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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共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提纲
А.卢那察尔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遗产》第74卷，苏联科学出版社，1965年，第29-37页。原为打字稿，收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42，登录号1，保管单位31，第36-48张）。这份提纲是卢那察尔斯基在1925年初起草的，供俄共（布）中央文学委员会制订《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时参考。
一
目前在文学方面，对文化的继承性问题，幸好已经完全确立了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可以理所当然地称之为列宁的观点。列宁曾经讲过不少关怀备至的话，向共青团和所有其余的人说明这样一个思想：尽管人类已经拥有的文化具有阶级性，但依靠它是绝对必要的。列宁强调指出在精密科学方面和社会科学方面这样做的必要性，在后一方面，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考古学、人类学、统计学等等，应当作为供我们作出自己结论的材料。他坚决主张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所有成分作极缜密的研究，认为只有从这些成分经过革命特殊折射后的进一步发展中，才能逐步产生叫做无产阶级文化的东西。列宁竭力告诫人们不要搞那种速成的、臆造的、人为的“无产阶级文化”，不要以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为借口，自己以为是共产党员和工人阶级而妄自尊大。列宁尽管完全直截了当地把教授称为“资产阶级的”但当我们的那些在高等学校内政治上很好的支部与教授发生冲突时，甚至在这些教授举行有害的罢工时，列宁总是站到他们一边，当我在中央的会议上谈到，这些支部由于对资产阶级教授充满着仇恨因而不由自主地妨碍同他们和解和同他们建立多少有点正常的工作关系时，列宁回答道，“学者是我们绝对需要的，该狠狠地揍这些支部，揍得让它们失去知觉为止。”这句非常突出的话，当然我是不会记不住的。
目前只有在戏剧方面蛊惑人心的宣传非常盛行，而且比任何一年都厉害。某些同志患了严重的左倾病，他们用这种左的眼光看待戏剧中的阶级斗争，将旧戏剧艺术的代表人物当作阶级敌人，把这些观点灌输给工人通讯员，这些观点都是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的指示背道而驰的，甚至是与他专门对戏剧所说的两句话完全不协调的。[1]
但是至少可以说，在文学领域这方面的情况相当令人满意。可能有某些极左分子，他们否定研究古典作家和向他们学习的必要性，但这样的现象显然是微不足道的。整个瓦普（和过去的岗位派）在这方面，从一开始就持有文学继承性的观点，并且他们的这种观点最近变得更加坚定。因此，在真正的文学领域里，关于我国文学是在古典作家和民粹派作家基础上有机地发展起来的这一基本问题上，没有什么争论。这样说，当然象大家所理解的那样，并没有责备我们的文学家追随和模仿我们的古典作家和民粹派作家的意思，这只是说，俄罗斯文学在其最繁荣时通常具有的出色的语言，对社会现实尖锐的观察和广泛的思想概括，应当成为它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其结果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成就，当然，由于生活条件、原则和理想完全是新的，也就会带有另一种色彩。
重要的正是要确定这样一点；最适合于广大读者的、从无产阶级和农民内部产生的文学，应是一种接近于我们古典作家和民粹派作家典范作品的文学。总之，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争论。事实上我国革命文学的优秀作品无疑正是与古典作家和民粹派作家相联系的，这种联系部分地是通过高尔基和他的一派人实现的。
二
关于现在还健在的、过去有时在文学上享有盛名的老作家的问题，争议要多得多。这一类人有别雷、孔米亚京和A·托尔斯泰以及其他一些老作家，包括完全属于他们这一类人并跟着他们学坏了的皮里尼亚克，以及谢拉皮翁兄弟等。这里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方面是沃隆斯基同志，在我看来，他无疑夸大了这些宣布自己为同路人的人的作用。其中的某些人，内心里无疑是与我们敌对的。另一些人（如别雷）也许竭力想取悦于革命，努力地想抖掉自己身上的侨民习气，但由于他们整个心理具有完全另一种构造，因此怎么也做不到这一点。在这一批转换路标的作家中，未必能找到一个能真正自觉地为革命从事文学事业的人。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给予他们完全的言论自由，如果作出他们无论写什么都将不受惩罚的保证，那么他们笔下将会写出对我们整个制度和生活进行恶毒攻击的东西，而他们主观上当然觉得这些东西是真正的艺术真实。对这些作家来说，以不问政治作挡箭牌，坚持艺术和政治没有而且不应有任何共同之点的主张，当然要有利得多。扎米亚京当年曾对“谢拉皮翁兄弟”社的年轻作家产生过巨大影响。这些作家（吉洪诺夫、左琴科、尼基京等）经历过激烈的革命风暴，饱览了革命的真实情况。就他们生活的步调来说，就他们已受过革命锻炼的神经系统的特点来说，他们能成为革命者，同时他们作品中有时可以看到完全可以接受的篇章。但是大家都记得，这些作家曾对当代的伟大政治采取多么令人厌恶的轻视态度，他们宣称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2]而且时至今日，在这些有才华的作家中的很多人（这特别表现在吉洪诺夫身上），无疑还没有我到其正的道路。在吉洪诺夫的诗集《家酿麦酒》中，有一些很好的诗，这些诗在社会政治方面很有意义而且形式上很美，可是现在他却写一些文学上乱七八精的东西，因此令人感到惊奇的是，编辑部怎么会刊登这些病态的东西。[3]毫无疑问，吉洪诺夫深受老作家的坏榜样之害，特别是受了很有才华、但极端糊涂和不适合于我们时代的帕斯捷尔纳克的影响。
沃隆斯基认为，这些大“同路人”可以说能够构成我国革命后的文学的背景，这个论点是完全不对的。推举他们当笔法、风格、方法等方面的导师，是绝对不行的。甚至他们之中最可接受的和最接近于古典作家的A·托尔斯泰，他也以某种狡黠的轻浮态度对待生活素材。他的才华使他有时能机敏地觉察到某些社会相互关系，但由于完全缺乏理论修养或者甚至没有严肃的思考能力，使得他的作品读起来令人不快，这样，认为他似乎可以起我们新作家导师的作用，也就值得怀疑了。[4]因此，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把路标转换派作家看作我国文学的主要成分。
但是，另一方面，把这些人当作能量很大的阶级敌人，当作资产阶级坏影响的危险传播者等等加以攻击，限制他们的出版权，对他们的作品实行更严格的检查，国家不给他们以任何支持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地贯穿在岗位派的论点之中），这些看法我也根本不赞成。
我们需要广泛的、繁荣发达和多种多样的文学。当然书报检查机关不应放过明显的反革命。但除此之外，一切有才气的东西，都应得到尽可能自由地进入书籍市场的许可。只有拥有这样广泛的文学，我们面前才会有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所有阶层和集团可以讲话的话筒，只有那时，无论是作为这些集团代表的作家们的主观言论方面，而且在以各种不同观点对我国现实所进行的客观观察方面，我们都将会有足够的材料。下面我将专门讲书报检查和批评，那时就会清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认为文学发展的这种自由是有益的。
结论：路标转换派作家应认为是文学上很有价值的成分，对他们不仅应当给予创作自由，而且应给以一定的帮助，没有这种帮助，一个作家在我们现在几乎不能执行其职能。不过与此同时，这批作家应当看作是敌视我们的社会异己分子，看作古典作家的模仿者，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浸透了革命前产生于西方和俄国的资产阶级颓废派文学的毒汁。
三
我觉得，所谓“真正的同路人”（沿用瓦普的同志们的术语）的那批作家，引起的争论较少。属于这类作家的，首先是两位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最杰出的文学明星：列昂诺夫和谢芙琳娜。——通过这两个人可以确定我现在所说的这一作家类型的特点。他们人数不少。
假若我们把导师的位置让给扎米亚京和皮里尼亚克，那么这些有才华的作家就有走弯路的危险，这些作家通过感觉嗅出了正确的道路，但是还完全不能作为共产主义文学的首创者而成为技巧熟练的作家。这些作家的存在，再好不过地证明，假如把文学的范围仅仅限于共产党员，或仅仅限于那些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符合党的一切期望和党的实际纲领的人，那将是极大的错误。后面的要求，甚至对共产党员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来说，也是极其有害的，这在下面还要讲到。在个人主义小市民的子弟中，在非党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出现具有杰出才能的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出现了。
列昂诺夫尽管还年轻，他当然是当代俄国最大的作家。争取这些人，将要经历不小的斗争。他们还胸怀二心。可能在某个方面，路标转换派可以在这里扮演诱惑者的角色，但这个斗争如果完全公开进行将要好得多。路标转换派伪善地或笨拙地适应着我们时代的需要。但是真正的同路人尽管与我们要靠近得多，无疑也与敌视我们的阶级有某种联系。他们不能不左右摇摆，就让他们摇摆吧。要制止自然发生的现象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更加有力地影响他们，特别是象下文讲到的通过组织得当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途径。
四
列夫派，即过去的未来派，是这些“真正同路人”的一个独特团体。我认为未来主义无疑是资产阶级颓废文艺的产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上世纪末，从法国开始，部分地也始于意大利，艺术发生分解，它分解为一些主要的成分，脱离了现实，脱离了描写作用，脱离了思想性，脱离了正常的感情。开头这种艺术还具有沮丧的或脱离实际的抽象的性质，后来才有了某种热情。未来主义给这种艺术增添了城市的急速步调，带来了积极性和较强的生活感。这种情况是与资产阶级由于进入自身发展上的帝国主义阶段所引起的情绪高涨相吻合的。
未来主义无疑是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阶段生命力提高的产物。它的无内容和无思想性，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冷酷和内在的不合理，帝国主义没有任何理想，它只不过是服了兴奋剂，为迎接必不可免的战斗而武装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抽搐而已。
但资产阶级并不到处都承认自己的这个儿子——未来主义，它由于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常常坚持旧的艺术形式。这一点就会在有利条件下把打开了未来主义旗帜的青年知识分子推向资产阶级敌人的队伍。就实质说，典型的未来主义青年极端藐视政治。他们需要用色彩、音响和词句写出愉快的增杂声，从而反映城市活跃的生活。象俄国这样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的国家，或者在无产阶级几乎接近于取得胜利的德国，未来主义的名士派经常跟在无产阶级旗帜之后，并打算为之服务。同时当然丝毫也不能否定，其中个别人，特别是在象我们这样的炽热的革命气氛中，会回炉再炼成为完全真诚的同路人，或者甚至成为党员。
在列夫的意图中有两点是极其有害的。第一，假装否定艺术，企图用所谓的生产原则来取代。
我们完全不否定制造产品式的艺术，同时也不能不指出，无产阶级对引导它的思想感情的思想艺术确实有很大的要求。信奉共产主义的未来主义者来自资产阶级世界，还受这个世界的无思想化的毒害，自然感到自己无力引导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感情。因此，他们容易站到给人定做东西的技师的立场上。根据这个观点，勃里克的说教曾经是特别有害的，而且现在还是这样。信奉共产主义的未来主义者的第二个有害的特点，是他们藐视过去，力图割断新旧文化之间的联系，割断新文化与旧文化最好的表现以及和古典作家等等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他们所做的和号召人们去做的，正是列宁竭力告诫大家不要去做的事。
在这两点上，必须给列夫派们以最有力的反击。但同时应当指出，列夫派作为城市文化的产物，他们是一些年轻人，对统治阶级的命运并不关心，无疑是能和无产阶级作家建立起亲密关系的。他们的创作情绪，他们总想取得效果的渴望，他们鲜艳的色彩，他们吵吵嚷嚷的诗歌中充满着群众大会上的大喊大叫等等，不应当被我们完全摒弃。所有这些特点，很容易成为资产阶级夜总会的点缀，但也能在无产阶级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只有在各种意见和思潮的冲突中，无产阶级文化才能成长。因此不应压制列夫派的创作自由。相反，如果某些无产阶级作家吸收了未来派艺术的某些发现和特点，也是毫不足奇的。否定马雅可夫斯基的巨大才能和在文学上的巨大意义，否定特列季亚科夫、阿谢耶夫等人无可怀疑的才华，都是荒谬的。未来派（特别是俄国的）在实践上，一般说要比在理论上好得多。他们的实践经常是与他们的理论截然对立的，这种现象当然只能表示欢迎。从他们的队伍中最后能产生出我们大家渴望的革命文学的十分完整和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
五
关于无产阶级作家，似乎争论不大。大家都承认，他们之中已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大诗人，其中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年轻人（别泽缅斯基、扎罗夫多罗宁）他们很好的小说文学也开始得到发展。无产阶级作家正在成长。大家也都一致认为他们的成长不能不是艰难的，在工人通讯员中当然不无有才华的人，但要让他们掌握写作技巧，需要时间。大家都同意这种看法，即对无产阶级作家应当给以大力支持。瓦普联合所有无产阶级作家团体的做法，都应表示热烈欢迎。这种联合说明，瓦普（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它的核心团体岗位派）已放弃了他们过分不妥协的立场。当然，可以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成长速度和它未来的规模作不同的估价。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属于抱乐观态度的人。我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正在迅速发展，并开始具有重大的意义。我想，与先进的农民结合，是非常合乎需要的和可能的。这些共产党员作家，或者至少是苏联的革命者，能够很快就建立起我国文学的核心团体。当然正是从这里，将输送出强大的电流，作用于外围，包括作用于非党人士中的大作家（列昂诺夫、谢芙琳娜等人）。从这观点看，瓦普给这个文学规定的作用，我不觉得是夸大的。国家为这些作家集团，尤其是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做的事情不多。
我不认为，无产阶级作家反对路标转换派，尤其是反对资产阶级文学（尽管它用普遍人性的假面具掩盖起来）的那种情绪是有害的。这里反映了正常的阶级本能。需要千方百计地告诫瓦普、共产党员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叫他们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功劳，不要有妄自尊大的任何表现，不要对我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伟大的典范作品抱不愿认真学习的态度，也不要产生诸如此类在目前条件下完全是很自然的品质。当然岗位派在开头采取过分尖锐的论战立场，毫无根据地在党的政策中，特别是在沃隆斯基的活动中发现了某些危险倾向。总的说来，沃隆斯基同志所遵循的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现在的路线，这条路线我认为是唯一正确的路线，而且完全是实际上为党所赞同的路线。本来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坚持纯无产阶级文化的建设者的权利，但是突然的攻击（不能不看到其中有左倾病的某种发作）引起了对方的不良反应。沃隆斯基同志突然站到理论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存在的可能性的立场上。他异乎寻常地过高估计同路人的右翼，显然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年轻的幼芽估计不足。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就造成了党内关于无产阶级作家的争论的假象。如果进行更深入的讨论，我觉得这里找不到任何可以争论的题目。特别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争论变得特别激烈时，正好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这个决议我认为完全确认了教育人民委员部以及所有贯彻文学政策的党政机关的路线是正确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新的东西，仅仅只是一项应特别重视工农作家的需要和要求的建议。[5]
我看到瓦普为上报党中央所写的报告。我完全同意这个报告。[6]
然而，为避免误会起见应当说，最近瓦普的某些观点使我感到不安。例如，杰米扬·别德内依的文章，《真理报》发表时认为有必要加按语，这篇文章也完全应该加这样的按语。文章中无疑有过火的地方。[7]总之，对最近召开的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的无条件支持（这种支持完全是很自然的），有些冲昏了瓦普领导人的头脑，促使他们重新进行蛊惑宣传，而他们理应竭力避免搞这样的宣传。《真理报》作为报道发表的瓦普的决议，显得过分尖锐，[8]它毫无根据地把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与沃隆斯基的、甚至包括所有不赞成瓦普观点的党内同志的路线混为一谈。托洛茨基主义当然是对党的一种危险，并已遭到党应有的回击，但是企图通过把对方的观点定为托洛茨基观点的途径来消除任何分歧的做法，是完全要不得的。在这方面，瓦普和“十月”社的领导人应该彻底调整自己的策略，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要搞蛊惑宣传和妄自尊大。（……）
六
关于批评。如果我们能组织好有威信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那么我们所必需的相对的文学自由将会是无害的，甚至是非常有益的。
在我们队伍中有足够数量的人，他们能够担负起这个任务。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批评方面，开头就必须有极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这里我们不能允许有各自为战的现象，不允许个别批评家过分的严格和不与人为静的吹毛求疵，也不允许放纵共产党员的那种态度暧昧的自由主义。应当稍微放宽书报检查，但应当使马克思主义批评具有一定的严肃性。在现在这个时期，整个文学和每一个文学家，既受到无产阶级思想的作用，也受到小市民生活和旧文化中坏的方面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批评有责任帮助人们弄清这点。每一部多少有些分量的文学作品，应当得到经过深思熟虑的评价，而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除极少数例外），也不要一味赞扬（除极少数例外），而应对这部作品的社会因素和形式因素加以分析，给读者解开新旧的东西交错在一起的结子。目前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是这样的结子。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应当在一系列明确的和权威性的文章中，重新研究过去主要的有价值的东西，既要研究正面的如古典作家和民粹派），也要研究反面的（如各种颓废派、形式主义、未来主义等）。我不能立刻指出这样做的实际途径。办一份专门的批评杂志未必就是这样的途径。它产生的影响的范围将会是狭小的。比较正确的做法是在我们所有报刊杂志上开辟一个很好的完整的批评专栏，这个专栏至少开始时应受到严格的监督。也许合理的做法是为这些专栏建立一个中央编委会，以便审阅有关的稿件，使得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得到严格遵守。应当毫不怜惜地让三四位有较高权威的同志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用在这项工作上。总之，我清楚地知道，我们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文章，发表时署的固然是作者的名字，但是应当具有党的领导集团的权威，因此应当经过党的审查。比较不太重要的文章和评论，至少应当由受到充分信任的编辑来负责。文学开始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我们现在需要有文学批评家，谁也不能保证向我们提供别林斯基或杜勃罗留波夫那种类型的批评家，批评家的类型不取决于我们，但我们的批评所起的作用应当近似于俄国知识分子的这两位导师所起的作用。我只是大致地指出可能的途径。我认为按照革命戏剧家联盟[9]的样子成立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联盟是一个完全必要的步骤，不过范围要狭些，只吸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立这样的联盟，能更易于摸索健全我们的批评的途径。还有一点我不能不涉及到。目前我们相当混乱的批评令人奇怪地遭到共产党员作家异常激烈的反对。这令人大惑不解。假定说，某一个共产党员作家思想上或艺术上提出……[10]
一九二五
张捷 译
[1] 显然，卢那察尔斯基指的是列宁在与他私下交谈中谈到必需保留国内最好的戏院时所说的话。（见《列宁论文学和艺术》，国家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591、592页）——原编者注
[2] 1922年，谢拉皮翁兄弟在《文学纪事》第3期上发表了隆茨的文章《为什么我们是“谢拉皮翁兄弟”？》一文和各人的自传，其中有反对政治干涉、捍卫艺术创作自由的内容。
卢那察尔斯基曾不止一次地批评过谢拉皮翁兄弟故意庸俗地卖弄无思想性的做法（例如1923年，在刊登于《艺术》杂志1923年第1期的《威廉·豪森施泰因》一文中）但他清楚知道，这个团体大多数成员的艺术实践要比他们的宣言进步得多。
1924年，卢那察尔斯基在一次辩论会上发言时说，这些年轻作家，“经常以自己对社会的无知和不问政治而自豪，尽管如此，他们拥有巨大的才能有时甚至才气焕发，因而在反映新生活的我国当代文学中，占有一个完全确定的地位”。（《文学和戏剧问题》，在国立模范小剧院的辩论，列宁格勒，科学院出版社1924年版，第11页。）
[3] 指吉洪诺夫二十年代中期的这样一些作品，如《道路》、《面对面》、《阿拉斯克的红军》等，其中把诗歌形式故意弄得很复杂，显得不自然，结果有时造成语言不可理解，破坏了形象。——原编者注
[4] A.托尔所泰在这之前不久才回国，在国外于1921年加入过路标转换派团体“在前夜”。在本《提纲》写成时，他还没有写出那些把他提到第一流苏联作家地位上去的那些作品。翌年，即1926年，卢那察尔斯基就谈到A.托尔斯泰“无疑是革命的辅助部队”中的一员（《真理报》，1926年第100号，5月1日）。同年的另一篇文章中他称托尔斯泰是一位“以艺术形式激动人心地提出当前的问题”的大作家。——原编者注
[5] 在1924年5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报刊》的决议。决议第十九条指出：“无产阶级作家和农民作家（……）应大力提拔他们和在物质上帮助他们。”
[6] 这里讲的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决议草案，该草案于1925年2月呈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专门委员会，受瓦普和莫普委托签署这份草案的是：瓦尔金、拉斯科尔尼科夫，别泽缅斯基、桑尼科夫、李别进斯基、革拉特珂夫、别列佐夫斯基，雅库鲍夫斯基、富尔曼诺夫和列列维奇。——原编者注
[7] 指杰米扬·别德内依1925年1月6日在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发表于1925年1月15日《真理报》，题为《论无产阶级文学》）。《真理报》编者按语指出，杰米扬·别德内依对无产阶级文学提出了象“哪怕是三个黄口孺子，只要是自己人就行”的要求，并以轻蔑态度把许多文学家当作敌人看待，因而陷入了“共产党员的妄自尊大”和“岗位派的虚无主义”。——原编者注
[8] 1925年1月举行的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的决议，作为报道刊登于1925年2月1日《真理报》（第28号）上，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其中某些条文是不正确的，特别是这样的论点：“同路人文学其实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原编者注
[9] 卢那察尔斯基积极参加建立革命戏剧家联盟的工作，并且是该联盟主席。1925年4月27日《消息报》上刊登了该联盟宣言。——原编者注
[10] 打字稿到此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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