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1977年）
英译者编者前言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整体中那个难以处理的一个附件，显然是整体中相当非正式的部分，可是，却比它的主体更加频繁地被人送去安息。最近的葬礼是由佩里·安德森举行的，他要求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进行应有的适当埋葬”。[1]可是，翁贝托·梅洛蒂在用了重药以后，在这本精彩的书里已经成功地使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整个思想又起死回生了。这个思想所具有的执拗而完全的复活力，充分说明它却是包含某些重要的原理：它过去的明显脆弱性，可能更多地是由于我们在应用时缺乏理解力和适应性，而不是由于它本身存在任何天生的缺陷。本书作者清晰而简明地阐述和澄清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对此，我无法望其项背，因此我不在这里进行多余的概括，而只限于发表几点评论和看法。
总的说来，无数自命为马克思信徒的人对马克思的效劳是很糟糕的。马克思很谨慎地不把自己在西欧发现并记录下来的历史模式和进程宣称为具有防止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他不断地、明确地强调这一点。可是，尽管他作了否认，他的信徒中有许多人——甚至也许是大多数人——却把那个公式机械地搬用到所有的五大洲去，用一种堪与中世纪学者们媲美的诡辩术来力求使格格不入的事情适应于教条的要求。正如梅洛蒂所表明的，这些在学术上使用的花招，产生了毫无开导性或启发性的结果。
但是马克思当然不能把他的视野限于欧洲。如果对资本主义未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发展的原因不加以重要的补充说明的话，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就不可能阐述得完全和令人满意。马克思曾经试图弄清到底为什么只有西欧能自发地——或者说主动地，依靠其自身的物质资源和组织机构——从一个显然是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成功地过渡到自主的工业资本主义。种族优越感的种族主义论点显然是从几个方面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而归之于仅仅是历史的变幻莫测，则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但是，如果把封建主义看成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就是说：那是从以前奴隶经济废墟中终于到处出现的一种生产方式的话，那么，要回答“为什么资本主义只在欧洲发生？”的问题，就更加困难和复杂了。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显然在于假定存在着各种可能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除了封建主义以外，以潜在的广泛应用范围而言，有一种经济形态后来取得了几乎独一无二的突出地位，那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那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有什么特殊和独特的特点使它同资本主义的种子不相容呢？（中国的科学技术史使这一点成为一个特别有刺激性的问题。）这在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令人感兴趣的难题，它经常重新引起辩论，并使这个概念获得新生。
梅洛蒂教授详细阐述了这种思想的历史变迁，他提醒我们：俄国和中国革命后的紧急局势，和非共产党世界中的学术风尚一样，都起了它们的作用。我只想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辩论“不发达”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的背景下，这种思想又大大抬头，那时不可避免的。我并不是说这种情况只出现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他们对这个思想从来没有长期忽视过，它也没有远离他们论战的前言；我是说，在近年来，这种情况也出现在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其原因是不难找到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对于所谓“不发达”所引起的理论和时间问题，是极少关注的；“发展经济学”实际上主要是战后的一种创新。甚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虽然总的说来他们对于“不发达”的有关现象和改变这种现象的必要性要关注得多，现在看来却具有严重的欧洲中心主义，而且骄傲自大。毫不奇怪，那些关于克服不发达状态的早期主张是十分天真和简单的，只要看一眼五十年代的一些一度受到重视的教科书，就能很快地、明确地发现这一点。（然而，必须指出，西方那些真正制订和实施“发展”政策的人却是从一开始就比他们当代的学者们要现实和冷漠得多。[2]）早期那种热情、有力的发展主义，实际上把必要的解决方案缩小为资本加计划。大量的西方经济学家都和新独立国家的政府有联系（都是毛遂自荐的，有时是自发提出，有时由一个援助国安排），向它们提供发展的意见，并协助制订国家经济计划。还有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们从他们四面八方的大学里自动地提出各种建议和主张。
不发达国家未能从这种帮助和意见中得益，这必然使它们对于简单化地说明和解决不发达的问题失去兴趣。其结果是，到处出现一些更加精细的分析，每个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都力求形成他自己的一套新的全面理论。现在什么都逃不过他们的主意：气候、自然资源、宗教、遗传特点、心理、文化、语言等等。但很少有人预见地注意到殖民主义作为“不发达”的先决条件的意义，也很少注意到在中国的方式下革命作为摆脱“不发达”的先决条件的意义，也很少注意到在中国的方式下革命作为摆脱“不发达”的重要先决条件的意义。至于那些注意到这一点的人们，则很少有人能一开始就超过殖民主义这一范围来说明当代的贫困问题，认为那是相当充分了的；他们含蓄地指出或明白地认为殖民时期以前存在着平等的发展。但是，确实对这个问题探讨得比较深的某些人却又重新发现了经常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马克思之伟大，显然在于他的著作始终与众不同地联系到对国际不平等现象寻求一个满意的解释。他探讨和说明问题的系统、彻底和全面，是独一无二的，很有教益的。（必须指出，恩格斯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说明这一点是不公平地；却是，在这个活动中，实际上不可能把他们各自的贡献分开来。）梅洛蒂教授很成功地努力为寻根究底的我们这一代勾画出最有关系的一些方面，并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路标。他已经同时写出了对当前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最清楚的介绍，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作了相当新颖和独创的转义——这肯定是不小的成就。
但同时还要提出一句警告：甚至马克思也保有一丝可能主要并不自觉的欧洲中心主义，正如梅洛蒂教授所表明的，他提出了若干著名的、然而现在确已有点令人生腻的引文。在自命为马克思信徒的那些西方人中间，这一特殊思潮（指欧洲中心主义——中译者注）表现出相当大的力量，最为显著的是在形形色色的托洛茨基分子中间，他们托庇于衰落中的帝国主义，顽固不化地声称：甚至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也必须等待早就预告的富国中（白种）产业工人的起义。梅洛蒂教授毕竟也不能免于这一可想而知的影响，正如他对中国革命的评论中所表现的。西方人很难摆脱这种世世代代根深蒂固的幻想：认为世界是以白种人的富国——它们的行动、倡议、决定和方向——为中心而运转的。梅洛蒂和安德森（见注1）表露出这种不自觉的简介，虽然以不同的方式、并且自然是间接的——安德森推崇（实际可以说是吹捧）古典（希腊-罗马）为人类成就的顶峰，梅洛蒂颂扬西方技术是未来“真正的”革命的最终保证。当西方世世代代地盛行这种不费力气的、深信不疑的优越感的时候，亚洲的革命者们也许现在大可对这种不可救药的思想废渣取笑一番。显然，当历史的钟摆无情地拜离西方的时候，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即：到底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哪些特点使得亚洲社会特别为新形式的社会所接受呢？这种新形式的社会正在把过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迅速地扔进历史垃圾箱。
可是，虽然这样说了，我还要竭力推荐梅洛蒂的书，提请所有关心现代不发达问题和国际不平等现象的人们注意。这本书肯定能增进认识。
我们祝贺本书英译者帕特·兰斯福的出色的英译本，它具体帮助了这本书发挥影响。
马尔科姆·考德威尔
（以下所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选集》均系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
[1] 佩里·安德森：《专制国家的渊源》。该书第462-549页专门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
[2] 见G·科尔科：《英国外交政策的根源》；G·科尔科：《战争的政治》；L. 肖普：《战后世界的形成》，载《造反的社会学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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