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越过三八线——斯大林对东北亚国际局势的思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2003年版

　　各国学者都注意到，俄国档案文件充分表明，斯大林在1950年初——即与毛泽东谈判中苏条约期间——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在整个1949年，尽管朝鲜半岛处于非常紧张的战争边缘状态，但莫斯科反对北朝鲜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而到1950年初，斯大林却突然同意了金日成坚持的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建议。提供苏联决策变化原因唯一的直接文献证据，就是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电报中所说的，是“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斯大林所谓“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意味着什么，即苏联改变其对朝鲜半岛政策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最近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推断和争论。

　　叶甫根尼.巴加诺夫断定：冷战在1950年的全面展开，使苏联可以接受在朝鲜爆发一场战争了；斯大林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对苏联的严重威胁；对整个朝鲜的控制可以抵消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似乎有可能使北朝鲜也获得成功；斯大林还受到他本人对核武器以及美国失去中国这一事件认识的影响。

　　瓦列里.杰尼索夫坚持认为，斯大林所谓“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既然美国已经抛弃了蒋介石，也就不可能为南朝鲜而进行一场战争。其次是苏联掌握了核武器，这就使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失去了使用“核武器这张王牌”的能力。

　　李钟植和陈兼都认为，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即美国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是影响斯大林决策的关键因素。

　　谢尔盖.冈察洛夫不同意关于苏联掌握核武器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苏联产生影响的说法。他认为，一些俄国文件表明，杜鲁门1月5日的讲话和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说，即将朝鲜排除在美国的防御圈以外，起到了某种作用，但这不是唯一的因素。总的来说，德国和欧洲的状况以及对日本的忧虑肯定起了作用。

　　詹姆斯.马特雷则争辩说，俄国文件并没有支持这样一种结论，即认为艾奇逊的著名演说是促使斯大林做出决定的原因，因为苏联领导人不可能忽视随后几个星期内美国对亚洲政策逐步强硬的信号。他认为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对美国未来将实行的亚洲特别是日本政策感到绝望。

　　约翰.梅里尔则指出，战争有一个先发制人的问题。斯大林担心北朝鲜政权的生存，特别是看到1950年初美国对南方的援助情况以后，所以同意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

　　此外，目前在西方颇有影响的《不确定的伙伴》一书的作者对此做出的结论是：斯大林改变对朝鲜政策的目标在于扩大苏联的缓冲地带，在未来的全球冲突中取得进攻日本的跳板，同时探测美国人的决心，加深美国与中国的敌对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把美国的力量从欧洲吸引开。

　　约翰.加佛则强调斯大林改变过去谨慎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问题，莫斯科认为美国试图扶持日本，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这是苏联不能容忍的。

　　托尔库诺夫和乌菲姆采夫在其著作中谈到，“国际形势变化”这一提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以为美国只关注蒋介石在台湾的命运，而不愿卷入朝鲜冲突。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使美国无法再用核威胁来恐吓苏联。

　　学者们谈到了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些因素大多数都与斯大林改变苏联对朝鲜政策的考虑有关系。但需要指出的是，它们并不是同等地、平行地发生作用，而是在不同层次上对斯大林的决策产生着影响。这些层次分为形成决策的前提、改变决策的动机和保证决策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动机，其次是条件。与此同时，斯大林实现这一重大决策的转变涉及到苏联与美国(包括日本)、朝鲜和中国三个方面的关系，而这三者也不是同等和平行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与中国关系的变化，其次是对美国政策性反应的估计。本书即从这样的基点出发，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