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十一章 军队来破坏罢工了
由于574分会与公民联盟的斗争已经极度激化，奥尔森州长便决定亲自出马解决争端。为此他已经出动了军队。在七月罢工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出动了一部分国民警卫队；这些士兵驻扎在州展览会场（State Fair Grounds）；在第六街和城南第四大道的路口，还建立了军事指挥部。直到目前为止，国民警卫队只在血腥星期五那天出动了一小会。
在血腥星期五那天下午，警察开枪镇压纠察队员之后，国民警卫队马上赶到枪击现场，过了一个钟头，他们又撤回了兵营。同时，奥尔森又加派国民警卫队来到市里（据说有四千人），还下令让两千名国民警卫队做好镇压罢工的准备。1934年7月21日的《明尼阿波利斯每日星报》刊登了他的讲话：只要他认为必须实行军管，“我会让明尼阿波利斯市变得跟星期天的学校一样安静。”
574分会在《组织者》上发表社论，尖锐地反击了州长的威胁。社论指出，实行军管，就等于承认城里已经陷入战争状态，一般的警察已经无法对付。城里已经爆发了战争，这是穷人反抗富人、工人反抗资本的斗争。社论继续写道：“我们从来没有要求国民警卫队来保护我们，我们没有什么‘财产’可保护的，老板们倒有，他们要保护的就是从我们的劳动中榨取的财产和利润。他们要保护的是工贼，还有工贼卡车，想让工贼抢走我们的面包。叫来国民警卫队的不是我们，而是老板们。我们要求国民警卫队撤离本市。……我们不需要国民警卫队去拦阻工贼卡车。但是老板们却需要国民警卫队去保护工贼卡车。……国民警卫队的刺刀、催泪弹发射器或头盔都不能让卡车开动起来。……要让卡车开动起来，得有卡车司机、帮工、站台工人和场内工人。可他们都是574分会的人。他们会继续留在574分会的队伍里。他们会高举574分会的大旗走向胜利。”
对于奥尔森的威胁，574分会能做的绝不仅仅是放狠话，奥尔森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但是，他马上就要再次出马竞选，想要连任州长，要是他不能尽快结束罢工，他的政治生命就有可能完蛋，所以他拼了老命，一定要让罢工结束。他要是表现得对工人阶级忠贞不二，也不一定能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所以他不敢冒险。他的政策，就是一面向资产阶级保证，他在履职时一定会坚决遵守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样他才能飞黄腾达；而另一面他又要尽量稳住农工党党员，因为他们是他的基本盘，没有他们的支持，他的政治生命也要完蛋。所以，虽然他想强行解决工会和老板们的争端，但他又不能公开出面破坏罢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奥尔森想出了一个阴谋，为此他需要联邦调解员哈斯和邓尼根的合作。哈斯和邓尼根要去试探工会和老板们的态度，看看戒严的威胁能不能逼双方妥协。然后，他们俩再公开提出自己以为“公平”的罢工协议方案。奥尔森会支持他们俩的方案，并强调这是联邦推荐的方案，也就是说罗斯福政府也会给这个方案撑腰。同时，奥尔森还会威胁说，为了落实哈斯—邓尼根方案，必须实行戒严。要是公民联盟不肯接受这个方案，奥尔森就会怂恿各个老板单独接受，并出动军队保护他们的卡车上路。
奥尔森想用这种方法，让一个又一个老板单独接受方案，等到足够多的老板接受之后，公民联盟的顽固态度就会软化。接下来，要是574分会还不肯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他就直接出动军队破坏罢工。奥尔森想通过宣传“公平”协议方案，为出兵破坏罢工洗清自己的责任。他还能得到劳联保守派官僚的支持。
哈斯和邓尼根先是在工会和老板们之间交换备忘录，这个时候574分会就已经嗅出点味道了。在承认工会这个问题上，他们俩建议由劳工局出面组织职工选举自己的“代表”，可就是不提574分会。工会要求把自己列入候选人名单，工会赢了哪个公司的选举，就能代表这家公司的全体职工。老板们不肯接受工会的这个要求，坚持要选什么空洞的“代表”。可是，在工会的代表范围这个问题上，他们却显出了态度软化的迹象。
哈斯和邓尼根建议，把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场内工人的范围，限于市场的二十二家企业，在这批企业内，工会有权代表场内工人（算作“职工”）、司机、职员和推销员。而在其它企业内，工会只能代表司机、帮工和直接参加装货与卸货的站台工人。老板们暗示，他们可能会接受这种规定。
574分会愿意接受二十二家市场企业（其中包括水果店、农产品商店、罐头工厂、杂货批发商和鱼店）中关于场内工人的规定。但是，我们要求，在非市场企业中，工会有权代表的工人，不能局限于司机、帮工和站台工人，还要把仓储和货运方面的雇员包括在内。
在罢工前夕，工会曾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司机的时薪不能少于五毛五，帮工、站台工人和场内工人的时薪不能少于四毛五。哈斯和邓尼根要求把最低工资标准降为五毛两分五厘和四毛两分五厘。老板们坚决不肯加薪，说这个问题应当留到以后再谈，或者通过仲裁解决。他们还想留用工贼，开除“犯有暴力罪行”的罢工工人。
哈斯和邓尼根在工会和老板们之间转了一圈，传递了双方在罢工的关键问题上的意见之后，就提出了他们的“公平”方案。这个方案是在7月25日提出来的，也就是内斯下葬后的第二天。这个方案规定，全体罢工工人都会重新上岗，绝不会受到歧视。罢工结束后，劳工局将在三日之内组织选举。在二十二家市场企业里，除了推销员和办公室职员之外，全体员工都有权参加选举，他们将作为一个整体投票。而在市场之外，只有卡车司机、帮工和站台工人有权参加选举，他们将以企业为单位组织选举。选举的议题是：本公司的员工是否愿意让574分会来代表自己。如果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那么574分会就有权代表该公司的全体员工。选举结束后，马上对工资问题和其它争议问题进行谈判和仲裁。最低工资标准为：司机为每小时五毛两分五厘；场内工人、帮工和站台工人为每小时四毛两分五厘。
哈斯—邓尼根方案公布后，奥尔森马上公开表示支持。他给劳资双方二十四小时做出决定。他宣称：一旦有任何一方拒绝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他就会出动国民警卫队，以哈斯—邓尼根方案为基础，强行解决争端。7月25日夜里，574分会罢工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奥尔森的最后通牒。工会核心领导人没费什么劲，就让这些富有经验的战士明白了这一点：这是给工会设下的圈套。工会要是不肯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在舆论上就会落了下风，就会遭到直接的军事打击。所以，我们必须冷静地分析形势，认真地考虑该怎样把自己的分析告诉会员群众。
这个方案显然是不公平的，接受了它，我们就得做出一些让步，但在最关键的方面，我们一步也不能退让。往好的一面看，这个方案提出的加薪幅度，比老板们在罢工之前加的还要多。在代表场内工人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能取得突破，可以代表市场里的场内工人，而工会会员大多集中在市场。虽然这个方案不承认574分会有权代表已经参加工会的仓储员工和货运员工，但是，工会如果能获胜，就能迫使资方在事实上承认工会有权代表这部分员工。按照这个方案，要是我们能在劳工局主持的选举中获胜，就能获得直接代表全体工人的权利，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争取到代表市场之外的场内工人的权利的可能性。老板们倒是很有可能因为这个方案中关于工会代表权的条款，而拒绝接受它。所以，就算我们接受了这个方案，罢工也可能不会就这样停止。罢工委员会最后同意把这个分析介绍给全体会员。
罢工委员会是在南三街的574分会会堂里开会的。正开会的时候，有人给我们报信，说警察正要查封罢工总部。大家马上跑去保卫总部，结果发现是一场虚惊。但是，警察要来查封总部的传闻总是没完没了，所以我们就让参加紧急救援署的工程项目的工人留下来保卫总部，574分会的全体会员就在7月26日早上到群鹰会堂去开会。在会上，我们用罢工委员会的名义，把前一天晚上的分析，讲给全体会员听。经过长时间的争论，目前形势的各个方面都讨论得更加明白了，大家多多少少还算满意。然后，会员们经过表决，同意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
奥尔森给劳资双方定下的最后期限是7月26日正午。虽然我们在此之前就已经做出了正式决定，但在到期之前，我们并没有声张。我们早就料到，老板们肯定会按兵不动，就等工会拒绝哈斯—邓尼根方案，然后就向我们发动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我们决定到最后一刻才公布自己的决定，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虽然那天早上天气很热，会堂里又挤满了人，但是门窗都关得紧紧的。记者们都不许进来，也不许探子进来探听风声。会员们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尽量忍耐酷暑。到了正午十二点，比尔·布朗通知奥尔森州长：574分会同意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
老板们被我们给打懵了。过了好一阵子，他们才宣布“有所保留地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组织者》指出，他们这个说法，其实就是拒绝接受，但又不好说得太直接。罢工不能结束的责任，显然要由他们来负，而且他们在舆论上已经落了下风。老板们拼命给自己找借口，他们对哈斯和邓尼根说：“工会被赤匪控制了，我们不能跟他们谈。”他们还傲慢地质问奥尔森：“作为明尼阿波利斯市民，我们想请您回答一个问题：您是否愿意出动军队，支持本地当局？”
574分会也有问题要问。在一篇《组织者》社论中，574分会质问：“要是老板们接受了哈斯方案，而我们不接受的话，那会发生什么呢？城里的土匪强盗、伪善的伪君子和吸食工人血汗的家伙，股东和股票投机商，就会齐声大叫，要放干我们的血。那样的话，联邦代表又会怎么做呢？他现在会怎么做呢？哈斯神父从华盛顿带来了橄榄枝，递给老板们，可老板们却不肯收下，哈斯神父会怎么说呢？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当然，不管哈斯神父会怎么说，或者干脆一言不发，都不会对这个问题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罢工工人的士气更加高涨了。有人来找他们协商也好，找他们谈判也好，或是直接向他们发号施令也好，都不会让他们的斗志降低分毫。我们绝不会为了几毛钱就复工。……只有拿到了体面的工资，体面的劳动条件，并且得到了574分会的保护，我们才会复工。……我们不怕死亡的威胁，我们不怕恶魔的恐吓，我们不怕邪恶的联盟跟我们作对，罢工还是要搞下去。我们会继续进行和平的纠察。我们的旗帜将继续飘扬，上面写着我们的口号：谁也不许去开卡车！一辆卡车都不许上路！！”
7月26日下午，奥尔森州长宣布：由于明尼阿波利斯“已陷入叛乱”，他已下令戒严。四千名国民警卫队士兵被迅速部署到商业区。574分会不得进行纠察，还被剥夺了在罢工总部举行露天集会的权利。奥尔森还下令，没有军队的许可，一辆卡车都不能上路行驶。
奥尔森跟哈斯、邓尼根一起唱的这出戏就快收场了；也就是说，到了通过戒严逼迫工会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的阶段。要是574分会不肯接受这个方案，就会遭到攻击，可是574分会才不会让他得逞呢。结果，574分会接受了哈斯—邓尼根方案，老板们却不肯接受，所以奥尔森州长只好做出向老板们施压的样子。他根本没能马上解决罢工，反倒给自己又挖了一个大坑，让自己的政治生命变得更危险了。
为了摆脱困境，奥尔森的第一反应，就是让军队参加新一轮的给工会扣红帽子的宣传攻势，以此来打击574分会。7月25日夜里，市警察抓走了托派领导人吉姆·坎农和马克斯·沙赫特曼。警察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强行搜查了他们的旅馆房间，资本家的报纸上用吓人的大标题登出了他们俩是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的“证据”。在拘留所里待了四十八小时后，他们俩被带到法庭上，以“流浪”的罪名受审。但是，法官并没有做出判决，而是把他们交给了军队，因为当时已经实行了戒严。他们被带到军队指挥部，又关了几个小时，最后才被放走，但是不许他们再回到城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去了附近的圣保罗市。574分会对这起冤案进行了强烈抗议，罢工委员会注意到了他们俩支持工会的功劳，并表扬了他们俩为工会做出的贡献。奥尔森退让了，几天后，他允许他们俩回到明尼阿波利斯。过了一阵子，马克斯必须回纽约去了，《组织者》的主编就由赫伯特·索洛接任，他一直干到罢工结束。
同时，军队也给同意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的卡车运输业老板发放通行证。这种做法在这一行里很常见，所以小公司的老板们就匆匆签字接受了方案。他们毫不犹豫就签了字，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想加工资。但是，奥尔森的希望落空了，大公司还是被公民联盟牢牢控制着。他们只想钻他的一道裁定的空子；这道裁定规定，可以给“跨州贸易”的货物发放许可证。
没过多久，给食物批发商送货的卡车，还有运送多种货物的卡车，就都能无限制地获得军方的通行证了。纠察队员要是向军队的巡逻兵投诉，军队往往就会把他们抓起来，关上几个钟头，狠狠地恐吓一番。军队给直接受到罢工影响的企业发放通行证，而这些企业就利用这个情况来威胁罢工工人，叫他们赶快复工，否则就炒了他们。军队就是利用这种方法，一点一点地破坏罢工。
在打击574分会之后，奥尔森为了让自己在脸面上好看一点，又去哄骗公民联盟，想让他们做出一点让步。他在7月31日的《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上发了个声明：凡是发生罢工的企业，只要能做到两件事，该企业的运营就能得到军队的全面保护：一是按照哈斯—邓尼根方案给员工加薪，二是让所有愿意复工的员工重新上岗。他保证这“与雇主是否接受整个哈斯—邓尼根方案无关”。他说，“这样可以让哈斯神父和邓尼根专员继续进行他们的调解，并能有助于国民警卫队在市内的维和任务。”
其实，这个阴谋的主要目的，就是绕开承认工会的问题。但它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加薪，引诱一部分工会会员脱离战斗，削弱工会的力量，让军队能够更容易地镇压工会。老板们知道自己抓住了奥尔森的痛脚，就干脆地拒绝了他的建议。他们在报纸上说：“目前提出的任何妥协方案，都等于向赤匪头目投降，而这些头目根本不能代表我们的员工。”
574分会义正辞严地抨击了奥尔森的整个计划。它通过《组织者》社论宣称：“政府官员在向工人讲话时，像狮子一样咆哮；但在向老板们讲话时，就像小鸽子一样温顺。”中央劳工联盟、建筑业工会委员会和574分会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去找奥尔森，对他利用国民警卫队掩护工贼的做法提出抗议。代表574分会的卡尔·斯科格伦德直接对奥尔森说，要是他没有下令戒严，老板们可能就要被迫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卡尔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军队发放的通行证在四十八小时之后必须作废，以后只有同意接受由联邦调解员提出、并得到工会接受的全部条件的雇主，才能获得通行证。他还坚持要求让工会代表参加发放通行证的委员会。他还对奥尔森说，奥尔森必须下令停止未来四十八小时之内的一切卡车运输，否则574分会就要自己动手去阻止卡车上路。但奥尔森拒绝了工会的要求。
《组织者》化用了格兰特将军在内战中的名言：“我们将在纠察线上继续战斗，哪怕要打上整整一个夏天[1]。”7月31日晚上，我们在阅兵场上举行群众大会，有两万五千多名工人参加。比尔·布朗在大会上的发言，是他讲过的最棒的战斗宣言之一。他轻蔑地宣布：“我们工会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罢工的力量，而农工党政府是最最厉害的。”大会要求574分会的全体支持者在第二天，也就是8月1日（星期三）凌晨四点到罢工总部报道，不顾国民警卫队的阻挠，继续执行大规模纠察任务。要是国民警卫队向我们开枪，工会就会陷入失败的绝境，但是，开枪的政治责任，是奥尔森负担不起的，所以国民警卫队不太可能开枪。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拼死一搏，不然罢工就会失败。
大会开完后，雷·邓恩、格兰特·邓恩和我去了罢工总部，帮助夜班人员准备第二天的行动。然后我们就在停在车库后面的停车场上的巡逻车里睡了一会。到了凌晨四点，夜班人员摇醒了我们，说国民警卫队正在包围罢工总部周围一带。艾尔默·麦克戴维特（Elmer McDevitt）上校指挥的一千多名士兵正在朝我们这里赶来。他们的先头部队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突击营，人数大约三百人，还加强了一个机枪连。等我们三个赶到总部前面时，发现外面大街上全是国民警卫队士兵，还架起了几挺机枪，枪口正对着总部的入口。过了一会，麦克戴维特朝我们走过来，他后面跟着一队士兵，步枪都上了刺刀，反射着黎明的阳光。
我们都不傻，所以我们没有反抗。但我们好歹还有点好勇斗狠的名声，军队也拿不准我们到底会不会反抗。正是因为这样，麦克戴维特平安走进总部后，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虽然那天早上不怎么热，但他还是摘下了头盔，抹掉了秃脑袋上的汗珠。
麦克戴维特发问了：“这儿谁负责？”
“我，”雷·邓恩答道，他在危急关头总是会马上站出来。
“姓名？”
“雷·邓恩。”
麦克戴维特宣布：“你被捕了。”然后叫一个士兵把雷·邓恩押走。
麦克戴维特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单，给值夜班的纠察队调度员亨利·舒尔茨看了一下，然后问他，名单上的人，除了雷·邓恩之外，还有谁在这里。上了名单的人，有罢工的最高领导人，还有几个共产党的人，虽然他们根本没有领导过罢工，但是为了宣传效果，还是把他们给写上去了。比尔·布朗和迈尔斯·邓恩不在总部，但在奥尔森下令逮捕他们之后，我们还没来得及警告他们，他们就被抓走了。卡尔·斯科格伦德到外地去给罢工募捐了，侥幸躲过一劫。雷、迈尔斯和比尔，还有晚些时候在进行纠察任务时被捕的工会会员，都被拉到州展览会场，关在临时搭建的围栏里面。
舒尔茨看了名单，说上面的人都不在，趁机给格兰特和我打了个暗号。我们俩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们被通缉了，得赶紧跑路了。正门前面挤满了记者，傻子才从正门走，不然的话准会把士兵引过来。所以我们从后门溜走了，一路上我们遇到纠察队员，就叫他们到城北第一大道614号的劳联总部会合。
我们走到军队封锁线的时候，被一个中尉拦住了，他说我们必须走前门。我们装出很生气的样子，大喊“前面那个肩上戴着老鹰的家伙[2]”叫我们从这里出去的。中尉就说他接到的命令可不是这样。我们就在路边坐下来，在军队搞清楚谁说了算、该往哪里走之前，我们哪儿都不去。这招见效了。中尉派了一个通信兵去向麦克戴维特报告情况，他带着命令回来了：我们可以走出封锁线。
亨利·舒尔茨是个倔脾气，照医生的说法，这种脾气最适合眼下这种情况。他跟麦克戴维特争，说国民警卫队打断了我们的早饭，最后麦克戴维特总算同意让大家先吃完早饭再离开总部。亨利争取了一些时间，让大家都接到了“去614号”的消息。亨利还跟麦克戴维特说，他要把食堂里的一部分设备搬到劳联总部去。另外，他还坚持要求列一张表，一五一十地记下工会的哪些财产被国民警卫队没收了。车库后面的停车场里，停着几辆罢工工人的私人汽车，这些车子也被没收了。但是，损失最大的还是武器，这些武器都是在血腥星期五之后从纠察队员手里收上来的。它们本来都锁得好好的，可是国民警卫队把它们全部从仓库搬了出去，摆给记者们看，让记者炮制报道，给工会抹黑。工会医院的病床上，还躺着六七个在星期五惨案中负伤的伤员，他们也被军队拉走了，就连照顾他们的恩莱特医生也被抓走了。
格兰特和我赶到劳联总部时，已经有一大帮纠察队员到了那里。我们马上把能联系上的纠察队长全都叫来，开了个会，商量怎样打破奥尔森的戒严，阻止工贼开卡车。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打游击战了，打了马上就要跑掉，效果如何，就要看纠察队长的个人能力了。他们全都具有丰富的经验，都是又年轻又能干的二线领导人，随时可以接替被捕的工会一线领导。太阳落山前，他们证明了自己是称职的。
我们使用的这种作战方式，很可能会使军队提高警惕，他们怀疑纠察队员会朝哪里集中，就会扫荡哪里，所以我们就把行动分散开来。我们在城里设了一系列集合点，主要设在对工会态度友好的加油站，纠察队的巡逻车可以进去再开走，而又不会引起别人注意。我们利用侦察员侦察加油站附近的情况，一发现工贼卡车，就打加油站里的付费电话，报告给纠察队调度员。然后调度员就马上把巡逻队派到工贼卡车出现的地方。这样一来，用军队保护工贼开车运货的方法，在全城都行不通了。才过了几个钟头，军队指挥部就接到了五百多个求救电话。可是等到士兵乘车赶到的时候，往往只能看见被打翻在地上的工贼，纠察队员早就跑得连影子都不见了。到了晚上，报上登出了被围攻的工贼卡车的名单，列了长长一串。
在此期间，国民警卫队又搜查了劳联总部，把里面的人都轰了出去，工会代理们都非常惊慌，他们不敢相信奥尔森会这么狠。国民警卫队还搜查了厨师与服务员工会的会堂，因为我们的纠察队员用过那里的电话。就连南三街的574分会会堂也被军队占了。军队以为罢工的领头人全都被自己抓走了，可是罢工依然充满了生命力。纠察队员仍在愤怒地、巧妙地战斗。这一天，工会进行了大规模的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但是到了晚上，只有三十八个纠察队员被捕。
格兰特·邓恩和我藏在劳联总部里面，后来我们听见送奶司机的工会代理帕特·科科兰（Pat Corcoran）大叫：“你们不能这样！”国民警卫队士兵挺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进了总部，科科兰在向他们抗议。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这里也躲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又一次从军队的包围圈里逃了出来，成功跑路。然后我们想跟广播电台联系，把我们的声明播放出去，过程真是惊险万分。军队死咬我们不放，格兰特住的那栋楼里，有十二户人家，军队把每一家都仔细搜了一遍。
最后，有人传话给我们，说劳联的《劳工评论》的编辑罗布利·D·克雷默[3]叫我们马上给他打电话。格兰特打了过去，克雷默马上把电话转给了奥尔森。奥尔森向我们保证，只要我们到塞克斯顿大楼（Sexton Building）的《劳工评论》编辑部去跟他见面，就给我们豁免权，不用担心被捕，我们就答应了。我们赶到编辑部时，发现里面满是劳联的工会代理。他们跟我们说，奥尔森正在另一个办公室里，跟574分会的代表团开小会。
后来我们才知道，国民警卫队搜查劳联总部后，奥尔森又给574分会传话，叫574分会派一个“能够真正代表基层会员的”代表团过去见他。574分会就派了凯利·波斯特尔、雷·雷因波尔特和杰克·马洛尼过去，他们三个都是优秀的纠察队指挥员。他们赶到塞克斯顿大楼时，发现好些工会代理都在那里，就很瞧不起那些工会代理，不肯跟工会代理们一起开会。奥尔森就跟他们三个单独开小会，还说要谈出一个“公平”的罢工协议。他们就跟奥尔森说，自己无权谈判，来这里只是要把一些要求讲给奥尔森听：释放被捕的工人领袖；归还罢工总部；把国民警卫队撤出街道，不要干涉纠察队员拦阻工贼卡车的行动。双方怎么谈都谈不拢，奥尔森只好派人去找我和格兰特。在奥尔森跟574分会谈判之前，哈斯就已经在拘留所里跟雷·邓恩、迈尔斯·邓恩和比尔·布朗谈过了，还是什么都谈不成。他们说自己“不会在军队集中营里谈判”。
我跟格兰特走进了奥尔森同我们工会的代表团谈判的会场，奥尔森见了我俩，显得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因为我们看见我们工会派来的代表，是三个坚强的人。我们跟奥尔森说，不把雷、迈尔斯和比尔放了，一切免谈。他答应了，过了几个钟头，他就放人了。他还撤销了卡尔·斯科格伦德的逮捕令。然后我们要他给个说法，为什么要查抄罢工总部。他就说，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军队批准，就在夜里召开群众大会。我们就说，我们拿到了许可证，我们还能拿出来给他看。他就叫我和格兰特跟他一块去军队指挥部，跟沃尔什将军把这事儿给搞定。我们先给阿尔·戈尔德曼[4]打了电话，叫他当我们的辩护律师，带上许可证，到指挥部跟我们碰头，然后我们就去了指挥部。我们跟沃尔什见面时，麦克戴维特也在，他不肯交还罢工总部，说这样会伤了他部下的士气。
我们拿出了许可证，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准许使用音响设备与举办群众大会”，这下奥尔森没话说了，只好让国民警卫队退还工会的建筑物。就在8月1日晚上十一点左右，一个国民警卫队军官正式把罢工总部交还给了我们。我们叫亨利·舒尔茨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被弄坏了或是被偷走了。亨利先是仔细地检查了被国民警卫队没收的武器，看看是不是少了一些，然后又仔细检查了房产——资本主义的圣物——它们是罢工工人的私人财产，然后才在收据上签字。
这一整天的闹剧肯定又是奥尔森的“杰作”，他那点小心思太容易猜了。他给工会安了个违反戒严令的罪名，想以此打垮工会。他还觉得，凭这个罪名，就能查抄罢工总部，逮捕574分会的领导人；还能用这个罪名把我们都关进集中营，这样一来，老板们也就不能用“不跟赤匪谈判”的借口，而继续拒绝谈判了。574分会的领导人都被抓走后，他就可以要求基层会员选出代表团，跟老板谈判，结束罢工。
显然，奥尔森以为他自己有一些条件，能够让他的计划成功：他很狡猾，口才又好；卡车运输业老板中间出现了一些不愿服从公民联盟的迹象；他在工人运动内部具有一定的威望；劳联保守派官僚也会帮他一把。这个计划表面上挺完美的，可在这一天的硝烟散尽后，奥尔森却发现自己掉进了自己挖的大坑里。
《组织者》反将了奥尔森一军，狠狠地批判他。尽管军队不停地骚扰工会，但《组织者》还是基本上做到了按时出版。在跟还能联系上的工会领袖匆忙商量了一会后，《组织者》发表社论，回击了奥尔森。格兰特和我还在“614号”的时候，阿尔·戈尔德曼赶到那里，我们三个商量了一会，决定让《组织者》发表声明，号召举行抗议性总罢工。然后我们又给吉姆·坎农打了电话，他的意见跟我们的一样。阿尔写社论草稿的时候，格兰特和我对目前的形势做了个大概的分析。接着我们让玛维尔·肖尔把原稿交给《组织者》的编辑赫伯特·索洛。那时候索洛正在阿尔戈斯印刷厂，这家公司一向很配合我们，但是军队也可能查抄那里，所以我们特地做了安排，要是连阿尔戈斯都被查抄了，我们就改在圣保罗印刷《组织者》。因此，《组织者》定稿后，我们多留了一份校样，交给玛维尔，她把校样折起来，放进钱包里带走。
1934年8月1日的《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在头版报道了574分会总部被查抄的消息，上面的照片是文·雷·邓恩被国民警卫队抓走时的情形。
这一期《组织者》的头五百份印好后，玛维尔就跟她的纠察队一起把报纸运到“614号”，因为那时罢工总部还没还给我们，但军队已经撤离劳联总部，574分会的食堂在劳联总部重新开张了。这批报纸运到劳联总部，露出它那小小的两个版面时，周围的纠察队员欢声雷动。它的头版写着：“举行总罢工，抗议军队暴政！”——“奥尔森和国民警卫队暴露出了他们站在哪一边！——工会会员们，表明你们站在哪一边！”——“我们的总部被查封了，我们的领袖被抓走了！——574分会，坚持战斗！”
大局已经改变了，在总罢工问题的策略方面上，已经出现了逆转。劳联保守派官僚想利用广泛的抗议行动去加强奥尔森的影响力，让他去破坏罢工，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这次抗议行动要直接针对奥尔森，因为他公开破坏罢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号召总罢工，对574分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它能推动基层会员向劳联旗下各个工会的工会代理施压，迫使他们支持我们，反击奥尔森。
我们知道，全城的工会积极分子，都对军队查封工会总部感到非常生气。农工党明尼苏达大学俱乐部给奥尔森发去电报：“特此通知：您已被本组织开除，不再是本组织的荣誉主席了。”其实，群众的剧烈反应，也是迫使奥尔森释放574分会领导人和归还罢工总部的原因之一。这些变化使我们坚信：号召举行抗议行动，肯定会对574分会的事业大有好处，虽然总罢工不太可能真的举行。
鲍勃·克雷默[5]在《劳工评论》的专栏上发表文章，他不但不支持总罢工，反而还帮奥尔森开脱。军队查封罢工总部和劳联总部，硬是被他说成是“挫败工人组织之敌的计划的妙招”。他说，有人报假警，说劳联总部里藏有武器，所以军队才去“搜查建筑物”。他又说，国民警卫队证实公民联盟说了谎，企图“挑拨国民警卫队士兵与罢工工人的关系”。
就在《劳工评论》刊登这些胡言乱语的同一天（8月3日），574分会罢工委员会叫劳联高干们过去，要他们交待清楚，在军队进攻工会时，他们都干了什么。据会议记录显示，波斯特尔、雷因波尔特、马洛尼、格兰特·邓恩和我向罢工委员会做了报告，汇报了我们在《劳工评论》编辑部里跟奥尔森开会的情况。杰克·马洛尼还提出：中央劳工联盟的大干部怎么能那么快就全都赶到了那里，这里面肯定有鬼。
中央劳工联盟组织者罗伊·维尔有气无力地辩解说，他们在克雷默的编辑部里碰头，是为了分析形势，找出应对查封的办法。他还说，他们找到奥尔森以后，就向奥尔森讨说法，让奥尔森解释为什么查抄劳联总部，奥尔森就说这是误会。维尔给自己辩解，说他们只想帮574分会的忙，尽量让574分会跟老板们达成协议，他们觉得老板们应该会同意跟他们碰面。一个罢工委员会委员不太相信他的话，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老板们拒绝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之后，中央劳工联盟的代表团里有人要求出动军队，这个人是谁？克雷默想回答这个问题，可他一不小心说漏了嘴。他说他不知道这个代表团里都有谁。结果，他间接地、无意地承认了中央劳工联盟背着574分会跟奥尔森勾结的事实。
然后，罢工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叫中央劳工联盟派代表去见奥尔森，要求奥尔森把军队撤出本市，并释放被关押在军队拘留所里的全部罢工工人。决议还特别强调：这些代表无权代表574分会进行谈判。然后罢工委员会就把克雷默、维尔和中央劳工联盟的其他人都请出了会场，不过罢工委员会向他们保证，以后还会欢迎他们过来。罢工委员会对劳联工会代理们的态度，就像一个边疆陪审团（frontier jury）的裁决一样：“我们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至于构成犯罪，但我们警告他们不得再犯。”
（翻译：龚义哲）
[1] 格兰特将军的原话是：“我建议在这条战线上继续奋战，哪怕要打上整整一个夏天。”（I propose to fight it out on this line, if it takes all summer.）——译注
[2] 美军上校的军衔标志是银色群鹰。——译注
[3] 罗布利·D·克雷默（Robley D. Cramer，1884—1966），生于纽约州，1913年参加家具工会，1914——1963年任《劳工评论》编辑，1963年退休，1966年去世。——译注
[4] 即阿尔伯特·戈尔德曼，阿尔（Al）是阿尔伯特的昵称。——译注
[5] 即上文中的罗布利·D·克雷默，鲍勃（Bob）是罗布利的昵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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