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1977年）
结束语
我们刚确立的这些论点，也使我们能够对某些当今的社会趋势获得比较准确的概念。
东方和西方，通过不同的道路，都达到了彼此差别依然很大，但肩负同样主要任务的社会：要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解决它们内部矛盾的唯一办法。在那种情况下，任何集团，不管是以亚细亚为中心的民粹主义者或者毛主义者，还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只集中关心它本身的种族或社会，都是同样不合理的。像列宁那样继续大戏宣扬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之间的对比，同威特福格尔那样继续颂扬西方资本主义、把它同自由全然等同起来，作为亚细亚奴隶制的摩尼教对偶，那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两种不同的、不等的发展路线这个想法，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来源于资产阶级古典思想家孟德斯鸠、黑格尔和英国的经济学家们。这一想法，如同所谓欧洲的发展路线必须为一切国家所遵循这个当前流行的想法一样（这来源于殖民主义猖獗时代的实证主义思想），也不值得给予重视。在另一方面，我们的多线发展的解释，不仅应能引导我们放弃一切种族优越感，而且还可以起批判工具的作用，使得我们避免具有同样危险的无判断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在这里，马克思能给我们极其重要的教益：他的分析在消除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性方面，同它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一样，都是同样有效的。而且他的分析还告诫我们不要对非欧洲社会不适当地加以理想化——当前某些社会人类学家和唯心主义的心理学家，由于对殖民主义罪恶事业的可以理解的憎恨，而对非欧洲社会时常加以理想化。[1]
实际上，西方和第三世界的传统都同样包含一些奴役它们、并需要通过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来加以消除的因素，也包含其它一些有价值的、应当作为社会主义未来组成部分而加以维护的因素。我们已经附带地看到，建立在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西方社会结构，的确至少在理论上体现某些价值观：尊重个人与个性，如见诸于希腊、罗马、基督教、文艺复兴和人道主义；基督教改革运动大力改革批判性探索和良心的自由；以及启蒙运动的世俗权力观。这一切是不能加以否认的，尽管在实际上这些价值观仍然是比较有限的社会集团的特权，不时地陷入到野蛮行为：从“自由主义”英国的原始积累到美国的奴隶制和种族主义，从天主教最高权力的宗教法庭到西班牙征服者和殖民者普遍实行的种族灭绝，从连绵不断的战争造成的毫无意义的大屠杀和蹂躏到歌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故乡土地上发生的纳粹主义罪行。
第三世界的不同结构产生了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价值观，诸如：公共道德观，人与自然界之间的适当平衡的观念，以及社会与自然世界的整体化；但是它从未对这些价值观从真正的解放意义上进行解释，而是经常从这些价值观引出压制性的结论。但是，今天我们比往日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生活在一个世界上，通过真正的社会主义关系对这些价值观加以综合，最终必将废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镇压性的集体主义，而以马克思所说的“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的社会所取代。
最后，就政治斗争而言，多线发展模式使我们能防范一切关于“先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贯荒诞说法。中国和苏联在这条路上并没有走在西方的前面。它们只能走在不同的路上，而且正如在西方一样，政治事态发展的实际进程是：什么因素将决定它是否会走向社会主义——至少在短期来看，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探讨的，因为“从长远来看，我们都已不在人世”。
在这一方面，很值得考虑一下所谓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那一运动被诽谤它和拥护它的人们所严重误解。确实，这一运动只能根据在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社会内建立社会主义这一阶级斗争的角度去加以理解。这一运动的规模相当可观，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它无疑将唤醒一大部分中国人民去认识目前仍然存在着的问题。但是也不应当把这一运动吹得神乎其神。它由于带有社会色彩和政治色彩，因此它确实是一场“革命”，都它不是像官方宣传所说的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只能“自下而上”，而文化革命却是“自上而下”地推行，因此符合其来源于亚洲的结构特性和文化特性这一长期传统，包括从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从土耳其的凯末尔的革命到目前伊朗国王巴列维的“白色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最高政治集团发动的，这就限制了先制度的反对派可以活动的界限，给了人们以“奉命革命”的离奇印象，只要命令一下，就能重组队伍（如果人们认为它曾破坏过队伍的话）。这些和其他许多相似之处，使得文化大革命同传统的中国皇帝们发动的“文化革命”相一致，虽然中国文化大革命在客观上也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前进了一大步。古代中国毕竟也是一个官僚主义社会，虽然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不同的水平。我们尤其要记住秦始皇及其宰相李斯[3]的改革，在明朝和清朝曾经加以模仿，虽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无论如何，文化大革命最终发展到不加鉴别地奉承毛的思想这一气氛的地步，它显示了一种教条主义的简单的虔诚，不能不想起这完全是孔夫子（中国现在说他是敌人）“天明思想”传统的对于统治者的盲从。我们指出这一点，只不过是反对任何把中国的经验加以神化的企图，因为特别是青年人，他们显然倾向于将中国看成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新“领袖”。
上述情况也适用于古巴的经验。古巴在紧接革命之后的几年里，无疑是最接近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但是，古巴不久也经历了严酷的退化过程，导致了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的建立。在古巴，没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传统，但是古巴的经济极其脆弱，它依靠单一作物及其出口。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它实行经济封锁，同它断绝关系，并以入侵相威胁。古巴为了生存，就被迫转向俄国，古巴领导人终于从俄国那里照搬了某些基本的社会体制，误以为那些就是社会主义。苏联的计划工作者、技术员和专家完成了其余的任务。古巴缺乏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它的领导人很慷慨大方，但是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缺乏经验，或者至少是无法进行斗争。苏联顾问把古巴变成为在许多方面堪称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的舶来品。[4]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总是困难的，而在一个与世界其他地区切断联系并受到抵制的、有着四百年的西班牙殖民主义和几乎五十年的美国新殖民主义统治负担的不发达的小国家，这就尤其成了一项超乎人力的任务了。[5]古巴不经过资本主义或官僚主义的集体制而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办法，可能是：在国际舞台上依靠工业发达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支持——换言之，如果在西方或东欧爆发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
上述情况也可以同样适用于其他所谓的不发达国家。在当今的世界上，如果在工业先进国家发生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话，这些国家无需经过资本主义、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或对抗性社会的某些类似形式而建设社会主义。这对非洲尤为适用，因为非洲仍然有着重要的公有制结构，这在世界其他地区是可以期待一个伟大的前景的。但是为了保护和改造这些体制，革命必须很快来临，否则的话，资本主义或官僚主义的集体制将会清除这些结构并迫使非洲各国人民也走上充满悔恨的道路。这一轮据，正如马克思在上一世纪关于俄国问题的提法一样，现在也适用于全世界。我们但愿它不致遭到同样的命运。
今日，如同在马克思的时代一样，如果我们想建设社会主义的话，就必须突破剥削锁链最强大的的一环——先进的工业国。[6]但是，这是基于这一理由，它提出的任务和挑战直接关系到我们，而且要求我们采取行动。我们认为，对于这部专致力于马克思历史发展思想的著作，没有比马克思的下列话语更好的结束语了，现在这句话是比任何时候更加中肯的。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中译者注）
[1] 种族优越感和文化相对主义是一个铜元的两面，而且那是一个伪币，无需详述欧洲文化中种族优越感的昔日罪恶；它作为殖民征服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恐怕是输出“文明”和“真正的宗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文化相对主义并不是答案：放弃寻找答案的企图犹如种族优越感一样危险。卡洛·图略-阿尔坦关于这个问题有如下论述：“第一个达到的‘偶像’是根深蒂固的老种族优越感的观点。这种观点将自己的文化置于人类宇宙的中心，并带来狂热、偏狭和压迫。……因此，以文化相对主义著称的人类学思潮学派的创始人，美国学者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为首，对此作出了反应，是可以理解的。那一学派的理论原则是简明的，由于我们的一切判断都受到我们自己文化精神气质的感染，因此我们绝不能判断一种有别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因为它的不同恰好在于它本身独特的精神气质，而精神气质是可以赖以判断它的唯一根据。文化相对主义具有作为反对一切形式种族压迫的论据的独特用途。文化相对主义最初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它正确地反对以种族优越感的名义犯下的种种罪行。但是，如果人们从这一立场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的话，那么他们显然处于严重的进退两难的地位。……事实上，人们对所有其他民族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总是采取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此外，文化相对主义显然同它本身的前提自相矛盾。它使每一个人……以某种‘多中心的’种族优越感局限在他本民族文化的有限环境之内。”（卡洛·图略-阿尔坦：《实用人类学》）。持这一态度，就可以太轻易地导致不加批判地接受不仅仅别人的文化，而且还有别人现有的社会、政治体制和政策，不论是印度的种姓制度，伊朗国王的专制主义，伊斯兰的蒙昧主义和阿拉伯诸国的性压抑，小小的石油酋长国或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统治，其理由是，这些是各该国文化的直接或间接体现。因此，为什么文化相对主义会成为帝国主义的一种新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经常需要这种体制来得到支撑）是可以理解的。
[2] 有关更加详尽的分析，见我们的文章：《所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载于《社会学杂志》。
[3] 秦始皇帝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完成统一中国的皇帝，他声称受到哲学家墨子（公元479-381年）和法家思想的启发，从上而下地发动了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目的是最终同传统的儒家思想决裂，建立以博爱思想为中心的新秩序。秦始皇的著述在许多方面是毛主席著述的先兆。墨家（墨子的信徒们）和法家希望超越私人利益的领域，并在所有人中实行他们作为“天民”而有权享有的平等理想。他们这样做，企图将私人利益纳入公社的、甚至“共产主义的”热情之中，为达此目的而牺牲一切私人权利、文学、艺术、传统，等等。红卫兵对文艺的过火行为是众所周知的：宰相李斯在公元前213年禁止私人占有大部分著作，违者处死，下令“焚书”，除了医药、农业和巫术等政治色彩不强的技术书籍以外，都付之一炬。他们这样做，就破坏了他们的制度成功的可能性，而他们的批判态度也堕落为乔装打扮成辩证法的又一信条。不应当误解我们对墨家的文化革命和毛主义的文化革命所作的比较。我们完全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区别，但是，重申一下马克思的一句话：解剖人类是解剖类人猿的关键。
[4] 在本书初次问世后，一位生活在美国，但公开支持古巴人民在革命者夺取政权后所进行的伟大而积极的社会变革的古巴作家，以他自己相当独立的见解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古巴应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呢，还是官僚主义的集体制国家。那位有见地的评论家还说，由于革命后雄心勃勃的收入再分配的资金用尽，而且对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更加可靠的支援丧失希望，革命就自食其果了。在那个时期，（1963-1964年），原始积累的问题变得尖锐起来了。古巴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把权力则集中到少数可信赖的革命者手中，以及建立一个仁慈的家长式独裁统治。传统的事物格局是，社会主义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他们则推翻这种看法，把社会主义作为发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但是，局势发展中的固有矛盾恰恰是在生产部门最戏剧地表现出来。尽管搞了国有化，工人们并不感到生产资料是属于他们的，因此并不根据要求而作出相应。古巴领导人非常抱怨生产率低下、纪律松弛、以及矿工缺勤，但是这些都不是由于人们的不负责任，而是一个分了社会福利而不是分了权力的革命所引起的必然结果。政治和经济都被共产党头头们控制着，这个党是一个建立在崇拜统治集团和高层领导的官僚组织，它为了设法渡过困难而不惜把国家引上军事化经济的死胡同。衰退已经明显出现，多种蛊惑人心的反衰退突击性措施也不足以扭转这个趋势。作者认为，“只有创造的、人民大众的、无产阶级的民主才能赋予革命以新的生命，赋予革命以真正的社会主义内容。古巴不需要发表更多的赞成民主化的声明，而是需要对这些原则切实付诸实践。这个岛国的统治者是采取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采取了官僚主义集体制道路，历史必将作出判断。”（纳尔逊·P·巴尔德斯：《古巴——民主社会主义还是集体官僚主义？》，载《信使》杂志）。
[5] 在这一点上，我们只能推荐读者像我一样在古巴革命初期和最近访问并研究过古巴的作者们所写的著述。这里特别应该提一下休伯曼和斯威齐的著作《古巴革命刨析》和《社会主义在古巴》以及勒内·迪蒙的著作：《古巴，社会主义和发展》和《古巴是社会主义吗？》（两书均由巴黎瑟尔出版社出版。两部著作题目的变化，本身就是意义很重大的）。我本人的观点在下列著述中得到阐述：《古巴革命》和《古巴真理的时刻》。前一著述主要涉及我1962年在古巴的经历，后一文章系根据1968年夏天我对古巴的一次访问写的。
我们在这里援引休伯曼和斯威齐著作中的一些段落。他们关于古巴的第一部著述始终不厌其烦地发表这样一些不加批判的、过于乐观的谈话，如“几乎无法想象比古巴革命有更好的成功前景的革命”（第185页），“古巴的卡斯特罗政府享有……百分之百的工农兵的支持”（第161页）。但他们后来的著述则作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古巴的统治体制显然是一种官僚政治。权力集中在共产党手中，在党内则集中于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则集中于至高无上的领袖。结构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最高是领袖，其次是中央委员会，再其次是地区和地方的组织，最后是党员……历史证明，尽管社会主义运动中有着反对官僚统治的悠久传统，但在实践中，社会主义社会都采纳了官僚统治对付他们最初遇到的问题的最可行办法，这些问题总是非常巨大的。历史还表明，官僚统治一旦根深蒂固，就极为顽固地抗拒改变。在苏联，自从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牢固地建立了官僚统治以来，就从未出想过严重的挑战。毛泽东决心使中国不要重蹈苏联的覆辙，其结果是爆发了一场称为文化革命的两年多的全国性动乱。这一革命的长远后果究竟如何，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还不得而知……古巴的问题同二十年代苏联的问题以及同六十年代中国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但是看来今天在古巴确实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历史戏剧，其进程和结果不能不是全世界革命社会主义者所急切关注的”（第219-221页）。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是，这些作者怎么还能把所有的集体官僚制称为“社会主义的”，虽然他们在脚注中援引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的著作《法兰西内战》，作为“对行使直接民主的一首赞歌和对官僚统治的含蓄谴责”，列宁认为，这部著作是“马克思关于国家理论的最重要著述之一”（第220页）。
[6] 马尔库塞的晚期著作对此作了非常强有力的阐述，因此他在观点上是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三世界解放和发展的前提，必须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只有超级大国内部逐渐削弱，才能最终制止对落后国家进行镇压的财务和物质后盾。新左翼威胁着帝国主义的生命线；它们不仅是促进变革的物质因素，而且是推动变革的思想因素。古巴的革命和越共的活动证明可以做到这一点：它们具有可以抵制和遏制资本主义扩展的道德、人性、意志和信念。不单单是早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种强烈的团结抗敌，这种行动上的初级社会主义，为新左翼的激进主义思想提供了形式和内容；在这一意识形态方面，外界革命也成为资本主义宗主国内部反对力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榜样的力量和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力量，只有当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结构和团结力开始分崩离析时，才会开花结果。剥削锁链中最强大的一环必须砸碎。”（赫伯特·马尔库塞：《论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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