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第一篇 两类医生的休克研究和开发

第一章 酷刑实验室——
卡梅伦、中情局以及抹除与重建人类心智的疯狂追求



  他们的心智就像一块空白石板,可以让我们在上面书写。

  ——肯尼迪医生(Dr.Cyril J.C.Kennedy)及安谢尔医生(Dr.David Anchel),1948年谈及电击治疗的好处

  我到屠宰场观察所谓的“电气屠宰”,看到那些肉猪的头在两侧被巨大的钳子夹住,钳子则接通电流(125伏特)。猪一旦被钳子夹住,立即陷于昏迷、全身僵直,经过几秒钟,它们便不自主地颤抖,和我们实验用的狗一样。在失去意识(癫痫昏迷)的片刻,屠夫便可毫无困难地戳刺它们放血。

  ——塞德提(Ugo Certetti),精神病学家,1954年描述他如何“发明”电击治疗。


  “我已经不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了。”电话那头那个紧绷的声音说,然后一扇小窗打开来,“你想要什么?”

  我想我大概只有20秒钟可以说明我的目的,这可不容易。我该怎么向卡斯特纳(Gail Kastner)解释我找上她的整个过程?

  如果我照实说,听起来会很怪异:“我正在写一本有关休克的书。有关国家如何遭受战争、恐怖攻击、军事政变和天灾的打击。还有这些国家如何再次遭到打击 企业和政治人物如何利用第一次打击带来的恐惧与迷失,强行推动经济休克疗法。必要的话,如果有人敢于抗拒这种休克政策,就再进行第三次打击 由警察、军人和监狱的审问者执行。我想和你谈,是因为我猜想你是遭受最多休克的存活者之一,你是中央情报局电击休克和其他 特殊审问技巧 秘密实验的少数幸存者。除此之外,我也有理由相信,1950年代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对你做的研究,现在被应用在关塔那摩湾和阿布格莱布(AbuGhraib)的囚犯身上。”

  不行,我绝对不能这么说。所以我只好说:“我最近走访伊拉克,我想了解酷刑在那里扮演的角色。我们听说刑讯是为了搜集信息,但我想应该不只如此 我想酷刑也跟想建立一个模范国家有关,目的是想抹除人的想法,然后重新塑造他们。”

  经过好长的沉默,回答的是不同的语气,还是很紧绷,但 松了一口气:“你刚才说的,就是中情局和卡梅伦(Ewen Cameron)对我做的事。他们想抹除并重造我。不过这套不管用。”

  不到24小时后,我在蒙特利尔敲响了卡斯特纳森冷老旧的公寓大门。“门开着。”一个几乎难以辨认的声音说。卡斯特纳告诉我,她不锁门是因为她站起来很吃力。她背脊下部的小骨折因为关节炎而愈来愈疼痛。她的背痛总是提醒她,她大脑额叶遭受过63次150到200伏特的电击,电击时她的身体猛烈地在桌上抽搐,导致骨折、扭伤、嘴唇流血和牙齿断裂。

  卡斯特纳在一张丝绒斜躺椅上接待我,后来我知道它可以调整20种角度,而且她不断调整它,像摄影师尝试寻找焦点一样。就在这张躺椅上,她日日夜夜寻找舒适的姿势,尝试避免睡着和陷入她所称的“我的电击梦”。那是她会见“他”的时刻:那位作古多时的卡梅伦医生,在许多年前对她施以电击和其他酷刑的精神病医生。“昨天晚上那位有名的禽兽两度来看我,”我一走进屋里,她就说,“我不想让你感到自责,但那是因为你突然打电话来,问了那些问题。”

  我马上想到我的造访很可能对她不公平。当我扫视公寓并发现自己没有容身的地方,这种感觉随之加深。屋里处处堆满高叠的纸张和书籍,歪斜欲倒但显然有某种秩序,书籍都以黄色的纸签标示。卡斯特纳指示我到室内唯一空出来的地方,是一张我没注意到的木椅,但当我要求放置录音机的4英寸空间时,她显然有点惊慌。她躺椅边那张小茶几绝不可能:上面已放了约20个空香烟盒,马汀牌(Matinee)中等浓度的,堆栈成完美的金字塔形。(卡斯特纳曾在电话中警告我她是老烟枪:“抱歉,我会抽烟。而且吃东西的习惯很糟。我又肥又抽烟。我希望你受得了。”)看起来好像卡斯特纳把烟盒内面都涂成黑色,但仔细看,我发现那实际上是很密很小的手写字迹:名字、号码,几千个字。

  那一整天我们谈话的时候,卡斯特纳不时倾身在一张纸片或一个香烟盒上写东西 “写给我自己的笔记,”她解释说,“否则我绝对记不住。”对卡斯特纳来说,这堆杂乱无章的纸与香烟盒,不只是异于寻常的档案系统,而是她的记忆。

  在她整个成年后的人生,卡斯特纳的心智老是不听使唤;事实很快就忘得精光,如果还有存留的记忆(许多已不复存在),也都像散落各处的残简断篇。有时候她会很清楚记住某件事 她所说的“记忆碎片” 但当问她发生的日期时,误差可能长达20年。“在1968年,”她会说,“不,是1983年。”所以她留下记录,保存所有东西,证明她的生活确实发生过。刚开始她会为这种混乱道歉,但后来她说:“是他造成的!这栋公寓就是酷刑的一部分!”

  多年来,卡斯特纳对自己缺乏记忆和其他特殊的行为感到十分迷惑。例如,她不知道为什么车库门控制器的一次小触电,会引发她失控的惊恐,或为什么当她拔吹风机插头时手会颤抖。尤其是她无法了解自己可以记住成年生活的大部分事件,但快二十岁时的记忆却一片空白。当她遇见有人宣称从小就认识她,她会说:“ 我知道你是谁,但我想不起来。 我假装这么说。”

  卡斯特纳猜想那是她整个心智健康出了问题。她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时,曾深受抑郁和服药成瘾之苦,有时候陷入严重的崩溃,不得不进医院和昏迷不醒。这些事件导致家人与她脱离关系,让她孤寂而走投无路,只能靠在杂货店外翻寻垃圾箱勉强度日。

  一些迹象也透露,更早之前曾发生更严重的创伤。在家人切断跟她的关系前,卡斯特纳的孪生姊妹洁拉(Zella)曾为必须照顾重病缠身的卡斯特纳而彼此争吵。“你不知道我吃了多少苦,”洁拉会说,“你会在客厅地板上尿尿,还会吸拇指,说儿语,还会抢我宝宝的奶瓶。我简直忍无可忍!”卡斯特纳完全不知道她姊妹为什么指控她。在地板上尿尿?抢她外甥的奶瓶?她不记得做过这么奇怪的事。

  在四十几岁后半段,卡斯特纳与一位叫雅各布(Jacob)的男人发展关系,她形容他是她的灵魂伴侣。雅各布是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的幸存者,他也对丧失记忆和迷失感到疑惑。对十几年前去世的雅各布来说,卡斯特纳无法解释的失落岁月特别让他感到困扰。“一定有原因,”谈到她生命中的空白时,他会说,“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1992年,卡斯特纳和雅各布刚好经过一个卖报摊,看到一行斗大的标题写着:“洗脑实验:受害者获补偿。”卡斯特纳开始浏览文章,几个词句立即跃然而出:“儿语”、“记忆丧失”、“大小便失禁”。“我说: 雅各布,买下这份报纸。 ”两人就坐在附近一家咖啡馆,阅读这篇令人难以置信的报道,内容是1950年代美国中情局如何资助一位蒙特利尔的医生,对他的精神病患者进行怪异的实验,让他们一连数周睡觉,并加以隔离,然后施以高剂量的电击和实验药物,包括会产生幻觉的麦角酸二乙酰胺(LSD),以及俗称天使尘的苯环利定(PCP)。这些实验会让患者退化到会说话前的婴儿状态,进行的场所是在麦吉尔大学的亚伦纪念研究所(Allan Memorial Institute),由卡梅伦主持。中情局对卡梅伦的资助在70年代末期因为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of Information Act)的规定而被揭露,引起美国参议院举行听证会。九名卡梅伦的前患者一起控告中情局和加拿大政府,后者也资助卡梅伦的研究。在冗长的审判过程中,患者的律师主张那些实验违背所有的医疗道德标准。患者因为轻微的精神病症向卡梅伦求助,像是产后抑郁、焦虑,甚至寻求处理婚姻难题,却在未获告知或许可下遭到利用,就像人类版的白老鼠般,以满足中情局寻找控制人类心智方法的狂热。到1988年,中情局提出和解,给九位原告总共75万美元的损害赔偿 在当时这是该局历来金额最高的和解案。四年后,加拿大政府也同意支付每位参与实验的患者10万美元赔偿。

  卡梅伦不但在发展当代美国刑讯技巧上扮演核心角色,他的实验也提供绝无仅有的机会,让世人一窥灾难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相信只有大规模灾难(一场大毁灭)可以为“改革”铺路,卡梅伦和他们一样,认为借由对人脑施加一连串打击,可以摧毁和抹除有缺陷的心智,然后在一片虚幻的空白石板上重建新的人格。

  卡斯特纳多年来依稀记得一则牵涉中情局和麦吉尔大学的报道,但她并未多加注意,因为她与亚伦纪念研究所从来没有任何瓜葛。但现在,和雅各布坐在一起,她专心看那些前患者叙述他们的生活 丧失记忆、心理退化。“当时我意识到这些人一定经历和我一样的事。我说: 雅各布,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

  休克工厂


  卡斯特纳写信给亚伦研究所,要求看她的病历档案。起初她被告知他们没有她的档案,后来她终于拿到数据,总共183页。让她住院的医生正是卡梅伦。

  卡斯特纳病历里的信件、笔记与图表诉说了一则辛酸的故事,有关50年代一位任人宰割的少女,也有关政府和医生如何滥用权力。档案开始是卡梅伦医生批准卡斯特纳入院的评估:她是麦吉尔大学护理系学生,课业成绩优异,卡梅伦形容为“一位到目前为止相当平衡的人”。不过,她有焦虑的问题,据卡梅伦的记述,原因是她暴虐的父亲,一位“极度激动”的人,对他女儿“不断施以心理攻击”。

  在初期的记述中,护士似乎很喜欢卡斯特纳;她拿所学的护理跟她们攀关系,她们则描述她“愉快”、“有人缘”和“爱干净”。但在她断续受到她们照顾的数个月期间,卡斯特纳出现急剧的人格转变,这一切都巨细靡遗记录在档案中:经过几周后,她“显露出孩子气的行为,表达奇怪的念头,而且显然有幻觉和破坏性”。笔记中记载,这位聪慧的年轻女性现在只能数到六;然后她也变得“好操纵、充满敌意、极具侵略性”;然后变得被动和漠不关心,无法辨识她的家人。她最后的诊断是“精神分裂 有明显的歇斯底里特征” 远比她刚住院时的“焦虑”严重。

  这些转变无疑跟记录在卡斯特纳病历上的治疗有关:以高剂量的胰岛素诱发多重昏迷;怪异的兴奋剂与镇静剂混用;长期让她保持在药物诱发的睡眠状态;施以八倍于当时标准次数的电击。

  护士常把卡斯特纳经常想挣脱医生记录为:“尝试想逃出去 宣称受到恶劣对待 在注射后拒绝接受电击休克疗法(ECT)。”这些抱怨一再被当作理由,用来再度送她进卡梅伦的下级同僚所称的“休克工厂”。

  追求空白


  仔细读过数次她的病历后,卡斯特纳开始变成挖掘自己过往人生的考古学家,她搜集并研究一切可能解释她在医院遭受待遇的线索。她得知卡梅伦是一位苏格兰裔美国人,曾是专业领域的顶尖人物,担任过加拿大精神医学协会(CPA)主席,以及世界精神医学协会(WPA)主席。在1945年,他是纽伦堡大审中测试战犯赫斯(Rudolf Hess)精神状态的三位美国精神医学家之一。

  卡斯特纳展开她的调查时,卡梅伦早已作古,但他留下数十篇学术论文和演讲集。几本已出版的书籍也写到中情局资助心智控制实验,其中包括许多卡梅伦与中情局关系的详情。卡斯特纳全都细加研读,记下有关的章节,编制时间顺序,并与她自己病历上的日期交叉核对。她慢慢发现,到1950年代初期,卡梅伦已拒绝采用“谈话治疗”这种弗洛伊德派的标准方法,转而开始尝试发掘心理疾病的“根本原因”。他的野心不在于修补或治疗患者,而是用他发明的所谓“心理驱力”(psychic driving)方法重新创造他们。

  根据他当时出版的论文,他认为要教导患者健康新行为,唯一的方法是进入他们的心智,并“打破旧的病态模式”。第一步的“去模式”有一个惊人的目标:让心智回复到本来的状态,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块写字板,上面尚未写上任何东西”,亦即一块“空白石板”(tabularasa)。卡梅伦相信,他可以用各种已知可干扰大脑正常功能的方法来攻击大脑,借以让大脑达到这种状态,而且立即就能达到。这是一种对心智的“震慑”战争。

  到1940年代末,电击愈来愈受欧洲和北美精神医生欢迎,它造成的永久性伤害比脑前额叶切断手术小,而且似乎效果不错:歇斯底里患者经常可以安静下来,在某些情况下,电击似乎能让人头脑更清晰。但这些都只是观察,而且即使是发展这种技术的医生,也无法提供它如何运作的科学解释。

  不过,他们都知道电击的副作用。ECT显然会导致记忆丧失症,这也是患者最常抱怨的副作用。其他与记忆丧失息息相关、且被广泛提出的副作用是退化。在数十项临床研究中,医生记录了治疗后的立即效应,说患者吸吮自己的拇指,蜷缩成胎儿的姿势,需要以汤匙喂食,并哭着要找妈妈(经常把医生和护士误认为父母)。这些行为通常很快消失,但在某些例子中,在施以高剂量的电击后,医生报告说他们的患者出现完全退化,忘记如何走路和说话。经济学家赖斯(Marilyn Rice)在70年代中期,带领一个反对ECT的患者权利运动,她生动描述电击治疗如何抹除她的记忆以及她所受的大部分教育。“现在我知道夏娃的感受了,她以成人的样子被从某个人的肋骨创造出来,过去的历史一片空白。我感觉像夏娃一样空洞。”

  对赖斯和其他人来说,这种空洞代表无可补偿的丧失。但另一方面,卡梅伦从这个空洞看进去,却看到别的东西:一张空白石板,没有任何恶习,可以写进新模式。对他来说,密集的ECT造成的“记忆大量丧失”并非不幸的副作用,而是疗程中不可或缺的重点,是把患者带回发展早期阶段的关键,回到“精神分裂思想与行为出现之前久远的时候”。就像支持战争的鹰派人士喊着要把一些国家“炸回石器时代”,卡梅伦视休克疗法为将患者轰炸回婴儿期、让他们完全退化的手段。在1962年的论文,他叙述自己想把卡斯特纳这类患者带回的状态,他说:“不只是空间与时间的意象丧失,而是所有应该出现的感觉都消失。在这个阶段,患者可能展现许多其他现象,例如第二语言的能力或对自己婚姻状态的了解全都丧失。在更进阶的状态中,他可能无法不靠支撑走路或自己进食,他也可能大小便失禁 记忆功能的各方面都严重受到干扰。”

  为了帮他的患者“去模式”,卡梅伦使用一种相当新的装置叫“佩奇-罗素”(Page-Russell),可以施予患者连续六次电击,而非只能一次。他对患者似乎仍紧抱残余的人格感到懊恼,于是进一步以兴奋剂、镇静剂和致幻药物使他们迷失:氯丙嗪(chlorpromazine)、巴比妥酸盐(barbiturates)、安密妥钠(sodiumamytal)、一氧化二氮(nitrousoxide)、甲基苯丙胺(desoxyn)、西康纳(Seconal)、宁必妥(Nembutal)、佛罗拿(Veronal)、美力康(Melicone)、索拉辛(Thorazine)、拉加克泰(largactil)和胰岛素。卡梅伦在1956年的论文里写道,这些药物“可以去除他(患者)的抑制,降低他的防卫”。

  一旦“完全去模式”达成后,早期的人格已被抹除得差不多,心理驱力法就能开始进行。方法包括卡梅伦放录音带给患者听,内容类似“你是一位好母亲和好妻子,大家都喜欢跟你在一起”。身为行为学家,他相信如果能让患者吸收录音带上的信息,他们就会开始产生不同的行为。

  等患者被电击、服药到近乎植物人的状态,他们除了听信息以外,已毫无抵抗能力 连续数周每天听16到20小时;在一个病例中,卡梅伦连续播放101天的录音带。

  在50年代中期,数名中情局的研究人员对卡梅伦的方法产生兴趣。当时正是冷战狂热潮的开始,中情局刚开始进行一项秘密计划,目的是发展“特殊审讯技巧”。一份中情局的机密备忘录解释说,这项计划“检验并调查无数不寻常的审讯技巧,包括心理骚扰和 完全隔离 等方法”,以及“使用药物和化学物质”。计划代号一开始叫蓝鸟计划(Bluebird),然后改为朝鲜蓟计划(Artichoke),到1953年改名为MK-Ultra。在紧接的十年,MK-Ultra将支出2500万美元研究经费,试图找出新方法,来让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和双面间谍的人招供。有80个机构参与这个计划,包括44所大学和12所医院。

  涉入的人员对如何强迫不合作者招供提出各种创意,问题是必须找出测试这些创意的方法。蓝鸟计划和朝鲜蓟计划的头几年,有点类似悲喜剧间谍片会有的剧情,剧里中情局的干员互相催眠,偷偷把迷幻药掺进同僚的饮料,想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其中至少有一个例子以自杀收场) 当然也对疑似苏联间谍者施以酷刑。

  那些测试多半不像严肃的研究,反而像要命的大学兄弟会恶作剧,结果并未提供中情局想要的科学实证。要达到这个目标,中情局需要为数众多的人类测试对象。他们数度想进行这样的试验,但风险很高:如果中情局在美国本土测试危险药物的消息走漏,整个计划可能遭关闭。这就是中情局对加拿大研究人员感兴趣的缘由。这层关系可追溯到1951年6月1日,情报局与学术界在蒙特利尔的丽池卡登饭店(Ritz-Carlton Hotel)举行三方国际会议。会议主题是,西方情报圈愈来愈担心,共产党似乎已发现如何为战犯“洗脑”的方法。证据就是在韩国遭俘虏的美国大兵被安排在摄影机前,似乎满心情愿地谴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根据解密的记录,丽池会议的出席者 加拿大国防研究局局长苏兰德(Omond Solandt)、英国国际研究政策委员会主席提萨德(Henry Tizard)爵士,以及中情局的两位代表 都相信西方强权必须赶快弄清楚,共产党如何取得那些不同寻常的自白。目标既定,第一步是进行“具体案例的临床研究”,以了解洗脑可能运作的方式。这项研究明文的目的不是西方强权应开始对犯人使用心智控制,而是要让西方士兵做好准备,以因应万一被俘虏时可能面对的胁迫技巧。

  中情局的兴趣当然不只如此。然而因为不久前才遭揭露的纳粹酷刑引发举世谴责,所以即使在像丽池这种闭门会议,参与的情报单位也不可能公开承认对发展另类审讯方法感兴趣。

  丽池会议的参与者之一,是麦吉尔大学心理系主任赫布(Donald Hebb)博士。据解密的记录,赫布尝试解开美国大兵自白的谜团,他猜测共产党可能把犯人置于密集的隔离,阻绝感官的输入,借以操纵他们。情报首长大感兴趣,三个月后赫布便取得加拿大国防部的研究经费,用来研究一连串列为机密的感官剥夺实验。赫布支付63名麦吉尔大学的学生每天20美元,把他们隔离在房间里,戴上深色护目镜,用耳机播放白噪声(white noise),并以厚纸管包覆他们手臂和手掌,以便干扰他们的触觉。这些学生一连数天飘浮在虚无中,他们的眼睛、耳朵和手无法提供方向感,生活在他们愈来愈鲜明的想象中。为了看这种剥夺是否让他们更容易接受“洗脑”,赫布接着开始播放谈论鬼魂存在或科学骗人的录音带 ?一些在实验开始前学生表示无法接受的观念。

  赫布的发现记录在一份机密报告里,加拿大国防研究局在这份报告的结论上说,感官剥夺显然会导致受测的学生极度困惑和产生幻觉,以致“在知觉剥夺期间和刚结束时,暂时大幅降低智力”。此外,由于学生渴望刺激,使他们出奇地易于接受录音带上播放的观念,而且有几位在实验结束后,对玄秘观念的兴趣仍持续数周之久。似乎感官剥夺造成的困惑抹除了他们心智的一部分,接着感官刺激重写了他们的心智模式。

  赫布的主要研究记录有一份拷贝本被送到中情局,另有41份送到美国海军,42份给美国陆军。中情局也透过赫布的学生研究员鲍德温(Maitland Baldwin)监视研究的发现,他在赫布不知情下向中情局报告。如此热切的兴趣并不令人意外:至少赫布证明了,彻底的隔离会干扰思考能力,使人更易于接受暗示 这对审讯者而言是无价的发现。赫布后来发现他的研究具有庞大的潜力,不只能用于保护被俘虏的士兵避免被“洗脑”,也是某种心理刑讯的技术指南。赫布在1985年去世前接受的最后一次访问中说:“在向国防研究局报告时,我们很清楚描述的是可怕的审讯技术。”

  赫布的报告指出,四个实验对象“不约而同表示,处在实验环境下是一种酷刑”,这意味着强迫他们忍耐超过极限(二至三天)显然已违背医疗道德。赫布深知实验受到这方面的限制,他在报告中写道,无法得出“明确的结果”,因为“不可能强迫实验对象处在知觉隔离状态30到60天”。

  对赫布不可能,但对他在麦吉尔大学的同僚和学界的劲敌卡梅伦,却完全可能。(赫布后来顾不得学者修养,形容卡梅伦“像罪犯般愚蠢”。)卡梅伦已经说服自己,激烈摧毁患者的心智是通往他们心智健康必要的第一步,因此并不违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誓言。至于征求同意方面,他的患者完全任凭他处置;标准的同意书格式赋予卡梅伦绝对的治疗权力,甚至包括施行完全的脑前额叶切开手术。

  虽然卡梅伦与中情局已经往来多年,但直到1957年他才获得中情局第一笔经费,是透过一家叫人类生态研究学会的空壳组织支付。当中情局的钱涌进后,亚伦纪念研究所马上变得不再像一所医院,反而更像死亡监狱。

  第一个改变是电击剂量大幅提高。发明备受争议的佩奇-罗素电击器的两位精神病医生,曾建议每位病人治疗四次,总共电击次数为24次。卡梅伦开始时让他的患者每天使用这部机器两次,连续30天,电击总次数达到惊人的每位患者360次 远超过他早期病人接受的次数,例如卡斯特纳。除了已经开给患者琳琅满目的药外,他还增加更多实验性的改变心智药物,尤其是中情局最感兴趣的LSD和PCP。

  他也为抹除心智的弹药库增添其他武器:剥夺感觉和延迟睡眠。他宣称这两种方法双管齐下,可以进一步“降低个人防卫”,使患者更容易接受录音带中的信息。中情局的金援一到,卡梅伦就用援款把医院后面的旧马房改装成隔离间。他也精心计划重修地下室,增辟一间他称为隔离室的房间。他把房间完全隔音,在里面播放白噪声,隔绝光线,让患者戴上黑色护目镜和“橡胶耳塞”,并以纸管套住患者的手和手臂,目的就像卡梅伦在1956年的论文中说的,“避免他碰触身体 借以干扰他的自我印象”。但赫布的学生只忍受数天的知觉剥夺就得以脱困,卡梅伦却让他的患者承受数周之久,其中一位被关在隔离间整整35天。

  卡梅伦进一步在所谓的睡眠室隔绝患者的知觉,他们每天有20到22小时处在药物所致的睡梦中,护士每两个小时为他们翻身以避免褥疮,只在吃东西和上厕所时被弄醒。患者被保持在这种状态15到30天,但卡梅伦报告说:“部分患者曾被施以连续65天睡眠治疗。”医院员工受指示不许患者说话,而且不得告诉他们已在房间待多久。为了确保没有人从这种梦魇脱逃,卡梅伦给一群患者小剂量有麻痹作用的箭毒素(Curare),实际上等于把他们囚禁在自己身体的牢笼。

  卡梅伦在1960年的论文中说,有“两大因素”能让人维持“时间感和空间感” 换句话说,让我知道我们在哪里和我们是谁。这两大因素是“我们持续不断的感官输入,以及我们的记忆”。卡梅伦用电击来抑制记忆;用隔离间来抑制感官输入。他决心强迫患者完全丧失他们对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卡梅伦相信有些患者会根据进食来判断一天的时间,因此下令厨房改变进食的时间和食物,早餐供应汤,晚餐则供应麦片粥。“改变用餐间隔和菜色,使预期的时间产生混淆,我们就能打破这种结构。”卡梅伦得意洋洋地说。然而他发现即使他已想尽办法,有一位患者仍然与外界世界保持联系,方法是注意每天上午九时飞越医院上空的飞机,发出“极轻微的轰隆声”。

  对熟悉酷刑幸存者证词的人来说,这些细节听来令人心痛。当那些囚犯被问及他们如何度过数个月或数年的隔离与残暴对待时,往往提到听见远方教堂的钟声,或清真寺呼唤信徒祈祷,或儿童在附近公园嬉戏的声音。当生活被限缩到只剩囚房的四面墙壁时,这些外界声响的节奏便成了某种救生索,证明囚犯还是人,而在折磨之外仍有一个世界。“我听到四次外面的小鸟在日出时的鸣叫,所以我知道过了四天。”一位当年乌拉圭独裁统治的幸存者,在回忆遭到极为暴虐的刑讯时说。亚伦纪念研究所地下室那位身份不明的女士在一片阒暗中,在药物和电击的影响下,仍竭力倾听飞机的引擎声;她并非医生照顾下的患者,而是被刻意囚禁以施行酷刑的犯人。

  有数项强力的证据,显示卡梅伦很清楚他在模拟酷刑的情境。身为坚定的反共分子,他乐此不疲地把他的患者当成冷战的一部分。1955年在接受一家流行杂志的访问中,他公开比较他的患者和面对审讯的战俘,说他们“像共产党的战俘,往往会抗拒治疗,因此必须打破抗拒”。一年后,他写道,去模式的目的在于“真正 消耗 防卫”,并且指出“这就像瓦解接受持续审问的个人”。到1960年,卡梅伦已开始演说他的知觉剥夺研究,不只是对其他精神病学家演说,也对军方的听众演说。在德州布鲁克斯空军基地(Brooks Air Force Base)发表的谈话中,他没有说自己在治疗精神分裂症,反而承认知觉剥夺“制造了精神分裂的初期症状” 幻觉、极度焦虑,还有与现实世界脱节。在这场演说的笔记中,他提到知觉剥夺后施以“输入超载”(input-overload),指的是他采用的电击和不断反复播放录音带 同时也预告了一种即将诞生的审讯技术。

  中情局资助卡梅伦的研究直到1961年,之后许多年美国政府如何利用他的研究,外界并不清楚。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情局资助这些实验的证据终于在参议院的听证会曝光,患者也对中情局提出史无前例的集体诉讼,但新闻界和国会议员往往倾向接受中情局的说辞:中情局是在进行洗脑技术研究,为的是保护被俘虏的美国士兵。新闻界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政府资助迷幻药经验的耸动细节。事实上,最大的丑闻是,中情局和卡梅伦轻率而毫无道理地,以他们的实验撕碎许多人的生活 那些研究似乎一无用处:当时所有人都已知道,洗脑只是冷战时期的迷思。中情局本身就鼓励这种说法,宁可被嘲笑是迷信科幻小说的小丑,而不愿张扬资助一家声名卓著的大学进行酷刑实验 而这种避重就轻确实有用。第一位和卡梅伦搭上线的中情局精神病学家吉廷杰(John Gittinger),被迫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时,说资助卡梅伦是“一个愚蠢的错误 一个可怕的错误”。当听证会要MK-Ultra计划前主持人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解释,为什么他下令销毁这个2500万美元计划的所有档案时,他回答“MK-Ultra计划未能为中情局带来任何真正有价值的结果”。在80年代MK-Ultra计划曝光时,主流媒体报道与著作的调查,都一致把这些实验描述为“心智控制”和“洗脑”。“酷刑”这个词从未被用过。

  恐惧的科学


  1988年,《纽约时报》对美国涉入洪都拉斯的酷刑与暗杀,展开历来仅见的调查。洪都拉斯以暴虐而恶名远播的3116营审讯官卡瓦列罗(Florencio Caballero)告诉《纽约时报》,他和24名同僚被送到德州接受中情局的训练。“他们教我们心理方法 研究囚犯的恐惧和弱点。让他站着,不准他睡觉,不让他穿衣服并隔离他,放老鼠和蟑螂在他的牢房里,给他很差的食物,要他吃动物尸体,对他泼冷水,改变温度。”还有一项他未提到的技巧:电击。一位被卡瓦列罗及其同僚审讯的24岁囚犯穆里略(Ines Murillo)对《纽约时报》说,她被电击的次数多到她“尖叫,并因为休克而跌倒。你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尖叫”。她说:“我闻到焦味,发现身上的毛发因为电击而燃烧。他们说会折磨到我发疯。我不相信他们说的,但是接着他们把我的腿张开,把电线插进我的生殖器。”穆里略也说,房间里还有别的人:一位美国人提示她的审讯者问问题,他们称呼他“麦克先生”。

  这些消息的揭露促使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SCI)举行听证会,中情局副局长史托兹(Richard Stolz)在会中证实:“卡瓦列罗确曾参加中情局的人力资源发展或审讯课程。”《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引用信息自由法案提出申请,想调阅用来训练卡瓦列罗这些人的课程教材。中情局多年来拒绝提供;最后在控告的威胁下,初次报道九年之后,中情局才拿出一本叫《库巴克反情报审讯》(Kubark Counterintelligence Interrogation)的手册。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手册名称的代号“库巴克”(Kubark)是化名,前两个字母“Ku”是随机选取的字母,“BARK”则是中情局当时为自己取的代号。晚近的报道揣测“Ku”代表“一个国家或一个特定的秘密活动”。这本128页的机密手册内容是“对抗拒来源进行审讯”,主要根据MK-Ultra计划委托的研究写成 里面处处可见卡梅伦与赫布实验的痕迹。方法涵盖从知觉剥夺到压力姿势(stress position),从覆盖头巾到制造疼痛。(手册中一开始就承认这些技术有许多并不合法,并指示审讯者“在下列情况下要事先获得总部批准:一、如果必须施以身体伤害。二、如果要使用医疗、化学或电气方法或材料,以使人吐实时”。)

  手册是日期是1963年,也就是MK-Ultra计划的最后一年,中情局赞助的卡梅伦实验结束两年后。手册宣称,如果妥善使用这些技术,它们可以“摧毁抗拒来源的抗拒能力”。结果证明这是MK-Ultra计划真正的目的:不是研究洗脑(洗脑只是次要的计划目标),而是要设计一套有科学根据的系统,以便从“抗拒来源”榨取信息。换句话说,刑讯。

  手册第一页开宗明义说,手册内容描述“审讯的方法,根据的是广泛的研究,包括由相关领域专家进行的科学研究”。它代表刑讯进入了一个精确、精致的新时代 不再是西班牙宗教裁判(Spanish Inquisition)以来被视为标准做法的血腥而粗糙的拷打。手册在类似序言的部分写着:“情报单位若能运用相关的现代知识来解决问题,将可拥有极大的优势,凌驾那些采用十八世纪的方法进行秘密活动的单位 关于审讯技术,我们已不可能不提到过去十年进行的心理研究。”接下来的内容就是指导瓦解人格的技术。

  手册包括一节冗长的知觉剥夺,并引述“麦吉尔大学进行的数项实验”。里面描述如何建造隔离室,并说“剥夺刺激也能引起退化,因为不让实验对象的心智接触外界世界,会迫使它转向自己。另一方面,借由审讯时刻意提供的刺激,往往能让退化的对象把审讯者视为父亲角色”。信息自由法案也要求中情局提供手册的更新版本,即1983年出版供用于拉丁美洲的版本。手册上说:“窗户设在墙壁的位置应该高些,以便阻绝光线。”

  这就是赫布担心的:把他的知觉剥夺方法用作“可怕的审讯技术”。但库巴克技术的核心部分采用的是卡梅伦的研究,以及他用来干扰“时间-空间感”的配方。手册上描述几种在亚伦纪念研究所地下室用来让患者去模式的技术:“基本原则是,审讯应该事先规划,以便干扰来源的时间顺序感 持续操纵时间可能使部分被审讯者退化,方法是拨慢或拨快时钟,以及在奇怪的时间供应正餐 上一次供应餐点之后十分钟或十个小时。混淆白天与晚上。”

  最能引发库巴克作者想象力的(甚于任何个别技术),莫过于卡梅伦对退化的钻研 即剥夺人对自己是谁,以及处在什么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可以让成人转变成依赖的儿童,心智就像白板而容易接受暗示。作者反复再三回到这个主题。“所有用来穿透审讯障碍的技术,从简单的隔离到催眠和麻醉等各种手段,都是加速退化过程所不可或缺的方法。当被审讯者从成熟跌回婴儿状态,他学习得来或已形成结构的人格特征,也随之消失。”这正是囚犯进入“心理休克”或先前提过的“生命暂停”的状态 也就是折磨者的甜蜜点(sweetspot),抗拒来源已更加容易接受暗示,更可能屈服。

  威斯康里大学历史学家麦考伊(Alfred W.McCoy)在他写的《对刑讯的质疑:中情局从冷战到反恐战争以来的审讯》书中,记录宗教裁判以来刑讯技术的演进,并描述库巴克手册里以知觉剥夺和知觉超载引发休克的方法,是“超过三个世纪以来,残酷科学第一次真正的革命”。麦考伊指出,若非麦吉尔大学1950年代的实验,这一切不可能发生。“除了一些诡异的极端做法外,卡梅伦博士的实验,以及更早赫布博士的突破,为中情局两阶段的心理刑讯方法奠立了科学基础。”

  不管库巴克的方法在哪里传授,一些明确的模式已经成形,目的都在引发、加深和维持休克:就像手册教导的,囚犯都在最惊吓和迷惑的状况下被逮捕,例如在深夜或黎明的突击。他们也马上被套上头巾或眼罩,脱光衣服,遭到殴打,然后安置于某种形式的知觉剥夺下。从危地马拉到洪都拉斯,从越南到伊朗,从菲律宾到智利,使用电击都已司空见惯。

  当然,卡梅伦和MK-Ultra计划的影响还不只如此。酷刑永远是即兴创作,结合了学来的技术和人类只要不受制裁便会展露出来的残暴本能。到50年代中期,电击经常被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士兵用于对付解放战士,而且往往有精神医生从旁协助。在那段期间,法国军方领导人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Fort Bragg)的“反叛乱”学校举办讲座,教导阿尔及利亚的学生这些技巧。不过,卡梅伦使用高剂量电击的特定方法不只是为造成痛苦,而是带有抹除结构化人格的特定目的,这一点显然吸引中情局的注意。1966年,中情局派三名精神病学家到西贡,带着卡梅伦偏爱的佩奇-罗素电击器,并且因为不加节制的使用导致数名囚犯死亡。据麦考伊的记述:“实际上他们是在测试,在现实情况下,卡梅伦在麦吉尔大学发展的 去模式 技术,能否真的改变人类行为。”

  对美国情报官员来说,亲自执行酷刑很少见。从70年代开始,美国情报人员偏爱的角色是指导者或训练员 不是直接审讯者。70和80年代中美洲酷刑幸存者的证词,经常提到神秘的操英语男性进出审讯房,建议审讯的问题和提供指示。1989年遭绑架并囚禁在危地马拉的美国修女奥尔蒂斯(Dianna Ortiz)作证时说,强暴她并用香烟烫她的男人说的西班牙语带着浓重的美国腔,其他人都称他为“老板”。哈伯瑞(Jennifer Harbury)的丈夫被一名由中情局支薪的危地马拉官员折磨致死,她在自己写的一本重要著作《真理、酷刑与美国之道》(Truth,Torture and the American Way)中,记录了许多这类案例。

  虽然华盛顿当局后来已明文禁止,但美国在这些肮脏战争(dirtywar)中扮演的角色,向来都秘密进行,而且不得不如此。不管是生理或心理的酷刑,都明显触犯《日内瓦公约》全面禁止的“任何形式的酷刑或残暴”,也违反美国陆军本身的《统一军事法典》禁止对囚犯施以“残暴”和“压迫”。库巴克手册在第二页警告读者,手册中的技巧有“遭司法追诉的严重风险”,而1983年的新版本更直截了当说:“利用武力、心智酷刑、威胁、侮辱,或任何使人暴露于不舒服的形式,或非人道的对待,作为审讯的协助,在国际或国内都是法律禁止的行为。”简单地说,他们教导的东西原本就是非法、秘密的。如果有人质疑,他们会说,美国情报单位只是在教导发展中国家的学生现代化的专业警察方法 他们不为课堂外发生的“过度行为”负责。

  2001年9月11日,连这个长期坚持的、似乎言之成理的否认,也被抛到九霄云外。恐怖分子攻击世贸双塔和五角大楼,是与库巴克手册中的想象完全不同的震撼,但它的效应却非常类似:彻底的迷惑、极端恐惧与焦虑,以及集体退化。就像库巴克审讯者扮演“父亲角色”一样,布什政府很快利用这种恐惧,扮演起保护的全能父亲角色,准备借一切必要手段防卫“国土”及其脆弱的子民。美国政策的改变可以用副总统切尼对“黑暗面”工作的可耻谈话来概括,但这不代表布什政府拥抱的技术是较仁慈的前朝政府所唾弃的(就像许多民主党人宣称的。历史学家韦尔斯[GarryWills]称之为美国的“原无罪”[original sinlessness]迷思);这种大转变只不过表示,以往由代理人执行、发生在远方而能轻易否认的事,现在可以直接执行而且公开辩护了。

  尽管有这些外包(outsoucing)酷刑的议论,布什政府真正的创新却是内包(in-sourcing),由美国公民在美国管理的监狱里刑讯犯人,或直接透过“非常规引渡”(extraordinary rendition),以美国飞机运送到第三国。这是让布什政权与众不同的地方:9·11攻击之后,它敢于要求酷刑的权利而不觉得羞耻。这让布什政府可能面临刑事追诉 但它靠修改法律来处理这个问题。一连串的事件大家都已知道: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布什授权下,下令在阿富汗俘虏的犯人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因为他们是“敌对战斗人员”(enemy combatant),而非战俘;这个观点也获得当时白宫顾问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确认(后来他出任美国司法部长)。接着,拉姆斯菲尔德批准一连串在反恐战争中使用的特殊审讯做法,其中包括中情局手册描述的手段:“使用隔离设施最高达30天”、“剥夺光线和声音刺激”、“羁押者在运输和讯问期间可以用头巾覆盖头部”、“脱去衣服”,以及“利用个别羁押者的恐惧心理(例如害怕狗)以制造压力”。根据白宫的说法,酷刑仍然被禁止,但现在若要符合酷刑的定义,施加的痛苦必须“达到产生像器官衰竭等严重生理伤害的程度”。根据这些新规范,美国政府可以自由使用1950年代在层层保密与否认下发展的方法 跟以前不同的是,现在可以公然为之,不必担心遭追诉。因此在2006年2月,中情局的顾问单位情报科学委员会(Intelligence Sciences Board),出版一份由国防部资深审讯官写的报告,公开表示“仔细阅读库巴克手册是所有参与审讯者必做的事”。

  这项新命令首当其冲的第一个人,是美国公民兼前帮派成员帕迪拉(Jose Padilla)。2002年5月,他在芝加哥欧海尔(O Hare)机场遭逮捕,被控意图制造一颗“脏弹”(dirtybomb,编按:含有放射性物质的传统炸弹)。但帕迪拉没有被起诉,也未经由法院体系处理,而是被归类为敌对战斗人员,并遭到剥夺所有权利。帕迪拉说,他被带到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海军基地的监狱后,被注射他认为是LSD或PCP的药物,并遭到密集的知觉剥夺:他被关在小房间,窗户的光线被隔绝,不准有时钟或日历。每次离开房间时,他都被脚镣手铐,眼睛覆盖黑色护目镜,并以厚重的耳机阻绝声音。帕迪拉被留置在这种情况下1307天,除了他的审问者外,被禁止与任何人接触。当审问者讯问他时,便以强烈的光线和巨大的声音轰炸他饥渴的感官。

  帕迪拉在2006年12月获准出席法院听证,虽然导致他被逮捕的脏弹指控已经撤销。他被指控与恐怖分子联络,但他已经无法为自己辩护:根据专家证词,卡梅伦的退化技术已彻底摧毁他成人的部分,这也是这套技术设计的原意。“长期对帕迪拉先生施以刑讯已造成他心智与生理的伤害。”他的律师对法庭说,“政府对待帕迪拉的方式已夺走他的人格。”一位评估他的精神病学家作结论说,他“缺少为自己辩护的能力”。不过,布什指派的法官坚持帕迪拉足以接受审判。即使只是能接受公开审判,也让帕迪拉的例子显得极为特殊。还有成千上万被羁押在美国监狱的囚犯 那些和帕迪拉不同,不是美国公民的人 经历过类似的酷刑对待,却没有接受公开审判的权利。

  许多人在关塔那摩逐渐枯萎。被拘禁在关塔那摩湾的澳洲人哈比卜(Mamdouh Habib)曾说:“关塔那摩是一个实验 他们实验的是洗脑。”从关塔那摩流出的证词、报告和照片,看起来确实像1950年代的亚伦纪念研究所被搬到古巴。遭拘禁的囚犯先是接受严格的知觉剥夺,戴上头套和阻绝光线的护目镜,以及阻绝所有声音的厚耳机。他们被留在隔离室几个月,被带出房间只为了用狗吠声、闪光灯和不断重复播放的婴儿哭声、吵闹的音乐及猫叫声录音带,轰炸他们的感官。

  对许多囚犯来说,这些技术的效果很像50年代亚伦研究所中的效果:完全退化。一位被释放的英国籍囚犯告诉律师,这所监狱现在已有一整区叫德尔塔区(Delta Block),专门用来关“至少50名”永远处于意识不清状态的囚犯。一封联邦调查局(FBI)写给五角大楼的信已经解密,里面描述一位很重要的囚犯“被长期隔离超过三个月”,并“出现符合极度心理创伤迹象的行为(对不存在的人说话、报告听到声音、一连数个小时蜷曲在被单中)”。前美国陆军回教随军牧师耶义(James Yee)曾在关塔那摩工作,他描述德尔他区的囚犯显露典型的极度退化。“我会停下来和他们说话,他们会以小孩似的声音回答我,说的话完全不知所云。许多人会大声唱儿歌,不断反复唱。有些人会站到铁床架的上面,举止就像小孩,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和我弟弟玩的山霸王(Kingof the Mountain)的游戏。”情况在2007年1月显著恶化,有165名犯人被移往监狱的另一区,即所谓的第六营(Camp Six),那里的钢制隔离房禁止任何人接近。代表数名关塔那摩囚犯的律师韦列特(Sabin Willett)警告说,如果情势继续恶化:“那里将变成疯人院。”

  人权组织指出,关塔那摩尽管骇人听闻,却是美国经营的海外审讯监狱中最好的,因为它开放有限度的监督给红十字会和律师。不知名的囚犯纷纷在世界各地所谓的黑牢(black sites)网络消失,或被美国情报当局透过非常规引渡运往外国管理的监狱。脱离这些梦魇的囚犯作证说,他们遭到各式各样的卡梅伦式震撼技术。

  意大利神职人员纳瑟(Hassan Mustafa Osama Nasr)在米兰街头,遭一群中情局密探和意大利秘密警察绑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后来写道,“他们开始打我的肚子和全身各处。他们用宽胶带缠绕我的整个头和脸,在我鼻子和脸上挖洞让我呼吸。”他们把他送往埃及,让他住在没有光线的小房间,那里“蟑螂和老鼠爬过我的身体”,持续14个月。纳瑟直到2007年2月仍被关在埃及的监牢,但设法私运出一封11页的信,记述他遭到虐待。

  他写出自己不断遭到电击的酷刑。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他被“绑在一个绰号叫 新娘 的铁制拷问台,然后遭到电击器攻击”,又“被绑在地板的湿床垫上,一名审讯者坐在架于囚犯肩膀上的椅子,另一名审讯者则打开一个开关,让电流通过床垫的钢圈。据国际特赦组织,他的睾丸也遭电击”。

  我们有理由相信,电击酷刑用在美国俘虏的犯人身上并非孤立事件,而这个事实在讨论美国是否确实有动用酷刑或只是“创造性的审讯”中,几乎完全被忽略。关塔那摩囚犯杜沙利(Jumahal-Dossari)曾试图自杀十几次,他被美国羁押在阿富汗坎大哈(Kandahar)时,透过给律师的书面证词说:“审讯者带来一个像手机的小装置,但那是电击器。他开始电击我的脸、我的背、我的四肢和我的生殖器。”

  来自德国的库纳兹(Murat Kurnaz)在美国管理的坎大哈监狱,也遭到类似的待遇。“那时候一切刚开始,所以完全没有规则。他们有权做任何事。他们每次都殴打我们。他们使用电击。他们把我的头压到水里。”

  重建失败


  在我们初次见面快结束时,我要求卡斯特纳告诉我更多她的“电击梦”。她说,她经常梦到一排排的患者,飘进和飘出药物诱发的睡眠。“我听到有人尖叫、呻吟、哀鸣;有人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记得走进那个房间的感觉,我全身冒汗,恶心,反胃 我的头部还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好像一团东西,而不是一个头。”卡斯特纳描述这些时,突然像飘到遥远之处,颓坐在她的蓝色椅子上,呼吸变成咻喘。她眼帘下垂,但我可以看到眼帘下的眼珠快速颤动。她把手放在右太阳穴上,以突然变沉重和恍神的声音说:“我陷入回忆中,你必须把我带回来。告诉我伊拉克的情况 告诉我那里有多糟。”

  我思索适合这种怪异情境的战争故事,想到绿区(Green Zone)里的生活中一些相对较亲切的事。卡斯特纳的脸渐渐放松,呼吸慢慢变深。她的蓝眼睛再度注视我。“谢谢你,”她说,“我刚才陷入回忆里。”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告诉我的。”

  她倾身在一张纸片上写东西。

  那天晚上离开卡斯特纳后,我不断想着当她要求我说有关伊拉克的事时,我没告诉她的事。我想告诉她却无法启齿的是,她让我想到伊拉克的事;我忍不住想到发生在她(一个饱受休克的人)身上的事,与发生在伊拉克(一个饱受休克的国家)的事,两者有着某种联结,都是同样可怕的理论的不同展现。

  卡梅伦的理论根据是,把他的患者打击到混乱的退化状态,可以为他创造“重建”健康模范市民的条件。这让卡斯特纳吃足苦头,她的脊椎骨折,记忆破碎,但卡梅伦在他的著作里幻想自己的破坏行为是一种创造,是给幸运患者的礼物,因为这些患者将在他无情的去模式下获得重生。

  卡梅伦在这方面可以说彻底失败。不管他如何设法让患者退化,他们从未吸收或接受不断反复播放的录音带信息。虽然他是摧毁人的天才,却无法重建他们。卡梅伦离开亚伦纪念研究所后展开的追踪研究发现,他的前患者有75%在接受治疗后,病情比住院前更严重。他的患者在住院前有全职工作的人,有超过半数无法再全职工作,而且有许多人像卡斯特纳那样,深受许多新的生理与精神病痛之苦。“心理驱力”不管用,连一点效果都没有,亚伦纪念研究所最后禁止这种疗法。

  现在回顾已经很明显,问题出在这整套理论的前提:在疗愈发生前,必须抹除既有的一切。卡梅伦相信如果他把患者的习性、模式和记忆完全消灭,就能达到纯粹空白石板的状态。但不管他多固执地电击、下药和混淆患者,他从未达到目的。结果证明适得其反:他愈摧毁,他的患者受创就愈重。他们的心智并非“空白”,反而是一片混乱,他们的记忆断裂,他们的信任遭出卖。

  灾难资本主义同样未能区别破坏与创造、伤害与疗愈。这是我在伊拉克紧张地扫视满目疮痍的大地、等待下一个爆炸时,经常萌生的感觉。震撼的救赎力量的狂热信仰者,以及美英侵略行动的策划者,想象他们使用的武力会如此震撼、如此难以抵挡,让伊拉克人陷入某种生命暂停的状态,就像库巴克手册所描述的那样。在稍纵即逝的机会,伊拉克的侵略者还会悄悄施加另一种经济震撼,以便在入侵后的伊拉克空白石板上,创造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的模范。

  但空白石板并不存在,只有废墟和遭到重创的愤怒人民 当他们抗拒时,就会遭到更多震撼,其中有些震撼根据的就是许多年前在卡斯特纳身上进行的实验。“我们的确很擅长摧毁东西,但直到有一天我开始在这里花更多时间建设而非战斗时,那才是美好的一天。”美国陆军第一装甲师指挥官基亚雷利(Peter W.Chiarelli)将军,在战争正式结束一年半后说。那一天永远没到来。和卡梅伦一样,伊拉克的震撼医生懂得摧毁,但他们似乎无法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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