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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 Revolution Defam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Vietnamese Trotskyism , Socialist Platform Ltd , 2003）
序言
Al Richardson
本书是社会主义论坛关于工人阶级革命史系列丛书的第五本，旨在考察欧洲之外的斯大林主义者，面对本国已经具备了明显阶级意识和高昂斗志的工人阶级，他们是如何应对的；从而也要了解他们是如何对待农民和各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通过这些了解，我们就可以对比一下欧洲和亚洲的斯大林主义者到底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
我曾不止一次说过，斯大林主义绝不仅仅是特指国家(state)取代资产阶级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特定政治经济发展阶段，斯大林主义政权存在的前提条件是两大主要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没能有效掌握国家机器，从而使国家在一定的限度内，得以相对自由地行事。这是由该国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工业落后地位决定的。一旦斯大林主义结束，国家就会明显感觉到种种限制，国家官僚将会分化瓦解，其中一部分还会融入别的阶层，或者把权力交给他们一直在创造的资产阶级，就像现在的俄国，简直就是一个不发达的黑手党资本主义（mafia-style capitalism）。后来它以一种很奇怪的方式重新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俄国近些年的历史，与其说是列宁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不如说是充斥着弗朗西斯•德里克（Francis Drake）海盗行为和西班牙征服掠夺的商业资本主义时期。
我们始终认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去整体地了解斯大林主义的运动，而不是要耗费无用功，根据狭隘的认识去贴什么标签。把苏联定性为工人政权，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集体主义，难道就能让它的拥护者明白苏联垮掉的原因了吗？或者就可以把曾出现过的各种思想认定为过时了吗？
如果一个斯大林主义政权只能产生于现代两大阶级都薄弱的地方，那么苏联政权就是一个原生的政权类型，它无论怎样都整体上代表着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发展方向。毕竟那里的工人们经过革命的斗争，在粉碎了亚洲式的独裁专制和自诩的资产阶级政权后，曾经实实在在地直接掌握过政治权力。这种情况虽然在其他斯大林主义国家里却并不存在但两大基本阶级力量薄弱的情况却是相同的。在东欧，正是希特勒的入侵推翻了当地软弱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不是斯大林。在战后初期，斯大林甚至还想组建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在内的混合体制，已逐渐向人民民主体制过渡；希特勒还把当地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打得四分五裂，斯大林的角色更像一个“捡现成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斯大林主义体制，直接原因就是由于苏联在当地的军事存在。（所以当俄国开始分列时，这些国家的垮台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朝鲜的情况也与它们类似。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中国、越南和古巴，斯大林主义的政权则产生于反对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军事斗争中。它们的意识形态基本上都是民族主义的，只有很少一部分社会主义因素，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些国家的农民占据了人数的巨大部分。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古巴，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斗争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就已经被摧毁，1949年南方工人们试图夺取工厂的斗争还被毛泽东予以直接制止了。
越南的模式与中国接近，但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在越南，正是斯大林派自己在1945年为了开展民族主义的游击战争事业，作为争取同盟的前提条件，它亲手粉碎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本书就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证据。越南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国家，都是由于两大阶级力量薄弱以致产生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权组织形式，并辅以个人崇拜，冠冕堂皇的特权等级体制和国家恐怖。
近些年的情况表明，虽然这些国家垮掉的进程截然不同，但目前都朝着正常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的国家方向发展着。在俄国，政府和官员的意识形态不一致，它并不像波罗的海三国及乌克兰那样成为完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由统一的联邦，分裂为几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并且都还接受了很多原来的政府官员。这些小国经常为争夺边界而干戈起，甚至还导致了种族清洗。东欧那些国家本来斯大林主义力量就很弱小，直接地就改头换面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东德由发达的资本主义西德直接接管，不存在什么边界问题，对它而言只是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以减少创伤。中国显然是在政策上很成功，通过对资本主义资本开放其国内市场，在发展的形式与节奏上明显不同于我们提到的其他国家。古巴和朝鲜向中国学习只是时间的问题，不过朝鲜很有可能走东德的路子。
“革命”一词在这些国家已经被滥用，当我们分析这些政权得以建立起来的阶级斗争内容时，我们很难直接发现现代社会阶级的身影。
有人会认为这些国家斗争的领导人是“共产主义者”，或者他们曾经依靠过工人阶级，所以他们的政党就被称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存在决定意识，他们是不可能被传染成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早在1927年就已经失去了工人阶级的基础，此后的苏维埃政权都是建立在纯粹农业的地区（陈独秀曾恰当地描述为“山里的马克思主义”(mountain Marxism)），包括延安政权也是位于中国最贫穷的地区。显然，在这些地方，能够对政权施加影响的只能是富农，而不是贫农或中农，因为只有富农才有能力提供其军事活动必需的物资。奇怪的是，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后来被定性为“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领袖”的刘少奇，当时和各地的工人阶级有联系，因为他负责指导城市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本书里也有资料清楚地证明，二战后的越南共产党根本就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只有掌握政权前的卡斯特罗曾经花费大量的精力进行无产阶级的宣传动员。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革命政党和工人阶级根本就没有什么联系。柬埔寨红色高棉甚至还想消灭本国的无产阶级。
似乎只能用农民的“社会主义革命组织”来描述它们了，但也很难直接对应。比如中共，毛泽东的家庭是富农，胡乔木的家庭是有钱的地主，周恩来出身于官员家庭，其余领导人（朱德，林彪，罗瑞卿，聂荣臻，彭德怀，薄一波，陶铸，叶剑英）大部分则是来自国民党的军事院校。不管怎样，由于不是基本的阶级，农民是不能领导国家权力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提醒我们，组织农民的政党，其领导人很少是农民，反而经常来自其他阶层，如医生，律师和教师等。农民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会局限于自己的家庭、土地和村庄，而要代表全国农民的意志，就难免要关注更广范围的农民。
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中国、越南和古巴，正是由于共产主义者实施了分地给农民的策略，才使得自己在全国起义的浪潮中夺取了政权的呢？他们的组织是不是可以被认定为农民的革命党？事实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在这所有国家里，革命政党进行斗争的口号都是民族解放。二战期间，铁托领导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就重新确定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并否认了委员会带有共产主义的倾向。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直到1945年8月夺取政权后才在游击队的要求下进行土地改革，而不是在夺取政权之前。中国共产党曾在湖南、江西的苏维埃根据地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措施，但很快就因粮食供应紧张而于1933年放弃。延安时期的土地改革也在1937年，为了争取与蒋介石的合作而停止。即使在毛泽东已经赢得国内战争的时候，他于1946年5月发布的土改方针也没能在共产党军队掌握的山东、江苏、湖北、河南推行。甚至为了给蒋介石一个和解的信号，他还解散了广东和浙江的农民军。而在那些推行土改的地区，“到处都有对地主、富农的妥协，让他们保有了最好和尽可能多的土地，同时还允许他们保有原来的工商业财产。”毛泽东的分地政策是在他完全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后才得以有效实施的，而不是在此之前。越南共产党虽然在1930年代就有了土地方针，但直到1945年才以正式文件发布，而且直到1954年才在北越予以执行。越南的土改还在义安（Nghe An） 引发了暴乱，最终付出了1.5万农民的生命代价。卡斯特罗的农业政策是在1959年5月出台。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分地给农民是斯大林派掌权后巩固自身权力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他们一开始的想法。
近些年的经验已经证明，那些被我们认为是斯大林主义特色的政策：无论是计划经济，五年计划，强制集体化，人为的经济冒进（大跃进），群众行运动（自我批判和文化大革命），用赤裸的暴力镇压赤手的群众（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警察恐怖统治等等，都不是其本质特征。造成这些无情事件的原因就是政权高层的腐化，并自然而然地就造就了一批封闭的特权阶层。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为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做好了准备。越南已经是腐烂透了，大约五万家庭成了7500万人的主宰。
越南的情况是这样的。所有的现象都证明，越南的统治阶层反对资本主义的唯一理由是它不能参与其中。现在它已经在提出自身要求了。1986年开始的“革新”政策和越南的“开放”政策允许统治集团凭借越南巨大的工业品市场、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及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和外国资本家合作，共享收益。目前韩国资本主导着越南的公共建设工程、服装和鞋类产品，日本则在摄影、电视机和计算机方面占主导，台湾和香港资本主要投资于房地产。新加坡是越南的最大进口商，美国位居第六。美国的耐克公司在西贡雇佣了2.4万工人，主要是年轻妇女。越南第一个工业出口区建于1992年，位于西贡河右岸港口之外，占地300公顷。这是官僚集团和台湾中央贸易发展公司合资经营。Numura-Haiphong工业园区是它与地方政府合资的，雇员有3万人。1991年，当时的越南总理批给台湾法兰克投资公司350公顷的林地，位于西贡北部的首德区（Thu Duc），供其建设一个高尔夫球场以吸引国际游客。O Cach 工业园区属于韩国资本单独掌握。在1997年，由于韩国Daewoo公司建造高尔夫球场，导致河内两个村的村民失去了土地。四十一个出口与工业区现在雇佣了35万名工人。
正如我们想的那样，所有这些行为产生了相当的腐败丑闻。1997年胡志明市的一家最大的与政府合营的私营企业Minh Phung Epco公司破产，欠了国有银行2.8亿美元的债务。此案中有77人被捕，其中包括很多银行和财团的主管人员。还有一起胡志明市的类似案例，涉案金额7000万美元，被捕的人员中有一个进出口公司的老总，也是越南公共安全部的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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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革命运动的真实历史在英语世界是一片迷雾，部分原因是托派自身的失误。尽管在1990年出版了整期的《革命历史》（Revolutionary History，Volume 3，no 2），1995年出版了Ngo Van的《革命者，不能停歇》（Revolutionaries They Could Not Break）以及最近1998年出版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托派运动》（a noteworthy Trotskyist movement），但这些书都没有在印度支那出现。本文集的目的就是为了解越南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一个可靠的文本基础，它们证明了越南的工人阶级无论在国内还是在侨民中，都坚定地坚持了国际主义立场，也一劳永逸地证明了，正是胡志明彻底摧毁了工人阶级的斗争运动。为了保持前后文的连贯性，我们还筛选了一些欧洲学者的文章，读者可以自己判断其价值。我们希望藉此能使大家减少些无知，即使是那些对“第三世界”持浪漫主义的中产阶级也能够减少些偏见。
由于本书的目的是收集工人阶级的国际斗争资料，因此本书也是国际合作的产物。在此我们要首先感谢我们文章的作者们，Stig Eriksson, Daniel Hémery, Stelio Marchese, Benjamin 和Ngo Van。同样的感谢也要送给CERMTRI的同志们，他们友好地允许我们使用Cabiers 和Cabiers du Mouvement Ouvrier的资料.感谢Pierre Broué允许我们摘录Cabiers Léon Trosky的资料。感谢the Centro Studi Pietro Tresso的Paolo Casciola和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历史国际研究所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稀有的资料。感谢Ngo Van给我们提供的很多越南语和法文的资料。我们还有感谢那些不辞辛劳的翻译同志，是他们发掘出了那些长期被遗忘的资料，他们是Ted Crawford, Nguyen Khanh, Barbara Rossi, John Sullivan, Ian Birchall。我们还要感谢Simon Pirani的热情帮忙。Jim Ring的辛苦工作保证了本书的高质量印刷出版。最后我们感谢Harry Ratner，他帮着我们把大部分的法文译稿校对了一番。我们声明，本书的任何失误之处，均由编者单独承担。
Al Richar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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