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另一类医生的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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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另一类医生的休克

　　经济技术官僚也许能拟订较进步的税务改革方案，提出新社会福利法案，或修改汇率体制的某部分，但他们几乎不可能从一片空白中开始筹划，完整地全盘建立起他们偏爱的经济政策架构。

　　——哈伯格（ArnoldHarberger），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98年

　　很少有学术环境像195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那样被过度神话，那个系自认不是一所学系，而是一个思想学派。它不只是训练学生，而是在建立和强化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of Economics），一个保守主义学术派阀的发源地，其思想代表一座革命堡垒，对抗当时主流的“国家主义”（statist）思维。从社会科学大楼门口的标语“科学即度量”（ScienceIs Measurement）底下，走进传奇的午餐室，学生们在这里借挑战巨人般的教授，磨炼他们的智识勇气。他们追求的绝非学位这类平庸的东西，吸引他们的是加入一场战斗，就像保守派经济学家兼诺贝尔奖得主贝克（Gary Becker）说的：“我们是跟同行大多数人战斗的勇士。”

　　就像同一时期卡梅伦的麦吉尔大学精神医学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受到一个野心勃勃且充满魅力的人所宰制，他的使命是对他的专业发动一场彻底的革命。这个人就是弗里德曼。虽然许多弗里德曼的导师和同僚，和他一样狂热信仰完全的放任主义，但让这个学系感染这种革命狂热的却是弗里德曼的精力。“许多人老爱问我：为什么你这么兴奋？你准备出去和美女约会吗？ ”贝克回忆说，“我回答：不是，我要去上一堂经济学课！当弗里德曼的学生感觉确实很神奇。”

　　弗里德曼的使命和卡梅伦一样，建基在一个回到“自然”健康状态、一切处于平衡、人类的干预尚未制造扭曲模式的梦想。卡梅伦梦想让人类的心智回到纯净状态，而弗里德曼梦想去模式的社会，让社会重返纯资本主义的状态，免于一切干扰政府法规、贸易障碍，以及既得利益。弗里德曼也和卡梅伦一样，相信当经济高度扭曲时，恢复堕落前状态的唯一方法是刻意施加痛苦的休克：只有“苦药”能铲除阻挡进步之路的扭曲和坏模式。卡梅伦以电击施加休克；弗里德曼选择的工具是政策他对危难国家的大胆政客建议的休克疗法。不过，和卡梅伦不同的是，卡梅伦可以把他的独门理论立即施加在不知情的患者上，弗里德曼却需要二十年和数个历史转折，才有机会把他彻底抹除和创造的梦想，实施在真实世界中。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创建者之一奈特（Frank Knight）认为，教授应该“灌输”学生一个信念，即每一套经济理论都是“体系神圣的一部分”，而非可辩论的假设。芝加哥经济学派教导的神圣理论核心，就是供给、需求、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经济力量，就像自然力量一样，是固定且无可改变的。芝加哥学派的课堂和教科书所想象的真正自由市场里，这些力量以完美的平衡存在，供给与需求此起彼落，有如月球牵引潮汐。如果经济体发生高通货膨胀，根据弗里德曼严格的货币主义（monetarism）理论，这一定是因为被误导的决策者容许太多钱进入体系，而未让市场找到其平衡。就像生态体系会自我规律、自己保持平衡，市场若听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制造出恰好数量和恰好价格的产品，由领取恰好工资的工人制造，让他们也拥有恰好的购买能力也就是一个充分就业的伊甸园，充满无限的创造力和零通货膨胀。

　　哈佛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说，热爱理想化的体系是激进派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基本特质。资本主义被视为“有如珍宝的运作”，或“天体运行的规律一项艺术杰作，令人忍不住联想到阿佩利斯（Apelles，编按：古希腊画家）著名的绘画，画着一串如此写实的葡萄，以致鸟儿会飞来想啄食它们”。

　　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证明他们狂热的想象能在现实世界的市场存活。弗里德曼向来自诩于视经济学为一门科学，就像物理学或化学是科学般一丝不苟。但自然科学家可以用元素的行为来证明他们的理论，弗里德曼却无法举任何存在的经济体，证明如果所有“扭曲”都被排除，留下来的就会是一个完全健康与富足的社会，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符合完全放任主义的标准。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无法透过央行和贸易部测试他们的理论，不得不在社会科学大楼地下室的工作间，构思独特、复杂的数学方程式和计算机模型，以便解释他们的理论。

　　对数字和系统的热爱，把弗里德曼引导到经济学。在他的自传里，他说他的顿悟是因为高中的几何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勾股定理，并引述济慈的《希腊古瓮颂》来赞叹它的优美：“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是你在世间所能知，所该知的一切。”弗里德曼把对这种涵盖一切的美妙体系的狂喜，以及对单纯、优美与精确的追寻，传承给数个世代的经济学者。

　　和所有基本教义派信仰一样，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对其忠贞信仰者来说，是一个封闭的循环。一开始的前提是，自由市场是一个完美的科学体系，在其中的个人根据自利的欲望行事，创造出对所有人的最大利益。其次无可避免的是，如果自由市场经济出了什么差错高通货膨胀或失业率激升一定是因为市场并非完全自由。体系中必然有一些干涉、一些扭曲。芝加哥学派的解决之道永远不变：更严格、更彻底地实行基本教义。

　　弗里德曼2006年去世时，讣闻作家忙着摘记他丰富的遗教。有一则讣闻这么写：“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自由价格、消费者选择及经济自由，为世界带来我们今日享有的繁荣。”这只对了一部分。世界繁荣的性质谁享有它，谁没有，它从何处来当然具有高度争议。无可争辩的是，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原则，以及他实施原则的独到策略，确实让一些人极为繁荣，为他们带来几近完全的自由可以无视国界存在、避开法律规范与税金，以及蓄积新的财富。

　　这种思考赚大钱理论的本事，显然源自弗里德曼的童年。他的父母从匈牙利移民到美国，在新泽西州罗韦市（Rahway）买下一家成衣厂，一家人住的公寓就在工厂同一栋建筑。弗里德曼后来写道：“以今日的标准来看，称得上是血汗工厂。”对血汗工厂老板来说，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帮移民工人组织工会，要求制订安全规范和周末休假还在放工后开会讨论工人所有权的理论。身为老板的儿子，弗里德曼无疑听到许多与这些辩论大不相同的观点。后来他父亲的工厂倒闭，但弗里德曼经常在演说和电视节目谈到它，并且援引作为放任式资本主义好处的例子证明即使是最糟、最不受规范的工作，都能提供人们攀上自由与繁荣阶梯的第一步。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吸引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主张工人权力的激进左派思想席卷世界各地时，它提供了既得利益者防卫的方法，而且其性质也一样激进，本身也充满理想主义。弗里德曼自己就说，他的想法不是保护工厂主人支付低薪的权利，而是追求尽可能纯粹的“参与式民主”，因为在自由市场，“每个人可以投票决定他喜欢的领带颜色”。左派人士许诺工人免于老板宰割、公民免于独裁统治、国家免于殖民主义压迫，而弗里德曼许诺的是“个人自由”，把个人公民提升到超越任何集体企业之上，使他们能借由消费者选择表达绝对的自由。“特别令人振奋的是，它具有跟马克思主义吸引当代年轻人一样的特质，”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经济学家帕廷金（Don Patinkin）回忆说，“纯粹和明显的逻辑完整性；理想主义结合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有他们的工人乌托邦，而芝加哥学派也有他们的创业家乌托邦，双方都宣称如果能实现理想，将为世界带来完美与平衡。

　　一个千古不变的问题是，如何从这里，通达那个神奇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很清楚：革命推翻既有的体系，以社会主义取代。对芝加哥学派来说，答案可没那么直接。美国虽然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对他们来说还不完全是。在美国，以及所有理论上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芝加哥学派都处处看到干涉。为了让产品更负担得起，政治人物设定价格；为了减少工人被剥削，他们制定最低工资；为了确保所有人接受教育，他们由国家来掌控教育。这些措施通常看起来是为了帮助人民，但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相信而且以他们的模型“证明” 它们对市场的平衡造成难以估计的伤害，也危及市场传达各种信息、互相沟通的能力。因此芝加哥学派的使命就是净化这一切扫除市场的干扰，让自由市场大鸣大放。

　　因为这个理由，芝加哥学派并未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真正的敌人。真正的问题来源将是美国的凯恩斯学派、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当时称作第三世界的发展主义者（developmentalist）的思想。这些人信仰的不是乌托邦，而是混合式的经济。这种经济在芝加哥学派眼中，是混杂了资本主义的消费性产品制造与流通、社会主义的教育、由国家经营水服务等基本民生事业，以及用各种法律来节制极端资本主义的丑八怪。芝加哥学派就像宗教原教旨主义一样，他们不情愿地尊敬不同信仰的原教旨教派，及公开承认的无神论者，却鄙视不纯粹的信仰者，所以他们向这些拼凑混搭型的经济学家宣战。他们想要的其实不是革命，而是资本主义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回到未受污染的资本主义。

　　这种纯粹主义一大部分来自弗里德曼的导师哈耶克，他在1950年代也在芝加哥大学教过一阵子书。这位严峻的奥地利人曾警告，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涉都将导致社会“走向奴役之路”，必须彻底去除干涉。长期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的哈伯格说，“这些奥地利人”（当时大家如此称呼这个学派中的学派）极端狂热，认为任何的国家干涉不仅是错误，而且是“邪恶的就像有一幅漂亮但十分复杂的画，本身有着完美的和谐，然而却有一个本来不应存在的斑点，万分可惜完美被一点瑕疵玷污了” 。

　　1947年，弗里德曼与哈耶克在瑞士朝圣山，与一群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成立朝圣山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当时政府应该放任企业统治世界的想法还不被多数人接受。1929年市场崩盘及大萧条的记忆犹新许多人毕生积蓄一夕间化为乌有、自杀、施粥所、处处可见的难民。市场创造的灾难规模之大，导致迫切需要政府大举干预。大萧条并未宣告资本主义死亡，但就像几年前凯恩斯预测的，它宣告了“放任主义的终结” 结束了让市场规范自己的时代。1930年代到1950年代初，是一段政府大举干涉的年代：新政的锐意改革之后是全国积极备战，新的社会计划纷纷推出，以创造迫切需要的就业，避免更多人转向激进的左派。在这个时代，左派与右派的妥协不再是肮脏事，而是许多人眼中的高贵行为，就像凯恩斯1933年写信给小罗斯福总统说的，这是“正统与革命”被摆到一边，任它们“自己去争吵”的时代。在美国传承凯恩斯学说的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描述当时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的首要使命，就是“躲过萧条和避免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对贫穷宣战的急迫感。纳粹主义在德国生根时正值德国处于民生凋敝中，原因是第一次大战后施加的惩罚性战败国赔偿条款，1929年的崩盘更使情势恶化。凯恩斯之前就已警告，如果世界对德国的贫穷采取放任策略，反扑的力量将很猛烈：“我敢预测，复仇将既猛又迅速。”这些话在当时未受重视，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开始重建时，西方强国已纷纷接受，市场经济原则必须保证足够的基本尊严，以避免幻灭的人民再向往迷人的意识形态，不管是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务实的态度创造了所有今日我们称为“正派”（decent）资本主义的东西美国的社会安全计划、加拿大的公共医疗保险、英国的社会福利、法国与德国的劳工保障。

　　一种类似、但较激进的情绪则在发展中世界崛起，通常冠上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或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之名。发展主义经济学家宣称，他们的国家只有追求对内导向的工业化策略，最终才能摆脱贫穷的循环，而不能依赖把自然资源出口到欧洲和北美，因为当时资源的价格正不断下跌。他们主张管制，甚至把石油、矿产和其他重要产业国有化，以便把相当比率的收入投入政府推动的发展计划。

　　到1950年代，发展主义和富裕国家的凯恩斯学派与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创造出一连串足以夸耀世人的成功故事。发展主义最进步的实验室是人称南锥（Southern Cone）的拉丁美洲南端国家：智利、阿根廷、乌拉圭，以及巴西部分地区。震中是设于智利圣地亚哥的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在1950年到1963年间由经济学家普雷比施（Raul Prebisch）担任主席。普雷比施教导一群经济学家发展主义理论，并派他们担任南美洲各国政府的政策顾问。像阿根廷的庇隆（Juan Peron）这类民族主义政治人物，都热烈推动他们的构想，投入大笔公共资金在基础建设计划，如公路和钢铁厂，给予国内企业大方的补贴以兴建新工厂、生产汽车和洗衣机，并以极高的关税阻挡外国进口产品。

　　在这段大刀阔斧的扩张期，南锥国家逐渐比拉丁美洲或第三世界的其他国家更像欧洲和北美。新工厂的工人组织势力庞大的工会，谈判中产阶级的工资，他们的小孩则被送进新盖的公立大学念书。这个地区的马球俱乐部精英，与广大的农民大众间的鸿沟开始拉近。到1950年代，阿根廷已拥有南美洲最大的中产阶级，而邻国的乌拉圭人民识字率高达95％，且所有国民享有免费医疗。发展主义在这段期间如此成功，使拉丁美洲的南锥变成全世界贫穷国家鲜明的象征：证明只要有聪明、务实的政策，并积极推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分裂确实可以弥合。

　　这些成功的管理经济体北半球的凯恩斯学派国家，以及南半球的发展主义国家让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走进一段黑暗期。芝加哥学派在哈佛、耶鲁和牛津的死对头，纷纷被总统们和总理们延揽，以协助驯服市场怪兽；弗里德曼的应该放任市场比以前更自由的大胆主张，几乎没有人感兴趣。不过，仍然有少数人对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感兴趣而且这些人还位高权重。

　　对美国跨国企业的主管来说，必须与明显较不友善的发展中世界竞争，又得面对国内势力强大且要求较多的工会，使得战后的繁荣年代反而是动荡不安的时期。经济成长迅速，创造出庞大的财富，但企业主和股东却被迫透过企业税和劳工工资，重新分配一大部分的财富。所有人都过着富足的生活，但如果回到新政前的统治，少数人原本可以过得更好。

　　凯恩斯针对放任主义的革命，让企业损失惨重，显然需要一个对抗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才能收复失土，需要一种恢复到甚至比大萧条前管制更少的资本主义。这不是华尔街本身可以带领的十字军至少在当时的气氛下不可能。如果弗里德曼的好友、花旗银行总裁里斯顿（Walter Wriston）挺身而出，主张最低工资和企业税都应废除，势必引来强盗大亨的指控。这就是芝加哥学派上场的时候。当弗里德曼这位聪明的数学家和老练的辩论家提出相同的论述时，两人所展现的质感明显地截然不同。弗里德曼的主张可能被斥为谬误，但它们被灌注了科学的公正客观氛围。让企业观点借由学术或半学术机构渗透带来的庞大利益，不仅使芝加哥学派获得充沛的捐款，而且在很短的时间让右派智库建立起遍布全球的网络，用以安插和供养世界各地的反革命佣兵。

　　一切都归结到弗里德曼单纯的信息：新政一无是处。这是为什么许多国家，“包括我的母国，误入歧途的原因”。为了导正政府的方向，弗里德曼在他第一本畅销书《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奠立了日后全球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并在美国被新保守主义运动奉为经济圭臬。

　　第一，政府必须铲除所有阻碍利润累积的法律和规范。第二，政府应出售拥有的一切资产，由追求获利的企业来经营。第三，政府应大幅缩减社会计划支出。在解除规范、私有化和紧缩支出的三部曲中，弗里德曼一一细述各种做法。如果必须课税，税率应该很低，且富人和穷人应该课以相同税率。企业应能把产品自由出售到世界任何地方，政府不应采取保护地方产业或地方所有权的作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不应该设定最低工资。对私有化，弗里德曼提议应包括医疗、邮政、教育、退休年金，甚至国家公园。换句话说，他脸不红、气不喘地呼吁推翻新政一套在大萧条之后由国家、企业与劳工三方暂时达成休战，进而避免了平民暴动的政策。不管劳工争取到哪些保护，不管国家现在提供何种服务以缓冲市场的伤害，芝加哥学派的反革命都希望讨回来。

　　它要的还不只这些它要征收劳工和政府在那几十年间积极建设的公共工程。弗里德曼呼吁政府出售的资产，是多年来投资公帑与技术的结果，没有这些投资，就无法创造出这些资产的价值。但弗里德曼关心的是，就原则来说，所有这些共享的财富都应转移到私人手中。

　　弗里德曼的观点虽然总是假借数学和科学的语言，但它们与跨国企业的利益紧密呼应，而跨国企业生性就渴望广大而不加规范的新市场。在第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扩张中，这种肆无忌惮的扩张由殖民主义提供动力借由“发现”新领土和不必支付代价即攫取土地，然后无需补偿当地住民即从地下开采财富。弗里德曼在对“福利国”和“大政府”的战争中，许诺一种新形式的快速致富但这一次不是征服新领土，而是国家本身就是新领土，要以远低于价值的价格，变卖国家的公共服务和资产。

　　向发展主义宣战

　　在1950年代的美国，私人取得这类财富还得等几十年后才发生。即使是坚贞的共和党人如白宫里的艾森豪威尔，都不可能采取像芝加哥学派主张的激进右倾政策公共服务和劳工保护仍然大受欢迎，而艾森豪威尔也想寻求连任。虽然他对扭转国内的凯恩斯主义毫无兴趣，但对以迅速而激烈的行动打击海外的发展主义却十分热衷。芝加哥大学日后就在这个运动扮演了关键角色。

　　艾森豪威尔1953年上任时，伊朗总统摩萨德（Mohammad Mossadegh）是一位发展主义者，印度尼西亚也在愈来愈野心勃勃的苏加诺手中，他倡言结合所有第三世界的国家主义政府，形成一个超级强权，以便与西方和苏联集团分庭抗礼。美国国务院特别关心的是，拉丁美洲南锥的国家主义经济体愈来愈成功。在全球一大部分国家向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靠拢的年代，发展主义者提议的“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其实是相当中道的路线。不过，拉丁美洲应该推动自己的新政这个构想，却招致强力的反对。拉丁美洲的封建地主对旧体系十分满意，因为他们坐拥丰厚的利润，并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贫困农民可用于农场和矿坑。他们愤恨地看着获利被导向发展其他产业，他们的工人要求土地重新分配，而政府则压抑他们的谷物价格以使人人买得起。在拉丁美洲做生意的美国与欧洲企业，开始对他们的政府表达类似的抱怨：他们的产品被阻挡在边界，工人要求加薪，以及最令他们警觉的是，要求把外国人拥有的矿场、银行等产业收归国有，以实现拉丁美洲经济独立梦想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这些企业利益的压力下，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圈兴起一个运动，试图把发展主义政府拉进冷战的二分逻辑中。这些鹰派警告，别被温和、民主的外表愚弄，第三世界国家主义是步上极权共产主义的第一步，应该防患于未然。这套理论的两位主要倡议者是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他的兄弟、担任刚创立的中情局头子的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在担任公职前，两兄弟曾在声名卓著的苏利文克伦威尔（Sullivan & Cromwell）法律事务所工作，曾代表许多受发展主义影响最大的公司，如摩根大通（J.P.Morgan）、国际镍矿公司、古巴蔗糖公司，以及联合水果公司。杜勒斯兄弟上台后立即采取行动：在1953年和1954年，中情局策动最早的两次军事政变，都针对较倾向凯恩斯而非斯大林的第三世界政府。

　　第一次是在1953年，中情局成功推翻伊朗的摩萨德，以残暴的国王取代之。第二次是1954年中情局赞助的危地马拉政变，是直接应联合水果公司要求而采取的行动。这家公司因昔日苏利文克伦威尔的关系而能上达杜勒斯兄弟，而当时危地马拉总统古斯曼（Jacobo Arbenz Guzman）征收该公司部分未使用的土地（但给予全额补偿），用于改造危地马拉的一部分计划，因而触怒该公司。古斯曼称他的计划是为了把危地马拉“从一个封建经济主宰的落后国家，改造成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 但显然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目标。古斯曼遭罢黜后，联合水果很快又掌控大局。

　　彻底铲除在南锥扎根较深的发展主义，则是远为艰巨的挑战。1953年两位美国人在智利圣地亚哥会面讨论的主题，就是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一位是美国国际合作署（ICA，这个机构后来改制为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智利部主任帕特森（Albion Patterson），另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舒尔兹（Theodore W.Schultz）。帕特森愈来愈担心普雷比施和其他拉丁美洲的“粉红”经济学家。他对一位同僚强调：“我们必须改变这些人造成的影响，导正他们极其恶劣的教育。”这个目标与舒尔兹的信念一拍即合，他相信美国在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战上做得不够。“美国必须整顿在海外的经济计划我们希望（贫穷国家）借与我们建立关系来达成它们的经济救赎，并以我们的方式来达成它们的经济发展。”他说。

　　两个人拟出的计划最后把国家中央式经济体的温床圣地亚哥，转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最先进自由市场的实验场，带给弗里德曼梦寐以求的东西：一个用来测试他的宝贝理论的国家。原始的计划很单纯：美国政府将付钱让智利学生学习经济学，地点就在当时被视为全世界反“粉红”最狂热的学校芝加哥大学。舒尔兹和他在大学里的同僚也获得经费前往圣地亚哥，主持智利经济的研究，并以芝加哥学派的基本教义训练学生与教授。

　　这个计划与当时众多资助拉丁美洲学生的美国训练计划，最大不同之处是它毫不遮掩的意识形态性质。美国国务院选择芝加哥大学训练智利人，这所学校的教授狂热地想不顾一切追求近乎无政府体制，如此等于是在对抗发展主义的战争中发射一枚炮弹，告诉智利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他们的精英学生应该和不应该学习什么思想。由于美国已如此赤裸地干涉拉丁美洲事务，所以当帕特森找上智利最高学府智利大学的校长，提议出资赞助交换学生计划时，遭到校长一口拒绝。校长表示，学校必须能参与决定由谁在美国训练他的学生，他才愿意参与计划。帕特森转而接洽较不知名的智利天主教大学，一所远为保守且没有经济学系的学校。天主教大学立即接受提议，于是华盛顿和芝加哥大学所谓的“智利计划”就此诞生。

　　芝加哥大学的舒尔兹解释，为什么这个计划不对所有智利学生开放，而只提供给经过选择的少数人，他说：“我们的目的是竞争，而非合作。”这种好战姿态从一开始就很已明白表达：智利计划的目标是制造意识形态战士，以便赢得对抗拉丁美洲“粉红”经济学家的思想战。

　　计划在1956年正式执行，有100名智利学生从1957年到1970年间，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深造学位，由美国纳税人和美国的基金会支付他们的学费和开销。在1965年，这项计划扩充到接受遍及拉丁美洲的学生，参与人数最多的是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扩充计划的经费来自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并且促成芝加哥大学成立拉丁美洲经济研究中心。在这个计划下，随时有40到50位拉丁美洲人攻读研究生层次的经济学约占该学系学生总数三分之一。在哈佛或麻省理工学院的同类计划中，拉丁美洲学生只有四到五名。这是令人惊讶的成就：在短短十年间，极度保守的芝加哥大学，已变成拉丁美洲人海外攻读经济学的首选地点，而这也决定了该地区未来数十年的历史轨迹。

　　灌输芝加哥学派正统思想给这批访问学生，变成了学系急迫的事务。主持计划并负责让这些拉丁美洲人宾至如归的人是哈伯格，一位穿着老式狩猎装的经济学家，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娶了智利人为妻，并形容自己是“极为虔诚的传道士”。当智利学生纷纷抵达，哈伯格特别设立了一个“智利研讨会”，让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针对南美国家的问题提出他们充满意识形态的诊断然后提供如何矫正问题的科学处方。

　　“突然间，智利和它的经济变成经济学系每天的话题。”1950年代在弗里德曼门下求学、但后来变成世界知名发展主义经济学家的法兰克（Andru Gunder Frank）回忆说。智利的所有政策都被放在显微镜下寻找缺点：它细密的社会福利网、保护国有产业、贸易障碍，以及控制价格等。学生被教导鄙视这些减轻贫穷的做法，其中有许多人的博士论文就是解剖拉丁美洲发展主义的愚昧。法兰克回忆说，哈伯格在50年代和60年代经常造访圣地亚哥，每次回来就会严词抨击智利的医疗和教育体制全拉丁美洲最完善的是“寅吃卯粮的荒谬尝试”。

　　在福特基金会里，有人对资助如此明目张胆的意识形态计划感到不安。部分人指出，被邀请来向芝加哥大学学生演说的拉丁美洲演讲人，都局限于该计划的校友。“虽然这些努力的质量和影响性不容否认，其狭隘的意识形态却是严重的缺憾。”福特基金会的拉丁美洲专家裴易尔（Jeffrey Puryear）在内部评论中写道，“只能接触单一的观点，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种检讨未能阻止福特继续资助该计划。

　　当第一批智利人从芝加哥返国时，借用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经济学家萨菲亚图（Mario Zafiartu）的说法：他们“甚至比弗里德曼还弗里德曼”。许多人在天主教大学经济学系担任教授，很快将该学系转变成位于圣地亚哥市中心的小芝加哥学派采用同样的教材、同样的英文教科书、同样死硬地宣称教导的是“纯粹”而“科学”的知识。到1963年，该学院13位全职教授中，有12位是芝加哥大学计划的毕业生，且第一位毕业生卡斯特罗（Sergiode Castro）被聘为系主任。新的智利学生不需要离乡背井跑到美国数百名学生可以在母国接受芝加哥学派的教育。

　　受过这个计划洗礼的学生，不管是在芝加哥或圣地亚哥分店，在南美地区都被称作“芝加哥男孩”。在美国国际发展署加码资助下，智利的芝加哥男孩变成狂热的区域大使，宣扬在拉丁美洲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思想，奔走于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等国，并设立更多芝加哥大学的分店借用一位智利毕业生的话以便“把这种知识散播到拉丁美洲各地，对抗阻碍自由并助长贫穷与落后的意识形态”。

　　1990年代的智利外交部长华狄斯（Gabriel Valdes），形容以芝加哥学派的正统信仰训练数百名智利经济学家，是“有组织地从美国移植意识形态，到一个受其直接影响的国家的鲜明例子这个1950年代制订的计划对智利人施予教育，目的在于影响智利人经济思想的发展”。他指出：“他们引进智利社会的思想是全新的，是思想市场上前所未见的观念。”

　　以一种思想帝国主义的形式而言，它称得上无耻。不过，有一个问题：它不管用。1957年芝加哥大学在给国务院资助者的报告上说，“该计划的核心目的”是训练一代的学生，“使他们变成智利经济事务的思想领导者”。但那些芝加哥男孩并没有把他们的国家带向光明事实上，这些国家落在后面。

　　在60年代初期，南锥的主要经济辩论并非放任资本主义对抗发展主义，而是如何把发展主义带向下一阶段。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大规模国有化和激进的土地改革；温和派认为关键在于拉丁美洲国家间更广泛的经济合作，目标是把该地区转变成强大的贸易集团，与欧洲和北美并立。在南锥的投票所和街上，这些国家迅速靠向左边。

　　1962年，巴西在古拉特（Joao Goulart）总统带领下，明确地往这个方向迈进。这位经济国家主义者致力于土地重分配、提高工资，并实施一套大胆的计划，强迫外国跨国公司再投资一定比率的获利到巴西经济，而不能带出巴西并分配给纽约和伦敦的股东。在阿根廷，军事政府禁止庇隆的政党竞选，企图封杀类似巴西的要求，但这些作为只有激化年青一代的庇隆追随者。

　　在芝加哥学派实验的中心智利，思想战的挫败最为明显。到1970年那次改写智利历史的选举时，这个国家已经向左靠拢到三个主要政党都支持把该国最大的收入来源收归国有：由美国大矿业公司控制的铜矿。换句话说，昂贵的智利计划已彻底失败。在这场意识形态战士向左派敌人发动的思想战争，芝加哥男孩未能达成任务。不但经济辩论继续向左倾，而且芝加哥男孩沦落到十分边缘，甚至在智利的选举完全缺席。

　　事情可能到此结束，智利计划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历史注脚，但后来发生的事让芝加哥男孩终于出人头地：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尼克松“有一套富于想象力、且大体上有效的外交政策”，弗里德曼热烈推崇他。而他最有想象力的地方莫过于智利。

　　尼克松给了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教授长期以来梦想的东西：一个机会以证明他们的资本主义乌托邦不只是地下室研讨会里的理论从零开始重新建造一个国家的机会。民主政治在智利对芝加哥男孩并不友善；独裁统治将证明是更好的搭档。

　　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人民团结联盟（Poupular Unity）1970年赢得智利的选举，他们在竞选中承诺政府将接管许多由外国和地方企业经营的产业。阿连德是拉丁美洲崛起的新类型革命家：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一样，他是一位医生，不同的是，他展现的是自由派的学者风格，而非浪漫的游击分子。他可以像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一样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但他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深信智利的社会主义改革必须透过选票达成，而非枪杆子。当尼克松听说阿连德当选总统，他对中情局局长赫姆斯（Richard Helms）下达一个后来变成名言的命令：“让经济尖叫（make the economy scream）。”智利的选举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引发热烈反响。阿连德胜选时，哈伯格正好在智利。他写了一封信给美国的同僚，描述这件事是“悲剧”，并告诉他们“军事政变的想法在极右派圈子里也偶尔被提起”。

　　虽然阿连德保证会协商公平的条件，以补偿损失财产与投资的公司，美国跨国公司仍然担心阿连德代表一个席卷拉丁美洲的趋势，而且有许多公司不愿接受损失这个占营运比率日益升高的收入来源。到1968年，美国的对外投资总额有20％在拉丁美洲，美国公司在该地区设有5436家子公司。这些投资带来的利润相当惊人。矿业公司在之前15年间投资智利的铜矿业这是全球最大的铜矿业就高达十亿美元，但他们已汇回美国72亿美元。

　　阿连德一赢得选战，在他还没就职前，美国企业就已向他的政府宣战。活动的核心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利特别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on Chile），由投资智利的美国大矿业公司，及幕后领导该委员会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所组成；ITT持有智利即将被国有化的电话公司70％股权。普瑞纳（Purina）、美国银行（Bankof America）和辉瑞化学（Pfizer Chemical）也在不同阶段派出代表。

　　委员会的唯一目的是“用经济崩溃对抗他”，迫使阿连德取消国有化。他们提出许多让阿连德感受痛楚的构想。根据解密的会议记录，这些公司计划阻拦美国对智利的贷款，并“暗中要求美国民间银行也这么做。建议外国银行也考虑比照办理。未来六个月延迟向智利采购。动用美国的铜库存而不向智利购买。在智利制造美元短缺的情况”。考虑的做法还更多。

　　阿连德指派他的好友勒特里尔（Orlando Letelier）出任驻华府大使，要他负责和计划联合抵制阿连德政府的公司谈判条件。喜欢热闹、性格外向的勒特里尔留着70年代典型的胡髭，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在外交圈甚受欢迎。他儿子弗朗西斯柯最喜爱的回忆是，听他父亲在华盛顿家中招待友人时弹吉他，同时豪放地唱民歌。但尽管有勒特里尔的魅力和技巧，谈判从一开始就毫无成功的机会。

　　1972年3月，勒特里尔正与ITT密集协商时，新闻专栏作家安德森（Jack Anderson）发表了一系列爆炸性的文章，披露这家电话公司在两年前就与中情局和国务院秘密计划阻止阿连德就职。面对这些指控，加上阿连德仍然掌控权力，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展开调查，并发现一项牵连甚广的阴谋，其中ITT提供100万美元贿赂智利反对势力，并“设法促成中情局进行一项秘密操纵智利总统选举结果的计划”。

　　参议院在1973年6月公布的报告也发现，当该计划失败而阿连德取得政权后，ITT改用一套新策略，以确保他“无法撑过未来六个月”。参议院最感震惊的是ITT的主管与美国政府的关系。证词和文件都清楚显示，ITT直接参与美国对智利政策最高层级的制订。一位ITT高级主管曾写信给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建议“在不告知阿连德总统情况下，所有已经承诺给智利的美国援款都应该列入重新检讨状态”。这些公司也擅自为尼克松政府拟订一套十八点策略，里面明确要求策动军事政变。“联络智利军方的可靠来源，”信中说，“ 有计划地搜集他们对阿连德的不满，借以建立他下台的必要性。”

　　当参议院委员会质询ITT副总裁格里蒂（Ned Gerrity），问及他厚颜尝试利用美国政府的力量以颠覆智利宪法程序，只为增进ITT自己的经济利益时，他似乎完全不明白。“照顾自己的利益有什么不对？”他问。委员会在报告中作出的响应是：“不应容许自己的利益在决定美国外交政策中扮演不当角色。”

　　然而尽管美国使尽各种肮脏伎俩 ITT只是最受瞩目的例子到1973年阿连德仍然在位。800万美元的秘密支出未能削弱他的影响力。该年的期中国会选举中，阿连德的政党获得的支持甚至超过1970年的初次选举。显然采用不同经济模式的渴望在智利已经生根，而社会主义模式的支持度不断增长。对从阿连德1970年大选胜利后就处心积虑想推翻他的反对者来说，这表示他们的问题无法只靠除掉他就解决必须有一个能取代他的人出现，必须有一套更激进的计划。

　　政权更迭的教训：巴西与印度尼西亚

　　有两套经过仔细研究的“政权更迭”模式，被阿连德的反对者视为可行的方法。一套是巴西，另一套是印度尼西亚。当美国支持的巴西军政府由布兰科（Humberto Castello Branco）将军领导，在1964年取得权力后，军方不仅计划扭转古拉特的亲贫民计划，而且要打开巴西供外国投资。起初巴西的将领尝试采取相对较和平的进程没有明显的残暴，没有大规模逮捕，虽然后来发现有若干“颠覆分子”在那段期间遭残酷刑讯，人数却少到（巴西又如此大）他们遭受待遇的传闻几乎未散播到监狱外。军政府也刻意保留部分民主政治的遗迹，包括有限的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一场所谓的绅士政变。

　　在60年代末期，许多公民决定利用这种有限的自由，表达对巴西贫穷加深的愤怒，他们怪罪军政府亲企业的经济计划，而其中许多计划是由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所规划。到1968年，街头经常挤满反军政府的示威群众，尤其是由学生领导的游行规模最大，使政权的稳定岌岌可危。想紧抓权力的军方四面受敌，于是断然改变策略：全面封杀民主，镇压所有公民自由权，刑讯变成体制化，而且据巴西后来成立的真相委员会，“国家杀人变成家常便饭”。

　　印度尼西亚1965年的政变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从二次大战以来，印度尼西亚一直由苏加诺总统领导，他是那个年代的查韦斯（Hugo Chvez，编按：委内瑞拉总统），虽然少了查韦斯对选举的兴趣。苏加诺因为保护印度尼西亚经济、重分配财富和赶走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而激怒富裕国家。他指控IMF和世银是西方跨国公司利益的傀儡。虽然苏加诺是国家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不过他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因此印度尼西亚有300万名活跃的共产党员。美国和英国政府决心终结苏加诺的统治，根据解密的交件显示，中情局曾接获高层指示，要“视情势发展和可得的机会，清除苏加诺总统”。

　　经过数次不成气候的尝试后，机会终于在1965年10月降临，由中情局支持的苏哈托将军展开夺权和肃清左派的计划。中情局已暗中列出印度尼西亚主要左派分子的名单，这份文件最后落量，他们等了数年才展现对残暴的兴趣。这是几乎致命的错误，因为那给了对手重新集结的机会，甚至形成左派的游击部队。虽然军政府设法扫荡街道，但反对势力头迫使它减缓经济计划。

　　另一方面，苏哈托证明，如果及早采用大规模镇压，国家将陷入某种休克状态，抗拒必须在还没发生前就加以铲除。他利用恐怖如此无情，甚至远超过最糟的预期，以致那些几周前还集体呼吁国家独立的人，现在都吓得把所有掌控权交给苏哈托和他的心腹。在政变那段期间担任中情局行动部高级主管的麦克基（Ralph McGehee）说，印度尼西亚是“典型的运作手法你可以追踪所有重大血腥事件的源头，从华盛顿一路到苏哈托上台。这种手法的成功意味着它可以一再重复使用”。

　　印度尼西亚的另一重大教训是，在政变前苏哈托与柏克莱帮的伙伴关系。由于他们已准备好在新政府担任高级“技术官僚”，并且已让苏哈托接受他们的世界观，政变所达成的不只是去除国家主义者的威胁，它还把印度尼西亚转变成全世界最欢迎跨国公司的环境。

　　罢黜阿连德的势力开始逐渐累积，圣地亚哥街头的墙壁开始出现怵目惊心的警告：“雅加达来了。”

　　阿连德当选后不久，他在国内的反对者开始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精确，模仿印度尼西亚的手法。芝加哥男孩的大本营天主教会大学，变成制造中情局所谓“政变气氛”的原爆点。许多学生加入法西斯组织祖国与自由（Patriay Libertad），在街头踢正步游行，公然模仿希特勒青年团。1971年9月，阿连德上任一年后，智利的企业领袖在海滨城市比尼亚德尔马（Vinadel Mar）召开紧急会议，拟订一套共同执行的政权更迭策略。据智利全国制造商协会（中情局提供该协会大笔经费，许多在华盛顿暗中推动同样计划的跨国公司也提供资助）主席萨恩兹（Orlando Senz）说，会议中决定“阿连德的政府与智利的自由和民间企业的存在无法兼容，要避免被牺牲的唯一方法就是推翻政府”。这些企业人士组成一个“战时组织”，其中一个部门将与军方联系；萨恩兹表示，另一部门将“拟订具体的替代方案以取代政府计划，并有系统地移交给陆军”。

　　萨恩兹延揽数位重要的芝加哥男孩来设计替代计划，并为他们在圣地亚哥的总统府附近设立一个新办公室。这个由芝加哥大学毕业生卡斯特罗（Sergiode Castro）和他在天主教大学的同僚安杜拉加（Sergio Undurraga）领导的团体，开始每周召开秘密会议，拟订如何根据新自由派的主张以激烈改造智利的详细提案。据后来美国参议院的调查，这个“反对派研究组织”的资金，“超过75％”直接来自中情局。

　　有一阵子，政变规划朝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军方规划消灭阿连德和他的支持者，而经济学教授则规划消灭他们的思想。在暴力解决方案的势力逐渐累积的同时，双方也互通声息，由与中情局资助的报纸《水星报》（ElMercurio）有关的企业人士凯利（Roberto Kelly）扮演中间人。透过凯利，芝加哥男孩把一份五页的经济计划摘要交给控制大局的海军将领。海军点头后，芝加哥男孩更加紧脚步在政变前为他们的计划作准备。

　　他们500页的圣经一本从一开始就指导军政府执行的详细经济计划在智利被称作“砖头”（The Brick）。据后来成立的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报告，“中情局的共谋者参与准备一套初期的全面经济计划，作为军政府最重要的经济决策基础”。“砖头”的十位主要撰写人中，有八位曾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

　　虽然推翻阿连德被外界一致描写成军事政变，阿连德派驻华盛顿的大使勒特里尔却认为，军方与经济学家各参与一半。勒特里尔写道：“被智利人称作芝加哥男孩的那些人，说服将领相信他们已准备好填补残暴的不足。军方拥有残暴，而这些知识分子拥有军方缺乏的资产。”

　　智利的政变终于发生，带来了三种不同的休克，这套模式日后将在邻近的国家复制，并且将在三十年后的伊拉克再度出现。政变本身的休克之后，紧接着是两种不同形式的休克。一种是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休克治疗”，是当时芝加哥大学及其众多分支机构已训练的数百名拉丁美洲经济学家所拥有的技术。另一种则是卡梅伦的电击、药物与知觉剥夺研究汇整成的库巴克手册酷刑技术，透过中情局提供拉丁美洲警察和军方的大规模训练计划，散播到智利。

　　这三种休克形式汇聚在拉丁美洲人的身体，加诸在该地区的政治，制造出一个无法阻挡、不断交互强化破坏与重建、抹除与创造的飓风。政变的震撼为经济休克疗法铺路；酷刑室的休克吓坏每个阻挡经济休克前进的人。从这个活生生的实验室兴起第一个芝加哥学派国家，制造出它的第一个全球反革命胜利。

　　与殴打他们身体和摧毁他们运动网络背后的庞大经济利益切割。因此他不愿指出虐待他的士兵姓名，宁可指出那些靠着阿根廷对外的经济依赖而获利的本国和外国大企业。“外国独占公司强迫我们购买谷物和污染土地的化学品，强迫我们接受科技和意识形态。这些全都透过拥有土地并控制政策的寡头统治者。但我们必须知道，寡头统治者也受到这些独占公司的控制，同样的福特汽车、孟山都（Monsanto，编按：全球最大的基因改造作物公司）和菲利普莫理斯（Philip Morris，编按：美国烟草公司）。我们必须改变的是结构。这是我来这里必须谴责的。就是这样。”

　　听众爆出热烈的掌声。托马塞拉以如下的话总结他的证词：“我相信，真理与正义经历许多世代后，终究会获胜。如果要在这场战斗中死去，我甘之如饴，但总有一天我将得胜。同时，我会知道敌人是谁，而敌人也知道我是谁。”

　　芝加哥男孩70年代的第一场冒险，应该被当成是对人类的警告：他们的思想极其险恶。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在第一个实验场的罪行就没有责任承担，使那些不知悔改的理论家培育出来的次代弟子得以逃过刑责，继续游走世界寻找下一次的征服。今日我们再度生活在政商连手大屠杀的时代，许多国家遭受大规模的军事暴力，并以审慎计划的手段改造它们成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失踪和酷刑也卷土重来。同样的，建立自由市场的目标与使用这种残暴手段的必要性，仍被视为完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