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2003年版
一、决策前提：朝鲜半岛冲突的升级
斯大林同意北朝鲜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就意味着苏联决心在东北亚面临一种战争状态。做出这一决策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苏联已处于与美国对抗的国际环境中，同时，莫斯科决心与华盛顿决裂，并准备面对爆发一场与美国间接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是直接的冲突；第二是朝鲜半岛已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而且在苏联控制下的北朝鲜已经做好了应付战争局面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这两个前提在1949年下半年都已经具备，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在此时改变苏联自1945年形成的远东战略和策略。
如前所述，苏联在对马歇尔计划做出强烈的对抗性反应以后，国际形势已经呈现出两大集团对立的局面，而苏联与美国的冲突首先出现在欧洲。然而，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发生的冷战形成后苏联与西方之间出现的第一次危机——柏林危机——的结果是，苏联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立场面前退缩了。尽管斯大林决心首先在东西方之间最敏感的德国问题上表明莫斯科决心与美国对抗的态度，但他没有正确地估计到美国会从实力政策出发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特别是莫斯科对美国解决柏林问题的经济力量估计不足，因此在双方整体实力的对比不利于苏联的形势下，斯大林决定放弃在欧洲与美国公开冲突的做法。不过，苏联在欧洲采取保守的与西方对峙的方针，并不说明斯大林已经放弃了与美国对抗的战略，问题在于对抗的条件和方式。莫斯科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和选择适当的地区。
欧洲的柏林危机尚未过去，东北亚地区的朝鲜半岛已经处于非常紧张的战争边缘状态。自从三八线划定以后，莫斯科控制的北朝鲜和华盛顿控制的南朝鲜就一直处于对立状态。特别是朝鲜南北双方各自成立了单独的政权机构以后，形势更趋恶化。李承晚(Syngman Rhee)和金日成都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特别是在苏联占领军撤出朝鲜半岛后，南方的李承晚政权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并一再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和边界侵犯。但是，斯大林采取的态度却是压制金日成对此做出过分强烈的反应。
1949年4月20日，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Shtemenko)就三八线的形势向斯大林报告说：
我军撤出北朝鲜以后，“南方人”对三八线规定的破坏己经具有挑衅性和经常性。近一个月，这种破坏规定的事件频繁发生：从今年1月1日至4月15日期间，在整个三八线上发生了37次破坏规定的事件，其中24次发生在3月15日至4月15日。
就其性质看，破坏规定的事件是警戒部队的小规模冲突，一般是连和营规模的冲突，动用了轻机枪和迫击炮，还有一些“南方人”越过三八线的事件。在所有这些破坏规定的事件中，均是“南方人”首先开火的。
与此同时，随着三八线形势的复杂化，“南方人”在3月至4月间将部分野战部队调集到三八线附近。不排除“南方人”可能对北朝鲜政府军队采取新的挑衅行动，并动用比迄今为止更大的兵力。
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建议北朝鲜政府军司令部采取适当措施以回击“南方人”可能做出的更大规模的挑衅行动是合理的。
同年5月2日什特科夫报告说：
“南朝鲜当局为了实行武装入侵北方计划，扩大了‘国防军’人数。据情报说，‘国防军’人数已从今年1月1日的53600人增加到了第一季度末的70000人。同时，他们还特别重视技术兵、机械化兵和特种兵，这些兵种增加了一到三倍。”报告还说，南朝鲜当局在三八线附近地区集结的部队已达41000人之多，其中在平壤方向将达到30000人。“进攻北方的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并且在第1旅中已传达到营长一级。预计可能在6月份会有积极行动。”
到了6-7月间，形势进一步紧张。6月18日什特科夫报告，南朝鲜领导人都主张“用军事办法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只是在确定时间上有分歧意见”。报告说，南朝鲜军队和警察多次在瓮津地区擅自越过三八线，这个地区的战斗到现在还在进行，而且南朝鲜部队数量增加了。南朝鲜部队一度侵入北方地区10公里，由于北方警察旅的行动，它们被逐回三八线。北朝鲜部队占领了两个在战术上有重要意义的高地，现在双方正进行争夺高地的战斗。由于瓮津地区事件，李承晚6月11日发表正式声明说“正在制定将给共产党分子带来重大损失的突击计划。在最近二三周内，将实现这个计划”。
7月13日什特科夫又致电维辛斯基说，根据在瓮津地区俘虏的南朝鲜军士兵(属18团2营)供认，
“他们的指挥官7月以来多次讲话，断言北朝鲜军企图进攻南方，因此南朝鲜军应先发制人，给北朝鲜军以突然打击，并在8月15日(朝鲜解放日)前占领北朝鲜。”俘虏还供认，“第12团的任务是攻占格里山高地(海州以西30公里)。第18团的任务是从瓮津地区出发，在第13团(据现有情报该团配置在开城地区)的协同下向北进攻，合围海州，歼灭该城北方军队的集团，在一周内占领海州。”什特科夫还通报了李承晚声称要先发制人，“在7月对北方军队发起进攻”的情报。
当时，美国已经于1949年6月完成了从朝鲜半岛撤军的行动，正如牛军教授所说，美国军队这一时期从中国和南朝鲜全部撤出，“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战略调整”。可是，南朝鲜当局却加紧了军事挑衅和进攻准备，而莫斯科对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意图的估计则是“给南朝鲜军队以行动自由”，“松开了南朝鲜反动派的手脚”。因此，朝鲜半岛出现的紧张局势促使苏联加强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援助。1949年6月，苏联根据金日成的请求，同意以贸易议定书的形式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列入援助清单的有各式军用飞机100架、坦克87辆、装甲车57辆、自行火炮102门、折叠式登陆艇和小型橡皮艇等44艘，以及各种枪支弹药和技术装备。
但苏联的军事援助当时主要还是从加强朝鲜北方的防御力量考虑的，而不是为了鼓励向他们南方发起进攻，甚至在有些苏联军方人士主张采取军事行动时，斯大林还是坚持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尽量避免直接介入这场冲突的立场。为此，莫斯科批准了什特科夫大使提出的建议，即在美军撤出南朝鲜后，苏联也应设法撤除在咸兴的军事基地以及苏联在平壤等地所设立的军用飞机场，因为这些设施有可能被朝鲜人民军所利用，并可能使苏联处于被动地位。不仅如此，莫斯科还制止金日成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任何军事行动。
平壤在实行朝鲜和平统一计划 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军事准备。对于来自南方的威胁，金日成的反应十分强烈，他甚至认为这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有利时机。1949年9月3日，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代办顿金(Tunkin)向莫斯科报告，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Mun Il)通报说，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相信，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占领南朝鲜。顿金还证实，北朝鲜确实截获了一份南朝鲜军队关于炮击海州市的命令，但命令所定的炮击时间已经过去，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9月11日，维辛斯基回电，责成顿金尽速与金日成会晤，进一步弄清南朝鲜军队及其数量、武器装备和战斗力，朝鲜南方游击运动的状况，如果北方首先发动进攻舆论和人民将会怎样看待这个事实，南方群众会给北方军队何种实际帮助，金日成认为当北方发动进攻时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北方如何估计自己的军事能力，同时要顿金做出自己对情况以及朝鲜领导人所提建议的现实性和合理性的判断。
顿金在9月12日和13日两次会晤金日成和朴宪永后，于9月14日向莫斯科报告了南北朝鲜军事力量的详细情况、金日成的考虑以及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报告说：“金日成认为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不强”，北方军队“在技术装备(坦克、火炮、飞机)、纪律、官兵训练素质以及士气等方面均优越于南方军队”。但是对于舆论和人民和反应金日成拿不定主意，他认为“如果内战拖延下去，他们将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而现在的条件是不可能指望速胜的。因此，他不主张发动国内战争，而只是建议夺取瓮津半岛和该半岛以东大约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并指望在北方军队进入南朝鲜时“能在南朝鲜组织一系列起义”，如果进展顺利，则“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和朴宪永还认为，当朝鲜发生内战时美国不会直接出兵干预。顿金本人的意见却不同，他认为，金日成计划的局部性战役能够导致而且一定会导致北南朝鲜的内战，但是，“要对南方进行胜利的速决战，北方军队还不够强大”，而“持久的内战，不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对北方都是不利的”，因此他的结论是，“发动金日成所预想的局部性战役是不适宜的”。
然而，什特科夫大使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在9月15日给斯大林的长电中表示赞同金日成的计划。什特科夫首先强调了朝鲜领导人的基本想法，即在朝鲜人民要求统一而使用和平方法统一祖国已经不可能的形势下，“如果现在不用军事方式实行统一，那么统一的问题就会拖延许多年”，南朝鲜反动派则会利用这一时机“镇压南方的民主运动”，并会“建立起更加强大的军队以进攻朝鲜北方”，“消灭北方这些年来所建立的一切”。什特科夫详细地介绍了南北朝鲜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他认为，“南朝鲜政府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朝鲜半岛的形势对北方有利，尽管不排除“美国人将干预这场冲突并给南朝鲜提供积极帮助”的可能性，而人民军的数量及其拥有的物质力量现在还不能保证完全粉碎南方军队和占领南朝鲜，但他仍然认为“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利用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并且作为对他们破坏三八线的惩罚，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电报还附有南北朝鲜军事力量对比的详细材料。
应该说，当时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对苏联与美国对抗的政策是十分有利的：中国革命在没有美国干涉的情况下已经顺利地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美国军队已经撤出了朝鲜半岛；朝鲜人民表现出高涨的革命情绪；韩国社会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则处于极不稳定的状况等等。然而，斯大林还是拒绝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
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局势，并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从政治方面看，你们建议的对南方的进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此外，进攻瓮津半岛和占领开城地区的局部战役就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
上述决议表明，莫斯科此时的方针，显然是希望通过南朝鲜内部的人民斗争而不是由北朝鲜采取军事手段来达到统一朝鲜半岛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等人起草的另一份指示稿中还要什特科夫提醒金日成：“他们远没有充分利用争取以和平方式统一国家的一切可能性，如祖国阵线关于和平统一国家的宣言这样一个重要的和政治上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文件。”这进一步证明，苏联领导人主要考虑的还是采取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非常勉强地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但是并没有完全停止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3警备旅对侵入三八线以北1.5公里法音山高地的韩国军队展开攻击，并占领了这两个高地。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和支持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莫斯科报告，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葛罗米柯严厉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据目前掌握的俄国档案文件显示，至迟到1949年底，斯大林都没有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这里涉及到一个目前史学界存疑的问题，即1949年底金日成是否与斯大林进行过秘密会谈，以及会谈的内容是什么。据赫鲁晓夫回忆，1949年底金日成来到了莫斯科，并要求“用武力解决南朝鲜的问题”。贾丕才在1992年4月3日接受冈察洛夫等人的采访时也说，金日成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鼓舞，于1949年11-12月带着一个进攻计划来到莫斯科。但据另外一位接受学者采访的未透露姓名俄国高级外交官说，他曾查遍俄国档案，没有发现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冈察洛夫等人认为“很可能是莫斯科与平壤在这一时期频繁的通信往来被错认为是斯大林与金日成的会谈了”。退一步讲，即使存在这样一次访问，也不能说明斯大林在1949年底已经改变了政策，因为从赫鲁晓夫和贾丕才的回忆看，斯大林并没有同意金日成要求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
本书所说的决策前提，就是指在1949年已经出现的苏联与美国进入对抗状态的国际背景和朝鲜半岛已经进入战争边缘状态的地区背景。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为什么没有同意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呢？从前文所引俄国档案材料看，斯大林表露出来的担心有两个：一是美国可能卷入朝鲜冲突，二是平壤还没有好充分的准备。但这些都不能说明斯大林决策的根本原因，或者说，这些都不是决策动机，而只是保证决策实施的条件。
美国是否会对朝鲜冲突进行干涉当然在斯大林的决策考虑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从逻辑上讲，斯大林决不是因为美国不会干涉就决定在朝鲜半岛发动一场战争，而是在有了这种动机后才以美国不会干涉作为实现其动机的必要条件，否则，莫斯科就不必非要在朝鲜半岛这一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了。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即使在斯大林倾向于接受美国不会进行干涉的估计并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行动后，仍然谨慎地避免给美国干预提供借口。因此，斯大林对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的担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战略而是出于策略的考虑。
平壤是否为采取军事行动做好了准备也不是斯大林决策的动机。事实上，在斯大林1950年初改变主意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9年9月24日会议所要求的准备工作，如建立解放区、发展游击运动等，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更加消弱了。
可见，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斯大林真正的考虑并不是像他表露出来的那样。如果说到斯大林改变决策的动机，如前文所述，既然苏联对外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证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那么就应当根据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的需要来分析斯大林采取这一举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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