的重要趋势的批判，尽管这一批判或许不那么明显。
　　如果不能发现汤普森的右翼靶子，我们就无法理解《理论的贫困》对左翼的攻击。汤普森认为他的左翼敌人与他的右翼敌人并非真正对立，而是相互依赖。我们可以通过另一番与奥威尔的比较来解释这一观点。
　　在写《一九八四》的时候，奥威尔相信不久的将来世界将会被划分为左派和右派两个相互强化的极权主义权力集团；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汤普森在1970年代末越来越相信这样一个世界即将过去。正如在奥威尔眼中，《一九八四》里各超级大国的专制暴政最终都是共谋的，汤普森也认为冷战后期的超级大国是相互依存的。正如汤普森在一篇令雷蒙·威廉斯想起奥威尔的文章中所说的，“灭绝主义的逻辑”将斯大林主义和美国的帝国主义捆绑成了不受人欢迎的一对。军事对峙延续了一个“军工复合体”和一个“治安”官僚机构的力量，前者在一种“永久性的军备经济”中蓬勃发展，后者在很大程度上相对于国家的其他部分保持着自治。冲突的态势维系了一种风雨飘摇的和平，并增强了一些虽小但具有战略地位的少数派的力量，这些少数派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不得不长期维持冷战。被削弱的指挥链和日益复杂的军事装备意味着生死存亡的决定越来越有可能是根据“灭绝主义的逻辑”自动做出的。[3]这一伪逻辑也和日益侵染学术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的那些趋势联系到了一起。
　　汤普森看到了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诸种意识形态，与流行于西方社会科学家当中的一些思想之间的融合。和奥威尔一样，汤普森憎恶斯大林主义，但并不是因为他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猛烈的反共产主义者，而是因为他认为斯大林主义已经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同谋，这种威胁在过去一向是由西方帝国主义代表的。

边缘争端


　　当然，汤普森对实证主义和关于资本主义进步的乐观叙述的敌视，并不是他1970年代的新的思想特征。他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部分目的就是反对一些学者，他们称赞工业革命究其根本是一个高贵的过程，并且使用了在汤普森看来有助于遗忘工业化的真实经验的定量研究方法。在1968年附加于该书的一篇《后记》中，汤普森就曾对战后美国社会学中流行的静态的、非历史的解释模式的危险性提出警告。汤普森发现了塔尔科特·帕森斯这样的社会学家和斯大林主义者在方法和世界观上的相似之处。他发觉二者都将个体简化为统计数字，都崇拜一种抽象的历史进步观，以一种阶段式上升的目的论来看待历史，并且都对现代国家及其官僚化产物持一种非理性的乐观态度。[4]
　　从1960年代中期以来，汤普森对某些定量研究方法在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当中的扩张越来越感到担忧。1966年，他为《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撰文，雄辩地捍卫了“自下而上的历史”；就在同一期副刊中，颇有才华的青年历史学家凯斯·托马斯（Keith Thomas）在一篇文章里大力宣扬计量经济学技术对历史学家的价值。[5]托马斯声称，由计算机处理的大量数据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无价的工具。尽管托马斯本人后来不再热衷于这些新方法，但其他许多历史学家则分享了他的文章所传递的热情。在1960年代后半期和1970年代早期的一系列书评中，汤普森对托马斯宣扬的那种历史学进行了一场持久战。[6]
　　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和斯坦利·恩格里涅（Stanley Engerine）1974年的著作《十字架上的时间：美国黑奴经济学》（Time on the Cross：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似乎囊括了汤普森厌恶的由托马斯所倡导的史学新方法的一切内容。[7]尽管《十字架上的时间》书中充塞着统计数据，却大获成功，作者的名字登上了《泰晤士报》和《新闻周刊》，本人还出现在电视谈话节目当中。这本书在大多数历史学家中引起了争议，因为它将统计方法应用于一个在道德上十分敏感的学科，并且似乎决心淡化奴隶制的一些最坏的方面。福格尔和恩格里涅声称，他们的统计数据表明奴隶们并没有像之前以为的那样被主人频繁地鞭打；他们还基于存在激烈争议的经济数据坚称，奴隶们从主人那儿拿到的钱远比我们之前知道的要多。[8]
　　1975年，《十字架上的时间》的作者之一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质疑了汤普森的美国好友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和赫布·古特曼（Herb Gutman）的著作。汤普森在回应这篇文章的一封信中阐明了他对于福格尔和恩格里涅正在推广的新“科学”的看法：

　　在描述他自己的《十字架上的时间》所代表的“史学研究新风尚”时，罗伯特·威廉·福格尔以一种我认为很有问题的方式引出了尤金·吉诺维斯和赫布·古特曼的名字。即使是粗心大意的读者也会留下这样的印象……经由福格尔的“科学的”程序，他们的错误已经被超越，他们的洞见得到了正确的安置……评判在这一问题上被搁置了，在历史学科的评价和批评程序中，它始终是被搁置的。但这些程序并不会因为对数据库和“硬件”有所指点就打折扣。[9]

匹兹堡论争


　　汤普森对“新”历史学和临近学科中的类似趋势的反感，在他1970年代中期接受了匹兹堡大学的教职后变得更为强烈。汤普森在匹兹堡的同事中有很多正是他所厌恶的这些方法论的积极提倡者。他很快便陷入争论之中，事情的顶点是他写下了一篇未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可以被视作是《理论的贫困》的补充。多萝茜·汤普森这样描述这篇文章的背景：

　　（爱德华）关注现代化问题一方面是由于1975年之前在英国的学术经历，但最重要的缘由还是来自他在匹兹堡的那段时间……“现代”这个术语越来越多地指的是美国/工业……爱德华批判现代化的概念，但也批评那种用来支持这一概念的研究方法（或者如他们所称的，方法论）。数目字被过分堆砌……《十字架上的时间》是有关时间的杰出著作，但它或多或少地在为奴隶制正名……在美国和英国，现代化理论非常流行，尤其是在经济史领域。[10]

　　正如多萝茜解释的那样，现代化理论直接挑战了E.P.汤普森最为珍视的一些信念：

　　学术上的现代化理论是有限定性的，且有着理论上的缺陷。而政治上的现代化理论则无疑是在巩固帝国主义。爱德华对乡民社会和的历史悠久的习俗与神话也很感兴趣。所有这些都会被现代化理论所嘲笑。好的社会就是现代化社会。最现代化的社会就是美利坚。于是我们走到了历史的终点。[11]

　　多萝茜回忆道，甚至一些老朋友和老同志也已经屈服于这种潮流：

　　约翰（萨维尔）……更为热衷于数目字的堆砌，霍布斯鲍姆也是如此。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着迷于这种方法——它和当时快把我们逼疯了的实证社会学学派是相互重合的。[12]

　　毫无疑问，汤普森不与老朋友和老同志们来一场严肃的争论是不会罢休的：

　　爱德华在匹兹堡给一位经济史学家写了一篇长文，题目叫做《不要踩踏我》（‘Don’t Tread on Me’），并在卷首画了一条盘着的蛇……他应该给约翰（萨维尔）也寄了一份。[13]

　　盘着的蛇和座右铭“不要踩踏我”的典故来自克里斯托弗·加兹登（Christopher Gadsden）[14]，他把这两样东西画在旗帜上，这种旗帜在独立战争期间被美国人广泛使用。加兹登的这句话令汤普森心有戚戚焉，他所不满的是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些学科正在以那种方式“踩踏”他心爱的历史学。对加兹登的引用也令我们想起，尽管汤普森并不欣赏1970年代的美国，但他却对美国的激进传统非常钦佩。他在1967年为他的前学生斯托顿·林德（Staughton Lynd）的一本书写的序言中热情地说道：“这个优秀的美国人，他身上混合着美国佬的活力、不恭和一种道德上的韧性，后者来自更为古老的、更为清教徒式的传统。”[15]
　　约翰·萨维尔和拉尔夫·米利班德非常希望汤普森为1976年的《社会主义年鉴》写些东西，但和以往一样，汤普森很难做到准时交稿。1976年5月，汤普森写信给萨维尔为不能提供稿件而抱歉，同时提及了一篇可能会写，但会来得比较迟的文章：

　　我手头真正有的是与一位匹兹堡的经济史学家关于“现代化理论”的争论：如果我把它和其他已经写好的素材结合到一起……再加上一个更为政治性的结尾，这篇“两百周年纪念”文章将可能展现双重的意义，即，这两百年是如何为1970年代的美国官方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当代版的“国富论”。如果我能在5月底把它寄给你，那就由你和拉尔夫来决定是否用它〔着重号为原文所有〕。[16]

　　1976年正是美国人庆祝独立胜利两百周年的日子。萨维尔对汤普森所说的这篇“两百周年纪念”文章充满热情，但到6月的第一周时，汤普森来信收回了他之前的提议。在道歉的话中，他透露了《不要踩踏我》的大致范围：

　　我觉得我给《年鉴》的最近两篇文章（《英国人的独特性》和《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都写得很有动力，而这次写作却叫人意兴阑珊……我在匹兹堡写了一篇70页的反对现代化理论的文章，回应了那里的一位同事。但那种（私下的内部争论的）形式不适合于这里。我试图为完全不同的读者提炼出30页的有效内容并做重新修订，但最终无法实现〔着重号为原文所有〕。[17]

　　汤普森1976年写给萨维尔的信件表明他没有以任何形式将《不要踩踏我》寄给过萨维尔；自然，这篇文章也从未发表过，从未被汤普森的研究者引用过，也没有出现在萨维尔的资料中。始终未能见到这篇文章是一大憾事，因为它和《印度六周》一样，显然是构成《理论的贫困》的一块垫脚石。

一种“双向的批判”


　　在前几章中我们注意到，在英迪拉·甘地政权的垂死阶段，汤普森在印度目睹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斯大林主义各自最糟糕的部分间的结合。在《印度六周》中，汤普森愤怒地详述了他在印度次大陆上见到的奇怪的联盟：

　　有必要将这一点记下来回去讨论，即某种西方“现代化理论”和正统（莫斯科）理论之间在风格甚至是隐含假设上的巧合一致……两者都认为“现代”与“进步”是由一批拥有历史“知识”的精英施加于国族身上的：二者都代表“现代化了的”城市知识阶层的观点；二者都倾向于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或国家官僚体制，无论是为了给“腾飞”提供前提条件，或是为了提供建立上层建筑所需要的工业“基础”。两方都以上述这种心态来制定着计划（喷气飞机、来自美国的三星期工业顾问、苏联的理论家和技术专家）……两者都渴望拥有被规训的劳动力。[18]

　　多萝茜·汤普森曾说，汤普森对现代化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反对“为他反对阿尔都塞提供了帮助”。1976年最后一天的时候，汤普森在印度作了一次名为“历史与人类学”的演讲，他警告说“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正在将马克思主义引向“与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想的联合”。在明显暗示了甘地政权与印度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之后，汤普森用一些讽刺的言辞将枪口对准了阿尔都塞：

　　好的社会可以仅仅（像斯大林理论说的那样）通过建立一个重工业“基础”就产生：有鉴于此，一种文化上层建筑将会自我建立。在更为阿尔都塞式的形式中……历史唯物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像洗牌一样被解决或得到回避。[19]

　　在文章《理论的贫困》中，汤普森主要关注的或许是“左翼这边的敌人”，但他在很多地方把自己对阿尔都塞的攻击与对社会科学中的“资产阶级”趋向的反感联系在一起。通过悲悼“英雄的十年”让位于冷战的过程，汤普森向我们暗示，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趋势和东方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都是战后秩序所导致的“结构性凝滞”的产物。阿尔都塞主义和帕森斯社会学使用的都是“结构主义的语汇”。[20]在文章的结尾，汤普森坚持认为阿尔都塞“自始至终”都在借用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流行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且将其重新命名为“马克思主义”。[21]
　　1979年10月，此时距离他在圣保罗论战中与“理论中的斯大林主义”交锋只剩下区区数月，汤普森为新一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写了一篇序言。汤普森借此机会提醒读者，这本书是一种持续的“双向的批判”的一部分。他用他在七十年代的论战（如“印度六周”）中常用的语言来描述他的批评对象：

　　（我批评的对象）一方面是……在更为保守的经济史学派中占支配地位的实证主义的正统学说——这些正统学说近来以“现代化理论”之名大行其道；另一方面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论（它在我们这个国家正在衰退），它假定工人阶级或多或少地是由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自发产生的。[22]

　　遗憾的是，汤普森没有在《理论的贫困》中明确地指出他的右翼敌人。他的《不要踩踏我》和《印度六周》没有发表，他对现代化理论以及类似趋势的批评也都埋藏在他写给各个杂志的隐晦的书评和信件之中，1980年版的这篇《序言》很可能是能够拿来纠正认为《理论的贫困》仅仅是单向地针对一部分左翼这一观点的文字中流传最广的。在新一波美国资本主义的崇拜者正在宣告“历史终结”的时代，在中国政府将马克思主义口号与新自由主义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时代，汤普森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左右两翼的批评值得我们关注。



[1] Christopher Norris，‘Language, Truth and Ideology：Orwell and the Post-war Left’，in Inside the Myth, ed.Norris, Lawrence and Wishart, London，1984，pp.247—249.

[2] 少数读者发现了《一九八四》的西方靶子。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在他的奥威尔传记中承认小说的开头“充满了战后英国当时的形象，虽有些冷酷，但并不夸张”（George Orwell：A life, Secker and Warburg, London，1980，p.20）。爱德华·S.赫尔曼（Edward S.Herman）的文章‘From Ingsoc to Newspeak to Amcap, Amerigood, and Marketspeak’研究了《一九八四》中对普遍的西方社会，尤其是对美国的暗指。Herman的文章发表在On Nineteen Eighty-Four：Orwell and Our Future, ed.Abbott Gleason et a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2005，pp.112—125。

[3] 见E.P.Thompson，‘Notes on Exterminism, the Last Stage of Civilisation’，in Exterminism and Cold War, ed.New Left Review, Verso and New Left Books, London，1982，pp.1—35。威廉斯在他的‘The Politics of Nuclear Disarmament’一文中做了相关比较，该文发表在上面同一本书的65—85页。威廉斯指责汤普森的观点是一种“技术决定论”，它是一种“智力封闭的形式”（pp.67—68）。在威廉斯看来，“奥威尔式的梦魇（作为‘灭绝主义’的‘1984’）如今重现于”汤普森的著作当中（p.69）。

[4] E.P.Thompson，‘Postscript’，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enguin Books, Harmondsworth，1968，pp.916—939.

[5] E.P.Thompson，‘History from Below’，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4/7/66，p.279；Keith Thomas，‘Tools and the Job’，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4/7/66，p.276.

[6] 例如，‘Testing Class Struggle’，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8/3/74，pp.1—2；‘The Book of Numbers’，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9/12/65，pp.117—118；以及‘Anthropology 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ical Context’，Midland History，1，3，1972。这些文章都收录于Persons and Polemics, Merlin, London，1994。

[7] Robert William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Little and Brown, Boston，1974.

[8] 关于薪酬的观点，见Time on the Cross，1974，pp.237—238。关于鞭打的观点，见pp.144—147。对这本书所引发的争议的综述，以及对它的批评，见Herb Gutman的Slavery and the Numbers Gam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Chicago，1975。

[9] E.P.Thompson，‘Time on the Cross’，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4/7/75，p.730.

[10] Dorothy Thompson, email to the author，21/10/05.

[11] Ibid.

[12] Dorothy Thompson, email to the author，21/10/05.

[13] Ibid.

[14] 里斯托弗·加兹登（Christopher Gadsden，1724.2.16—1805.8.28）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南卡罗来纳州的领导者。他在1765年的“反印花税大会”上第一次提出“美国人”这一概念，同时也是著名的“加兹登旗”的设计者。——译者注

[15] E.P.Thompson，‘Preface’，in Staughton Lynd, Class, Confiict, Slavery and the US Constitution, Bobs-Merrill, Indianapolis，1967，p.x.

[16] E.P.Thompson, letter to John Saville15/5/76，Saville papers.

[17] E.P.Thompson, letter to John Saville 4/6/76，Saville papers.

[18] E.P.Thompson，‘Six Weeks in India’，unpublished manuscript, Saville papers, pp.18—19.

[19] E.P.Thompson, Persons and Polemics, Merlin, London，1994，p.222.

[20]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p.264—265.

[21] Ibid.，p.206.

[22] E.P.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enguin, London，1980，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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