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1977年）

第十五章 资本主义的起源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谈到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时，曾经问道，为什么它们似乎都具有在历史上不能发展的特征。西欧是按照《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所阐述的经典路线的顺序有力地发展的——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兆），与此相对比，他强调指出亚细亚社会的长期停滞状态，他认为这种“静止的社会状态”[1]是那种没有能力独立自主地发展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直接后果。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尽管他讨厌资本家和殖民者，却指望他们的征服使亚细亚生产方式遭到破坏，从而为摆脱这种巨大的历史绝境提供外力，对整个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2]

　　这段典型的辩证的话，以及它在黑格尔所喜爱的那种“理性的狡诈”方面的持续反响，可以在今天很容易地招致责难，对此，马克思本人过去就常常严厉地予以抨击，我们无需多谈。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最重要的是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持这种态度。马克思并不是他的信徒和对手们有时都描绘的那种庸俗进化论者或致命的经济决定论者。他也不是僵硬地主张单线发展论，指望世界各国都按照同一个抽象的历史发展模式发展。我们一再强调指出过，对于任何从这方面对他的观点进行曲解的人，他总是竭尽全力地予以批驳。

　　我们知道，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亚细亚生产方式也是起源于原始公社的可能发展的路线之一，特殊的亚细亚型的公社使他形成一种中间阶段。至少在历史上，即使它不符合马克思所认为的导致人类“全面发展”[3]过程的内在逻辑，但他认为它同古典的和德国型的模式是处于同等地位的，那些模式由于分裂和互相作用而产生了封建主义。总之，他并没有——像某些现代的追随者那样——妄想去寻求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什么没有进入奴隶制或封建主义的原因。马克思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只是封建主义而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产生资本主义？

　　要了解马克思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要答案（他虽没有用明确的词句回答这个问题，但答案仍然是清楚的），必须恢复他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概念。我们首先应清除这方面最严重的误解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用辩证法精心装扮起来的陈腐的技术决定论的翻版，马克思并没有说资本主义是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而是把它同一个复杂得多的社会变革的潮流联系在一起，这种潮流早已为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并且使它的发展有可能、有必要和具有社会意义。看来似乎矛盾的马克思著名的论点：“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4]，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误解。[5]

　　马克思只是把资本主义看做“现代化”的结果——这里用“现代化”这个新词，这是他本人快要使用的用语，[6]尽管还不是今天的含义。总之，他的概念新的惊人，而且仔细地反复阅读以后，就会从中不断找到当代最好的社会学著作的征兆。从马克斯·韦伯开始，当代的这些著作分析了经济发展的过程取决于某种非经济的体制：占支配地位的是普遍的、具体的、以取得成就为目标的标准以及在一个至少是潜在的开放阶级结构中的高度的社会升迁性。[7]但是，马克思的分析更富于批判性和说服力，因为他没有忘记，所谓“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特定生产方式的发展，所以他的分析从来都不会成为一种自我辩解。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著名的话里生动地阐述了从封建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但是，论述它发展原因的著作却是一批不太为人熟知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

　　我们要设法复原马克思的分析。[8]马克思看到会促进储蓄和投资的那些新的社会条件的建立，是产生市场经济的基本因素。这些社会条件在封建社会晚期由于私人财产逐渐从教会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而已趋于成熟。

　　正是在私有财产已经有了新的自由和投资来源已经具备的条件下，马克思才来谈论中世纪后期产品需求的增长的。他说，西方早已出现了需求增长时期，但生产根本赶不上需求，因此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需求的重新分配。但是，在中世纪后期，一个逐渐得到解放的独立的社会领域则允许有不同的看法，在那里，赚钱被承认是合法的追求，不受压制性的宗教限制或制度监管的限制。在历史上，这种新建立的经济活动领域——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说法，把它称为“市民社会”，那是自治城市摆脱封建统治束缚而向世俗或教会的贵族们（伯爵、主教及所有其他人等）进行斗争的一部分。这场在十二世纪发生的从基础上动摇了欧洲的斗争，树立起一种新的社会道德观，它与旧的封建准则以及那套基督教和骑士的戒律不同，允许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私人利润。因此，社会上对于高利贷和商业的障碍和禁律完全瓦解了，而经济活动就有可能在不受道德影响的领域中自主地发展了。马克斯·韦伯要把它归因于新教道德观的东西，马克思把它归因于几个世纪以前的自治城市运动——本书作者认为这样是更为正确的。[9]

　　恩格斯本人曾强调指出马克思把“市民社会”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10]

　　马克思本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宣称：

　　……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11]

　　但是，必须指出，在这片著作中对于“市民社会”所下的定义是非常广义的：“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12]同样，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也是沿用了黑格尔以及十八世纪法国和英国的理论家的用法，用这个词来指那种可以在政治经济学中找到其“骨骼”的“物质的生活关系”。[13]但是我们现在的目的是在更狭义的和更准确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多少像葛兰西的用法。[14]我们这样做完全是有意识的，因为我们只能在更准确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才能有助于理解马克思的概念。在说明其论点的过程中，马克思强调围绕着共同体（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如conjurationes、Universitates或communiones）兴起的一种特别是城市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它促使这些共同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通知它们的制度并表达它们自己的、要求新制度的思想体系。[15]没有这样一种“市民社会”、现代化就不可能开始。马克思令人倾佩地举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葡萄牙为例，说明尽管该国掌握了大量资源，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却中断了。葡萄牙在中世纪末期没有经历过像欧洲各地都已发生的那样的变革。它的城市仍然隶属于封建主和教会，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理性活动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始终没有具备。马克思指出，事实证明：联合殖民地的“市民社会”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是比新世界所有财富意义更大的因素：

　　毫无疑问，……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富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厂手工业时期。只是在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例如，我们可以拿荷兰同葡萄牙进行比较。[16]

　　同样，英国、荷兰、莱茵区、瑞士和意大利北部这些自治城市运动最强的地方则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中心，而德国由于它的城市在“三十年战争”以后仍隶属于领主，因此其经济发展至少有一个时期落后了一步，仍处于席卷欧洲的巨大的投资过程的边缘。[17]

　　总之，马克思把城市看成是在封建社会中孕育资本主义的发源地。那里，在商人和工匠当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摆脱了公社的基础，从而使劳动同生产的客观条件分离，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但是，它只有在像封建制度那样的、“以对抗为基础的”[18]、非常富有生气的生产方式所形成的环境中才可能产生，并且——由于存在着私有财产——通过城乡之间和社会阶段之间的斗争冲突而发展。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7页。

[2]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9页。

[3]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2页。

[4] 同上书，第144页。

[5] 帕兰对这句话评论如下：“这段话毫无疑问地强调机械对促进社会重大变革方面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它所表达的不过是一个方面，如果仅仅限于这一个方面，就会歪曲马克思的思想。把它放到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整体之中是绝对必要的。真正的过程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在这同一个过程中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社会关系，但与此同时甚至可以证明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要对历史进程作出如实的说明，就不应把这两种因素孤立开来。”（夏尔·帕兰：《关于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的报告：水库的实例》，载《思想》）。

[6] 列菲弗尔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一再地使用‘现代’这个词来阐述资产阶级的产生、经济成长和资本主义的建立以及它们的政治表现，最后和首要的是，他用它来描述关于其历史事件后果的评论。”（亨利·列菲弗尔：《现代性引论》）。

[7] 例如，参见塔利奥特·帕森斯：《现代社会结构》；丹尼尔·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霍赛利茨：《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载于《美国经济评论》；艾森施塔特：《现代化、抗议和变革》。

[8] 前面已经提到的什洛摩·阿维内里的那篇文章中可以找到近来在这方面的一个成就，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我们的引导（又见这位作者所著的《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第6章）。

[9] 特别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7月17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8卷第382-384页。英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55年版，第105-10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未收入此信——中译者）。马克思在信中指出“‘资本’这个词同公社联系在一起出现还是第一次。”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没有看到新教的道德观反过来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这通常却是归功于马克斯·韦伯的发现：“货币崇拜有它的禁欲主义，它的清规戒律，它的自我牺牲——节俭和知足，蔑视世俗的、一时的和无常的享乐而去追求永恒的财宝。所以，英吉利的清教主义和荷兰的耶稣新教跟发财致富保有密切的关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8页。）马克思并不是唯一走在他时代的前面用这种解释来代替通常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解释的。例如，皮朗内在描写典型的十一世纪商人的一段文字中写道：“追求利润支配了他的整个行动，从他的身上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到那种著名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有些只是在文艺复兴以来才有的。”（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同样，芒福德提出这样的看法：“资本主义企业是在十一世纪末开始的十字军出征时期之后兴起的。”他还写道：“从相互保护的经济变成单方面资本主义剥削的经济，并没有像马克斯·韦伯不幸地使许多人听信的那样等到十六世纪新教兴起之时，因为恰恰相反，新教本身是在十三世纪随着……基督教抗议新的资本主义活动的……瓦尔登派出现时就已经开始草创了。当乔叟挥笔写下《过去的时代》中‘没有利欲，不贪钱财’的那些渴望的颂词时，资本主义经济早已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城市为资本主义布谷鸟提供了下蛋繁殖的安乐窝，可是不久，城市里聚集的汹涌而至的新来者就把它的子孙排挤出去了。”（刘易斯·芒福德：《历史上的城市》第256-257页）。甚至斯威齐最近也写道：“……据我看，任何人都未必会不同意把封建主义的衰亡和资本主义的开始一直追溯到中世纪，即追溯到欧洲生产方式无疑还以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保罗·M·斯威齐：《向社会主义过渡》，载于纽约《每月评论》）。

[10] 恩格斯：《卡尔·马克斯》，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9页。

[11]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阿尔都塞根据上述内容所作的奇怪论断看来完全是站不住脚的；他坚持说，“‘市民社会’的概念——个人经济行为及其思想根源的领域——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消失了”（路易斯·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

[12]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1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14] 葛兰西对市民社会下的定义当然是“一切通常被称为‘私有’的那些组织”（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王子及其他》）。因此，初看时可能会感到马克思和葛兰西两人关于市民社会的见解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指的是结构的力量而葛兰西指的是上层建筑的力量。但事实上葛兰西不断地强调了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而不是对马克思进行任何宿命论式的丑化，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由两种单独的过程造成的“契机（moment）”，第一个过程是结构对上层建筑的作用，第二个过程并没有越过第一个过程，它是在上层建筑本身内部进行的过程（参阅：诺尔维托·博比奥：《葛兰西与市民社会的概念》，载皮埃特罗·罗西编《葛兰西与当代文化》文集）。在这一点上葛兰西与马克思非但没有矛盾，而且看来还阐明并强调了他关于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理论的思想，这种思想对于结构和上层建筑在“历史实体”中的辩证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评价，而“历史实体”总是由结构和上层建筑构成的。
　　“因为只有运动才是绝对的，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用‘契机’这个词来指在一种静止的体系中的可以被称为‘因素’或‘要素’的东西。在马克思那里，这个词既有‘时期’又有‘运动着的质量的力’的意思”（马丁·尼古拉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介绍）。

[15] 格申克龙写道“在路德或卡尔文开始改革教会的许多世纪以前，早就在西欧发展的那种理想的城市精神”时，就对人所熟知的马克斯·韦伯的见解公开提出争论，他说：“中世纪的城市和令人迷惑的地区性变化所显示出来的矛盾特点的多重性，时容易使人糊涂的。但是，所有的事都谈到做到以后，也不能低估它们（特别是行会）对现代工业发展的贡献。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是它们第一次采用了基本的分工，把工业活动从大量的、曾经把它们深深包围的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由于城市获得了权力和独立，它就第一次给予工业活动以高尚的气息，如果我们把乡村铁匠这种神秘人物加以抽象的话，行会通过它们的规章和实践向它们的会员逐渐灌输某种专业技巧的初步本能，并与此同时，树立某些商业道德的基本概念。……马克斯·韦伯不可能把行会的情况完全置之不顾，他提到了它，不过不是在他的《新教的道德观》里，而是在一年以后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结尾部分。……承认行会培养了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和‘资产阶级理性主义’，那就大大动摇了韦伯的论点而不是像那段话的字面意义。……‘资本主义精神’（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这个词的话）的发展，是一段漫长的和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韦伯至少应该提出行会精神是如何被吸收到新教道德观里去的，以及是如何大大加速了它的形成等问题。……当然，曾一度是先驱者和新事物的媒介的行会，在一定的时候又成了工业进步的障碍，企图把现代企业置于那种旨在窒息其生长的规章和限制之下。但如果把后一个时期和前一个时期的现象和事件泾渭分明不分地混淆在一起是违反历史的。……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种现象之间的一定的关系不仅会其变化，而且会变成其对立物。……行会在工业史中的作用就是这方面一个绝好的例子。”（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欧洲镜子中的欧洲》）。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1-372页。

[17] 皮雷纳也注意到“贸易发展和城市复兴之间突出的一致性。意大利和荷兰是最先出现商业的地方，这两个国家正是首先出现城市并迅猛发展的地方。”（前引皮雷纳书，第95页。）然而，他似乎认为：“这些城市的发展，正像因果关系那样，是和（中世纪晚期的）商业复兴直接有关的”，而不顺序相反。在这点上皮雷纳受到芒福德的责难：“贸易的复兴往往被认为是十一世纪里发生的城市兴起和文明活动的直接原因，甚至像皮雷纳这样杰出的学者也这样看。但是在城市可能出现之前，必须有剩余农村产品和剩余人口来提供进行贸易的货物以及购买货物的顾客。……实际同皮雷纳的说法恰恰相反：正是保存下来的城市的复兴，帮助重新开辟了地区和国际的贸易道路，并导致剩余的货物在全欧洲流通。”（芒福德：《历史上的城市》第253-255页）。我们知道，马克思主张真正的辨证方法，他完全同这种因果关系的逻辑学相决裂。但是本书作者认为马克思的解释总的说来更接近于芒福德的解释而不是接近皮雷纳的显然更“唯物主义的”观点，皮雷纳——正像一位批评家正确地说明的——据说采取了“缺乏一条马克思路线”的唯物主义历史观（J. 东特：《亨里·皮雷纳：城市体制史学家》，载意大利历史编纂基金会年鉴）。

[18]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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