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1977年）

第十三章 日本



　　把日本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则是更大的错误。马克思非但没有把它包括在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国家当中，而且相反地，还证实了它的封建性，甚至认为它与中世纪的欧洲特别相似：“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同我们的大部分充满资产阶级偏见的一切历史著作相比，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副更真实得多的图画。”[1]

　　这是马克思的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不领会这一点就容易陷入错误的解释。研究亚细亚方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没有真正理解这一点而企图论述以此为前提的理论问题，则陷入了极大的盲目性。

　　例如，霍布斯鲍姆把对日本的封建性的那种犹豫不决的承认，说成仿佛只是他个人“对马克思思想的创造性的精心阐述，而不是马克思的具体的主张”。他于是毫无道理地作出结论说，马克思地著作“含蓄地肯定了欧洲封建制度的独特性”，[2]因此也就暗示了资本主义只能在欧洲自动地发展起来。

　　曼德尔则认为，在马克思地特殊意义上说，日本理所应当地时“亚细亚的”，并且从而强调，亚细亚的不发达完全是外来的原因造成的：

　　亚洲国家今天的不发达并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欧洲的入侵所造成的这些国家的依附状况使它们停滞和倒退的结果。日本这个成功地保持了真正独立地亚洲国家，也很成功地避免了“不发达”。[3]

　　不发达地外部因素当然不应该缩小。但是唯一正确的似乎使：作为一位经济理论性论文的作者，而且本身还冠以“马克思主义者”头衔的人，起码应该更广泛地看一看真正地历史和政治的事务，问一问究竟日本是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使它有别于其它亚洲国家，能够首先捍卫它的独立，然后开始主要在自主的基础上发展它的资本主义的。总之，当人们要想把不发达解释为殖民主义造成的恶果——许多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天往往把这一点看成仿佛是一条充分的、万能的解释似的——时，就忽视了这些国家之所以会沦为殖民地，只是因为在这时它们和西方之间存在着一段确实不小的差距。它们还不曾出现那种西方式工业化的趋势。而这种主张，正如洛温撒尔，“显然是属于神话的领域而不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4]——更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领域了。

　　戈德里埃企图把亚细亚方式和封建方式更紧地拉在一起，他说前者转变为后者是“最常走的进化途径”，可以在中国、越南、印度、西藏和日本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中找到这样的例子。然后他不得不自己提出问题：“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瓦解而逐渐形成类似的‘封建’形态”和“西方封建制度”却从奴隶制崩溃中诞生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他认为，“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限制了商业性生产的发展，从而阻碍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奇怪的是，戈德里埃作为一位结构主义者，却并不指出两种形态之间结构上的区别，而仅仅说出了它们的不同后果！）但他在日本和上述其它亚洲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异的证据面前，不得不承认失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是另一种情况”，却又未说明任何理由。然而他想缩小这些差异，断定日本的“工业基础、现代生产力和组织方法都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因为在日本的封建社会下上述这些并没有得到发展，而顶多是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商业资本主义”。[5]

　　同样，特凯（尽管是他首先发现了日本早期的封建性[6]）最近说他感到必须和那些也包括许多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主张用“亚细亚的”这个词来解释日本历史的学者们站在一起。他之所以得出这新见解，是因为日本现代化所及的范围的局限性已经显而易见了。[7]但是，他企图把对日本后来的发展的解释作为基础，倒过来由果溯因地来解释日本的古代结构地做法，是完全走错了路，特别是由于现代和传统特征混合的情况并不仅限于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国家，而是在其它许多地方都出现过的情况，例如德国的工业化就是由一个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封建结构之上的正在兴起的政治结构自上而下地推动起来的。如果非要作类比不可，那么，大名和武士的国家封建制度（幕府时代将军的统治）同容克统治下的普鲁士官僚封建制度，要比其它国家相似得多，正如日本明治维新（1886年）和鼓励工业化，会使人想到差不多同时期的俾斯麦德国经过1870-1871年普法战争取得政治统一后所开始的工业化一样。同法国、英国和美国相比，这两个国家都是工业化的后起者，其工业化的过程都是由国家主持的，而且带有普遍的军事气质——这这就足以说明其现代化程度之不完善。[8]如达伦多夫在他对德国的研究著述中所说的，事实上，“与许多人所相信的相反，工业革命并不是现代世界的原动力”；因为它在一项“为时过晚的、过于急速而又过于全面的”政治推动下出现的时候，甚至无力给与市民社会以足够的力量与国家相抗衡。[9]更重要的是，我们决不能因为这种“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化”的特殊性，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只有有限现代化的工业化，而看不见问题有关的另一面，那是我们在这种背景下更加关心的：这两个国家所显示的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能力，是直接溯源于它们的非亚细亚的封建结构。

　　最后，阿维内里对马克思专门针对以亚细亚方式为基础的国家所提出的一些意见作了任意概括，他坚持说，（马克思）“没有根本否定非欧洲社会自主地进行现代化的能力”，并向自己提问说，“他（马克思）对于日本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由于当时舆论界对日本关心程度不如对印度和中国，他的著作中很少提到日本”。他没有把握地回答说，“他一定会充分注意到日本现代化的局限性以及传统的行为准则和技术上对西方标准的高度适应性两者的并存。”[10]这段话本身倒是无可非议，但应该说是文不对题。

　　事实上，马克思认为日本的生产方式与亚细亚方式很不相同，他已经为既有坚实理论与符合事实的解释奠定了基础。为此，他解释了曾经使日本得以逃脱欧洲控制的一些因素，而不久——即我们前面引文的资料来源《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仅仅一年以后——正是这些因素在明治维新时使日本开始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使它得以成为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11]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5页。

[2] 前引霍布斯鲍姆书42-43页。

[3] 前引曼德尔书第123-124页。

[4] 理查德·洛温撒尔：《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的作用和形式》，载《社会变化中的民主》选集。

[5] 前引戈德利埃书，第90-91页。

[6] 前引特凯书，第85页。

[7] 同上书，1969年德文版附录。

[8] 关于德国和日本在发展方面异同的分析见莱茵哈德·本迪克斯：《建国与公民权：对我国变化中的社会秩序的研究》；另见小巴林顿·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根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领主和农民》第228-313页有关部分。
　　关于日本另见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关于德国，见拉尔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和民主》。

[9] 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和民主》英译本。

[10] 什洛摩·阿维内里：《马克思与现代化》，载《政治学评论》。

[11] 法国历史学家布洛什在他的论封建制度的权威性著作中也只提到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型式。他对封建社会的定义是极为严格的，他认为：“封建制度并不（像孟德斯鸠所说的那样）是‘世界上一度发生的事情’。日本，也像欧洲那样，——尽管有永久不变和根深蒂固的差异——走过了这个阶段。其他社会是否也走过了这个阶段？这是未来的著作回答的问题。”（马尔克·布洛什：《封建社会》）。
　　同样，鲍特吕舍的“封建制度”一词，虽仅限于西方中世纪，但也把日本作为唯一的例外而包括在内（罗贝尔·鲍特吕舍：《领地和封建制度》）。保罗·贝奥尼奥-布罗基耶里也说：“‘封建制度’一词特别是在黑格尔学派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用法下是指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范畴出现的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通常所指的那些现象与欧洲的模式很少有共同点。日本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这个词可以在严格的意义上适用于日本。”（保罗·贝奥尼奥-布罗基耶里：《日本政治思想中“道教的传统”和民族的传统思想，载《非欧洲文化的国家、人民和民族》文选》）。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补充指出，马克思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一致的。然而，从上述的这个说法不应该得出日本和西方的封建制度完全相同的结论。日本的许多思想和体制具有明显的亚洲特点，这是毋庸置疑的（参阅威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多夸在强大的欧洲封建制度和微弱的日本封建制度之间作了正确的区别，他说（戈德利埃有同样的看法）：“这种区别可以解释为，主要是由于西欧的封建制度之前是奴隶制，它有助于一种交换经济和随之而来的合理化，从而促进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日本的封建主义则出之于一种准亚洲式的制度，具有一个长期的过渡性阶段。此外，虽然西欧面积大得多、人口也更多而且更加多样化，但这个阶级却湮没在这块充满敌意的大陆上。因此，封建制度的一些特点在日本表现得不太突出，城乡之间辩证的对比不太尖锐，依附关系更加等级森严而更少契约性，血缘联系却更具有重要性。”（多夸：《早期的阶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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