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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俄罗斯文学流派
А.卢那察尔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卢那察尔斯基文集》第2卷，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282-286页。首次发表于《红色青年》1925年第2期（2月号）。
俄国革命爆发时，俄罗斯文学正处于某种衰落状态。在这之前的时期，就可以看到转向纯形式主义的技巧和对社会生活丧失兴趣的现象。已经有些褪色的象征主义和五光十色的阿克梅主义占据了文学的前台。象征主义在散文方面的代表是轰动一时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别雷，在诗歌方面是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和勃柳索夫，阿克梅主义的代表则是古米廖夫等人。阿赫玛托娃有时相当细腻、但总是娇嫩柔弱和缠绵悱恻的诗歌也很受欢迎。更受欢迎的是勃洛克。现实主义诗歌则由原来聚集在知识出版社周围的那些人为代表[1]，但高尔基保持沉默，因而整个团体的作用也就减弱了。阿历克谢·托尔斯泰在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也是现实主义作家，但是他和扎米亚京等人一样，追求没有严肃的社会思想的所谓“纯艺术目的”。未来主义开始胡闹。革命给了整个的文学以严重打击，结果所剩无几。一部分作家出了国并在国外定居，在他们褪色的作品中稍微有所反映，而另一部分则在彼岸和此岸之间折腾，就是靠不到任何一个岸上。甚至连高尔基也多多少少有点这样，至死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的勃洛克、还有别雷[2]和其他许多人，则更是如此。
旧文学的某些部分，自从著名的“路标转换”[3]时期以来，投到了新的、苏维埃文学方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为此而高兴。沃隆斯基同志根据党的原则指示，创办了《红色处女地》杂志和圆环出版社，两者的任务是尽可能地把过去较为重要的文学力量吸引到我们这方面来。从形式上说，取得了成功。然而在实质上这些年来，老作家们没有写出能使新的读者在美的享受上和“社会道德”教育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同时都感到满足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革命所产生的最大作家之一鲍里斯·皮里尼亚克却与路标转换之类的同路人亲密无间。他们这些人合起来，组成一个有名望的、无疑是人才济济的团体。列宁格勒的一批在革命中产生的年轻作家，曾有一个时期成立了一个名叫谢拉皮翁兄弟的团体，他们大致也走上了同一道路。实质上这是同路人的基本核心，后来为了他们在党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罗多夹、列列维奇、瓦尔金等同志认为沃隆斯基对待同路人有些过分，认为他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文学才能，而同时对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学则估计不足。另一方面，他们也许有些夸大这些同路人可能给各个劳动阶级正在形成的阶级自觉所带来的有害影响，因而提出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这些代表人物进行阶级斗争的口号。
正确的做法似乎是取其中。毫无疑问，沃隆斯基同志有时受托洛茨基的诱惑，在自己的某些论断中，有一些在我看来非常不正确的提法，如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学不可能产生和发展他还指出，似乎现在无产阶级只能学习，不能创作。他心目中的老师，恰恰是上面所说的同路人，这些人实质上只是古典作家的模仿者，他们在很多方面不如古典作家，歪曲了古典现实主义的文学手法和语言，而古典现实主义的语言对无产阶级来说，比同路人矫揉造作的东西暂且还要适合得多。另一方面，向十至十五个形式上已从白色营垒转到我们方面的有才能作家发动阶级斗争，显得有些可笑。结果当然是与岗位派代表人物的意志相反，进行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两个文学团体之间的内哄。
反对上述同路人和其他作家的错误倾向（因为即使是无产阶级作家也可能会发生有害倾向）的斗争，应当通过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来进行。不能否认，路标转换派之类的同路人，他们接受革命是非常有条件的，反映革命往往是不正确的。一个人如果掌握了他们的世界观，尽管本人是工人或农民，就会使人看起来觉得可悲。但如果以为上述作家不革命的传统能产生实际的害处和能吸引某些人，则大可怀疑。相反，经过他们程度不同地发挥才能进行加工后所提供的材料，正可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极好的对象。
甚至例如象鲍里斯·皮里尼亚克所带来的反面的好处，也足以证明允许他的作品存在和出版是对的。我觉得，整个说来党所持的正是这种观点，对待路标转换派一类的同路人的这种态度，既表现在中央宣传鼓动部召集的会议上[4]，也表现在最近召开的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中[5]。我认为，瓦普最近召开的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过于严厉，调门太高，是用大炮轰麻雀。
紧紧靠拢革命的那一批同路人，要重要得多，甚至可说更富有才华，他们引起的争论要少得多。这些人也是革命所产生的，但他们与上述路标转换派一类的岗路人相比，在与革命打成一片的程度上、无可比拟地要紧密得多。其中特别是我国文学中的两位有巨大才能的小说家：年轻的列昂诺夫和谢芙琳娜。列昂诺夫的《獾》[6]和谢芙琳娜的《维丽涅雅》[7]——他们所达到的顶点——是对俄罗斯文学作出的最宝贵的贡献，这样的作品，路标转换派自从产生以来的全部时间内，当然未曾写出来过。
对这些既不是共产党员又不是无产者，然而是最好意义上的同路人的作家，大家的态度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出现和成长，大家是欢迎的。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在这里也应作好准备，以便同志式地帮助这些作家提高认识，以关心和爱护的态度注视他们卓越的才能如何进一步得到发挥。
但是无产阶级文学本身也已经绝对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庇护了。证明这种文学的存在的做法，是荒谬可笑的，并且应当对那些居然能否定这一点的人的近视感到惊谢。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已写出了很有分量的作品，至于象绥拉菲莫维奇那样著名的老作家，则更不必说了，他参加了党，赠给了我们象《铁流》那样具有特殊感染力的诗篇。李别进斯基的《一周间》当时曾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但就某种内在的无产阶级坚定性和处理情节的某种能力来说，富尔曼诺夫的《怡巴耶夫》又超过了《一周间》。无产阶级的刊物《十月》、《锻治场》、《山隘》等，每一期都登有程度不同的大作品。《山隘》文集第二集[8]虽然登了一些比较差劲的诗和几篇写得不很成功的半政论性文章，但其中小说这一部分却证明我们的小说文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技术上都有重大的提高。
在诗歌方面，无产阶级诗歌老的和成绩卓著的代表人物中间，如格拉西莫夫、亚历山大罗夫斯基以及其他许多人，无疑是有才能的，现在可以说已经有青年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多罗宁的优秀作品《用拖拉机耕地的人》以及他另外一些大大小小的农民叙事诗，受到了高度的赞扬。别泽缅斯基虽然不能始终如一地对自己持批判的态度，但经常能写出新颖的和充满生活勇气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共青团的情绪。年轻的扎罗夫大有希望。我不能在这里一一列举我们时代所有第一流无产阶级作家的名字，因为无产阶级方阵的第一横队人数很多。再说一遍，现在在美学上来卫护无产阶级文学没有必要。现在象无产阶级文学无疑必将出现繁荣这样的话，已经变成老生常谈。可是无产阶级作家在大多数情况下生活都很贫困，很少有可能获得他们所必需的知识和技巧。这样看来，他们与一般的文学家相比，需要得到帮助的程度要大得多。关于这种帮助，谈论得很多，有时带有使人感到不舒服的那种故意说给人听的性质（如在瓦普代表会议上宣读的和刊登在外国报纸上的文学家短简）。
以马雅可夫斯基为首的未来派团体有些单独自成一家，它出版着《列夫》杂志。这些人完全是诚心诚意地聚集到共产主义旗帜下来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一时一刻的怀疑。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第一流的人才。他的有些大喊大叫、象群众大会上发言的诗歌，过去过分地玩弄手法，其目的想使唯美主义者惊讶得发呆，现在逐步摆脱了这种做法，变得与新的听众愈来愈接近了，这些听众中的许多人很乐意接受他的诗歌。
群众最欢迎的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和马雅可夫斯基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我们这些人都是见证人。[9]可是实际生活要比某一流派的拥护者所想的显得宽广得多。杰米扬·别德内依用的是最有说服力的、朴素和清新的俄语，这种语言特别易于为已成年的一代革命者，包括红军、农村等地的革命者所接受。[10]而马雅可夫斯基能发现生活中新的节拍和比较年轻的城市居民群众中产生的新的用语，我觉得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他的话在青年心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我想，如果到成年人那里调查，赞成杰米扬·别德内依的人将占巨大的优势，而在青年当中，则大致将各占一半。但马雅可夫斯基需要下功夫努力摆脱他身上还存在的过去遗留下来的某些乖张作法。纯形式主义的装饰品以及玩魔术似的词和韵脚，沉积在特别重要的和深深激动着诗人的情节上，对读者毫无帮助，反而成了某种累赘。如果我们面前的不是小丑，而是谈论着极其严肃的事的诗人，那么为什么在他帽子上非要缀上这些小铃铛呢？在马雅可夫斯基的团体里，有几个很有才华的诗人——阿谢耶夫、特列季亚科夫。他们所有的人要走新的道路看来不太容易。革命带来的丰富的题材和强烈的感情，难以纳入他们过去作为资产阶级文化余孽而形成的精巧讲究的形式中去。
旧的资产阶级读者对一切都厌腻了，他们扑向各种精巧讲究的东西，其中包括实际上非常讲究形式的未来派假装的粗鲁。在象征主义的糖果之后，给资产阶级端上了用他们的特别佐料做成的白菜。我们那些信奉共产主义的未来主义者很难理解这些纯粹是形式主义颓废派的手法现在是有害无益的。这样说我并不否定展示在我们的信奉共产主义的未来主义者以及整个列夫面前的某些道路。他们比别人对城市有更敏锐的感觉，而在俄国，城市当然应起巨大作用。农村在我国文学中占有非常大的地盘，这是令人惊讶的。城市可以说被挤到了一边。这不好。向四周看看，可以说所看到的最强大的大都市主义的团体仍然要推列夫。随着列夫面向象无产者、象我们的高等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出来的新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成长，变得要求更加严格）那样严肃的读者，它将抛弃革命前的和处于革命之外的吵吵嚷嚷的资产阶级市场所造成的某种刻板公式。这里可能会取得重大的成就。
在一篇短文中值得一提的我国文学的主要流派就是这些。
腐朽的颓废派的一些明显表现，譬如说意象派，从过去偷偷钻入现在，对此简直不值一提。
张捷 译
[1] 指聚集在高尔基所领导的知识出版社周图、并在该出版社出版的文艺集子（1904-1913）上发表作品的现实主义作家。——原编者注
[2] 卢那察尔斯基曾就别雷以及与他接近的文学家们在十月革命后所持的立场写道：他们“狠跟地抖落了一下自己身上的侨民思想，看来也力图想让革命满意，但由于他们整个心理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因此怎么也做不到这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42，登录号1，保管单位31，第37-38张）——原编者注
[3] “路标转换”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是白俄侨民知识分子的一个流派，他们指望苏维埃国家蜕变为资产阶级国家，因而主张与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在布拉格出版了名为《路标转换》的文集：参加这个集子的人有，克柳切尼科夫、乌斯特里雅洛夫、鲍勃里谢夫-普希金等人。卢那察尔斯基曾撰《知识界的路标转换》一文评论路标转换派。（此文载《文化与生活》杂志1922年第1期，2月号）——原编者注
[4] 1924年5月，俄共（布）中央出版部召开会议，讨论党的文学政策问题。沃隆斯基和瓦尔金做报告。卢那察尔斯基在会上讲了话。会议记录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书名为《关于俄共（布）的文艺政策问题》，红色处女地出版社，莫斯科、1624年。——原编者注
[5] 指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报刊》的决议。
[6] 这部长篇小说于1924年出版，卢那察尔斯基（在它于1927年改编成话剧在瓦赫坦戈夫剧院上演时）曾写道：它“为我国革命后年轻的文学增添了光采……中表现出对农民的生活（包括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具有丰富知识。刻画了他们的面貌，揭示了他们思维、感觉和表达的方法——这一切，如果一方面注意到列昂诺夫还年轻，另一方面注意到他在小说第一部分中表现出来的对城市生活的丰富知识的话，那么真令人感到惊奇”。（《红报》，晚刊，1927年10月14日，第278号）在这之前两年，卢那察尔斯基曾肯定地说过：“列昂诺夫尽管年轻，当然是当代俄国的大作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42，登录号1，保管单位31，第40张）1925年2月9日，卢那察尔斯基在一次辩论会上作题为《新文化的基石》的总结发言时，曾把列昂诺夫连同其他年轻的苏联现实主义作家与列夫派进行了对比：“就以列昂诺夫为例。他走遍了整个罗斯，而且是怎样的罗斯！走遍了革命后的罗斯。他带来了丰富的内容，力图认识它，自己理解它。他年轻，他渴望得出正面的结论。他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做到这点，他碰到很多可怕的东西，但他逆流而上。他忠实地反映生活中一切可怕的现象，但力求不降低自己对党、对觉离的人民的信心。这很有意思。很富有生气。很好，与它相比，甚至列夫最好的作品由于其中缺少现实主义的材料而显得苍白无力。”（发表于《文学造产》第85卷，第33页。）——原编者注
[7] 这部小说于1924年发表，在小说的基础上写了一个剧本，并于1925年由瓦赫坦戈夫戏剧学校上演。卢那察尔斯基曾在《戏剧和生活中的正面典型》一文中，对两者作了评价（《红报》。晚刊、1928年1月20日，No.19）。他把根据小说改编的剧本中维丽涅雅的形象，称作“革命后的艺术所塑造的最明朗、最富有教育意义的形象之一”，他在别的文章和讲话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谢芙琳娜，把她列入“最卓越的具有文学才能的人”之中。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42，登录号1，保管单位31，第40张）
[8] 这个文集于1924年出版，由维肖雷、卡津、马卡罗夫和纳谢德金担任编辑.文华刊登的小说有下列中篇和短篇：克拉弗科夫的《插曲》费多罗夫的《诉讼案件》普列合列茨的《枞树晚会》里亚营夫新基的《泥泞》、别利诺的《加尔金先生》、普拉托诺夫的《废钢甲堆》和德米特里耶夫的《小村庄》。——原编者注
[9] 杰米扬·别德内依在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19251年1月9日上午的会议上，指责马雅可夫斯基在长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中歪曲伊里奇的形象。——原编者注
[10] 卢那察尔斯基曾不止一次地评价过作为诗人的杰米扬·别德内依（如可参见他于1931年6月27日在共产主义学院发言的速记记录）。在《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这篇讲演中，卢那察尔斯基在讲到杰米扬·别德内依与无产阶级诗歌的另一些“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曾是热情洋溢的”代表人物的不同点时。曾经肯定地说：“别德内依很少写饱含热情的诗……他的嘲讽短诗、书信、小品文和寓言写得尤其成功，在运用这些体裁上，他可与这方面最优秀的大师克雷洛夫并列而无愧。这位善于冷嘲热讽的大作家始终保持着他的特色。他在革命前很早就开始自己的工作（虽然从前发出的声音不那么响亮），现在很受工农的欢迎，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42，登录号1，保管单位426，第21张）——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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