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1921）　　　　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

　　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同志赋予他的报告十分激烈的形式，对此我们中当然谁也不会抱怨。问题极其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正在并肩工作而且无疑还将继续为共产主义革命并肩工作的同志们暂时产生了分歧。但是这一暂时分歧非常严重，只有通过党的集体思考才能解决，党将在不久就要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辩论作出总结。所以某些人也许感到过了头的那种激烈其实是与问题的严重性相称的。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得绝对正确：工会在西欧和美洲是解决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争执的舞台，换句话说，是解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争执的舞台。他说得绝对正确。那里的工会是历史形成的工人运动、阶级斗争的形式，其基础是工联。我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工会的基础是工联，并不是说工会在搞机会主义，而是说工会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从工人的起码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出发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群众也在这个利益基础上同资本发生冲突。然后工会逐步上升（这对我们说来是起码的真理），在工联的基础上吸引工人，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而吸引他们投入革命的阶级斗争，引导他们同党一起走上街垒，去夺取国家政权。但是西方的工会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至今还依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维系。但在我国这项任务就其主要本质来说已经结束，因为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社会内部的组合。
　　所以关于工会的作用和意义问题应该从日益发展和加强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景来加以研究，显然，工会的定义，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完全适用完全正确的工会（即使是革命的工会，而绝不是工联义的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定义，不可能包括和判定工人国家中工会的任务，因为这个社会正从资产阶级关系向共产主义关系过渡。
　　季诺维也夫同志正是在这一点上指责我，责备我，说我对工人国家中的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下了一个不完全的或不正确的定义。但季诺维也夫本人又说了些什么呢？我记下了他下的所有的定义。他说：“工会联合了几百万工人；需要工会来从事群众性的粗加工，来进行无产阶级教育，继而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工会把人们纳入群众运动的渠道；工会锻炼人，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这些都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指责我玩弄词藻的同时给工会下的严肃的、科学的定义。
　　同志们，我不得不说，要是想指责有人在玩弄词藻，那么这一指责首先要向说“工会把人们纳入群众运动的渠道”……的人提出。群众运动是什么？谁也没有告诉过我们。纳入其渠道的“运动”又是什么？一句话也没有交代！不错，举过一个例子，说由于孩子死了来找过工会，来请求，来申诉等等。这里有人递给我一张条子，说每天找巴达耶夫同志要口粮的不是500人，而是要多得多的人。在一个遭饥荒的国家中，口粮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每天有无数人来找巴达耶夫同志，当然我们相信巴达耶夫同志也用同志式的态度接待他们，告诉他们该找什么地方等等。但是这并没有给我们说明工人国家中工会运动的作用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指责我给工会的作用下的定义不清楚不正确，他本人却连这个问题都不打算去接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需要工会来从事群众性的粗加工”，这是什么意思？这项工作怎样进行？是靠鼓动、靠宣传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工会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大俱乐部。例如，什么是五金工会？按季诺维也夫的说法，这是联合五金工人的大俱乐部，但是联合他们是为了进行起码的鼓动，为了粗加工。这种加工的基础是什么？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个大
　　俱乐部要按生产特征组织起来，他也没有解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这是毫无疑问的。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苏维埃也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在工人国家中不是共产主义学校的苏维埃是坏苏维埃。而工人大会、代表大会、非党工农代表会议难道就不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吗？那些在完成自己的工作时不是共产主义学校的团体、组织、苏维埃，是坏团体、坏组织、坏苏维埃，简直坏透了。也许工会是一所特殊的共产主义学校？但是工会和群众大会、俱乐部联合会、非党代表会议等等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他们的基本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要把工会建成联合会，建成生产性组织呢？共产主义学校这个定义是非常宝贵的、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正确的定义，但是，同志们，应该像怕火那样避免把这个定义变成空洞无物的泛泛议论，变成说了也不解其意的老生常谈。这是因为当鼓动工作者、组织工作者参加工会时，对他们说要记住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他们就会说：那么群众大会是不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呢？我在工会中的工作同在任何工人群众大会上的工作有什么区别呢？这里没有人对此作出过任何回答。
　　我们不管如何去接近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立场，总会碰到一个问题：他并没有为我们给工人国家中产业工会的任务下一个定义，没有指出产业工会应该做什么。他说，应该如何对待工会，不该做荒唐事、蠢事、错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可笑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肤浅的，但这是一个完全特殊的问题，是关于党、工人国家、个别工作人员应该如何对待工会的问题，因为他们仍然置身于工会之外。而我们面对的问题是：那些在工会中活动并应领导工会的工作人员应该怎么办？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季诺维也夫同志关于工会及其作用和意义的报告，这个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一点也没有谈到共产党员加入工会后该怎么办？该做些什么工作？进行什么内容的鼓动和宣传？除了详尽地谈论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中、党中央中斗争的细节外，他连一分钟也没有用来交代这一点。请记住：季诺维也夫同志关于工会该干些什么的问题一点也没有说。（鼓掌）
　　有人对我说：“那么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呢？”同志们，要是这些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包括预先决定了过去这一年的工作经验的话，那么我认为我们之中现在也就不会出现任何意见分歧和辩论了。问题的实质在于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同此前的决定相比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而现在则需要再向前跨一步，需要更具体更广泛地提出工会问题。空谈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不行的。同志们，我试着用书面形式写出关于工会这个共产主义学校的几点想法，以便能一下子就明确这个问题，使之有一个精确的提法。我来读一下：

　　“工会应该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往往变成了空洞无物的泛泛之论。不能简单地把工会看作是共产党支部藉以进行一般共产主义宣传的舞台。由于工会团结了（目前这还是非常相对的）整个工人阶级，因此整个苏维埃的工作以至共产主义的鼓动和宣传当然都涉及工会，并通过它来进行。但这根本不能决定工会具有特殊的独立作用，创立工会所提出的任务仍应存在。
　　工会为总的苏维埃建设、粮食工作、军事工作等提供支持。但工会在完成这一工作时献出了自己的工作人员，暂时或永远地失去了他们，因此变弱了。工会在生产的基础上，为了组织生产而完成自己的主要工作时并没有献出，也没有失去，而是有所收获，有所发展和壮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由于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工会就是工会，它成为这样的学校并不是说在工会中进行一般的共产主义宣传（因为这样做就会使工会不过起俱乐部的作用），也不是动员工会会员去做粮食工作和军事工作，而是在会员参加生产的基础上对他们进行全面的教育。
　　当越来越广大的群众看到担任工会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生产组织者，是新的共产主义经济的建设者时，工会就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学校，工会本身同这些领导者在统一的共产主义建设中紧密相连。”

　　同志们，许多人对我们说，工会动员人们去支援前线、做粮食工作、参加指挥训练班，这个会上还引用了有关的统计材料。同志们，提出支援军队、支援前线、参加指挥训练班、收集粮食等等的动员工作，难道不是更清楚地暴露出对产业工会的作用问题缺乏实事求是的原则性的提法吗？既然工人阶级是苏维埃国家的基础和支柱，那么很清楚，苏维埃国家就可以从工会抽调人员充实一切需要工人的组织和机关，因为工会至少原则上包括了整个工人阶级。当然刚开始时军队需要成千上万个工人，谁能提供呢？只有工会。工会做了什么呢？动员。难道工会动员时采用的是特殊的工会的办法吗？不，同志们，对不愿去的工会工作者，工人国家的军事机关采用了强制手段。我们的县和省的军事委员们动用专门机构来对付被工会动员出来当兵的人中的逃兵。在这项工作中工会又有什么特色呢？更何况只是在军队和军事机构薄弱的初期才进行这种动员，我们后来就不动员了，因为这种动员太不经济。而在初期进行动员时，工会才刚刚作为一个包括了整个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出现。当工会把自己的工作人员送上前线后，它变弱了，因为上前线的工作人员不再是工会的会员和工作人员了。工会在创建军事组织和粮食机关上消耗了力量，因此变得弱了。但是难道工会的作用和使命只限于协助创建苏维埃机关吗？当工会从事动员时，苏维埃国家和党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前线，而这时工会变得越来越弱，虚弱不堪，失去了优秀的工作人员，工会机关可怜极了，把一切必需的东西都给了前线。工会的基本任务这时其实还几乎没有被提出来。
　　那么，能否根据动员上前线或粮食工作来确定工会的基本工作呢？这是绝对不正确的，是根本错误的。完成这些任务当然是在工会工作的党员同志的贡献。但是所有的人民委员部，也许除了粮食人民委员部，例如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那时都有义务把一部分工作人员派往前线。但是，难道这就可以说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动员员工上前线吗？相反倒可以以此说明为什么该人民委员部受这一动员的影响而没有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务。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关于“工会是纳入群众运动的机关”等等的定义十分空洞，其最鲜明的表现是：季诺维也夫同志不得不提出被动员参军的统计材料，以此来解释工人国家中产业工会的历史作用。
　　我们再往下说，我们必须保持工会运动的统一，这是毫无疑问的，绝对如此的。至于如季诺维也夫同志所说，我们必须不采用命令、任命的办法，而用民主的办法来解决一切问题等等，这从相应的前景来看也是无可争议的。同志们，依我看，我所持的观点是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论点的发展。我们党纲关于工会作用的这个论点认为，产业工会应当掌握整个生产，其办法是使工会机构和工人国家的相应机构逐步结合起来。从这一观点来看，任务十分巨大，以至需要用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才能完成。在工人的新作用、对待生产本身的新态度的问题上，对每一个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对每一个工人进行教育和再教育，这项任务十分巨大，如果想用命令、惩罚和任命的办法来完成工人阶级的这项无与伦比的历史性任务，那简直是蠢极了，因为甚至夺取国家政权（更不必说前线的战斗了）也不过是一首非常悲壮、非常英勇但又微弱的序曲，是着手完成工人阶级目前面临的基本任务（以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经济）前的短暂的前奏。这项组织经济的工作是由人并通过人来进行的，它要求相应地组织人们的意识，使意识适应于新任务。因此这项对每个工作人员、每个工人进行再教育、确立他们和工作之间的新关系的工作，需要用整整十个历史时代才能完成，因此人们才说，光靠命令、惩罚和任命的办法无济于事，解决不了问题，这当然是绝对无可争辩的。但正因为这一点从总的来说是无可争辩的，当它一旦涉及个别时期和个别任务时就会导致迷误。季诺维也夫同志不由自主地犯了错误，把我们引向迷误。当他远远超出工会的生产作用的问题来谈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问题时，他把这个问题直接和关于工人国家中工会运动的作用和意义的问题联系起来。这是偷换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引用了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的决议。这个决议是我起草的，我完全不想抛弃这个决议。但是这个决议讲的是什么？它讲的是在非常时期完成非常任务时使用非常手段的问题，而根本不是讲工会的一般方法。季诺也夫同志本人也赞成这个决议，现在却说：不错，这在过去是正确的，但当产生了新方法、产生了工人民主的问题时有人还死抱住不放，这就错了。我简单谈一下问题的实际情况。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在最近一次会议之前就已经决定撤销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里引用了我给政治局委员们的一封信，我在信中说水运总政治部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撤销这一机构应推迟两三个月。但我要在这里问您：难道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吗？难道是水运总政治部应取代水运工会的问题吗？不，整个问题在于：是今天还是过两个月撤销水运总政治部。也许您会说，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早在8月或9月就该撤销了。假定是这样。假定说这是我们的疏忽。那么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什么结论也没有，因为季诺维也夫同志也没有说这些机关本来不应该建立，他本人就参与了这些机关的建立。他承认这样做当时是正确的，这是为了拯救运输业。这一切他都承认。而且他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前从来就没有讲过要关闭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从没有把这个问题提交党的中央委员会解决。全部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大家要问，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的问题是由交通主管部门还是由党中央解决，那我肯定地说，凡是涉及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的任何一个多少带原则性的问题或实际的大问题（关于这两个机关任命工作人员，撤换工作人员等等），党中央不来解决都是解决不了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即使缺席，也一定会收到中央组织局和政治局的全部会议记录，他从未提出过反对意见。他本人参加了许多会议，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方面从来没有过意见分歧。当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自己决定必须解散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时，就开始出现意见分歧。只是从这时起才开始出现意见分歧，对于这些分歧很难弄清楚：究竟这些意见分歧是事后硬加的还是预先想出来的。这里有人说，一部分中央委员坚持工人民主，因此不愿意解散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等等。这是不对的。这是谎言。我肯定地说，这方面即使有意见分歧，至少主动提出这一问题的不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而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12月我同他一起投票赞成关于工会的生产作用的决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我记不清是在8月还是9月（克列斯廷斯基：7月）——不错，他早在7月间就向中央提出了我们在工人组织内部生活方面应当转到新的轨道上去的问题。这个问题多次提出过，起草了提纲，到后来，快结束时，已经有了基础时，季诺维也夫同志这时才插手这件事。而在季诺维也夫同志未插手这件事之前，我们中央委员会中在工人民主方面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和其他同志都没有产生意见分歧。当暴露出有人试图把反对派的怒火引向执行我们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决议的许多同志身上时，才开始出现这些意见分歧。
　　问题的实质在于季诺维也夫同志极其害怕党内有人对我们采用的那些方法表示不满。关于这些方法我在济明剧院讲过，这些方法虽然生硬严厉，但是必要的，对于这些方法我作为中央委员会中二十分之一要负责任，此外我还要对军事主管部门和交通主管部门负责。我肯定地说，尽管我们在这项工作中大概犯了许多错误，但这项工作我们毕竟做对了，我们不害怕对此负责，不会像季诺维也夫同志那样行事。关于季诺维也夫同志，有位同志说得很对；季诺维也夫同志跑上大街高声喊道：“这是上层搞糟了，上层在哪里？我要给这些上层人士一点厉害瞧瞧，不过请允许我……如此等等”。这一点在季诺维也夫对待交通总委员会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态度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两个部门工作的是功勋卓著的同志，他们也许犯了错误，但他们认真地完成了中央委员会交办的事情，他们几乎天天向中央报告他们做了些什么，是如何做的，而且他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而当季诺维也夫提出问题，想把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这些工作人员变成替罪羊时，我们没有迎合他。
　　大家知道，由于产生了不满，由于这种不满通过工会表现得最突出，通过在季诺维也夫同志之前就主张在工会中实行工人民主的卢托维诺夫同志表现得最响亮，因此为了加快同这些工作人员和解，有人才建议辱骂和抛弃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中那些完成了交给他们的工作的工作人员。对此我不能苟同，现在也不同意。（鼓掌）季诺维也夫同志对过去这一切负有责任，他却说转折关头到了，总的说来这是对的；还说需要采用更广泛更展开的工作方法。但季诺维也夫这时却大声疾呼，说糟就糟在托洛茨基不懂得这一点，他错了，因为他声称水运总政治部要推迟两个月撤销。假定这是一个可怕的、致命的错误，我在水运总政治部问题上确实没有及时估计到“新时代”。但是如果季诺维也夫同志掌握着历史时钟，确切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转折，转多少度，那么他为了新时代为什么不提出建议，这才是唯一严肃的做法：为什么他不建议取消铁路部门的战时状态，撤销铁路和水运部门的军事法庭？同志们，不管我们如何努力使铁路工会和水运工会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权利，更多的民主，我们至今仍没有获得什么决定性的东西，因为铁路部门和水运部门仍然处于战时状态，仍然保持着军事法庭，至今生产民主或工人民主，不管大家以为如何，都带有战时状态的特点！……
　　所以，季诺维也夫同志，这位辩护士，这位辩护人，律师，纯粹的、非生产的、纯粹的因而是空洞的工人民主的宣传家（鼓掌）……季诺维也夫同志没有发现细节，在他打算建立的工人民主的背后，在铁路部门中还存在着军事法庭。最好请季诺维也夫同志现在回答我们，哪怕点一下头也行：他是否建议撤销铁路部门的军事法庭？遗憾的是，季诺维也夫同志不屑为我们点头。
　　季诺维也夫：我在总结发言时再作答复。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同志将作总结发言。我不怀疑他的总结发言将很出色。但他的总结发言未必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为什么他主张纯粹的绝对的民主，却至今不曾建议解除铁路部门的战时状态。我们正是在这一点上接近了问题的实质。同志们，既然我们在这个会上开诚布公地提出这些问题，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中曾提出过解除铁路部门的战时状态的问题。我是在提交中央之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进行初步讨论的。我听到了对此持否定态度的意见，听到了许多实事求是的、非常重要的想法，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主席：有人说一些党外的人进入了会场。由于我们的会议完全是党的会议，主要是参加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党员代表的会议，恳请一切非党员、无关的人立即退出会场。（嘈杂声）请互相检查一下邻座的委托书。（嘈杂声）委员会讨论后建议非党员都留下。托洛茨基同志在讲话时会注意到这一情况。继续开会。
　　托洛茨基：同志们，我请大家坐下来，安静听讲。即使会场中有我们暗中的敌人，他也只能听到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以及某些同志之间在工会问题上有着重大的意见分歧。但要是他们指望会捞到什么好处，那他们就错了，正如过去他们多次错过一样……
　　同志们，我要问，为什么我们不解除铁路部门的战时状态？为什么连最货真价实的工人民主的维护者也不建议这么做呢？仍然是出于和我们建立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同样的原因。季诺维也夫的结论是：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摧毁了原来很强的铁路工会。但是为什么当时有必要建立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呢？建立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正是由于铁路工会完成不了它的基本任务，即不能组织生产、运输。这是不是对工会的指责？季诺维也夫试图把我对工会状况的描述变成我对工会的“指责”。这是荒谬的，确认不等于指责。而且归根结底大家并不需要检察官，也不需要为工会辩护的律师，而是需要对现状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确定治好我们现在的病症的途径。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当然是治疗运输业和运输工会病症的一剂极重的药。这一点难道我们不明白吗？季诺维也夫同志说，现在有人建议所有的工会都要建成像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这样的机构等等。第一，现在也好，以往也好，谁也没有建议过所有的工会都要建成这样的机构。第二，这类方法不仅用于铁路和水运业，后一个部门只是从5月起，即党代表大会结束3个月之后才采用这类方法的。对顿河流域的煤炭工业也采用了这类方法，并没有引起特殊的异议。那些地方不久前还有政治部，如果大家要问是谁撤销了顿巴斯的政治部的，那乌克兰人会跟你们说，我密切参与了这件事，当时人民委员会派我去担任顿巴斯事务全权委员会的主席。矿工工会中的乌克兰同志知道这一切，他们肯定说，我在当地和加里宁、叶尔莫先科、马吉多夫等同志一起决定立即使顿巴斯的政治部和矿工工会融合，据我所知，这一融合现在已经是实现了的事实。我当然对政治部并没有特殊的偏爱。过去和现在我都从纯实际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我们接着往下说。实际上有人指责说，党中央委员会和季诺维也夫对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扮演了政治部的角色。连季诺维也夫同志本人也说，或者是暗示过，说中央委员会对待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不谨慎。但是季诺维也夫以前没有谈起过这个问题。托姆斯基同志确实多次抱怨过，而且他有时大概是抱怨得对的，他说中央委员会对工会组织的内部生活和机构组成问题干预过多。难道每个省工会没有这类对省党委的抱怨吗？他们抱怨些什么？他们抱怨说，省党委变成了省工会理事会的某种政治部。因此，如果把问题扩大，那么说的不是一种新的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的原则，而是党和工会整个相互关系的结构。党中央委员会可以直接领导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而在运输业方面，当工会完成不了生产任务，情况十分危急（这一点中央委员会是承认的）时，就成立了临时性的辅助机构。问题就是如此。
　　当工会在内部改造和掌握生产上还没有跨出巨大一步之前（同志们，我这样说并不怕拥护工人民主的人认为我在胡说八道），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组织将进行紧张的、往往是笨拙的干预，人民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经济会议将向地方派遣全权代表或全权委员会。我们当然将尽量少这样做。这是毫无疑问的。人民委员会委员们也许会记得，1918年末还是1919年初，在我首次地方之行以后，我向人民委员会提出过一个决议草案，要求尽量少往各地派遣特派员和非常全权代表。当时这个决议草案给删改了，而且是列宁同志删改的。为什么呢？当时工会机构还很弱，而地方苏维埃机构略为好些，但也说不上强大。所以我们才采用了任命的办法。在分析这个重要问题时，我要问：是否有人建议从铁路部门、工段、间中撤掉政治委员，而这些政治委员都是由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任命并经交通人民委员部批准的，他们是党安排的、任命的。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同志们，我们大家当然应该学习管理和经营的问题，但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过分从宣传员的观点去对待每个实际的切实的问题，忘记了这不仅是鼓动的材料，而且是应当用行政办法加以解决的问题。政治委员们，这些被任命的共产党员，不管今后我们工会还实行不实行任命制（我以为今后不会实行了），现在还没有被我们解除职务。以后会怎么样？假定他们没有被选进工会，但是他们作为铁路部门的政委跟铁路运输工人工会委员会一起工作，可是现在有人因为他们是被任命的而中伤他们，不仅我们的敌对分子这么干，而且我们的党内同志，觉悟较低的或者在争取工人民主的斗争中较激烈的同志也这么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应该说些什么呢？“同志们，这些人是被任命的，但他们是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任命的。”难道这不是简单的道理吗？我以为，要是像季诺维也夫那样从这一点得出结论，说我继续在支持任命制，那是不对的，因为季诺维也夫本人并没有建议要把政治委员们撤掉。可能会说：但这与工会无关，我们是把政治委员和工会严格区分开的。即便我们在口头上作了这样的区分，那么事实上又有什么结果呢？我们对群众又说些什么呢？铁路运输工人工会委员会主席没有任何行政管理权力，而和他一起的政委却是镇压措施的化身；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而一个是工人民主的代表，另一个是被任命者、镇压者、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分子、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分子。
　　同志们，这就是为什么我断言，季诺维也夫同志所持的立场会导致如下的结果。我们一只手任命政治委员，对他说：“要用强硬的手段拯救铁路，实行战时制度”，而另一方面又亲自对群众说：“这是给大家的工人民主，而那些人主张任命制、监狱等等则是过去时期的回潮”。同志们，这完全是两面派行为。我要到处，在每一个铁路员工的会议上公开地说：我们的任务是恢复工人民主制度。但是工人民主并不是从天上掉到铁路上来的。工人民主需要发展。但是运输业也需要发展。遗憾的是运输业并没有以应有的速度发展，正如工人民主的形成一样，工人民主本来可以通过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生产问题。因此我们在用历史给予的方法来促进生产民主的发展的同时，仍然不得不保留已经采用的非常手段，这样运输业才不会毁灭，也不致损害这一工人民主的最起码的基础。我们要对工人群众说，我们任命的这个政委不是什么坏种，也不是过去时期的回潮，而是工人民主建设的参加者之一，因为他拯救了运输业，而没有运输业就不会有工人民主本身。既然政治委员是由我们共产党任命的，而且至今还在工作，我们并没有把他免职，那么难道可以对工人群众作另外一种解释吗？可是有一部分共产党员过去和现在当着工人群众的面，当着非党人士的面用疯狂的进攻和激烈的斗争来反对政治委员，就因为他们是被任命的。这些共产党员忘了，政治委员是由我们党和工人国家任命的。同志们，如果这算是争取工人民主的斗争，那么进行这种斗争的只能是纯粹的鼓动家，他们可以不关心实际的组织工作和经济工作。但是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每天实际上都会遇到这些情况，他们知道，还有旷工，还得采取惩罚手段，还有铁路法庭，还有政委，如此等等。既然我们还保留政治委员，那么工人群众就不会满意下面这种情况：每逢星期天我们让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表反对政治委员的讲话，而一星期中其余的6天由被任命的政治委员们来维持纪律，拯救运输业。因此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全部做法是星期天的行动，而不是对这个问题的实事求是的、严肃的做法。（鼓掌）
　　工人民主和生产民主！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说：“不言而喻，经济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但对这个问题不应该胡扯。”说得非常坚决，斩钉截铁，我不知道，季诺维也夫同志所说的胡扯是什么，但是同志们，问题仍然是，不管我们过去写了多少关于经济任务和工会任务的文章，这统统都是另一个时期的事情了。我们当然对我们的时代多少有些预见，但远不是什么都预见到了，因为我们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群众组织来着手组织经济的。
　　于是我们重新又碰到了工会的作用问题，而这个问题季诺维也夫连认真地谈一下也没有。只告诉我们说，我国有600—700万工会会员。什么是工会会员？季诺维也夫对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回答。从前我国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会会员意味着什么？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工会会员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我们清楚，这意味着单独加入工会的工人，因为他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根据这一次的罢工、同盟歇业确信必须集体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才加入工会，支付会费。工人加入工会的这一行为构成他一生中的一个时代，他因此开始投身本阶级的集体斗争。我要问，我国现在，在目前的条件下，有这种事实吗？一点也没有。我国某一生产部门的全体工人由于在工厂中工作而成为工会会员。我们没有构成教育工作的最重要内容的东西－吸引、征集、吸收工会新会员，没有构成工会工作重点的东西争取人心以及工会新会员跨进工会门槛时精神上的新生，这一切我们都没有。我国所有的工人都是工会会员。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目前在我国工会是无产阶级的代称，工人阶级的别名。五金工会、纺织工会等等意味着什么呢？这些工会意味着目前在冶金工业或纺织工业中工作的全体工人。目前还没有工会。季诺维也夫说：“不应该指责工会是强还是弱”。这跟指责有什么关系！这算什么态度？肤浅之极！空洞无物！这跟指责有什么关系？首先应该懂得有什么。我们的工会中有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的、产生的骨干、领导人。我国的这一时期不很长。有进行街垒斗争的骨干，他们作为工会工作者和共产党员有一定的影响和威信，这当然是党的幸运。但是，同志们，这是过去在罢工、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起义和街垒战斗的基础上获得的资本。但是我们现在要自问一下，工会骨干和这些似乎组织起来的五金工人、纺织工人群众之间的生动的、不断更新的联系表现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不作任何回答，除了说孩子死了，母亲到工会来办理丧葬。但是我们是在谈工会，不是在谈殡仪馆。我要问－现在的工会是什么？从总的来看工会不是主观的组合，而是客观的组合。主观的组合是加入其中的每个人都明白为什么要加入的组合。革命前的工会是这样的工会，革命时期和革命后初期的工会也是这样的工会。后来工会扩展到每一个参加生产的人，包括几万个、几十万个女工，更确切些说是参加工作的妇女，而不是心理素质成熟的女工，这些妇女一进工厂，马上在形式上就加入了工会。她们已经成了工会会员，但不是单独地、个别地、主动地、自觉地加入的，而是别人把她们列入名单，登记在册，向她们收取会费。季诺维也夫说我指责由工厂管理处收会费的做法。这跟指责有什么相干？但是应该学会正视正在发生的切的含义。
　　不应该为花言巧语所陶醉，而应该弄懂实际上存在的东西。有一批工会运动的领导骨干，人数不多，受到比较老的工会会员的信任。这样的人是有的。此外还有四分之三的，有些地方也许是十分之九的所谓工会会员，他们和工会没有基本的、内在的联系。我要问，我们过去是用什么来使群众和工会、罢工委员会联系起来的？罢工委员会领导罢工，罢工成了每一类工人的生活中最大的事件。罢工委员会发展成工会，不错，从组织上说还是很原始的，但它完成了极其重要的工作：罢工，同盟歇业时提供帮助，参加群众运动，直至走上街头，举行群众示威等等。我们的工会尽管很年轻，在这一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的资本。要是我们以为工会可以靠这一资本的利息为生，也就是说，以为可以用在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和沙皇制度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联系来决定我们今天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及其工作内容，那就是天大的不幸。不，这是决不可能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其他一些人指出，在此之前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为前线提供兵源的征兵站。这已经不是罢工，而是一项崭新的工作。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是符合形势的要求的。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才进行革命的阶级鼓动，这种鼓动中没有一点专门生产的或“工会的”内容。但是这一章翻过去了吗？在工人国家中工会现在依靠什么呢？除了参加生产，组织工人生产，还可依靠什么呢？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工会在别的基础上不能存在，因为工会只能在参加生产的基础上来完成其他的一切。为什么工人国家中工会按生产部门组织？我们知道，为什么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会按生产部门组织起来，因为资本是按生产部门组织的。于是工人也按生产部门组织起来，才能直接向敌人进攻。而在我国工会为什么也按生产部门组织呢？这样做的基础是什么？除了参加组织生产，没有别的什么基础。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制造生产气氛是骇人听闻的滥用词藻。为什么？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曾经有过军事气氛、前线气氛。我们过去几乎光是谈前线，全神贯注地读来自前线的战报，注视一切细节，竭尽全力为前线工作，这就是军事的前线的气氛，这怎么会是滥用词藻呢？这是吹毛求疵。我说过，现在应当在工人群众中间－深入工人群众，而不仅是在表面上一造成生产气氛，这就是说，要使他们对生产全力以赴，切实关心，就像过去对前线那样，过去我们知道，前线任何一个地段的失败都决定着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我在这个意义上才来谈生产气氛。生产气氛应当造成。对此季诺维也夫表示反对，说他在一年前写了一本甚至受到《真理报》赞扬的论经济任务的小册子。真是了不起，季诺维也夫一年前就写了受到《真理报》赞扬的一本小册子，而我们认为，至今任务没有完成，甚至连“生产气氛”都没有……我们究竟是不是异教徒？我假定，甚至确信，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小册子要比他今天的讲话好得多。但同时我也不怀疑，这本册子仅仅是一个微弱的预感，预感到我们为了使每个工厂的工人都发扬与此前不同的对劳动的新态度而应该进行哪些工作，哪些教育活动。
　　现在我们已经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工人有没有受过这种生产教育呢？我们的工人，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受过生产教育呢？有，还是没有？我的答复是：没有。我们党员受过巨大的革命教育、地下工作的巨大锻炼，后来又历尽苦难，受过战斗的军事教育，我们共产党员受过这些教育，又使其他的比较落后的人接受这些教育。但是我们过去工作的全部内容与生产任务相比，与工人群众应接受的生产教育相比，都只是微不足道的。旧工会没有也不能够进行这种教育。这方面的区别是什么？新的生产教育与工会教育、工联教育有着根本的不同。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我使用工联主义这个词是在骂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工联主义有两层含义。一层意思是指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归结为；工会运动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局限于资产阶级社会内一定的改良主义、纯粹机会主义妥协主义的框子内。但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会的实践（不管是革命工会还是机会主义工会）在于向资本施加压力，以争得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作日。这种实践在于逼迫国家从国民总产值中分出更大的份额给某一类工人或整个工人阶级。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会工作的基础，包括革命工会在内。革命工会的巨大区别在于它开展鼓动教育工作，从经济罢工的战斗基础出发进行工作，直至夺取政权。我要问，现在由这些基础取代了什么呢？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此不作丝毫回答。但是我们应该来回答。我们应该在任何一个工厂中说，这一点我们做得到，一点也不害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会建立非法工会，我们应该说，在工人国家中不需要对国家施加战斗的压力，而过去在资产阶级国家中是需要的。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不需要同工人国家作斗争，不，现在只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技术，就能保持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我们通过革命鼓动做了些什么？我们使工人摆脱本厂和他在其中机械劳作的车间的利益，一心向往、下定决心去进行反对资本、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等等。
　　但是现在，当资产阶级的生产体系已被摧毁之后，是否同时进行了必要的再教育？我要问：我们的工人是否养成了习惯，工作时都一心想着要为本车间、本厂更正确、更出色、更有效地利用时间呢？个别人当然有这样的习惯。但只是为数不多的个别人。而我们应该使这种习惯扩展到所有的人身上，使每一个工人都感到，他投入这一工作不是像一个雇佣者那样机械地、自动地参加进去，由管理部门代他交会费，而是要使每一个工人都感到，他正在积极地、自觉地参加共产主义建设。因此工会领导人首先应该是生产者、组织者，能够真正促进群众生活状况的改善－不是泛泛而言的，而是具体地、切实地，通过每个工厂的工作来促进。
　　现在做到了这一点没有？没有！再来谈一下工会生活，苏维埃俄国的整个工会工作的内容是什么？表现为什么？它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经济工作。我们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谈到了电气化，谈到了这是国民经济委员会制定的等等。我要问，这一计划的制定工作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中有什么反映？我这样说仍然不是“指责”，而是为了说明工会确实置身于决定现在苏维埃国家整个生活内容的工作之外。我们在各个部门开始计划经济，我们为了统一的计划经济合并了几个主管经济的人民委员部。那么我们是否看到工会也出现了相应的发展，工会机关也适应了这些任务呢？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工会依然置身事外，越来越落后，以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聊以自慰。
　　要是工会想从一个客观的组合转变成一个自觉的主观的组合，从一个沉溺于过去的惯性和在某种程度上沉溺于同其他机关一起完成杂乱的工作的组织转变成一个有计划地、生气勃勃地工作的组织，那么工会就应该明白，只有在生产的基础上才能完成这一转变。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为了提出要求，就应该建立机构，他提到工会没有最必要的一切，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某个测绘处拥有的资金却比整个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还要多。季诺维也夫同志没有直接进攻，而是在旁敲侧击。原来是有人在阻碍工会的加强，尽管中央委员会对此已经作了决定。季诺维也夫同志暗示说，军事部门不给这不给那……这样的问题协调起来极其困难，这一点季诺维也夫本来应该明白，因为经济是如此之糟，官僚主义是如此之严重，正如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中的情况一样……
　　横加指责要比亲自动手干容易。为了回答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旁敲侧击，我要提醒一下，在得到了弗兰格尔被击溃的消息后，正是我向中央建议建立一个以李可夫为首的委员会，从军事部门把需要的和可以提供的东西统统分给其他部门。李可夫同志，我说得对不对？
　　李可夫：对。
　　托洛茨基：在军事部门中，我也好，任何其他人也好，个人都不能支配机器或其他的东西。为此建立了一个跨部门的委员会。这里也许有矿工工会的同志，他们找过我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技术材料、机器等等？我说：“如果你们有托姆斯基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写的条子，那我可以给组织局和李可夫同志打电话，如果他们不反对，我可以把能找来的都找来。”好像托姆斯基同志同意了，矿工们也拿到了需要的东西。因此，如果季诺维也夫同志把事情说成有人不理解工会的意义，把东西藏起来，不肯放手，那么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这回事。当然滥用权力的事例要多少可以举出多少，但利用这些事例，这正像要是我报告你们说，我收到了80位同志（其中30个是外国人）的条子，说实业宫滥用权力，打人耳光，态度极坏等等。要是我就此得出结论，说这是工会的“倾向”，托姆斯基同志的“倾向”……这样的斗争方法完全不恰当。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我们在维护军人的荣誉，同样说得不恰当。这是谎言。事实上代表大会党团中有200来个甚至更多的红军同志，他们从来不擅于某些论战手法，党团开会时他们递条子说：“为什么在骂人或指责人时要说：他像布琼尼的骑兵那么行事？”有一个人写条子给我说：“我6次负伤，6次归队，这儿却在说布琼尼战士的坏话。”对此我说：“同志们，用词请谨慎些，你们尽管不愿意，却可能会伤害军人。”其实我其他什么也没有说。对军人指指点点，这是不恰当的手法之一，遗憾的是，季诺维也夫同志使用了这样的手法。
　　我们再回过来谈同国家机构结合的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我们从来承认结合，托洛茨基同志说有人否定结合是不对的。他说错了。我是在同托姆斯基同志争论。托姆斯基同志也许出于误解，也许由于不懂，也许由于我解释得不清楚，他在一个或者两个会议上断然拒绝了这一结合的主张。因此我才和他争论。但我担心，在这个问题上我还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争论。他说：“啊唷，真是稀罕事——结合，我们给您三个结合，我们对此毫不吝惜。”季诺维也夫同志过于大方，十分轻松地把结合当作便宜货拿出来，这么说来他并不珍重也不理解任务……不，我们并不需要三个结合，只需要一个结合，一个认真的有计划的结合。季诺维也夫对这一点实质上是怎样理解的呢？这仍然一点不清楚。他只是一味提第九次代表大会。但即使第九次代表大会提过结合，可结合是一个过程。如果说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结合还只是一个点，那么在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一年后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这一结合应该取得一些新成就。而季诺维也夫同志搞“结合”的时候，不是面向前方，而是朝后转，向着去年的代表大会。结合意味着工会的机构应当逐步接近、衔接和融合。可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李可夫、米柳亭等同志是专门主管生产工作的共产党员生产组织者，但他们不是，他们周围的人也不是那种同工会应成为的那样的产者群众组织保持联系的工作者。
　　另一方面，托姆斯基、鲁祖塔克等同志是仍应成为群众性生产组织的工会的代表。那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不断的斗争、冲突、摩擦、争执。季诺维也夫同志把事情描绘成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人应对一切过失负责，但他没有告诉大家撤职问题和工会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的冲突问题。为什么？因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点也没有确定。不能绕开这一点。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今天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不是季诺维也夫去年写的那本小册子的问题，也不是其他的事过境迁的问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相互关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你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可是这个问题应该得到解决。第九次代表大会决定他们应“协商”行事。可是协商了吗？没有，相反，更加不协调了。在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如果第九次代表大会说他们应“协商”行事，而又没有协商成，那就不应该回避问题，而应寻找组织途径和组织手段来促进协商和结合。为什么不能协商行事的原因之一，在于纯粹组织生产的专家和失去了生产这一中心的工会的专家进一步专业化，分离，而不是组织上接近起来。这才是最糟糕的。关于这一点，我的提纲为了执行工会转上生产轨道这一总任务，提出了一些实际步骤。由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今后应该越来越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先在一个、两个和三个环节上开始结合。我和一些工会工作者谈过，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一些生产者谈过，他们都肯定了这个建议，我说必须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会务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中有一定数量的兼职人员，他们每天都在这两个机构中同时正常工作。当解决工人问题、他们的膳食问题、节约劳动力问题时，应该让工会工作者确切知道情况，而不是像居民那样只知道个大概，应该让他们十分清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进行的全部日常工作。而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工作的那些人在制定经济计划时至少其中有一部分人应该感到自己是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会这一工会中央机构的日常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这两个单位的集体领导机构中各有9—11个人，那么其中应有3个、4个或5个人在两个机构中兼职。
　　问题不在于数字。现在已经到了组织上再不接近就会每一步都发生冲突和斗争的时刻，而且这种斗争会更加激烈和尖锐，因为这是经济机构和工会之间的斗争。我们如果不使它们之间在组织上结合起来，就无法前进一步。作为对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补充，我建议进一步结合起来，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中相应增加几个兼职人员，使得这两个机构不再向党中央委员会申诉，使托姆斯基、鲁祖塔克、李可夫和诺根同志在讨论问题时不是作为争执的双方，而是作为共同工作的参与者来实事求是地交换意见。对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金属局也照此办理。这样做当然并不能使我们马上就完成任务，但会给我们一个方向，以指引工会在同苏维埃经济机构关系方面的发展。否则分离会越来越加深、越来越严重。
　　这里说的当然不是工会24小时都国家化。这是无稽之谈。这里说的是要实际坚持这一国家化方针，尤其是使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到各总管理局和各工会中央委员会、省级机构和联营机构以及一些企业的领导机构在业务上、生产上的接近。如果季诺维也夫同志没有看出代表大会上说过的和这里说的两者之间的区别，那么我只能说，他对极其重要的实际的组织问题很不关心。我们现在越来越应该从协商转向组织上的结合，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完成我所说过的生产教育这一工作。
　　季诺维也夫同志谈到了据说是被我忘掉了的工会的教育工作，据他说这项工作占整个工作的50%.不，不是50%，而是95%！但我要问，工会的革命教育工作以什么为基础呢？它是以争取5戈比的斗争、工作日减少半小时等等为基础的，我们在这一日常斗争的基础上进行鼓动、宣传，进行教育。因此，教育不是泛泛地进行的，而是在经济罢工斗争的一定基础上进行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工作应该以什么为基础呢？应该以直接的生产建设、使工人民主转变成生产民主为基础。这不是花言巧语！我们的国家是什么？这是应该消亡的东西。新的战争可能阻滞这一过程。但苏维埃国家应该消亡。苏维埃民主正在正常地向生产民主发展，保留国家制度的成分，然后是国家制度的完全消灭。工人国家变成公社的过渡阶段是工人的政治民主变成生产民主，因为我们笼统地对工会和党都使用了民主这个术语。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具有新内容的时代，所以很自然，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之前中央委员会本身也出现了分歧——在对这些新的巨大任务的预见和估计方面的分歧。
　　季诺维也夫同志谈到了中央委员会中的这些分歧，他匆匆地读了读一些决议。对他的叙述十分需要作一些补充。如果需要的话，我将在总结发言中来作。现在我只指出一点：关于中央委员会多数人都表示赞成的所谓生产民主的十二月决议，季诺维也夫同志也好，其他中央委员也好，都没有对生产民主这一概念和术语提出过异议。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里第一次含含糊糊地表示异议，而中央委员会则毫无异议。相反，人们说：“这是不言而喻的……”
　　季诺维也夫同志还指责我抵制中央委员会的工会问题委员会，从而破坏了协商。同志们，我在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上同季诺维也夫同志，部分地同列宁同志有分歧。今天列宁同志大概会发表讲话，他会更确切地确定自己的立场，我们将会看到，他的立场在多大程度上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立场相一致。我在一些估价上和他不一致，但我并不以为在工人民主的生产内容这个问题上有分歧。而妨碍我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会问题委员会工作的尖锐而实际的分歧是：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不仅反对我，而且反对列宁同志，因为我们俩都投票反对这一决议，——多数人决定不把这些问题拿出来公开讨论，而试图在工会问题委员会中加以解决。而我认为，由于这不是局部的紧迫的问题（例如，如何答复寇松关于波兰问题的照会或在某一战线上是否继续进攻），而是涉及如对工会再教育等等事关长远前景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只有通过群众性的思想工作才能取得一定的有成效的表现，所以我当时肯定地说：中央的决定在这样的问题上取消了一部分讨论自由，所以是荒谬的，尽管参与作出这一决定的，是和我一起就问题的实质投了票的同志。我说过，我愿意参加工会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其条件是同时应提供诉诸广大党员的可能性。这在过去和现在都决不会产生任何分裂和破坏决定的危险。我们是严守纪律的党员。但问题本身内容丰富、十分重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后若干年的工作方向，因此我以为广泛讨论是绝对必要的。工会和党对工会采取什么立场，这决定了今后整个时期的工人专政的成败。如果我们同工会工作者有意见分歧，也就是同大多数工会领导人有意见分歧，他们认为，生产民主的观点狭窄，不正确，他们没有认识到生产民主的观点就是在新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的学校，那么这些意见分歧并不意味也不可能意味互相攻击和残酷斗争。我在和托姆斯基同志进行最尖锐的论战时总是说，我十分清楚，只有像托姆斯基同志这样有经验有威信的人，才能当我们工会的领导者。在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党团中，我曾经这样说过，最近在济明剧院我也这样说过。党内进行思想斗争，并不是要互相排挤，而是要互相促进。
　　同志们，在几次党代表大会上，大家对军事工作者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引开了他们的注意力，这里当然还有摩擦和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党和它的一部分成员的斗争，而是意味着党在引导它的一部分工作人员。现在我们面临的工作要广阔得多，重要得多，历史意义大得多。这是工会。党将不是一次，而是十次地纠正工会工作者的工作。季诺维也夫说，这不应该用袭击的方式进行。当然如此。但是我说的这个任务，生产再教育；工会领导层，上层和下层的结合，工会根据生产任务来建设，从对生产的新态度的角度对每一个工作人员进行教育，——这是十个十分长期的任务。我认为在这个任务上我有义务听取党内舆论，背着党在小圈子里解决这个问题是绝对不行的，在原则上和实际上都是不能允许的，办不到的。至少我以为，我比季诺维也夫同志做得对，当我诉诸党内民主时，他成了工人民主的专业辩护人。这一党内民主将在不久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之前形成自己的意见，确定对工会的正确立场。同时，同志们，这是问题的十分重要的一面，党内民主确定了我们的思想斗争、我们的论战、我们的辩论不能和不应越过的界限。党在它的日常工作中的统一就是这一界限。（鼓掌）
　　主席：同志们，党团委员会决定下面的会议这样开；允许每一个现有的、已形成的派别在这里自由表述意见，因此在主要报告人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报告之后建议给布哈林、诺根、施略普尼柯夫和梁赞诺夫同志每人半小时的发言时间。在他们发言之前先请列宁同志讲话。（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