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1977年）
第二章 压力下的压力集团
（1906—1914年）
(一)
1906年议会刚一召开，劳工代表委员会就采用了“工党”这个名称。工党的二十九名议员选出了干事和督导员。党在随后的八年中(1906-1914年)，虽然历尽沧桑，但分析起来看，还是相当团结的。从1910年的两次选举可以看出，自由党的那股曾经把工党带进议会的巨大的热情浪潮，是相当低落了。工党非常象是一只软木浮子，随着这股低潮一蹶不振，并在1910年的两次选举中失去了几个席位。而工党议员人数表面上的增加，(从1906年的二十九席到1910年第一次选举后的四十席，再到第二次选举后的四十二席)，完全是由于1909年矿工联合会决定加入工党后，新增加了大部分矿工议员，即前“自由劳工”议员的缘故。此外，1910年第二次选举后，工党的力量由于补缺选举的失利而减弱，大战爆发的时候，只有三十七名议员，其中十二名为矿工代表。因此，可以看出，工党议会党团这八年的记录，真正说起来，不是一个数字上升的纪录。
工党在议会里一经拥有相当强有力的代表，它就能与自由党脱离关系，并在完全独立的基础上制定党的政策和宣传计划,这种情况对工党是有利的。然而,不能这样做的困难很多。首先是议会情况的特点，迫使工党对自由党政府的提案不是投票赞成就是投票反对。议会里毕竟只有两个投票厅，要代表自己选区的选民，弃权不是一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方式。从1908年起，在劳合-乔治压力下的自由党，在社会改革方面确曾坚决采取主动,这种情况迫使工党要么支持自由党的方针，要么冒着受批评的危险，而反对这种切实可行的改革。其次，1910年第一次选举后，由于政府没有一个明显的多数，致使工党丧失了在前四年中保持的行动自由。如果政府要继续执政，那么工党和爱尔兰人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同时由于工党当时财政上特别困难，不敢冒重新解散的风险一至少在1910年第二次选举后不敢这样做，因为在那次选举中，工党好不容易才幸存下来。
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这是麦克唐纳-格莱斯顿选举协定的成功所引起的。我们知道，许多工党议员认为他们能够当选是靠自由党的支持，这在联合竞选的选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些选区里，有几个工党议员是和自由党人联合当选的。后来要进行补缺选举，因为在某一联合竞选的选区中的自由党议员死亡或晋升了，这种情况有时是会发生的。此时，议会党团和麦克唐纳本人（他代表联合竞选的莱斯特选区）极不愿争夺那些空缺席位，这种态度使独立工党的地方支部十分恼怒。
同时，还存在着这样的实际情况，即工党大大缺乏议会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才能，提不出其他令人满意的可取的改革政策。上文已经指出，工党议员都出身于工人阶级，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十分能干，但还是缺乏专业训练和行政管理经验。在他们的队伍里并没有中产阶级的费边社社员，他们也决不信任费边社的领袖,尤其是韦伯夫妇和萧伯纳，因为这些人很想用自己的思想“渗透”到那些较老的政党中去。特别是，西德尼•韦伯还曾经参与制订为大多数工党议员所反对的1902年的教育法。
工党自身缺乏紧密团结也是同样重要的一个原因。这部分是由于劳工运动的民主传统完全不能适应议会生活的要求。我们知道，无论如何工党总是一个许多独立组织的联合会。因此，提出议员的团体之间存在的分歧，特别是杜会主义团体和工会之间的分歧出现在议会活动中是很自然的事。几乎在议会党团的第一次活动——选举主席时，就碰到种种困难。（选出的主席不象在其他政党里一样作为党的领袖）。选举时，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独立工党的社会主义者哈第，另一个则是棉纺工人工会的沙克尔顿，他是一个非社会主义的工会领袖。第一次投票是记名的，两人获得了相同的票数，拉姆齐•麦克唐纳作为议会党团外工党组织书记而弃权。然后进行了一次无记名投票，麦克唐纳再次弃权，选举结果和上次相同。最后,在麦克唐纳的参加下再进行一次无记名投票，哈第当选了。这次表决的结果使哈第只得同意不当长期的主席，而赞成轮流担任主席。因此，在1908年，社会主义者称之为工会“老保守”领袖之一的韩德逊接替他担任主席。1910年机械工人联合会书记乔治•巴恩斯又继韩德逊任主席。1911年，巴恩斯患病，再由麦克唐纳接替他的位置，他的议会活动能力同他的行政管理才能是完全相称的。
在主席人选替换如此频繁，以及党内成员的政治观点总是存在重大分歧的情况下，党的纪律涣散是不可避免的。哈第显得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议员，他宁可单独行动,也决不愿适从集团的决定。在1907年的工党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反对任何以财产特许权为根据的妇女选举权法案，哈第立刻说他宁可从议会党团中辞职，也不愿接受这项决议作为他的政策。因此，议会党团便匆匆作出一项决议，允许他在这个问题上违反党的政策进行表决。[1]在以后的几年中，这件事为其他想要表示自己与集体意见不一致的人开创了重要的先例。事实上，这就是以后列入工党议事规则中的著名的“信仰条款"的起源。
[1]在1907年2月11日他们召开的会议上.见《工党通报季刊》，1907年4月，第3页。
作为主席的哈第，经常委托党的督导员韩德逊在“议长背后”商谈各种事务。1907年，哈第因病大部分会议均未能参加。因此，1908年韩德逊当上主席时，就不是毫无经验的了。但是哈第对韩德逊抱有很大的怀疑，认为他比自由党好不了多少。就在韩德逊任职的第一年年底时，哈第在给他的独立工党同僚布鲁斯•格莱西尔的一封信中露骨地写道：
我预料下一年仍是韩德逊任主席，那就是说反动和胆怯仍将占上风，并给我党在国内的运动带来惨重的后果。我对为那些我不能负责的和那些我极少同情的事态进行辩解逐渐感到厌烦。以后，当矿工加入时，年会将受到煤业工会和棉纺工会的控制……那意味着更加反动。有时候我看到我们多年辛勤劳动的果实被那些决不是我们自己的人，甚至现在还对我们搞阴谋诡计的人摘去时，实在感到痛心……[1]
[1]哈第1908年12月27日致格莱西尔的信，见《格莱西尔文集》
这种互相猜疑和意见的不一致，在许多问题上引起了公开冲突。1910年以后，一个由哈第、斯诺登和兰斯伯雷等人组成的明显的社会主义叛逆者的“脱党小组织”出现了。麦克唐纳没有加入这一组织，在他当工党主席时，他在社会主义叛逆者那里遇到的困难和韩德逊遇到过的一样多。正如1911年协助制订保险法的财政部官员布雷思韦特谈起工党官员时所说的那样：“他们不为自己的人说话，不知道自己的人想要什么，不能约束自己的人服从——这是一些相当难对付的人。”[1]
[1]布雷思韦特1911年7月28日日记，引自他的《劳合-乔治的救护车》,1957年版,第196页。
（二）
如果议会党团内的社会主义者对于其工会主义者的同事来说是既难对付又难以忍受的，那么不用说议会党团外工党组织中的社会主义者就更难对付，更厉害了。独立工党的基层党对于限制他们的活动很反感，这是由于他们的领袖联合了工党，并通过工党，又联合了自由党而强加给他们的。工党在1906年的两个成就——“劳资争议法”（恢复塔夫•维尔案判决前的原状）和极有限的“学校供膳法”——对社会主义者很少起作用。早在1907年，当年轻的独立工党党员维克托•格雷森在科恩谷的一次补缺选举中被提名为候选人时，工党的挫折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格雷森未能正确地做好争取公认他为候选人的工作，没有得到地方工会领袖的承认。因而，他只得在没有工党的正式支持下进行战斗。但是既然别无他法，他便只好宣称自己是个“彻底的社会主义者”，他设法在三角竞选中获得了前自由党的一个席位。这使所有的政党都大为惊异，而使工党感到不知所措。很可能正是这次社会主义的表面上的“兴旺”，使劳合-乔治确信有必要在内阁内部催促实行社会改革。
在威斯敏斯特，工党议员们视格雷森为流氓无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的过错所致，因为他急于想做的，是在威斯敏斯特轰动一番，而不是为建设性目的寻求可与之合作的同伴。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曾使用过类似策略的哈第，对于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工党的时期继续使用这些策略感到不满。然而，如果工党事实上是在努力争取人们重视一项建设性纲领的话，那末哈第的不满会更有道理些，但正如哈第本人所承认的，情况不是这样——他在1910年确实说过，工党“已经不能作数了"。[1]
[1]独立工党《年度报告》，1910年，第58页。
当然,有一部分麻烦是由于在劳合-乔治压力下的自由党从1908年起正在采取主动而产生的。作为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在多大程度上故意挑起上院否决他的预算案，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他必然在早期就认识到事情这样发展将大大有利于自由党，因为这给了他们一个可以诉之全国的宪法问题--这问题可以团结那些仍然倾向于不同意社会改革的形形色色的支持者，同时，工党也提不出什么不同的建议。实际上，1909年预算中提出的改革——主要的新内容是一项地价税和一项小额的特别附加税——并不特别使人吃惊,只不过有些惹人恼火而已;上院中保守党统一派多数否决预算案无疑是犯了一个严重的策略性错误，从而使自己处于宪法上的危险地位。
1909年选举期间，工党在法院突然受到一次意想不到的打击。这就是“奥斯本案的判决”，判决宣称工党从工会中筹措资金的制度是非法的。奥斯本是铁路员工联合会会员，他反对工党强行征收会费来供养其议员。他请求对工会施行禁令，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并于上诉中得到上院的支持。上院议员提出的观点是，由于在1876年“工会法”中工会的合法目标内没有提及政治活动，因此是非法的。上院议员还对工党议员必须保证他们在下院的行动要遵守党的指示的制度,提出不同意的看法。
这项判决削弱了党的财政收入,工会用各种办法企图在自愿的基础上继续支持工党，但由于他们的会员表现冷淡而未获成功。在职工大会支持下，工党决心通过一项法律以推翻这个判决。此时，工党还必须对付1910年的两次大选，在这两次大选中，显然还要依靠自由党。1月份的选举中，在自由党的公开反对下工党没有一个人当选，12月份的选举除有两名矿工获得席位外，结果相同。
在这两次大选中，第一次格雷森就失败了。但他在议会外面已变得比在议会内更为重要，因为他正在发起一场强有力的运动，据他看来，是要使社会主义运动摆脱“劳工联盟”的羁绊，这场运动不仅获得了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联盟的支持（正如所料的一样），也获得了独立工党的大部分基层党员的支持。从1907年起,独立工党的会议就已成为凯尔•哈第和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力量真正受到考验的场所。1909年，在一场不利的投票选举后,独立工党的“四巨头”：哈第、麦克唐纳、斯诺登和布鲁斯•格莱西尔，都从该组织的委员会辞职，尽管他们的政策最终得到了赞同。
1910年，当独立工党委员会的四名新成员出版了一本题为《让我们改革工党》的小册子时，独立工党内部的竞争更进了一步。这本由于封面的颜色而称为“绿色宣言”的小册子猛烈谴责独立工党领袖放弃其原先的立场。宣言说，这就是“工党必须为社会主义和本身的利益,无所偏袒地与两个资本主义政党进行斗争”。[1]独立工党部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但是叛逆者未能获得党的控制权，这可能因为格雷森不是一位好领袖,他非常爱喝酒，在岀席会议方面也很靠不住。
[1]伦纳德,霍尔等：《让我们改革工党》，1910年版，第3页。
1911年，独立工党内外的“劳工联盟”的反对者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联合组织，取名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组织中最大的一个是社会民主联盟，它的富有经验的领袖海德门成了这个新团体的主席。但是这个组织内也包括有许多独立工党的个别的叛逆者，甚至是整个的支部，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诸如号角联谊会会员等，号角联谊会是由罗伯特・布拉奇福德主办的《号角报》发起成立的。英国社会党活动到第一年年底时，声称拥有一万五千名左右的党员，相当于独立工党在高峰时党员的半数。此后，直到1914年大战爆发前，英国社会党的党员逐渐减少到似乎只比原来的社会民主联盟的人数稍多一点。而且，到这时,它已在谋求重新加入工党。
心怀不满的社会主义者对独立工党与工会主义者结成的联盟的攻击，在1909—1911年就这样被击退了，但也只是勉强被击退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出现了新问题——这个联盟的力量后来逐渐减弱。1911年期间，在工党的分支团体中出现了一场对工党的新的挑战。这是在工会内部的一场挑战,它是由于企图完全摆脱政治，至少是摆脱议会政治的工团主义运动而引起的。工团主义的目的是通过工业活动获得经济控制权。第一步，它企图利用工会达到它的目的,使它们从行业工会改变为工业工会，实现同一工业或同类工业中的小型社团的合并。工团主义最著名的领袖是汤姆·曼,他因在1889年码头工人罢工中所起的作用而出名，但在以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工作。曼在默尔西河畔地区成功地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的运输工人罢工，使得他的名望更高了。工团主义运动吸收了许多更富有战斗性的社会主义者的力量，从而起了削弱英国社会党的作用，但是并未对工会的干事产生非常持久的影响。工团主义的最大成功或许是在合并组织方面，特别是把铁路员工联合会和其他另外两个铁路工会并入全国铁路工人工会。但是它即使在铁路工人中取得的成就也是有限的，在铁路企业中继续存在着其他两个工会,火车司机和司炉工工会以及铁路职员工会，就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年轻一代的工会主义者深受工团主义的影响，可能尤其是矿工，在那几年里，随着煤价的下跌他们的工资降低了，他们对那些一般说来是保守的领袖也越来越不能容忍了。
工团主义的另一个成果是一份引人注目的劳工日报《先驱报》诞生了。该报主要掌握在乔治•兰斯伯雷手中，他是一位名义上忠于独立工党的左翼社会主义者。报纸的撰稿人全是各种叛逆者,但未必是工团主义者，甚至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中有许多能干的人,例如切斯特顿、希莱尔•贝洛克、漫画家威尔・戴森和年轻的牛津大学教师G・D・H•柯尔。柯尔发展了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在议会活动与要求由工人管理工业的普遍愿望之间的一种折衷思想。尽管《先驱报》总是濒于财政崩溃的局面，但它比工党官方报纸《公民日报》更有趣味。《公民日报》是工党和职工大会于1912年创办的。有意义的是，当1914年大战爆发时，《公民日报》立即停办，而《先驱报》则设法继续斗争，并生存下去，在战后的世界中起更大的作用。
（三）
如前所述，工党最困难的时期是1910年大选之后。当时工党只得不惜任何代价支持执政的自由党，同时从自由党那里谋求立法上的让步以推翻奥斯本案的判决。但自由党有他们自己的立法纲领,工党在1911年所得到的只是实行议员由国家支薪，以报答麦克唐纳向劳合-乔治作的保证:工党将支持他的“保险法案”[1]。议员由国家支薪对工党是有利的，减轻了其议员面临的财务问题，但它显然更进一步削弱了议会党团的纪律，尤其是当人们觉得最好是废弃1903年实行的，要求议员或候选人签署遵守党章和议事规则的保证的时候。
[1]麦克唐纳1911年10月4日致埃利班克院长的信。引自弗兰克•欧文的《暴风雨中的历程》，1954年版，第207页后。
就人们所知,麦克唐纳本人真诚地相信劳合-乔治的保险法的原则，一点也不相信捐助的原则，而许多社会主义者却认为这是违背他们的信仰的。正如他在二读时演说中所说：“我赞成保险而不赞成免费赠与。”[1]另一方面，斯诺登、韦伯夫妇和兰斯伯雷（他曾和韦伯夫人一起在济贫法委员会工作过）联合起来反对这个观点。他们的目标是成立一个国家保健服务机构，由它来推行有益于整个社会的疾病预防措施。要实现这个显然具有更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目标所遇到的困难是费用问题，这个不象劳合-乔治所提出的有健全统计制度的保险计划那样，它的费用将很难控制。然而，工会主义者一旦认识到工会将成为实现保险法的有效社团时，他们就接受了劳合·乔治的计划。结果在这个问题投票时，工党的大多数人支持政府，只有极少数不可和解的社会主义者和不可和解的保守党议员联合在一起投反对票。
[1]英国议会议事录,《议会辩论集》，第5辑，第26卷，第725栏。
1913年工会法通过后，工党财政上的不利形势扭转了。根据该法，允许工会出于政治目的向其会员征收捐款，条件是必须将政治基金与工业和一般基金分开。如工会会员不愿意支付政治捐款，只要写份书面声明，即可不受缴付政治捐款的约束。下院中工党的反对派不喜欢这个办法，因为他们觉得工会会员将会受到威胁，防止他们不缴捐款。他们提岀另一种办法，建议不应把工会会员当成政治基金的提供者，除非他们的确愿意承担，但是由于工党领袖们近来在自愿捐助基金方面获得的经验，这些反对派的意见当然不受他们的欢迎，这项议案在他们准备接受的形式下通过了。
至此，政府感到，它还有其他许多令人心烦意乱的事务（在爱尔兰地方自治问题上的重大斗争也是其中之一）需要处理，其中包括必须将预算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军备，特别是用于海军建设计划，以便超越德国人的成就。大多数工党议员和相当少数的自由党议员一起主张抵制这种倾向。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象怀疑德国一样非常怀疑俄国，他们认为英国最好是不介入大陆的争吵,推行一种孤立政策。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把军事开支看作为一种讨厌的分散资金,因为这些钱本来是可以用于社会改革的。
社会主义者也倾向于反对军备，因为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国际，德国的党是社会主义国际中最大的一个组织。社会主义国际连续召开的几次大会都保证各国的党要进行反对战争的宣传鼓动，凯尔·哈第于1910年曾试图使一项在发生战争时进行国际总罢工的建议获得通过。德国人明知这项建议将证明不切实际，主要就在他们的提议下,大会否决了这一建议，尽管如此，许多社会主义者仍保持着一种含糊的信念，认为社会主义国际总能想办法在制止一场大战上起一定作用。
在工党内部，外交事务通常是交给社会主义者进行讨论的，工会会员很少自找这种麻烦。但当投票反对海军和军事预算时，有一些人没有服从党的大多数。以海军预算为例，它得到了代表造船厂选区的工党议员的支持,因为他们不愿被指责为剥夺他们选民极需的就业机会。正如一位保守党议员不太客气地指出的，“我注意到，当工党议员正好代表船厂选区或某个生产军备的地区时，议院内就没有比他们更大的主战派了。”[1]此外，社会民主联盟成员威尔・索恩和该组织其他人员一样，相信一种称为“公民军”的征兵形式，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上的，即认为要搞好一场革命，最好的办法是让所有工人阶级成员都经过一些使用武器的训练。
[1]引自马多克斯：《英国工党政治中的对外关系》,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34年版，第209页。
一般说来，英国在外交上和军事上所承担的义务的实际情况对工党产生的影响很少。工党也不能为此多受指责：因为阿斯奎斯和格雷害怕在他们自己的支持者中间引起敌对反应，小心翼翼地不肯暴露出英国与法国签订的军事和海军协定的性质。结果是，对当时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的讨论是在不了解情况之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工党未能把握住所涉及的真正问题，也是容易理解的。
（四）
毫无疑问,在这个时期工党的许多困难是由于1906年大选时与自由党密切联合而产生的。尽管这项选举协议当时就已偿付了红利，但对工党来说还承担着一笔长期的债务，这笔债务也许只有赫伯特•格莱斯顿充分意识到。一个宣称代表整个社会阶级的政党变得同自由党的主张和政策的一些局部性利益一致起来了（在自由贸易、新教徒和地方自治方面）。1909年矿工议员进入议会只不过加强了这种倾向，因为在这个时期矿工领袖的战斗性比其他工会领袖的战斗性差得多。工党在奥斯本案判决生效的困难时期中支持自由党政府的必要性，使工党议会党团完全落入一种“自由党主张和政策的仆从”地位。
然而工党议会党团仅是更大的整体——劳工运动的一部分。议会党团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甚至是地方劳工代表委员会或已在各选区逐渐形成的地方工党来决定。只要比较一下1906年和1914年正式发表的党员人数就可说明这几个组织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由于奥斯本案的判决，1914年工会的党员人数下降了,但仍超过一百五十万，而1906年只有九十万左右。社会主义团体——即独立工党和人数极少的费边社——并入的党员人数从不到一万七千人增至三万三千人左右；同时英国社会党正申请重新加入。然而更引人注意的是党的地方组织的发展。到1915年，有八十五个工会委员会并入了工党，同时还有大约七十三个地方工党。在地方工党和工会委员会之间在政治职能上有一些重叠现象,在一些城市，这两个组织都登记为加入全国工党的组织。而在1906年这两个组织加在一起一共只有八十三个。这些组织在多数情况下既从工会地方支部，也从社会主义团体的地方支部中吸收会员，这对加强党在选区的势力是特别重要的。
工党也通过其他途径不断发展其力量。它配备了一个全国性的工作人员和两个视察选区的专职党务工作人员；工党还给二十个地方党的党务工作人员发生活津贴。此外，党的影响逐渐扩大到在1906年几乎未曾触及的地区。比如在苏格兰地区，那里已有一个称为苏格兰工人代表委员会的相当独立但较弱小的组织存在，它是由工党的一个苏格兰委员会负责的，这个委员会工作得很成功。另外，首都地区的一个伦敦工党也迟迟于1914年建立起来——这种发展的拖延是由于开始是社会民主联盟，后来是英国社会党控制了伦敦工会委员会，而且这个委员会在1914年前一直不愿对工党表示支持。当然，在伦敦的一些自治城镇或选区已有一些地方工党。尽管由于伦敦郡议会中旧的进步联盟的力量,伦敦的活动慢了一步，但地方工党和工会委员会在全市的活动却仍在不断扩展。可是由于进步联盟分子在1907年遭到失败，工党议员居住伦敦时又进行了外部宣传工作，使得一个工党集团从1910年后在伦敦郡会内发展起来。
议会党团外工党组织规模的扩大意味着不能再由一个人把书记职务和主要的议会职务都包下来。拉姆齐•麦克唐纳从1906年到1911年一直在设法兼任议会党团和议会党团外工党组织的书记；但到1910年，他显然是议会党团主席的候选人，事实很清楚，他不能同时做好这个主席又尽好议会党团外工党组织的职责。他看来确实很想当主席，因为他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够进行必要的领导（当然，当领导是一件比早先当主席更为复杂一些的事情）。1910年，他写信给哈第说：“对于当主席的事我毫不稀罕，但我确实希望有人把党领导起来……如果你高兴的话，就领它去见鬼吧，但是不能让它象上一次大会那样松散无力了。”[1]1911年初，乔治·巴恩斯生病，麦克唐纳得以接任主席，次年，他把议会党团外组织的书记职务让与阿瑟·韩德逊。
[1]麦克唐纳1910年2月1日致哈第的信，见《哈第文集》。
作为一个非社会主义者的前自由党党员，阿瑟•韩德逊在工党的社会主义者当中一直是相当靠不住的。但他逐渐养成了一种对组织的相当忠诚，并且，由于他是一个行业工会组织——铸铁工人友谊会的前任干事，因此他对党内的工会会员具有很大的影响。作为党的书记，这时他决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于是他加入了费边社。他这样做到底有多少是出于坚决的信心，倒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他这项行动是出于一些组织上的原因。麦克唐纳是工党的书记，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国际英国局的书记。如果韩德逊名义上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就不能担任这个职务，这样，社会主义国际中的一个重要职位就可能会落到马克思主义的英国社会党手中。为了防止发生这种情况，韩德逊即使没有改变信仰，也是受了一次新的政治洗礼。
这时，哈第正迅速衰老，麦克唐纳和韩德逊显然成为党内两个最重要的人物。麦克唐纳顺利地实现了把议会党团的主席变为有实力的领导这一目的。（然而使用“领袖”这一名词，还未得到公认），但他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与选区组织的密切联系。他的暴躁易怒和对批评的反应迟钝使他树敌很多。而另一方面，韩德逊在经验方面迅速成熟,获得很大声望。但在他们两人之间很少有冲突。韩德逊满意地把麦克唐纳看作是最理想的议会发言人，因为他很尊重麦克唐纳的才能。他们的合作为工党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作班子，这也是麦克唐纳从1911年到大战爆发时，在每届议会党团的会议上都连续被选为主席的原因。
然后,到1914年，工党在整个英国城镇和工业区的势力巩固了。在纯粹的农业选区中工党得到的支持就少了，甚至没有,但工党已达到这样一种地位，能够争夺更大的选区范围，而不象1906年只有五十个选区。在1910年第一次选举中，工党有七十八名候选人；同年第二次选举中，由于某些明显的原因，候选人人数降到五十六名。但是同样明显的是，在1914年或1915年的选举中，工党能争夺到一百名或更多的席位。那时，与自由党的1903年协议便将成为过去的事情了。然而，由于爱尔兰地方自治的问题未能解决，情况仍然很没有把握。在这个问题上，工党一直不得不支持自由党，但在1914年中，这一斗争看来似乎只能以打内战而告终了。
然而，这种政治格局由于受到一种外界的催化而突然转变了——那就是欧洲大陆上的战争，英国马上就卷入到这场战争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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