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1977年）
第一章 新的政党：理想与现实
（至1906年）
（一）
工党事实上是与二十世纪同龄的，虽然名义上并非如此。1900年2月工党创建于伦敦的一次会议上，以后历届年会即从这个日期算起。不过在1906年1月大选结束以前，工党一向是以“劳工代表委员会”这个比较不露锋芒的名称来进行活动的。
劳工代表委员会是怎样成立的？以后又是怎样终于变成工党的？长期的原因是复杂的。部分原因是1867年和1884年体力劳动者取得了选举权，就此提高了“劳工”及其领导人在选举上的重要性。不过就我们对美国政治的观察所知，单单这个因素还不够说明问题。为什么“劳工”至少在进入二十世纪时就多少是英国政治中一种清一色的力量？为什么它不能通过某一个现有的政党来实现其意图?这些附带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把我们引入了社会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领域。不过，不妨这么说，十九世纪末叶的社会和经济的各种变化，导致了体力劳动者的更大的团结。这一方面是由于把非熟练工人的标准提高到接近于技工的水平;另一方面是由于技工的相对地位受到了压抑，或至少是受到了威胁；此外，由于国内地方的、地区的和宗教的特征逐渐削弱，大大促使现有政党之间的分化。至于“劳工”为什么不能通过这些政党中的某一个政党来实现其意图，这要从它们的组织特点中去寻找原因，特别是从大部分劳工领袖所属的自由党的组织特点中去寻找。看来当时自由党在各选区的团体太僵化了，不能适应新的社会阶级的兴起。
在十九世纪初，几乎没有什么人把"劳工'看作是社会的一个独特的阶级。照阿萨·布里格斯教授的说法，人们比较通常地谈起的是“各劳动阶级”或“各中产阶级”，用的是复数。由此可见在这两类阶级中各有多种类别。然而,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期间，一个单独的“工人阶级”和一个单独的“中产阶级”的概念开始出现。1870年的教育法更明显地把英国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由父母负担其教育费用的人，另一类则是在“公费”学校[1]或教会学校受教育的人，几乎所有的体力劳动者都属于后一类。此外，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非熟练工人能够仿效技工成立自己的工会。在职工大会接纳这些工会后，它们就进入熟练工人的各个社团中去。与此同时，由于工业机械化和生产规模的发展，这些“行业”本身也发生变化。若干世纪来，工业的基本生产工序几乎一成不变，当“产业革命”在若干工业部门缓慢展开时,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工厂劳动替代了个体工匠的劳动——例如制鞋业或印刷业在这一时期受到很大影响，雇主与工人之间密切的个人联系和合作已成为往事。这样，那些关心于为自己和家庭获得最低生活水准，并使自己免遭失业的非熟练工人，在心怀不满的技工队伍中找到了同盟者。在这两支队伍中，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这是一种主张完全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信念,而往往象威廉·莫里斯[2]著作中所暗示的，是要回复到独立工匠的时代--但当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这个所谓“工人阶级"中，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曾响应这个“事业”。象大多数新的政治信仰一样，社会主义也是由几个中产阶级领袖热心倡导的；而到十九世纪末叶，由于已就业的工人比较富裕,这就削弱了社会主义者的号召力。
[1]指十九世纪末叶英国刨设的一种小学，学校经费由当地税收支出，行政由选举产生的董事会管理。——译者
[2]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作家。——译者
既然新取得选举权、越来越纯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热情不那么强烈，为什么它没有渗透和夺得一个现有政党(特别是自由党)的阵地呢？当时,自由党看来确实是比较容易渗透的，因为该党本身已经是某些政治势力的联盟，它们的相对力量又经常发生变化，而且在自由党中还有一个激进派，它曾强烈呼吁工人阶级的支持。但不幸的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自由党的组织机构变得相当僵化，党的领导人又缺乏改变这种局面的力量和决心。大部分掌握在商人、自由职业者和新教教士手中的自由党地方团体，很少推选工人为候选人，部分原因是它们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必须负担竞选费用和一个穷人的赡养费用；另外，如果“劳工问题”提了出来，它们的切身利益就将受到损害。年迈的格莱斯顿死抱着“平定爱尔兰”的“使命”决不肯接受那些年轻的劳工领袖们认为是重要的问题，诸如下议员由国家支薪等问题。在可能避免的情况下，冒险地陷入社会立法这个汪洋大海中去是违背他的准则的。
因此，1893年，在布莱德福成立了一个同自由党和保守党都没有关系的独立工党，其目的是想把工人送进议会。这个党的领导人承认，在帕涅尔领导下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成功地把一些主要政党的注意力集中在爱尔兰问题上，这一点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他们希望在社会改造问题上，采用同样的做法。这个新政党通过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党章，但是从党的名称看来，它希望赢得工人的支持，不管这些工人是不是社会主义者。独立工党的几位早期领导人对自由党的主要意见是该党没有推举他们为自由党的候选人。苏格兰矿工凯尔·哈第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他在1892年议会中当了独立工党的议员，后来他被当作独立工党的思想体现者。该组织还从非熟练工人新工会的会员中汲取了力量，这些会员担心如果没有某种立法的帮助，他们在工业上的得益会在下次商业萧条中迅速消失。独立工党成立后，又从那些在格莱斯顿引退后对自由党感到失望的人中取得支持。当这位“伟人”终于在1894年引退时，他的继承人是维多利亚女王遴选的罗茨伯利勋爵，是一位在公众中并无号召力的年轻贵族。他最出色的成就是在任首相期间曾两次在大赛马会上获胜（由于他的政府仅维持了十五个月，这功绩就更出色了）。后来他以一个对英帝国在非洲和其他地区进行领土扩张的强烈支持者的姿态出现。
然而在1899—1900年，当劳工代表委员会实际创立时，独立工党和其他社会主义组织（社会民主联盟和费边社）的力量已弱得可怜了。而到帝国主义成为英国政治的主要问题时，这些组织的成员一下子都离开了。这时国家受侵略主义的狂热所支配，这股狂热在南非战争时达到了顶峰。当时社会主义者很苦恼，这不仅因为他们关心的主要事情是国内政治，而且他们在多数情况下还积极反对战争。为了要了解为什么职工大会同意在1899年夏召开一次关于劳工代表问题的会议，又为什么出席后来的1900年2月会议的代表同意建立常设机构，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对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期间工会的沧桑作一番查考。
（二）
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中，有很多理由使工会主义者，特别是他们的干事感到不安和急于直接获得议会的代表权。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雇主们对工会主义的突然发展有强烈的反应,促使他们寻找扭转这种形势的各种可行的方法。同时，工业的发展，工业在全国地位的巩固和工业的一些新的组织形式，这些都是助长工业关系变化无常的因素。然而，人们不难这么认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各项法令公布以来，一向视为当然的工会主义的合法地位逐步被削弱，就是为了故意想搞垮工会主义的缘故。
为了让一批“工贼”来代替罢工工人而于1893年成立的全国自由劳工协会，无疑是对工会主义的一个直接打击。但实际上,这个协会并未获得很大成功，协会的主要影响常常是增强了罢工者的决心，而不是打垮罢工者的反抗。更重要的是,全国性的雇主联合会的发展构成了永恒的威胁：最好的例子是机械制造商联合会,该会在1897-1898年第一次进行了全国性的闭厂停业，那是机械业为反对机械工人联合会而进行的。雇主由于德国和美国在竞争上的成功而感到忧虑，认为改善他们竞争地位最好的途径是通过减少工资来降低成本，他们以羡慕的眼光看到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工会主义相当虚弱。1898年，进一步采取了成立雇主议会委员会的重要措施，目的是为了广泛地促进雇主在议会中的利益。
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工会的合法权利显然一直由1871年和1876年的工会法及1875年的结党为非和财产保护法令所规定。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一系列诉讼案件改变了这种状况，由于这些诉讼案往往是由作为最后裁决者的上院最后判决的，劳工领袖就常常匆匆作出结论，说这些判决是政治性的。政治因素左右着裁决者确是可能的，正如在美国，最髙法院据说是“跟着选举结果跑的”。但具有司法职能的上院情愿让工会因其干事的民事侵权行为而受到控告（这类事工会干事认为根据早期立法情况是不可能的），这无疑主要是由于公司法的普遍发展，特别是通称为“代理诉讼”这种方法的出现。然而，关于工会义务的法律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还未最后确定;在进入二十世纪时,工会干事关心的主要是他们的纠察权力，这顼权力由于“莱昂斯控告威尔金斯”一案的判决而受到严格限制（这一案件仅上诉到上诉法院为止）。如果工会主义者不能进行纠察,他们实际上就无力进行有效罢工。雇主议会委员会关心此判决，并向自己会员发表声明指出，目前工人纠察已变得“几乎无害”了。
在这种形势下，照例于九月份召开的1899年度职工大会不得不考虑铁路员工联合会的一项提案，召开由工会、合作社团体和社会主义团体参加的特别会议以制订计划争取劳工代表进入议会。这项提案原先来自铁路员工联合会唐卡斯特分会，是由一位独立工党党员托马斯·斯蒂尔斯提岀的，他曾在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期。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想看到这个新组织与现有的政党都不沾边。他的提案与凯尔·哈第和独立工党其他领导人的政纲完全一致。然而，如果提案在政治独立问题上过于坦率的话，可能不会获得职工大会的支持。事实上大家对提案进行了激烈辩论,矿工们反对此提案，因为在某些地区凭矿工会员集中这一条件，他们用不着其他工会的帮助就能够选举议员，迫使自由党接受他们的候选人（这就是所谓“自由劳工”议员）。虽然如此，提案还是以五十四万六千票对四十三万四千票通过。约有三分之一的代表弃权，从参加辩论的人来看，提案的主要支持者是新的非熟练工人工会的领袖，他们显然希望议会代表权将是他们的组织今后生存的重要保证。
职工大会开过后，在保守的职工大会议会委员会（在职工大会休会期间代表职工大会）和社会主义领导人之间，对由谁来安排劳工代表的会议和会议议程应怎样拟定是有些争论的。会议最后于1900年2月27日和28日在鲁德盖特广场附近的纪念馆举行，这次会议一直被视为,“工党的奠基会议”。但当时并没有认为这个会议已完成了工党的奠基工作。代表们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建立一个委员会以促进和协调争取劳工代表的计划：这个委员会类似1869年的劳工代表联盟或1886年的劳工选举委员会。委员会的经费很有限，也很简单，入会组织每一千名会员缴纳会费十先令，在这样的基础上委员会既不能任用支薪的干事，也不能为其任何候选人提供经费。会议未通过什么政治纲领，甚至没有决定新的团体是否要象老的团体一样与某一个或其他现有政党合作，或者还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党。
由于看来没有人想干这项工作，独立工党提名当时一个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拉姆齐·麦克唐纳当书记，竟然一帆风顺。同样幸运的是，第一任执行主席弗雷德里克·罗杰斯虽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也至少很想看到这个新团体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罗杰斯果断地修改了凯尔·哈第为该组织写的第一个文告的草案，照他说，是“有鉴于老式的工会主义者，这种人如果不能把我们推向前，那么确实可能是拉我们后退的一个重大包袱”[1]。然而,即使罗杰斯的温和作风也影响不了合作社团体的领袖。在出席了1900年全国合作社会议后，罗杰斯声称自己“在社会事务上，简直对付不了老一辈人那种顽固不化的保守主义，和年轻人那种乖乖的默从或轻率的蔑视”[2]。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不得不放弃取得合作社团体支持的希望。
[1]罗杰斯1900年3月13日致麦克唐纳的信，存运输大厦工党信件档案。
[2]罗杰斯1900年6月30日致麦克唐纳的信，同上档案。
至于为什么连最“先进”的工会也会迟迟加入，当然有很多明显的专门原因。这些工会的组织机构在决定问题方面设置了种种拖延障碍，虽然有些书记或执行委员会受权对这类问题采取行动，但是更通常的想法是认为需要或要求通过全体会员投票协商决定，或把问题留到年会或两年一次的会议上解决。凡是进行全体会员投票的，会员们漠不关心的态度也妨碍了作出明确的决定，因为投票率很低，就算是多数也常常被认为没有约束力。机械工人联合会书记、独立工党党员乔治·巴恩斯不得不写信给劳工代表委员会说:“联合会的会员在议会代表权问题上兴趣那么少,我们弄不懂我们怎么能参加。”[1]
[1]巴恩斯1900年11月7日致麦克唐纳的信，同上档案。
总的讲，第一年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工会是一些新的非熟练工人工会，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组织机构往往比较集中，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干事更倾向于相信政治行动--事实上，其中有些人是社会主义者。此外,铁路员工联合会也加入了,该会曾在职工大会上提议召开会议，由于该会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所以得益不少，有许多铁路法规都是在议会中讨论制定的。如果再加上两个主要的印刷工人工会和靴鞋工人工会——它们所有的工人都因发展迅速的技术改革而遭受损失，他们看来一直有一种异常激进的情绪——它们已占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第一年年底的会员总数的大约三分之二。
当然，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的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即独立工党，社会民主联盟（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和费边社。按照成立大会的决定，这些团体在委员会内获得同其会员人数和财务捐款不成比例的代表席位。费边社得一席，其他团体各得两席;这样，在委员会的全部十二个席位中他们占了五席。另外，劳工代表委员会的书记,该组织的唯一脱产干事（尽管没有工资），是独立工党提名的。可是社会主义团体在第一年仅提供百分之六左右的基金。如果不是三个团体相互间争吵不休的话，社会主义者控制和支配这个新组织的使命一定会有很大的实际意义。社会民主联盟，由于对成立大会上和第二年会议拒绝接受“阶级斗争”概念而感到不满，退出了劳工代表委员会,达样他们也失去了在委员会中的两个席位。费边社代表爱德华·皮斯反对独立工党企图把劳工代表委员会变成一个新的政党，并发觉在几乎所有意见不一致的问题上，自己都站在反对“社会主义者”的“工会主义者”的一边。因此，对这个从事政治活动的新组织来说，大量工作需继续依靠非社会主义者的工会领袖的热情。
（三）
由劳工代表委员会斗争得来的第一次大选，在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后仅六个月就举行了。保守党统一派的政府于夏季解散时，南非战争的危机刚刚解除，劳工代表委员会认为它可以从当时正在影响所有阶级（工人阶级也不例外）的爱国主义热情的浪潮中获得好处。由各个工会或社会主义团体提名的十五名候选人已由劳工代表委员会批准，尽管劳工代表委员会对他们只能够做到提供少量的传单和给予良好的祝愿。劳工代表委员会用于大选的全部费用只有三十三英镑。在这些情况下，它的候选人中有两人进入了议会,这与其说是它的努力的结果，倒不如说是好运气的结果。在德比，铁路员工联合会书记理査德·贝尔和一名自由党党员联合竞选，当选为议员；在默瑟尔，凯尔·哈第也有同样的情况。可以这样说，哈第的成功完全是由于幸运的巧合，因为当时威尔士矿工都反对南非战争，而在默瑟尔两名谋求再次当选的自由党党员中，却有一人不反对南非战争。
然而，只有两名议员的劳工代表委员会在议会中并不能起很大作用，特别是贝尔和哈第两人又不十分和谐一致。哈第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在很多问题上喜欢持有一种独立的立场。贝尔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对除了同他所属的工会——铁路员工联合会——有直接重大关系的间题以外，其他什么都不管的自由党党员。这次大选也选出了几名“自由劳工"议员，虽然只有八名（在议会解散时曾有十二名），但足以防止两名劳工代表委员会的人员被当作是劳工的代表。尽管劳工代表委员会可以自称这次选举的结果很好，但是不能指望他们会做很多工作，使没有加入的工会认识到加入他们行列的重要性。
真正加强了工会干事要求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愿望的是1901年7月上院对塔夫·维尔案的判决。这项判决是由于塔夫·维尔铁路在1900年的一次罢工而引起的。罢工期间，铁路公司总经理听从雇主议会委员会的意见，对铁路员工联合会书记在加的夫各站设置功阻工人上班的纠察而造成的损失提出控告。判决在纠察问题上重申“莱昂斯控告威尔金斯”一案的判决，并宣布应以工会基金赔偿工会干事的非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塔夫-维尔铁路公司获胜，并可以从铁路员工联合会处获得损失赔偿，事实上,铁路员工联合会不得不拿出总数为二万三千英镑的赔款（包括公司的讼费，不包括工会的讼费）。
果然不出所料，这样一个复杂的法律上的判决的影响引起了许多混乱，但大多数的工会领袖立即开始认识到，他们在反对雇主的不断斗争中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尽管他们继续强求下院中现有各党通过立法恢复塔夫·维尔案判决前的原状，同时，尽管他们认为自由党（当然是反对党）总的说来是起有利作用的，但他们仍为增加支持劳工代表委员会的人数而活动，这个组织答应帮助他们选举工会的会员当议员。结果是劳工代表委员会的会员从1901年初的三十七万六千人上升到一年后的四十六万九千人，1903年达八十六万一千人。
最大的增援是纺织工人联合会（总数有十万多会员的一个工人联合会）加入了委员会。这主要是由于在克利瑟罗纺织选区进行补缺选举而造成的结果，棉纺工人工会书记戴维·沙克尔顿被劳工代表委员会通过为该选区候选人。被考虑作为独立工党候选人的菲利普·斯诺登为了有利于沙克尔顿而退出竞选，这行动博得不少好评。工会在该选区的力量十分强大，以致尽管出缺的席位以前是一名自由党的席位，尽管沙克尔顿声明自己仅仅是一个劳工的候选人,但是不论是自由党或保守党都觉得不能对沙克尔顿的当选提出异议。继沙克尔顿顺利地通过后，纺织工人联合会进行了一次投票，决定他们是否赞成议会代表制。表决通过后，纺织工人联合会于1903年初集体参加了劳工代表委员会。机械工人联合会在经过长期的组织斗争（这种斗争在该组织决定重要事件时看来总是必要的）后，也在1902年内加入了劳工代表委员会。因而，至此尚未进入劳工代表委员的较大的工会只有一些矿工工会，这些工会在选举自己会员作为“自由劳工”议员上所取得的胜利，继续妨碍着它们同其他工会一起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或脱离自由党的积极性。
有了这些新的支持，劳工代表委员会在1903年2月于纽卡斯尔举行的第三届年会会议上才能够巩固组织，并严密其章程。入会会费率增加了，进一步设了一项强制缴纳的议会基金，用以支付议员薪金。结果是入会的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缴纳的款额从每一千名会员十先令上升到接近五英镑。显然，议员支薪这一规定为维护议员和候选人的纪律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会议认为这样可以使他们服从会议所作出的决定，即今后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必须“严禁参加自由党或保守党，严禁做助长自由党或保守党任何一派利益的事”。
这些变革大大地增加了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实力和独立性，使它比以前更象一个新的“政党”。同时，他们还使自由党总督导员赫伯特·格莱斯顿更加渴求同劳工代表委员会达成某些谈判条件。由于保守党统一派内阁在关税改革问题上的分歧，预期的提前大选使这件事变得更迫切了。因此，格莱斯顿和拉姆齐·麦克唐纳秘密谈判，商定一项协议，使得劳工代表委员会在提出其大部分候选人时可以不再受到自由党的反对。
保守党统一派政府在1903年并未垮台,从而避免了一场立即大选的危险。即使如此，麦克唐纳和格莱斯顿的协议仍是被确认了，协议虽是秘密的，但在避免劳工代表委员会和自由党的候选人之间的冲突上起显著的效果——至少在英格兰是如此,但是在苏格兰情况就不同了，在那里全国自由同盟的命令行不通。这项协议完全不顾双方的地方组织（即各个自由党协会和地方劳工代表委员会）准备提出候选人，并同所有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作斗争的积极性。在劳工代表委员会方面，或许只有凯尔·哈第完全知道这个协议,而独立工党的地方支部要求竞选是特别困难的。然而,由于缺少从中央来的财政支持，由于独立工党不能要求提出多于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总数的一定比例名额的候选人,独立工党支部就会大大受到遏制。
此外，幸运的是早在激进分子和独立工党都反对南非战争时已开始出现的自由党和社会主义者之间意见的和解，由于保守党统一派留任期间所提出的新问题而得到加强。自由党和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支持者（费边社除外）在反对1902年的教育法中能够联合起来，这个法令看来有损于新教徒的利益。自由党和劳工代表委员会也都能谴责张伯伦提出的关税改革计划，这个计划从1903年以后迅速地成为当时的主要政治论战问题。自由党和劳工代表委员会还发现“华工”是一个能打动人心的口号，即使这口号多少有点短暂性，因为中国契约劳工的进入南非是令人惊恐的，这里既有人道主义的原因，也有引起同英国移民劳工竞争的原因。
与此同时，劳工代表委员会能够创立一个补缺选举获胜的记录,从而使自由党人越来越深信合作的好处。威尔·克鲁克斯，一个颇孚众望的伦敦东区工人，在克利瑟罗顺利地获胜后，接着在1903年3月由于自由党的支持，在伍尔维奇与一个保守党统一派候选人进行竞选获胜；这一胜利加强了麦克唐纳同赫伯特·格莱斯顿谈判的实力。同年5月，尽管炼钢工人联合会书记约翰·霍奇在保守党的根据地普雷斯顿未获胜，但得到的票数却出乎意料之外。接着在7月，铸铁工人友谊会的阿瑟·韩德逊在巴纳德堡的三角竞选中,从自由党手中获得一个席位。克鲁克斯和韩德逊以及沙克尔顿的当选，使劳工代表委员会在下院的议员名额上升到五人。但是贝尔表示不愿服从1903年劳工代表委员会会议上声明的独立要求，于是在1904年，他被正式认为背离了这个集团。而新当选的三人中没有一个是社会主义者，或激烈的无党派人士，因此，麦克唐纳和哈第在继续执行政治上脱离自由党的狭隘路线上,遇到很多困难。由于根据麦克唐纳--格莱斯顿的选举协议，他们自己与自由党有合作的秘密约定，他们的工作确实是越发困难了。
（四）
当选举终于在1906年1月进行时，显然麦克唐纳关于劳工方面的选举计划已经完全制订好了。劳工代表委员会按原设想共有候选人五十名；其中各工会、行业委员会或地方劳工代表委员会提名的有四十人，独立工党提名的有十人。五十人中只有十八人受到自由党候选人的反对，而在这十八人中，有些人只是碰到自由党方面的非正式候选人的反对而已。在十个联合竞选的选区中，一名自由党候选人和一名劳工代表委员会候选人联合一起与反对派保守党进行竞选。自由党和劳工代表委员会之间的合作在兰开夏最圆满。当时兰开夏已是一个牢靠的保守党的地区，预计在该地区不会有很多变化,除非实现了此种选举联合。另一方面,在威尔士和约克郡，自由党的主张和政策仍然相当强大，其领导人感到不太需要对劳工作出让步；在苏格兰他们根本不让步。
如果大选的主要争论问题是在社会改革方面的话，那么尽管有选举协议，本来也可能发现自由党和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之间的一些冲突，和他们所得到的选民支持之间的某些不同点。然而，事实上大选的争论问题只不过是那些使大多数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分化的问题：即，关税改革，“华工”，教育和微不足道的第四个问题：爱尔兰地方自治问题。形势急剧地朝着自由党的主张和政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关税改革似乎威胁着已建立国外棉纺业市场的兰开夏。选举结果是自由党获得三百七十七席，超过所有其他政党的总和八十四席。劳工代表委员会随着自由党获得二十九席，其中在兰开夏占有十二席之多。
新议会的二十九名劳工代表委员会议员中，哈第、麦克唐纳和斯诺登等七人是由独立工党提名的。其余的人，虽是由工会或地方劳工团体提名、但也有很多是独立工党党员，有一人（煤气工人工会书记威尔·索恩）是社会民主联盟成员。然而，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当选的二十九人中只有五人是在自由党的反对中当选的，而五个人中至少有两个人只是碰到自由党的非正式的反对。其余三个人中有两个人是苏格兰劳工代表委员会的仅有的代表。共有十个人（占工党议员的三分之一以上）在联合竞选的选区当选，在这些选区中的另一名议员是自由党人。二十九名新议员全都是工人阶级出身，实际上五十名候选人中除了一个美国人斯坦顿·科伊特以外，其余都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中有些人是重要工会的书记——如煤气工人工会，炼钢工人联合会，造船工人工会和机械工人联合会——而另一些人曾长期担任工会干事；他们中很多人受到笼统的社会主义影响，但只有一、两个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自称笃信宗教——几乎全都是卫理公会教徒或公理会教徒。
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成功在那个时候曾引起了轰动，被击败的保守党统一派领袖贝尔福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他说新的自由党内阁首相坎贝尔-班纳曼只不过是随着社会主义潮流中的一只“软木浮子”。实际上，多半是另一码事，正如包括萧伯纳在内的几个社会主义者当时指出的：劳工代表委员会是随着自由党潮流的一只软木浮子。如果说在1906年有某一个“主义”获胜的话，这个主义就是格莱斯顿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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