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Н.布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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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

Н.布哈林

　　编者按：本文译自英国普瑞德克斯出版社的俄文版单行本，1979年版。原载《红色处女地》杂志1926年第4期。本文是作者1925年2月在俄共（布）中央讨论文学问题的会议上发言的速记稿。

　　同志们！在对文学政策的若干问题作出决定之前，必须先对下述情况有所认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剃刀的刀刃上行走——如果一般来说，这种提法是对的话，那么，向其它问题比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就要更加善于在刀刃上行走。你们可能站在完全正确的立场上，但只要你们执行政策时差之毫厘，就会在政治上干出蠢事来。为了不致作出某些轻率的决定，我打算用这一警告开始我的发言。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深思熟虑，必须完全根除那种通常说的“大轰大嗡”的方法。然而，事实上，同志们你们现在却正在按此方法行事。瓦尔金同志说“在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上到处充满了中央委员会的精神。对不起，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在你们的代表会议上，毫无中央委员会的精神。我们还知道，你们公开提出了抗议，反对关于让沃隆斯基同志重返《红色处女地》杂志工作的决定。每逢作出实事求是的决定时，你们就反对一气，还说什么中央委员会的精神在你们头上缭绕。这种说法似乎不符合实际。你们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纠集了一群无产阶级作家，打着中央委员会精神的旗号，尽管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其次，为什么你们要滥用老头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名义呢？我想，而且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好的。我将在这里谈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时，我所持的立场，然后，我再讲一下不同意我的意见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立场。

　　我首先要谈的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我将尽可能地把我当时的观点说清楚，然后我再谈谈列宁同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在这次争论中，托洛茨基同志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明确地论证了他自己对文学，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喊声：“那么，波特列索夫呢？”）没有必要把波特列索夫也牵连进来，因为他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提出这一问题的。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他完全忽略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长期性。这是第一点。第二，他忽略了在各个不同国家中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平衡性。比如说，我们已经夺取了国家政权，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是在有许多敌人包围的具体条件下存在着的。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将是漫长的，因为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是不平衡的。在一个国家中已经夺取了政权，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则尚未夺取政权等等。在这方面，先决条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延长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不平衡。因此，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总的来说，以统治阶级的形象和面貌为标准形成起来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将具有自己的特征。这个意思还可以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夸大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建度，或者，用另外一种说法。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这个理论体系中，夸大了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速度。他的理论错误就在这里。他正是从这一政治错误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的。他把事情设想成这样：所有阶级都同时向共产主义迈进，既然无产阶级专政削弱得最快，比实际情况快得多，于是无产阶级的若干特点便起了变化，变成人类共性和未来共产主义的特点。未来共产主义文化的这一特点发展得相当快，比脱壳而出的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快得多。然而，还可以提出第二个问题：一般米说，在文化方面是否有无产阶级独有的特点？我认为有，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谈论过多次了。我要说，波格丹诺夫在这方面说的并不全是坏东西——他有一些很正确的好的想法。似乎可以说，有一种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精神（波格丹诺夫是这样称呼它的，你们怎么称呼它都可以）同正在进攻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战斗特征结合起来了。从人类共性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特点并不全都具备共产主义性质^[1]。其次，无产阶级还有一些特点，都市主义的情绪，城市的特点——这些并不是共产主义的特点，因为共产主义是要解决城乡矛盾的。这些特点立即会清清楚楚地把人类共性和无产阶级性区别开来。一方面，这些特点是这样一种结合，即这种集体主义加上革命性，加上城市，另一方面，它又是另一种结合，它不同于资产阶级的都市主义，不同于马利涅蒂等人的未来派的都市主义。这是完全清楚的。在文化方面，无产阶级是有其特点的。毋庸置疑，这些特点将不可避免地被固定并记录下来。在城乡矛盾尚未完全解决的那一段历史时期内，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未能完全解决城乡矛盾也是自然的事情——这个时期将给整个文明打上烙印，包括文学在内。不管我们如何实行消除城乡矛盾的政策，无产阶级文化的成长过程还是比它消亡的过程快得多。在这里，无产阶级文化的消亡和积累这两条曲线相互交叉。托洛茨基同志认为，无产阶级文化的消亡比形成快，而我认为正相反，无产阶级文化的形成比它的消亡过程更快。自然，这里说的不是直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部过程，而是指相当长的一定的发展时期。

　　现在我应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反对这种无产阶级文化观点的。他同这种观点作斗争是事实。我曾经维护过我现在在这里谈过的立场。现在你们都点头同意我说的：那就让我讲下去吧。而且你们自己也知道，归根结底，我没有任何理由诬蔑自己。所以，我要说明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最坚决地反对这一系列观点的，他在同我的几十次谈话中都提出过反对意见。他给我写过一些便条，甚至“怂恿”雅柯夫列夫同志写文章。雅柯夫列夫是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直接指示写那篇文章的，事先。列宁读过那篇小品文。瓦尔金同志！我就这件事曾同列宁谈过。当时我提出了最后通牒，我说，如果他坚持要在《真理报》上刊载雅柯夫列夫的小品文的第一稿，那么，我将给以极其尖锐的反击。于是，弗·伊劝雅柯夫列夫在自己的文章中删去一些段落。这曾经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你们还要站出来说伊里奇是“同意我们的意见的”。何必这样呢？我谈谈我对弗·伊的立场的理解。他在有些地方曾经谈到过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他写过几篇就民族问题反驳李普曼和谢姆柯夫斯基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曾谈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文化。如果我们想全面研究这个问题，那么就应该仔细想一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说出下面这句话时，他是怎样想的，“你们带着你们那些废话见鬼去吧，等等。”我谈谈我是怎样自己为自己解释这句话的含义的。也许（我不说想必，而说也许）弗·伊认为，无产阶级文化的时代会出现。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高谈阔论，大喊大叫并引起公众的注意，那么，我们反而会把这一事业葬送掉。时机尚未成熟。现在还必须从字母学起，学会洗手等等。他认为没有必要高谈阔论，因为我们在实践中还未能实现它之前，高谈阔论依然还是高谈阔论。在我同弗·伊争论过的所有问题中，有两个问题至今我也不同意他的意见，这就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和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不过，应该说一下，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弗·伊在自己最后写的论合作社的文章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以前他认为，还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有的只是社会主义的小岛，而其余一切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甚至这个小岛也被淹没了。现在他认为，我们正在壮大起来。如果把这种观点继续阐明下去，那么，他会这样说：“是呵，如果我们的小伙子们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没有问题啦，那么，他们肯定不会把社会主义建设成功，所以，应该往后面拉他们一下，喂，别骄傲自满，我国还没有社会主义呢。”正是这种想法决定了他的论据，他的论据应成为解决教育我国干部这一重大的社会教育任务的行之有效的推动力，这一教育目的是必须使干部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骄傲，有的放矢并用尽全身之力拉车前进。这就是弗·伊的实际指示。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理论上的提法，但我完全同意其实际结论。应该接受这一指示，在解决一些基本问题时，应该重视这一指示。没有必要说什么列宁曾经支持过我们，这是胡扯。

　　让我们实际运用一下这个标准。我举瓦普的宣言，根据瓦尔金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为例加以说明。第一点是：

　　一、“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强有力工具。如果说马克思关于“任何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指示是正确的话，那么无可争辩的是，无产阶级的统治不能同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非无产阶级文学的统治并存。如果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期内不能逐步掌握一切思想阵地，它就将不再成为统治阶级。在阶级社会中，文艺不仅不可能是中立的，而且它还积极地为这一个或那一个阶级服务。”

　　这是完全正确、绝对正确的原则。下面接着写道。

　　二、“如果这一点对于一般阶级社会来说是正确的话，那么它对于我们现在的时代——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各阶级之间进行最激烈的战争的时代来说，就更加正确。正因为如此，那种认为文学领域各种文学思想流派似乎可以和平合作、和平竞赛的议论是反动的空想。布尔什维主义一贯为反对这种反动的空想而斗争。”

　　在这里就有理论上的错误了。第一个大前提是，文学不可能不从属于阶级斗争的规律。这绝对正确第二个前提是，如果这一切对于一般阶级社会来说是对的，那么，它对于战争和革命的现时代就更加正确。这一前提对不对呢？对。接下去谈的是什么呢？接下去谈的是苏维埃社会内部的政策。这个问题讲得就不对了。为什么不对呢？这很简单。我国社会有两个摩擦面——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外，我国社会面对的是资产阶级世界，在这方面，阶级斗争是尖锐化了。对内应如何提出问题呢？在这方面暴露了对下述情况的无知，即在国内，我们的政策一般来说不是推行加剧阶级斗争的路线，而是相反，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斗争的政策。这是基本的。根据中央委员会的直接指示，在同托洛茨基同志辩论时，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在论反对派的经济纲领的文章中正好谈到过这个问题。谁也没有提出过坚决反对的意见。相反，所有的人都承认我说得对。阶级斗争正在消失吗？没有。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说的呢？他说过：我国社会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合作的社会，资产阶级也可以参加这一合作。过去什么时候提出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允许资产阶级同无产新级合作呢？从来也没有提出过。那么，这里出现了什么情况？出现了阶级斗争职能的某些辩证的改变，正因如此，我们才允许资产阶级参加合作。我请同志们好好地想一想实际情况吧。我们曾经不得不让步，以便让这些阶级去填补我们无力填补的漏洞。他们是在一定意义上，一定时期内来填补漏洞的。我们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来对待这些阶级的。如果你们把小商贩赶跑，这也会给我们带来经济上的损失。这些理论原则对不对呢？（喊声：“这也是相对的”我认为这是对的。为了弄清楚这一切，应该把这个同题同另一个问题，即领导问题区别开来，这是不同的两个问题，大家都必须记住这一点。我在这里谈的问题：当然，也有可能被大纲庸俗和肤浅地加以解释，正如社会民主党人那样。正是在这方面需要在剃刀的刀刃上行走。我想对你们谈谈关于奥托·鲍威尔的情况，虽然这与本题无关，但还是很有意思的。他是这样来描述我们的社会的。他说：开始时，确实出现了那种情况，即在苏俄确实存在过无产阶级专政，现在，这一专政已经被苏维埃共和国的三种力量的联盟——即农民、工人和新资产阶级的联盟所代替。苏维埃政权反映的正是这种力量上的平衡，而且重心不断地从无产阶级一边移向其他阶级一边，于是，他举出新经济政策之类为例，说什么重心从无产阶级移向庄稼汉了。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对。为什么不对？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被简单地混为一谈了——即社会上的联盟和政权中的联盟。我们在社会中同农民结成联盟，这就是说，我们的政权是依靠庄稼汉的，但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它可能有官僚主义弊病等等，但它毕竟还是工人阶级专政。我们可以允许新资产阶级在我们社会中出现，允许它跟我们合作，但决不允许它按近政权。我们作为主体，作为政权，可以机动灵活地行事。我们对待农民的态度完全不同于对待新资产阶级的态度，我们正是通过这一办法来维护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在我们当前面临的条件下，在现在这个时候作为领导力量的专政的职能。

　　所以，同志们，大家都很清楚，事物发展的总的前景同一般形式下的战争与革命时代提供的前景完全不同。这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是什么意思呢？从你们的提纲的观点看，这就是加剧阶级斗争。

　　瓦尔金：不对。

　　布哈林：那又作何解释呢？如果不是这样，那又何必把这一切写成文章，推行自己分裂社会的路线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将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一点。在你们的说法中，没有把资本主义国家同苏维埃国家的观点区别开来。如果你们说这指的是苏维埃国家，那么我就要说，难道对资本主义国家不也可以这样说吗？完全清楚的是，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大错特错了

　　罗多夫：形式各不相同。

　　布哈林：形式各不相同——这是什么意思？形式各不相同这首先就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采取的是使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式，而在苏维埃国家中则完全相反。这一点本来是应该说清楚的，这两者是迥然不同的。

　　我应该继续说明的是，由此使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结论。阶级斗争在进行，但形式不同了。我又提出了一个准确的公式。对待农民采取改造这个农民的方针，而对待新资产阶级，如采取利用，加上从一定时期起和平排挤的方针。当然，我们不号召采取暴力行动。所有这一切在我引用过的那些文章里有非常准确的表述。这一事实在你们的什么文章中有过反映吗？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你们要来决定政策，那么这一重要的说法航应该在你们的提纲中有所反映。我现在要问，有这个反映吗？我断定，没有这个反映。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呢？我们对待各阶级的一般政策也应该适用于我们的文学界，但应作很大的“修正”，因为文学界有其它领域中所没有的根重要的特点。对比一下，各不相同。专政不是消失了。一般来说，瓦尔金的下述说法是对的：在文学界必须提出领导权问题，但是，恰好在这方面应该注意我提出过的在保证无产阶级领导作用条件下各个阶级的结合问题。

　　领导权问题无疑是存在的，它甚至日益重要了，但是，我们也遇到了一系列麻烦。麻烦存在于下面一些事实中。同志们，请你们注意地听我对这一基本区别的解释。不只是现在，还在很久以前，当我问“岗位派”辩论时当我作了那个“岗位派”的许多同志们常常提到的报告时，我就提出了一个应该说明一下的理论上的想法。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怀抱中，我们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成熟起来，但决不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成熟起来的。由此出现了下述情况：当我们取得政权时，我们通过自己的斗争和直接的革命变革，我们便夺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导权。我们已经有了这个领导权。我们是在巷战中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得这一领导权的，这一斗争已经作出总结，总结了我们过去的组织工作的成就，政治上的磨炼和政治经验，总结了为进行胜利的革命而必备的一切特点。然而，当我们接触到艺术、科学和其它领城时，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独掌领导权了呢？我确信，还没有。既然我们还没有成熟，既然我们正处于虽已取得政权，却尚未成熟到可以掌握文化领导权这样一个时期，那么，同志们，完全清楚的是，我们应该提出取得这一领导权的任务。或者象我说的，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文学和文化等领域中争得社会领导的历史性权利（喊声：“对呵”）。

　　于是，从这里就产生了关于取得领导权的方法，关于不致在这方面犯错误以及关于与同路人的斗争等等问题……如果我的话确实是对的，那么，十分清楚，不应提出“岗位派”提出过的提纲，说什么把国家出版社交给我们好了，我们将把文学界整肃一番（瓦尔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你们早就采取这样的态度了，而且你们自己的全部活动和方针都有这种倾向（听众席上的喊声：“我们一直承认领导权原则”你们承认的是瓦普的领导权原则。不要自欺欺人了。（瓦尔金：“要拿出证据来，而我们有证明文件。”）就这样，你们提出了这种垄断原则，尽管你们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做。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应该这样提出问题的：“请先建设，然后再领取报酬”，在这里，在目前情况下，领导权问题同政治领域中的情况不同，那么，在这方面它同政治有无一定的共同点呢？我认为有。有工人阶级及其无产阶级评论家们从社会意义的角度评价文学作品的毫无争议的领导权。这是一开始就有的。这是我一开始就能够看到的东西，尽管我不是什么专家，对艺术形式和风格问题一窍不通。从社会革命的观点，我可以看出来并说出来，这个人是黑帮分子，那个人是自由主义者。一般来说，从总的情况看来，我们已经成熟到有权掌握历史性领导权的程度。在这里我还是要区别对待不同的问题。各种专门性的问题。这是一回事，基本问题，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在对社会进行批判性领导的一些问题方面我们已经成熟了，与此同时，在其它问题方面我们尚未完全成熟。整个问题在于，要提出一些可以使我们成熟并取得在历史上存在下去的权利的方法。

　　现在，这里就出现了“同路人”的问题，非无产阶级作家问题。这里立即涉及两个问题。对他们的政治态度问题和同他们在文学上的联合问题，这是同一个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则是有关我们自身的自我教育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同时解决，因为他们是互相以某种社会关系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岗位派”的错误何在呢？首先，我们对待“同路人”的态度怎么样？第一个方面是社会评价方面。我们对待同路人的态度是由对待有关社会政治力量的总的态度决定的。与加剧阶级斗争有关。在这里我们是否应该加剧阶级斗争呢？不应该。对农民，我们必须改造他们，对明显的黑帮分子，则应彻底消灭之。对同路人也应该这样——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应该改造，而对另一部分人则应予以“驱逐”。这样做对不对呢？如果这完全正确，那么，在组织上就不应象农村党支部的某些共产党员所做的那样：他们对待农民就象对待牲口一样。你们的立场就是农村党支部那些人的立场，他们由于农民未交统一的农业税，就去“压榨”近半数的农民。（瓦尔金和罗多夫“拿出证据来。”当人们又喊又叫的时候，你们却说，拿出证据来，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证据可言呢？罗多夫同志，您怎么啦，还是小孩子吗？如果这样辩论下去，当然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瓦尔金：“应该拿出证据来进行辩论。”）（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不是批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是批评问题，因为批评是政治的一部分。在改造人的问题上，应该有一定的分寸感，但你们既没有丝毫的分寸感，还采取了过火的策略。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们的自我教育，教育我们自己人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一般方针是什么呢？应该首先指出自己的缺点。我可以这样来归纳这方面的问题。在我们的文学政策中有两大偏向：一是共产党员妄自尊大，一是丧失立场。不能说其中哪一种偏向好一些，这两种偏向都有害。但是，如果有时可以说我们的某些同志犯了那种可以称之为丧失立场的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并非客观环境所使然，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偏向是共产党员妄自尊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你们最近这次代表会议，你们在会上攻击了我对杰·别德内依的文章所作的注解（瓦尔金：“我今后还要攻击。”）您用这个可吓不倒我。问题的实质在于，基本错误就在这里。所以必须同这种共产党员妄自尊大进行斗争。要反对这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恶痛绝的共产党员妄自尊大。这是他的政策的核心。这种共产党员妄自尊大现在对文学界比对任何其它部门都更危险。为什么比其它部门要更危险呢？原因根简单，我们在这一领域中尚无自立能力。如果你们举一个我们已经取得99%的成就的部门来比较一下，那么我们在这一部门中什么也没有，尽管我们吹嘘说取得了50%的成就，而在这个我们还没有什么成就，尚无自立能力的部门中，却出现了共产党员妄自尊大——这意味着，我们从开步走的时候起便可能把事业毁掉。所以，如果让我们选择，让我们说，哪一个更有害或更有利，是那个骂我们的弟兄，说我们还一无所有的人呢，还是那个说你们是大地的精华的人呢？我看，更有害的恐怕是那个说你们是大地的精华的人。因为，如果我骂无产阶级作家，这绝不意味着我暗中否定他们有权发展自己，这只不过表示，请注意，不要骄傲，因为骄傲是最危险的东西。罗多夫同志，难道不是您把几个人毁掉的吗？难道我们不知道，您周围的那些人和弟兄在一切方面都在沿着最普通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文丐道路进行自己的探索吗？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可以举出一千个例子。

　　罗多夫：我们正同这种现象进行斗争。

　　布哈林：关于这个问题您还是住嘴吧。这里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我现在谈谈与领导问题有关的组织工作和谈谈有关这一领导的界限问题。我觉得，在这方面《在岗位上》杂志的同志们把领导问题简单化了。关于领导问题，我应该说，我们暂时还不可能实行全面领导，因为我们还有一系列东西不值，而且我确信，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我们也不可能学会这些东西。我举一个别的领域的例子——新生活领域的例子。能够说我们在这方面是否认一切领导的吗？中央监察委员会甚至曾试图逐章逐节地制订一个文件，但是，后来还是不得不把这些章节收回来了。必须原则上说，这件事是由我们领导的。但是，难道能够这样说：让政治局作个快定，规定每一个共产党员可以有几个妻子吗？扎尔金德同志曾试图这样做。他说，如果一个共产党员遗弃了妻子，就让他的妻子出席支部大会，支部大会将作出决定，这个共产党员是否站稳了阶级立场。我认为他这是胡闹，这是市侩的劣根性，是多管闲事，那么，在文化领城中，我们有没有类似问题呢？肯定是有的。我说不上来，未来的家庭形式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男共产党员可以有几个妻子、而女共产党员可以有几个丈夫。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党来“领导”是不可理解的。是不是原则上可以说，我们永远也不过问这个问题呢？不可以。对文学来说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我可以说，从总的方面可以决定一系列问题，党将在这方面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在一系列艺术的形式问题上，在形式、风格的创造等问题上不能做这样的结论。如果你们这样提出问题，如果你们说事情就是这样，那么，请允许我斗胆地由此作出结论，而结论将是下面这个样子。你们曾力求避的形式向题对艺术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吗？我要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是否应该说，我们对下述这些问题是很感兴趣的，诸如创造新风格问题，这些不同风格的共存问题，多样化的可能性或者是否有可能建立综合性的艺术形式问题？我们对这一切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呢？感兴趣。但是，我们能在这方面提出详尽无遗的指令吗？不能。如果在这方面我们不可能由政治局直接进行领导，那么，我们将如何加强这一工作进程呢？也许你们以为可以通过无产者的无性妊娠达到吧？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这只能在分子的运动过程中成长，我们将在这里开屏最广阀的竞赛天地（听众席上的喊声：“正确。”）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你们在这方面就要放弃自己的所有主张。瓦尔金同志声言，似乎在上次会议上，就在这个会议厅中我说过，政治局未给普希金下达过如何写诗的指令，因此，瓦尔金得出结论说，似乎我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也应该通过贵族文学那样的方法来培植（瓦尔金：“不是从形式上，而是从内容上。”）我说过，政治局未给普希金下达过任何如何写诗的指令。既然如此，请你们好好地想一想。我说过，关于新的风格问题，这是个非常重要和专门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老在下述情况下得到解决，即党不是把所有人都攥在一个拳头里，而是使大家有可能展开竞赛。“岗位派”的同志们，如果把权力交给你们，你们将提供一些什么可能性开展竞赛呢？（听众席上的喊声：“我们是宽宏大量的”。）如果你们先证明，你们确实能够宽宏大量地对待别人，就可以把权力交给你们，但是，要知道，你们那里明明写着。说布尔什维克的美德就在于不可以宽宏大量地待人。你们听见了关于“不可宽宏大量”的说法，但你们并不知道声音是从什么地方发出的，为什么而发的：（听众席上的喊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但是，文学形式问题等等——难道这不是意识形态领域吗？我承认，迄今为止我并不知道，这是属于经济基础或者生产力领域。

　　不过，要知道，其它一切都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我再重复一下主要意见。我想，不应煽动斗争的激情；我想，不应加剧瓦尔金同沃隆斯基之间的阶级搏斗，在这些搏斗中沃隆斯基代表的是女性的消极一方，而瓦尔金则代表积极勇敢的另一方。然而，在不点出具体人名的情况下，我必须非常明确地指出，现在应集中注意力进行反对共产党员妄自尊大的斗争，在这一战线方面，我们应铁面无情。我们应在提纲中提出为竞赛开辟最广阔的天地。为什么你们认为，中央委员会一定要把自己象发针一样别在某一个团体身上呢？组织起一千个、两千个团体吧，除莫普和瓦普之外，能成立多少文学小组和团体就成立多少吧。你们以为，政治局必须跟在每一个文学团体身后并把它们都象别针一样别在鼓动部身上吗？第一，这样一来，瓦列伊基斯会因此而患精神病；第二，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我认为，党的一般路线是应该有的，这一路线在精神上大致应与我刚才讲过的话一致。至于谈到具体问题和课题，那么。这方面需要最广泛地展开竞赛。我在这里应该说，瓦尔金同志并未站在他原来想站的岗位上。您在文艺政策方面所处的地位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经济政策方面所处的地位是一样的。我主张进行一般的领导和开展最广泛的竞赛。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我们才能解决这次会议提出的问题。

王燎译

^[1] 比如：同人们进行斗争的心理，阶级战士的心理并不是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