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新西兰〕斯科特·汉密尔顿《理论的危机——E. P.汤普森、新左派和英国战后政治》

第四部分 缔造和平


10 圣保罗论战之后：汤普森的晚期著作



　　《理论的贫困》是汤普森著作中极为特殊的一个。这篇文章专注于深奥的历史哲学和马克思学，充满着抽象乃至艰涩的语言，与汤普森那些著名的社会历史学著作以及政治论战文章形成了鲜明对比。汤普森自己似乎也对这篇文章感到不快：他在《理论的贫困及其他文章》的前言里为“抽象”而道歉，并承诺会出一个叫做《说理》（Reasoning）的姐妹篇来作为改进：

　　在明年可能出版的第二卷书中，我将把我近20年来的与政治直接相关的著作结集起来，并将写一篇文章来更加全面地讲述第一代新左派的政治背景和实践行动。这样或许能够纠正目前这个文集存在的抽象以及缺乏现实质感的问题。[1]

　　但《说理》从未出现。[2]正如我们所知，到1970年代末的时候，汤普森的思想已经到达了政治上和知识上的一个断裂点。在1979年12月那场一片混乱、“氛围糟糕”的圣保罗论战之后，他便不愿再与马克思主义左派进行持续的论战。在1980年代的头几年里，汤普森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欧洲复兴的反核运动中。[3]当他从这场斗争中退下来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正走向崩溃，而一系列未完成的历史和文学的研究计划也在召唤着他。
　　没有汤普森承诺的解释性的第二卷书，《理论的贫困》在汤普森的著作中始终是个谜一般的文本，它无法与著名的历史研究和直截了当的政治著作联系到一起。

一段偏离历史学的弯路？


　　我们已经知道，谈论《理论的贫困》的文献都是特别有争辩色彩的。汤普森的文章在纸媒上和在圣保罗教堂冰冷的大厅里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即使在今天，这篇文章依然鼓动着狂热的崇拜者和同样狂热的批评者。不过，如果说评论者们对如何看待《理论的贫困》的论点存在激烈分歧的话，他们关于这篇文章在汤普森的事业和著作中的地位已经达成了一致。有两点一致性观点值得注意。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很好地表达了第一个：

　　（汤普森）搁置了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后开始的对18世纪社会的卓越的研究……多年投身于反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已故的路易·阿尔都塞的影响的理论斗争。[4]

　　评论者普遍有着与霍布斯鲍姆相同的观点，即汤普森把历史研究放到一边，走了一段相当长的“弯路”来研究和写作《理论的贫困》。霍布斯鲍姆为这段弯路抱憾，而布莱恩·D.帕尔默和约翰·萨维尔则认为这一历程是必要且有价值的。[5]不过，很少有评论者质疑过，汤普森在写作《理论的贫困》期间是否真的“搁置”了他的历史研究。
　　第二种常见的看法关注的是《理论的贫困》的意图。评论者们倾向于将这个文本视作是将汤普森作为历史学家的实践加以理论化的一次尝试。很可能，汤普森搁置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工作是为了去展示出它们对于马克思学和历史哲学的意义。特别是，汤普森想要表明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实践与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教义是水火不容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其他伟大的历史是实践，而《理论的贫困》则是理论。
　　当然，关于汤普森是否成功地从伟大历史中所体现的那些实践中推导出了理论，评论者们见仁见智。其中一些人，如帕尔默和萨维尔，认为《理论的贫困》是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类著作的完美补充。其他人，如保罗·Q.赫斯特和佩里·安德森，则认为汤普森对历史哲学和马克思学的贡献实际上是不能与他对历史学的杰出贡献相提并论的。[6]《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论争》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是安德森拿《辉格党和猎人》中体现的实践和《理论的贫困》中对阿尔都塞主义的批评所做的对比。安德森认为汤普森作为历史学家的实践其实是与阿尔都塞的概念相符合的，因而《理论的贫困》中的许多论点是无效的。[7]安德森的意思很清楚：如果汤普森这位历史学家遵照他在《理论的贫困》中所列出的处方，那么他将永远无法写出他的那些杰作。不过，帕尔默和安德森关于《理论的贫困》论点的意见分歧并不应掩盖他们关于这篇文章意图的一致性看法。

隐藏的历史研究


　　鲜为人知的是，汤普森在写《理论的贫困》时并没有搁置他的历史研究。正如我们所知，汤普森的确用1978年初的两个星期来专门写作这篇文章。不过，在1976年到197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在为《理论的贫困》做研究的同时，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两件事情的调查研究上，一是威廉·布莱克的思想和诗歌的背景，二是他的哥哥1944年在保加利亚牺牲时的情况。除了在图书馆里花费了不计其数的时间，汤普森的布莱克研究还包括数次前往肯特郡会见一位名叫菲利普·诺克斯（Philip Noakes）的退休果农，他是最后一位仍然在世的马格莱顿教派（Muggletonian sect）信徒。[8]而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对弗兰克命运的深入研究一路引领着爱德华在1979年的夏天来到了保加利亚。
　　两项研究计划都有成果：1978年，汤普森在多伦多大学作了三场关于布莱克和马格莱顿教派的讲座；1981年，他在斯坦福大学作了三场关于弗兰克·汤普森的讲座。汤普森一直想出版这两组讲座的内容，但先是和平运动，接着是健康问题阻碍了他的计划。关于布莱克的书出版于1993年，也就是汤普森去世的那一年，是一本薄薄的书，名叫《见证野兽的罪行》（Witness Against the Beast）；四年之后，关于弗兰克的讲座内容以一本更薄的小书问世，名字叫做《越过边境》（Beyond the Frontier）。汤普森在曼彻斯特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曾在1988年和1989年对多伦多大学的布莱克讲座内容做了修订，而关于弗兰克的讲座则几乎原封不动地留给了我们。[9]
　　这两组讲座内容付梓所花费的时间如此之长，也难怪很少有人知道汤普森在1970年代末在做历史研究。我们也必须承认，《见证野兽的罪行》和《越过边境》都没有获得汤普森的“经典之作”，如《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那样的声誉。汤普森的布莱克研究得到了英国文学研究界的敬重和好评，但没有能够吸引大量跨学科的和非学术界的读者。《越过边境》则只收获了少量评论，并且被比尔·施瓦茨称作“汤普森最不为人知的著作”。[10]
　　《见证野兽的罪行》和《越过边境》被忽视是令人惋惜的。这两本书本身就十分有趣和丰富，同时它们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能够看到汤普森在研究、写作《理论的贫困》并为之辩护期间是如何在做一个历史学家的工作的。我们将会发现，这两本书，以及汤普森后续历史与政治著作中最出色的那些文章，都可以被视作是《理论的贫困》事实上的“同伴”，因为它们将后者的某些理论点具体化了。我们还会发现，《越过边境》和《见证野兽的罪行》与汤普森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更为著名的史学著作有着很大区别。和《理论的贫困》本身一样，它们标志着汤普森思想的一种根本性的断裂。认为这三本书一同代表了汤普森著作中截然不同于此前的“晚期”阶段的开始，并不为过。
　　因此，所谓《理论的贫困》是否忠实表达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类文本背后的理论，这样的争论是错误的。《理论的贫困》与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的伟大的历史研究并不一致，但仍然可以忠实地反映汤普森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实践，因为这一实践在1970年代末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晚期著作的特点


　　简要回顾一下前几章中所叙述的汤普森的理念结构，以及这一结构在1970年代末的崩溃，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1970年代末以前，汤普森的工作都统一在1936到1946年这“英雄的十年”中吸取的一系列信念之下。汤普森为他的政治信念找到的基础并非“客观的”因素，而是“主观的”因素——关于“人民”，特别是英国的“人民”的意识和传统。对汤普森而言，“人民”是我们称之为激进自由主义的一系列理念的执行者。通过吸取《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中记录的那些本土激进传统，汤普森强调了在社会重组的过程中，以民族救亡的名义超越狭隘的群体划分和阶级差异的重要意义。
　　对于汤普森和其他同道的思想家来说，工人阶级，而非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自由派，才是被称作“人民”的那一不同阶层的联合体——即“人民阵线”——的关键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与激进自由主义相联系的那部分要素被汤普森吸收并成为他思想结构的一部分。
　　汤普森的“硬核”信念从未相互统一，他们需要持续不断的阐释、改善和辩护。我们知道，汤普森的工作可以被看作是对诸多问题的一系列回应尝试，这些问题被政治、社会以及知识分子的新的发展状况带到了他的世界观——用拉卡托斯的术语来说就是他的“研究纲领”——的面前。汤普森到北方去为工人教育协会工作的决定，《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所假定的那种模式，《英国人的独特性》所代表的那种向学术生涯的“转向”，所有这些都是汤普森内在需要的产物。他需要捍卫他在“英雄的十年”中获得的“硬核”信念的有效性，以抵抗来自不可预知的且常常并不友好的世界的枪林弹雨。
　　我们知道，一直到1970年代末，汤普森的世界观都处于难以承受的压力之下。《理论的贫困》记录下了汤普森的长期“研究纲领”的危机和崩溃，而戏剧性的圣保罗论战更是验证了这一点。在圣保罗论战之后，汤普森再也无法获得一套新的“硬核”信念了。他无法以过去的方式将他的政治工作和学术工作联系起来，也无法像《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在更小的程度上）《辉格党和猎人》那样将历史与当下联系起来。汤普森“晚期”的写作尽管也有许多优点，但却不像之前的作品那样容易描述，究其原因是缺少相似的统一性。通过与早期著作的比较，我们很容易用负面的词语来描述汤普森的晚期著作。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试着来谈一谈汤普森晚期的普遍特征吧。我们先来看看汤普森的学术工作，即历史研究和文学—历史研究。这些研究有着五个关键性的共同特点。
　　第一个也是最为普遍的特点是深深的悲观情绪。汤普森一直强调人类历史是能动性和结构的辩证产物，但是在诸如《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类著作中，他认为人类是在坚定地且频繁地抵制着压迫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他的晚期作品仍然在赞美人类的能动性，但它们对个体和群体改变世界的能力要悲观得多。
　　汤普森晚期学术著作的第二个特点是极度怀疑进行有效的跨文化和跨历史的比较与普遍化的可能性。汤普森早先对自己的历史著述与远远超出了18和19世纪英格兰的那些时代和地域之间的关联非常乐观；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的时候，他的这种乐观还很充分。到晚期学术著作中，抵制跨越历史和文化语境的普遍化则变得更加明显。与这种丧失信心相关联的，是一种新的抵触，即不愿意将激进历史的理由和参与者与当今世界中的激进理由联系起来。
　　在讨论《共有的习惯》中的一些近期的文章时，菲利普·莱文（Philip Levine）问道：

　　我们是否看到了一场从“早期汤普森”到“晚期汤普森”的转变，前者为过去的大众文化的道德优越感欢呼，后者则认识到过去的特殊性，从而以过去自身的方式来看待它？这一设想有一定价值。[11]

　　《共有的习惯》是汤普森1991年出版的文集，收录的是自《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来的部分重要历史学著作。莱文的评论文章名叫《不是任何人的原型》（‘Proto-Nothing’），得名于汤普森在介绍他书中18和19世纪的人物时说的话：

　　这些男人们（和这些女人们）就代表他们自己，而不是代表我们。他们不是任何人的原型。[12]

　　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在评论《共有的习惯》[13]时说，他“很难认真对待”在《共有的习惯》的研究和当代政治事件之间偶然“掉落的线索”：

　　农业劳动者保卫他们对共有（土地）的权利，和格林汉姆·康芒的女人们[14]反对在伯克郡设立巡航导弹发射点，这两者之间真的有什么联系吗？[15]

　　汤普森晚期学术著作的第三个特点是对资料使用的谨慎程度大大增加。《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因其大胆地使用有争议的和含混的资料而著称。例如，汤普森坚持认为卢德主义有着进步的品质，其依据是对少量资料的高度乐观的解读加上大量的猜测。在后来像《辉格党和猎人》这样的著作中，汤普森就变得慎重得多；这种慎重在晚期的作品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之相联系的，是汤普森对人文学科的学者提供的诠释表示了越来越多的忧虑。
　　那个曾经带着恶作剧式的兴奋劲儿宣布对历史现象大胆而全新的诠释的人，可能在《见证野兽的罪行》中担心，对布莱克的对立的解读将会使得学者们没法“在一张桌子上吃饭”。[16]早期的汤普森抱怨知识分子保持一致，后期的汤普森则担忧他们缺乏通约性。布莱恩·D.帕尔默提到，汤普森放弃了为收入文集《共有的习惯》而重写他那篇经典的“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的想法，因为他发现围绕这一主题涌现出的多样而有争议的材料已“如排山倒海一般”。帕尔默还指出，汤普森的缺乏自信不仅影响到他的写作，还影响到他的教学：

　　1988年写作《共有的习惯》的时候……他为捍卫自己关于18世纪的历史学著作而战斗……（但）……觉得自己关于18世纪的人口统计学的、经济的、工业的和社会历史的知识不够牢靠，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给一个研究生研讨班上课。[17]

　　彼得·曼德勒这样评价缺乏自信带来的一个副作用：

　　《共有的习惯》是在烛光下写成的……烛光的照射虽不完整但却真实，它紧紧拥抱着作者，将作者和他的研究对象绑在一起，排除了现时代的干扰。然而，关于我们的当下和未来，这样一种历史学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因此，我们可能需要一种不同的“启明”。[18]

　　曼德勒对汤普森事业轨迹的描述无疑是正确的：

　　汤普森将会坚持下去。他会仍然是一位学者—匠人，忠实于他的材料……他曾经自觉地成为人群中的一个声音，但现在他更像是荒野中的一个声音。[19]

　　汤普森晚期学术著作的第四个特点是逐渐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汤普森对这些概念的使用一向很另类，但到了晚期作品中，甚至连他自己对诸如“阶级”这类概念的转译使用都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同样显著的还有他对马克思主义以及激进的历史学更深的敌意。这种敌意的另一面就是对自由主义历史学和直截了当的经验主义方法论的温和态度，而这种方法正被大多数自由主义——就此而言也是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所使用。
　　汤普森晚期学术著作的第五个特点是其写作的基调和风格的改变。汤普森在他晚期的历史和文学研究中仍然是一位权威的文体学家，但其经典历史学著作中的慷慨激昂的风格让位于一种更为平淡和自嘲式反讽的基调，有时甚至是一种踌躇不定。迈克尔·梅丽尔注意到了这种变化：

　　临近终点时的他看起来很疲惫……他的文字不是满怀信心，而是缺乏信心。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头闯进体面的场合，先是要求知道为何他和他的同志们没有被邀请，然后再指出他们为何应当被邀请。相反，他按响了门铃，带着几分歉意地等待着被允许入场。[20]

　　我们可以将汤普森晚期学术和政治著作的特点与他带着这种感受在《理论的贫困》中所给出的论点联系起来。正是在《理论的贫困》中，汤普森拒绝了一种单一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他为受到阿尔都塞和其他有害的马克思主义者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才能感到悲哀，他们将原始材料运用在不断增殖的多重阐释系统当中；他积极强调所有历史环境的特殊性，以及跨越历史和文化阻隔进行肤浅的普遍化的危险性；他表达了对左派的前景及其关于解放的政治方案的悲观；他还触及了他父亲的自由主义政治传统，以及主流英国历史学的朴素的经验主义。汤普森晚期的学术和政治写作可以被看作是对《理论的贫困》中某些更为祛魅化的论点的实践。

从乌托邦到灭绝主义


　　汤普森的晚期政治写作同样与此前有着重要的区别。他在1980年代前半期为和平运动所写的文字比起1970年代写的政治报道，或是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为承受着压力的第一代新左派而写的文章，要更为急切而更少雄心勃勃。单纯的生存已然取代社会主义成为了一种革命的愿望，同时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也让位于一种四面楚歌中的“人类主义”（‘human beingism’）的意识。1982年的文章《关于灭绝主义的笔记：文明的最后阶段》（‘Notes on Exterminism：the Last Stage of Civilisation’）中的这段文字很具有代表性：

　　帝国主义在其隶属国人民的民族自决运动中制造出了自身的对立物。但灭绝主义没有。灭绝主义仅仅是在自我对抗……这是一种非辩证的冲突，一种纯粹对立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双方的力量都随着对抗而增长，而这种对抗只能以双方的灭亡来收场。[21]

　　因此，在汤普森政治上的转变的背后，有着一种更为悲观的前景展望。至少在汤普森的分析下，《关于灭绝主义的笔记》这类文本反映出非人的结构——官僚主义，战争机器，公司，战争经济——即将获得对自由个人以及反斯大林主义的左翼残余的最终胜利。彼得·曼德勒总结了汤普森的“核阴霾”研究和“灭绝主义的逻辑”的重要意义。他提到：

　　这些文字充满了消沉，充满了宿命论，这和致力于研究作为历史动力的人类能动性的社会历史学家的著作是格格不入的。[22]

　　圣保罗论战之后，汤普森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就变得缺乏系统性和说服力，它们显得对这一主题缺少兴趣，更不用说热情了。《一种激进历史学议程》（‘Agenda for a Radical History’）是汤普森于1985年10月在《激进历史评论》（Radical History Review）发起的一个会议上作的讲话。它被认为是汤普森在圣保罗论战之后最为系统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与历史学实践之间关系的论述，但是它却暧昧含糊得令人难以置信。在谈话的某一个时刻汤普森似乎完全失去了兴趣：

　　我对于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感兴趣了。对某些还在继续的争论，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倒是很厌烦。[23]

　　1980年代末的时候，汤普森觉得自己有时间来反思自己在和平运动中的经历，以及逐渐缓和的冷战。这番思考的结果是汤普森应进步刊物《新政治家与社会》（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和《国家》（The Nation）之邀写下了一系列盘点过去并凝望未来的雄心勃勃的文章。尽管这些文章在当时引起了一些关注，但像《打破欧洲集团》（‘Break Up the Blocs of Europe’）和《历史开启了一个新枢纽》（‘History Turns on a New Hinge’）这样的文章，在冷战结束十多年后的今天读来则有些过时了。[24]汤普森那些经典政治著述中的经验研究有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概念范畴作为基础，而缺少这些基础的这一时期的文章就显得含糊和不够系统化。它们提到的绿色政治和政治去中心化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爱德华还是多萝茜，他们都没有以书的形式收录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那些“预言”文章。

解读《越过边境》


　　《越过边境》很好地代表了“晚期”汤普森的风格和态度。汤普森在这本一共103页的紧凑的小书中调查了哥哥英年早逝的具体情形。他在筛选资料时非常注意警惕“二战”的官方叙述中固有的夸大其词和巴尔干地区复杂的背景。[25]
　　《越过边境》并没有去争论关于弗兰克·汤普森生命最后几周的基本叙述。在本书第1章中我们看到，弗兰克是一名优秀的古典学和语言学学者，同时也是包括艾瑞丝·默多克和M.R.D.富特在内的牛津大学生群体的核心人物，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便违背父母的意愿去服役。在北非和西西里担任过情报官之后，弗兰克于1944年1月空降到塞尔维亚南部。他的任务是联络南斯拉夫游击队，并且帮助羽翼未丰的保加利亚游击队，他们正藏身于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的塞尔维亚的部分地区。
　　5月，弗兰克·汤普森和一支小规模的游击队进入了保加利亚。他期望这支队伍将来能作为核心，发展成一支有能力颠覆首都索菲亚政府的反法西斯武装力量。在被效忠于保加利亚政府的法西斯武装发现和袭击后，游击队员们不得不采取一场史诗般的，但最终徒劳无功的行动。他们向这个国家的深处进军，以寻找盟友。弗兰克在5月21日被俘，酷刑折磨和一场装模作样的审讯都无法让他屈从于敌人，最终他在6月5日被处死。
　　游击队在越过保加利亚边界后迅速被认出，以及法西斯作出处死一名身着制服的英国军官的决定，这些都引发了传言，说弗兰克·汤普森和他的战友们是被出卖的，但关于谁才是罪魁祸首则莫衷一是。在《越过边境》中，汤普森没能找到关于出卖行为的确定无疑的证据，但他表示苏联和英国都有理由希望弗兰克·汤普森的任务失败。
　　维克托·格兰茨出版社在1947年出版过由E.P.汤普森编辑的弗兰克文集《在欧洲，有一种精神》，如果我们拿年轻时的汤普森为这本书所写的结语和《越过边境》做比较，便会有所收获。在战争的激荡余波中，弗兰克在保加利亚被当作一位共产主义英雄，在英国则是一名为反法西斯民主斗争献出生命的烈士。保加利亚的一个火车站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与此同时《越过边境》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获得了一篇充满敬意的评论。[26]
　　弗兰克·汤普森是“英雄的十年”里牺牲的烈士中的一位，这十年贯穿了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直到冷战开始的历史。“英雄的十年”里，数以百万计男男女女们的意志似乎正在将历史推向一个新的关键点，那时，民主和共产主义——无论是对于左翼还是大部分右翼，这两个词之间的关系当时似乎尚未出现什么问题——的力量都在努力去打败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并为战后的新世界开辟道路。阿诺德·拉滕伯里在《伦敦书评》上评论《越过边境》时回忆道：

　　战争结束后，弗兰克成了我们许多人心目中反法西斯英雄主义的象征——那是一种光荣的单纯，而很多东西很快就会变得复杂起来。[27]

　　弗兰克·汤普森遗作的书名来自他在1943年圣诞节写给家人的一封信：

　　我要传递给你们的圣诞祝福比我此前生命中任何一次都要多。在欧洲，有一种精神比这片疲惫的大陆早已知晓了好几个世纪的任何东西都要更美好和更勇敢，这种精神是无法抵抗的……全体人民对彻底地建立他们自己的生活充满信心，他们已经见识了最大的屈辱和苦难，并且战胜了它们……一个非凡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英国、美国和苏联所需要的一切就是想象、帮助和同情。[28]

　　35年后想到这番话，弗兰克的弟弟内心充满了悲伤：

　　如今没有什么比它读起来更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令人懊丧的墓志铭了。它是一个年轻人的幻想，在几年之内便随着冷战的到来而彻底灰飞烟灭。[29]

　　多萝茜·汤普森在为弗兰克·汤普森的《诗选》（Selected Poems）所写的引言中非常不愉快地记述了从“唯意志论的十年”结束以来弗兰克声名的兴衰变迁。她提到战争英雄弗兰克在保加利亚很快变成了一个英美帝国主义的特工，后来又被仪式性地恢复了名誉，再后来又被1990年代新出现的反共产主义的一代保加利亚人当作苏联的密探来批判。[30]爱德华没能活到去记录他哥哥死后命运的最后一次转变，但《越过边境》的确是在以一种悲伤和嘲讽的方式来对待此前的起起落落。
　　《越过边境》指控的不仅仅是保加利亚政府及其宠幸的历史学家们，这些人对弗兰克·汤普森造成了大量的历史扭曲。E.P.汤普森的研究让他意识到，甚至早在1944年，丘吉尔政府及其战时办公室（War Office）的内部就有人将弗兰克视作一个共产主义危险分子，而非一个决心对抗法西斯的勇敢的年轻人。这些人更希望看到弗兰克在保加利亚的任务失败，而不是看到在索菲亚建立起一个共产党支配下的政权。这本书还表明，克里姆林宫的官僚们同样秉持着可恶的犬儒主义，他们出于对苏联利益的自私考虑，向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施压，令其做出穿越保加利亚边境的不明智举动。看起来，巴尔干战争舞台上的两大主演都决心沿着对弗兰克的反法西斯原则不利的行动路线走下去：

　　这两个国家都有最为强烈的理由认为英国人的这次任务和它的领导者弗兰克·汤普森可以被牺牲掉。[31]

　　《在欧洲，有一种精神》将弗兰克·汤普森展现为一场全球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英雄，一位在东方和西方都受到尊敬的人；但在同样的地方，《越过边境》展现的是一个被孤立的，悲剧性的人物，一个被已然落下的铁幕的两侧势力所阴谋算计的牺牲品。《越过边境》中的弗兰克·汤普森仍然是一位英雄，但这位英雄并非身处历史的伟力当中，而是立身于历史的边缘，几乎毫无胜算。弗兰克的介入和牺牲所反映出的政治唯意志论仍然得到了赞扬，但它改变历史的力量并没有被夸大。在晚期的E.P.汤普森眼中，人类能动性是不足以匹敌国家及其战争机器的。
　　《越过边境》的风格也标志着作者到1970年代末所走过的心路。《在欧洲，有一种精神》几乎是一首狂想曲，是为英雄式的牺牲和光荣未来谱写的赞歌；《越过边境》的作者则显得束手束脚，更喜欢对狂想曲表达讽刺，并怀疑是否应将他手中握有的历史细节普遍化。这本书大量提及“反历史学家们”——这是一群用心险恶的人，他们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先行对档案文件进行“除草”并误导研究者，以此来阻碍E.P.汤普森和其他学者。其中一个“反历史学家”是保加利亚军队的一名高级军官，他为汤普森夫妇“提供”了一次乘坐他的黑色伏尔加汽车的待遇，以及一段被精心掩饰过的路线。另一个则是一个不知名的军情五处文员，他将战时办公室的记录撕掉了几页。
　　我们有理由相信，汤普森将这些反历史学家们看作是他在《理论的贫困》中大骂的理论层面的反历史学家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近亲，因为《理论的贫困》和《越过边境》这两个文本是在差不多同一时间里写作的。《越过边境》第一页上的一段话可以证明它是《理论的贫困》的某种推衍：

　　我对历史学的认识论——所谓什么是“事实”，什么是阐释——没太多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一些更无聊的问题：反历史学家们的活动，敏感的证据是如何被破坏或屏蔽的，神话是如何产生的，历史轶事是如何仅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编码的，国家的理由是如何永远与历史的知识处于剧烈冲突之中的。[32]

小议《赛凯厄斯文件》


　　我们有必要谈论一下汤普森唯一出版过的一本小说《赛凯厄斯文件》（The Sykaos Papers）。[33]汤普森从1973年着手创作这本书，但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1988年该书出版之前的两三年中写的。《赛凯厄斯文件》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奥伊·帕兹（Oi Paz）的外星宇航员坠落在地球，成为了冷战中的一枚棋子，并爱上了被指派来研究他的一位人类学家。帕兹是奥伊主义生物，他们以对生命持冷静理性的，可以说是结构主义式的看法而著称。他与感性的、崇尚直觉的海伦·塞奇（Helen Sage）教授的最终结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不同世界观的某种融合。
　　一些读者对《赛凯厄斯文件》感到十分困惑。保罗·伯曼（Paul Berman）在写给《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的书评中认为这本书既令人熟悉又令人不安：

　　研究《赛凯厄斯文件》就像是来到一位熟悉的、受人尊敬的作者的大脑面前向内窥视，发现作者想象中的所有令人喜爱的寻常人物都处于一种撒旦式的癫狂当中……（或许）这本小说是从外太空“传真”过来的。[34]

　　彼得·曼德勒同样认为《赛凯厄斯文件》是极度混乱的。他拒绝对这本书进行任何简单的象征解读，而是凸显了汤普森的人物所感受到的人与人彼此团结是何等的困难：

　　男人误解女人；军队与平民相割裂，甚至在军队内部，军官也无法与其他级别的人沟通……种族和民族甚至分隔了战友。[35]

　　曼德勒和伯曼是正确的，《赛凯厄斯文件》确实是一本极度混乱的书。在这本书中，讽刺和论辩的努力因为汤普森对跨国的和跨历史的事业失去了信心而大受阻碍，而后者曾经是他的精神支柱。一系列带有争辩色彩的对立——能动性与结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团结与威权，学术研究与政治宣传——这些本应构成汤普森的反讽内容的东西，因为他的丧失信心而自我塌陷。《赛凯厄斯文件》是在与《共有的习惯》相同的烛光下写成的。
　　或许是意识到《赛凯厄斯文件》的模棱两可令其政治上不够统一连贯，汤普森在《纽约书评》的一次采访中用另一类词语来描述这部小说：

　　我担心人们会把它当成是一本政治小册子……我想说的是人类文明依赖于笑声和诗歌。这并不是非常政治化的，对不对？[36]

告别演说


　　E. P.汤普森最后几年的健康状况很不理想，他最晚期的著作常常像带着告别演说的气质。在四部重要的晚期著作中，汤普森总结了他对一系列对他而言非常重要的问题的看法，借此也巩固了他晚期著作中常见的一些关键主题。
　　1993年初，《历史工作坊杂志》发表了汤普森的一封来信，内容是反对拉斐尔·萨缪尔最近发表在该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萨缪尔宣称，汤普森的《共有的习惯》中论“卖妻”的文章以一种随意的方式聚焦于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将卖妻看作是一种离婚形式。汤普森反对萨缪尔的解读，坚称这种解释不是“由扔硬币决定的”：

　　书写历史需要有确凿的证据，并不是像某些后现代主义者想象的那样简单……理论和证据必须始终彼此对话。[37]

　　汤普森的这封信被《历史工作坊杂志》取名为“理论与证据”（‘Theory and Evidence’），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篇微缩版的《理论的贫困》。汤普森重申着昔日的警告——兜售结构主义理论将威胁到正确的历史学实践——并将他的反对延伸到了更新的后结构主义潮流。然而，《理论的贫困》中的激情，以及汤普森原先那种认为自己的争辩能够从基础上改变社会科学的信念，都被一种充满厌倦感的宿命论所取代。或许，这种宿命论是汤普森政治悲观情绪的必然结果：

　　当下如此时髦和流行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很可能会在下一个二十年中伴随着我们，如果拉斐尔·萨缪尔或《历史工作坊》对它让步，那将非常可悲。[38]

　　汤普森的最后一篇书评为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提供了戏剧性的证明，同时也表现出他与主流的英国历史学重归于好。他在《异见》杂志上评论琳达·科利（Linda Colley）的《英国人：国家的形成》（Britons：Forging the Nation）时，对那种他曾严厉斥责的关于18和19世纪英国历史的解释表现得十分温和。
　　科利的书试图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爱国主义恢复名誉，认为这种爱国主义有着一种复杂的且一定程度上是进步的价值。为此，这本书指出汤普森和其他激进的历史学家们夸大了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的阶级冲突，和民众对政府的失望。
　　科利在她讨论大众如何支持战争的章节中，对汤普森最了不起的著作作出了有些可疑的象征性的赞扬，与此同时也给出了她的一个持续性的质疑：

　　在入侵危机期间，普遍的情形是，人口密度和工业化的程度实际上与动员（支持政府）的程度是更加一致的，仅有英格兰的一个郡是例外……当然，恰恰是约克郡，为爱德华·汤普森了不起的经典《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提供了大量关于拿破仑战争期间大众疏离的证据。[39]

　　在最后一章中，科利表现出了她论点的修正主义性质。她表示，“关于暴动，关于雅各宾主义，关于阶级冲突的各种表现形式”，“许多历史学家已经研究得如此之广泛，如此之好”，以至于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普遍存在的保守主义和爱国主义全都被忽视了。[40]汤普森在为《英国人：国家的形成》写的书评中对科利做出了惊人的让步，声称“阶级的概念”被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历史学家们“研究得过于广泛了”，“现在或许变得乏味了”。
　　任何人在看过佩内洛普·科菲尔德（Penelope Corfield）1993年对汤普森做的充满敬意的长篇访谈后，都会注意到受访对象虚弱的身体状况。[41]这个以演讲时声音洪亮著称的人，在回答科菲尔德的提问时却声若游丝，时不时地要努力喘口气。汤普森通过这次访谈重申了他“晚期”作品中某些为人熟知的主题。他谴责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承认是它们的过分行为使得他自己“怒吼着奔回”到“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中。汤普森晚期政治著作的一个特点是对中央政府和官僚主义近乎无政府主义式的憎恨，就此而言，他是他父亲的那种自由主义的支持者。
　　汤普森和父亲的复杂关系是《异邦人的敬意》的潜文本。这本书研究的是爱德华·约翰·汤普森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之间的友谊。通过广泛地使用爱德华·约翰和泰戈尔的通信，汤普森试图反驳那些认为他的父亲对孟加拉文化和印度民族主义态度傲慢的指控。这个曾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一个著名段落中严厉斥责他父亲所属的卫理公会派教义是“精神手淫”的人，如今坚持认为这位第二代卫理公会派传教士参与了一场令人尊敬的与泰戈尔的跨文化对话：

　　今天的西方，一些人成为了大量不加区分的分类——第三世界、黑人和白人、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粗糙定义——的囚徒，并且带着这些现成的标尺去衡量，甚至常常去抹杀历史的复杂性。即便是更为精细的“西方的东方主义”，也会掩盖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英国文化和孟加拉文化之间实际上的相互质询和相互渗透，它和所有的历史语境一样，是独一无二的。[42]

　　在为1991年再版的泰戈尔1915年关于民族主义的讲座所写的引言中，汤普森提前预热了他的主题：

　　在战前的十年里，人们看到了一种关于仁慈的自由主义的修辞和一种普遍主义的高潮，它们都被用来理解西方和东方的伟大文化成就。泰戈尔本人深受这一历史时刻的影响。[43]

　　这段极为乐观的文字，足以表明晚年的E.P.汤普森与他父亲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和解程度。



[1] 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erlin, London，1978，p.ii.

[2] 汤普森在他1980年零散文章的合集《写在烛光下》的开头为未能拿出第二卷而抱歉，并解释说“看起来有更为重要的事情去做”（Writing by Candlelight, Merlin, London，1980，p.xiv）。

[3] 在1985年10月20日由《激进历史评论》（Radical History Review）组织的一个论坛上的一次谈话中，汤普森的一段回忆表明他的研究已经停止了：“我甚至都没有一张在有效期内的图书馆或公共档案馆的门票……我的阅读至少已经落下了五年。”（E.P.Thompson，‘Agenda for a Radical History’，Critical Inquiry，21，2，1995）保罗·斯塔克和乔安娜·英尼斯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刊登的汤普森的讣告中回忆道：“1986年，他在《过去与现在》的一次公开会议上表示将从欧洲和平运动的工作中回到历史研究中。他的发言叫作‘土地的法律、使用权和所有权’，所勾勒出的正是后来《共有的习惯》的内容。”（Joanna Innes and Paul Stack，‘EP Thompson’，Past and Present 142，February 1994，pp.3—5）

[4] Eric Hobsbawm, Interesting Times, Allen Lane, London，2002，p.215.

[5] 萨维尔在为汤普森写的讣告中评价说：“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中与阿尔都塞的精彩争辩使得他偏离了（历史）。”（John Saville，‘EP Thompson’，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38，1993，supplement one, p.iv.）

[6] Paul Q.Hirst，‘The Necessity of Theory’，in Marxism and Historical Writing,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1985，pp.57—91；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Verso, London，1980，pp.59—99.

[7] 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pp.71—77.

[8] 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中见到诺克斯先生。

[9] 多萝茜·汤普森在《越过边境》的引言中写道，汤普森在1978年夏天之后便没有对这些材料做多少处理，在做完了斯坦福大学的讲座后更是几乎没有再去动它们（Beyond the Frontier, p.5）。甚至就连关于布莱克的书也仍然只是个框架，正如布莱恩·D.帕尔默在《异议与对立》中提到的：“《见证野兽的罪行》就像是汤普森在时间耗尽的情况下写的……我们得到的是一系列很有亲和力的探索，但不是一系列确凿的论证。”（Objections and Oppositions, p.150）汤普森对布莱克的迷恋由来已久。我们提到过他在1958年用假名发表了一篇关于布莱克的诗《伦敦》的阐释，发表的刊物是以政治论争而非文学研究更为人所知的《新理性者》。1968年，汤普森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次大受欢迎的关于布莱克的讲座。1978年，也就是他在多伦多大学做讲座的同一年，汤普森在文选集《解释布莱克》中再度发表了他的阐释（Interpreting Blake, ed.Michael Phillip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p.5—31.）。

[10] Bill Schwarz，‘Not Even Past Yet’，History Workshop Journal，57，2004，p.102.

[11] Philip Levine，‘Proto-Nothing’，Social History，18，October 1993，p.389.

[12] 引自同上。

[13] E.P.Thompson, Customs in Common：Studies in Traditional Popular Culture, The New Press, New York，1991.

[14] 这里指的是1981年，来自西方多个国家的妇女在英国伯克郡的格林汉姆·康芒皇家空军军事基地（Royal Air Force Station Greenham Common）外组织和平营进行示威。此次和平示威的目的是反对美国在此地部署巡航导弹。另外，这段话中还有一层文字游戏式的双关，即上文的“共有”（common）和这里的“康芒”（Common）仿佛形成了一种“联系”。——译者注

[15] Peter Mandler，‘Written by Candlelight’，Dissent, Spring 1993，p.259.

[16] 汤普森在他的评论文章‘Blake’s Tone’（London Review of Books，28/1/93）中对他在布莱克研究中发现的那种“孱弱的学院派分析话语”采取了更为刻薄的态度。

[17] Bryan D.Palmer, Ob jections and Oppositions, Verso, London，1994，pp.144—145.

[18] Mandler，‘Written by Candlelight’，p.259.

[19] Mandler，‘Written by Candlelight’，p.259.

[20] Michael Merrill，‘EP Thompson：in Solidarity’，Radical History Review, Spring 1994，p.156.

[21] ‘Notes on Exterminism：The Last Stage of Civilisation’，in Exterminism and Cold War, edited by New Left Review, Verso Books, London，1982，p.24.《关于灭绝主义的笔记》首先发表在《新左派评论》，它也是汤普森和佩里·安德森以及其他该杂志核心人物达成谨慎和解的产物。这篇文章因其发表的地方和对马克思主义术语的使用，表面上看来似乎标志着汤普森在圣保罗论战中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左翼的敌视在消退。然而我们必须记得，汤普森是在反讽式的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并且对他眼中许多《新左派评论》作者严重的理论主义倾向加以嘲弄。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的论点既拒绝了阶级分析，也拒绝了关于帝国主义的“古典”理论。在这篇文章看来，上述这些东西在新的“灭绝主义”的时代早已过时。

[22] Mandler，‘Written by Candlelight’，p.258.

[23] Thompson，‘Agenda for a Radical History’，p.302.

[24] ‘History Turns on a New Hinge：END and the Beginning’，New Statesman，29/1/90；‘Our Mission Remains：Break up the Blocs in Europe’，The Nation, August 1990.

[25] E.P.Thompson, Beyond the Frontier：The Politics of a Failed Mission, Merlin, London，1997.

[26] ‘A Parachutist in Bulgaria’，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20/9/47.

[27] Arnold Rattenbury，‘Convenient Death of a Hero’，London Review of Books，8/5/97，p.12.

[28] Frank Thompson, There Is a Spirit in Europe, Victor Gollancz, London，1947，p.8.

[29] Thompson, Beyond the Frontier, p.102.

[30] Frank Thompson, Selected Poem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orothy Thompson, Trent Editions, Nottingham，2003，pp.xi—xii.

[31] Thompson, Beyond the Frontier, p.97.

[32] Thompson, Beyond the Frontier, p.14.

[33] E.P.Thompson, The Sykaos Papers, Bloomsbury, London，1988.

[34] Paul Berman，‘Space Oddity’，The New Republic，9—16 January 1989，p.40.

[35] Peter Mandler，‘The Last Cold War Novel’，Dissent, Summer 1990，p.411.

[36] Suzanne Cassidy，‘A Historian’s Alternative Culture’，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5/9/88，p.12.

[37] E.P.Thompson，‘Theory and Evidence’，History Workshop Journal，35，pp.274—275.值得注意的是，汤普森的文章并没有重新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的问题，后者正是《理论的贫困》的一大特点。

[38] E.P.Thompson，‘Theory and Evidence’，History Workshop Journal，35，pp.274—275.

[39] Linda Colley, Britons：Forging the N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p.298.

[40] Ibid.，p.371.

[41] Interviews with Historians，‘Penelope Corfield and EP Thompson’，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videowork，1992.

[42] E.P.Thompson, Alien Hom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93，p.69.

[43] Rabindranath Tagore, Nationalism, introduction by E.P.Thompson, London, Macmillan,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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