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波立特：我的学徒生活（1940年）
第三章 露天演讲
大约在十七岁的时候，我试作第一次公开演讲，初次的尝试总会使人萦怀难忘。当我写这件事时，我初次在玛格莱德街大楼请鲍尔登司基小姐讲解“优生学”的会上充当主席的情景，犹历历如在目前。无疑地，我从那次演讲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总之，有人吿诉我，那一晚我在倾听着她讲解到问题的某些方面时，从我脸部的表情来看就可以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既经开头，我随即热烈地希望当街头会议的主席了。这是一件不相同的事，可是我却喜欢它。有人提议我该去做的时候，我从没有一次退缩过。在另一方面，我也不能这样肯定地说，我对这工作毫无推进之处。
我们那时最大的野心是想替比尔·奇和琼斯充当主席。我们常常为了我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宣传周”请来这些同志。我们在广吿上把比尔·奇写作“社会主义者的无畏战舰”，把琼斯写作“口若悬河的演说家”。比尔·奇是我最崇拜的人物。我个人私下的愿望就是盼望有一天我能够变成一个像他一样出色的演说家。所以，当一个礼拜日晚上我被邀在奥本萧的格兰斯摩亚旅馆外面替他当主席的时候，我是幸福极了。
我常常化费很多时间克服种种麻烦来准备我的演讲词；我以为不那样做，对听众实在是一种侮辱。但是礼拜日的晚上我所能利用的时间却只有十分钟，我从未这样熬费心机过，幸而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从那一晚上起，我便对比尔·奇经常有一种友谊的温暖感觉。他对我帮助很大，劝我该读些什么，如何去硏究，以及如何使我的意见出类拔萃。他的名字对于这一辈人是默默无闻的，可是国内许多地方的老前辈们对于比尔·奇却都有着怀恋之感，尽管他是那样粗鲁直言，喜怒形于色。
在某些事情上，比尔是个严肃的人，而且一直是如此的。我常常试着去贯彻他所坚持的要求：经常准时开会，推荐文艺作品，经常在酒吧间关门之前开完会——工人们是喜欢留点时间喝酒的。
琼斯的个性就完全不同了。据我看来，他是我所听到过的最伟大的演说家。他一表堂堂，有着很好的嗓音和完美的措辞；在他演讲的时候，奥本萧的灰黯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他的听众们能看到社会主义所能够并且将要建立的奥本箫。人们讨论着“追求一线光明”；而琼斯所显示的，实超过这一线光明。在听他演讲之后，第二天的生活和工作就显得特别轻松愉快，并且连续好几天都是如此。读威廉·摩里斯的作品对我也有同样的效力。如“来自无有乡的消息”、“到这里来，青年们，听啊！”这首诗——它们是如何描述了社会主义所能达到的情景啊！就算有些锦上添花吧，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可是我在当时喜欢它，直到现在还是喜欢它。
这种宣传到今天是连一半也没有了。我们都已变成如此坚定和现实，我们已不好意思把幻想——那显现出朝夕期待着的乐土的情景的幻想——描述得那么美丽。它已在我们的演讲、报纸和小册子中消逝了。谁如果还敢谈论“一线光明”的话，他就有被指责为感伤主义者的危险。然而我敢确信，正是这种口头的鼓舞激起了那不可摧毁的力量。它帮助了运动的先躯者坚持为自由而斗争。那个时代是比如今困难得多。
我那时在大会里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演讲家。前面我曾经说过，我如何常常到曼彻斯特若萧姆路的现世厅去。在某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同狄克·霍林斯，一个名符其实的、年老的社会主义的忠实同志一块儿去。他有着比我年纪还大的儿子和女儿，可是他常喜欢带我去开会，特别是去现世厅。那一个星期日下午的演讲人是孚得，他在演讲中，谈到在他年轻的时候，却尔斯·勃莱特赖夫是怎样地要他当全国现世协会的书记，孚得说：“由于青年的卓越胆量，我同意了。”
就在这一晚，我到奥本萧的社会主义者大厅里去，那里有里斯和西汉姆地方鼎鼎大名的勃脱·克立普主讲。为了某种缘故，他没有到场。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克立普是一个非常有力量和诙谐的演说家。大厅已经满座，同志们正谈论着怎么办，不知是谁开玩笑似地说了一句：“哈里，你倒可以担任下去。”由于青年的“卓越胆量”，我立刻就回答：“好，我来。”
至于我说了些什么，即使你把皇冕上的宝珠给了我我也无法吿诉你。我只记得当我被人介绍以后，我就想到我母亲的眼珠一定会从她的脸上突眶而出，并且等我问到家里时，我好像又会发觉犯了无数文法上的错误，以至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拭去波立特家声上的这些污点。但无论如何，在这之后，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了。我既咬到了一块东西，决不会随便让它丢掉的。
我每逢经过古巷、格兰斯摩亚旅馆、中途大楼和泰勒街——这些经常开露天大会的会场，想起我从前给予奥本萧男女工人们的演讲时，总觉得很有意思。我得赶紧加上一句，他们之中，很少有人停下来倾听的，这也难怪他们。我滔滔不绝地讲着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主义、重商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都是我们当时演讲的基本论题；然而他们听着竟无动于衷。我们很少说到日常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也不鼓动大家马上拟订行动纲领。对于我们来说，这样会沦为改良主义，并且还要挨骂的。
我第一篇活叶文选是论“改良与革命”，我将永不忘记当奥本萧社会主义者协会决定把它印出来时，我是多么地骄傲啊！这些年来我一直把它保存着。这种年轻革命者的自高自大现在看起来虽然很可笑，可是我还能记得当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东西印出来时的那种心醉神迷的情况呢。
也许再没有别的东西比这篇活叶文选更能反映出我们在当时革命运动中进行工作的气氛了。我们年轻、热情，急于尽可能做好提高工人觉悟的工作；然而我们还不能摆脱小圈子的宗派观念，我们完全与群众运动脱节，然而却还以为自己是很了不起的一部分呢！
当你对自己说：“他究竟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呢？”甚至于更强调地说：“他怎么竟能怂恿别人把它印出来呢？”；你还该记得，今天一般人可以得到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在当时我们是一本也没有的。我们所能采用的宣传品几乎只有《共产党宣言》、寇尔版的马克思《资本论》、《社会科学丛书》（美国也有发行的）、丹尼尔·德·雷翁的小册子，差不多所有的就是如此而已。而且这些书大部分不是一个小伙子的购买力所能达到的。在二十一岁满师以前，在他每一先令工资中拿出一辨士的零用钱就算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说得准确些，我一星期只有一先令三辨士的工资。尽管如此，我还是把我点点滴滴所凑起来的钱，全都用在买书上面了。社会主义者俱乐部的会员们经常每星期付给图书部三个辨士，我就是这样开始建立我的图书室的。
我知道一般有钱人家的儿子及继承者到达成人年龄时所耽迷的多阔绰的事情。在我所工作的厂里，职工们常常凑钱买礼物送给上司的儿子。可是我在成人的时候，我母亲送给我《资本论》第一卷，作为二十一岁生日的礼物，我觉得我简直是富有天下了。这等于一个工人第一次知道自己的阶级已拥有世界的六分之一——苏联时的感觉一样。
我作为一个演说家的名气慢慢大了起来。1911年至1914年的夏令期间，我所收到的出席会议演讲的邀请书遍及兰开夏和约克郡的各城市：利物浦、老哈姆、波尔顿、里斯、赫德斯斐尔特、格林姆斯比等地。那时候，我在讲堂上看上去是这样的一个小娃娃，甚至在我第一次出席时，同志们还以为我是被派去代表我父亲的。在介绍我是主要演讲人的时候，他们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
我最常去的地方是利物浦，我常记得第一次到那里去的情况。我已准备好我所认为的很好的讲材。这是一个星期日，恰在“铁坦尼克”号轮船赴美作处女航行失事之后。报纸大登轶闻说该船在下沉时乐队还奏着“上帝，我更靠近你了”的曲子。我在现世厅所受到的训练正好拿来对付这类题目，我要给他们尝一次扎扎实实的伏尔泰[1]式的锅炉制造工人的讽刺。
主席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利物浦人物，叫做苏格。他在七点钟会议开始时就解释道，他要讲几句开场白，“给听众指出从曼彻斯特来的有名的演说家哈里·波立特所要谈的几个要点”。他指示得这样周到而成功，直到九点钟还在使劲地说；可是，那时我已搭上电车去赶回曼彻斯特的火车了。我始终未上讲台。
然而，真情实事使我不得不补充一句，广大的听众都很欣赏苏格同志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丝毫没有注意到这颗来自奥本萧的星，它连闪一下都不允许，更谈不到放射光芒了。
我第一次参加辩论也在利物浦。不久以前，我曾经在曼彻斯特一个公开的会场上攻击了韦尔敦主教。这引起了当地人士的兴趣。在布特尔的某一个星期日晚上，一位自由党的校长向我挑战，要作一次“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辩论，那正是我所擅长的玩意儿。
辩论会是在一个爽朗的夏季的晚上举行的。这一晚恰是“阿奎泰尼亚”船首次到摩西赛的日子。我还记得当我看到它隆重的下水典礼时，心中充满了对工人的技术的骄傲。
同志们吿诉我，我在那次辩论中辩论得好极了。这位校长于结束讲话时只好对听众们说：“这显然是我犯了错误，竟然跟一个只是从廉价的小册子那里受到教育的孩子来辩论。”这句话本来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的；可是相反地，它却把我激得跳了起来，我说道：“我很引以为荣，廉价的小册子居然使一个工人能够全面击败一个号称有学识的校长先生。”
1913年都柏林大罢工期间，奥本萧支部很积地筹款筹粮，并且尽力广泛宣传罢工的理由。那时对詹姆斯·康诺雷和杰姆·拉金的名字，我已很熟悉；可是当我接到英国社会党格林姆斯比支部的邀请，叫我到那边铁伏里戏院代表杰姆·拉金去演讲的时候，请想一下，我是如何的惊奇啊。本来是厄尔奈斯特·马克鲁当主席，可是他正被牵涉在离婚诉讼案件中，因此，叫杰姆·拉金在公共讲坛上与他一同出现，这是一件不大恰当的事情。因为他们存有这样的偏见，认为，罗马天主教徒会群起反对他的。
马克鲁到奥本萧演讲时，我曾好几次碰见他，我非常羡慕他的口才。这是我第一次在真正盛大的会议上演讲，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街头的孩子”。我记得这一次罢工基金的捐款超过了十七镑，这使我的老同志大卫·华尔姆斯雷大为高兴，从党成立开始到1939年11月他逝世时为止，他一直是共产党格林姆斯比支部的书记。
在我空闲的时候，我常和“号角”俱乐部里的大队人马一起出去。我听到他们彼此常开玩笑，可是在俱乐部里，这是一个事实，它使得辛勤艰苦、为贫困所迫的青年生活过得愉快些。
每星期日上午，假如我不演讲的话，我们便出去走走。“靴子！”是我们发出的招呼，我们收到的回答是“靴刺！”我们多半是去柴郡的小村子里吃午餐，在吃午餐以前，哈莱·费旭总是大声叫喊着说：“全部出发，给他们十分钟的福音。”大多数俱乐部的会员都参加了玛格莱德街歌唱队，于是，不是哈莱·费旭就是杰姆·克劳司莱（他对我说来总好像是个哥哥）带着头唱了起来。通常是唱这首歌：
年轻的时候我躺着做梦，
看见一个光明幸福的国度，
那儿，它种种的幸福向四处大量布送
所有的人都能同样享受。
那儿，贫穷的可怜相，
永远、永远再也看不到，
而同胞中的那批懒汉啊，
得不到人们的尊敬。
歌唱使行人停下步来，然后我就作十分钟的演讲。很少有人停下来听，可是我们觉得已尽了自己的责任了。我们高呼：“英国，起来吧！”的口号结束了我们的演说，然后再走到别处去。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在另一个乡村的草地上重新演一番。多了不起的日子啊！
假如今天一些少数聪明人中了咬文嚼字的毒，嘲笑这批“感情冲动的家伙”的话，只要他们能够出去亲自看一看我们英国的街巷和乡间的草地，他们的工作效率就会大大地提高了。许多喊着“靴子！”的青年和许多回答“靴刺！”的青年从这种活动中获得了同样的启发，也正是这种启发后来才使人们到西班牙去采取实际行动，在敬礼时，紧握着拳头高呼：“红色统一战线万岁！”
我个人对这些敬礼、口号和标语并不醉心，虽然我完全体会得到在使用这些宣传方法的后面的阶级意义。
写到“号角”俱乐部，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事情，那是母亲吿诉我的。当“号角”杂志第一期出版的时候，我父亲和母亲已到曼彻斯特去了。父亲把我抱在他的怀里，正如几年后母亲吿诉我的情形一般，他一听到“买‘号角’杂志”的声音，他就说，“这里，波蕾，你来抱哈里，我去买杂志。”从此以后，每星期总得买，直到1914年勃兰区福特到琴戈去为止。
1912年的复活节，“号角”年会在约克城举行。像现代狄克·突宾士[2]一样，我们出发了。星期日早晨，我们去参观约克大教堂，我为它的卓越技艺惊呆住了。我常听琼斯把中世纪的技艺和今天我们所生活着的机器时代造出来的劣质品相比较。我并不懂得任何关于哥特式或是诺曼式的建筑；可是当我立在约克大教堂外面的时候，我体会到石工和砖匠的理想与全神贯注，并从而想到成千成万的建筑工人今天仍然住在劣等的屋子里，生活在长期贫困和失业的不安状况中。
在开那些“号角”会议的礼拜日晚上，照例要举行一次盛大的游行。在这时候，劳勃脱·勃兰区福特总是最引人注目的，可是他并没有出现。由于参加的人多，必须举行一个补充会议[3]，当一批大演讲家在大会致词的时候，我就被邀在补充会议里去主持会场。我还记得我的话像一股洪流似地倒了出来（当时我讲得甚至比现在还要来得快！），及后，主席扯扯我的衣服，于是，我的片刻光荣也就随而结束。
下一个演讲人是弗莱特·勃兰姆雷，他当时是“号角”的领导人，后来成为职工大会的总书记。弗莱特一开首就说他并不认识刚才讲话的孩子是谁，可是，“我以为他总有一天，可以成为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物”。
1923年，有一次我有事需要到职工大会办公室去求弗莱特·勃兰姆雷。那时我是红色工会国际英国局中的活动分子，我们和官方的工会组织间正展开短兵相接的斗争。我要求和弗莱特·勃兰姆雷谈话，他竟拒绝接见我。我便传口信进去，说我是为了1912年在约克城举行的“号角”年会的事想见见他。当我一提醒他我刚才所讲到的事情时，他就动了好奇心，请我进去了。弗莱特的幽默感始终是很强的，我原来要向他请求的事情也马上获得允许了。
1912年，奥本萧社会主义者协会参加了曼彻斯特的统一会议。会上，社会民主同盟和许多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协会合并组成英国社会党。可是我们支部在这个党里始终不怎么感到愉快。我们受到总部的冷淡，特别是已故的兴特门。我和兴特门并没有任何个人的接触，可是由于他的傲慢自大，一副绅士派头，我从第一次看到他在讲坛上的时候起，就不喜欢他。工作一直没有推进，当我代表英国社会党奥本萧支部对于选举政策提出一些批评的时候，他在答覆中竟称我们支部是“愚蠢的无政府主义者”所组成的。
他所以要把我们形容成这个样儿，是因为我们是第一个在奥本萧工党根据地替曼彻斯特市参议会推荐了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来反抗工党候选人的支部。奥本萧是选举工党候选人的起源地之一。音乐工作者协会的已故的威廉姆斯就是这区的第一任工党市参议员之一。一九〇六年约翰·霍奇当选为包括奥本萧在内的高登区的第一任工党国会议员。
我们在一九一一年市选举的候选人是摩斯·赛特的鲍勃·怀特赫德，一位年长可敬的社会主义者。工党的候选人是劳雷，他以后成为海德和斯丹莱勃里奇选举出来的工党国会议员。这是一个艰难的斗争，不仅是为了政治上的问题，而且也因为怀特赫德和劳雷中间以前有着密切的私人友谊的缘故。
呵，投入这个斗争中的工作是多么热烈啊！我们的会议开得好极了。我们记录中都是大工厂里的演讲。我们自信是可以获胜的，当我们等待曼彻斯特的市政厅公布结果时，我们认真地讨论着如何把怀特赫德高举着走下市政厅的台阶。结果公布了。劳雷获得一六二八票，怀特赫德一四八票。我们难道就此垂头丧气了吗？一点也不！我不是在市政厅的台阶上说过吗：“这结果是有历史意义的，它给了革命的社会主义一种道义上的胜利。”
在一九一二年的市选举里，我们又来一次斗争，这一回可比上次来得高明了。会开得更好了，宣传品销售得更多了，并且还有着无限的热情。我们又梦想着一个肯定性的胜利。但是这一次我们的候选人只得了二六〇票。我们难道会泄气，会心灰意懒吗？一辈子也不！我们沿着市政厅的长廊走着，唱着“红旗歌”，我再一次在台阶上发言，大意是说：“年复一年，人民是会更了解我们的行动的意义的。”
这是一个坏天气十一月的晚上，只有曼彻斯特才会出现这样的夜晩，可是，它阻止不了我们在玛格莱德街大厅外面开一个胜利庆祝会，（这里除了我们自己一小伙人以外简直连一个别的人也没有来！〕，我们向这些忠实的同志解释，这些投给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二六〇张票，在国际形势上将有着震动世界的意义。冒着雨，光着头，我们又唱起了“红旗歌”。第二天早晨，同样的锅炉板，拿起来竟似乎轻了一些，青年时代是多么蓬勃有劲啊！
这使我记起我们所召集的一个支部特别会议来了，那是我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于一九一二年大选中取得胜利的消息公布以后召开的。我的老同志阿尔勃脱·爱兹赫特郑重地站了起来，提议发一个电报给奥格斯特·贝贝尔向他祝贺社会民主党的胜利，而且向他保证“奥本萧支部将全力支持他和他的党。”
然而，如果说全世界的眼光还没有正确地集中在奥本萧的话，那么某些狡猾的保守党代理人却已注意到它了。奥吐·根这个名字常被人提起，说他是高登和奥本萧保守党未来的候选人。有一次，在我放下工作预备进午餐的时候，我惊异地看到奥本萧支部派来的几个会员代表在等我。事情是这样的，奥吐·根的代理人已同他们接洽过，提议我们在高登推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来。一切费用都会有人负担，从事竞选的款子将交给一个我们指定的同志，而他必须站在毕卡笛雷某银行的外面，钮扣眼里插1朵花，“并且没有人会晓得这宗交易的。”我，作为支部的书记，必须说些什么呢？那是代表们所要知道的。
虽然我的宝贵的吃饭时间已很快地过去了，我还是有许多话要说，我就说了出来！我怒气冲天不顾一切地大骂了一顿。有人提醒我，认为我这样激动也许是不必要的，因为这在一九一〇年阿什顿选举的时候就碰到过。那时比尔·奇是我们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并曾经也有一大笔款子交到某些阿什顿同志们的手里。关于这，比尔·奇完全不知道，我真是太单纯了，我一生从未有这样冲动过。那时我所使用的语句不是在女子学校里所能够说得出的。这个提议立刻被我拒绝了。此外，我只有一次这样发怒过，那是一九三九年的十月里，我被免去共产党总书记的时候。一位挺有名的报馆主笔发了一个电报给我，说只要我“能在他的报纸上发表我的意见，就酬谢我二十个金镑。”我回复了他一封信，我想他会了解的；他总算还懂礼貌，马上向我道了歉。
我曾经碰到过许多这一类收买的事情，但毎次总是同样地立刻就解决了。某次，有一个人到王街共产党办公处来，从他的袋里取出二百五十镑的钞票给我看，他说“这是你的，只要你肯在赫克尼地方充当共产主义者的候选人”。我想他准会奇怪他怎么竟会被轰出屋子去的。也就在那个时候，我正几乎疯狂地想筹款来推持“工人日报”，或许我的心境有助于那家伙很快地将那笔款子存放到伦敦大菜市中去吧。
所有这些日子是多么蓬勃有劲啊，谁也不会感到疲倦。从工厂赶回家里，就得去参加经济、工业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班；从马克思著作中提出章节来竞相询问；比原作者更信以为真地引用着吉朋所著“英国工业史”中的章节讲给似乎还不太相信你的听众们听。我们是多么地坚定和有信心！我们都有着不可摧毁的信念，那就是在今天我能看到我们所争取到的工人将日益增多。
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时候，我清楚地想起了我们对于出版廉价小册子和印刷品的重视。在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个时候，奥本萧玛格莱德街上不可能再找到比我们更好的卖宣传品的摊子了。这是我们在大厅入口处所安徘的第一个地方。这是却利·奥本萧最喜欢干的事。他经常在夜里工作，很少睡觉。白天他得走遍曼彻斯特去找寻新的书籍；并且经常还得照顾他所重视的宣传品工作。某一星期日的晚上，他得意地宣称他买到了来自美国的路易士·鲍丁著的《马克思理论体系》一书。他那令人兴奋的神情使我们都想马上得到这部书，而且愿意每星期定额付款。
我记得在当时的大会上，主席的主要职务之一就是要看看宣传品是否已很好地登了广吿；有没有直接从讲台上出售。我们把这些小册子传遍工厂的方法是多么妙啊！我的一本《快乐的英国》，如今还在我的屋子里，全是油迹斑斑和龌龊的手指印，脏得简直不能读了。我们集体购买新书，向美国订却尔斯·寇尔公司所出版的各种书，再把我们的钱凑起来出版廉价的小册子。我一生不知喊了多少句“万岁”了，可是我决不厌倦再喊“廉价的小册子万岁！”。
比我年轻一代的工人们，是不会晓得在我所叙述到的日子里，出版小册子和活叶文选所作的牺牲的。我现在知道它们并不是最好的小册子，它们很少谈到任何工人们所面临着的实际问题；但是，有那样高的热情来从事售卖、传播以及取得售款，这就给了今天的工人运动很多方面的工作一个很好的榜样。当我说我们应把宣教委员看作是支部中的一个主要职位，并且把售卖宣传品的工作一般地认为是我们所有政治任务中最重要的工作，这并不是言过其实的。
谈到这一点，现在我附带有个要求，希望今天我们能更进一步地仿效这种精神，今天这一代的人可以很便宜地买到无价之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如拿我们刚进入社会时的情景来比，这种价钱简直要使我们垂涎欲滴了。当时我们很少有书店。今天，只要我在乡间走一转，便可看到一连串漂亮的工人书店和考莱脱书店。有时我怀疑我们是否是已充分地利用了它们。
[1] 法国文学家。——译者
[2] 英国传说中的著名绿林人物——译者
[3] 为那些因人满不能入场的人们另外开的会——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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