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新西兰〕斯科特·汉密尔顿《理论的危机——E. P.汤普森、新左派和英国战后政治》

9 在日丹诺夫和布鲁姆斯伯里之间：E.P.汤普森的诗歌与诗学



　　谈论汤普森的诗歌和诗学似乎有些奇怪。他的诗歌在他数量庞大的著述当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终其一生，汤普森发表的诗歌只局限在少数不知名的刊物和他自己制作的几本廉价小册子上。血斧书局（Bloodaxe Books）在汤普森过世后出版了他的《诗集》（Collected Poems），但如果去掉弗雷德·英格利斯（Fred Inglis）那篇冗长的引言的话，这本书就只剩下不到一百页，并且也没有为汤普森的诗歌赢得任何迟来的重要声誉。[1]
　　表面看来，汤普森的诗学著述似乎也同样边缘化。的确，汤普森断断续续地写了他所喜爱的诗人们——布莱克和华兹华斯对他尤其重要——但这些研究似乎与20世纪的诗学争论相去甚远。[2]他对布莱克的民谣的细致解读，或是对华兹华斯Age, New Press, New York，1997；论布莱克的著述，见Witness Against the Be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1993。
　　1790年代的“转向”的解释，都没有与现代主义诗人和后现代主义诗人之间的争辩产生共鸣。汤普森只在少量鲜为人知的文本中对当代诗歌做出了悲观的评价，并提出了艺术改革的建议。
　　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诗集》和这些文本，因为汤普森本人对它们非常认真。至少到1950年代中期的时候，汤普森都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位诗人，而不是一个学者、教师或政治活动家。在传奇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蓬勃发展的年代，汤普森却把他的精力投入一个更不为人所知的共产党作家小组中。尽管汤普森的诗歌创作从1950年代早期开始减少，但他依然一直在写他喜欢的诗人，并且在1970年代发展出了一套诗歌理论，这一诗歌理论在《理论的贫困及其他文章》收录的最后两篇文章中占据重要地位。在1988年的一次访谈中，汤普森宣称“文明的未来”取决于诗歌。[3]

“人的求胜意志”：早期诗歌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看到E.P.汤普森的诗人生涯，以及他的诗学的发展。我们将看到汤普森的诗歌和他的诗学与他所面临的政治的和知识的挑战密切相关，这也是因为他努力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核心政治思想与所经历的时代联系起来。
　　《诗集》的第一首诗《红脚鹬》（‘Redshank’）是汤普森学生时代的作品，写于1940年。诗的第一节显然受到了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的影响，但却有些食而不化：

　　你从芦苇岸边盘旋而来，为你的流离而悲鸣，仿佛女
　　孩额前的
　　三缕卷发，或是孤零零一道盘旋的煤烟；你击打着闪亮的鱼鳍，银鳞四散
　　如同饱经风雨的荒野长出羽毛，无边的风在嘶鸣。[4]

　　不过《红脚鹬》并不完全是个衍生品。汤普森很快便引入了一些不属于霍普金斯的形而上学爱好的东西：

　　你停止了空中的等待
　　开始呼号——不是什么警示，而是一声没有回答的追问，关于战争中
　　失去的爱人，女人的哭泣，和对潮湿的山谷的好奇，
　　它和整齐的鹅群一起，慢慢游向苍鹭和黑鸭的栖息地，
　　世上所有的恶棍都在那里。[5]

　　《红脚鹬》发表的时候，“二战”已经持续了一年，爱德华的哥哥弗兰克正在服役，他自己也决心尽可能快地加入战斗。[6]这个机会要到1942年才到来。毫不奇怪，“二战”主导了汤普森早期的诗歌。汤普森1940年代前半期的诗歌有着一种统一性，它不仅来自于对战斗细节的描绘——如汤普森的坦克旅在意大利“卡西诺的恐怖夜晚”加入的“庞大的装甲城市”般的大部队——还来自于他对战斗的一种独特的观念。
　　无论是恐惧、愤怒，还是渴望行动，作为战争诗人的汤普森总是在有意识地扮演重塑世界的斗争中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虽然微不足道，但却很有意义。这些战争诗歌充满着对历史命运的敏锐感知。他在1943年写道：“时间就是行动，就是运动，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7]这句话流露出的乐观情绪同样表现在汤普森1944年写的一首无题诗中，当时他正准备离开北非前往意大利：

　　我在这个国家看不到任何希望，
　　但我却改变了主意；
　　我知道他们会告诉你
　　雨水和微笑不是政治的素材，
　　我同意，但正是它们让我看到，
　　即使在这片土地上
　　你也不会折损了人的求胜意志。
　　瘟疫，或是黄沙，
　　历史与物质的法则，或如你所说，
　　马克思的法则，
　　消磨不了任何东西。
　　任何能活下去的地方，人
　　都将在某一天建起
　　宏伟壮丽的家园。[8]

　　这些诗句感伤、高傲且笨拙，但却有着一种乐观的精神，这种乐观既天真又动人。写下这些诗句的年轻人曾经因为在苏联的英国支持者们那里看到了对一种激进主义的浪漫传统——这一传统已然被英国社会的其他人所遗弃——最新和最伟大的表达而加入了共产党。汤普森的“人的求胜意志”与“历史的或马克思的法则”的对立，表明他在1944年的时候还是一个唯意志论者，相信人类的意志而不是非人的经济或政治力量才是改变的关键。
　　在新年诗《为1945歌唱》（‘Song for　1945’）中，汤普森的目标是呼吁他的男女同胞们在政治和军事上行动起来。尽管战争已接近尾声，但改变世界的更大的斗争必将持续。汤普森这首诗的语气乐观而急切：

　　一阵来自欧洲的风拍打着大门。
　　起来，伙计，站起身来，唤醒自己去战斗，
　　因为，若你现在加入，我们将永不停歇……
　　前进，朋友，让自己前进！[9]

　　在写下这首诗几个月后，汤普森终于写出了他在战争岁月中最精妙、最成功的诗篇。《卡索拉·瓦伦西奥：一只猫》（‘Casola Valensio：the Cat’）讲述了一只不幸的动物在战斗中被抓住的故事：

　　她和我们一样，在夜间巡逻，
　　常常是在我们开始恐惧的黑夜，
　　把我们当成是铁丝网内面的敌人。
　　但我们一直不去管她，直到
　　她绊倒了一枚照明弹，
　　发出的亮光告诉了德国人我们的位置。
　　我下令向这只猫开枪。“在战场上
　　没有时间去为动物费心思，”我说……
　　她嚎叫，在雪地里整晚徘徊嚎叫。
　　她的血在一片惨白中融化出斑斑暗红。[10]

　　不同于《为1945歌唱》，《卡索拉·瓦伦西奥》承认了任何战争都必然带有的混乱和恐怖。汤普森对他所参与的战争的认识是通过一种柔软的、交谈式的语言表现出来的，它和《为1945歌唱》的慷慨激昂的抽象语言形成了对比。

战后


　　《卡索拉·瓦伦西奥：一只猫》中的那种不安再度出现在汤普森于战争结束后不久写下的一些诗歌中。《新的时尚》（‘New Fashions’）这首诗中表现出的对法国的恐惧，仿佛在遥遥预示着后来他在《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和《理论的贫困》中对“巴黎哲学家们”长篇大论的攻击。汤普森在这首诗中尖刻地评论了旧式的资产阶级时尚产业在解放后的巴黎的飞速复兴。他似乎一直在追问：“我们就是为这而战斗的？”[11]《化工厂》（‘Chemical Works’）是创作于1947年的组诗，它突破了汤普森战时诗歌的抑扬格，用充满敌意的目光打量着战后英国发展起来的消费社会：

　　生活里有的可远不止一个简单的方程式。
　　琼在商店，萨莉在厂房，
　　有轨电车和化妆品，技术征服了你，
　　就在你做头发或操作一台机器时……
　　不管电影院卖什么，你都有钱买得起。[12]

　　1947年的汤普森已经很清楚自己对战后世界的希望落空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被打败了，但这个世界并没有被改变。社会主义并没有出现在西欧，除非这个名词的“弹性”大到能够包括艾德礼政府的那些胆小的改革和亲美的外交政策。汤普森曾在1944年时热情赞扬过的北非人，用一个殖民政权来代替另一个；汤普森曾浴血奋战地去解放的意大利人，建立了一个腐败的亲美政府，先是利用本土的共产党，而后将其边缘化。
　　或许最糟糕的是，汤普森曾寄予希望的苏联正开始引发那些在“英雄的十年”中入党的英国共产党人的忧虑。随着冷战在1947年正式开始，克里姆林宫要求它的卫星政党们在文化和科学上采取一种与人民阵线时代的宽松路线截然不同的路线。西方文化的主流形式和精英形式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和“颓废的”，共产主义作家被要求向东方学习，把说教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作他们的典范。这种政策被称作日丹诺夫主义（Zhdanovism），用以致敬斯大林曾经的文化政委安德雷·日丹诺夫。汤普森这样描述日丹诺夫主义对英共的影响：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冷战的阴影正在逼近，1944年的激进“平民主义”的狂热正在瓦解……我在那段时间里产生了记忆中对左翼最深的精神创伤……我们已经习惯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官方仪式——最初它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民主程序，但后来却被扭曲成一种仪式，在这个仪式上，批评总是来自于党在文化问题上的高级发言人……而自我批评则是由聚集于此的知识分子们来吟诵以示回应。[13]

　　曾发表过汤普森的一些战争诗歌的杂志《我们的时代》（Our Time）成为了日丹诺夫主义的一个早期牺牲品。在战争结束时，《我们的时代》一期能卖出18000份，然而随着武装力量的解散和冷战的开启，它融合短篇小说、诗歌和持左翼观点的文章于一身的做法已不太可行。到1947年中的时候，杂志的销量已经减半；党的一位老迈的文化政委埃米尔·伯恩斯（Emile Burns）召开了一次会议，杂志的编辑兰德尔·斯温格勒（Randall Swingler）和埃杰尔·瑞克沃德在会上遭到公开指责。斯温格勒和瑞克沃德都把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热爱与对一种广泛联盟的忠诚结合在一起，那种联盟正是共产党在人民阵线时代追求的左翼与“进步”右翼之间的联合。早在入党之前，瑞克沃德就已经因其身为颇有影响力的《现代文学年历》（Calendar of Modern Letters）杂志的编辑，以及英语世界第一本讲述阿蒂尔·兰波的书的作者而声名鹊起。
　　在1947年7月的那次会议上，埃米尔·伯恩斯利用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作家小组的成员来攻击瑞克沃德和斯温格勒；作为回应，二人辞去了职务。汤普森正是被分派加入集体编辑团队中的少壮派的一员，这个集体编辑团队做过短暂的努力，想通过将《我们的时代》进一步左翼化来拯救这份杂志，但没有成功。在《我们的时代》改朝换代后不久，诗人和小说家杰克·林赛便写信给瑞克沃德，表达了对年轻人“粗鲁无礼”行为的愤慨。[14]查尔斯·霍布德（Charles Hobday）在他的瑞克沃德传记中确认，汤普森正是那些无礼的年轻人中的一个：

　　（阿诺德）拉滕伯里和他的前部队战友汤普森以及霍尔布鲁克……坚持认为，这样一种进步的意见（就像瑞克沃德为《我们的时代》提议的那样）只可能被更具侵略性和论战性的编辑策略所整合，而要想确保这种策略能够被有效实施，年轻一代（他们自己）就应当进入到编委会中去。[15]

　　安迪·克罗夫特在研究共产党有时令人不安的文化政策时，细致展现了这场争论的某些细节：

　　瑞克沃德希望杂志的内容更为广阔，但拉滕伯里、爱德华·汤普森和大卫·霍尔布鲁克则希望杂志更富侵略性和更加政治化。斯温格勒和瑞克沃德因杂志销量下滑而受到惩罚，二人双双辞职。[16]

　　汤普森本人也承认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30年后为瑞克沃德写的悼念信中这样说道：

　　我参加了一个不光彩的会议，埃米尔·伯恩斯在会上指责瑞克沃德和斯温格勒在政治、文化和财务上的罪过与疏忽……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我感到非常羞愧，因为不论我当时有多么“年轻”，我终究是在老伯恩斯的指使和利用下，充当了一群没教养的小混混和打手中的一员。[17]

　　就此指责汤普森长期全心全意地支持日丹诺夫主义则过于草率了。《我们的时代》会议后的那一年，杰克·林赛在一次党的文化会议上受到攻击，原因是他对艺术的非正统观点以及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拥护。林赛回忆说，“刚刚从南斯拉夫风尘仆仆地赶回来”参加会议的汤普森是他唯一的支持者。[18]
　　1950年，一场更为严重的文化争论在党内爆发。《工人日报》批评了“关键诗人”（Key Poets）系列小册子，它们是由兰德尔·斯温格勒惨淡经营多年的船头酒吧出版公司（Fore Pubs publishing company）发行的。“关键诗人”印制发行的作品既来自一些共产党员作家，也来自一些非共产党员作家，做的都是造价非常低廉的版本，目的是从“布鲁姆斯伯里现代主义”（‘Bloomsbury modernism’）手中夺取战后文学主动权，后者与T.S.艾略特和约翰·莱曼（John Lehmann）等人关系紧密。
　　斯温格勒喜好天主教，“关键诗人”发行的作者有伊迪丝·西特维尔（Edith Sitwell）和乔治·巴克（George Barker），同时也包括意料之中的名字，如杰克·林赛。《工人日报》拒绝发表关于“关键诗人”系列的评论，但它却用了一些笔墨来抱怨斯温格勒给世间带来了如此“冷漠”而“难解”的诗歌。在一篇名为《文化战争》（‘The Fight for Culture’）的文章中，埃米尔·伯恩斯为这种庸俗之见提供了一种日丹诺夫主义的理由。E.P.汤普森在“诗歌争论”期间写了三封信给《工人日报》，三封信都受到了审查，这意味着它们不符合党的路线。[19]紧随这件事之后的便是批判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运动。这位博学多识的青年共产党人牺牲在了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上，留下了一系列研究哲学、诗歌和科学的雄心勃勃的未完之作。汤普森在他1977年发表的研究考德威尔的精彩文章中还原了这一事件的背景：

　　在知识界冷战最为糟糕的那些年里，国际共运发动了一场严酷的运动来纠正或揭露所有“资产阶级”异端。或许在党媒的主管者看来，对考德威尔的猛烈抨击是一次按照日丹诺夫模式进行的小规模净化行动。[20]

　　尽管汤普森反对批判“关键诗人”和考德威尔的运动，但他也难以避免日丹诺夫主义的某些影响。1949年，他发表了《评一种人民的文化》（‘Comments on a People’s Culture’），这篇文章用一种比较机械的方式比较了年轻的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的健康的文化和战后英国颓废且贫瘠的文化。[21]汤普森同一年在《我们的时代》上还发表了一篇名叫《诗歌并不那么简单》（‘Poetry’s not so Easy’）的文章，审视了许多年轻的英国诗人的诗作，发现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有着自我封闭和轻浮的毛病，他把这些视作是英国现代文学的特征。[22]我们如何才能够将这些观点与汤普森支持杰克·林赛的异端言论，和他旗帜鲜明的反对批判“关键诗人”和考德威尔的运动的这些行为联系起来？

走向“第三阵营”论战


　　对汤普森来说，不满于日丹诺夫主义并不等于认同伦敦的主流文学与文化潮流，更不用说巴黎的或纽约的。安迪·克罗夫特在研究汤普森为工人教育协会教授的文学课程时注意到，这位年轻的共产党人为西赖丁的退休矿工和家庭主妇们拟订的阅读书目回避了大量现代主义作家，尤其是坚决回避了英国现代主义的大明星T.S.艾略特。不过汤普森的课也同时回避了一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后者当时正被共产党当作“资产阶级”现代主义的“健康替代品”所推崇。这位导师关注的是浪漫主义诗人、莎士比亚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们。[23]
　　汤普森的思想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发生了重大调整。他通过迁居北方，特别是对约克郡的工人阶级历史进行研究，来尝试逃离共产党在伦敦日益约束性的管制，同时与英国的工人阶级和激进传统建立一种强有力的联系。汤普森转向过去而非现在来寻找灵感，或许是在试图弥补战后的时代带给他的深深的失望。
　　在1950年代前半期写的两个重要作品中，汤普森似乎都在设法调和他对共产党的支持和他对英国文学和英国激进政治传统之重要性的信仰。在写于1952年的一首诗《名为抉择之地》（‘The Place Called Choice’）中，汤普森探索了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的地形和历史。在《为1945歌唱》这类诗歌对未来充满轻快修辞的地方，《名为抉择之地》则充满了对过去的感知：

　　英格兰，被埋在某处，埋在砖块、碎料、废旧轮胎下面；
　　在那些在俗艳的路边旅店中敲定的灰色交易的下面；
　　和阿纳尔德以及洛克伊尔埋在一起；
　　和霍尔贝里埋在一起；
　　和林内尔一起；
　　和纺织棚里被烧焦的拼织工的尸体一起；
　　和炭疽病的受害者一起；
　　埋在布拉德福德的后庭院里。[24]

　　通过对历史细节和当代细节的合理选取，《名为抉择之地》第一部分获得了一种力量，它预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某些最为精彩的段落。在这首诗后面的内容里，汤普森转向了关于诗学的论述，这种论述常常显得较为含混：

　　一个诗人该讲什么？
　　诗人，一个美丽的事物。
　　语词的集邮家，
　　把玩着韵脚，
　　一头扎进国王和鸟类的世界，
　　躲在墙壁和彩色壁画的后面
　　感知着
　　蠹虫在爬行
　　巢虫在交配
　　一股充满了整个国家的
　　被封锁的道德的恶臭
　　和在这一切之上的
　　软蛋的托词？
　　……是时候说出自己的想法了。
　　我受够了“焦虑的年纪”。
　　对于“罪孽”和原罪的伪善之辞，
　　我早已厌倦至极。[25]

　　这些句子流露出对英国当代文学的蔑视，同时还保留了人类意志对于历史延展的重要意义，但这段概论的含糊与这首诗其他部分的具体切实形成了鲜明对比。《名为抉择之地》并不能作为独立于“堕落的”现代主义和日丹诺夫主义的一种诗学的可信示例。
　　写《名为抉择之地》的时候，汤普森正开始写《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William Morris：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这本长达900页的书在共产党的劳伦斯和威夏特出版社的帮助下于1955年出版。在1980年的一次访谈中汤普森回忆道，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右翼试图淡化莫里斯对社会主义的介入并否定他最后20年的工作。[26]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本书也是对共产党内的强硬派日丹诺夫主义者的一种暗中回应。
　　不过汤普森笔下的莫里斯只是一个含蓄的日丹诺夫主义的批评者。文本的字面内容限定在莫里斯是否适合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上：

　　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总是说，唯物主义的现实观念缺乏有意义的道德，来让男男女女们附加自觉的或激情的价值……（但）莫里斯对社会的道德批判不仅完全适合于辩证唯物主义，并且与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27]以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发展出的那些批判并行不悖；这种道德批判也正是他内在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那些最有活力和最具独创性的著作的主题。[28]

　　汤普森的策略并没有得到“资产阶级文化”卫道士们的青睐，但确实获得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共产党员的赞同。当《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刊登了一篇对《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的麦卡锡主义式的恶毒攻击文章时，阿诺德·凯特尔（Arnold Kettle）用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来为年轻的同志辩护。[29]凯特尔是党内正在冉冉升起的明星人物，且投入了大量精力在文化政策方面。他对莫里斯传记的支持很可能令汤普森认为日丹诺夫主义正在从党内退潮。
　　然而仅仅在这本书出版一年后，随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和苏联入侵匈牙利的行径撕裂了西方的各个共产党，汤普森和凯特尔也在一些更为重要的争议问题上发生了对立。汤普森似乎一直在试图翻修一座已经彻底烂透了的屋子。他和许多来自作家小组的老同志们一起脱离了英共。当他于1957年初与别人共同创办《新理性者》时，汤普森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依赖兰德尔·斯温格勒的船头酒吧出版公司捐赠的50英镑来维持。

1956年之后


　　我们已经看到，汤普森在1956年之后试图建立一种同时对立于克里姆林宫的新斯大林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北约主义”的“第三阵营”政治。在文学领域，1956年后的汤普森成为了旗帜鲜明的第三阵营主义者，他对日丹诺夫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对不再是隐晦的，而是公开的，同时他还保持着对伦敦和纽约的“颓废的”文学机制的抵制。
　　在《在鲸腹外》中，汤普森抨击了北约主义的赞美者，指责他们先是丧失了对历史进步和社会正义之可能性的信仰（而这种信仰正是“英雄的十年”的一大特征），继而又陷入冷漠之中，而这很容易变成对现状的默认。《在鲸腹外》认为，由英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英国的作家们来推动一种向政治参与的回归，会有助于结束冷战带来的“深度冻结”，让历史再度活跃起来。在第2章中，我们提到过这种信念所透露出的对知识分子角色的非常崇高的设想。
　　令汤普森忧虑的不仅仅是英国作家和知识分子们的情形。我们在第5章中讨论过汤普森1957年的一篇文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他在这篇文章中明确表达了对折磨着东方阵营作家们的日丹诺夫主义的反感。汤普森还在文中提出，近期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对苏联统治的反抗，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日丹诺夫主义的不满造成的：

　　这很显然是一场针对代表着官僚精英错误意识的意识形态的反抗……随着对教条主义——将被官方认可的一整套先入之见强加于现实之上，而非从对现实的研究中得出概念——的追本溯源，这场反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反抗）转向了对制度上的“日丹诺夫主义”的反抗。[30]

　　如果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嘲笑的是日丹诺夫主义对作家们的枯燥说教，《在鲸腹外》则批评了作者在W.H.奥登以及太多西方作家的后期作品中发现的那种唯我论式的自我沉湎。但我们并不清楚汤普森对于他批评的这两种文学路径是否有着一种统一的替代方案。在《在鲸腹外》中，汤普森将奥登的《西班牙》作为参与政治的现代诗歌的典范。
　　《西班牙》无疑是奥登最为杰出的作品之一，而汤普森拥护它的原初版本并反对它的各个修订版也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后者是在逐步削弱这首诗。这首诗同时承认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恐怖和必要性，这一点并没有妨碍奥登的诗句获得了一种近乎雄辩的品质和一种坚定的信念，而正是它们使得这些诗句拥有了广泛的受众。汤普森必定为奥登的这种平衡的技艺感到兴奋。
　　汤普森1950年代后期的诗作并没有任何革新的迹象。《歌颂刽子手》（‘In Praise of Hangmen’）是一首苦涩的诗，目的是回应1958年对伊姆雷·纳吉（Imre Nagy）的处刑。它仅仅是将在1940年代末的大量诗歌中用过的说教和讽刺的方法指向了新的斯大林主义的对象：

　　多么光荣啊，我们
　　将必然性道德化
　　用诡辩的石板竖起
　　一座智性的绞刑架
　　它邪恶的抽象绳索
　　吊起全部的社会希望
　　直到道德本身
　　和肿胀的舌头一起被绞死[31]

1970年代的介入与诗歌


　　我们已然看到，E.P.汤普森的思想在1970年代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危机，这一危机体现在了《理论的贫困》这样一篇远离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论著的文章当中。汤普森的这一思想危机在1970年代的一个副产品便是他发展出了一种完全成型的诗学。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诗歌对于汤普森而言一直非常重要，但到1970年代末的时候，诗歌在汤普森的思想结构中占据了一个比之前更为重要的位置。
　　汤普森诗歌理念的形成与他对威廉·莫里斯的生活和工作的重新思考密切相关。到1970年代中期的时候，汤普森的莫里斯传记已经成为公认的经典，并且重新唤起了学术界对威廉·莫里斯的兴趣。当梅林出版社（Merlin Press）邀请汤普森准备这本书的第二版时，他选择删去了初版中一百多页内容，加上了一篇很长的后记，并在其中提炼了他对莫里斯的诠释。在回顾第一版时汤普森认为，他因为渴望反对那些贬低莫里斯的政治的右翼分子，结果导致自己太过轻易地断言了“莫里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等同”。[32]
　　汤普森在《后记：1976》（‘Postscript：1976’）中提出，莫里斯成为一位社会主义者时并没有遗忘浪漫主义，而是将这一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

　　对资本主义进程的道德批判正迫切要求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相一致的结论，而莫里斯的独特才华正好能充分思考这一转变，实现它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并用行动予以确保。[33]

　　莫里斯的大胆融合被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排斥，而这种排斥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随着（马克思主义内部）决定论和实证主义的倾向不断增长，这一传统遭遇了普遍性的理论封闭，与莫里斯提供的传统相接合的可能性也被否定。随之而来的道德自我意识（甚至是道德词汇）的缺失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统陷入比混乱迷茫更糟糕的状况之中，这已无需我在1976年再来赘述。[34]

　　汤普森相信，莫里斯晚期作品中，特别是他的小说《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这部小说描绘了（对当时而言的）未来1952年的一个后革命社会——中的“科学的”乌托邦主义原本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资源。在汤普森看来，莫里斯所实践和要求的想象力的自由发挥，填补了庸常的、过度理性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带有的空隙，并有助于防止社会主义者屈从于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诱惑。对汤普森而言，《乌有乡消息》绝非一篇异想天开的故事，而是一场宏大的、充满诗意的思想实验，它“调教欲望”，并揭示能够引导社会主义运动的“新价值观”。露丝·基纳（Ruth Kinna）在她深受汤普森影响的著作《威廉·莫里斯：社会主义的艺术》（William Morris：the Art of Socialism）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乌有乡消息》的用意既非为社会主义提供一个范本，也非提供历史进程的理想化图景：它的构思目的是激发人们的想象力。[35]

　　汤普森对自己的诗学最为详细而清晰的表达出现在《介入与诗歌》（‘Commitment and Poetry’）当中。这篇并不出名但却很重要的文章比《后记：1976》晚了两年多，是为左翼犹太诗人琼·西尔金主编的小型文学杂志《立场》（Stand）上的一次讨论而写的。西尔金在1977年和1978年的时候与对手杂志《诗歌国家评论》（Poetry Nation Review）的政治立场保守的经营者们发生了争吵，内容是政治与文学评判的相关性。在和《诗歌国家评论》的著名人物如唐纳德·戴维（Donald Davie）、C.H.西森（C.H.Sisson）以及迈克尔·施密特（Michael Schmidt）几番激烈交锋后，西尔金试图扩大他的辩论。他邀请了一些与两家杂志没有密切联系的作家，就以下问题发表他们的观点：

　　作家是否是被他所生活的环境所决定的产物？抑或相反，作家是否有能力将一种（相对）新的意识运用于他直接所处的社会？如果这种运用是可能的，它是否有效？如果有效，效果如何？[36]

　　汤普森为《立场》的这次讨论所写的文章似乎写于《理论的贫困》之后不久，其特点是弥漫全文的对左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左派的愤怒。汤普森努力让自己与其他参与这次讨论的左翼作者保持一定距离，宣称“左翼在最近15年中已经走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境地”，并承认自己“无法像西尔金那样假设，知识分子的暴行和精英主义只存在于右翼当中”。[37]
　　汤普森在《后记：1976》中已将威廉·莫里斯最好的作品中充满想象力的、乌托邦式的特质，当作对社会民主主义和列宁主义这两类左派灾难性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的纠正。在《介入与诗歌》中他推测诗歌至少在理论上有可能发挥同样的作用。汤普森希望看到的那种“介入的”诗歌既不会带着这个或那个党的路线，也不会完全拒绝政治参与，而是让自己“毗邻于社会公共生活”，成为“文化的探路者”，能够去阐明那些“顽固且显而易见”的“相关的价值观”。汤普森认为，诗人未能找到这样的价值观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如果我们有更好的诗歌，我们可能会少一些糟糕的社会学，少一些空洞和虚假的政治。感知得到了净化的人们将无法再去忍受……对语言的冒犯……（和）琐碎化的价值观。[38]

　　汤普森没有为他的观点引征前人，但《介入与诗歌》[39]的诗学无疑受到了那种关于英国社会的文化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这种批评由浪漫派发展出来，并由威廉·莫里斯等人加以扩展。
　　正如雷蒙·威廉斯在其经典之作《文化与社会》中指出的，这一传统常常要求作家和艺术家们承担这样一种任务：针对它所批判的现状，打造和传播文化上乃至政治上的替代物。[40]当雪莱称诗人为“未被承认的世界立法者”的时候，他是认真的。当莫里斯将浪漫派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雪莱和布莱克等浪漫派名匠所钟爱的关于诗人和艺术的崇高理念。《乌有乡消息》以连载的形式初版于莫里斯的政治刊物《公共福利》（The Commonweal），它既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部急切的政治著作。[41]
　　雪莱在写下他的著名诗句时，并不是在想象“诗人王”拥有某种社会地位，能够发挥柏拉图曾经想象的“哲人王”的作用。他相信的是，诗人能够并且应当在更深刻也更微妙的意义上影响政治，其方法是打造和传达配得上新世界的新价值观。但在解释这些新价值观是什么，以及它们将如何转变成政治行动时，雪莱和汤普森一样含糊不清。
　　《介入与诗歌》完全不同于那些根据一个诗人在诗作中表达的政治立场来评判他或她的政治重要性的观点。汤普森就以叶芝为例，让我们看到一个诗人尽管有着“糟糕到令人扼腕”的政治“主张”，但他的诗作却有着一种“同情心”，后者是不能被当作反动特质的。在汤普森看来，叶芝“尝试”表达的主张和“推动他做出选择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分歧。
　　通过区分直接的政治“主张”和先于这些主张的“价值观”，汤普森得以坚持政治与诗歌的相关性，同时又不必屈从于他从共产党时期便开始厌恶的说教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于是，《介入与诗歌》似乎提出了一种诗学，它在日丹诺夫主义和非政治化的神秘主义（汤普森有失公允地将其与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腹背夹击中指引着一条安全的道路。
　　《介入与诗歌》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对诗歌到底如何净化感知并揭示新价值观，以及新的感知和价值观应如何影响混乱动荡的政治世界语焉不详。汤普森1970年代诗歌产量的贫乏表明他在这些问题上苦苦挣扎。收录在《诗集》中的这动荡十年中仅有的两首诗歌，都是在1973年写下的。
　　《向萨尔瓦多·阿连德致敬》（‘Homage to Salvador Allende’）这首挽歌写于皮诺切特开始在智利掀起血腥反革命暴行的时刻。《在我的研究里》（‘In My Study’）反映的是汤普森1971年离开华威大学，以独立作者的身份开启新生活后的一段孤独岁月。[42]这两首诗都很有趣，但放在汤普森的全部作品当中则没什么新意。汤普森在1980年代偶尔还会写几首诗，但从未能够超越30岁前写下的《名为抉择之地》。
　　《理论的贫困及其他文章》的第三和第四篇文章可以让我们更加具体化地了解《介入与诗歌》中的论点。《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和《理论的贫困》都穿插引用了汤普森的诗歌和一些更加有名的艺术家的文字。至少从狭义上讲，这些引用对汤普森文章的论点大多并非完全必要。它们通常并不是作为他解释这个或那个主题的证据而提出来的。（至少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明显不同于《在鲸腹外》中穿插的那些诗歌段落。）
　　《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和《理论的贫困》中的诗歌是作为一股替代性的话语洪流而存在的，这股洪流不同于汤普森文章中所包含的话语，但与之并行。那么，汤普森使用这一技巧的目的何在？如果认为他仅仅是在填充、拉长他的论点，或是在用诗歌来让修辞变得华丽，以期论点更能被理解，那就太过简单了。毕竟，汤普森的文章不靠冗长和修辞华丽来增色。更公平的看法是，汤普森是用诗歌来表达那些他在散文（prose）中无法表达的思考。在《介入与诗歌》中，他警告我们不要试图去解释诗歌：

　　我并不认为诗歌艺术在任何时期和地点都必须是知识文化的探路者。但我认为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如果有这样一种诗歌艺术（能够充当“文化的探路者”），那么它在做什么？它会说些什么？这个问题很荒谬：如果一个人在散文中知晓了答案，那就不需要诗人了。[43]

　　汤普森在《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和《理论的贫困》中对诗歌的新用法，似乎与他对普遍的“理性”话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理论的话语的力量逐渐失去信心有着密切关联。汤普森必须转向诗歌来（重新）阐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原则。
　　但我们并不总是清楚《公开信》和《理论的贫困》中的诗歌片段起到了何种作用。其中的许多都是精彩的诗句，但诗句的优点却常常要么太容易，要么太难与汤普森文章的论点联系到一起。当汤普森在《公开信》中引用叶芝的《在学童中间》（‘Among School Children’）时，他所引用的诗句似乎仅仅是用来对前面的散文段落已呈现出的意义加以修饰：

　　我并不是在排斥那些与“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人。许多人所做的工作令我尊敬，他们也会以此来定义他们的立场。但我并不认为这一定义是恰当的。如果我们是在一种松散和隐喻的意义上使用“方法”一词——我自己也与马克思的工作方式、他的某些前提、他的历史分析的术语和一些结论有着非常普遍的联系——那么我们就确实是在说，我们与一种“传统”或曰思想学派有关：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立场，我接下来会加以讨论。但如果我们所说的“方法”指的是某种更加精确的东西，我们最终会发现，方法与实践是密不可分的：

　　栗树啊，根柢雄壮的花魁花宝，
　　你是叶子吗，花朵吗，还是株干？
　　随音乐摇曳的身体啊，
　　灼亮的眼神，
　　我们怎能区分舞蹈与跳舞人？[44]

　　在其他时候，汤普森引用诗歌片段似乎是偶然起意，读者甚至会好奇诗句的位置是不是随意的。最终，汤普森在《公开信》和《理论的贫困》中对诗歌的使用使得两类文本都变得杂乱无章。我们有理由相信，诗歌并非真的能丰富这些文本，但却指向了艰难的1970年代里汤普森的世界观和论点中存在的各种缺陷。

评价汤普森的诗学


　　汤普森诗学和他创作的诗歌的某些问题来自于他对现代主义的过度敌视的态度。汤普森并非全然拒斥现代主义传统——若是如此，他就很难为叶芝的作品辩护——但他批判了一些风格上更为激进的现代主义者，如T.S.艾略特。而作为一位学者和教师，汤普森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18、19世纪的作家身上。他对埃杰尔·瑞克沃德的钦佩和对杰克·林赛的辩护并没有转换成为对这两位前辈所译介和提倡的法国现代主义的热情。值得一提的是，汤普森最欣赏的战后诗人是汤姆·麦克格雷斯（Tom McGrath），这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美国诗人，他的作品没有赢得过重大声誉，并且常常被认为是对现代主义的倒退。[45]
　　汤普森自己的诗作很少关注那些吸引了如此之多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人的语言的微妙漩涡。他的形式一般来说是传统的，发出的声音是公共性的和自信的。迈克尔·施密特这样评价《诗集》的这种绝对的自我确信：

　　震撼我的是汤普森使用高度公共性的修辞的那种方式（甚至是在他更为平和的诗作中）。那种表达仿佛来自弥尔顿生活的时代，完全没有受到本世纪上半叶的诗学革命的影响。我立刻心生敬意，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被这些诗歌的自信所感染，这种自信在今天这个时代显得很奇怪，而对我而言，它又是如此令人好奇地与这些诗歌或直接或间接暗示的那些经验有着部分关联。[46]

　　正是这种自我确信的缺席定义了大量20世纪的诗歌，以及许多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或许我们不必意外汤普森最好的作品出自非虚构的散文写作。特别是在他的历史研究中，那种令一些诗歌显得浮夸的修辞得以建立在经验研究的坚实基础上；而在诗歌中它常常只能建立在诗人的自我意识上。
　　E. P.汤普森的诗学天才地融合了浪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美学和文学批评传统的元素。正是汤普森在1970年代经历的危机迫使他在莫里斯传记第二版的后记中细致详尽地阐述了他的诗学。
　　汤普森未能在他的诗学中明确他希望诗人们去滋养的“显而易见的价值观”，相对而言也未能阐明某些具体的机制，通过这些机制，上述的价值观可以跨越文学话语和政治话语之间的鸿沟，并因此能够以某种显而易见的方式影响政治事件的进程。这些不足都最终破坏了《介入与诗歌》论点的有效性。
　　尽管不够完美，但汤普森的诗学至少令他得以摆脱日丹诺夫主义的魔爪，而又不必屈从于那种损害了W.H.奥登和其他许多“北约主义”诗人的晚期作品的非政治化的唯美主义。通过在日丹诺夫主义和布鲁姆斯伯里之间开辟出一条道路，汤普森至少得以写作威廉·莫里斯的传记，对威廉·布莱克和其他浪漫派诗人的重要研究，以及关于奥登和奥威尔的虽有瑕疵但却非常有力的研究，《理论的贫困及其他文章》正是从这一研究开始的。当然，理解汤普森的诗学和辨析其思想结构的变化之处，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理论的贫困及其他文章》最后两篇文章中存在的更加令人困惑之处。



[1] E.P.Thompson, Collected Poems, Bloodaxe Books, Newcastle，1999.

[2] 汤普森论华兹华斯的著述，见其遗著The Romantics：England in a Revolutionary

[3] 见Benjamin Demott，‘The Poet that Fell to Earth’，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25/9/88，p.13。

[4] Thompson, Collected Poems, p.31.

[5] Ibid.

[6] 关于弗兰克在战争期间的故事，见E.P.Thompson, Beyond the Frontier：The Politics of a Failed Mission, Merlin Press, London，1997。

[7] Thompson, Collected Poems, p.34.

[8] Thompson, Collected Poems, p.35.

[9] Ibid.，p.38.

[10] Thompson, Collected Poems, p.39.

[11] Thompson, Collected Poems, p.42.

[12] Ibid.，p.50.

[13] E.P.Thompson，‘Edgell Rickword’，Persons and Polemics, Merlin, London，1994，pp.238—239.

[14] 林赛的信被转引在Charles Hobday’s Edgell Rickword：A Poet at War, Manchester, Carcanet，1989，p.242。

[15] 林赛的信被转引在Charles Hobday’s Edgell Rickword：A Poet at War, Manchester, Carcanet，1989，p.241。

[16] Andy Croft, A Weapon in the Struggle, Pluto Press, London，1998，pp.152—153.

[17] Thompson, Persons and Polemics, p.237.

[18] 见Jack Lindsay, The Crisis in Marxism, Moonraker, Bradford-on-Avon，1981，p.126。

[19] 见Croft, p.143。

[20] E.P.Thompson，‘Caudwell’，Socialist Register，1977，p.232.

[21] E.P.Thompson，‘Comments on a People’s Culture’，Our Time, October 1947.

[22] E.P.Thompson，‘Poetry’s Not So Easy’，Our Time, June 1947.

[23] 见Andy Croft，‘Walthamstow, Little Gidding, Middlesborough：Edward Thompson the Literature Tutor’，in Beyond the Walls：50 Years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ed.Richard Taylor, University of Leeds Press, Leeds，1996，pp.145—148。

[24] Thompson, Collected Poems, p.56.

[25] Thompson, Collected Poems, p.63.

[26] Peter Scott，‘Voluntary Exile from History’s Mainstream’，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27 June 1980，p.7.

[27]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作者应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译者注

[28] E.P.Thompson, William Morris：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 Lawrence and Wishart, London，1955，p.832.

[29] Arnold Kettle，‘William Morris’，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22/7/55，p.413.

[30] E.P.Thompson，‘Socialist Humanism’，New Reasoner 1，Summer 1957，p.109.

[31] Thompson, Collected Poems, p.75.

[32] ‘Postscript：1976’，in William Morris：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 rev.2nd edn, Merlin, London，1977，pp.770—771.

[33] Ibid.，p.786.

[34] ‘Postscript：1976’，in William Morris：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 rev.2nd edn, Merlin, London，1977，p.786.

[35] Ruth Kinna, William Morris：the Art of Socialism,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Cardiff，2000，p.162.

[36] John Silkin，‘The Symposium’，Stand，20，2，1979，p.11.

[37] E.P.Thompson，‘Commitment and Poetry’，Stand，20，1979，2，p.53.

[38] Ibid.，p.50.

[39] 这里和下面几处不知为何变成了‘Poetry and Commitment’，译文选择保持与注释和上文中的题名相统一。——译者注

[40]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Chatto and Windus, London，1958.

[41] 参见Ruth Kinna关于莫里斯这本经典著作的形成及意义的优秀的概述性研究。

[42] Thompson, Collected Poems, p.78；ibid.，p.80.

[43] E.P.Thompson，‘Commitment and Poetry’，1978，p.53.

[44] 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113.诗歌译文参照的是卞之琳先生的译本。

[45] 见E.P.Thompson，‘Homage to Tom McGrath’，in Thomas McGrath：Life and the Poem, ed.Reginald Gibbons and Terrence Des Pres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2。

[46] 引自p.20，Thompson, Collected Poems。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