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乌托邦的结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1977年）

第二十三章乌托邦的结束

　　甚至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以外的人也认为，“通过法令进行统治，对统治领土辽阔、居民成分众多的压迫性政权来说，有明显的好处”。这是因为“它的效率高超，因为它不顾颁布法令和执行法令之间的所有中间阶段，它不让人民进行政治说理。它可以轻易地克服各种各样的地方习俗，并且无需依靠一般法的缓慢发展进程。它便于建立中央集权化的政府，因为它自动地压制地方自治的一切活动”。^[1]

　　当然，根据马克思的先导而发现的两种官僚政权都是这样的：对建立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旧式“东方专制主义”和较新式的官僚主义的集体制，都同样适用。但是自然经济的界限一旦打破，仅仅根据上述理由，官僚统治就可以从相当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变成强大的发展动因。俄国最近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在那些国家里，确实是在一个远不是那么消极敌意的世界里，而且从十分落后的亚细亚或半亚细亚条件出发，在没有外界任何重大“援助”的情况下，开始了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进程，同其他不发达国家停滞或衰退形成鲜明对比。这样的发展怎么有可能呢？这纯粹是由于继承“普遍奴隶制”传统的政权的性质，有可能大规模动员群众参加不充分的就业的结果。^[2]

　　从那个角度考虑，赞同里齐——步托洛茨基的后尘而且引起卡洛的部分共鸣——所认为的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比资本主义倒退的看法，是错误的，即使它在资本主义不曾存在、而且不可能存在过的地方得到了发展，那也不成为其理由。实际上，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是相似的社会-经济形态，这种形态在不同的环境下大致起相同的作用，即确保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绝对必要条件。正如在这一种或那一种形态的每个阶级社会里都可以发现的那样，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集体制两者都有着同样的历史局限性，包含暴力、剥削和倒退。然而，正如现代历史所表明的，它们的任务都完成得不错，在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一大批成就。社会主义更加临近了。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在西方和东方，“乌托邦的末日”接近了，^[3]这不是突出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歧，甚至也不是突出所谓发达社会和不发达社会的分歧，^[4]而是突出了未来的自由社会和目前尚未自由的社会之间重要得多的分歧。这使得我们像马克思一样，认为西方和第三世界截至今日的一切历史发展都是人类实况的“世前历史”。

^[1] 汉纳·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那部重要的但极度唯心主义著作的作者，正确地区别什么是官僚主义政权，什么仅仅是对文官制的歪曲，这种情况在西方也是经常发生的，虽然西方对两者间的差别不能给予完满的解释，因为它不是从它们各自的生产方式这个角度来提出其论点的。“当然这两类官僚制之间在表面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如果过多地注意小官吏心理状态的极大相似之处的话。但是如果说法国人民已经犯过非常严重的错误，把他们的政府当作一种不可免的邪恶而接受的话，他们却从来没有犯过许可它统治法国这一致命的错误……法国的政府气氛已成为低效率和不安的气氛；但是它没有产生假神秘主义的先兆。当这一先兆成为一种政府的形式时，它就是官僚统治的标志。由于它所统治的人民实际上从来不知道局势发展，而且对法律没有合理的解释，因此只有一件事能起到作用：即事态本身的残暴性质。一个人的遭遇如何，必须得到解释，而解释的种种可能性是无穷尽的，其推理是无限的，其知识是不受阻挡的。这一先兆具有一种危险的魅力”（第244-245页）。

^[2] 关于组织隐藏的失业者作为发展动力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地域辽阔的不发达地带，从南欧到东南亚，包括人口十分稠密的农业国家（那里的隐藏失业者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五十），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见拉格纳·纳斯克的经典著作：《不发达国家中的资本形成问题》；又见克劳斯·比勒贝克：《亚洲与非洲人力潜力的动员》；又见奥斯卡·加拉伟略：《对落后国家隐蔽失业者的动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曾在较早期的著述中谈到（翁贝托·梅洛蒂：《饥饿社会学：从经济发展的新战略认识问题》），强调指出，为了有效动员就业不足或季节性失业的劳工，不仅需要大力广泛开展宣传运动——这一运动可以在已经重新分配土地的有力形式下进行——但至少在有些情况下也要采取强制措施（第183-184页）。根据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集体官僚制的进一步研究来看，我们现在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特点，这一点甚至在我们早期著作中也被作为动员失业劳工的典范。由于这一政权继续具有阶级性，我们现在也可以更好地说明开展宣传和实行强制的必要性。有些人还继续认为俄国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尽管也指责这两个国家出现了一些“偏向”和“退化”，并把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强制手段的原因解释为立即进行若干任务的缘故：诸如将现状改造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及积累和工业化的原始性，这在西方是由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之久才完成的，而且具有同样严酷的社会后果。采取那一路线的人，举加罗迪为例（参看他写的《中国问题》一书），对欧洲种族优越感和对资产阶级的简短历史回忆给予了有益的震撼，而却看不到马克思正确处置中国和俄国现状的主要因素。

^[3] 赫伯特·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结束》。另见他著的《单向度的人》。但这本书不构成他的思想的最后发展。有关马尔库塞理论的发展演变情况，见蒂托·佩利尼的思考较深的著作：《马尔库塞与第三世界》，载《第三世界》。

^[4] 见翁贝托·梅洛蒂：《关于发达和不发达的非种族优越感概念》，载《第三世界》；法文版加上富有启示性标题：《所谓“发达”也就是“不发达”》，载《全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