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1977年）

第八章 亚细亚社会的阶级结构



　　因此，马克思的话并没有任何自相矛盾之处，只有肤浅的旁观者才这样看。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之后，我们就能来分析亚细亚的阶级结构。

　　马克思并没有十分详细地谈这个具体问题，因此却使得“新单线发展论者”和其他一些解释着感到不受约束地说，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不是一个真正的阶级社会，而是介于原始的无产阶级社会和最初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有人甚至说那是唯一的过渡形式。如果确实是这样，那就奇怪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每一个社会-经济形态都可以用阶级关系加以说明。《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开始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888年，即恩格斯和马克思两人开始对亚细亚社会发生兴趣的将近四十年后，尽快恩格斯感到有必要对《共产党宣言》加以补充，也只是为了说明把这句话适用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1]，并没有加上其它的限制条件。

　　我们也看到，马克思在说明亚细亚社会时一直是这么样强调国家所起的作用的。当然，对于马克思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国家

　　……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2]

　　……是统治阶级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3]

　　但是，还不能真正说，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亚细亚社会的阶级结构已经阐述得十分透彻。村社的全体居民几乎都是被剥削者，他们沦为上级权力机关的“普遍的奴隶”。这一点是可以这样来理解的。但仍然相当含糊不清的是，构成剥削阶级的究竟是哪些人。

　　使问题复杂化的是由于下述的事实：在亚细亚社会里的剥削有两级：一是在村社内部，一是在村社和管辖它的上级机关之间。在第一级，《资本论》以及论述印度的文章内有关村社的一些章节中，马克思谈到了行使特殊社会职能并由村社供养的一小批人：居民首领，他一身兼任法官、警官和税吏；管历法的婆罗门或占星家；教员；诗人；各种工匠。[4]但这显然更在于说明为数有限的分工（这是《资本论》中这一章的主题），而并非真正意在阐明村社制度的阶级结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是在讲到分工时，马克思谈到了等级制度，他实际上把这种等级制度归因于印度人和埃及人借以实现分工的“原始形态”。[5]亚细亚公社包含着消极地发展到种姓制度的种子，[6]正如希腊-罗马公社包含着奴隶制的种子和日尔曼公社包含着农奴制的种子一样。正是通过这样的道路，小小的印度公社内部受到了从分工转变为种姓的影响以及受到了奴隶制的影响。[7]这些等级是否构成真正的社会各阶级，是可以争论的。我们认为它们就是社会各阶段，尽管剥削方式在等级制度中被掩盖起来了。一切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毕竟都可以这样说，因为其剥削通常都是被“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8]但是，仅仅说有剥削阶级，并没有解决哪些人是剥削阶级的问题。等级制度只是在亚细亚的某些开化地区存在着。中国从未有过，而中国却无疑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中最典型的例子。[9]

　　亚细亚阶级结构有别于其他结构的真正特点，可以在村社和上级当局之间的关系上看出来。马克思认为后者上升到顶点就是专制君主或者总督。但是，在同各种其他的阶级社会类比时，如果以为可能由单独的个人（即使他是唯一的、正式的君主）构成亚洲的剥削阶级，那就可笑了。在《资本论》的一个脚注中，马克思谈到了埃及的祭司由于承担了灌溉农业所需要的社会职能，而使自己成为统治的等级。[10]在1859年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所写的导言中，马克思说到税吏是由法律规定具体靠一份社会产品生活的特殊的社会集团。他把他们同那些靠贡赋生活的征服者、靠地租生活的地主、靠什一税和施舍生活的僧侣和教士们化为同一类阶级。[11]在别的一些章节里，他把文职人员和军人——以及其它各种职业的人——化为“一大批所谓‘高级’劳动者，……他们……不仅不是生产的，而且实质上是破坏性的，但他们善于依靠出卖自己的‘非物质’商品或把这些商品强加给人，而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质’财富”。因此，他们“在经济学上……被说成靠真正的生产者（更确切地说，靠生产当事人）养活地食客、寄生者”。[12]但是，上述引文可以说没有哪一段足以说明亚细亚制度中最突出地剥削阶级地性质：其管理者兼官僚地两位一体地性质，这已经为英国经济学家和马克思其他的原始资料所察觉到。[13]

　　国家官员、官吏、官僚、军人——这些人构成了亚细亚制度地真正特权阶级，在生产公社之外地一群人占有了来自土地地地租，即相当于对土地所课地税。如果说上述这一群人担负着重要的社会职能地话，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从不否认剥削阶级和特权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担负着社会职能。但是，当然不能因此而抹杀他们地阶级特点：

　　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和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14]

　　马克思通常总是非常注意官僚机构的问题的[15]，因此，必须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要公开承认一个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里的官僚的阶级属性，对他来说是可能有些阻力的——至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由于他自己的某种“盲目的判断”所致。[16]但是，绝对没有理由像威特福格尔那样不怀好意地揣测马克思是害怕这样承认会给那些攻击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过渡社会的蒲鲁东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提供炮弹[17]，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在马克思的概念里是不会有官僚之类的东西的。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即：关于这样一种官僚阶级是否会在最不同的发展水平上产生，对于那种现实可能性，马克思还不曾有过第一手的历史经验。对我们来说，认识到这一点显然要容易得多，只是因为这正像马克思曾经说过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是一把钥匙”。[18]

　　他自己对这句格言作了如下的解释：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19]

　　同样，有了俄国和中国的官僚集体（其主要基础是古代亚细亚社会的残余）的历史经验及其自我批判的开始，[20]我们今天才有可能更清楚地理解古代亚细亚社会的特点，并且，通过同样的途径，从而领会它的具体特点。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6页。

[3]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1章，载《列宁全集》第25卷第375页。他在以后的一次演讲中讲得更明确：“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关，只是在社会分为阶级，即分为两种集团，其中一个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种集团的劳动的时候和地方，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列宁：《论国家》，载《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2页）。

[4]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7-148页。《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6页。

[5]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4页。

[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第119页。

[7]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14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71-272页。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9页。

[8]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

[9] 虽然理论上中国社会具有开放性的阶级结构，但就连中国也有某种类似种姓制度的社会差别的迹象。儒家古典著作中把保有职衔的官员（绅士）、中过举而没有官职的学者（士）、农民（农）工匠（工）和商人（商），加以区别。这几种人形成了按中文字而直译的所谓“体面人”的集团，除此以外，法律上还规定了第六种人，即出身低微的人（贱民），这就是中国的“不可接触者”。每一种人都有传统规定的适当生活方式，衣、食、住、行、装饰、婚丧嫁娶礼仪以及祭祀都有严格规定。只有“游民”（奴隶、妓女、戏子、杂耍等等）不准应试科举。这种社会耻辱的烙印是代代相传的；甚至当禁令正式放宽的时候（1740年），“游民”只有在成为普通的社会成员四代以上才准许应试科举。这种半种姓式的思想影响甚至在中国遗留到现在，土地改革后二十年，经过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革命，过去的富农或富裕农民的子弟仍然被视为富农或富裕农民，尽管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同贫农或中农的子弟相区别，但是他们仍然被剥夺了诸如进大学之类的特定的社会权利。在回答我提出的具体问题时，中国官员告诉我说，只有经过几代人以后，这种歧视才能消除。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2页注（5）。

[11] 马克思：《导言》I.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7页。

[12]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4章，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167-168页。继亚当·斯密以后，他也把国家官吏、律师、警察、士兵、牧师、甚至医生划入“非生产费用”，并且猛烈攻击“对这个（资产阶级）社会阿谀奉承的人，……他们的首要业务就是，在理论上甚至为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中纯粹寄生的部分恢复地位，或者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过分要求提供根据。”同上书，第168页。

[13] 亚当·斯密、理查·琼斯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都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指明了亚细亚国家背后的、真正的社会集团和生产关系，即全部土地税的受益人。斯密指出亚细亚官吏的阶级利益在于保持一个对他们有利的制度。琼斯（马克思赞扬他对社会生产关系的这种关注）的各个章节从专制君主本人或抽象的国家体制背后找出了主权的或者国家的“代理人”。穆勒认为亚西亚国家岁入的许多受益人中，不但有“统治者的家庭”和“他所宠信的那些人”，而且还有“各种政府官员们”。贝尔尼埃也曾列举了靠国家过活的各式各样的权贵和管理（他的这段话马克思曾引用过）。

[14]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3编，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1页。

[15]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匈牙利哲学家安德拉斯·海洛迪斯（Andras Hegedus）在《充满活力的马克思》选集中《马克思对于官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的分析》一书所作的宝贵研究。海格迪斯正确地批评了那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他们把对官僚主义进行科学分析的问题一般都追溯到马克斯·韦伯，而对马克思有关这个问题的主要理论性结论置之不顾。他还谴责了长期流行而且至今仍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教条主义流派，他们使马克思青年时代关于官僚主义问题的著述任其湮没（另参阅什洛莫·阿维内里：《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

[16] 马克思曾坦率地承认他也可能受这种影响。他又一次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我们大家被这种判断的盲目束缚得多么利害啊：……”（接着他就谈到了他自己过去经历过的一个事例）。《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3月25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1-52页。

[17] 威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

[18] 马克思：《导言》1.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6页。

[19] 同上书，第755-757页。

[20] 关于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开始，可以追溯到罗莎·卢森堡的著作（特别是《俄国革命》）；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如后）；以及意大利本国的里齐的著作（见前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段时期，我们可以挑选出几位见识最广和造诣最深的政治思想家：米洛万·德热拉斯：《新阶级》；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和自由》；赫伯特·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爱德华·卡德尔：《官僚主义和工人阶级》；弗拉基索夫·宾科夫斯基：《官僚主义和社会主义权力》；叶甫根尼·瓦尔加：《瓦尔加遗言》；前引安德拉斯·梅洛迪斯书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载巴黎《人类与社会》；前引卢卡奇文。
　　德拉热斯是抵抗运动和革命造就出来的南斯拉夫主要领导人之一，解放后到1954年曾任中央政府的副总统并一度担任国民议会的议长。他公开谴责苏联和其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培植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这个官僚阶级就像“古代东方专制制度”一样，是以公社所有制（现在披上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伪装）和十分类似一般奴隶制的那种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他说：“像古代东方专制制度一样，解释和制定教义的人就是最高权威的治理人”。
　　宾科夫斯基是波兰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任职以前一直从事地下活动。他在斯大林时期被贬辱，1956年在哥穆尔卡政府中重新任职担任教育部长，1959年内部重组时期开始，被哥穆尔卡再次开除出党。他分析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标签下在他的国家建立的那种“稳定和长期的镇压机构体制”所特有的“官僚主义障碍和变相，它显然阻碍了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的动力”。他还把现在的体制同古代那些“完成了统一和维持某种社会团结作用而又停留在原始水平的生产力和非常缓慢的增长率”的专制制度作了比较。他说，波兰“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刚躲开了专制时期，新的领主们却又不得不引进了镇压机关和警察国家”。
　　卡德尔在上述的思想家中是最“温和的”，也许正是与他现在在南斯拉夫担任官职的地位有关（1972年）。然而就连他也承认存在着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并且说国家现在还不是“工人阶级的公仆”，尽管他否认存在着一个同工人阶级相对抗的、特定的、有组织的官僚阶级。
　　瓦尔加是前人民委员，在拜洛·昆执政时曾任匈牙利经济委员会主席。以后曾任苏联经济和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和科学院院士。他指出，苏联存在着“一个在思想和道德原则上导致官僚主义集中化的、……独裁主义性质的和以权力崇拜为基础的社会”。他认为这些都是源出于“根深蒂固的历史原因”。苏联存在着真正的官僚贵族政治，它“向无产阶级掩盖了它在经济上残酷剥削工人、特别是剥削集体农庄工人的过程，这一切都是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名义下干的”。党棍和党官太多了。他们居住的地方离莫斯科越远——特别是东南部地区——他们追求权力的欲望就越来越不受限制。“赫鲁晓夫企图限制（哪怕是部分地限制）特权阶级的物质福利，但并未取得重大的效果。非常简单，因为那些人阻挠这样干”。
　　1966年至1969年的中国文化革命，以及1968年春的布拉格事件，尽管背景大不相同，但都在群众中播下了这些激进的自我批判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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