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1921)    相关链接:季诺维也夫

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



  季诺维也夫:同志们!关于对待工会的态度问题在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内已经不止一次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引起了相当严重的意见分歧。我们党甚至正是部分地由于这个问题发生过分裂。这是在反革命年代,当时称作“召回派”的一个集团脱离了我们的党。“召回派”要求从国家杜马中“召回”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他们不承认我们党在当时的工会及其他合法和半合法的工人团体中的工作。当时其他一些色彩的人也追随召回派。这一脱离我们党的派别理解不了工会的巨大意义和特殊地位,部分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发生了分裂。
  我通过自己的实践很清楚,即使现在我们也能不时见到,领导同志中也好,普通同志中也好,都有人对工会的作用缺乏清楚的理解,有时对工会的态度多少不够友好,我甚至以为也许是某种妒忌或记仇的表现。在地方上我们党组织和工会之间发生小冲突,其背景往往就是这种不理解。我以为,产生至今在一些地方仍能见到的这种不友好的态度的根子之一就是我们党的过去的历史。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点一点地从孟什维克手中夺取阵地。在座的多数人当然都知道,从我们和孟什维克发生分歧一开始,工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孟什维主义的堡垒。我们不得不先在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中扫除障碍,力争使每一个同志都明白争取工会的必要性。我记得,1906年在彼得堡,我们的中央,当时叫作布尔什维克中央(布尔什维克中央在党内是不合法机构,是在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统一的中央委员会中活动的),第一次提出了我们布尔什维克必须千方百计打入这一孟什维克的最后的堡垒中去的问题。当时孟什维克在工会中的基础已十分雄厚,而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新手。我记得很清楚,早在1906年,布尔什维克中央几经斗争才决定我们要着手做这项工作。作为开始,我们办起了我们当时的机关报《无产者报》的秘密附刊,其内容是探讨工会运动问题的;当时这份附刊由加里宁同志、我、托姆斯基和后来的召回派首领亚·亚·波格丹诺夫(著名的《经验一元论》的作者,现在已退党)担任编辑。我们一开展活动,在彼得堡就遇到了来自我们的许多布尔什维克同志的坚决反对,因为他们当时不懂得,工会问题和我们在工会中占上风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存亡和革命成败的问题,他们不懂得工会要从其内部去夺取,不懂得要使工会向党靠拢,而不是去和工会争吵,使它们和党对立起来。1908年,随着斯托雷平政策取得胜利,这一问题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引起了新的、还要尖锐得多的斗争,造成了我已经提到过的召回派的出现,召回派打算根本拒绝在工会中做工作。我们同这一派别作了斗争,甚至不顾有一部分同志暂时离我们而去。这场斗争延续了好几年,最后以我们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基本核心的胜利而告结束。
  正是由于我们同孟什维克共同参加的老党中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一翼并未全都立即估计到工会工作的重要性,在十月革命之前工会始终是孟什维主义的十分重要的基地之一,是孟什维克最后一批堡垒之一。它随着俄国的资产阶级政权覆灭而覆灭。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我们和孟什维克几乎平分秋色。在1917年末1918年初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第一次占了多数,但当时仍有很多人追随孟什维克。我很清楚地记得这次全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气氛,当时我代表我们党在大会上作报告,而在十月革命后与会代表中几乎有一半人仍倾向孟什维克。顺便提一下,在这个全俄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在报告中和大会通过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了如下口号:随着政权归苏维埃,工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组织经济方面。由此可知,我们并非是最后才懂得现在所谓的提拔经济工作者的必要性的人。我扼要地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我们现在,当工会问题上出现新的意见分歧时能对这些分歧给予应有的重视,是为了使我们大家都不忘记,我们党不止一次遇到过这个问题,不止一次犯过难以挽回的错误,我们现在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重犯这些错误。
  现在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工会都是最终解决社会革命为一方,资产阶级和社会爱国主义者为另一方的争执的组织。这一点现在在国际范围内,在资产阶级执政、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因此洋洋得意的国家里特别清楚。现在国际范围内整个斗争的重心不是平白无故地转移到工会运动上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现在第三国际反对其一切敌人的斗争十分之九在最近时期将在工会运动中进行。工会运动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国际孟什维主义的最后的堡垒,在工会运动中战胜孟什维主义意味着最终战胜资产阶级。我们在政治上打垮了第二国际,但国际上拥护第二国际的人将在工会舞台上翻本。他们把重心转移到这里。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阿姆斯特丹的国际工会联合会是目前资产阶级的最后的堡垒。第三国际同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最后的斗争正是将在这里,在工会运动中得到解决。
  这不是毫无缘故的。这是由于在全世界,包括在我们俄国,工会起的作用与党的作用大有区别。工会是工人运动中迄今为止最广泛的工人联合组织。工会是整个伟大的历史时代的产物。这是最有生命力的、人数最多的工人组织,在战后发展得特别快。工会现在吸收了几乎全体工人。在欧洲和美洲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相当少。所以上述斗争正是在这一组织内进行的。把工会争取过来,意味着赢得了所有的加入组织的工人,甚至是赢得了所有的工人。而赢得所有的工人,意味着打垮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
  正如我们已经多次指出过的,我们苏维埃俄国的工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脊梁。列宁同志多次正确地指出,没有工会我们的专政连两个星期也支持不下去。工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这完全不意味工会本身是专政的直接工具,是直接的国家强制机构。不,为此我们有纯粹的国家机构,为此我们有苏维埃,苏维埃背后有党。工会首先履行其他的职能,它们在组织工人群众方面做的是所谓的粗活,首先它们在以无产阶级精神、继而以纯粹的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工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工会的基本作用。现在我们有些人开始把这一点忘光了,他们以为对待工会运动、对待这个最广泛的工人组织,可以非常轻率,非常粗鲁,非常生硬。应该记住,这个组织有着特殊的任务:不是直接发号施令,不是指手画脚,不是直接独断专行,而是首先要把千百万群众纳入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渠道的任务。把千百万非党男女工人纳入这一渠道,目的是在工会中给他们上共产主义的初级课程,教给他们无产阶级运动的初级基础知识,引导他们前进再前进——这就是工会的任务。
  人们常常说,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什么叫“共产主义的学校”?如果认真地来分析一下这个定义,那就是,在共产主义的学校中首先要教育和培养,而不是发号施令。(鼓掌)我们首先应该是这所学校中的培养者,应该是教师,但我们决不应该成为那里的指挥者,如果我们说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那我们不应该就那么说说而已,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这个定义,从中作出相应的实际结论。
  同志们: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农民居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特别是在目前直接的战斗任务已经结束的时候应该记住这一点。工会的同志给我的最新的一份统计表明,现在有将近700万加入组织的——组织得不好,其中一部分人只存在千工会的“花名册”上——工会会员[1]。而我们幅员辽阔的国家人口超过1亿。我们在制订宪法时的根据是无产阶级比农民有更多的权利。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我们直截了当地这样告诉农民。城市无产阶级受的教育好一些,对资本家的花招了解得透一些,他们的觉悟高一些。无产阶级应该走在前列,帮助你农民、引导你前进。我们是这样告诉农民的。同志们,正是对于这个问题现在应该特别小心。农民在面对共产党员为一方,公然的白卫分子(即打算剥夺农民土地的地主)为另一方时,毫不动摇地或几乎毫不动摇地帮助了我们。
  光靠强制我们当然不能迫使农民这样大力支援红军,响应动员,在前线作战。农民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懂得,否则将军和地主会战胜我们,夺走土地,占为己有。这一条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一点将引起农民重新大组合,导致农民群众对价值观作一定的重新估价。农民群众的情绪将发生变化。现在就可以发现,农民有时开始因为我们对工人的态度而嫉妒。我在参加最近几次县苏维埃代表大会、非党农民代表会议后有一些观感,你们大家中的不少人大概也有同感。存在着这样的情绪:现在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农民以为现在到了工人和农民分享成果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农民并不想吃亏。同志们,我以为你们在最近召开的农民代表大会上也已经数十次看出这一点。(座中有人作了肯定的表示)这一点当然不用害怕。我们会消除这种情绪。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应该作出以下的结论:我们这儿纯粹的工人组织只有工会;我们首先得依靠工会来实现无产阶级对整个革命的领导。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该忘记:为了使加入工会的700万工人真正能领导起现在正在重新估价价值观的农民,为此这一工会运动阵营必须充分保持真正的一致。要是我们想去干扰工会,要是我们不懂得要联合起700万工人(其中大多数是非党员)就要对工会爱护有加,而不是官气十足,那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使拥有700万会员的工会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工会运动就不能是表面的团结,而是要有真正的团结,要使工会运动听从党的话不是迫于棍棒的威胁,要使党爱护工会、教育工会,使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不分老幼,都懂得工会运动是应予特殊关注的特种工人组织。应该使所有的人都懂得,应该把工会运动当作巨大的共产主义实验室,当作我们将在其中对几百万工人进行教育的大学校,而没有这些工人就谈不上对整个工人阶级进行认真的教育。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把弦绷得很紧,可以在省委或中央委员会里一味发号施令。不要以为我们光靠任命就能引导工会跟着我们走。(鼓掌)要真正掌握这些群众,要引导他们朝着我们的党要走的方向走、就需要清楚地意识到我上面所说的关于工会的意义的一切。
  接下来我想提一提所谓的“生产民主”的问题——这个术语现在已经非常流行。有些同志在重复这个术语时以为它确实说到了点子上。我以为,这是一句空话,它没有给任何人说明了什么。我以为,这是一个空洞的词组,它一点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它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在党中央委员会里提出了,尤其是在最近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坚决提出关于“工人民主”的问题。这个术语也不高明。这一点我承认。但任何一个人都会懂得,这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平等、选举制、党内和苏维埃内的民主。当然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新东西。我们的党从1903年起就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但是历史却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在我们的党掌握了政权,取得了最辉煌的胜利时,国内战争的形势变得十分残酷,我们这时在党、在工人运动中不能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工人民主。这不算糟糕,因为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只要不受宣传的蛊惑都会懂得,在世上罕见的严酷的国内战争年代我们顾不上什么民主。这也不算糟糕。要是现在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工人民主的必要性,那才是真正的糟糕。这样我们才真正是在冒失去党的脑袋的危险。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在他们在国外出版的白卫报刊上写文章说:布尔什维克作战时是有生命力的;作战使他们团结一致。一旦布尔什维克不作战了,他们之中就会出现不和和不满,工人和农民就会起来反对他们,他们将顶不住压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就是这样说的。他们以为我们很蠢,战争结束了,我们还会像战争没有结束时那样在各方面行事。不,我们的党不会这么干。战争结束了,我们会由此得出相应的结论。我们暂时不实行我们的党内民主,这井不糟糕,是暂时的,也就是在进行战争、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时,为了在战场上战胜我们万恶的敌人才这么做的。而现在这场战争结束了,要是这时我们的党还犹豫不决,观望等待,等人家从后面推它,等“下面”求它恢复党内的工人民主,那才糟了。可是我们不会这么做。
  我们在开党的会议,面对党内的同志们,现在是召开代表大会的前夕,已经宣布将进行一场自由的党内辩论。我认为把有关我们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思想斗争的一切说出来是我的义务。当两三个月前,这个问题第一次提出来时,党的中央委员会发现,有一部分中央委员不理解这一点。这一部分中央委员的立场使我们不得不揪着有些人的头发(请原谅我用词粗告)叫他们承认“工人民主”。同志们以为这个口号是“放弃立场”。他们大概当真认为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工人民主是党的最宝贵的立场。这些中央委员起先用讪笑的目光看着中央委员会内谈论工人民主的人。他们说,为了在党内搞外交手腕也许值得这么做,但是“严肃的”人是不会这么干的。现在人们日常的议论、讲话、提纲等等都说这方面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分歧。这不对。这方面过去有,现在部分地也还有分歧。现在这是争来的立场。但部分中央委员不理解这个问题是事实。他们不愿意迅速地、坚决地、确定地、坦率地和明朗地走向新事物,而现在已经有了这样做的前提,现在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了。
  我们马上就起来反对这一点,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让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充当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使党不得不来推动中央委员会,提醒它,告诉它既然新时期已经开始了,那就应该按新的方式来提出任务。我们说,中央委员会不应该充当监护全党的爸爸的角色。我们说,中央委员应该充当革命领导人的角色。当形势发生变化时,中央委员会应该首先提出新任务,同全党一起来完成它。工人民主的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现在至少在口头上这个争论似乎已经结束了。
  而大致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术语;生产民主。
  有人这样对我们说:民主吗?好得很!可是现在一切都在于振兴经济,在于生产。这是无可争辩的。因此,不应该泛泛地谈民主,而应该说“生产民主”。俄共中央十二月全会以8票对7票的多数通过决议,其中第二部分,绝对错误的部分,第一次正式使用了“生产民主”这个术语,人们给我们解释说:我们需要生产民主,也就是要使一切选举都从谁是好当家人,谁是好的生产组织者的角度出发。
  同志们,关于经济问题应该指出以下一点。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我们中任何人对此都丝毫不怀疑也不可能怀疑。以前我们就不止一次提出过这一问题。我至少可以提一下早在一年前出版的我的那本小册子《从战争走向经济》[2]中。我连自己都已经忘记了这本小书,但是同志们提起了它,还提到它得到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的好评,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是布哈林写的文章。一年前我和其他的同志已经在说:现在没有比经济任务更重要的任务了;应该把一切加以改造,把全部力量都用在经济上,应该把所有的党的工作人员分配去从事这一项或那一项经济工作。我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以彼得堡为例说;现在在彼得堡修缮1个澡堂要比讲好5次课重要10倍。对这一点没有也不可能有怀疑,我是这样,我从属于的那部分中央委员也是这样。经济是最重要的任务。不能对此估计不足。我们的代表大会讨论的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这部分中央委员一分钟也不怀疑,这一计划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指责我们对经济因素估计不足,简直是笑话。
  我们大家都想使全党抓经济,面向生产。我们竭尽全力来完成这一经济任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使用概念混乱、自相矛盾、含混不清的术语。不错,我们在工会等组织的选举时应该提出也会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懂经济?你是否能当组织者?但是不能说,我们只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要是这么说,那他就说得不对。当你们选举时,选举担任各种职务的人时,不仅仅是提出了这一个标准。我们甚至不能只按这一特征来建立中央的全俄的集体领导机构。我们考虑也应该考虑各种特征:政治特征、党龄、组织工作能力等等。不可能不如此。所以我并不反对说经济任务是最重要的任务,而同时又要指出“生产民主”这个术语是空洞的术语,是错误的术语,会把党引入歧途,不可能确定可靠的路线,不会使我们能有正确的取向。我们说;过去我们培养战斗队员、红军战士、政委,同样现在我们将培养专门家、经济工作者、善于通过生产为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做一点有益的事的人等等。这是无可置疑的、十分必要的。
  但是当我们在谈各种提法,谈应该具有长远意义的口号时,我们抛弃“生产民主”的提法,因为这个提法不准确,会把人的思想搞乱,不能对直截了当的问题作出回答。
  我回过来谈一谈目前工会的情况。托洛茨基同志的拥护者说,现在工会正经历着异常严重的危机。他们甚至断言,说工会正濒临灭亡。托洛茨基同志前儿天在济明剧院作的报告正是从这一点开始的。他的报告一开头就说工会的情况糟透了,而且引用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位巡视员的报告中的一段话、说一些工会中央委员会脱离了全俄工会中央,如此等等。这样说对吗?当然是对的!谁也没有说过我们的工会一切都很好。相反,工会机关很薄弱。只要工会还只有现在这样的资金,那它的机关就将一直很薄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测绘处拥有的资金和经费无疑要比整个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也就是要比全俄工会联合会至少多10倍。只要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工会的情况就将一团糟。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说;让我们像迄今为让关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那样来关心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吧,(鼓掌)给它以同样的支持、照顾、经费、关怀,这样我们才能向它提出同样的要求。(鼓掌)过去我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这样提问题就成了蛊惑宣传。那时一切都应该交给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就是交给前线,因为当时面临的是最重要的战斗——战争。我们搜括了一切人和物交给前线。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好。要是我们不懂得,现在时代不同了。要是我们不承认,现在重心应该转移到工会运动这所有700万工人在其中“学习”的共产主义大学校中去,那才真是糟糕了。
  有人跟我们说,工会正经历着危机,很少吸收工人参加工会的日常工作,工会机关同工会面临的任务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认为,我们毕竟应该知道分寸,作出判断,究竟有没有危机、这个危机又有多大有人说,工会不知道它该干什么。我亲自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听到一位托洛茨基同志的拥护者(这是柯秀尔同志)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当我们对他说,我们给你们工作人员时,他回答说:“你们给我们工作吧,不要给我们工作人员”。我反驳他说,工会的工作多极了,多得做也做不完,而您柯秀尔同志却像知识分子上那样在寻找“提法”,不去卷起袖子干。这一点应该告诉每一个说“我不知道我在工会里干什么”的人。
  工会现在很弱,这一点不能否认。但是如果因此指责工会和工会领导人说“这是工联主义,这是考茨基分子",那这样做我们也帮不了工会的忙。(鼓掌)我们这样做只会使俄共和全俄工会运动这两个无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巨大的集体分裂。(鼓掌)常常有人说,现在工会什么也不干。有人对我们说,工会在干什么?……当我们在一本论工会运动的文集中展开讨论,请大家寄来关于工会的文章时,我收到的第一篇文章是今天在座的米雅斯尼科夫同志写的。这篇文章说:令人奇怪的是,人们在为工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事伤脑筋,而问题再明白不过了,简单之至,我们根本不需要工会,我们有了苏维埃,还要工会干什么?……
  托洛茨基同志在党中央委员会作的简短的报告中一再说:工会在哪里,其实工会几乎不存在,工会什么也不干,它没有基本的基层组织,工厂里硬拉人参加工会,工会会费是硬扣的等等。他的这些话说法不同,多少含蓄些,但表达的是同一个思想。工会确实不存在的说法对吗?工会薄弱是由于爆发了国内战争。由于我们对它不关心造成的。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说工会根本不存在对吗?不对,这是人们肤浅的看法,他们实际上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工会。(鼓掌
  同志们,我们彼得堡工会所在的劳动宫对来访的人员作了统计。这一统计表明,每天到工会来的平均超过5000人,要接近6000人,这还不包括由于其他事由进入劳动宫的人。他们来干什么?有的是为工作服而来,有的是为工资而来、还有的为加班的事而来,一位工人的老母亲是为丧葬问题来工会的,还有人是为劳动口粮等等来的,有的人来是为了获得迁往另一个城市的权利或者是要把患病的孩子送进医院,有的人来控告工厂委员会,还有的人来证明必须撤换厂长或厂长助理,如此等等。如果从官僚主义的角度来看,有的聪明人会说,这难道是工会吗?没有开过代表大会,还没有一点有组织的东西。工厂委员会在哪里,有条不紊的组织等级制度在哪里?这些确实都没有!但是那为了一些最小最小的琐事每天从工厂到工会来的6000人都和工会血肉相连,他们中许多人也许从来没有听说过“共产主义”这个词。今天的工会就是这个样子,哪怕部分地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所谓的上共产主义的学校,虽然乍一听起来会觉得很奇怪。(笑声)这一点会使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中某些激进分子感到非常可笑,他们以为上共产主义的学校意味着只是去听讲课,讲课人登台演讲,从原始共产主义一直讲到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近来我们这里甚至作为惩罚强迫人去读这本书。我决不反对这些课程,不反对《ABC》,不反对鼓动,我自己也多少做一点宣传鼓动。但是我说每个城市里这些成千上万的天天跑到工会来的劳动者同我们的人领导的工会运动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来这儿的男女工人在这里拿到小册子、传单、守则,在这里听课。彼得格勒的情况就是如此。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情况也一样。我并不想说这种没有固定形式的情况对我们有利。不需要组织上定形的、上下级分明的工厂委员会这种工会的基础,也不想说不需要定期地有步骤地举行代表大会。需要经常举行代表大会。但是我们需要的东西还少吗?难道各地的每个工厂和车间不布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党的集体吗?难道我们不知道现在工厂里1000个工人中并不总是能有25名共产党员吗?往往比例还要小。
  难道我们不知道莫斯科近郊有些工厂的好几千工人中只有8个党员吗?而且这些党员几乎从来不开会。难道我们不知道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在外省、在许多城市里的这些现象吗?难道我们不知道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吗?我们把30名万优秀工人送上了前线,因此一些党组织人都走空了;在激烈的国内战争时期我们顾不上它们。党内状况也不比工会状况来得好,这两方面我们都将加以改进。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党要完蛋了,同样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会经历着严重的危机。工会没有应有的组织性;现在我们应该用党的集体力量来使工会具有这种组织叶。工会在三年专政期间毕竟多少帮了我们的忙。因此我们才说、没有工会我们两个早期就会完蛋。工会为无产阶级专政干了什么?不管好不好,工会包括了工人群众——非党的、半党的、竭力向我们靠拢的群众。工会团结了这些对革命极为重要的城市工人群众、吸收他们加入组织,在不同程度上使这些群众不反对我们,而是支持我们。因此我们应该抓由于三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党没能加以关怀的现在这个样子的工会运动。我们现在应该全力去抓、要严格和明确地磨练工会的基层机构,使它们在每个工厂、每座矿山和每个车间中都有牢固的基础。但是不能认为工会根本不存在。不能没完没了地说工会情况一切都很糟。从形式的角度看,任何人都没有任何权利对工厂从工资中的性扣除会费的做法挑剔。这是根据全厂职工大会的决定才这样做的。至少这是需要经过的一整个漫长时期。我们当然应该记住,并不是被扣除工会会费的每一个人都是共产党员,他甚至连组织上加入的工会会员都不是。我们应该看到工会运动的过渡形式,接受它的现状,不仅指出它的弱点,也要指出它的巨大的优点,这些优点是这一段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现在我们来改进整个工会机关,加强这一机关,但决不允许任何人乱叫,说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是工联主义机构,说工会根本不存在,说这才是工会的下场。
  我来引用几个数字,让大家看到工会尽管在条件不好的情况下都做了些什么。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现在有人以十分鄙薄的语气在谈论工会。托洛茨基在他的报告中指责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时用的正是这种语气,也就是用同“工联主义”敌人作无情斗争的语气。我们当年只是在谈到工会的孟什维克领导人时才用这种语气的。工会尽管承受了许多重压,还是做了不少工作。我引用的数字并不很完整,但是相当有说服力。除了其他的动员,光动员工会会员去征兵站的,1919年一年就有79368人。这个数量很大。工会送往指挥训练班的人也不只是10000个会员。此外,我还有关于征粮队人数的资料。征粮队数以千计,而工会动员的征粮队队员人数第一年就超过30000人。同志们,作出这样的成绩时,据最新的资料,包括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在内的工会的负责技术干部只有1313人。而其中656人,即超过一半人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中、因此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才能夸耀自己是出色的机关。
  同志们,请你们还要考虑到工厂工人的社会成分发生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正是对工会的工作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大家知道,甚至在两个首都、工人的社会成分也严重地恶化了。社会成分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妇女开始取代男工。例如,彼得格勒的材料表明,成年男工过去占65%,在很短一段时间里降为41%。而成年女工的人数则从25%上升到41%。这对工会运动造成了全面的困难。这种情况也使我们无法站稳脚跟;甚至大中心城市的工厂里的工人的社会成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工会因此被置于不利的境地。但是这些年中工会毕竟参与了各方面的工作。
  托洛茨基同志反驳说:好吧,工会帮助过征粮,支援过前线,如此等等。为此要感谢工会。但工会干的毕竟不是主要的工作。它没有从事生产。
  这样说不对。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成了引起意见分歧的主要起因的基本问题。至少有人试图把事情描绘成这样。我们的工会抓生产抓得不够。这说得对。我们的工会应该在生产中起更大的作用。这也说得对。我们的工会应该开始同国家经济机构结合。这也说得对。可是托洛茨基往下说的话就成了胡言乱语,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对工会的观点,完全不懂得今天工会可能成为什么样子,应该成为什么样子。我现在试看来证明这一点。
  人们都在谈论结合。结合无疑是需要的。托洛茨基同志在济明剧院作报告时试图把事情说成这样:我们的工会工作者今天说东,明天说西。这是他对我们的工会工作者不无偏见的态度的许多表现之一。我仔细研究了工会运动的文献。我知道工会工作者并不反对结合。当我在不久前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发言时,我代表中央委员会谈了结合问题。下面我从速记记录中引用一段话。
  我当时说:“古列维奇同志(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拥护者)在这里说:我们完全是在黑暗中彷徨,我们毫无前途。我们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我们每走一步都磕磕绊绊。于是古列维奇同志作出结论;让我们承认我们坚持结合的方针吧,这样一切全都清楚了,甚至是最困难的工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是这样的吗?不,这说得很牵强。人们爱说‘结合’。我说这个有名的结合早就开始了。”
  我还补充说:如果意见分歧只是这一点,那我们愿意给你们三个“结合”。同志们,我们原则上从来没有反对过结合,这是党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已全部问题在于如何结合。现在散发的由托洛茨基同志署名的提纲中有一节,标题好像叫作“实际的建议”。其中一点实际的东西也没有。其中谈到的实际的东西早已完成了,而且做得更实际。关于应该如何把工会和苏维埃机构结合起来的问题,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谈得很详细。关于这一点,我现在来谈一下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一整节。
  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是在不久以前举行的。它是10 个月前举行的。过去了只有10个月,而不是10年。这次代表大会举行时的形势和我们目前的形势大致相仿。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中有一整节,标题叫作“工会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机构的形式”。这一节从工厂委员会一直谈到国民经济委员会。其中最清楚、最实际地指出了应该如何进行这种结合。托洛茨基同志的拥护者在这方面并没有发现什么新大陆。这一节是这样说的:
  “1.工会是按各个大的生产部门把工人联合起来的,它同这一生产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工会是生产上极有权威的组织、是管理工业的经济组织的主要基础。
  2.这表现在,工会不是一个特殊的组织,绝不专门而整个地管理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而是从下到上地参与组织生产的工作。同时,任何一个工会组织都不直接干预企业的工作。
  3.工会的基层组织是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不干预企业的管理,而执行以下的职能:用一切办法(直到采用同志纪律审判会)来加强劳动纪律、除一般宣传外还进行生产劳动宣传,吸收工人参加工人检查机关的工作,教育工人并使他们感到了解工厂的作用是有好处的(通过总结、报告等方式),协助选拔工人出身的行政人员、监督评定委员会的工作等等。
  4.在工厂管理处中,工会根据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相应机关的协议参加成立工厂管理处的工作。在这方面,应当以根据实际工龄,技术熟练程度、坚定精神、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挑选人员的原则来代替选举的原则。
  5.区管理处和企业的工厂管理处的成员,由相应的工会中央委员会同总管理局和中央主管机关的集体领导机构协商后任命;如直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则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协商并由它最后批准。
  6.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集体领导机构(主席团)由省工会联合会和省执行委员会协商组成;各总管理局和中央主管机关则由各工会的中央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有关部门协商组成。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本身,由于它的主席团的人选是由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确定的,所以也同样是在工会的密切参加下组成的。
  7.其他经济领导组织,如负责劳动力的动员、分配、统计和保护的普遍劳动义务制推行总委员会等等,也应当按类似方式组成。
  这样,工会在工业行政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行政部门的一切环节中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整个工人阶级水平的提高,这种作用还将不断增强。” [3]
  现在托洛茨基同志又有什么新的更实际的建议呢?一点也没有!现在的建议比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这些极其权威的决定要模糊不清得多,因为这些决定明确地指示我们如何着手这种结合。代表大会的决议从工厂委员会谈到工厂管理处、再谈到区管理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等等。答案是明确可行的。工会应当参加制订生产计划,这也不新鲜。这一点有什么新意呢?许多地方已经在这么做了。托洛茨基同志还建议从3名委员同时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兼职。这就是所谓的发现新大陆!我以为这种提法是纯粹的官僚主义空想。我们现在也有个别同志同时在这两个机构中兼职。我以为这决不是什么牛顿的发现。我们主张结合。不过是什么样的结合呢?当一个人吃了一块面包,也可以说他把面包和自己的胃结合了。这样的结合我们不想要,工会也不想要。工会不想要这样的结合,它做得非常对。工会不想要这样的结合,是因为这样做就是工会运动的灭亡,而为了真正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支待工会运动。决不能允许工会被管理局和中央主管机关吞并、成了官僚主义十足的总管理局和主管部门的附属机构。
  也许有人会对我说:想要这种相当于吞并的结合方法的人在哪里?这些人在哪里?拥护这种方法的人在哪里?可惜,这些人是有的,我来给大家谈一谈。我请大家注意一下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成立临时的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的决议。我恳切地建议大家好好读一读这个决议,因为它直接导致目前仍然存在的意见分歧。决议说:
  “XI 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
  运输业仍然是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最近期间要注意和努力的中心。运输业的改善是其他一切经济部门,首先是粮食部门获得最起码成就的必要前提。
  在改善运输业方面的主要困难是铁路工会薄弱,这是因为铁路人员的成分复杂(其中留有不少经济破坏时期的分子),铁路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最能自我牺牲的分子被动员到前线去了。
  代表大会认为,党的十分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尽力协助铁路工会,因为只有在铁路工会参加之下、才能把我国的运输业提高到应有的水平;同时代表大会认为,采取一些特殊的和非常的措施(战时状态等等)是完全和绝对必要的,因为运输业处于惊人的解体状态,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要以刻不容缓的措施防止运输业的完全瘫痪以及随之而来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灭亡。
  从这个角度看来,代表大会认为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是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的临时机构,它要同时执行两个彼此密切联系的任务:通过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的有组织的影响来立即改善运输业状况;同时要巩固铁路工会组织、以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派到铁路上的优秀工作者充实它们,协助工会在自己的组织中建立起铁的纪律,从而使铁路工会成为进一步提高铁路运输业所不可缺少的工具。
  这项工作完成之后,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及其地方机构应当在最短期间合并到铁路无产阶级的工会组织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正规机关中去。[4]
  同志们,我们的党在运输业发生困难的时刻决定组织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这个多少取代铁路工会的机构,是不是一件坏事呢?不,这决不是坏事。坏就坏在人们开始忘记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根据代表大会的设想是一个临时机构。真正坏就坏在人们想让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永远存在下去,要用政治部来取代许多工会。这时真的成了坏事。党的代表大会说:建立临时机构,一旦失去需要就马上解散它。为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规定了两项任务:改善运输业和帮助铁路工会。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断言,这两项任务都已经出色地完成了。既然如此,更应该马上取消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因为它是一个临时机构,不要拖延,不要把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的方法搬到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中去。我们承认运输业有所改善,我们大家都将继续工作,使运输业进一步改善,但与此同时乌克兰的代表告诉我们说,俄罗斯南方交通完全断绝。西伯利亚的同志们说的也差不多。把这一切归咎于某一个人当然是可笑的。我们知道这是一项需要长时间去完成的任务。我请求不要把这个问题同我们的争论混淆起来。但是第二项任务——巩固铁路工会,不仅没有完成,相反,却把铁路工会引向分裂,托洛茨基同志,您以及和您观点一致的人把铁路工会引向分裂。你们不久前召开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代表会议,你们十分盲目,以致看不到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是泥足的,它现在已经分裂成三截。
  索斯诺夫斯基:而你们还曾加以鼓励呢。
  季诺维也夫:不对!我们的党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在铁路工会中搞分裂,而我们相信,再过几个星期举行的运给工人代表大会会达到完全的团结一致。
  但是我们毕竟不会忘记,托洛茨基同志的拥护者同水运员工彻底分裂了,水运员工中有无政府主义分子,我们不应该鼓励他们,但是他们反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确实做得完全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拥护者造成铁路员工中也有一半人表示反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我在党中央的会议上改过一个文件,说的是选举产生的参加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代表会议的60人中有18人也表示反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对此托洛茨基同志却说我捏造出了这批人,根本没有这回事。可是第二天18个同志变成了32个。原来参加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代表会议的铁路员工中有一半人表示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极端拥护者所推行的有害政策。这是谁的过错呢?托洛茨基同志试图说,造成分裂是因为我在党的九月全国代表会议上发了言,我是造成这一分裂的罪魁祸首。对此鲁祖塔克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拿出各地的记录证明说,这个问题远在我作任何发言之前,远在全国代表会议之前,就已经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北方和南方都讨论过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请你们不要去寻找叛乱分子,不要去寻找谋反分子,而是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你们最后落得一场空,为什么你们能拿给党的只有破碗碎碟,尽管我们的党给了你们不止100个优秀的工作人员。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不懂得,应该如何对待工会。同志们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因此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
  请允许我给你们展示几个文件,它们表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和某些军人同志对自己的任务理解得过于简单化。
  当我们提醒同志们,不要在工会中采取简单化的军事方法时,有人把这一切几乎描绘成是对红军的侮辱。这显然是错的。我们大家都同样热爱和尊敬我们红军的英雄们,这是用不着说的。托姆斯基同志和其他的工会工作者反对的是对工会搞"骑兵式的袭击“。托洛茨基同志因此指责说: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不再宠爱布琼尼的骑兵了?这简直是笑话。我们大家当然都为布琼尼的骑兵感到骄傲。我们完全相信,布琼尼同志和他的骑兵对他们的骑兵事业的理解很出色,至少比我强,很抱歉,我敢说也比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强。(鼓掌)这一点应该先说好。谁也不想在某种程度上去败坏“军人的荣誉”。我们都很清楚,是我们把优秀人才送进了红军。军人同志在经过艰苦考验后终于回来了,我们现在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向他们致以最亲切的祝贺。但我们有权告诉同志们:你们应该仔细了解一下,工会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特殊任务,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方法。而且干嘛还要教你们呢!你们中许多许多人自己就来自工会。许多人上过这所学校,今后还要上。但是制造你们不管水的深浅就往里跳的印象,这是对你们和对党大大帮倒忙。这是熊的效劳。你们当然不会这么做。你们中有很多能冷静思考的人、优秀的组织者,知道该怎么做新的工作。要是有工会把你们当作“外人”,说你们不懂我们的“行当”,当然我们会嘲笑这些工会的。而那些以为自己在工会中也应该发号施令、向工会施加硬性压力的军人,当然也没有把握住分寸。
  正是现在在转上新轨道的时候,你们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注意分寸。你们当然是会把握住分寸的。我们中每一个人在改换武器也就是改换工种时应该谨恨小心。例如,当尤登尼奇向彼得格勒挺进时,我有两次被任命为第七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我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行事十分谨慎,因为我很清楚,这个工作我几乎一点也不懂,我能提供的帮助只是我的影响直接所及的那个范围,如此等等。要是我自以为精通战略、去教久经考验的骑兵如何骑马作战、那就成了笑话。
  而某些军人同志犯了错误,很遗憾,这是确实的。举例来说,我可以举出水运总管理局最高局务委员会委员佐夫同志的命令。我早就认识佐夫同志。他是我们党的最优秀的工作人员之一;我决不说他一句坏话,我和他共事多年,他起先在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工作,后来担任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委员,再后来是干海军。但因此他的例子很有说服力。当他被安排在水运部门工作时,当他被任命为水运总管理局最高局务委员会委员时……
  布哈林和索斯诺夫斯基插话:是谁任命的?
  季诺维也夫: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任命的。我声明,对于这一任命,对于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的任命,我丝毫也不推卸我的以及和我观点一致的中央委员的责任。我承认对过去的一切要负责。但我们只是在一点上有分歧。党说的是临时的!现在到了取消的时候了。党说过要干得合理,要巩固铁路工会。要合理地干、要确实对工会有所帮助。
  我再来谈佐夫同志的命令(刊登在1920年5月3日的《玛丽亚区水运管理局公报》上)。找来读一下。
  “我受托洛茨基同志的委托在这里召开了一系列各区代表的会议,以听取他们关地工作情况和各种要求的报告……
  ……这样一来,水运方面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手工业方式、乱设委员会的做法、无组织和无权威状态已经成为过去,水运工作成为国家工作了。担任领导的将是有相应权力的政治委员。委员会、工会以及选举产生的代表对技术和行政问题进行干预的权力已被废除”。[5]
  同志们,大家看,这里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都混起来了,而总的调子是不正确的,再走一步就要犯根本性的错误了。从受过的考验和具有的经验来说要少得多的同志发布这样的命令要多得多。佐夫同志似平把工会同军队中“乱设委员会”的现象混为一谈了,犯这种错误的不只是佐夫同志—个人。而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不消灭旧的军队委员会和“乱设委员会”现象,红军就建立不起来。而反过来,没有工会生产却提高不了,因勾提店生产的任务毕竟与作战任务不同。不能把工会同“乱设委员会”现象混为一谈。佐夫同志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支持得最坚定。但是在他的命令中有哪些地方扩大了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呢?根本没有。托洛茨基同志也同样如此。我们想对这些同志说,请不要过分扩大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但也不要把工会同“乱设委员会”现象混为一谈,不要制造同工会的冲突。正是这位佐夫决非偶然地同喀琅施塔得人发生了冲突,没有同水运工人搞好关系。因此对工会和水运业来说都没有一点好处。
  我再来引一段。我根据速记记录引用支持托洛茨基同志的哥尔茨曼同志在不久前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的一段话。请大家听听这段话。我知道有人要反驳,所以先声明一下。托洛茨基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即托洛茨基同志和他最亲密的同事)设立革命法庭,实施严厉惩罚等等。但我们这样做根据的是党的决定,托洛茨基同志说,但现在工会工作者有时把我即托洛茨基同志和他的拥护者描绘成自愿杀害工人阶级的剑子手。难道这不可耻吗?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份已发表的讲话中就是这么说的。
  同志们,这确实可耻。但不是托洛茨基同志所认为的那个可耻。可耻在于我们开始说三道四来这样指责我们的工会工作者。过去和将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谁胆敢把设立革命法庭的同志说成是刽子手呢?(座中有人说:卢托维诺夫)托洛茨基没有说“卢托维诺夫",而且卢托维诺夫也没有肯定这一点。请看托洛茨基同志的小册子,了解一下他对我们工会工作者的一连串的指责。从这些指责中大家会发现托洛茨基同志是如何同工会领导人作斗争的。他毫无理由地把他们说成是孟什维克和工联主义者。这样就把工会运动引向分裂。(鼓掌)这是因为要是我们的工会工作者确实在这方面错了,我们就不能和他们呆在一个党内。当托洛茨基同志“甩开膀子大干”时,他明显地在夸大其词。
  我预先这样声明一下,因为我打算引用哥尔茨曼的发言中的一些话,由于他说了这些话,可以对他作托洛茨基同志指责工会工作者的那些指责。哥尔茨曼同志说,他承认宣传,承认强制方法,也承认决不会在鼓励工人和强制方法面前裹足不前的现实政治。哥尔茨曼同志这样提出问题当然是对的。但请大家往下听。在速记记录中是这么一字不差地说的:“另一个方法是强制方法,现实政治的方法,这种方法决不会在鼓励工人的方法和强制方法、对拉我们后腿的工人实施无情的棍棒纪律面前裹足不前"。(黑体是我们用的)
   再往下:“……任何一个严肃的成年人都不会说,靠刺刀可以推动俄国的工人阶级,在这方面我们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欢迎宣传方法和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的方法。我们应该宣传,使最落后的女工、半农村妇女都懂得,应该做什么,国家对她有什么要求,使工人们都懂得,为了他们自己的物质福利必须这样做。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坚决斗争,力求对落后分子采用无情的恐怖方法,保留过去也用过的带铁栅栏的车厢,因为只有个别同志才会反对这种做法。我们决不会裹足不前,对不能懂得我们的倾向的人就是要采用监禁、流放、苦役”。(黑体是我们用的)
   (大厅里有人喊道:可耻)
  同志们,不要急看喊“可耻”。这方面一点也不可耻。哥尔茨曼同志无非是说得忘乎所以了。他并不像他把自己描绘的那样嗜血。其实他根本不会采用监禁、棍棒纪律等等。我引用他的话,只是为了让大家看到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如此忘乎所以,说了一大堆荒唐话。当然我们中没有人会反对强制。我们过去采取过强制,我们今后也会这样做。但是,同志们,我要问大家,在两个时代交替时,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说这样的话对不对?我并不想抓哥尔茨曼的一两句话。我也不劝你们喊“可耻",但是我要说这种情绪不是现在需要的那种情绪。这完全不合适。要是我们带了这种情绪和想法去工会,那么我们真的能把工会变成共产主义的学校,联合这700万人,使工会和工人群众“结合”起来吗?不,我们不可能做到!而哥尔茨曼同志并非等闲之辈。他在支持托洛茨基同志的为数不多的工会工作者中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是文职人员,却要“学军人的样子”说话。但真正的军人对于什么是纪律要懂得多上百倍,(鼓掌)也不会平白无故地大谈什么棍棒纪律。同志们,对于这种情绪应该坚决斗争。(鼓掌
  但是也许有人会对我说,现在已经事过境迁了——因为我们已经解散了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不错,在党中央委员会作了决定之后人们保证两个星期后解散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我们希望这一点能做到。但是关于水运总政治部这个引起直接分裂的由头,托洛茨基同志早在今年11月30日就给党中央政治局写信,说水运总政治部至少在两三个月里无论如何不能解散。还有一点。还是那些同志(托洛茨基)说,对他们说来经济标准是唯一的标准,这些同志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建议恢复水运总管理局,以保持某种平衡。难道这是“经济性”吗?如果你们是这样的经济工作者,那么你们过去口口声声说不能恢复水运总管理局,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消灭了这个局,为什么当出现党内分歧和工会内部分歧时你们就牺牲了经济方法,准备恢复水运总管理局呢?你们说过两三个月前不能解散水运总政治部,而现在则说在这方面没有意见分歧!不,真正的意见分歧正是在这里。
  我们在中央委员会里过去和现在都说:做了的跑不了。我们对此负责。当然有些事我们大家都做过了头,谁也不会反对这样说。而现在应该实行工人民主的方法,加强工会的方针,应该把党能给的都给工会,应该停止对工会施加过分的“压力”,应该向工会提供工作人员,应该迫使军事主管部门同工会分享物资。(鼓掌
  因此才出现了工会因家化的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在提纲中说(我读一下托洛茨基同志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第24页):
  “把工会国家化变成对当前实践没一有任何影响的脱离现实的‘最终目标’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因为在当前实践的环境中工联主义的趋势正因此而得到复活”。[6]
  这是什么意思?
  托洛茨基同志是否要求立即使工会国家化?请他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托洛茨基同志是否要求加速向国家化方向发展?请他也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干嘛要说“脱离现实的”最终目标这种含混的话呢?
  按托洛茨基的说法,由于我们没有使工会国家化,我们这儿工联主义才得以发展!可是这是骇人听闻的谎言。我们这儿没有工联主义。恰恰相反。要是我们现在心血来潮地想把工会国家化,那我们正好以此帮了孟什维克即工联主义者的忙。
  而我们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反对工会国家化,我们甚至反对人为地加快和强化这一过程。这妨碍工会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这一点我们来解释清楚,我们这儿国家机构还少吗?胡说!我们这儿国家组织多极了。我们自己最近确认,我们还没有肃清我国国家机构中的官僚主义。我们在俄国工人阶级身上看到了什么?有50万党员和700万工会会员。请不要忘记这些数字。这大量的非党工人中有一半人同农村保持着联系。我们将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去教育他们呢?匆匆忙忙的国家化对此没有帮助,反而有妨碍。我不久前得到一张秘密传单——是一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想成立的非法工会的章程草案。他们这样做当然要失败。但要是我们马上把工会变成正式的国家机构,这样做是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建立他们的非法工会制造了困难,还是帮了忙?大家以为如何?我想是帮了他们的忙,地方上来的每一位同志都会说,是在帮忙。(座中有人喊道:完全正确)我们干嘛要急于国家化呢?难道有人在催促我们?为什么要立即着手工会国家化呢?托洛茨基同志的学生们当然完全理解他。我手头有一份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主要活动家之一的布马日内同志的一篇文章(1920年12月2 日《经济生活报》)这位同志在文章中公然鼓吹“实际国家化”。而我们说我们不需要这样做。一切我们需要的权力机构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需要的工会是一个能保证我们在教育工人方面取得最大成就的十分灵活十分自由的组织。这才是我们需要的!需要一个能逐步改造650万非党员工会会员的组织,因为——我再说一遍——工会中有650万非党员会员,而党员会员只有50万。我们需要700万“学生”在其中“学习”的共产主义大“学校”这种最宽松最自由的工作。凡是能促进这一点的,能有助于这一点的都是好的。凡是有碍于这一点的,都属打倒之列!而立即国家化无疑是有碍于这点的。一切能让工会在生产中起大作用的手段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应做的就是这一点。而使工会国家化呢?——这是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最好的礼物!这并不意味着工会是“独立的”。梁赞诺夫同志说得不对,(梁赞诺夫:我的亲爱的,我从来没有说过,请你们不要相信)他想要我们这样做。梁赞诺夫同志无疑要我们这样做,他显然不对。工会应当公开支持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但同时我们应该最坚决地拒绝那些要我们现在就使工会国家化或加快国家化进程的建议。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绝对忘记了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例如,在《作用和任务》这本小册子的第8页上,托洛茨基同志在第7条中写道:
  “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会的本质的东西已失去意义,因为在工人国家中工会不能进行阶级的经济斗争。”[7]
  托洛茨基同志在经济斗争这一点上也错了。但是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放一放。我要问托洛茨基同志:难道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会只是进行经济斗争的吗?那么对群众的革命启蒙和教育,即共产主义的学校到哪里去了呢?
  对于托洛茨基同志来说工会的这一职能是不存在的。
  我认定,我所引用的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个提法在理论上是错的。当托洛茨基同志说“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会的本质的东西”在工人国家中已失去意义时,他说错了。不,托洛茨基同志,并不是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当托洛茨基同志多次说工会在资产阶级国家中无疑是具有工联性质时,他说得也不对。这个说法也错了。只有机会主义者才这么看。工会运动中革命的一翼从来认为,即使是在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内工会无疑也有着战斗的任务: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同党一起作)。托洛茨基同志说现在这一切都“已失去意义”是不对的。在苏维埃俄国罢工的必要性、直接意义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已失去意义。这是对的。但我要问一下,至少占每个工会的50%的活动——共产主义的学校这一因素——也失去意义了吗?一点也没有!这一点在今天苏维埃俄国的工会运动中仍然具有意义。这个任务原封不动地留了下来。我们甚至还没有认真地去执行这个任务。我国有12000万居民、50万党员和700万组织得很差的工会会员,难道我们认真地开始工作了?我们迄今为止做的一切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既然在700万工会会员中有650万是非党员,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刚刚开始工作。这是包括苏维埃俄国现在的工会在内的每一个无产阶级工会应做的基本工作。而托洛茨基同志简直忽视了这项工作。他只是在重复“生产”、“生产的”、“为了生产”等等字眼。显然,要是今后还是一味光说生产这类字眼,那么这改进不了我们工会的工作,也提高不了生产率。
  当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小册子第23页第27条中建议我们“在工会和全国创造生产气氛(!)”[8]时,很抱歉,我们以为这些关于“气氛”的华丽词藻毫无意义。托洛茨基的小册子第17页第19条说“只有这两种观点的相互结合(!)才能为平行地存在的机构从组织上结合成统一的机构创造必要的心理基础”[9],这些话同样说得很不得体,十足的知识分子腔。
  我敢说这全都是空话、空话、空话……
  托洛茨基同志以及和他持相同观点的人想让工会在生产中起大作用。这是好的。但是为此他们想先自上而下地“整刷”工会,像托洛茨基同志有一次在谈到经济机构时说的要用“砂子”将工会擦洗一番。为了工会将来在生产中起大作用,现在……却想把工会多少消灭一部分。这显然是有害于我们党和工会的错误倾向。
  同志们,我现在来谈一谈我们党中央内的意见分歧。中央委员会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1月8日。在此之前我们只是绕着这个问题兜圈子。但是到11月8日这个问题已经十分成熟。这个问题跟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有关,托洛茨基同志,还有我在这次会上发了言。存11月8日的中央全会上提出两个草案、列宁同志的提纲和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请允许我读一下我们党中央全会的会议辑录。我引的是:
  “(1)作为基础采纳列宁同志提出的提纲(8票赞成,4票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7票赞成,8票反对)。
  在列宁同志的提纲关于重点的那一条中加一个注,说明在遵守经济计划的意义上保留重点。
  把列宁同志的提纲交由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同志组成的委员会以便以这一提纲为基础制定决议。”
  接着这个委员会开了会,然后中央作出决定(我引的是记录):
  “委员会拟定的决议文本经修改后得到批准(托洛茨基、克列斯廷斯基、李可夫、安德列耶夫同志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弃权)。
  委托列宁同志在代表会议上作报告。就决议问题征询所有未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的意见。
  任命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托洛茨基、鲁祖塔克和李可夫同志组成决议第6条规定的委员会,委托季诺维也夫同志主持并召集该委员会。”
  通过的这一决议(作为附录刊登在报告后面)所包含的观点我至今仍然赞同。9日之后召开了10名中央委员的工作会议,讨论出现的形势问题,力图消除意见分歧,不让分歧扩散到中央委员会之外,尽量在中央委员会组织的委员会中协商解决。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中说(我引的是记录原文):
  “通过以下决议。
  与会的10位中央委员讨论了全体会议的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1)中央委员会建立由5位中央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并吸收李可夫和托洛茨基参加,以详细讨论工会运动问题,中央委员会认为工会代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以消除中央委员中目前存在的一系列意见分歧。
  (2)因此在委员会工作结束之前今后不应再将中央委员会中出现的意见分歧拿出来广泛讨论。
  (3)取消列宁的报告,任命季诺维也夫为报告人,责成他作一个实事求是的、不带论战性质的报告。
  (4)禁止除主席团成员外的其他中央委员发表讲话”。
  这就是想把意见分歧控制在中央委员会范围内的意图,这个意图当然部分地束缚了少数派即托洛茨基同志的双手,他当然对此感到不满。但是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相当广泛相当有权威的委员会,当时我们指望能在其中达成妥协。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期间,根据这一代表会议党团的倡议,决定扩大这个委员会,委员会补充了由党团选出的各派代表:卢托维诺夫、施略普尼柯夫、安德列耶夫和洛佐夫斯基。我们原来想依靠这个委员会来消除意见分歧。但是这个意图没有取得成功。我敢说,这个责任要由托洛茨基同志来承担,他抵制了这个委员会,不愿参加它的工作,两次邀请他参加由许多负责同志撰文的关于工会的讨论文集,他实际上也抵制了这一活动,破坏了委员会达成妥协的意图。
  后来由于水运员工发生冲突而召开了党中央十二月会议。会上出现了一个自称缓冲派的新派别,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集团,这一集团以前参加另一个中央委员的多数派,后来很快就制造出用冲突双方的意见拼凑而成的中派立场。但是“缓冲派”的决议只有托洛茨基以及和他观点一致的人赞成,而以列宁同志为首的一批中央委员不得不投反对票。
  “缓冲派”加剧了意见分歧。托洛茨基同志在依靠“缓冲派”的帮助取得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后,以特别的狂热投入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战斗,把后者看成是想象中的“工联主义”保护者。
  如果党在这个问题上跟着托洛茨基同志走,我们得到的将不是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的扩大,而是党和工会的分裂。托洛茨基同志在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斗争时用尽了严厉的字眼。而我们说:要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正像托洛茨基同志描绘的那样坏,要是确实如此,那么党应该懂得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应该用不同于“外科手术”的其他方法来医治工会运动。即使工会落后了,那这也不是偶然的,这是工人阶级落后性的反映。这一点应该懂得,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
  事实上并没有犯托洛茨基同志强加于它的那些过错。几乎用过去我们同孟什维克作斗争的方法来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作斗争,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靠粗暴指责改进不了工会运动。不,我们对工会应该采取另一种方法,我以为党应该把这一点牢记在心头,即使工会做得不太对,也要谨慎从事。而事实上工会在这场争论中完全正确。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小册子中摘引的洛佐夫斯基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文章中的话证明他们对了,而不是错了。这些话证明,他们很清楚,有时往往也需要军事化,需要军事机构,不能萎靡不振,但当他们说应该更谨慎地对待工会,不能如此“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化”时,他们说得很对。
  工会的生产作用将会提高。为此我们需要正确实施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应该全面帮助工会。应该懂得,工会就是700万工人。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农民国家里认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应该像躲避火一样避免一切可能稍微造成党和工会异化的东西。应该向工会提供它所需要的人,着手做工会中多得很的工作。(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注释:

[1] 确切数字是697万。

[2] 指《我们党的新任务<从战争走向经济>》1920年彼得格勒国家出版社出版。

[3] 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第2分册第20—21页。

[4] 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第2分册第13—14页。

[5]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505页注释124。

[6]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425页。

[7]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414页。

[8]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424页。

[9]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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