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九章 再次罢工
新的罢工越来越近了，为了得到更多的支援，574分会也在想办法多交几个盟友。它跟农民假日协会、全国农场社（National Farm Bureau）和菜农协会签了协议，按照这个协议，在罢工期间，凡是属于这三个农民组织的司机，只要有574分会和农民组织共同发放的通行证，就可以开卡车上路，工会的纠察队绝不阻拦。为了防止有人耍花招，农民委员会要在通往明尼阿波利斯的公路上布置纠察队，检查来往车辆。后来这个协议执行得很好，大大减少了五月罢工期间发生过的那种摩擦，也使工会获得了农民的普遍同情。这种许可制度的双重性质，使农民组织可以有效地掌管招兵买马的事宜，所以农民对工会就更加友好了。
在新的罢工中，还得把城里的市场封锁起来，所以那里很可能又会变成战场，必须让菜农离开那里。因此，工会在离市场区几条街的地方，租了一个很大的停车场，让菜农在里面摆摊，直接跟小店主做买卖，还不收摊位费，这样一来，菜农就会更加乐意跟我们合作了。小店主可以开轿车去那里买菜，但不能开卡车。他们的进货量本来就不大，所以这不会给他们造成多少影响。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很成功，在罢工期间，我们一直坚持这种做法，农民和市民给工会食堂捐了不少东西，这也说明这种做法得到了他们的欢迎。
工会还采取措施，进一步巩固它同失业工人的联盟，让失业工人相信结盟对双方都有好处。574分会和其它组织共同号召举行工人团结大会，讨论失业工人的问题。574分会是城里声望最高的工会，它这样做，可以极大地促使在业工人认识到自己有义务支持失业工人的要求。在当时，要求工会在实际行动中与失业工人联合起来、争取改善社会救济制度的潮流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而574工会的这种做法，给这个潮流注入了新的推力。
同时，574分会还通过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Minneapolis Central Council of Workers，MCCW），在新的罢工中同失业工人建立更加密切的组织联系。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是由失业工人组织、工会、工人政治团体、工人互助协会、合作社运动、青工组织、女工组织等各种工人组织的代表组成的代表机构。成立这个组织，是为了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发动他们去斗争。我们为这个组织做了一些安排，在失业工人当中，谁想在马上就要开始的斗争中帮助574分会，同卡车运输业老板作斗争的，都可以到这个组织去登记，成为志愿者。中央工人代表会给志愿者发了徽章，戴上这个徽章，就相当于一个正式的纠察队员，要接受工会罢工委员会的指挥。
在五月罢工中，我们专门采取了措施，争取让全城的工会运动都来支援我们的斗争，在新的罢工中，我们还得这么做。我们发动了宣传运动，号召所有行业的工会都来支持我们。574分会全体会员都参加了这场运动，他们到处去找其它工会的基层积极分子，介绍自己的情况，请他们帮忙，并请他们一起向劳联官僚施压。所以，574分会最终迫使劳联官僚召开了全城工会大会。这次大会决定，在1934年7月6日举行一场工人联合示威游行，抗议卡车运输业老板破坏工会的阴谋。
到了7月6日下午六点，前来参加游行的工人群众挤满了桥边广场[1]区的游行区。人潮不断涌入，持续了一个多钟头，游行队伍一直延伸到旁边的街道。到了七点半，由十八个方阵组成的游行队伍开始走上城市中心的主干道尼科莱特大道，前往市礼堂，准备在那里举行抗议集会。五月罢工中的摩托车侦察队在游行队伍前方开路，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骑着骏马的游行司礼官，他是农工党籍市议员艾德·哈德森（Ed Hudson），那匹马是工会弄来的。看来这种安排让他非常开心，我们也很开心，因为他都这么高调地支持工会了，等到罢工遇到困难时，恐怕他也不好意思临阵脱逃吧。跟在他后面的是乐师工会派来的乐队。
然后是574分会，我们排成长长的纵队，高举工会的旗帜，骄傲地大步行进。在我们后面是妇女后援会、其它卡车司机分会、建筑业工会、有轨电车工人、印刷工人、酿酒工人、铁路工人、机械工人、失业工人组织、洗衣工、装修工、市政府与县政府雇员、制衣工和其它行业的工人，就连附近的圣保罗市都来了一队工会活动家，参加我们的游行。跟我们一起游行的还有农民假日协会的会员和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些学生。游行队伍举着各种各样的标语：“我们支持574！”、“打倒公民联盟！”、“打倒扣红帽子的家伙！”空中还有两架画着574分会的标志的小飞机在盘旋。这两架飞机的主人同情工会，他们主动把它们借给工会使用，搭着工会的代表到州里各地去募捐。在街道两边围观的足有六千多人，他们大都同情工会，574分会的方阵走到哪里，哪里的围观群众就会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声。
帮游行队伍维持纪律的，是五月罢工中的纠察队长们，他们坚决执行了工会的命令：先让参加游行的群众进入礼堂，举行抗议集会。抗议集会举行的时候，礼堂里面已经挤了一万两千多人，挤不进去的几千人只好站在外面听扩音器转播。主持大会的是建筑业工会委员会主席A·H·乌尔塔比斯（A. H. Urtabees）；中央劳工联盟的代表是罗伊·维尔[2]；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的代表是艾默里·尼尔森（Emery Nelson）；圣保罗卡车司机工会的代表是罗伯特·弗莱明（Robert Fleming）。农民假日协会的约翰·博什代表农民，宣誓支持574分会。工会的发言人强调指出，卡车运输业的老板们本来已经同574分会签了协议，却又出尔反尔，撕毁了协议，这都是因为公民联盟在背后搞鬼，他们想挑衅工会，整个工会运动都应当痛击公民联盟。比尔·布朗和迈尔斯·邓恩代表574分会发言。
大会速记记录显示，迈尔斯·邓恩用这样的话，回击了老板们对工会领导层的污蔑：“他们给我们扣红帽子，骂我们是赤匪，是极端分子……说我们要颠覆政府，用一种新制度代替它，我跟你们讲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吧……要是有一种社会制度，它让广大群众陷入贫困、饥饿和潦倒，却让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小撮老板压榨群众，吃得肥肥的，那么这种制度就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工人们，现在正是时候！要用自己的双手来接管它，至少要从你们所创造的财富当中，争取自己应得的那一份！”
比尔·布朗宣布：“我今晚要说的是——而且我们也该牢牢记住——工会运动要是再不行动起来，公民联盟就要下手了，而我们都喜欢这个地方〔雷鸣般的掌声〕。……我要说的是，不把老板往死里操，他们就不懂得怎么当‘公正雇主’〔群众大笑〕。要我说，咱们工人阶级才是纳税人。警察吃的用的，还不都是咱们的血汗钱，怎么能打咱们呢？要是他们敢动咱们，要是他们敢动，去他妈的，咱们人这么多，完全可以把警察局给拆了！”
大会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主要有四点：574分会有权代表它的全体会员；要给分会全体会员加工资，而且工资涨幅要从5月26日算起；老板们必须与工会签订书面协议；老板们必须在7月11日（星期三）之前答应以上要求。“把明尼阿波利斯变成工会城市”这个口号，把全城工人团结成了一心一意的广大联盟，这个决议就是全城工人的心声。
正当全城工人同仇敌忾、共同斗争公民联盟的时候，托宾却向574分会背后射出了恶毒的暗箭。在五月罢工中，国会议员舒梅克自作主张，给托宾发了回电，托宾就在1934年7月的兄弟会官方杂志上发表社论，利用这个回电大做文章，宣称五月罢工“违反了我们的一切规章制度。”托宾在另一篇文章里宣布：“无论混进我们工会的一小撮极端分子怎样咒骂国际工会的规章制度，我们都要斩钉截铁地宣布：在我们修改规章制度之前，国际工会绝不会批准声援罢工，也绝不会以任何形式批准违反已签署的合同的行为。我再三重申……如果我们不遵守合同，不保护好自己，我们就会因为场内工人或其他工人的罢工，而不断地惹上麻烦。”
托宾在头版社论中大发雷霆：“我们从报上得知，臭名昭著的邓〔恩〕三兄弟……在明尼阿波利斯第574分会的罢工中上蹿下跳。……我们只能告诉自己人：千万要当心这几头披着羊皮的狼。……美国工人享有世上独一无二的自由。然而这些人皮畜生却混进我们中间，混入了一些新成立的地方分会里，挑拨离间，浑水摸鱼，鼓吹流血，煽动暴乱，企图毁灭这份自由。地方分会的干部要是不能认清这些人皮畜生的真面目，不能保护好自己，让他们毁了工会，那就是犯了滔天大错。如果你们真的热爱自己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工会，就要马上行动起来，掐死这些极端分子，因为他们不是工会的人。……国际工会没法盯紧他们，但是你们与会员群众联系密切，你们应当好好盯紧他们，而且，请相信我，只要我们发现你们正在追杀这些畜生，国际工会就会竭尽全力帮助你们……保护你们，消灭这些人形毒蛇。”
托宾真是给老板们送了份大礼啊！场内工人只会给卡车司机“添麻烦”。574分会的五月罢工和马上就要发动的新的罢工，原来全都“违反了我们的一切规章制度。”他威胁其它卡车司机分会，不许声援574分会的罢工。他把五月罢工中的流血事件，全部栽给了过激“畜生”，这种可耻的表态，等于预先帮老板开脱，让老板可以放手动用暴力手段镇压工会。敌人正在加紧消灭574分会的领导层，而托宾保证会为这罪恶的勾当出力。
老板们看见叛徒送来这样一份大礼，自然喜出望外，他们赶紧在1934年7月7日的《明尼阿波利斯每日星报》（Minneapolis Daily Star）上转载了托宾的社论。托宾的一些粗鄙的字眼被特意删去，还特地加上了注释：“被删去的词句不宜登载在报纸上。”转载这篇社论的日子，正好是在全城工人举行盛大游行、支持574分会的第二天。老板们又把它印成传单，在工人中间散发了好多份。报纸和传单的标题都写着：《托宾主席宣称有赤匪和极端分子混入地方分会》。公民联盟抓住托宾送上门的机会，开足马力污蔑工会。老板们模仿共产党，集中攻击574分会领导层中的“托派赤匪”。他们扬言托派要在明尼阿波利斯搞革命，而不是建工会。公民联盟假惺惺地哀叹“被赤匪把持的”574分会把“合法工会”给害惨了，号召所有人都去跟574分会作对。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劳工部的“调解专员”E·H·邓尼根（E. H. Dunnigan）也粉墨登场了。他可能是受了奥尔森的指点，一来就直奔574分会总部；五月罢工结束后，分会总部已经搬到了南三街（South Third Street）225号。玛维尔·肖尔在日记里记下了邓尼根上门时的情况：“今天，联邦调解员——哈里·德波尔叫他们沉思者[3]，我差点就被他给带歪了——到了城里。他叫邓尼根先生。我觉得他一点都不了解城里的情况。他雄赳赳地来到总部——然后又灰溜溜地走了！这里面有麦克[麦科马克夫人]和我的一份功劳。下午早些时候，我们正在新罢工总部的医院里干活，突然进来一个又矮又肥、衣着光鲜的家伙，上衣口袋里插着四根粗粗的雪茄，把口袋撑得满满的，戴着副夹鼻眼镜，翻领上别着宽宽的黑领结，拿着把大大的雨伞。他一进门，就用雨伞撑着身子：‘我是联邦调解员邓尼根，我想见一见组织委员会。’我们就说：‘他们正忙着呢，你能等一会吗？’
“他不耐烦地坐了下来。他问我们：‘你们能帮我通报一下吗？’我们就说：‘好吧。’我们就去找了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叫我们转告邓尼根先生先等十五分钟，然后麦克坐回她的椅子，给我使了个打趣的眼色，接着就给我念了一长串医疗用品的清单，长到够打半年仗的。邓尼根先生瞪大了眼睛，他直冒冷汗，坐都坐不住了，可我们还在不停地念。麦克不断添油加醋，还特地指出在哪些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这么多药物。邓尼根先生的冷汗冒个不停，表情慌慌张张的，还用手轻轻敲打他放在地上的雨伞。最后总算有人出来请他进去开会。麦克和我大笑起来，笑到肚子都疼了，然后我俩就回去干正事了。”
在跟工会领导层开会时，邓尼根想装出站在我们这边的样子。所以，他要我们给他授权，允许他在跟老板们开会时，向老板们做出一点“小小的”让步，还说这样才能留出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果断拒绝了他的要求，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别以为工人会傻到上他的当。我们把工人的要求讲给他听，叫他去找老板们，试试看老板们会不会对他做出半点“让步”。我们还跟他说，7月11日是最后期限，到了那一天，要是老板们还不改变态度，工会就要发动罢工。邓尼根请求宽限五天，我们同意了，这是我们做出的唯一的让步。
到了7月11日那天，574分会按照预定计划，举行了会员大会。邓尼根跟我们谈判之后，又去找了老板们谈判，但是什么都没有谈出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信守诺言，多给了他们五天时间。大会以起立表决[4]的方式通过决议：如果老板们不答应工会的要求，就在7月16日星期一晚上十二点发动罢工。
大会一致通过了罢工宣言，总结了目前的形势：由于老板们态度傲慢，争取把工资提升到足以维持生活的水平、改善劳动条件的一切尝试均告失败。劳工局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实际上就等于维护老板。老板们拒绝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全体会员。老板们拼命抹黑工会领袖，自以为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决定谁能代表工人。老板们给工会领袖扣红帽子，想用这种阴险的勾当，把群众的注意力从真正的问题上引开。
宣言还愤怒地批判了兄弟会主席：“我们要坦率地告诉丹·约·托宾：你要是不能像个工会汉子一样帮我们的忙，那麻烦你站一边去，别来管我们，让我们自己打自己的仗。组织运动是我们自己搞的，上次罢工也是我们自己搞的，这次罢工我们还要自己搞。你一点忙都没帮上。整个罢工都是我们分会的领导人自己领导的。我们信任他们，谁敢污蔑他们，我们绝不答应！”
公民联盟马上做出了反应，他们继续利用托宾的文章，变本加厉地污蔑574分会。老板们先是强调五月罢工没有得到托宾的批准，然后又说7月11日的罢工决定是以起立表决的方式通过的，而没有“按照〔工会的〕规章制度”举行不记名投票。老板们的笔杆子还把有妇女出席工会大会写成了丑闻，故意隐瞒了这些妇女都是后援会会员的事实。他们还说，574分会的干部在大会上痛斥托宾，“是因为他勇敢地揭露了赤匪把持工会的事实”。
为了帮助“勇敢的丹尼尔”进一步“揭露”工会，公民联盟还专门炮制了一期特刊，里面收录了一些精心挑选的东西：“现已查明，574分会的五名领薪水的组织者，都是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明尼阿波利斯支部的重要骨干，而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又支持第四国际〔原文如此〕的纲领，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工会组织者文·雷·邓恩和卡尔·斯科格伦德……都是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委员。”
这张传单还登了比尔·布朗的发言，就是他在7月6日那天夜里向工人大会提交决议时说的话，特刊的编辑还特地在他这段话下面划了加重号：“在我宣读这个决议之前——这其实就是革命——我想说的是，我们要举行起立表决，我不想看见有人不肯起来。到了明天早上，我要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发动起来，去跟公民联盟作斗争。”
老板们发动宣传战的目的，是为了挑拨574分会的盟友，并在574分会内部制造混乱。我们马上采取措施，不让他们得逞。在574分会里面，组织委员会又跟执行委员会开了会，让执行委员会的腰板硬起来，并且把这作为执行委员会支持同老板们斗争的证据。这次会上还决定在7月16日星期一晚上举行全体会员大会，大会的目的有几个：重申7月11日的罢工号召；对要不要罢工举行不记名投票，以此来表示全体会员坚定不移的意志；选出由100人组成的罢工委员会，指挥这次罢工。另外，执行委员会还一致宣布：完全信任组织委员会，要求全体执委会委员坚守岗位，并请求全体会员批准这个声明。
关于这些活动的报道，还有574分会的罢工宣言，全都刊登在《组织者》上。这表示574分会众志成城，枕戈待旦，所以，它的盟友也就不再怀疑，以建筑业工会委员会和中央劳工联盟为首，盟友们纷纷重申会继续支持它。
老板们也没闲着，他们又使出了阴招，想把在市场上工作的场内工人从574分会里“分裂”出去。7月15日星期日那天，有人欺骗一批工会会员去卫斯理教堂（Wesley Church）开会，企图成立“排共”工会。去开会的有五百来人，绝大多数都是忠诚的574分会会员。一个叫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的牧师——他跟574分会主席没有亲戚关系——想宣布开会，但是没人听他的。格兰特·邓恩走上讲台，宣布会议开始，然后严厉批判了牧师和老板们的走狗企图分裂工会的丑行。然后，会议通过了一个对574分会现任领导层表示信任的决议，这个会原本是想瓦解工会的，却变成了支持574分会的大会。
到了第二天，也就是7月16日那天晚上，574分会按照预定计划，在群鹰会堂举行大会。那天晚上很热，会场里的工人个个汗流浃背，但是情绪都非常高涨，迫不及待地想要战斗。莫·霍克提出的对工会领导人表示完全信任的动议，得到了全体会员的一致赞成，这就狠狠地抽了老板们的脸，证明了他们炮制的“排共”闹剧破产了。然后比尔·布朗、迈尔斯·邓恩和我上台发言，向全体会员介绍了最新的进展，并号召大家重新表态，支持7月11日的罢工决议。主持大会的比尔·布朗还说，有谁不同意罢工的，都可以讲讲自己的看法。当然没有人反对。在对是否罢工举行表决时，工人们不肯进行无记名投票，他们全体起立，一致支持罢工。
选出了罢工委员会的100名委员后[5]，大家自发唱起了工会的会歌《团结》（Solidarity），然后大会就散会了。我们赶去南八街215号，那里有一栋双层车库，被我们租了下来，用作新的罢工总部，等我们到了那里，房主不给我们进去，原来是公民联盟在背后搞鬼。租金都给了，却不能进门，工人们一气之下，直接闯了进去，开始为第二天早上的活动做准备。这个车库对面恰好就是明尼阿波利斯俱乐部（Minneapolis Club），就隔了一条街，这家豪华俱乐部的主顾都是城里的“豪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他们将获得一些非同寻常的体验。
在罢工期间，罢工委员会是罢工的执行机关，各种事情不分大小都要管，它并不是把100个人拉到一块就完事了。它的委员都是在二月斗争和五月斗争中表现突出的积极分子，所以会员们才选他们来领导自己。它是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机关，所以它能真正代表工会的基层群众。在激烈的斗争中，会员群众和领导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结成了紧密的纽带。
在罢工委员会内部，形成了一个集中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的核心，是工会的五个全职组织者——雷·邓恩、迈尔斯·邓恩和格兰特·邓恩三兄弟，卡尔·斯科格伦德和我。工会主席比尔·布朗与我们在工作中密切配合。这个领导层还拥有一批坚强的二线领导人，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曾在五月斗争中挺身而出，与煤场罢工中的老战士并肩战斗。作为领导层的一部分，他们多次在紧要关头证明了自己。阶级斗争的经验，以及斗争中获得的教育，促使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
总的来说，罢工委员会与基层会员的关系，有点像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通过民主方式作出决定；然后再有纪律地执行决定。在工会会员大会上，通过充分的、自由的讨论，来决定政策，选拔领导人。而在具体斗争中，又能坚决执行领导人的决定。在某个行动结束后，全体会员都要对决定进行分析和批评。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罢工委员会与会员群众的关系，也适用于罢工委员会的领袖与其他委员的关系。总之，工会的制度与工作方法，构成了工会内部团结的基础，而团结起来的工会，又成为了一台强大的战斗机器。
工会内部的发展达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就可以进一步采取措施，尽量减小由于正式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的不称职所导致的种种困难。其实执委会已经被暂时剥夺了一切权力。首先，执委会全体委员和工会代理克利夫·霍尔都是罢工委员会委员。而罢工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时就通过了一个决议：“罢工委员会是罢工的执行机关，享有做出一切决定的全权。”以前跟老板谈判时，霍尔和执委会造成了很多麻烦，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出现，罢工委员会还在第一次会议上采取了相应措施，它又通过了一个决议：“与老板们会谈的联络团人数不能太多，它唯一的作用就是与老板们联络。它的一切行动都要得到罢工委员会的批准。”雷·邓恩和我被选为联络团成员。
为什么要通过这个决议呢？对于这个问题，还得多讲两句。劳联官僚在参加劳资谈判时，往往会自作主张，自己决定工会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又把这些条件强塞给会员群众，逼会员群众接受。为了彻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决议中特地使用了“联络团”这个名字，而不叫“谈判团”。而且决议还限制了联络团的人数，不让太多的人参加联络团，表面上的理由是联络团的作用有限，但这也是为了不让霍尔和他的同党参加。不过，这些理由，还不是必须通过这个决议的全部原因。
工会在派谈判代表同老板们或政府调解员谈判时，绝不能让谈判代表获得做出让步的权利。这是因为，在谈判中，老板们的代表，特别是被老板们控制的政府代表，会向工会谈判代表施加沉重的压力，要是工会谈判代表顶不住压力，做出了让步，那就很难挽回了。工会会员的权益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如果事先就划定一条底线，规定工会谈判代表不能提出低于底线的要求，那么老板们给出的条件就不会多过这道线。所以，碰到要做出让步的时候，工会谈判代表就只能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去商量商量，让工会做决定。这样做，不但能避免官僚玩忽职守，而且，如果工会谈判代表想要做出正确的决定，最好也采用这种方法。所以，无论如何，574分会的谈判代表的一切活动，都要完全服从罢工委员会。
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工会吸收了五月罢工的教训，加强了罢工的准备工作。食堂办得更好了，工会利用农民和商人捐的食品，充实了粮库。工会医院的工作也得到了加强，领导医院工作的还是麦克里蒙医生和麦科马克夫人。工会的法律顾问也是一流的：除了阿尔伯特·戈尔德曼之外，工会还请来了当地著名律师弗莱德·奥萨纳（Fred Ossana），还有刚进奥萨纳的律师事务所不久的欧文·格林（Irving Green）。我们跟五月罢工时一样，在晚上开会，听人汇报白天的情况，请人来演讲，还搞一些娱乐活动。
罢工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是由凯利·波斯特尔主持的，这次会议把“纠察装备”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五月罢工快结束时，工会和老板们达成了停战协议，打那以后，老板们就不敢强行让卡车上路，但在新的罢工开始后，他们肯定还会这么做。老板们上一次这么做的时候，工人用棍棒同警察激战，打退了警察，阻止了老板们装车运货。新的罢工即将开始的时候，许多纠察队员都想照搬五月时的做法，用棍棒武装起来。但是，现在情况变了，这样做已经不合适了，要是还用棍棒战斗，就会被警察抓住把柄，他们会立刻对进行和平纠察的工人动武；工会也就不能利用防御性的口号来反抗警察暴力了。
罢工委员会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7月17日中午十二点半的会议纪要里写着：“主席把纠察装备的问题提交会议讨论。多布斯起身发言，他认为，就算发生暴力冲突，也不能让人们以为是574分会挑起的……如果纠察队员持械纠察，只会带来麻烦。他建议把一切纠察装备放到总部保管起来。他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并被会议通过了。”
纠察队员分成两班巡逻，每一班执勤十二小时，凯利·波斯特尔担任纠察队总调度员，雷·邓恩、哈里·德波尔和我给他当参谋。玛维尔·肖尔在日记里记下了她对波斯特尔的印象：“凯利的眼神很特别，既柔和又坚强。他只要一眼就能看透一个人，这是他能指挥好574分会大军的原因之一。”她还记下了调动纠察队的一般过程：“车库后面的停车场和车库正门之间有一条车道，车辆把纠察队员拉回来，开过停车场后，就在这条车道上排队，等着开出正门。有时候要等一阵子才能开出去，但大多数时候，车子刚开回来不久，就又开出去了。纠察队调度员咬着司机的耳朵，悄悄地把目的地说给司机听。”在五月罢工中，为了对付由奸细造成的问题，调度员必须使用暗号，悄悄地把目的地告诉司机，在新的罢工中，罢工委员会下令继续采用这种方法。
罢工委员会里面，有些人想逼迫其它卡车司机分会马上举行声援罢工。经过一番讨论后，大家接受了卡尔·斯科格伦德的建议。他说，要想让卡车运输业的各个下属行业全心全意地支持574分会，就不能逼它们马上全都罢工，而要巧妙地跟它们合作。罢工委员会决定，送冰块的、送奶的、送面包的、送酒的卡车，还有属于市政府的卡车，只要是由工会会员驾驶的，都可以上路。工会已经跟出租车行业的老板们直接签订了合同，所以出租车可以上路。工会正在跟石油公司谈判，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运油车和加油站不参加罢工。另外，根据工会的申诉委员会的建议，做了一些例外的规定；申诉委员会的主席是雷·雷因波尔特，他是最适合这个岗位的人选，吃了亏的人，都能在他那里得到公正的对待，想占便宜的人，却从他那里讨不到半点好处。
在7月19日的罢工委员会会议纪要中，记下了雷因波尔特的报告，它体现了罢工委员会的总政策：“市里〔请求〕允许给柏油路运砂石——他建议不给批准。渔业公司请求允许把鱼运给莱利军营〔一个军事设施〕——不批准。牙科供应公司请求给一辆摩托车发通行证——不批准。把新一批卡车运往芝加哥世界博览会[6]展览——批准。”罢工委员会核准了雷因波尔特上报的这些决定，还加了几句评语，嘲讽了城里大佬和军队。我们给国际收割机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发了通行证，允许它把一批卡车运往芝加哥参加世界博览会，作为回报，它同意在这批卡车上贴上大大的标语“经574分会许可上路”，在城里招摇过市。它还给工会食堂捐了一批货物。跟以往一样，雷因波尔特跟它讨价还价，才谈成了这笔交易。
在二月罢工和五月罢工中，574分会都能很快落实自己的决定，这次也不例外。在新的罢工的头一天（7月17日，星期二），城里大街小巷上，就只剩下得到工会许可的卡车在跑了。罢工第二天，老板们想把卡车开到市场，大批纠察队员马上往那里集中，老板们退缩了。但是，警察趁机插手，以“扰乱秩序”的罪名，抓走了一批纠察队员，他们是这次罢工中第一批被捕的。这只是开始，一场内战很快就要爆发，它的暴力程度将远远超过五月罢工中的冲突。
奥尔森州长也干预了，虽然在这次罢工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想装出不偏不倚的样子，但他的干预，要比上次罢工来得快。在贝恩布里奇市长的请求下，他出动了国民警卫队“维护法律与秩序”，同时又向工会保证，他在罢工中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7月18日的工会机关报《组织者》痛批了奥尔森的行为。《组织者》指出：出动国民警卫队只能有一个目的：恐吓工会，逼迫工会屈服。只有老板们雇用的工贼、暴徒和名为“治安队”的打手，才会危害公共安全，可是奥尔森却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罢工。这就说明他已经站到了工人的对立面上。他根本不“中立”，就算他真的“中立”，那也对不起他的工人选民。《组织者》提醒奥尔森：他能当上州长，全是靠了工农的支持。工农盼望奥尔森支持他们的斗争，他却出动军队来威胁他们。《组织者》要奥尔森立刻撤出国民警卫队，还大声疾呼：“谁也不许去开卡车！一辆卡车都不许上路！”
在7月16日（星期一），也就是举行罢工的前一天，《组织者》改为日报，在罢工期间，《组织者》坚持每天出版。它是美国第一份由工会出版的罢工日报。罢工期间，事情发展得飞快，周报满足不了及时报道消息的要求。而且，把《组织者》改为日报，也能让工会打破资本家对报纸的垄断，及时戳穿老板们的虚假宣传。它能让罢工工人和同情者及时了解前一天发生的大事。它还对老板们、联邦调解员和奥尔森州长的重要行动进行分析。一有危险出现，它就能及时向整个工人运动发出警告，并仔细解释对付危险的办法。虽然《组织者》日报只有四开大小，只有两个版面[7]，但它登的都是猛料，它马上就得到了全城工人阶级的信任。
《组织者》的发行量很快就窜到了一万份，它能做到自给自足。它是免费的，全靠捐款来维持，大家想捐多少就捐多少。报童上街卖报的时候，都带着一个罐子，用来装捐款。出去卖一圈，回来罐子里经常能塞满一块的票子，还有不少人塞了五块的票子。报童一般都是按照固定的路线送报，把一捆捆的报纸放在工人常去的地方，像是书报摊、酒店和理发店什么的。然后呢，在工人上班的地方，比如工厂大门前面，在铁路货车场，就会有人分报纸给大家看。还有人坐车来罢工总部拿报纸。全州的工会和农民组织都写信来，请我们把每一天的新报纸给他们寄去。
资本家马上发现了《组织者》的威力，就拼命打压它。公民联盟开动宣传机器，把负责出版《组织者》的人打成“犯罪集团”。这招不管用，老板们就用别的法子，来给我们添乱。《组织者》的第一期印出来后，老板们就给印刷厂施压，不许再帮我们印报。我们只好去找别家，结果老板们又跟过来施压，连续找了三家都这样。每碰上一次，报纸的出版都要推迟几个钟头，罢工总部里的人都急坏了。最后还是阿尔戈斯（Argus）印刷厂顶住了压力，接过了这份活儿，后面的《组织者》都是它印的。
罢工结束后，阿尔戈斯印刷厂的排字工艾斯·约翰斯顿（Ace Johnston）接受了《组织者》的采访，谈起了当时的情况：“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我们只知道我们厂很可能会被砸个稀巴烂……我们知道自己要迎接的是怎样的战斗。但是，跟我们合作的是一批头脑冷静的罢工领导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业务，我们很合得来。”艾斯还讲了公民联盟是怎么给他们捣乱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辛辛苦苦干了一晚上，差点全被搅黄了……我们都把报纸〔《组织者》〕搬上卡车了，突然一伙暴徒闯进来，跳上了卡车。然后就是一场混战，最后还是574分会的司机和几个帮工把那伙暴徒给赶走了。打那以后，他们就不敢闯进来了。”
老板们对《组织者》的突然袭击，只是他们打击工会的阴险计划的一部分。他们根本不想承认574分会。他们还想利用比五月罢工那时候更狠的暴力，来打垮罢工。公民联盟还是信不过奥尔森州长，怕他不愿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罢工，所以就想办法加强市警察。跟老板们同穿一条裤子的约翰内斯局长带头要求大幅增加警察的预算，用来增加警力，购买特种装备。这次他们不搞什么治安队了，那些人都靠不住。他们要出动训练有素的警察，还给警察配上镇暴枪，这是一种特殊的霰弹枪，专门配了特种子弹，能把人体打出大洞。
为了替老板们的屠杀计划打掩护，《明尼阿波利斯日报》在7月19日登出社论，恶毒地攻击574分会里的“赤匪”。这家资本家报纸发出了恐吓：“赤匪们最好小心点，不然的话，惹火了市民，你们就有苦头吃了。”
（翻译：龚义哲）
[1] 桥边广场（Bridge Square）位于明尼阿波利斯闹市区的亨内平大桥南边，亨内平大道、尼科莱特大道和华盛顿大道汇聚于此。——译注
[2] 罗伊·威廉·维尔（Roy William Wier，1888年2月25日——1963年6月27日），生于南达科他州斯平克县（Spink County）雷德菲尔德市（Redfield），1896年随父母移居明尼阿波利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参加工会运动，1933—1939年当选为明尼苏达州众议院议员，1949—1961年当选为国会众议员。——译注
[3] mediator（调解员）和meditator（沉思者）仅有一字之差，很容易搞混。——译注
[4] 起立表决（rising vote）是一种表决方式，一般在群众大会上使用，在群众大会上，主持人向群众提出一个议案，如果大部分与会者站起来表示赞同议案，议案即获得通过。——译注
[5] 罢工委员会的名单收录于本书附录。——译注
[6] 为庆祝芝加哥建市100周年，芝加哥市从1933年5月27日到1934年10月31日举办了“百年进步”国际博览会（A Century of Progress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译注
[7] 1934年6月25日，《组织者》发行了第1卷第1期，有4个版面，每周出版一期。从7月16日的第1卷第4期开始，到8月24日的第1卷第39期为止，版面减为2版，每日出版一期。8月25日的第1卷第40期改为4版。8月27日的第1卷第41期又改为2版。从9月5日的第1卷第42期开始，重新恢复为每周一期、每期4版。10月17日发行第1卷第48期后停刊。可在下列地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usa/pubs/theorganizer/index.htm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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