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波立特：我的学徒生活（1940年）
第二章 曼彻斯特的州辩论会
1910年到1914年间，我和几个最亲密的同志总是惯常把礼拜六黄昏消磨在曼切斯特市场街的州辩论会里。
我们是多么热切地倾听着这些辩论啊！我注意所有辩论会上出名人物的辩论方式：那个高个子、一表堂堂的格雷先生，见到他总令我想起我曾见过的已故的奥瑟·巴尔福的像片，一个不折不扣的保守党员；还有那个有胡子的激进党员惠德尔先生。格雷和惠德尔一开始讲话，气氛就似乎热烈起来了。真的，辩论并没有多大变化，他们所辩论的中心议题总是环绕在“自由贸易和税率改革”、“保守党抑自由党”或“社会主义会毁灭劳动人民的独立吗？”等问题上面。
格雷先生站起来取得发言权时，他的常礼帽和阳伞总是常和他在一起的。我从未见他离开过这两件东西中的一件。我敢确信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他将完全无法发表他的演说。
惠德尔先生一讲话，一里之外也能听到他的声音，而且每当他声音提得最高的时候，听众中几个调皮的家伙总要嚷着：“再响一些，惠德尔！”他也从来没有使他们失望过。
其次，有无政府主义者温德先生和社会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汤姆逊先生与鲍勃·怀特赫德。
因为年纪较轻，我们都拘谨地坐在后面，从来不敢讲一句话。我参加辩论会两年之后才敢鼓起勇气对那些在我当时看来是一批威风凛凛而好批评的群众讲话。
这辩论会使我与一个英国北部老社会主义者们所熟知的人物名叫摩西司·白立兹的有了亲密的个人接触。我听他发言达几十次，虽然他把格雷和惠德尔嘲弄得够瞧，可是这和他用来对付工党改良分子的蔑视程度来比，并不算什么。
我们离开辩论会，常停留在梯勃街的街头，那边常有一群一群的人在“辩论着疑问”。我们可以听到天下的问题都在被热烈地讨论着。这是很粗率杂乱的，但却是挺好的经验，它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答案以及各种可以想象的看法。
我原希望我一直是一个好听众；可是由于我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坐在辩论会里，一种思想掠过了我的脑海，“上去吧，孩子，试试看。你会比他们更好地解决问题的。”这样，仗着一股青年自负的劲儿，某一个星期六晚上我上去了。一经站定脚跟，看到摩西司·白立兹恰好就坐在我的对面，我不禁吓了一跳。他巨大的体型实在比看到火烧丛林的场面还要来得可怕；然而要退缩已来不及了。我讲了些什么，以及如何讲的，我现在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刚坐下，摩西司就立刻上台了。我想，现在我得和别人一样受到攻击了，因为没有人曾经听到摩西司对任何人说过一句赞赏的话。但是使整个群众、特别是我出乎意外的是，摩西司说出来的竟是那样高度的赞赏，使得我一星期之后还觉得害臊。“这样年轻的人竟会有如此出色的成绩，”他总结道：“这里有一个极有前途的社会主义者。”
辩论终结之后，摩西司走过来作自我介绍，这样就开始了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他去世的日子。但是，我应该讲老实话，以后在我的政论上从未再得到过摩西司的一句好评。
我恨不得尽快赶回家去吿诉我母亲。啊！我一定是被“成功冲昏了头脑”，因为在第二个星期六晚上，我竟无限自信地、大模大样地参加了辩论。摩西斯在我讲完了之后就给了我一顿令人沮丧的批评，把我所有的自高自大都全部打垮了。我想我将永远不敢再在辩论会上露面了。关于这，在我回家以后，我连一个字也没有向母亲提起。
摩西司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很少人能够像他那样以各种方式来谋求生路，有个时期，他做了“曼切斯特卫报”音乐问题的经常投稿人，成了一个有点儿身价的音乐批评家。有一次，他以工作抵路费到蒙德利去，在那里他替一家大报充当音乐批评家。一个很著名的首席歌剧女演员到这城市来了，摩西司的工作是被指定替她写捧场文章。在她的歌唱班底中有着一个不甚有名的艺人。第二天，摩西司的报道竟整栏地用来赞扬这位无名艺人的优点，而结论只简单地提了一句：“某某夫人同时也唱。”
第二天，摩西司被撵走了，他还是以替人工作抵路费搭着牲口船回到了英格兰。他一到奥本萧，正是比尔·奇替我们支部指导社会主义宣传周的时候，他一跨进我们的厅里，看到出卖红旗牌太妃糖和巧克力糖以及登载合作社靴子的广吿，他的批评是非常尖锐的。
在我们重新会晤的时候，我们一伙人都“艺术化”起来了，那时霍里曼小姐正经营着一家“快乐戏院”，人们常常可以在搂座上看到我们。后来有一个名歌剧团到“皇家戏院”来表演“坦豪赛”歌剧。根据广吿所载，还有一个特别扩大的管弦乐队伴奏，我们就邀请摩西司跟我们一块儿去。
我们晓得摩西司是最了解华格纳[1]——的确，他最才华横溢的演说之一，就是“华格纳和社会主义”。站了几小时的队，我们买到几个楼座上的好位子；可是当管弦乐队刚奏完前奏曲，摩西司就跳了起来，大声地喊着，使整个戏院都听见了，“同志们，出去！让华格纳这样受糟蹋，简直是一种耻辱。我即使在自己家里举行圣诞节晚会，也不要这样的乐队伴奏！”
同志们驯服地跟着这位领导人出来了；可是，无论如何，谁都会感觉到，他自己那天晚上是被抢劫了一次。
把关于摩西司·白立兹的事情一件一件地写出来，是足以引人入胜的。最后一次我遇见他时，是在从圣·潘格勒斯到曼切斯特去的火车上，那时距他去世并不久。一车的人在到达目的地前对于我的罪孽都已知道了。他不停地申诉我，只有在火车通过皮克区时他停下来高声淡论他的理论（他的理论我是完全同意的）的时候才算中断了一下。他说，英国有着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可是“你瞧，帝国主义的艺术破坏者们，为了榨取更多的利润，是如何亵渎着德贝郡啊！”
我很高兴，州辩论会使我有结识摩西司的可能，并且这还是一个第一流的训练所。我享受着在那里所过的每一分钟。我所学习到的很多零碎的东西，有助于把我武装成演说家和鼓动家；因为这两者并不是同样的东西。我经常看到某些社会主义的忠实同志站在辩论会外，一到辩论结束，就来兜售小册子和文艺作品。这常被看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可是他们一夜又一夜地坚持着，即使他们售出的只是少许，可是通过这少许的东西他们已吸引了许多人。
回溯这些消磨在辩论会上的晚上，现在是容易加以批判的。除了少数的例外情况，政治问题的讨论只是重复资本家报纸上所已提出过的论据；而且都是以正统派作家的政治和经济著作为根据的。我们还没有能够知道，工人阶级如果要循求前进的道路的话，就必需用新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他们的理论应和他们的实践一样，都必须是革命的。真的，我听到过《资本论》这个书名，可是那时我还不曾读过它。对于这个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业已准备妥善的思想武器的军械库我一点也不知道。今天情形就不同了，当许多工人们聚在一起讨论时，如果还有极少数的听众对这两位大思想家以及他们的后继者列宁、斯大林的名字还不知道的话，那也不过是极稀有的现象罢了。
然而，不管这个缺点如何，我们的会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很有价值的——无论如何，至少，对于我是如此。它启发了我，使我晓得除了家务和工作以外，还有各种经验的存在。在我现在看来，它是产生要求美满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文化和思想都有着它们适当地位）的一种诱导力量。换句话说，它们帮助在社会主义的架子上加上了骨肉。我们必须永远不要忘记这方面的社会主义宣传，因为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所要创造的文化决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将包含整个过去发展着的文化，并注入新的精神和力置。这种对新文化、对更广泛更自由的生活的要求，就是丰富我们整个政治见解的力量。
[1] 德国作曲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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