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亚细亚社会、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之间的关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1977年）

　　持各式各样主张的“单线发展论者”企图贬低或否认亚细亚社会的特殊性质，有些人有时企图把它同古代社会或封建社会混为一谈。因此，仔细观察这几种社会之间的区别是有价值的，马克思自己就曾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些区别。在这些区别中，首要的一条是基本生产关系，因此就是指每个社会中主要的阶级对立的情况：“在努力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下，只有奴隶主、封建主、接受贡物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1]

　　马克思认为，对地租进行分析时可能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就是“把适应于社会生产过程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租形式混同起来”，尽管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地租时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即不同的人借以独占一定部分土地的法律虚构在经济上的实现”，同时，他谈到下述这些社会作为例子：“土地所有者可以是代表公社的个人，如在亚洲、埃及等地那样；这种土地所有权也可以只是某些人对直接生产者人格的所有权的附属品，如在奴隶制度或农奴制度下那样”。^[2]把上述的区别加以概括，可以说，以奴隶为基础的古代社会中的特权阶级，由于他们占有土地和人，因此就能向生产者索取地租，而在封建社会他们则只是作为土地所有者而索取地租，但是人则由于人身的依附关系和由于缺乏人身自由而隶属于土地“作为土地的附属物”。^[3]在东方专制制度下，特权阶级并不占有土地或人，而是掌握一种公共职能，即作为国家——唯一的土地所有者——的代表而索取地租：

　　（在亚洲）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么，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否则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4]

　　从上面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把它描述为一种“普遍奴隶制度”状态而与真正的奴隶制以及封建制作为对比：“在奴隶制、农奴制之下，劳动者本人成为他人或社会的自然生产条件（这在东方普遍奴隶制度之下是不会有的，只有欧洲才会出现这种情形）。”^[5]

　　换句话说，“东方普遍奴隶制度”的先决条件是，它的从事生产的阶级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是独立自主的关系，虽然决不是什么田园诗式的条件。其中存在着一条同奴隶制不同的重大区别：“它和奴隶经济或种植园经济的区别在于，奴隶要用别人的生产条件来劳动，而且不是独立的。”^[6]

　　另一方面，亚细亚生产方式同封建生产方式的区别在于，它并不是以人身依附的关系为基础的。存在于亚洲的奴隶制和人身依附只是很有限的，例如家奴或在诸如金属提炼等某些重劳动方面。但它们从来没有成为基本的生产关系。^[7]没有必要发展成为这样的生产关系，因为剥削阶级随时都能够向村社抽调大量劳动力，甚至用于非农业生产。此外，这种发展的基础，即私有财产，并不存在。因此在亚洲，像那种以奴隶起义直到中世纪扎克雷农民起义为标志的西方历史上的直接对抗，不是被消灭了，也至少是被大大削弱了。确实，甚至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农民起义，但只是在中央政权软弱无能，允许尚未成熟的封建阶级暂时出现，没有力量管理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体系以及缺乏那种能起缓和作用的、训练有素的官僚阶级时，上述的农民起义才会爆发。

　　马克思还嘲笑了当时撰写有关印度情况的一些英国学者想把英国强制推行的柴明达尔制度同莱特瓦尔制度所产生的新“地主”同英国的土地贵族和法国的小土地所有者阶级加以类比的企图。他指出：

　　说这些柴明达尔同英国的大地主相似是十分可笑的，他们只能得到收入中的十分之一，其余的十分之九都要交给政府。而印度的莱特又是一种多么笨拙可笑的对法国农民的模仿啊，他们被剥夺了任何对土地的永久性权利，他们必须依据收成情况每年缴纳不同数量的捐税。^[8]

　　这三种前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第二个十分重要的区别在于城乡关系的不同：

　　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历史，不过那些城市是建立在地产和农业上面的，亚洲的历史是城乡浑然一体的历史；……中世纪（日耳曼时代）的历史是以乡村作舞台而开演的，它以后的发展是城乡对立之中进行的；现代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而不是像古代那样的城市的乡村化。^[9]

　　希腊的城邦或罗马时代的城市是土地所有者的指挥中枢，^[10]因此在古代社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古代社会却基本上仍然保持了农村的特点。中世纪社会是在乡村中开始的，但它却在城乡之间的冲突中发展起来。现代生产方式是在城市诞生的，产生了阶级，称之为“资产阶级”并非偶然，这个阶级终于使乡村从属于城市。^[11]但在亚洲甚至连名副其实的城市都没有：“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认为是帝王的军营，那是真正经济结构上的赘疣”。^[12]

　　马克思预见到城市（civitas）和城堡（castrum）之间的区别，他们以后成立了城市社会学的一条原则。换句话说，他把亚细亚的“城市”看作是一种恶性发展，是一个集结地。虽然它可能很大，但既缺乏真正的城市特性又缺乏真正的生产基础；它是专制君主宫廷的挥霍浪费和社会实际生产能力之间一种病态差距的反映：“真正的城市只有在对外贸易特别有利的地点才能与这些村落并列而形成起来，或者出现在国家元首及其总督拿他们的收入（剩余产品）与劳动交换、作为劳动基金而指出的地方。”^[13]

　　简言之，在那些又“供人享受的财富，对于这些财富，商人会设下圈套”的地方，^[14]亚细亚城市建立起来，并且成为这些财富流通的媒介，马克思认为，就这一点而言也正如其他地方一样。这种城市，在专制政权的庇护下，过着一种完全寄生的生活。它充其量也不过像亚洲的大商业城市那样，还是一种半寄生体。直到最近，在这种商业城市里，正如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时所说的那样，只有买办阶级才会兴旺^[15]——不是欧洲式的真正的资产阶级，而是在殖民地经济利益的边远地区发展起来的一个阶级。

　　这样一种城市和乡村的“冷淡的结合”自然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后果产生重大影响。关于这一点，最好是回顾以下马克思是怎样叙述关于城乡之间的分工和对立所产生的重大社会后果的：

　　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又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又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确实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16]

　　如果亚洲对这种情况完全陌生，那么其根源仍然不存在私有制：“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17]

　　亚细亚社会、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同样突出的区别。在亚洲的孤立的发展格局中确实存在庞大的官僚集权国家的早期形态，但这种形态却只是到现代时期开始时才在欧洲出现。对比之下，欧洲在中世纪时，直到封建末期，却是典型的分散管理的格局。在欧洲历史上的其它各个时期中甚至是更小的政治实体，诸如希腊的城邦或罗马的城市，或者是“现代史”初期的公社之类。即使在古代或封建时期中像凯撒帝国或者查理大帝帝国那样的最大的一统天下，至多也不过是短暂、动荡的军事管理机构，缺乏真正的内聚力，甚至连统一的语言都没有。而中国这个最典型的亚细亚社会，多少世纪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拥有大量至少大体上同种的居民，具有一种到处通用的文字——尽管讲话有些区别，而且，存在着几千年公认的统一的历史，因此还有共同文化传统。

　　我们如何来概括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封建生产方式之间的主要区别呢？

　　首先，在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上是完全不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典型的贫瘠地区的生产方式，在这些地区，总的说来，人们靠一块块相当小的土地过活。例如，在尼罗河流域，直到今天全体居民仍然集中在全国百分之三的土地上。这些土地靠灌溉工程而肥沃起来，而这些工程需要不断维修。所以，土地很珍贵，而劳动力却很充裕。中国通用的土地单位是“亩”每一亩还不到六分之一英亩大小，在中国，土地登记制度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另一方面，典型的封建制度则存在与拥有大量土地而且无需大规模公共工程来改土造田的地方。所缺乏的倒是种地的劳动力。没有土地登记；土地被分为大片，通常是十分粗略地以不太精确地自然标志如河流、森林或山脉等等来划界地。但却保存着关于“人头”或农奴地十分详尽地人口统计册，其中还载有专业的匠人如铁匠、木匠或箍桶匠等情况的全部细节。^[18]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区别。归根结底，这即使不是对人类生命本身轻视的话，至少也是对于个人的请示，而这一点正是亚洲的许多文化和主张相当典型的特点，然而这却和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和那种对个人的概念是矛盾和相冲突的。

　　第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在亚细亚社会里，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是国家所有的。另一方面，在封建制度下，根据“土地无不属于领主”^[19]这一条封建制度的基本格言，土地属于贵族所有并由长子继承。因此，在亚细亚方式里面，只有国家享有向生产者征收赋税而索取剩余铲平的直接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赋税同地租是一回事。主要剥削阶级的成员们只需通过国家而取得他们的一份。而另一方面，在封建制度下，封建地主是直接的剥削者，不受国家限制，以实物和劳役形式占有地租。

　　最后，亚细亚国家还履行一种对居民极端重要的职能，即兴建并修建治水工程。其结果是，国家形成了强大集中的政权，任用了定期任免和理论上可以经常更迭的官员。从而出现了走向专制制度的趋势.此外，国家还储量备荒——埃及流传关于约瑟的故事，在任何别的环境中是难以现象的。

　　但是，庞大的治水计划并不是国家使用大量的非熟练劳动力的唯一的公共工程。除此以外还有别的巨大的国防工程：诸如中国的起自黄海之滨直到戈壁滩的长城，或萨法维迪的统治者们为保护波斯的绿洲方式土库曼牧民入侵而兴建的东自里海岸边西至科佩特山脉的“亚历山大长堤”。或者，为了显示君主的荣耀而建立的巨大无比的建筑物，如埃及的金字塔、哈利卡纳苏斯陵墓、泰姬陵、明陵，或者是用以举行宗教仪式的建筑，如埃及和印度的大寺庙，或者墨西哥的金字塔。^[20]借用芒福德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创造了人类的“巨型机器”，这是未来所有机器的原型，它将逐渐用机械的部位来代替人的组成。^[21]马克思在谈到简单的协作所产生的“令人吃惊”的结果时，指的就是这种创造。把大量的劳动力集中，并运用权力指挥群众使这种巨大的劳动力行动起来，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才使一个人或少数人手中集中了这些剩余产品。马克思列举了亚洲人、埃及人和伊特刺斯坎人兴建的巨大工程作为例子。^[22]

　　在封建制度下情况完全不同。国家并不负担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的职能。权力是分散的，所有各种相应的任务都由封建领主承担了。是他——而不是君主——提供防务，征收赋税，在各级法庭审判执法，甚至操有生杀大权。每一个封建领主就是自己那片领地上的统治者；没有在他之上的专制君主。国王只是矮子里面拔将军，有时甚至就是从大的封建领主中推选出来的——如德国、波兰和匈牙利在各个时期都有过——而他的权力并不超出他自己的领地。在任何情况下，封建制度的“国家”并不行使主要的生产职能。甚至向君主专制的发展也比较晚而且在程度上还受到限制。这标志着这个制度的结束而不是发展。在法国只有路易十四能够说“朕即国家”。处境困难的路易十五接踵而至，讲了一句完全不同的话：“死后管它洪水滔天”，洪水果然来到，以大革命的形式出现，宣判了封建制度的死刑。

　　与之相反，亚细亚的君主在一开始就在一切方面拥有绝对的权力——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经济、宗教和军事各方面都是如此。他站在官僚等级的顶峰，监督着国家机器的运转，正如恩格斯所说，他是贫瘠和半贫瘠地方泛滥的河谷和灌溉土地的“总的经营者”——那些地方要不是最早文化的诞生地，那就是最早国家的诞生地。或者像马克思所说，他是“家长制的权力，……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23]

　　“太阳王”一词概括了欧洲政治专制主义思想，而这种专制主义则标志了欧洲封建时期的结束。在天平的另一端我们可以放上安德里亚纳马波伊尼梅蒂纳国王（1787-1810）的话，这位国王是现代马达加斯加的创始人，马达加斯加就其体制、传统和实际的种族渊源来说，都是典型的亚细亚社会的；他说：^[24]

　　我提醒你，梅里纳，这个国家的土地是属于我的，就像一切权力都属于我一样。……所以我将把土地分配给你们……你们可以居住在我分给你们的地块上，但是土地仍然是我的，就像所有权威都是我的一样。我将把土地按“海特拉”来划分，每一个人一“海特拉”。因此，我的每一个臣民都有用来喂饱自己肚子的相同的资源供他处置，不论他的地位微贱或者有权有势都是一样，他必须为我服务，因为我将保证他取得同他领人完全相等的生存的手段。……因此，我领你们来到所有必需的资源的面前，来到灌溉的土地上——我是这些土地的唯一所有者——以便你能从中找到办法养活自己并找到为我服务的力量。……这些土地都是我的，没有人能够说他自己是这些土地的所有者，因为你们本身就是属于我的。^[25]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4页。

^[2] 同上书（第37章），第714-715页。

^[3] 同上书（第47章），第890-891页。

^[4] 同上书，第891页。

^[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第114页。一位印度学者说得对：“中国的平民不是‘主体’而是‘客体’；然而他们并不是统治阶级‘主子们’可以任意摆布和施加无限权力的‘东西’”。（恩里卡·科洛蒂·皮斯凯尔：《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人民和民族》，载《非欧洲文化的国家、人民和民族》文选）。

^[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

^[7]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情况，即使在奴隶制达到全盛时期的后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9年），奴隶的总数也从未超过人口总数的1.5%（参阅埃蒂安·巴拉兹：《官僚化的天朝：对传统的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研究》）。另一方面，在雅典全盛时期，奴隶数目则达到人口的35%（参阅刘易斯·芒福德：《历史上的城市》）。

^[8] 马克思：《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3页。

^[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第99页。

^[10] 同上。

^[11]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1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第99页。

^[13] 同上书，第93页。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0页。

^[15]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巴拉兹写道：“谈到城市，也就是谈资产阶级——这是对十九世纪以来的的城市发展问题研究的基本前提，由于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谋生手段的差异，因此城乡之间具有明显区别。在广义上可以称之为资产阶级的特定城市阶级的出现，就成了典型的古代、有工匠和商人的中世纪城市、以及现代工业城市的特征。但在中国，城市里并没有可以与西方资产阶级相类比的城市阶级。……中国和西方城市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西方的城市开始是资产阶级的温床，后来是资产阶级的堡垒，而中国的城市主要是政府的所在地，对资产阶级长期怀有敌意的官员们的居住地，因此总是在国家的统治之下。”（埃蒂安·巴拉兹：《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度：主题的变化》）。

^[16]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

^[17] 同上书，第56页。

^[18] 参阅（注167）前引瓦尔加书，第110-112页。

^[19] 马克思用这句法文来描述建筑在农奴制和领地制人身束缚基础上的土地所有权，这与他在另一条谚语中总结金钱的非人性权力：“金钱不认主人”是相对的。（《马克思1844经济和哲学手稿》）。

^[20] 马尔库塞最近提出关于修建庞大的纪念性建筑工程的镇压性的问题，尽管并未联系到亚洲，他说：“人们都应该想到长期以来大众对于无益的甚至有罪的艺术品的评价：巴台农神庙是不值得任何一个罗马奴隶为之付出血和泪的。认为盖起巴台农神庙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奴隶制度存在有理的这种相反的意见，同样是愚蠢的。这两种评价哪一种是正确的呢？如果看一看现代的西方文化和社会，看一看大规模屠杀及其登峰造极的残暴性，我认为第一个评价要比第二个评价正确些。然而现在能把当代同未来的希望联系起来的唯一脆弱的一环，只有那些残存的艺术品了。”（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社会的艺术》，载于纽约《艺术杂志》）。

^[21] 刘易斯·芒福德：《机器的神话》。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0-371页。

^[23]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编，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9页。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0页。

^[24] 关于这个问题，见皮埃尔·布瓦图：《马尔加什民族在历史上的贡献》；罗萨尔巴·特拉诺瓦：《马尔加社会的由来》，载《第三世界》；A. 贝热雷和A. 孔巴·福凯尔：《马尔加什的乡村和发展》，载《共同点：国际合作和发展的成就》。

^[25] 转引自乔治·孔多米纳：《伊梅里纳的农村居民和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