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希望在一个沦为奴隶状态的社会中用他的权势的威力唤起积极性，把欧洲的科学和民众教育引进俄国却又保留农奴主贵族。那就是，他希望奴隶一面处于奴隶的地位，而同时又自由和负责地行动。专制主义和自由相矛盾，教育和奴役相矛盾：这就是缘木求鱼徒劳无益的原因，这就是问题的所在，这是自彼得大帝时起两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妄图解决的事。^[8]

　　这种解放的目的只不过是消除障碍，从而使专制扩大到极限；这类障碍就是大专制君主迄今所遇到的俄国贵族中以农奴制为依靠的无数小专制君主和自治的农民公社，这种公社的物质基础，即公社所有制，是要被所谓解放消灭的。^[10]

　　……俄国农奴的解放，只能说它使最高政权摆脱了贵族可能对其中央集权活动所起的反作用。它为招募自己的队伍创造了广泛的条件，它破坏了俄国农民的村社所有制，分离了农民，巩固了他们对沙皇爷爷的信仰。它没有清除掉他们的亚细亚的野蛮性，因为文明是要用好些世纪来建立的。任何提高他们道德水平的尝试都要被当作罪行受到惩罚。^[11]

　　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社会形态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不仅一般的俄罗斯国家，并且连它的特殊形式即沙皇专制制度，都不是悬在空中，而是俄国社会条件的必然和合乎逻辑的产物。^[14]

　　谢铎·费罗提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他们宣称（当然是为了地主的利益）公社所有制是造成俄国农民悲惨境况的原因，这同以前有人把西欧农奴制的废除——而不是把农奴丧失自己的土地——说成是赤贫现象的原因是一摸一样的。……造成俄国农民贫困的原因也就是在路易十四等人统治下造成法国农民贫困的原因，即国税和交给大地主的代役税。公社所有制并没有造成贫困，恰恰相反，只有它才减轻了贫困。^[16]

　　如果有人肯花点力气用爪哇（国家社会主义在这里极为盛行）的实例来说明猖獗一时的国家社会主义，那倒是一件好事……从这里可以看到，荷兰人怎样在古代公社共产主义的基础上以国家的方式组织生产，……结果是：人民被保持在原始的愚昧状态中，而荷兰的国库却每年得到七千万马克的收入。

　　……这也附带证明了，那里的原始共产主义，像在印度和俄国一样，今天正在给剥削和专制提供最好的、最广阔的基础（只要现代共产主义的因素不去震动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并且在当代社会条件下，……极其及其引人注目的（或者应当被克服或者应当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历史遗迹。^[18]

　　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19]

　　俄国农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动；其余的整个世界只有在干预他的公社事务时，对于他才是存在的。这一点完全正确，因为在俄文里，“世界”一词又有“农民公社”的意思。“全世界”在农民的语言中就是公社社员大会。^[21]

　　既然特卡乔夫先生不顾这一切，硬要我们相信，俄罗斯国家“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它是“悬在空中”的，那就不紧使我们开始觉得，悬在空中的与其说是俄罗斯国家，倒不如说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22]

　　简言之，没有一个别的社会像俄国这样，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这个国家，全体人民群众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压抑和缠绕。^[23]

　　地理环境是我们比西欧落后的原因，这种落后状态使我国社会结构的某些特点——这些特点是重要的，尽管不像斯拉夫派所认为的那样重要——得到了解释。我对我国历史环境的研究，同样也使我看到，它是如何加强了地理上的特点，把俄国从西方那边拉过来，使它更靠近东方。^[26]

　　俄国农民受到的奴役就像处于东方的大专制君主统治下的情况完全一样。布拉戈维钦斯基所说的“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或不可能有任何事情像俄国的情况一样”是错误的。农民受到国家支配这种完全类似的状况的事例到处都可以找到：如古代的埃及、迦勒底、中国、波斯、印度，尽管在俄国这种关系显然还没有像在埃及或中国发展得那么彻底。^[27]

　　俄国农民的状况逐渐变得同东方的大专制君主统治下的农民的状态差不多。从这个观点来看，俄国越过了许多国家，走得离欧洲越来越远而靠近亚洲。因为，在一个农业的俄国，社会和政治的整个结构都落到了农民的宽阔的肩膀上，甚至连国家官吏的地位也变得带有突出的亚细亚性质……。早在十八世纪中叶时，军人阶层就完全受制于国家，而这种受支配的状态——甚至更胜于农民——使得莫斯科俄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接近于东方专制君主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28]

　　埃及、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文明有充分的自给自足的性质，尽管生产力低，这些国家有充分的时间由自己作主，使它们的社会关系差不多达到与这些国家的工匠们制造本行产品所达到的那种完善的程度。俄国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社会上和历史上都介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它既同欧罗巴西方有区别，也同亚细亚东方有区别，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方面，有时接近这一边，有时接近另一边。^[31]

　　在这块广阔的空间里，可以找到每一个时代的人类文化，从人们吃生鱼和膜拜木块的北部森林的原始野蛮状态，直到社会主义工作者自觉地认识到自己是世界政治的参加者和资本主义城市的现代社会关系。^[32]

　　在富裕的欧洲的压力下，俄罗斯国家吞没的人民财富在比例上远远超过了西方，因此它不仅造成了人民的加倍贫困，而且也虚弱了占有者阶级的基础。然而俄罗斯国家同时又亟需后者的支持而竭力迫使和严密组织他们发展。其结果是，官僚化的特权阶级永远发展不到顶点，而俄罗斯国家却因此而更加接近于亚细亚的专制主义。^[33]

　　不像欧洲的工匠和行会的城市（这种城市在城墙内为了争取一切加工行业的集中化而生机勃勃地进行斗争，并常常取得成功），而是像亚洲专制制度的城市那样，俄国的旧城市实际上不起生产的作用，它们是军事和行政中心、战地要塞，或在某些情况下是商业中心，不论它们有什么特殊性，完全是依靠外界供应。它们的居民有由国库供养的官员们、商人们、以及最后还有那些在城墙内寻找一个安全庇护所的地主们。甚至连莫斯科这个最大的俄国古城，也不过是一个依附于沙皇私有土地的大村庄而已……。正因为俄国的工业从未经历过中世纪工匠技术的时代，所以俄国的城市也从来不知道第三等级在工厂、行会、公社和自治城市中逐渐成长的状况。^[35]

　　行会是中世纪文化（它也传播到乡村去）的基础。中世纪的科学、经院哲学、宗教改革都是从行会这块土壤上成长起来的。而我们不曾有过这些东西。当然，萌芽状态的征兆、迹象是可以找到的，但是在西方，这些东西并不是征兆，而是以行会为基础的强大的文化和经济根底。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而且它在这个基础上成长，开始同教会和封建贵族相冲突，并且通过君主政体之手来反对贵族们。这种城市建立了以火器装备常备军的技术条件……。我们的行会城市——即使是多少有点像西方的那种行会城市——在哪里呢？它们同封建贵族的斗争又在哪里呢？……从我们的城市本身的性质来说，我们不曾有过这类斗争，正如我们不曾有过宗教改革一样。……我们的手工业还停留在家庭手工业的阶段——这就是说，还没有同农业相分离。我们的宗教改革还停留在农民教派的阶段，因为它在城市里找不到领导者。原始和落后在这里向苍天呼叫。……^[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