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1977年）
当前的观点
历史发展的模式
当提出我们的探讨结果以前，我们应当对于近年来首先对传统的单线图式提出疑问的那些学者给以应有的赞扬，虽然，有些人那样做是出于非常含糊的角度。他们鼓舞了我们去承担这项任务。荣誉应归于过分收到诽谤的威特福格尔和过分受到赞扬的霍布斯鲍姆，随后是戈德里埃、罗丹松、谢诺、曼德尔、絮勒·卡纳尔、加罗迪、施密特、特凯、多夸，他们是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汉学家、非洲学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代表着新的、非单线式马克思主义的最有生气的力量。我们也可以加上休伯曼和斯威齐的名字，他们虽然对这个问题没有直接的兴趣，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公开抨击了“荒谬地把《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图示看作使一种普遍的公式”。[10]
因此，做一个简要的情况报告，是合适的。
传统的单线图式
根据这一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模式图解应该是这样的：
| 原始公社 |
| 古代社会 |
| 封建社会 |
| 资产阶级社会 |
| 社会主义社会 |
这不是纯粹随意的解释，因为它根据了马克思的整个一系列著作，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但是那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模式，它忽略了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马克思的思想，至少从1853年起的时期内，他在若干年间（特别是1853年和1857至1830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所写的论述亚洲的文章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一书中，在《资本论》的许多章节中，以及在他晚年的书信和著作中，都有发展。当马克思被要求澄清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他坚定地回答说：“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1]
自从第二国际时期以来（不说更早的话），当时仍在流行的那种解释一直是欧洲各种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历来坚持的。它们利用它作为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出发点，从而在实际上使它们能传播帝国主义的和种族主义的思想，甚至把它们装扮成正统马克思主义而在工人阶级范围内加以传播。[12]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的模式页倾向于重新提出那种解释。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试图一下子取消马克思本人提出的亚细亚方式的概念。[13]由此而出现的空白，主要靠任意延长其他几个前资本主义形式——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以及特别是封建主义——来加以掩盖。[14]
1931年列宁格勒辩论的结果，是抛弃了马克思关于亚细亚方式的概念，确立了一种把东方社会看成是封建主义的亚细亚变种的倾向。1934年，学者科瓦利夫建议不如把它们解释为奴隶制的变种。后来，又一位学者司徒卢威提出一种观点，说东方社会曾经是古代的奴隶社会，而在从奴隶制进化出来的最初一些阶段上停下来了。[15]他的文章被欢呼为“最终结束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的一大贡献。苏联东方学家中的流行观点赞成这样的看法：认为东方社会经过了古代的奴隶阶段，然后再中世纪经历了封建主义。在这两个时期中存在的原始社会痕迹，要比在西方存在的范围大得多。[16]
在中国，1949年以来直到最近文化革命的倾向，始终是遵循毛泽东把中国的历史阶段和欧洲的历史阶段——先是奴隶制，然后是封建主义——完全等同起来的砍伐。例如，1959年在北京用法文出版的翦伯赞、邵循正和胡华合著的《中国通史》中，一开始就宣称：“如同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中国的历史页经过了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各个阶段。”甚至连封建或奴隶社会的特殊的东方变种也不再提了，而那种提法是苏联在列宁格勒辩论会的结论中以及由历史学家科瓦列夫和司徒卢威所分别承认了的。在中国，对于象旧朝廷官僚部门那样的基本体制，没有作过一次认真的历史研究。但是，中国学者们在本国历史应如何分期以纳入上述划分的阶段这个问题上，由很大的分歧，这本身就足以表明：要把意识形态方面得到批准的模式应用于中国，是多么困难。但是，这样令人可叹地把某些名称不加区分地使用地情况，在西方也是广泛流行地；因此，人们可以漫不经心地把没有进行过资产阶级革命地任何社会（从1788年的法国到尼日利亚酋长国，从沙皇俄国到十九世纪的中国或印度）都列为“封建的”或“半封建的”。然而，这似乎更多地是由于历史或语言方面地牵强附会，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虽然，那也不能说明其有理，例如在中国。[17]事实上，中国的学者甚至更加过分，他们断言：在最初引起争论的1859年著名表列中，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指的原始社会。[18]这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对马克思以及所有严肃的人类学家来说，原始社会只能指一种自然生存经济（采集和渔猎）和一般的畜牧和游牧文化，至多是指刀耕火种式的农业，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却意味着定居垦殖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1966年至1969年的文化革命，引起了对中国历史某些特点的重新注意——或者说，当本书作者与1971年10月间访问中国时同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哲学系老师们讨论中似乎感到这一点，然而，那并没有导致对单线模式提出任何疑问，可能那是可以预料的，因为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大动荡中，新、老特权阶级的官僚主义性质时受到广泛而深切的主义的。
再者，越南人在维护本国文化遗产方面，比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集团走得更远，他们的历史著作特别强调原先种植粮食的村社如何依靠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这从最久远以来就是在作用上无法取代的一种国家表现形式，同样也是一种阶级统治的手段。但是，即使是他们也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甚至设法在越南发现一个奴隶社会，作为当初走向阶级分野社会的第一步。[19]
毕竟，传统的单线图式还是在西方最为流行的，不论是那些基于处处表明自己对莫斯科或北京路线给以“正统”支持的“正式”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我们只需每类举一个例子：第一类人时英国人夏庇若，第二类人是美国人施莱辛格。在《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主办的一次对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有意思的辩论中，夏庇若发表了一篇引起争论的文章，他毫不犹豫地主张最狭窄地单线观点。他甚至拒绝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把它贬为“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说马克思只提到过一次，然后，在摩尔根和恩格斯的伟大科学研究论文发表以后马克思就不提了。[20]自然，那是使人完全不能接受的解释。马克思并不只是偶然一次提到亚细亚方式，而是确实很详尽地讨论的，我们将在本书中说明这点情况。甚至所谓马克思读了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著作后就放弃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这种论调，也是站不住脚的，这不但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摩尔根的发现是对他们关于历史发展思想的一种肯定而不是否定，而是因为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1894年出本的《资本论》第三卷中，许多段落内仍然把这种历史发展思想作为必要的参考内容。而且，恩格斯自己在准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一文时所写的若干信件中，都明白地使用了这一思想。[21]人所共知，这一著作是得到摩尔根一书地启发，而且是摩尔根一书地马克思主义解释。
施莱辛格地批评就更粗鲁了，他甚至断言：“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自然对未来都主张一种宿命论地观点，按他看来，……人类正在沿着一条预定的道路，经过预定的阶段，到达一个预定的结局。”他认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有一个中心命题的话，那就是：认为现代化，工业化和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将必然使每个国家从封建主义经资本主义而走向共产主义。”[22]
这使人怀疑施莱辛格是否真的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他也许使度过的，即使是通过许多的马克思赞美者们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颂词的有色眼镜。事实上，即使是通常对马克思主义象阿伦那样敌视的学者（他总是想把马克思主义贬为一种机械的讽刺），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西方以外的一种文明的话（他相信是这样的，因为“它似乎并不构成西方历史的一个阶段”），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容许不同的人类集团具有相应的不同历史进化路线的”。[23]
传统的单线图式一旦联系实际，同马克思的真正思想就相距很远，如果联系具体时间，就完全不合理了。而且，它甚至相当不恰当地把西欧的历史发展提高到“普遍性”模式的地位，这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的一个明显例证。所以，看到古巴、中国、越南、朝鲜以及甚至黑非洲（例如坦桑尼亚的）的学校里也在教这个内容。是令人惊异的。这种历史观的传播，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突出例子，关于这一点，应当主要归罪于共产党的教条主义态度。
普列汉诺夫和威特福格尔的双线发展模式
普列汉诺夫的一些看法，明显地预示了中国和苏联的观点。普列汉诺夫是它们多年的先驱，他认为：不但是“俄国像西欧那样经过了封建阶级”，而且“同样的阶段发生于埃及、迦勒底、亚述、波斯、日本和中国——简言之，发生于所有或几乎所有的东方文明之邦。”[24]
但是普列汉诺夫在他最享盛名的作品中保留了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指出它不能被看成是先于奴隶制生产方式。他把亚细亚方式和奴隶制方式看成是“两个并存的经济发展类型”，两者有显著不同，其主要的不同特点在不同环境的影响下发展演变。[25]
他的论点的中心是：原始社会解体的结果，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然而类似的发展路线：在西方，逐一发展了古代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在东方，出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
| 原始社会 |
| 古代社会 |
亚细亚社会 |
| 封建社会 |
|
| 资产阶级社会 |
|
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著作，在描述亚细亚生产方式方面是相当紧跟马克思的。像马克思那样，普列汉诺夫断言亚细亚社会的静止性以及它没有殖民征服或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外力推动是不能发展的。他把这种思想应用于俄国历史，是特别有意思的：在1861年农奴解放以前，俄国有点像一个欧洲的中国，一个“东方的”或“半东方的”国家。但是，虽然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都是俄国社会的特点，俄国却比亚洲各国有一个巨大的有利之点——它同西方接壤。
人们在托洛茨基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非常相似的主题时常一再发生。事实上，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对俄国社会的解释都动摇与封建和亚细亚之间，同时对东】西方之间经历的不同发展分得很清。托洛茨基采取很坚定的立场反对“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后来斯大林接受了），认为把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历史阶段和进化规律断言为具有同一的性质，这就退化为庸俗的教条。[26]
威特福格尔也从普列汉诺夫那里清楚地得到灵感：他也强调地理因素和环境因素对东、西方不同历史道路的影响。他过去一度曾经是第三国际的密切同情者，后来脱离了共产主义运动，肯定他的功绩是：首先出来抨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的”单线正统，当时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他的抨击很强有力。他的局限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著作中最为明显，特别是在他最著名的书中。他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大胆活动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非常机械地解释为他的永恒亚细亚社会的理论基础（这种永恒亚细亚社会也无分别地一概称为“水力的”、“东方的”、“农业官僚主义的”、“农业管理的”社会，等等），他说那种社会是“在苏联和中国再度出现的专制社会”的典型和先驱。[27]因此，威特福格尔对单线发展理论的改进，也时常表现为：可以在马克思及其十八、十九世纪渊源中找到蛛丝马迹的那种排外思想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推动而夸大的产物（马克思的十八、十九世纪渊源，指的是：第一批去亚洲的欧洲旅行家、孟德斯鸠、黑格尔、英国的经济学家，等等）。这种观点不可避免地，并且可以理解地对于取代旧的单线图式地任何企图，产生过多的怀疑；而旧的单线图式，似乎自相矛盾，但比较起来还是一种较为开放和较少种族主义的理论。因为，虽然它把非欧洲的各民族——特别是各个亚细亚种族——降到了早于西方的一个发展阶段，但它并没有把它们放在不同质的道路上，这种看法似乎确是威特福格尔后来著作中的摩尼教观点所提示的。这种情况的一个后果是，它使顽固的批评者得到一个不花气力的接口来埋葬他受到大量侮辱时所提出的那些令人不快的问题。
一些新近作家们的新单线观点。
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从普列汉诺夫和威特福格尔的观点后退到某些新近作家们的复杂的新单线主义，这些新作家是近年来复活亚细亚生产方式思想的主要人物。
这些作家中，我们至少应该提到本国说法语的那些学者，他们是巴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以及《思想》杂志和《马克思主义国际研究》杂志的知名人士，诸如结构主义者莫里斯·戈德里埃、东方学家让·谢诺和非洲学家让·絮勒-卡纳尔；还有匈牙利汉学家费伦克·特凯，这些法国作家们（特别是戈德里埃）都直接受到特凯的好处，可是常常不承认这一点；还有匈牙利裔的俄国经济学家叶甫根尼·瓦尔加，他在列宁格勒辩论以前，在二十年代就已使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名称；以及美国的印度学学家丹尼尔·索纳。
这些作家们知道，马克思在论述“大体说来……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时，并不是之谈到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而且也谈到亚细亚方式。[28]他们不愿意放弃通常的单线图式，因此提出对旧的教义进行很有限的修改，只是在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之间插入了一个“亚细亚阶段”:
| 原始社会 |
| 古代社会 | 亚细亚社会 |
| 封建社会 |
| 资产阶级社会 |
然而，那个修改完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有严重错误。
这些作家们显然把马克思在前述引文中罗列各个生产方式的次序误以为是时间顺序，而事实上那是根据各个特定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到达的发展水平的逻辑顺序。他们那样做，就忽视了马克思始终强调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和地理特点，而任意地把它提高到仍然被视为唯一道路的历史发展模型的皮鞭“阶段”。他们把亚细亚社会降为一种社会-经济结构——或者甚至只是一种“生产方法”——它在各种情况下都标志着从原始的无阶级社会向最初的阶级社会的过渡。[29]
这种惊人的结论把整个问题推向遥远的过去，对那些作家来说无疑是最不妥协的，他们实际在政治上仍然主要同正式的共产党保持关系。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结论，他们就被迫回避或实际上删掉马克思所描绘的亚细亚社会的某些基本特点，特别是国家所承担的治河等巨大公共工程所发挥的基本作用。
这显然是例如谢诺所表明的倾向。他说，前提是“一种生产方式的基本作用，既不能在生产技术和地理需要（由气候条件所决定的灌溉）的水平上显示，也不能在社会-政治的组织形式（部落贵族制、官僚统治）上显示，而只能在生产本身的水平上显示”，他得出了过于简单化的结论，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似乎是村社生产活动和国家政权的经济干预（国家剥削它们，同时监督它们）相结合”。[30]然后他就可以问他自己，是否“这种‘经济最高司令部’的思想不包括保养堤堰和运河以外的其他职能，例如；管理作物轮作和保护并监督耕地安全（只要村落自给不能包罗万象，就有这个需要），以军事手段保护村民抵御游牧民族或入侵的外国军队的袭击，国家直接承担农民无力从事的某些工业生产部门——例如采矿和冶金”。[31]
与此相类似，如絮勒-卡纳尔特持同样观点的戈德里埃所，“部落贵族咋贵重产品的交换方面控制部落间或地区间的贸易，例如黑非洲与白非洲之间的黄金、象牙、兽皮等交易，可能促使像加纳、马里、和松该（非洲中世纪的一个王国，位于现代苏丹的中西部）等王国的兴起”。[32]
十分清楚的是，他们这样扩大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畴以后——如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扩大并正在扩大“封建主义”的范畴，其结果就是剥夺了它作为一种分析手段的特殊意义，这恰恰同那些复活这一思想的好意作家们抱有的期望背道而驰——他们认为，“它能以充分的科学准确性解释亚洲、非洲或美洲社会的进化，以及甚至西方的某些史前阶段”。人们必定会向这些法国人和说法语的人重复塔莱朗的格言：“先生们，尤其是切勿热情过分！”
因此，毫不奇怪，由于运用了那个概念，戈德里埃不但在亚洲和哥伦布以前的美洲，而且在黑非洲和地中海欧洲（在伊特拉斯坎人中以及在克里特岛和迈锡尼文明中）就发现了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谢诺不但同意了他的发现，而且甚至在单子上增加了一些名字。[33]这些作家们已经用一种新教义来取代名声不佳的老教义（那种新教义主张亚细亚方式的普遍性和必要性），因此得出了单线模式的同样结果。[34]事实上，这些作家们都多少无意地把亚细亚方式地特点吸收进那些预示统治集团——因此也是指国家——在一个主要以村社为基础地社会内地兴起。正如曼德尔所说，他们似乎不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不仅指湮没在过去迷雾中地某些‘原始地’印度或中国社会，而且指欧洲资本在政府（印度）或大规模渗入（中国）前夕地十八世纪所接触地印度和中国社会”。[35]
但是这些并不是使那些作家们感到糊涂地唯一例证。我们只需再提另外一个，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们来说特别严重地一个例证。从最遥远地古代，建立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上地一些社会——即使那些作家也一定把它们归在这一生产方式之内——推动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某些最出色地文明地兴起。只有心胸最狭隘、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才敢于忽视它们，或认为它们低于西方古代和封建时代的文明。社会人类学和其他新的社会科学与之斗争并设法揭露的，正是这种态度。因为那些作家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他们并不否认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著名的相互关系。如果那种生产方式真的是“低于”（或者至少并不大大低于，而不是仅仅是“不同于”）古代或封建生产方式，那就很难理解在印度、中国、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阿拉伯等地的亚细亚结构中，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怎么会如此繁荣。马克思谈到艺术时说过，“一定的艺术全盛时期决不是同一般的社会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类似社会组织骨骼的物质基础成比例的。”[36]然而，很清楚，这种断言不能扩大到包括上层建筑的其他一切方面。也不能否认说它们发展的客观水平——正如马克思谈到它们的艺术时所说，同“它对我们所生产的魔力”相比——同所谓它们是在低下的，完全不发达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说法，是全然相反的。至少，它不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基本原则完全排除，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些作家们的“泛亚细亚”观点，真正是明显地以种族优越感的思想为基础的。通常的家长制式老生常谈“亚洲是人类的母亲”，在有些地方模糊了这种观点，但是，在谈到欧洲同所谓的亚细亚模式决裂时，问题就揭开了，现在诸如“希腊奇迹”的名称仍在使用，而且，据说西方的发展路线虽然是一条少数派的、而不是普遍性的路线，但却是“典型的，因为只有它能保证生产力最大限度的发展，从而保证了人类的最终解放。”[37]
“泛亚细亚”新单线理论把亚洲的发展路线列为同欧洲一样，但认为亚洲没有能力自主发展，因此就不合理地把“发展”只同西方在发展中采取的单独道路联系起来。照这样，它根本不是像多夸也声称的那种“欧洲中心论的垮台”，[38]而是旧瓶装新酒，思想上多半还是旧的五阶段单线发展观点。
在结束这一章节以前，还有另一个图式值得顺便提一下。这还是单线的形式，但更为复杂，那是戈德里埃提出来企图解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关于历史发展的轮廓的。它同过去的图式不同之处，只在于它把“古代的”和“以奴隶为基础的”视为两个分开的生产方式，并在奴隶制和封建主义之间插入了一个日耳曼方式。
| 原始社会 |
| 亚细亚生产方式 |
| 古代生产方式 |
| 以奴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 |
| 日耳曼生产方式 |
| 封建生产方式 |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因此，照戈德里埃的意思，有七种生产方式，那是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调查过的，人类已经全部经历过的土地占用的形式相对应的。[39]但是这一图式还是完全不合理的。在现实中，他的“古代的”（有别于以奴隶为基础的）和日尔曼的形式，只是一些特殊类型的社会，要是愿意的话，也可称为一些特殊的生产方法。马克思肯定从来没有想象过把它们同“时代”放在同等地位，马克思特别把“时代”作为社会-经济结构前进的广泛标志。把日尔曼方式插入一个单线模式，是完全违反戈德里埃承认的“由恩格斯所描绘（和马克思所同意）的日尔曼民族进化的显著特点的”。[40]
戈德里埃和加罗迪著作中的反单线主义迹象和多线主张
然而，在上述大多数作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许多反单线主义迹象，尽管时常以减弱的或矛盾的形式出现。
例如，戈德里埃的最新著作，一部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论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文章选集，他毫不犹豫地攻击那种“多年来教条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情况”。这种假马克思主义“主要包含的是把人类历史将为一种固定不变的连续五个阶段，它分为‘五种基本的生产关系’：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他评论说，“降低到了这个样子，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它的科学价值，成了只是一种历史的哲学，是‘人们可以用来排列历史的一种方法和设计’。”[41]
戈德里埃在另一部专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概要的理论进行批判性总结的著作中，公开地提出有必要“建立一个多线图示”。[42]他自己只是一般地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贡献在这方面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被法国共产党开除出党的著名哲学家罗歇·加罗迪的著作中，也能找到反单线的观点。加罗迪是巴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并担任该中心的主任达十年之久。该中心领导了最近重新兴起的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斯大林主义准则，已经把马克思主义降为一种装扮成辩证法的、教条主义和假科学的实证主义。学究式地编出来的唯物主义三大原则、辩证法四大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五大阶段，产生了“普罗科拉斯提斯地床（普是希腊神话中开黑店地强盗，他抢劫人之后迫使身高者睡短床，然后砍去身体的伸出部分），科学和创造性都要在上面被肢解”，[43]他认为，“如果我们把建立在西方社会发展地经济基础之上的五阶段历史发展图示，作为绝对的、完全的真理，如果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地设法把例如非洲和亚洲社会地发展都包罗在这一图式之内，那么我们就扔掉了科学方法而回溯到了推测性的、教条主义的历史哲学；而且，我们肢解了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曾经联系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这个问题”。[44]
加罗迪并不停留在这些理论思考上。他没有企图制订一个不同于五阶段的、更加全面的另一种图式，他在实践中确实用多线概念来分析现代中国的问题。他说，“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经典说明来看，社会主义看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解决。如果是这样的话，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是否真的会出现前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情况呢？因为资本主义只是边缘活动，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是在一个封建类型的政权统治之下，存在着亚细亚方式的生存迹象。如果有可能的话，那么，具备了这套全新的变化因素之后，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会有何种特殊性质呢？”[45]
加罗迪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强调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他忘记了：一个相当类似的问题——似乎还有一个相当类似的结果——已经在俄国出现过。在那个事例中，也是想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从普列汉诺夫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所有主要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那种社会确定为“半亚细亚”社会。但是，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论，只需提请大家注意：加罗迪所表明的中国类型是首先来之于中国的历史及其经济和社会结构。在结论中，他提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辩论。这里，他含蓄地批驳了他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地许多同事，并强调说：在历史唯物主义地教条概念中插入一个“第六阶段”来扩大这个概念，把整个概念视为一种方法或行动设想，是不成问题的。
罗丹松著作中的多线含义
一位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穆斯林社会学家马克西姆·罗丹松，在一本非常鼓舞人的新书中提出了内容深刻得多和理论上更为先进的论点，他不但公开抨击“经典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由恩格斯下的定义，但是被社会民主党的教育机构以及后来被斯大林主义机器降低到学究式的一套公式”，而且抨击戈德里埃的新单线主义观点（他把戈德里埃视为一典型）以及一些类似的作家的观点，那些作家把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到了历史发展的普遍性或接近普遍性的地位。[46]
罗丹松试图根除任何狭隘单线理论的基本设想，对这种观点肯定接受的内容提出疑问。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被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严格区分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形态，他们认为自己在欧洲中世纪看到了一种可以与资本主义想比拟的基础。他们清楚地感觉到下面的生产关系，即农奴和地主之间的关系，但是只同他们所熟知的唯一另一个前资本主义方式（奴隶制）相区分。他们在描述这种生产方式时，经常把它和西欧同时出现的上层建筑特点（或者更确切地说，政治特点）混同起来；这在他们用以描述这种生产方式的名称上看得尤为明显，那个名称严格来说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借来的当时流行术语‘封建主义’。”罗丹松认为（本书作者并不赞同），使用这样的名称时很不幸的。“因为它主要同政治上层建筑有关，它同生产方式的联系则难以证明”。[47]
然而，他说，它的意义在于：那是马克思设法细致调查并规定前资本主义形态定义的唯一材料，而且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有关章节。马克思并没有讨论封建主义，而且几乎没有提到过这个字眼。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设想是一套条件，他把它的形态解释得相当含糊，它们是从不同形式得原始社会发展而来得进化过程得结果。在分解过程中，有各种因素，最先的一个就是私人财产，它在某些情况下同公社财产并存，在贸易和战争得共同影响下渐渐独立于社会。它使人们本身进入到可以被他人占有得商品领域，如农奴或奴隶。这两种人被别人所占有，处于同样得地位上；[48]那种被占有得义务消失以后，就产生了自由劳工，那是资本主义得前提之一。罗丹松在结束时说：“一个农奴制占特殊优势得阶段继承一个奴隶制占支配地位的阶段，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看到的是本身不相同的类型中发展而来的多种形式得演变。封建主义这个名称只是偶然出现的，是为了比较的目的，而用以说明有诸侯采地联系得欧洲中世纪政治制度或中世纪历史时期。”[49]
最后这句话不是十分准确得，将在后面有关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中得一章含蓄地加以批判——霍布斯鲍姆对此忽略了，而罗丹松得许多思想则来之于霍布斯鲍姆。但是按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论，前面句子中得第一部分是最为重要的。我们提出的不同观点：多线发展图式，是从同样得前提出发的。
（以下所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选集》均系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
[10] 里奥·休博曼和保罗·斯威齐：《<资本论>一百周年札记》，载《每月评论》。
[11]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11月），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12] 这方面例如，荷兰社会民主党人范科尔在阿姆斯特丹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1904年8月14日至20日）上用公开的种族主义语言提出一种奇特的单线发展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世界各国人民都必然要经过一个资本主义阶段（“卡尔·马克思关于某些国家在它们的经济发展中将能至少部分地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假说，并未实现；各原始民族只有承受这一苦难，才能达到文明。因此我们的责任不是去阻碍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的发展。”）（见埃莱娜·卡雷尔·德昂科斯和斯图尔特·R.施拉姆编《马克思主义与亚洲》。“Le Marxisme et l'Asie”, ed. Hélèene Carrère d'Encausse and Stuart R.Schram, Editions Colin, Paris, 1965; Eng. trans. “Marxism and Asia from 1853 to the Present Day”,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London,1969, pp.125-126.）伯恩斯坦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被统治民族反对其主子的斗争并非都是争取解放的斗争”，所以“当气势汹汹的、不懂文明的民族起来造文明的反的时候，他们没有权利取得我们的同情。”（卢西亚诺·阿莫迪奥引自卢森堡的《选集》一书导言。quoted by Luciano Amodioin the introduction to Rosa Luxemburg, "Scritti Scelti", publishedby Avanti!, Milan, 1963, p. 27 n.）以及意大利本国的拉布里奥拉（关于他，见翁贝托·梅洛蒂所著“意大利文化中的种族主义和种族优越感”，载《第三世界》杂志，Umberto Melotti:“Razzimo ed etnocent-rismo nella cultura italiana", in"Terzo Mondo", Milan, vol.I, 'lo. 2, Oct.1968,pp.28-68）。
[13] 斯大林的观点肯定受到实用主义考虑的影响。在国内，关于亚洲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特点是：即使没有私人所有制，但是有一个剥削性的官僚阶级，这和托洛茨基对苏联社会的分析似乎惊人地相似。在国外，有必要使苏联的模式合法有效，并强调俄国历史和俄国革命的榜样性和典范性以及肯定这个“主导社会主义国家”对领导权的要求，强调他的对外政策在有关亚洲问题上的倾向，以及害怕这种主义会对亚、非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产生反效果。
毛对于那些看法中的某些内容有同感，但不得不更加防备那些主张这种思想的人或明或暗的种族优越感的解释，它们看来几乎要暗示亚洲同西方有着自然的、长年的联系条件。毛虽然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亚洲社会分析的一大部分（虽然并不接受它的词汇），他却始终强调中国文明的伟大传统、光辉的历史背景、以及它的长期革命传统，虽然这样强调同文化革命期间强调的是相反的。
[14] 斯大林自己使五阶段的单线发展理论成为神圣不可侵犯，而并不感到需要从逻辑上和历史上使之站得住脚。他简单地把这说成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他说，“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即使在非斯大林化以后，这个教条仍然没有倒。已译成若干种文字的苏联马列主义的典范材料《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断言：“整个说来，人类经历了四种意识形态：原始公社，奴隶占有制，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现在人类正生活在向下一个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过渡的时代。这一形态的第一阶段叫做社会主义。”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家接受这种教条的话，他就会面临一项自相矛盾的任务：不是去“发现”历史，而是根据已经一劳永逸地作为真理而接受地一种先验地模子来“重新发现”历史。这正是马克思所正确地加以反对的态度！
[15] 瓦西里·司徒卢威：《早期阶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定义》，载《苏联人类学》，法译文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研究》。
[16] 但是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例如，我们注意到M.A.契科夫和V.A.梯乌林论述中世纪亚洲所流行的阶级结构的一篇著作。在那本书里，亚洲社会被定为一种“社会发展的自治模式”。（其特点是：没有一个与国家分开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分化超过经济分化，君王与臣民之间的关系超过土地剥削；以及生产资料生产者的所有制。）“如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样，这种类型来自一个共同出发点：亚细亚型的原始阶级社会，它一条路走向奴隶制，另一条走向封建主义，第三条发展到具有自己独特基础的亚细亚社会”
[17] 两位严肃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方向的历史学家所作的自我批评，似乎使我们在这方面特别感兴趣；他们是：东方学家让·谢诺和非洲学家让·絮勒-卡纳尔。谢诺最近承认，他以前把越南历史解释为封建的，现在看来“应完全抛弃”。他写道，“为了把越南古代的社会结构同古典的封建制机械地联系起来，我们就不得不有计划地闭眼不看一系列事实，那些事实使可以很容易地适合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地概念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若干研究观点》，载于巴黎《思想》杂志，也载于《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絮勒-卡纳尔说：“我们读了非洲的‘封建社会’之后，我们感到不得不抛弃这个提法。传统非洲地生产方式从来不是“封建的”，如果在一种纯政治意义上来使用这个字眼，那是会造成混乱的。”（《赤道非洲地传统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地概念》，载于巴黎《思想》杂志，也载于《论“亚细亚生产方式”》）
[18] 例如，那就是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所采取的立场。
[19] 见恩里卡·特洛蒂·比歇尔：《对越南的帝国主义编史法和革命的编史法》，载都灵《现代史评论》
[20] 迈克尔·夏庇若：《社会发展各阶段》，载伦敦《今日马克思主义》
[21] 见例如恩格斯1884年1月18日致倍倍尔信；1884年2月14日致考茨基信；1890年10月27日致施密特信。戈德里埃一度曾支持过恩格斯在会见摩根以后放弃这种概念的理论——最近也在事实面前改变了注意。
[22] 小阿瑟·施莱辛格：《论历史的不可理解性》，载伦敦《遭遇》杂志。
[23] 雷蒙德·阿隆：《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
[24] 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历史导言》。
[25] 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
[26] 列夫·托洛茨基：《答波克罗夫斯基》，载《真理报》。
[27] 卡尔·A·威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关于绝对权力的比较研究》。
[2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29] 包括前述特凯、莫里斯·戈德里埃、谢诺、絮勒-卡纳尔等。
[30] 前引谢诺文，载《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第24页；英译版载欧内斯特·曼德尔《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之形成》第124页。
[31] 前引谢诺文，第25-27页；英译版见前引曼德尔书第125页。
[32] 前引戈德里埃文，载《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第87页。
[33] 散见前引戈德里埃文；前引谢诺文第31页。事实上，戈德里埃区分两类亚细亚方式，例如在中国和黑非洲。然而，他说这两类方式的相同之点是：两者都具有群居关系矛盾地结合地共同结构，那是无阶级社会和孕育着阶级分野的社会的特点（第88页）。
[34] 因此，我们发现戈德里埃主张“这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具有地理和历史的普遍性，它出现于无阶级社会的必要条件正在发展的时候，不论是在公元前四千年初期的埃及——当时尼罗河流域的部落社会变成两个君主国，然后又变成一个统一的帝国——还是在十九世纪，当时喀麦隆产生了巴蒙王国”。他进一步重新说明其定义：亚细亚生产方式“似乎比马克思或恩格斯所预见可适用的时间和空间要广大得多”。同样地，谢诺没有察觉到他这番话本身所容易导致的反义，他说，他解释的亚细亚方式“已经达到未曾预见到的那种程度的普遍适用性”。因此布瓦图认为亚细亚方式是全世界各国都经历过的一个普遍和必要的阶段。戈德里埃和谢诺甚至主张在描述这个生产方式时不要提“亚细亚”；假如抱那种态度的话，我们就说不出他们为什么要用一套新公式来装扮这个老公式，例如说什么“他们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活，对于那些过时的、引起争论的理论僵尸以致命的一击，一下子就彻底摧毁，因为他们只是假装活着而已，例如奴隶制的普遍性、超越阶级的不可能性，等等”，或者说“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普遍性的新教义来替代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普遍性的教义，那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研究亚细亚方式的整个目的，实际上只是把老一套的单线发展模式精细的改头换面而已。有时候，这一点时很公开地说出来的。例如，谢诺感到他必须加以说明以便对上述断语作出限制，他说他的谨慎（如果能这样说的话）不是出于对任何单线图式抱根本上地不信任，而只是由于同亚细亚方式地普遍性相对立地理论“将会是证据不足地和有‘教条主义’结果的”。
[35] 前引曼德尔书第127页。
[36]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案）》（1857-1858）第1分册第36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37] 参看前引戈德里埃文第92-97页。
[38] 居伊·多夸：《历史问题》。他认为“欧洲中心论”被明显推翻，却相反地复活了“希腊奇迹”的意义，并把波斯战争恢复到作为几种文化之间的斗争的地位，正如艾希卢斯和希罗多德的看法那样。通常头脑很清楚并且颇具批判精神的一位作家竟得出这些结论，适足以证明在现代伪装下某些解释的变化，又引回到所谓“文明之战”的陈词滥调。
[39] 前引戈德里埃书第40页。特凯最近也采取了这个结论。
[40] 前引戈德里埃书第80页。
[41] 戈德里埃在《论前资本主义社会》所写的前言。
[42] 莫里斯·戈德里埃：《今天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和明天的研究》，载巴黎《思想》杂志。
[43] 罗歇·加罗迪：《社会主义的转折点》。
[44] 罗歇·加罗迪：《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45] 罗歇·加罗迪：《中国问题》。同样地，卢卡奇在他去世前不久发表的一篇访问记中说：“存在于中国的不是封建主义，而是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西。需要有熟悉古代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专家来分析已经发生的过渡，这非常肯定意味着有一些新的特点。”（格奥尔格·卢卡奇：《对社会主义官僚政治的批判》，载巴黎《人与社会》杂志）
[46] 马克西姆·罗丹松：《伊斯兰与资本主义》。意大利国内对这些题目的辩论继续处于落后状态。该书译本受到一个通常在文化问题上消息灵通的周刊的严厉批评，可以明显地反映这一点。直到最近，该杂志才有所修改，对该书作出了不同的评价。
[47] 前引罗丹松书第59页。事实上那个上层建筑时封建王公们在没有一个照管他们特权的国家的情况下不得不相互组成的联盟网（这些联盟至少部分地是按照统治集团的路线组成的）。这些联盟是在明确的阶级分野的基础上组织的，鉴于农民可能再次造反来反对以非经济强制手段剥夺他们剩余产品的个人，从而脱离了封建生产方式所特有的那种剥削类型。
[48] 霍布斯鲍姆页强调这一方面：“在形式上，对农奴制的任何真正的讨论（从来没有比奴隶制的讨论更多）。事实上，这两种生产关系时常被放到一起，作为不同于自由劳工地位的‘主权关系’。”马克思关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当然是他在1857-1858年间为起草《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所写的长得多的笔记的一部分。那些笔记与1939-1941年在莫斯科出版，书名叫《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前只是在1903年在《新时代》出版过简短的摘录），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由于它出版于苏联，使得这部著作在1953年以前实际上一直不为人知，1953年时先前的摘录本在柏林出版了。其中关于前资本主义形态的一节也于上一年作为单行本在柏林出版了。
[49] 前引罗丹松书英译本第60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