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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 Revolution Defam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Vietnamese Trotskyism , Socialist Platform Ltd , 2003）
第一章 越南托派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rotskyism in Vietnam）
关于斯大林主义是如何渗入北越的农民及民族主义者的，我们早已知晓。但英语读者却很少听说过一个国际主义运动是如何在南越的工人中深深扎根的。通过阅读本书，虽然读者会明白前者根除后者的原因，但本文的目的是要展示，一个在法国的émigrés的支部是如何转变成托派并将其带回印度支那的。我们只有结合20世纪早期越南民族主义的兴起，越南知识分子在法国的成长，以及共产国际“第三阶段”时法国和和俄国斯大林主义的状况，才能理解这一原因。所有这些的情况，我们只能依靠当时的史料。
我们在此要感谢Daniel Hémery允许我们公开他的这一丰富研究成果，并感谢Lan Birchall为我们翻译了Rosmer的信件。
谢秋杜：1930年代一个越南革命者的政治历程
东南亚的政治运动史料大部分都没有被公开，存在很多模糊的领域。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小的政治团体和有突出价值的个体，如印尼的马拉卡（Malaka）和越南的谢秋杜。我们很难判定这些小团体和个体在他们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处于什么位置，他们的存在对于历史来说除了是一个意外之外，好像就没有了别的价值。但通过他们，我们可以明白，他们国家民族解放的实现，靠的是众多共产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政党，甚至军队的共同努力。在那些民族主义者看来，在民族独立以及后来的国内战争时期，他们只是发挥了很少的作用。学院派历史通常也很少关注失败者，把他们看得无足轻重，最多把他们当作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无名的英雄不配有光辉的传记，他们大多只能静静地淹没在官方的史料中，只有些许的痕迹。这是为什么呢？
谢秋杜属于越南革命史中胜利的一方。他曾遭受三次以上的失败，身体几乎半瘫，政治上也没有后台，也没有真正掌控过任何历史事件，在1945年9月被越盟当局暗杀于越南广义（Quang Ngai）。从此他的名字就被忘记了，除了在纯粹的辩论场合被提及外，他几乎完全消失于历史。他被越南共产主义传记作家（Tam Vu）定性为真正列宁主义的托派反对派，西贡独裁者认定他是一个突出的反共的民族主义者，并将西贡市的一个街道命名为他的名字。他还被许多西方同志当作一个历史符号不时地提起。
然而革命少数派的历史不会因为他们被暴力消灭而消失。我们对失败者历史的考察对我们理解反革命团体的产生大有裨益，也能使我们更加透明地了解成功革命的运动历程。Jacques Roux和the Enragé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而我们从这个角度对谢秋杜革命历程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越南的当代历史，从而重新品味决定论者关于革命派那无所不包的划分：“民族主义”、“马列主义”和“农民革命”。
越南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
19世纪末殖民体系的巩固开始了当地传统统治阶级作为文职官员的危机。从那时起知识分子成为殖民统治的一个难以化解的头疼问题。传统的知识士大夫精英事实上只能通过完全接受西方知识才能接受新的秩序，才能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发挥作用，包括传播知识，参与政府权力运作等。但这由于与殖民法律相违背，因为它认为当地的传统士大夫精英是可以完全融入到印度支那建设一个市民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的。殖民地国家确实包含了Gramscian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中的元素：私人团体，报刊杂志，议会，政党，工会，学校，教堂等等，统治阶层实现了对社会的完全控制。但这些因素在殖民地都还处于萌芽状态，而且欧洲的殖民者还很排斥越南的同行。对于广大的殖民地人民而言根本就没有什么市民社会，他们只知道这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权就是一个政治型的、管理型的、强制性的社会，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被剥夺了参与的权利。
法国在印度支那统治期间，一直就没能处理好多元的文化与政治体制，从而像西方资产阶级社会那样使得知识分子要么认同其秩序，要么选择中立。最终法国殖民当局不得不同时和越南的传统士大夫精英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相敌对，并难以和解。1907年Poul Beau建立了印度支那大学，在东京和安南组建了参议会，1917年Albert Sarraut所做的含糊承诺，等等，这些都是法国当局的奇怪行为。而越南的知识分子们则决定要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市民社会。
从20世纪初越南的传统知识精英就开始失势，这或多或少导致一部分人与殖民当局和官方体制产生了决裂，也产生了很多新的文化和政治问题。最初（1905-1914年）出现的越南现代知识分子主要受惠于潘佩珠（Phan Boi Chau）和潘珠祯（Phan Chau Trinh）两位先驱者的宣传鼓动：要么立即开展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或者集中精力进行文化现代化和教育民主化。新的知识分子都因这两条道路的选择而苦恼，也有人试图进行调和，但他们最终只是过渡的一代人。因为当时最重要的问题还不是如何构建新的文化体系。他们若想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等待众多受过现代教育知识分子去占领课堂，等待他们能够解决前辈们遗留的众多问题。这就是1920年代的事情。也正是在这样的知识氛围里，谢秋杜出现了。
新老知识分子的联系不是单向的，前人恰恰是后人的历史基础，传统知识分子精英的失势在新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和争论。比如1920-1930年间南方最为著名的反殖民主义者阮安宁（Nguyen An Ninh），其父亲就是著名的士大夫Nguyen An Khuong，其父就一直积极参与潘佩珠和潘珠祯领导的爱国运动，还把中国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翻译成了越南语。从某种程度上讲，新兴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带有批判性和反抗性，部分原因就是他们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精英的历史基因。这种历史基因对新兴知识分子而言是根深蒂固的。它最早体现在越南1905年开始的文化复兴运动，以及随后兴起的报刊杂志中。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一些失势的传统士大夫，或是主动或是被迫退回到农村，他们保留了这一历史记忆，并通过言传身教传递给了新生的一代。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下，一个人要想成才是要超越很多障碍，承受很多牺牲，并要付出很大努力的。而要想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对于一个地位低下的教师而言简直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出身贫苦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来说，只有极其少数的人才可能取得成功。对于他们，我们不应忘记其乡村和农民的背景，他们不像南方新型的地主阶层，也不像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传统士大夫的意识形态保持了很大的联系。如果我们现有的传记资料确凿的话，谢秋杜就是这样一个带有乡村背景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于1906年5月6日生于Cau May，一个位于Thot Not县新平（Tân Binh）的小村庄，在龙川市（LongXuyên）南部17公里。新平坐落在河边，是湄公河三角洲盛产水稻的核心地区，其西部的土地都是封建的大地产制，它还距离经常暴乱的Cho Moi不远，这里是南部农民共产主义的重要斗争区域。谢秋杜出身于一个贫穷的中农家庭，他的父亲Ta Van Soc是个木匠，在周围的村庄里来回做生意；他不时地还去给孩子们教书，另外他还知晓一些占卜和传统医学的知识。他们家有六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了，剩下三男两女，谢秋杜排行第三。在这个落后的村庄里，生活相当艰难，这里直到1938年都还没有铺马路。谢秋杜就像其他孩子一样，整天在稻田里玩耍，在家里看守鸡鸭，在河沟里抓鱼，爬树采摘果物，就这样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他从自己艰苦的童年里，对小人物的贫苦有了很深的体会。在他看来，摒除掉社会改革的民族解放是毫无意义的。
在1912年他第一次与外面的世界接触。那时他的父亲很成功地在省城龙川市（LongXuyên）的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并在省城安了家。谢秋杜第二次接触现代世界是他上小学。谢秋杜的父亲在工厂谋了职位，收入提高了一大截，这是一般贫困家庭逃脱贫困的少有机会。他们幸运地赶上了这次机会。这样，木匠的孩子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小知识分子：谢秋杜的两个姐姐在嘉定（Giadinh）当了教师，他的弟弟完成学业成为一名音乐人。但这还是要付出辛苦的劳动才能获得的成就。1917年他的母亲Nguyen Thi Ngoc故去后，家庭就开始用度紧张了；那时他的父亲因与上级争吵也丢失了工作。11岁大的谢秋杜不得不利用假期在本地的大户人家打工。这倒没什么奇怪，他就是无数个越南版的高尔基（Maxim Groky）之一，在“挣自己的饭钱”。这样，他就和其他同学一样，早早地就体验到了什么是“无产阶级”。
越南第一代新兴知识分子（主要在南方）特色的就是他们几乎完全与传统的文化、经典著作、哲学甚至文字相断裂。南方的儒家学堂早已败落。谢秋杜好像根本就没有学习过汉字，他接受的完全是越南语和法语教育，这在一战期间已经很普遍了。高中毕业后，谢秋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贡的Chasseloup-Laubat大学，这是一所法国本土大学的分校。他一边继续自己的学习，一边在业余时间给富家学弟们讲课以挣些外快。尽管这样，他还是不能够补贴已负债累累的父亲。谢秋杜像他很多未来的同志或者敌人那样，在学校成绩都很优秀。在这些少数的法语学校做到成绩优秀是很难的，他不得不要深深了解法国的语言和文化，而且考试也是很难的。谢秋杜在1917年6月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总共300名学生中只有63人有幸通过，占比21%。后面更困难的大学入学考试，谢秋杜在11名竞争者中排名第三，在1925年大学毕业时，他班级排名第一。
谢秋杜所受的教育就是新一代越南知识分子的典型。在当时极少有人能够接受全面的西方式教育。我们并不是说当时没有学贯东西的人，而是这样的人通常是已经接受了中国和越南的传统经典教育，后来才开始学习了解西方知识的。他们最多算是自学成才的。他们刚开始可能是政府官员、秘书或翻译人员，后来才进修学习西方知识的。比如潘文忠（Phan Van Truong），一个1910-1830年间著名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他是在1910年（时年32岁）才去了巴黎，学习了法律，而当时他是越南东方语言大学的教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越南的文化领域就开始了深刻的变革，年轻人开始有了直接的渠道到现代学校就读，尽管为数不多。据统计，1929-1930年印度支那全部的公立或私立学校中只有2049名“法式教育”的学生，但他们已经不再接受古典知识的灌输了。由于旧的考试体制被废除，旧的教育体制也就几乎被完全摒除了。大批的现代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了。尽管他们在数量上总是，或者几乎很少，但是他们已经能够在社会文化领域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了。与此同时，在1920-23年一种新的文化机构也开始出现并活跃起来，这就是杂志、报纸和出版社。外部世界的科技知识、哲学与文学在文化圈内到处传播开来，并在知识分子中引发出一系列的震动。一个新的文化景象开始呈现出来。必须说明的是，在当时能够去接触外部知识的人，只有那些有能力阅读中文和法文，并有财力花高价钱去购买外文书籍的人。到1925年时，越南的外文出版物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社会规模。尽管实际上规模还不大，但也是值得一提的。这反映了一种广泛的社会需求，对现代社会知识的需求。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成功个体看到它的青春与活力：一个是《民声》杂志（Tieng Dan, the Voice of the People）的壮大，由顺化（Hué）的Quan Hai Tung创办；一个是Dao Duy Anh，其作品在当时大量发行。
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尤其是在南方，导致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运动——城市群众反抗运动，这是由现代知识分子组织并领导的，不过这一现象在当时规模并不大。最先是1923年西贡的宪政主义者就港口的贸易垄断发难，但行动很快就超过了他们的控制，扩展为一场意识形态和政治对抗的大规模运动。因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团体已经形成，他们已经不再迷信20世纪初现代主义的前辈们。潘佩珠（Phan Boi Chau）倡导通过武装斗争赢得独立，潘珠桢(Phan Chau Trinh)则是改良主义者，要求通过渐进的社会进步与和平的社会改革，逐步实现去殖民化，建立起自治的政府。但这两条道路在1917-1927年间都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起义流产了，改革也从未发生。改良主义爱国者们的希望，最终迎来的是1925年对法国社会主义政府的彻底失望。（1925年社会主义者Alexandre Varenne被法国Cartel des Gauches政府任命为印度支那总督）在这种氛围下，知识分子的团体以及文化与政治斗争只能以激进主义的面目出现了。西贡年轻受教育的一代人在1924年底开始转向激进，这为后来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讨论提供了社会基础。这场大讨论先是以《警钟》杂志（Cloche fêlée，Cracked Bell由阮安宁在1923年11月创立）为中心，到1926-27年，又有很多越南或法国的期刊加入进来，如Tran Huy Lieu的Than The Ky和潘文忠（Phan Van Truong）的 《安南报》（Annam）。
阮安宁在1923-25年发起组织的大讨论对于南方知识分子的后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谢秋杜虽然后来选择的政治立场与他不同，但却承认当时从阮安宁那里受益良多：“我经常会想起阮安宁，因为他对我进行了政治的启蒙……”。阮安宁一方面承袭了潘珠桢的观念，认为西方的先进源于它们发达的科学技术，以及相应的政治民主体制。潘珠桢认为首要的任务是教育民众，培养新式精英，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某种“历史的妥协”（historic compromise），在越南引入一些自由的元素。从某种程度上讲，阮安宁认可了潘珠祯教育民众的首要性，但却反对其后面的做法：对他来说，获取政治与社会的民主，也即在殖民体制下经过长期斗争以真正的市民社会取代殖民体制，这是任何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而新的知识分子要参与组织民众运动，不断向殖民政府施压，争取在民族自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市民社会。《警钟》杂志的一系列文章都是这一宗旨，但很有意思的是，该杂志的报头声明它是一个“法兰西文化的宣传工具，我们都是法兰西人，法兰西的一切都是伟大而光荣的……”。它认为旧有的民族斗争形式已经过时，新时代的青年们要摆脱各种“历史的”民族主义，如保皇派，裴光照(Bui Quang Chieu)的宪政主义，以及众多毫无希望秘密团体革命和各种阴谋。越南应该像西方、俄国、印度或中国那样引入大众政治，让城市里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们都参与进来：“我们要用现代的抵抗运动组织体系，来反对现代的政治压迫”。在他看来，民族的解放就是一场斗争，无论它是合法或者是非法的，越南人一定要推翻外来国家的压迫，建立起自己的市民社会。阮安宁还研究了民粹主义的斗争方式。他认为知识分子无论把事理研究的多么透彻，都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取得成功。知识分子不能进行纯学院派的研究，更不能采取浪漫的行动路线，而应研究如何同人民并肩战斗，并将社会责任意识传播开来。最后阮安宁还有一个比潘珠桢更为激进的观点就是，他反对完全照搬西方方式，完全西化和封闭自守是同一性质的。在某些方面，西方的东西是必须要引进越南的，因为这些东西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另外文化的国际性乃至世界大同是可以和越南的文化复兴相融合的：“越南人必须适应西方文明，以将其与东方文明相融合。”
阮安宁既是一个演说家，又是一名鼓动家，他的观点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赢得了广泛认同。在20年代中叶的交趾支那，这个传统文化远远比北越和中越淡化的区域，他的观点在现代新式学校里影响颇广。如官方大学Chasseloup-Laubat大学，西贡的安南女子学校或My Tho 大学，各省会城市的中学，以及南方资产阶级建立的一系列私立学校。官方的教育体制继续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激进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就像中国的大学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一样。自1924年开始，新式学校就成为了爱国运动的策源地，小的严肃政治事件层出不穷，如1924年10月24日Chasseloup-Laubat大学有一百多名学生罢课，抗议校方开除两名同学（他们被指控向一个欧洲人投了墨水瓶）。1926年的春天是一个重要转折点。由于阮安宁在3月24日被捕以及4月4日潘珠桢的葬礼，青年学生们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爱国集会，这既导致了与殖民当局的巨大冲突，也使得青年知识分子与其精神领袖以及各种改良主义相决裂。在阮安宁被捕前三天（3月21日），他组织了一次抗议当局把新闻记者Truong cao Dong赶出交趾支那的活动，约有600多来自Chasseloup-Lauba大学、青年女子学院（the
Young Ladies' College）、Ĕcole师范学院等地的青年学生参加。后来随着青年学生们公开地释放他们的爱国热情，到四、五月份时，南方主要的大中学校都先后加入了罢课的行列，具体日期是西贡青年女子学院（the Saigon Young Ladies' College）在3月28日，the Taberd Institute在4月1日，the Phu Lam School在4月12日，Chasseloup-Laubat大学在4月28日，the Professional School在3月29日，龙川法兰西中学（the Longxuyên Franco-Native Primary School）和The Can Tho College在4月30日，亚细亚技术学校（the Asian Technical School）在5月5日，等等。到1926年5月底，南方约有1000多名学生被开除。但是改良主义的领导人裴光照（Bui Quang Chiêu）却模仿殖民总督Vaarenne的论调（认为这是一场“学生娃的苏维埃”事件），批评这场运动是一场“学生娃的罢课”（schoolkid's strike），潘佩珠也持类似的观点。这最终导致了青年学生们开始抛弃当时仍占主流的改良型民族主义。改良主义者仅仅看到了青年学生们反对殖民主义的挑衅行为，没有认识到青年人的反叛和躁动越来越结合现实了。经过这次敲打，殖民当局和越南的资产阶级就再也难以控制最为活跃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了，他们之间文化和政治的裂痕越来越大了。
从那时起，行动主义成为开始流行起来，青年知识分子们都开始热衷从事非法活动了。如他们开始办报纸，但很快被查禁。1926年6月他们印制传单标语到西贡街道上发放。也是从此时起，知识分子开始自行组建一系列新的政党，他们不再模仿中国或日本的组织模式，而是学习国内的党派。当然大部分的政党都很短命，如“青年安南党”（Young Annam）只在1926年活跃过。但也出现了一些组织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政党，如北越Nguyen Thai Hoc组建的越南国大党（Viet Nam Quoc Dan Dang），中越的Tan Viet，但它很快被吸引加入到位于中国广州的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即Thanh Nien，青年）中。另外，阮爱国（Nguyen Ai Quoc，胡志明）领导的Thanh Nien之所以能够在越南立稳脚跟，主要就得利于这一时期正是革命知识分子形成的重要时刻。
因此，青年谢秋杜的政治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被当时巨大的集体意识觉醒所决定了：1926年越南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崭新的集体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拥有共通的文化和政治理念，他们渴望行动，打破陈规旧律，建立自己的世界观。谢秋杜像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都是1931年越南共产党的最早成员，并成为组织的领导核心之一。他们这些在后来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人都是在殖民地的学校里成长起来的。如Ngo Gia Tu（PCI的创始人之一）和阮文琚Nguyen Van Cu（某位开国部长）曾是河内Protectorate Lycée的学生；Vo Nguyen Giap（武元甲）就读于顺化（Hué）的Quoc Hoc 大学；邓春区（即 长征，Dang Xuan Khu（Truong Chinh））就读于南定的一所高中；Chasseloup-Laubat
还有谢秋杜的学弟陈文教（Tran Van
Giau，1933-35年间和1944-45年间越南南方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在1926-27年间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和 阮文孝（Nguyen Van
Tao，也是越南南方的共产主义组织领导人，曾经荣获过1926年的“Ruche d' Orient”Masonic Lodge奖学金，并于次年成为拿到法语学士学位的首批学生）。谢秋杜的一些同学也走上了他的政治道路，像潘文秀（Phan Van Hum）是在1922年6月毕业的，邢文芳（Huynh Van Phuong）是1924年毕业的，陈文绍（Tran Van Thach）是在1925年6月获得了哲学学士学位的，还有Phan Van Chanh和谢秋杜一起在1925年6月获得了可以在法国本土进行母语教学的资格。谢秋杜1926年开始执教于Nguyen Xich Hong Free School，像很多人一样，他也参加了1926年的农村知识青年的起义。他后来写道：“起义隆隆到来，气氛异常紧张，我们热烈地去读很多被禁的报刊，在业余时间我们就举行秘密集会。那时我们既天真又无知。”这些被禁的报刊有La Clôche fêlée和Tieng Dan（Huynh Thuc Kang在顺化创办的），还有Vietnam Hon（阮爱国的老战友阮世充(Nguyen The Truyen)于1926年在法国创办的，后来秘密地转入印度支那），以及一些在西贡公开发行的一些法国共产党的报刊。谢秋杜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行动派，他希望摆脱知识分子那种头脑简单的做事方式。那是一个革命浪漫主义时代。谢秋杜在1930年写到：“经过无数次的讨论，我们达成了一个具体的共识：探讨如何使用武力手段进行革命。我们都倾向于采取恐怖主义手段。那是我们只有两种观点，一是进行个体的暗杀活动，二是到中国组建自己的军队。离开学校后，我有了固定的工作，也有了充裕的时间进行‘计划’。潘佩珠和 Truong Cao Dong案件给我们提供了进行煽动工作的极好素材。我们的队伍重新组织起来了，这在1926年初青年安南党就已经确定了的。我又约见了三个朋友，他们在学校是就是我们‘革命圈’里的人了。……三天后我们已经招募了100多号人，如果包括那些支持者的话，人数达到几千人。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半数以上都是体制内的人。”像其他人一样，谢秋杜参加群众集会时都带上黄色袖标，如1926年3月24日迎接裴光照回国和参加潘珠祯的追悼会。他还经常和阮安宁在一起（后者对他影响很深），偶尔也和潘文忠合作，在他的《安南报》（L' Annam）上，1926年谢秋杜至少发表过两篇文章，一是他给法国作家Paul Monet的回信，一是他为朋友阮庆全（Nguyen Khanh Toan，一个20岁的青年教师，后来是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越南学生的骨干）鸣冤的呼吁书，此人只因为是Nha Qué的编辑而被捕入狱。
最能体现南方知识分子积极行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于1926年3月在西贡组建了一个年轻人的政党——青年安南党（Young Annam Party）。后来谢秋杜回忆说：“那是一件年少轻狂的事情”。根据我们有限的资料，我们知道该党有几个人，阮庆全（Nguyen Khanh Toan）,
Bui Cong Trung, Tran Hui Lieu和何辉集（Ha Huy Tap），这些人都是为了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骨干人员，还有郑雄饶（Trinh Hung Ngau）和谢秋杜。1926年5月20日青年安南党发表了它的成立宣言，旨在团结青年人，并进行自治式管理，为捍卫人类的权利、进而政治的民主权利而斗争。这要么以合法的形式进行斗争（因为有些成员认为“在这个时代进行革命是愚蠢的”），要么就开展非法的斗争活动。谢秋杜写到：“我们召开了很多非官方背景、没有警察监督的公开集会。呼吁组织合法化的同志，刚一出口就被我们否定了。大部分的领导成员虽然缺乏实践经验，但都满怀理想。”他们对现实还没有最起码的了解。但正是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才使得新型的知识分子满怀领导全社会的理想。
在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行动中，也伴随着一股潜在、持久而牢固的民众主义（populism）情绪。这或许是因为越南的改良型民族主义者（尤其是阮安宁）从一开始就抛弃了新资产阶级的生活和社会理念。它既有积极爱国的一面，也带有鲜明的社会特征。西贡兵工厂的第一次大罢工发生在1925年8月5-14日，实际上正好与潘佩珠在上海被捕在同一天。1926年5月3日印度支那银行200名员工罢工，随后5月5日，西贡兵工厂再次发动罢工。这些罢工行动使阮安宁更加确信他倡导的斗争模式并非虚幻的。人们开始越来越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兴趣。1924-27年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通力合作，这引起了西贡报纸的关注。中国革命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模式，这让他们相信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可以密不可分地糅合在一起。1926年《警钟》（Cloche fêlée）再版了很多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L' Humanité, 法国共产党机关报）和《巴黎》(Paria)上面的好文章。随着西贡工人运动的热烈开展，这些文章已不再是一些纯粹的理论探索了。几乎在学生运动高潮的1926年3月，《警钟》连载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所有这些都是对学生运动的反映：“在老一代人还在继续密谋的同时，我们却由于自己的无知，反而平静严肃地思考起最革命的方式——全社会总罢工。但这时工人和职员们几乎都没有被组织起来呢……我们不得不走上街头，一个一个地去劝说我们遇到的每个人，希望他们罢工。工人们以友好的方式对待了我们，他们中甚至还有些人表示答应我们会罢工，但更多的人是当面讥讽我们。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继续扩大招募邮局、电台和兵工厂的雇员，据说还有警察愿意帮助我们。我们所有这些事情，除了印刷传单意外，都是明目张胆地去做的。……有一件幸运的偶然事情，印度支那银行的总经理为了追查其账本上的一个错误，在周六的晚上要将他的越南籍员工全部留下。结果他们参与到罢工中来，令我们吃惊的是，竟然有大量的工厂和学校紧随其后也参与进来。”从那时起，贫苦群众尤其是农民开始在青年学子们擘画的社会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谢秋杜在1926年与Paul Monet的辩论中，也比较了分析精英与穷人之间的差别，认为所谓的精英都是“体制内的野心家、投机者和剥削者”，穷人们虽然穷苦，但他们却很善良，很有尊严：他建议这位法国作家“要多去了解农村里的不幸人群。你只知道已经很‘文明的’城里人，这无论如何都是很不幸的。到了农村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农民是多么的可爱，他们对待家庭和工作的态度非常地淳朴，没有任何杂念。”1926年12月他和阮庆全出版了一个法语周报Nha Qué，但只出版了一期就被查封了。阮庆全还被关押了50天。尽管如此，它上面的文章还是突出体现了新一代青年学生了解社会生活、探求社会问题的热烈渴望，而这些都是新民族主义的内容。
谢秋杜当时的政治理念是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在他心中有一种本能的爱国主义，一种对越南辉煌历史的怀旧，一种民族的耻辱感，道德和感情的因素更多，政治的成分还很少。本民族的历史就是他的政治原动力。1926年12月他在为阮庆全写的辩护书里就一直强调其朋友对“越南民族历史的强烈热爱”，“我们年轻的同胞们被迫去学习外来人给我们编写的民族历史。他们编写的历史除了歪曲事实以外，还有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教科书的编写者们甚至都缺乏对越南精神的起码了解。他们的作品内容干瘪，支离破碎，前后不一。只有一个越南人才能写出一部真正的越南历史著作。他经过搜集资料、仔细辨别和考证，才能综合出一部再现我们历史的著作”。像谢秋杜以及1926年的整个一代人一样，他们从事的所有活动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民族理念。拯救人民就意味着要“将自己的行动和聪明才智投入到拯救濒于灭亡的越南民族的斗争中去。”带着这些观念和不妥协的民族主义与民众主义情怀，1927年9月6日谢秋杜登上了留学法国的轮船，名义上他是去攻读数学学位的。他在达到马赛之前，就宣布自己要效仿古代越南知识分子的作为，还与中国的留学生结成了朋友：“中国学生都有着自己的责任意识，他们到处都不忘谈论自己的国家。我们又该如何呢？每一个人都应该在本职上为自己的国家而工作。我们学生必须要尽快掌握在我们国家被禁止的知识……正在发生的世界史必须是各民族历史的共同发展，新兴的中国就是我们的榜样。”
到那时，知识分子的出现和形成已经成为越南新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包括了我们提到了大部分人，尤其是那些年轻的激进学生。像越南这样一个殖民地，知识分子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民族层面，是对外来统治的一种本能反应。对于一个能够认同现代文化，看透现代机械主义，了解现代历史的知识分子而言，外来统治是更加不能忍受的。二是社会层面，即越南知识分子在殖民地社会所处的阶级地位。帝国主义的殖民者培养少部分的现代知识分子只是为满足其统治运转的技术需要，而不是为了让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殖民地青年所受的教育仅限于让他们掌握一小部分的科学或职业知识，内容很吝啬，且局限在技术方面。印度支那大学直到二战时都没有开设任何高等教育的课程，它只负责培养医生、低级政府职员和教师。总的来说，殖民当局严格限制越南的知识分子像其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同行们那样发挥作用：创造和传播主流的意识形态，研究市民社会，增强统治阶级的团结，实践政治权威和权力，批判统治阶级的领导。知识分子的所有这些职能都依赖于一个独立的市民社会的存在。但在殖民地，至少是越南，是不可能产生一个独立的市民社会的。因此对于这些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新型社会成分而言，就像其他殖民地的同行们一样，被置于一条历史的“迷途”，内心有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作为未来的科技文化和现代知识的管理人员，——这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决定的，他们由于外来的殖民统治，而不能名正言顺地行使其职能。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懈地要求殖民当局实施政治民主化改革（这是市民社会的必然要求）。于是这就形成了一项历史运动，知识分子不断地失败，又不断地重生。无数的社会组织为了生存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斗争，一个世纪以来无数的斗争被镇压下去。其中越南出版行业的生存斗争最为突出。在1932年至1945年间，越南出现过400多种报刊杂志，单单在1954-1962年的南越（吴庭艳，Ngo Dinh Diem）就有200多种。
但在1926年法国殖民主义者完全封死了所有民主政治的道路。知识分子的斗争、文化出版运动以及通过演讲和写作的斗争，既是迫切需要的，同时也由于殖民当局的凶狠镇压而很难开展。交趾支那的总督Dr Cognacq在1923年就已经粗暴地使阮安宁认识到了这种形势：“我们这个国家不需要知识分子。如果我们要想找一些来，就去莫斯科吧！”他的这一建议在三年后被知识青年付诸实施，他们已经发现越南根本就没有市民社会：殖民当局不仅不会让越南的知识分子名副其实地行使其职能，甚至还阻止他们提升自身的社会职业利益。超越这一矛盾成为真正知识分子的唯一方式就是完成知识分子的进化，组织成一个具有社会和意识形态功能的知识阶层。换而言之，就是直接站在知识分子的反对立场上来，即是批判性的，又是功能性的，既是自治的整体，又可以是中立的，就像西方社会中的那样。既然不能成为知识分子，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至少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就转而成为了革命的知识阶层。
后来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1926年代的越南人——谢秋杜的职业在当时引人瞩目——都具有特定历史环境下某一社团组织的背景，因为产生他们的那个社会剥夺了他们“正常”的社会职能，他们与旧的传统社会结构相脱离，却又不能融入新的社会结构，于是他们就采取了拒绝这一切的立场。面对着现代化和民族再造的双重历史使命，他们迅速地承担起了与旧的立场相断裂的意识形态的责任。子辈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父辈们的革命，年轻的一代越南人渴望具体的行动，他们不再沉湎于空想和抽象思考，科学、理性和“虚无主义”这些词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反抗等级化、规则化、道德化及儒教化的旧安南。新的知识阶层也渴望领导社会与民族的未来：这就是学生政党遍地开花的原因。这种也是对当时社会统治危机的一种讥讽。民众主义在激进的知识分子中成为潜在的共识，因为知识阶层已经认识到自己处于危险的孤立境地，而打破这种孤立的唯一途径就是联合农民和城市工人。于是越南的知识分子开始整体地、持久地“走向人民群众”，其中最有名的是1928-29年间Thanh Nien提出了要求青年人“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到1927年越南社会结构中的这些新因素已经确立了自身的存在。Malraux在1926年离开印度支那时就提到了：“很难想象一个勇敢的安南人，除了能成为革命者以外还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谢秋杜的马克思主义
从1927年开始，年轻的越南知识阶层就热切地开始了他们的革命历程。总体看来，大多人都是逐步由革命民族主义转向了共产国际的共产主义斗争方向上，组织也由秘密的民族主义政党转向Thanh Nien。但谢秋杜和另一些知识分子选择的却是另一条革命道路：从革命民族主义转向了左翼的、持不同政见的共产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这种道路选择的不同与越南30年代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而且越南的托派也与欧美的托派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越南的托派完全是土生土长的，它起初反对的是第三国际斯大林派在越南的支部，当时还与世隔绝，力量脆弱得很。越南托派并没有把自己与共产主义运动相隔离（虽然谢秋杜一直没有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它始终参与了越南的革命斗争，并在意识形态上把自己的大部分成员定性为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这两类共产主义道路都是自发地产生于越南1926-31年间的民族主义斗争历程中，是两种革命的方式。1931年的惨败，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浪潮。但随着运动的推进，之前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存在的种种分歧，又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发展壮大起来了。
在谢秋杜年轻的心灵里，1927年的远赴西洋首先是一次意识形态的旅行。根据稀少的资料我们认为，谢秋杜在巴黎期间并没有学完他在Faculty of Sciences的全部课程，也没有拿到他应该攻读的学位。他在1927年10月9日达到巴黎后，先后住在郊区的Cahan和Gentilly，依靠给一些家境富裕的越南大学生补习功课、做他们的通讯联络人挣些零钱，直到校方警告他们有秘密联络的可疑，威胁要报警。谢秋杜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参加在法国的越南民族主义运动、一步步地实现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1928年法国还没有越南的共产主义组织，不过那时的法国共产党已经开始积极地支持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政党活动并与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28年初谢秋杜和一些学生，其中有Nguyen La Chan ,Bui Dong, Bui Ai，邢文芳（Huynh Van Phuong）和Phan Van Chanh，他们重新组建了越南人在巴黎的主要政治组织——越南独立党（Viet Name Doc Lap Dang）。该党成立于1926年，其前身是法国共产党为推行其革命民族主义政策而成立的殖民地部的殖民地联合会（Inter-Colonial Union），其第一任领导人是阮世充（Nguyen The Truyen，阮爱国的老朋友），也是法共殖民部的成员。阮世充1928年12月回国后，谢秋杜改组了越南独立党。在同年的7月17日他在辖区的警察局备案了一份新的党章，随后他和Nguyen La Chan，Nguyen Van Luan组成了党的三人委员会。对他而言，他还是一个革命的学徒。他积极起草了大量的宣传页，在法国的越南工人与学生中传播，他还先后出版了为时不长的法语杂志《复兴》（La Résurrection）、Nation Annamite和Viet Nam Hon，同时还要定期到越南独立党的总部办事。党的活动与法国的越南学生运动密切相关。谢秋杜还担任了越南学生接待委员会（the Vietnamese Students Reception Committee）在巴黎的联络人，该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解救被警察控制的越南学生。他还以Nam的名字参加了1929年7月20-31日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反帝联盟第二次大会（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League ）并在会上发了言；1929年3月21日他也在塞纳区（Seine）法院里为越南独立党被解散一事进行辩护。1930年5月22日他组织越南学生到艾丽舍宫门（the Elys）前抗议殖民当局对安沛兵变（Yen Bay）的指控。这次集会引起了法国议会的关注，1930年6月5日的Pravda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谢秋杜也因此事首次被捕并于5月30日被遣返西贡。
1929年是一个转折点，殖民当局和革命的民族主义政党进行了最后了斗争，越南独立党被解散一事残酷地证明了谢秋杜和他的同志们当初的观念多么不堪一击。当他们采取了最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行动时，他们就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是多么的脆弱。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最为激进的民族主义所能采取的手段也只不过是进行政治性抗议活动，并不断地重复这些活动。这倒证明了他们在1928-29年间的一些言论。他们最初提出了“被盗走的祖国”（stolen fatherland）一词，并声称自己的任务就是重建祖国。他们把著名的越南思想家潘佩珠的肖像因此月刊的封面上，并印上他写于1906年的令人痛苦流涕的书信。1929年初谢秋杜在一份宣传页上写道：“安南人民正饱受外来统治的煎熬，我们必须认识到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赶走这所有的罪恶”。他们并不是忽视阶级斗争，但是在一个充满剥削和奴役的世界里，对殖民地而言首要的是“种族的斗争”。“我们都属于特定的民族实体，各民族实体自然而然地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建立一个越南人的民族国家，是让越南人民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立于有利位置的前提条件。民族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就是把一个受压迫的民族从当前的状态中拯救出来。谢秋杜在当时对于让越南的革命者相信可以实现民族独立也曾有过悲观的认识。殖民地的人民不能永远被奴役下去，在这样的世界里，落后民族要么继续退化下去，要么就振兴起来。就像20世纪初的中国和越南的民族主义者那样，谢秋杜也同样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相信“物竞天择”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民族之间。他在《复兴报》上写道：“环看四周，我们惊恐地发现了我们是一个濒于死亡的民族。我们再也不能允许我们这些在法国的学生谈论现代化的生活了。我们看的是一个民族被前所未有地屈服着……你能想象到吗？如果我们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话，还会有越南人能残留在这个星球上吗？这样的民族还能重新振奋起来吗？”他们认为自己生在越南的末世，民族的危亡被前所未有重复提及：“时代站在了压迫者一边。他们正在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加强这对我们这个贫苦民族的控制。毫不夸张地讲，如果20年后我们的同胞们才开始争取民族的解放斗争，那么无异于自杀。那时越南将已经失去了它的灵魂。”
然而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政治理念正在渗入这正统的民族主义并嵌入一些共产主义的基础知识。这就是在个人与集体关系上的民众主义。它要求每个人都要要摆脱精英主义的诱惑、儒家式的资格考试和当官的野心，也就是说要超越“小我”。“为国家解放而工作远比你为苦恼的资质和家庭的梦想工作更伟大！”科学技术、潜心研究和教育都不能解决民族存亡的问题。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远离宪政主义的和平道路和改革型民族主义的渐进道路，后者要么由于太平静而显得无所作为，要么使发生的暴力运动受挫。到1928年底，谢秋杜已经完全确立了对革命的信仰，认为革命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希望大家相信，革命是被压迫民族的大救星。革命！这不是我们在向你呼喊，而是你作为一个人、一个越南人的尊严在召唤你。……革命是唯一能使我们摆脱现状的方式。我们历史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有着被征服者抹杀但依然闪耀光芒的反抗压迫的光辉历史。纵观越南的历史，我们发现越南人一直都是一个革命的民族。”这些观念同样只是一些在探索重构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幼稚思想，对革命最为清晰的表达就是按照列宁的模式组建一个高度集中且纪律严明的政党。组织的问题才是最根本的。在一个被殖民主义造成混乱、分裂的社会里，他们对组织的理念更甚于潘佩珠和潘珠祯。《复兴报》写到：“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支部遍及祖国南北的政党，一个为革命而生的政党。”无论是谁创建这个政党，都将走在民族运动的前列。他们的民族主义还有另外一个新的特征，这就是走向群众，尽管他们对国内的社会矛盾了解的不多。赢取群众尤其是城市工人阶级的支持——欧洲国家的工人运动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是走出民族主义旧有方式的另一条出路。《复兴报》从其第一期刊发“安南工人的巨大痛苦”一文开始，连续刊登了关于橡胶种植园工人调查情况的著名的Delamarre Report。1929年初谢秋杜的政治倾向可以归结为群众性的革命民族主义。这也是一种自豪的民族主义，它拒绝任何其他倾向，尤其珍视自己是政治独立性。1927年中国发生的事情使他认识到保守势力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渗透是多么的可怕。这种立场和共产主义没有必然联系。谢秋杜和法国共产党的殖民部来往密切，以致于被警察认为是可疑的鼓动家。他虽然经常参加法共的会议，还经常去斯大林派领导的工会联盟（CGTU），但他拒绝去莫斯科的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抵抗报》（La Résistance）写到：“我们很痛心，就像越南独立党一样……我们有很多同志都迷信对于一个革命政党来说，外来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让我们抛弃这一观念吧。让我们独立去战斗吧。我们比以往都更深切地认识到，在这个飞机和铁路的时代，每一个民族都虽然都是世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链条，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认为，对于一个革命政党的前期内部组织而言，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一贯忽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这一观点和麦萨利·哈吉Messali Hadj（北非之星(North-African Ĕtoile) 的领导人）很类似，他曾在1933年给Marouf的回信中说：“阿尔及利亚人要求的是独立，而不是共产主义的监护。”
越南独立党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政治组织，它只是一个从民族主义向马克思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1928年初到1929年中）。他们中的很多人很快就和法国共产党打得火热了，因为他们的活动更加代表了殖民地人民、尤其是越南人民的利益。这种情况在1927年就很突出了。很多民族主义的学生热烈地学习和了解苏联与1927年中国革命的知识，阅读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法国共产党的作品，如the Cabiers du Bolchévisme ，左翼反对派（Left Opposition）的杂志，Naville与Rosmer合著的 Lutte des Classes，Maurice Paz的Contre le Courant(1927-1929)。越南独立党变成了一个净化意识形态和进行政治抗议的地方了。它开始与法国其他越南学生的意识形态不一致了。因此警方决定铲除它，在1929年3月21日将其解散。民族主义在政治和智力上就破产了。从那时起，谢秋杜就与Contre le Courant组织密切接触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一些决定性的变化。在安沛兵变被镇压后，谢秋杜和一些同志加入了左翼反对派，在他发表于La Vérité上的文章“安沛事件后，我们应当怎么做？”（After Yen Bay, What is to be Done?）里有一份时间表，将未来五年内要做的事情进行了罗列。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激进民族主义向一种后来在越南取得了胜利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呢？我们该如何解释谢秋杜的托派思想呢？首先而且是必不可少地，我们必须去了解1926-1930年间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敌对关系。直到1926年，法国共产党不仅一直在支持革命民族主义的组织，而且几乎完全控制了他们并向他们提供主要的物质与财力支持。事实上正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殖民部领导着北非和越南的民族主义者，并指导他们在1926年联合殖民地联合会（Inter-Colonial Union）的成员开始建立各自的民族主义政党。按照这样的安排，1926年3月成立了“北非之星”（North African Ĕtoile），1927年5月成立了黑人自卫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Defence of the Negro Race），越南独立党也在1927年6月26日正式成立了。那时在法国可能也有越南的共产主义者，但肯定没有被组织起来。法国共产党给越南人的革命战略只是共产国际中国战略的翻版，毫无疑问是要推进越南的共产主义革命。法国殖民部的负责人Jacques Doriot去中国汉口参加环太平洋工会大会（1927年5月26日）时，在广州向越南人发出了呼吁：“除了极少数的剥削者以外，全体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都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愿望，……我们不要拒绝任何可能的帮助，我们要尽自己所能去动员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这非常类似于阮爱国（也就是后来的胡志明）的观点。但到了1928年春天，对左翼民族主义政党的无条件支持与共产国际的新动向发生了矛盾。1928年8月的共产国际六大确定了坚决的阶级斗争路线。中国广州建立苏维埃以后，斗争的目标就分成了两方面，一是反对帝国主义，二是反对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这就要求殖民地建立共产主义政党。新的认识把殖民地的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民族主义革命，并最终建立起工人与农民的民主专政政权。这一观点最早是列宁在1917年4月提出的。库西宁Kuusinen在国产国际六大上指出：“在某些时候、在特定的条件下，取代改革派资产阶级的做法是根本就没有好处的，可能是很危险的。”第一个越南共产主义组织（领导人是阮文孝Nguyen Van Tao，创办了杂志Lao Nong）成立于1928年4月22日在Saint Denis的秘密会议，这是法国共产党殖民部为推行其政策而组建的。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殖民部的代表H Lozeray建议该组织去同民族主义以及越南独立党进行竞争。因而，虽然越南独立党此前一直受到法国共产党的资助，谢秋杜和他的同志也曾进行过改组，但法共还是认定它与《人权报》及Lao Nong的立场不同，并将其认定为敌人。1929年1月，就在越南独立党被解散的前夕，在一次殖民地爱国青年会议上，《人权报》就责难越南独立党不再反对法西斯主义了。那时他们的一些人、尤其是谢秋杜已经被捕了。谢秋杜随后不久结合越南的情况做了回应，他称法共是“红色帝国主义”：“欧洲人一直在压迫着我们，难道这又是他们以另外一种形式在奴役我们吗？” 这种日益燃烧的抵抗情绪使那些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者更加分化了。随便提一句，1928年12月警方非常满意地认为：“法国共产党根本就不理解殖民地的青年，更不知道如何与他们相处。”尽管我们很不愿意承认，这确实是一个准确干脆的判定：在1930年前后，北非和越南的民族主义者开始反感起法国共产党了。我们也有警方的资料证明法共殖民部与“北非之星”（North-African Ĕtoile）的成员发生了矛盾，因为后者想“保持自己民族主义的特征而不想打上阶级的烙印。”谢秋杜作为第二届反帝国主义联盟大会的代表，在会上就指出法国共产党在殖民地斗争问题上越来越退化为“官僚主义”了，并向大会建议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负责各个欧洲国家的反帝国主义宣传。占压倒性地位的正统共产主义和只能吸引年轻的民族主义者进行辩论的激进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在国际范围内都出现了。因此加入托派反对派对他们而言未必不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
在那时托派马克思主义内部（至少在西欧）也出现了与民族主义的断然决裂，这在知识阶层引起了困惑。正如当时谢秋杜的托洛茨基主义具有一定的局限一样，1929-30年间越南共产主义的兴起也同样证明了这种问题的严重性。这在1926-30年间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不仅限于越南。首先是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辩论。最初是托派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套解释越南资产阶级发展历程的理论框架。1930年初邢文芳（Huynh Van Phuong）和谢秋杜在Lutte de Classes和La Vérit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研究了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尴尬历史境遇。文章通过理论化分析鲜明地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殖民主义之间的一脉相承关系：它因法国的外来征服而显得“早熟”，从1920年它开始反复地“把通过买卖粮食而积聚起来的原始资本转移出去，因为它不能投入到更高利润的金融与工业领域。”它又因对殖民主义的严重依赖而显得“脆弱”，它与殖民宗主国的金融资本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双重关系”。“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于外来的殖民征服，从而开始了一场用资本主义大生产取代封建小生产的经济革命，因此它的存在和发展只能在殖民主义允许的范围内。”它的市场仅限于在国内与法国和华人资本竞争，它只能以政治的民族主义为代价才能更进一步地发展经济。我们首要任务就是“和这些安于现状的精英们断然决裂，他们必将破产”。总之，各方面的情况显示，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终结。
谢秋杜关于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观点是，由于“国际资本的稀释”，越南的民族资产阶级注定要破产，这也就使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换而言之，一场完全民族框架内的革命）的前途没有了什么历史价值。因此共产国际为越南设定的革命道路，将只会搞乱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并含蓄地暗示马克思主义应该接受民族主义的思想模式。口号落后于现实！谢秋杜写道：“我并不否认近20年来外国人民所进行的反侵略斗争没有价值，现在可能仍然有意义，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和法国资产阶级的融合才刚刚开始。……但当以后越南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现代企业，情况将会更加明了了。”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将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名词”，那时如果我们还在提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话，将只会削弱我们年轻的越南共产主义势力。
这就是1930年谢秋杜脑子里两种紧密相连的思路：尽管他非常赞同安沛起义所带有的英雄主义，但他也抨击民族主义思想的退化，抨击它根深蒂固的浪漫情怀，抨击它对恐怖性暴力的青睐。“驱赶外国人，换句话说从肉体上消灭白人，只是一种简单物理方式（如军事手段）赶走法国人……其他年长和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则认为他们可以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安于现状，包括‘失去的国家’的现状以及他们国家的全部历史知识。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忘记4000年的辉煌历史，可以忘记Trung姐妹和陈兴道（Tran Hung Dao）领导的反抗中国人入侵的斗争。他们虽然也在讨论帝国主义，但他们从来没有超出过诸如自由、平等、公正、民族自决权这些抽象名词的范畴……那些鼓吹实现立即、整体地民族独立的人，对斗争只有一些机械化和格式化的理解。……我的一个朋友（现在在狱中）甚至还梦想重新组织Ba Diem和Hoc Mon地区的老式恐怖主义者（Thien Dia Hoi），把他们周围的流氓无产者给聚集起来。他相信只要有一个班的兵力，他就能够去冒险。”谢秋杜认为这在现实中存在两大障碍。一是帝国主义已经渗透到印度支那社会的方方面面。最不能让谢秋杜理解的就是帝国主义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主导能力和破坏能力。他写道：“民族主义远没有能够看到帝国主义的物质与意识形态的根基，它只看到了一些细枝末节，如帝国主义的行政机构和军队，但却没有看到它们和越南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通过其经济和军事的优势，法国资产阶级保证了这个国家的和平与经济发展。但要达到这一状况，绝不仅仅是依靠他的行政机关和军队。”二是帝国主义不可逆转地弱化了越南国内的民族冲突。这也是越南托派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1930年6月的一篇文章提到，1925年在南越山区的少数民族，有五个Moi村庄的人在年轻的Nguyen Hoa Hiep的领导下进行了起义。“帝国主义把自己的文明带给了山区人民，可能起初是受欢迎的，但终将引起人们的反对。”内部民族间冲突的弱化和社会整体冲突的加强也是世界的大势所趋。“资本主义正向亚洲最偏远的角落蔓延。即使当今世界各国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在经济上却正融合为一个整体。”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印度支那。“法国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是外来人，所以它就很耐心、很高明地推行着自己的‘标准化’生活方式，努力想让印度支那人民把它当作‘完全本地化的因素’接受，而不是将其视为外在的或附加的因素。法国帝国主义所实现的和平，赢得了农业资产阶级的支持，它的经济成就也赢得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尊重。它设立的学校、报刊、宣传机器等等都是其军队的盟友。
总而言之，法国帝国主义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就是想把法国、越南和中国的资产阶级融合在一起……很显然在一个拥有外来或混合的资产阶级的殖民地社会，其社会关系不会与宗主国法国的社会关系一样的。但是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却是越来越趋于一致的：一边是资产阶级，另一边则是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这是我们必须要开始考虑的。而打倒帝国主义、赢得民族独立已不再是赶走法国人这么简单，我们必须要进行一场无产阶级领导的深刻社会革命。”
在谢秋杜看来，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必需单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这就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差异，把民族的问题当作一个次要的问题来对待。就实际情况而言，不能只谈越南或柬埔寨的问题，而要把印度支那当成一个整体来考虑。谢秋杜的思想并不奇怪，在1930年确实是有这样一股思想，认为民族即将被取代并融合到一个更大的历史共同体中，也就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之中。民族主义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是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是殖民当局的专属物。谢秋杜的结论就是民族解放运动必须同时具备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从那时起民族解放运动不仅要是社会性的，甚至还要是国际性的。当他在谈及印度支那的无产阶级时，他同时想到的就是中国和越南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作为全球的共同现象，是存在着精神与政治上的相互作用的，当代国际工人运动已经将其影响渗入到在印度支那的社会现实中了。根据他的一个同志的说法，“无产阶级的革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谢秋杜当时（时年24岁）超越民族的思想是纯粹的民族虚无主义，这一点他很像一个研究民族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后来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就斗争目标的民族性和阶级性孰先孰后发生了分歧。谢秋杜并不否认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但他拒绝改变它们的先后顺序。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偏离其国际主义的天职。就像14年前的卢森堡那样，他反对把民族国家当作实现越南民族解放的结构性障碍，他拒绝参与讨论如何重构民族国家的问题，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考虑的范畴。按照Antonio Labriola的话讲，谢秋杜这种无视“民族因素”的思想可以被称为“乌托邦式的国际主义”了。他拒不承认民族的征服和压迫是革命的决定性条件，想把革命的结果和建立一个越南民族国家的目标分割开来，并努力不让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式渗入到马克思主义里面。他写道：“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去解决殖民地的问题，民族独立都是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分不开的。当然会有一些民族主义者反驳说：‘我们要的是自由，而你们给我们的确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有其他各种的主义’。我们的回答是：‘如果不考虑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去获取自由将没有任何意义。这些主义可能是你讨厌的，但这确实是你能获得自由的手段。’我们再也不能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了。‘民族独立’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手段。以前‘自由还是被奴役’的选择现在已经被具体化为‘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选择了。”
民族独立的原则不再是它本身应追求的目标，而成为一种技术性的手段。把民族的模式引入共产主义的计划中，是与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不一致的，因为越南的工人阶级只是无产阶级整体的一小部分。因此民族压迫和民族认同的解决不能是建立一个个的民族国家，而必须要上升到国际共产主义的层次。
对民族主义的批判，也就意味着对这一意识形态斗争本质的重新估价。在谢秋杜看来，安沛起义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在越南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教育那些有能力领导群众运动的人，使其对“革命斗争和革命组织有一个理性的理解”，也才能使越南的共产主义者摆脱与欧洲同行的“自卑地位”（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想法）。谢秋杜认为越南的知识分子正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他们的世界观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的思想里充满着传统的民族哲学和爱国意识，也充斥着西方启蒙文化传入越南后形成的现代民族主义。安沛起义标志着“主观化的、发育不良的民族主义”走向了尽头，它已经不能够解决殖民地社会的混乱无组织历史问题，换而言之就是不能够在殖民地建造一个现代市民社会。阮安宁在1925年提到的首要政治任务——用“一个现代的反抗组织”去反对殖民主义——依然是正确的。因此寻找一个能合理解决问题的新世界观来进行组织建设既是重要的，也是实际的。谢秋杜批评共产国际和法国共产党的主要一点就是“它们忽视了对骨干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也就是说它们没有真正考虑过对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切身利益。越南的共产主义在当时仍处于群众民族主义的水平，只是“名义上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越南还没有出现，它只是处在“从民族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换用卢森堡的话：“还没有开展任何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工作。”他提到的这个问题是很突出的，马克思主义（其本身也有不同派别）、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新的各种民族主义共存一处在很多亚洲国家都普遍存在，是马克思主义取代其他意识形态还是相反呢？谢秋杜认为，他们之间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关系，也都没有质疑民族主义者的“民族”概念。问题不是要把这个“民族”的概念再植入越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而要在历史的发展中把“民族”这一概念的地位降低一下。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选择是让现代的民族主义取代亚洲的马克思主义。而托派的马克思主义（更接近于马克思的传统）则持反对意见。
谢秋杜的思想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把他简单地看做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显然是错误的。20世纪30年代的越南托派思想只是越南知识分子对1925年越南软弱无力和意识形态空虚的反应之一，我们首先应把它当作维持殖民地革命运动、阻止民族独立完全丧失的一种推动力量。不过它更像一个“卢森堡主义”，远离了现代的民族主义思想，甚至对民族产生了怀疑。谢秋杜凭直觉认为，要把民族的未来和民族国家的构建分离开来当作两件事：不是民族虚无主义只是“民族国家”虚无主义。他后来还提出过“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the United Socialist States of Asia）的口号。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净化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此时在越南和中国都出现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联盟（最后定型为今天的民族性共产主义）。谢秋杜马克思主义的另一观点是殖民地的解放要以世界工人阶级运动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建立起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关于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任务合一的思想，我们还要把它当作一种对如何在殖民地社会构建市民社会这一问题的一种潜在回应，这是自20世纪初就困扰中国和越南思想界（如梁启超和潘珠祯）的一大历史问题。从某这意义上讲，谢秋杜与潘珠祯的思想有些类似，都放弃了重建越南民族国家的思路。他认为越南的未来必须要与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命运紧密相连，越南的知识阶层寻找的一个新的社会认同，必须不能误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并且不能把自己当作一个新的精英阶层。他认为提前准备好革命的思想很重要，可以有力防止历史性的取代，就像在中国那样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地方（城市）都没有参与进来，农民取代了工人阶级，“工农政党”取代了工人阶级的政党等等。在谢秋杜看来，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反历史潮流，这虽然有点“乌托邦”，但在某一时候确实能够对历史进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谢秋杜的托派思想融合了很多不同的理论，但总体上讲还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他那世界革命的普世主义情怀存在于1900-1920年间很多中国和越南的思想者身上。这位年轻的越南革命者深信，马克思主义的普世思想是唯一一种能把各民族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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