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十章 血腥星期五



  1934年7月19日,星期四中午,警察局长迈克尔·J·约翰内斯叫警察集合,然后下了特别命令。据《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Minneapolis Tribune)报道,他说的是:“咱们要去运货。当心别挨打。霰弹枪都发下去了,你们也都懂得怎么用。运完这批货,就去运下一批。”

  他说的“运货”,其实是专门给工人下的圈套。到了下午,有150多名警察,拿着霰弹枪,上了警车,开往市场区的乔顿—斯蒂文斯公司(Jordon-Stevens Company),那是一家食品批发商。他们护送的是一辆载重五吨的卡车,上面装着六个箱子,总重量差不多有一百四十斤。卡车上面贴着“医疗用品”的字样,这样记者和摄影师就可以把这次行动说成是运输“慈善物资”的活动。一些报纸出了特刊,大肆宣扬:在卡车把货送到埃特尔医院(Eitel Hospital)之前,这次行动就已经“成功”了。其实这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只要是运输医疗用品的卡车,工会都会发通行证,不要什么条件,而老板们就利用这一点,布下了圈套。

  老板们想让工人看到,就算没有拿到工会的通行证,只要有警察护送,他们照样可以让卡车运货,他们想用这种办法来打击工人的士气。他们还想让城里的人都以为罢工会影响医院的工作。他们最想要的,就是逼工会动手,这样警察就能开枪杀人,在宣传上还能占理。我们可不会上当。我们把巡逻队都撤了回来,让卡车直达医院。

  在下一期《组织者》上,我们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都讲了个明明白白,然后指出:“老板们的报纸异口同声,故意把这件事说成是罢工战线的重大失败。这只是为了给他们的失败挽回点面子。幸好《组织者》能够把真相告诉全城的工人。我们的纠察线坚不可摧!我们仍会继续战斗!”老板们气得要命,他们马上调动大批警察去骚扰叫卖《组织者》的报童。

  就在老板们设下圈套的前一天夜里,联邦特别调解员弗兰西斯·J·哈斯[1]神父从华盛顿赶来这里,跟邓尼根一起进行调停。雷·邓恩和我是工会的谈判代表,所以哈斯一到城里,就想见见我俩,我俩就跟他约好星期四下午见个面。警察刚好就在那天下午挑衅我们,所以我们马上通知哈斯,说我们不去了,只要警察还在挑衅,以后也别见面了。然后哈斯就跟奥尔森州长商量了一下,他们一起叫约翰内斯在四十八小时内(也就是到7月21日星期六那一天)停止进一步行动,这样哈斯才能跟工会谈判,尽量谈成协议。

  后来奥尔森说,约翰内斯“向哈斯神父和我保证,在星期六晚上之前,不会再搞护送卡车的行动。”可是约翰内斯坚决否认,说根本没这回事。不过约翰内斯承认,在星期四下午的挑衅之后,他马上去拉迪森旅馆,跟老板们碰了头。约翰内斯说:“老板们说,他们绝不接受停战,还要我继续派人护送卡车。”在本城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警察暴行,也就是“血腥星期五”发生之后,《明尼阿波利斯每日星报》在7月21日(星期六)做了报道,把这些情况统统曝光了。这次惨案之后,约翰内斯得了个外号叫“血腥麦克”,他的名字成了工人阶级的骂人话。

  老板们想用屠杀来“解决”罢工,所以他们跟警察局长要人,来完成这个血腥的计划。在7月20日星期五那天,他们下了两步棋。他们先给全体罢工工人写信,要工人在三天之内复工,不然就找工贼来顶替他们。同时,他们又安排了大批武装警察,护送另一辆卡车。这一次,这辆卡车就不伪装成给医院送医疗用品的车了。他们的打算,就是要公开运送普通货物,只要工人敢阻拦,就叫警察开枪。他们这是明明白白地跟罢工工人说:“赶快滚回来上班,不然就让工贼顶替你们。要是你们敢阻拦工贼,就等着吃枪子吧。”19日那天,他们找了记者和摄影师,想在挑衅工人的时候拍照,20日这天他们也是这么做的。老板们想用报道和照片让全城工人明白,自己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

  工会领导猜到老板们会在星期五再搞一次破坏罢工的行动,而且很可能是在市场的批发区搞。我们有不少纠察队员可以出动,而且搞点行动也能鼓舞士气——形势一直都很平静——所以到了星期五早上,我们派了大批纠察队员到市场区巡逻。哈里·德波尔担任现场指挥。虽然市场里也有一些警察,但他们一开始并不像要找茬的样子。哈里后来给我写了个报告,里面讲了警察原先的态度:“早上有个警官过来找我商量,他说现在华盛顿大道(Washington Avenue)上游客来来去去的,你们放这么多纠察队在华盛顿大道上,对市里影响不好。我就说要是警察先撤,我们也撤。我们留一车纠察队员,你们也留一辆〔警〕车,但是不许让卡车上路。”

  这次商量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这恐怕是因为那个警官很快就接到了约翰内斯的新命令。警察的态度马上就变了,就在这时候,在第三街和城北第六大道(Six Avenue North)路口附近的斯洛克姆—贝格伦(Slocum-Bergren)批发商店,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情况。有人想用卡车运货。罢工总部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派人支援,现场的纠察队员有五千人左右。这些纠察队员完全没有武装。我们都知道,自己的武器怎么都比不过霰弹枪,我们只能发动一场和平的群众抗议,阻止老板们破坏罢工的阴谋。

  就在这个时候,萨姆·K·戴维斯(Sam K. Davis)带着一队共产党员,过来找哈里·德波尔,想搞极左冒险。这充分暴露了共产党的“第三时期”路线的愚蠢。哈里在报告中也讲了这件事:“我正在现场指挥的时候,斯大林派的一个代表团……过来找我,叫我们不要为了一辆卡车浪费时间,应该去攻打法院。幸好我还懂一点托洛茨基主义的方法,再加上我也很清楚,照他们那么做根本就是送死,所以我就说,拉倒吧你。”


  这是西北果品公司寄给罢工工人威廉·肖纳的威胁信,收录在574分会档案库里,这封信正好是在“血腥星期五”那天寄出的。

  在现场有五十来个警察步行巡逻,都拿着霰弹枪、左轮手枪和警棍。到了下午两点左右,他们变得非常紧张,过了几分钟,来了一辆工贼卡车,停在斯洛克姆—贝格伦公司的装卸区。有一百来个警察,分乘好几辆警车,保护那辆工贼卡车,他们躲在警车里面,把霰弹枪伸出车窗,朝外面瞄准,看起来就像刺猬一样。工贼卡车的驾驶室外面包着铁丝网,车牌也被拆掉了。车上装着几箱货,纠察队员在一旁嘲讽干脏活的工贼。然后工贼开着卡车,开出了装卸区,开上了大街。纠察队的一辆卡车跟在后面,那是一辆运垃圾的卡车,车斗上没安车篷,上面站着九个还是十个纠察队员,都没拿武器。

  突然间,警察不经警告就向那辆纠察队卡车开枪,而且是朝着要害打。一下子就有两个纠察队员倒在车斗上,不省人事。其他的纠察队员不是中了枪倒在街上,就是趴在地上,想爬出这个死亡陷阱,而警察还在朝他们开枪。四周的罢工工人都冲过来帮忙,他们像狮子一样顶着弹雨勇猛前进。在营救伤员时,又有不少人被警察打伤了。警察杀红了眼,朝四面八方开枪,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在逃跑时背后中枪的,他们倒下后,警察还用警棍打他们。警察乱射一气,甚至还射中了一个警察小头头。

  后来,州长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团,经过调查,证明了警方的暴行具有犯罪性质。调查团发现:“警察直接瞄准纠察队员的要害开枪。……警察的人身安全根本没有受到威胁。……卡车上的纠察队员并未携带武器。……纠察队员根本没有袭击警察,而且他们对这样的袭击显然毫无防备。”

  大批纠察队员在血腥星期五那天被捕,但在受审时,因为根本找不出一点能证明他们犯罪的证据,法官就释放了全部的纠察队员,这更加暴露了警方的罪恶。为了更加清楚地揭露警方的残暴,《组织者》还刊登了一位愤怒的女服务员的证词,她证明“血腥麦克”在惨案之后还吃了一顿大餐:“肉汤、牛排、土豆、菠菜、黄豆、沙拉、馅饼、奶酪、咖啡,还有一大根雪茄!”

  正在约翰内斯享受由工人的苦难做成的美餐时,纠察队员却在拼命逃离地狱一般的市场区。工人奋不顾身,把几乎所有伤员都救了出来,送回罢工总部。玛维尔·肖尔在日记里记下了伤员被送到罢工总部时的情况。她还描写了这起惨案对在总部工作的妇女造成的影响。

  她是这么写的:“血腥星期五那天,我们的人被打死了,被送回罢工总部后,那一天特别难熬,我们记得那天早上,天阴沉沉的,云很厚,一看就是不祥之兆。天一亮,后援会就跟往常一样,忙着做这做那。厨房跟以往一样开张了。救济工作跟以往一样多,要印《组织者》,纠察队员来了,然后又出去巡逻了。……可是,一切又都跟以往不太一样。可能是因为总部里的男人一个个都不见了,都到市场区了,才产生了这种气氛。……到了吃午饭的时候,食堂开门了,可是来的只有几个男人,我们都开始担心了。食堂委员会主席卡尔(Carle)太太就跟我说:‘准是出什么事了,多布斯太太。凯利今早一辆巡逻车都没给我。比尔〔·格雷〕(Bill Gray)也说值夜班的人几乎都没回来。可我还是把饭菜都做好了。要是他们回来了,准会一下子都跑进来的。’那天的饭菜没有吃掉多少。午饭时间过后,总部里空荡荡的,安静极了,怪渗人的。……要是能来个电话,也能让人安心一点。突然,总部一下子闹腾起来了。救护车的警笛声响起来了。医院里面原本是一片白茫茫的,也被染成了血红色,可吓人了。

  “〔返回总部的纠察队员把〕第一个伤员运回医院时,”她继续写道,“他昏迷不醒,脸色灰得跟水泥一样,嘴角冒出了泡沫,有人被吓得叫出了声。一下子就来了47个人,都躺在临时做的担架上,全都中了枪。马上行动起来!清水、酒精、纱布都来了,人人身上都有吓人的伤口,血从里面渗出来。赶紧剪开衣服。给躺在担架上的男人点烟,他们握紧拳头,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叫出声来。有个红头发的小伙子,是路过的报童。给他递烟时,他摆了摆手,笑了一下,轻轻吐出一句‘不用了,夫人’,然后就昏过去了。还有一个是亨利·内斯,他的衬衫被剪开,露出了背部,全被打烂了。他迷迷糊糊地想起身,把过来帮他的医生推开;然后又倒下了。又传来了救护车的警笛声。大家都让开!再后退一点!让救护车进车库!别的都不许进!救护车一辆接一辆开进来了,装上伤员,又开走了。最先被运走的是内斯和贝洛。舒格伦已经不省人事,别人把他抬起来……很快就送上了救护车。哈里·德波尔躺在担架上。有人过来帮忙,他就生气地说:‘别管我,先去帮别人。’哈里腿上中了一枪,子弹就卡在膝盖上面一点的骨头里。只要是能站起来的,都塞进了救护车里,都快塞不下了。然后救护车一辆一辆地开回去了,最后,四十七个人都被运到了医院,但是有的人却再也没有回来。”

  受伤的总共有六十七人,其中有五十多人是纠察队员,剩下的是被警察打中的路人。绝大多数伤者都是背后中枪。麦克里蒙医生向工会报告说,他给三十四人做了手术,他们身上共有160块弹片。伤势最重的是亨利·内斯(Henry Ness)、约翰·贝洛(John Belor)和奥蒂斯·舒格伦(Otis Shugren),最后只有舒格伦一个人活了下来。在惨案发生后,要不是J·A·恩莱特(J.A.Enright)医生和B·I·萨利特曼(B.I. Saliterman)医生及时赶来帮麦克里蒙医生的忙,还要死好多人。有许多人赶来献血。至少有二十五个注册护士表示,只要用得上她们,她们随叫随到,不收一分钱。为了帮助伤员,妇女后援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医院的日常工作。各行各业的人拿着水果、甜点和书来到罢工总部,慰问住院的罢工工人。

  老板们按照事先的部署,在各大报纸上做广告,向市民发问:“难道你们想让自己的城市落入赤匪之手吗?”在惨案之后,《组织者》针锋相对,在头版上提出了目前的真正问题:“难道你们想让自己的城市落入杀人犯之手吗?”《组织者》直接向老板们发话:“你们以为,你们可以用枪杀死574分会,可你们只会让574变成全城有自尊的工人的战斗口号。你们以为可以把群众和领袖分开,可你们只会让群众和领袖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组成一支坚强善战的大军。你们以为可以在工人运动中孤立574分会,可你们只会让工人运动的每一个部分向我们的事业靠拢。”

  《组织者》这番话没有丝毫夸大。警察枪杀工人的消息,还有警察正准备占领罢工总部的传闻,迅速在全城工人中间传开了。马上就来了三十五个钢铁工人,个个拿着铁棍,来帮助保卫总部。其它行业的工人也学他们的样,拿起自己的工具当作武器,就来我们这里了。有成百上千的工人,他们代表着工人阶级的每一个部分,自愿在夜里保卫总部,不让警察来占领。在总部周围一带,可恨的警察都被赶跑了,纠察队员自己指挥交通,这证明了工人的态度是坚决而认真的。一些迹象表明约翰内斯确实有过占领罢工总部的计划,但他看见工人的态度这么坚决,就改变了主意,改为加强市政厅一带的防御。

  在星期四遭到警察挑衅之后,574分会原本打算在7月20日晚上,在第七街和城南第四大道之间的空地上举行露天集会,抗议警察的挑衅。然而,会还没开,警察就制造了惨案,所以,当大会召开时,来了一万五千名愤怒的工人。574分会的领导,几个劳联的干部,还有农民假日协会的一个发言人都在会上讲了话。独立店主协会(Independent Grocers Association)的一个干部D·T·波纳(D.T. Boner)也在会上讲话,号召抵制惨案发生地的批发商。大会通过决议,谴责制造惨案的贝恩布里奇市长和“血腥麦克”,并发誓将坚定地支持574分会。

  到了这个时候,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已经在明尼阿波利斯变成了赤裸裸的阶级战争。公民联盟想帮卡车运输业老板们的暴行洗白,却激起了全城人的仇恨。它想用“共产主义”和“革命”这样的抽象词汇,去掩盖罢工中的具体问题,但它失败了。城里大多数人都觉得,现在必须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选边站了。而全城工人已经群情激奋,恨不得马上就跟老板们拼个你死我活。就连中间阶级当中都有相当多的人支持工会,尽力帮助工会同公民联盟作斗争。老板们的暴行不但没有打垮罢工,反而给罢工注入了新的力量。

  其它工会都给574分会捐钱,有的工会还把会员一天的工资都捐了出来,帮助罢工。城里的几个农工党俱乐部还主动找到罢工委员会,愿意给罢工出力。妇女后援会在574分会会员的家属当中发展了五十多个新会员,还有不少妇女以同情者的身份帮助后援会的工作。工会的理发师在罢工总部里开了个免费理发店。总部周围总是挤满了人,想从扩音器里听到最新的公报和通知。《组织者》登出了这样一条报道:“斯隆(Sloan)兄弟请求罢工总部宣布:总部的扩音器已经拥有了呼号;它现在是五七四广播电台。”

  到了星期六早上,聚集在总部的纠察队员和巡逻车至少是星期五早上的四倍之多。在前一天受了伤的纠察队员缠着绷带,坚持回来报到。其中一个是参加过大战的老兵,他对《组织者》记者说:“我以前去法国打仗是被逼的,可我要把现在这场仗给打下去,这才刚刚开始呢。”黄色出租车公司在6月4日跟工会签订协议后,出租车司机就一直按照合同上班;按照工会的决定,他们在7月20日之前也要一直上班。但在惨案发生后,他们自发地把车子开回车库,来到工会报道,请求参加纠察队,罢工坚持多久,他们就会坚持多久。

  574分会请求全体运输业工会在7月23日(星期一)罢工一天,抗议警察的暴行。我们解释说,这并不是要发动全市总罢工,因为形势“还不成熟”。我们这样解释,是顾虑到一些跟奥尔森州长和劳联官僚有关的策略性问题。奥尔森已经出动了国民警卫队,他正在找机会干涉罢工。要是用总罢工来抗议,就会让劳联官僚抓到把柄,他们会趁机请奥尔森干涉,那样一来,奥尔森就会像五月罢工时那样出卖我们。所以,我们只请求运输业工会跟我们一起罢工,而这次罢工也按时举行了,我们获得了基层会员的强烈支持。但在抗议罢工那天,司机甚至拒绝运输国民警卫队。就在同一天,洗衣工也举行了罢工,宣布支持574分会,并向洗衣店老板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失业工人,主要是那些参加了由紧急救援署赞助的“以工代赈”项目的工人[2],也掀起了支持574分会的新高潮。在7月20日以前,已经有几百个失业工人通过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登记注册,愿意参加574分会的纠察任务。在星期五的惨案中,有十几个失业工人负伤,这也表明他们积极参加了纠察工作。他们一般是在不参加紧急救援署提供的赈济工作时,才来参加纠察队,所以分给他们的工作时间比较少。在星期五惨案后,这种情况改变了。7月24日,在联邦公共工程中工作的工人派出代表,举行大会,号召紧急救援署的全体工人举行罢工。罢工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支援574分会,另一个是向联邦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主要按照工会的协议加薪和每周工作三十小时。五千多名紧急救援署工人响应了号召,成立了自己的罢工委员会,并与574分会的百人罢工委员会密切合作。

  在此期间,亨利·B·内斯在同伤痛进行了两天的战斗后,还是去世了,留下了寡妇和四个年幼的孩子。在玛维尔·肖尔的帮助下,他的寡妇弗丽达(Freda)办完了他的葬礼,玛维尔·肖尔记下了这段经历:

  “今天下午,我跟内斯夫人,还有她的妹夫一起,给她和孩子们买了葬礼上穿的衣服。我们给两个男孩买了棕色和白色的亚麻布衣服,给大女儿买了漂亮的裙子,又给小婴儿买了可爱的童装。还买了鞋子和内衣。孩子们的衣服根本不够穿。能穿上‘商店里卖的衣服’,他们就很高兴了,真是太可怜了。他们家里家徒四壁,城里有好多靠救济过活的家庭,都是这样子的。屋里满是贫苦的气息。不多的几件家具也都破破烂烂。孩子们又瘦又矮,苍白的小脸上满是期待——就像期待圣诞老人或复活节兔子[3]光临一样。他们都是贪婪的资本家的受害者,难道这就是下一代人的父母吗?

  “内斯太太要了一套丝质衣服。她没买丧服,只买了一套实用的裙子——以后在其它场合也可以穿。她向我恳求:‘多布斯太太,我不要黑衣服,我们这辈子过得够苦的了,就是穿套浅色的衣服,我的心也还是沉甸甸的。’内斯太太,我们不买黑衣服。就让那些富人披着厚厚的绸缎吧。他们的记性可没有你们那么好!”

  亨利在7月24日(星期二)下葬,葬礼特地选在晚上举行,这样就能让上班的工人在下班后过来参加。我们先在殡仪馆举行了告别仪式,那家殡仪馆正好就在五月罢工期间的罢工总部对面。然后,灵车缓缓驶向第八街上的罢工总部,后面跟着两万人。庞大的送葬人群,让交通暂停了几个钟头,但是,在阴沉的送葬队伍面前,连一个警察都没有出现。574分会派出巡逻队指挥交通,送葬队伍的纪律维持得非常好,完全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卓越表率。罢工总部升起了黑旗,总部门前搭了个讲台,让人上去向参加葬礼的群众致悼词。比尔·布朗是亨利·内斯的朋友,他想致悼词,但是他悲不自胜,没法讲下去。

  阿尔伯特·戈尔德曼发表了悼词,后来刊登在《组织者》上。他说:“逝者是我们的兄弟,他的一生,是全体工人生活的典型。这个社会体制逼得他无路可走。早年他要拼命工作,挣钱糊口,给他的老板赚取利润。后来,他跟其他工人一起,被送去参加世界大战,去杀人和被杀。这是为了什么?为了自由吗?不,是为了利润,是为了帮老板们夺取帝国主义市场。记住我的话!世上只有一种战斗是对工人真正有好处的。那就是工人反抗资本的战斗。……反抗压迫的战斗并不轻松。警察、军队和法庭都站在老板们一边。市长根本不肯保护罢工工人的生命。他只想保护老板们的财产,保护老板们用低工资和穷困来奴役工人的权利。……兄弟们,姐妹们,在离开葬礼时,我们要牢牢记住:我们要把内斯兄弟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绝不能辜负他!我们要为他报仇!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赢得罢工的胜利,才能摆脱剥削者,建立新社会,让工人都能尽情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


  亨利·内斯牺牲后,7月23日的《组织者》头版。

  戈尔德曼讲完后,送葬队伍跟着灵车,继续前往十二街和城北第一大道的路口。街道两旁有成千上万的路人,他们大都脱下帽子,向574分会的烈士致敬。有些人没有脱帽,别人就帮他们拿下帽子。游行结束后,大批574分会的会员按照罢工委员会先前的指示,回到总部,继续执行纠察任务。剩下的好几千人坐着几百辆汽车,前往城北墓地。亨利在一战中曾出国作战,所以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Veterans of Forein Wars)从斯内林堡(Fort Snelling)调了一队联邦士兵,在墓地按照全套军礼给他下葬。参加送葬游行的,在罢工总部参加葬礼的,在墓地参加下葬的,加起来超过四万人。参加葬礼的有各行各业的工人,有参加了工会的工人,有还没参加工会的工人,还有几千名失业工人。

  这次送葬游行规模很大,它推动了抗议警察暴行的其它行动。惨案发生后,刚过几个钟头,就有人要求解雇约翰内斯,还要求市议会弹劾贝恩布里奇市长。虽然我们知道这些要求不可能实现,但574分会还是围绕这些要求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宣传运动的压力,可以让老板们有所顾忌,不敢滥用警察暴力镇压罢工。老板们也同样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也发动了反宣传。资本家的媒体拼命吹捧警察的“勇猛”。统治阶级的各种组织,像什么同济会[4]、扶轮社[5]、狮子会[6],还有什么“市民组织”,什么“商会”,都表示支持警察的暴行。

  为了弹劾市长,我们举行了征集市民签名的运动,有十四万人签了名。群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在农工党党团的提议下,市议会只好同意举行公开听证会,对贝恩布里奇进行调查,决定是否弹劾他。举行听证会的时候,市议会里挤满了人——支持工会的人,统治阶级的代理人,都来了不少。鲜明的阶级对立,使人群中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但是,市长和警察局长最后还是保住了官位,这也符合阶级斗争的基本原则之一。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警察的主要职能就是破坏罢工,镇压其它抗议统治阶级的政策的行动。警察也有一些民事职能,比如指挥交通和呼叫救护车,但这些都只是附带的,它的主要职能还是镇压。个别警察的个人倾向并不能改变警察的这个主要职能。全体警察都必须服从统治阶级的命令。所以,警察的镇压,是资本主义压迫人权、迫使人权服从私有制的要求的最赤裸裸的表现。镇压是警察的主要职能,他们接受的训练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他们就跟他们的枪一样,在不执行这种致命的职能时,也有可能生锈,所以他们在执行镇压任务时,有时也会失灵。

  警察组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警察在具体情况中的性质,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一是警察在执行任务时的社会气氛,二是警察队伍中间的人员变动。一个没有经验的警察,在执勤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顾虑他人,特别是在阶级关系比较缓和的时候。但是,就算是在阶级关系缓和的时候,警察仍然必须不断改造自己,使自己更加适应资本家的需要,包括随时向危害私有财产的人开枪。不然的话,一个正直的警察,不是被踢出警队,就是几乎没有晋升的机会。在阶级关系比较平稳的时候,警队不断地把不符合这些总路线的人清除出去,使自己能够符合资产阶级的要求。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就是这样子的,以前,它在破坏罢工方面的经验,也就只是偶尔袭击一些领导不力、力量薄弱的行业工会。但在1934年,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剧变,结果,警察发现老板们交待的新任务太困难了,自己完成不了。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剧变后,警队要想完成老板给他们定的任务,就必须经历剧烈的震荡。约翰内斯下发镇暴枪时,有几个警察不肯接受,他们马上就被停职了。有几个警察领了枪,但不肯使用,他们也被停职了。在开了枪的警察当中,有两三个人可能是被造成的伤害吓坏了,交回了自己的枪和警徽。被停职的警察当中,还有一个巡警队长约翰·哈特(John Hart)。经过这番震动,明尼阿波利斯警队变成了一群穿着警服的杀手,只要接到命令,他们随时可以枪杀罢工工人。

  同时,574分会的纠察队员也用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武装起来,准备迎击警察的袭击。在惨案发生后,许多纠察队员负伤逃跑了,但他们马上又拿着各种各样的武器回来了。他们现在有了霰弹枪、猎枪、左轮手枪、猎刀和一战时期的各种纪念品,这些纪念品是曾在法国参战的退伍军人带回来的。在五月罢工中,工人在械斗中战胜了警察,而他们现在又做好了枪战的准备。虽然工人的事业是正义的,虽然他们勇气可嘉,但是,如果真的进行枪战,那绝对是一个严重的战术性错误。

  跟使用棍棒械斗的时候相比,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棍棒虽然也能打死人,但它一般不被当作致命武器。所以,在五月罢工期间,使用棍棒自卫,在战术上是正确的,这有几个理由:这种自卫是由大批纠察队员进行的,而纠察队得到了全城的普遍同情;出于前面讲过的各种原因,奥尔森州长很难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工会;由于这次斗争局限于本市,加上本地政治的缘故,罗斯福总统也不太愿意出动联邦军干涉罢工,而且他也没有比较好的借口。所以,五月罢工中的战斗,仅限于纠察队员和本地警察之间的械斗。

  但是,在血腥星期五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枪和刀都被当作致命武器。所以,如果用这些武器自卫,用它们跟持枪警察对抗的话,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就会歪曲事实,说罢工工人想要“叛乱”。一发生流血冲突,老板们就会大喊“杀人啦!”,把这当成是我们要搞革命而不是建工会的证据。他们就会叫奥尔森和罗斯福出兵镇压工会。奥尔森就会觉得自己获得了充足的政治理由,可以一举解决这个烫手山芋,所以他很可能会答应出兵。要是奥尔森没有及时出兵,罗斯福很可能就会宣称,为了粉碎“叛乱”,他不得不出兵。

  574分会可能会遭到军队镇压,但它的斗争却又没能冲出明尼阿波利斯。在国内能够呼应我们的斗争的,只有托莱多的汽车工人和旧金山的码头装卸工人,可他们的斗争跟我们一样孤立。总体来看,美国工人阶级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浪潮才刚刚起步,工人阶级的主力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在这种情况下,574分会从外地得不到多少真正的支持,一旦军队重拳镇压,它是抵挡不住的;罢工会被打垮,工会会被粉碎。

  这就是罢工的中央领导层面临的情况,它必须迅速作出决定。不然的话,在领导讨论政策的时候,纠察队员说不定会在冲动之下,跟警察交战,那样就会给工会的事业造成无法补救的伤害。我们只能立刻收缴纠察队员的武器,而且还得由工会领导人亲自来做。每一支巡逻队出去执勤之前,凯利·波斯特尔都要把武器收上来,雷·邓恩和我也要帮他。

  这项任务很不容易,也让人很难受。我到现在都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干过的最艰难的任务。不难想象,这给我们招来了不少闲言碎语。但是,由于工会纪律严明,由于我们赢得了很高的威望,武器最后还是全都收上来了。574分会的战士都是好样的,他们再次用赤手空拳去迎接警察的镇暴枪。

  罢工委员会马上开会,讨论了我们的做法,我们也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经过激烈争论后,罢工委员会批准了我们的政策,下达了相应的纠察命令。《组织者》发表了这个命令,里面有一句故意说得很暧昧的话:“全体纠察队员要像以前一样,继续执行和平纠察的战术。但是,在遭到袭击时,他们应当自卫。” 我们并没有让警察明白纠察队员是否带有武器,所以警察也弄不明白纠察队员会怎样“自卫”,再加上他们明白罢工工人的怒火一点就着,所以他们也就不急着去搞清楚这个问题。

  在这种险恶的局面下,纠察队员该怎么处理情况,很大程度上要看纠察队长的能力和威望。在“血腥星期五”惨案中,哈里·德波尔为了在枪口下营救受伤的纠察队员,自己也负了伤,这就给我们造成了一个问题。在组织纠察队的行动时,都需要有人到现场去指挥,哈里就是最重要的现场指挥员之一,他负伤之后,必须找人顶替他。我们现在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战术局面,所以必须调整指挥体制。凯利·波斯特尔辞去了纠察队总调度员的职务,改当现场指挥员。我们改变战术后,为了适应战术的需要,雷·雷因波尔特和杰克·马洛尼也改行当了现场指挥员。罢工委员会让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接替凯利·波斯特尔,担任总调度员;舒尔茨是火车制动手,他是自愿来帮助574分会的;雷·邓恩和我继续给舒尔茨当参谋。

  星期五惨案之后,约翰内斯继续用各种花招来对付工会,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不让他得逞。他小心翼翼地试探,想重新动用警察护送工贼卡车。他先是派四十辆警车,每一辆上都坐满了拿着镇暴枪的警察,去护送区区一辆卡车。574分会派出了机动巡逻队去包夹,而且人数远远多于警察,但纠察队员并没有拦阻卡车,只是让警察明白:要想让卡车动起来,得派更多的警察护送。接下来,约翰内斯增加了工贼卡车的数量,但减少了护送每一辆工贼卡车的警察数量。他的主意,显然是要逐渐增加每次护送的工贼卡车的数量,最终打垮罢工工人的士气,逐步削弱工会的力量。

  约翰内斯派出去护送工贼卡车的警察逐渐减少,我们则逐渐增加了包夹工贼车队的机动巡逻队的数量。警察每次护送工贼卡车,警察和纠察队员之间的力量对比都会变化,对警察越来越不利,所以,工会拦阻工贼卡车的危险也就越来越大,而警察还弄不清楚纠察队员到底有没有携带武器。约翰内斯觉得他必须增加护送工贼卡车的兵力,这样一来,他就必须减少工贼卡车的数量。在这种拉锯战中,老板们发现,他们无法让卡车运货量恢复到有实际意义的水平。所以警察还是完不成自己的任务。就连冷血屠杀都不能阻止574分会。

(翻译:龚义哲)





[1] 弗兰西斯·约瑟夫·哈斯(Francis Joseph Haas,1889年3月18日——1953年8月29日),生于威斯康星州拉辛市(Racine),从神学院毕业后,1913年在天主教密尔沃基总教区担任教职。1943—1953年任密歇根州大急流城教区主教。——译注

[2] 在大萧条期间,有几百万工人失业,加剧了阶级矛盾。为了缓解阶级矛盾,罗斯福上台后,在1933年成立了紧急救援署(Emergency Relief Administration,ERA),兴建大批公共工程,用“以工代赈”的形式吸收失业工人就业,试图在减少失业人口的同时刺激经济增长。——译注

[3] 复活节兔子(Easter Bunny)是西方传说中在复活节给孩子送去礼物的兔子。——译注

[4] 国际同济会(Kiwanis International)于1915年1月21日在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成立,它是一个以关怀儿童福利为主要宗旨的公益组织。——译注

[5] 扶轮社(Rotary Club)于1905年2月23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成立,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公益组织。——译注

[6] 国际狮子会(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于1917年6月7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橡木溪成立,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服务性社团。——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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