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第三章 冷战后的世界
当一座大厦靠两根柱子撑着而其中一根被抽掉的时候，大厦就会倾倒。然而，苏联的解体并没有证明这个建筑学原理，因为在整个世界已不再是两极的时候，人们的一切努力都投向了早先的另一极——美国，试图让它担当过去由两极分别担当的任务。因此，它并不是世界的终结，而是“一个”世界的终结。消逝的乃是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许多人——最近人数有所减少——想当然地相信，一种取代资本主义的体制正在东方形成。消逝的还是这样一个世界：它形成于雅尔塔，两个全球警察（不久就变成了两个核武器强国），在其中既是敌人又是伙伴，命运一体相依。苏联的崩溃留下了一条巨大的裂缝，也对国际社会造成了影响。
我们可以按照地理位置来评估这种影响。我们可以从离那个以前为沙皇帝国，后来首次被革命所撼动，接着又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走向统一的、被称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的国家最近的地方开始。你也可以只对那种无所不在的官僚统治的终结、莫斯科大手的放松、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衰落表示欢迎。唉，其实取代这种彻底腐败的统治体制的，何尝又不是同一种东西？在这个曾被认为是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中人为竖立起的边界、关税和惯例，把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平压得更低了。四处蔓延的不满情绪激起了一被压制的、只在暗中兴风作浪的地方民族主义。返祖性的仇恨和报复心理一同出现了。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阿布哈兹人和格鲁吉亚人之间，或者塔吉克斯坦不同部族之间的流血冲突，足以提醒人们注意，解体是走向末日之途，它本身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俄罗斯军队1995年至1997年陷进去的那场荒唐的车臣战争，表明了一个灾难性的事实：民族主义的苏醒也许是人为的产物。
或者，我们还可以再往回溯，一直回溯到那些红军把纳粹分子赶回易北河时征服的帝国。实际上，那里的解体发生得更早。在1989年那些火热的日子里，东欧人民就轰轰烈烈地登上了政治舞台。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在这个舞台上待多久。东欧各国面临的问题——对资本主义的追求、对有钱人的盘剥、对新改革派的失望、旧时代的复辟、改变信仰的共产党——和那些影响俄罗斯的问题是一样的，只是危机没有那么沉重，因为在这些边缘地区，旧的体制还谈不上根深蒂固，而且一直就是外国势力强加的结果。当然，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波兰拥有源远流长的工人运动，匈牙利拥有长期的改革，捷克共和国拥有悠久的工业传统，不过惟一真正的例外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它教会了我们许多有关统治问题的东西。
每当资本侵入到一个新的地区，它总是尽量破坏一切，以便拥有全新的基础。（这一点，顺便也能解释1989年后原苏维埃集团各国经济的形势。它们的经济以前是一团糟，后来显然在走入死胡同。而且，一旦它们面临外国咄咄逼人的竞争，情况就会糟糕得一塌糊涂。）在民主德国，资本的入侵可以摧毁无数的企业，剥夺近一半人口的就业机会。但人们还是认为，随着经济慢慢复苏，受害者们也会从失业中获得他们的好处。联邦德国企业对民主德国经济的接管，得到了联邦德国全国的资助，也得到欧盟的资助，后者必须对联邦德国银行规定的金融政策作出让步。不管这种政策多么不好，都得照此执行。而不成章法的“马歇尔计划”居然要求把如此一种方案推广到整个东欧，包括原苏联各国。联邦共和国对民主共和国这种得到资助的接管，让人想起西方资本对东欧的没有资助的殖民又会是什么样子。
所有这些都是很有趣的话题，但在这里我想还是谈谈别的。1917年革命开始时，它的参加者和同情者都认为它是人类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一次大飞跃，是这种飞跃的第一次现实运动。后来，这场运动走向了孤立、僵化和衰落。我们已经在前面对这场悲剧及其衰落在国内的表现作了详细描述，但它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苏联一方面激起了千万人的激进行动，另一方面又排斥异己，把他们推向了反对社会主义的道路。它曾对第三世界各国的解放事业提供过帮助，后来却用自己的模式把它们禁锢住。同时，它曾阻止了美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后来却为美国的一统天下铺平了道路。那么，它的消失又意味着什么呢？具体地说，左翼、劳工、进步运动——随便你怎么称呼——是因此容易完成他们的使命，还是更难了呢？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各国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摆脱剥削时，眼前的形势是好还是坏了呢？在这个新的全球化的世界里，苏联的解体是预示着“历史的终结”即资本的永恒统治，还是预示着资本的统治的终结？
对苏联解体的意义加以评判，取决于如何看待它在存在期间所起的作用。关于这一问题，答案是很难给出的，因为苏联本身在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一直也变个不停。它的影响亦复如此。与当前各种摩尼教葬礼词所说的相比，苏联所扮演的角色要复杂得多、模糊得多，因此苏联的影响也复杂极了。
苏联共产党是俄国革命的产物。在现今一些反思性的评论文章中，人们往往忘记了这一事实：在1919年那些日子里，在工人运动中表现最好、最激进的那些人为了与革命保持一致，为了脱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背叛了它的群众和原则的第二国际，曾经接受了加入新国际所需的21个条件。对于布尔什维克人来说，能否在他们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将取决于工人运动能否扩散到西欧去，因此，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很自然地就成了世界革命的大本营。然而，革命在那时没有扩散，俄国成功了，而其他国家并没有。它们两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别，于是事情开始变坏了。已经把必然性变成现实性的俄国人开始自满起来，以为自己给整个世界提供了一种模型，一个答案。于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还算是小小过失的东西，渐渐成了斯大林的第三国际的典型特征。
这个格鲁吉亚的革命分子对革命思想的惟一贡献，是他独创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1924年之前，这个概念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而斯大林发明它的用意，乃是为了使他的对手们相信，为了保卫和巩固苏联这个新政权，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当时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一点。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用来团结疲惫的、孤立的苏联人民，而后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影响的学说。从此，人们把共产主义运动看作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有许多战线，而最主要的战线是在俄国，未来将由俄国来创造。这就是全世界的革命利益均让位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而第三国际成为苏联纯粹的外交工具的原因所在。
如此想法并非由上头所强加，普通群众对它也是认同和接受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在第三国际按照莫斯科的指示突然改变路线时，普通群众为什么还会表现出相对的忠诚。[1]20世纪30年代，所谓的“第三波”（Third Period）曾经无意中助长过希特勒的兴起，它的宗派主义阶级路线失败之后，便想方设法在群众路线的名义下寻求最广泛的联盟。苏德和约中断了这场用自由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蜜月。然而，到苏联1941年被入侵时，阵线又反转过来了。为了在战时的联盟中取悦资产阶级，第三国际实际上的1943年5月就解散了。战争结束时，西方各国的共产党虽然由于在抗战中起过重大作用因而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但它们并没有把这场解放运动转变成现行体制的危机。实际上，在马歇尔计划推行之前，他们一直拥护资本主义体制；直到冷战彻底形成，它们才在1947年9月建立起“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通过这一连串摇来摆去，他们才最终根据军事原则制定了苏维埃战略。
但是，故事到这里才一半而已。甚至像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这样的大党，也鹦鹉学舌似的附和起莫斯科来了。然而在同时，它们也是真正的政治力量，在它们自己国内表达着受压迫者的呼声。如今那些指责西方左翼特别是知识分子被苏联冲昏头脑的畅销书，读起来简直就是鬼话连篇。[2]由于这些作者对资本主义的罪恶轻描谈写，由于他们把大萧条及其带来的大量失业，把社会冲突，把阿尔及利亚、越南或者是反殖民斗争一笔带过，因此，从他们的记述中，你根本无法了解为什么那些站在俄国一边的知识分子会容忍在社会主义名义下犯下的诸多罪行。凡是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都可以告诉我们，指责哪一边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那时的共产党在许多重大的战役中都是主力军。
不管如何，在赫鲁晓夫1956年“秘密”指控斯大林之后不久，国际共产主义信仰者的时代——同时也是英雄的时代、恐怖的时代——就结束了。在此有必要揭露某些重要的事实。那一年，所有的共产党仍然赞同入侵匈牙利。12年后，苏联坦克武进布拉格，各国共产党的声音才不那么一致。例如，意大利共产党就不赞同苏联的行动，尽管他们此时还没有完全认清苏联政权的本质。到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谴责声才完全占上风。要说国际工人运动走向低潮是与苏联国内政策松动、它对外国共产党的控制减弱一道来的，未免有失公允。但苏联国内的重建确实失败了，这种失败在外国也有反映。从托格里亚第[3]的多中心主义，到欧洲中心主义，各国共产党都在寻找摆脱苏联控制的途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大多数最终采纳了资本主义制度，而此时的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危机。
在这里，我只是想强调一下事情的发展让人莫名其妙。尽管到1989年时西方左翼与莫斯科的联系已经完全断绝，也很少有人会一本正经地说苏联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普通人还是把柏林墙的倒塌看作是左翼力量、激进运动和社会主义的挫折。这种在赫鲁晓夫讲话达三分之一世纪之久后产生的普遍反应，使我再次回到这一话题。但我要先声明一句，我在这里只想提供一些建议，而不想做过多的解释。人们往往喜欢究根问底，而细想一下，苏联模式尽管在有头脑的人当中死去，但也许在普通人心中还活着。戈尔巴乔夫的成功确实激起了人们的幻想，以为依靠上层的内部改革还有可能挽救社会主义。然而，一旦门户开放，“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状况就让外面的人吃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强大的、全天候开动的西方宣传机器成功地使人们相信了苏联等于社会主义，因而前者的崩溃就等于后者的终结。
这种看法的直接影响显然是消极的。人们的情绪甚至比以前更悲观了，而且，不管人们的不满是什么，对替代社会的信仰还是遭到了不断的削弱。但是，挫折也许只是暂时的。苏联的历史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什么启示，如今的西方激进反对派可以自由地、勇敢地面对它自身的问题并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了。如果真能这样，苏联的罪行和糟糕的模式就不会再妨碍社会主义运动了——当然，前提是它能够设法让人们相信，集体政治活动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
欠发达世界摆脱资本主义轨道的努力，其前景是不容乐观的。因为在这里，苏联依靠其核武器确实遏制了美国的干涉。遏制的程度如何？在开始讨论苏联作为一支世界革命力量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之前，我想最好还是先作一些初步的说明。
到现在为止，我的观点简单说来是这样的：革命发生在落后国家，但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这些国家根本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革命未能扩散开去，因而这场悲剧性的、半途而废的运动，并没有证明社会主义的建立是不可能的，或说缺乏可能性。另一方面，革命未能在它本以为应该发生的地方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生，这一事实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挑战，那么，这是否是因为与马克思预言相反，资本主义还有着广大的发展余地，还可以获得实际的或人为的巨大增长？还有，苏联到底通过它的政策或形象在推进西欧根本变革方面做出过多大的贡献？我不想假装自己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这里，特别要请各位记住这一点：在布尔什维克最初的革命之后，苏联就不再依靠西方世界的革命了。斯大林说“给德国配上共产主义简直就像给牛头配上马嘴”，再好不过地印证了这一点。[4]
实际上，莫斯科既不仰赖西方革命，也不希望它发生。因为在莫斯科看来，“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它太遥远了，遥远得让克里姆林宫里那些实用主义的人们伤透了脑筋——准确说来就是苏联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因此，自发的起义、基层的运动、在更加发达的坏境中建立起来的更加完美的体制，所有这些都令人讨厌的东西，都会破坏现存的模式和莫斯科的权威。斯大林惟一感兴趣的就是革命，或者不如说就是权威，就是能够牢牢地掌握手中的权力。他的历代接班人甚至天生就更加保守。假如你要想象出勃列日涅夫或契尔年科正在通宵达旦为在我们的星球上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冥想，那你非得要有西方宣传机构的厚脸皮或者幽默感才行。
民族解放运动总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起初，布尔什维克人者坚信中国或印度等国的反帝国主义战争将会极大地削弱资本主义各国的力量，因而在1920年是时，他们就从巴库发出了号召，呼吁受压迫的东方人民起来抗争。一旦放弃西欧革命的希望，东方的抗争就会成为主要的而不是次要的国外战线。然而即使在这里，所有的条件还得在总体上服从俄罗斯的利益。例如，中国共产党在1926年至1927年时就发现，他们的生命正在因苏联与国民党的良好关系而遭受牺牲。事实上，亚洲最伟大的共产主义胜利，即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毛泽东反对莫斯科意见的情况下取得的。[5]其他国家例如越南的共产主义胜利，则更是两大阵营势均力敌的结果。事实是，恰恰是俄罗斯人在1972年特意强调与华盛顿和解，从而在莫斯科隆重地迎来了尼克松，而这个尼克松还刚刚轰炸过北越。同样是事实的是，越南人民的英勇反抗得到了苏联军队和政府的鼎力支持，古巴和越南的成功起义也是从莫斯科得到启发的，而与之同来的，既有武器和经济援助，当然也有苏联模式。说得过分一点，生命之吻都不干不净。
除了少数几个坚持到底并加入共产主义集团的国家之外，你还可以看到更多的非结盟国家，它们政体各异，有时可能把共产党人关进监狱，有时又可能为了摆脱西方势力的主宰而选择苏联作为贸易伙伴、军事援助者，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庇护国。莫斯科并不出于喜恶和革命需要来考虑怎么做。为了使自己比美国更强大，苏联发现最好用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中东或者埃及去。赫鲁晓夫甚至打算倡导机械论。他说，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核平衡能够起到保护伞的作用，它可以保护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顺利发展。华盛顿倒从来没有接受这种学说，也没有试图把它的原则强加到苏联集团严格的边界之外去。由于苏联不愿意直接对抗美国，因此美国附庸的日子也许比受苏联保护的国家的日子好过。而且，势均力敌也给中立国和局外国提供了回旋余地，尽管这种余地注定要迅速减少。
总的来说，加入共主义集团的国家获得的是一个过时的经济框架和一件政治的“紧身衣”。与其走向胜利，还不如没有胜利的好。但现在，就连走向胜利的道路也已经无比艰难了。像越南人那样不怕死的人们也许还能够做到这一点，尽管越南人的遭遇今天又提出了一个在胜利面前如何做的问题。必须估计到，任何想要在今天破坏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国家，必定会面临经济制裁，如果制裁不起作用，那它会面临被侵略的威胁。
这种前景无疑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力量带来了沉重压力。例如，试想一下西欧社会主义的兴起。它可能用过去的例子来做宣传（请别把这种宣传和强加模式相提并论）。它也可能必须与广大的受剥削国家建立全面的新型关系，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挑战资本的权威。但这样的前景也只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景象的一部分。西方的进步力量已受到极大的削弱，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宣传手段，给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必须依靠群众舆论的作用，积极利用资本家集团与庞大的国际机构之间的内部冲突。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为困难的转型时期。古典资本主义的统治现在已扩张到整个星球，而如此整齐划一的世界已在呼唤一种国际的民主秩序。然而事与愿违，这世界得到的却只有资本主义的无序。从波斯尼亚到卢旺达，无序产生了可怕的结果，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削除这些结果。困境再明显不过了：在当前的情况下，把国际压迫机制制度化，无疑等于把美国官僚监管下的世界无序加以巩固和认可，而如果什么也不做，那又无疑等于容忍人类的屠杀、掠夺和伦理失落。我们不得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希望人类的罪恶不至于无可饶恕，在任何情况下心里都不停地算计着是否得不偿失。我们必须时刻准备，迎接作为一种自发政治力量的社会主义运动重新登上国际舞台。
这并不是不着边际的议论。我们现在正在触及问题的核心，触及我们曾经生活过和正在继承着的世界，触及一度看来像是两种体制之间、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集团之间、华沙公约和北约组织之间、美国和俄国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到最后，斗争变得复杂了。它就像我们曾经说过的一样，是两个对手兼伙伴、敌人兼帮凶、拥抱着的拳击手之间的一场争斗，要想说清楚它们到底是在试练拳脚，还是在互相推举，实在很难。
严重的分歧还是不可否认的。尽管俄国未曾摆脱资本的统治，但它显然处于古典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王国之外。事实上，苏联领导的是资本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未能轻易渗透进去的一个巨大世界，而它也暗中保护着那些想要离开古典资本主义轨道的国家。因此，我们的鼓吹家们常常重复“誓灭迦太基”[6]的现代版本，就不足为奇了。反过来也是如此。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看来，美国永远是一个危险分子。它的发达的生产力是对经济的威胁，它的高生活水平是吸引全国人民的诱饵，它的高昂的、一再故意增加的军费开支，则是一副不堪忍受的重担。
但是，这两个敌人也是帮凶。特别是莫斯科，它非常希望和其他核大国达成协议，一道建立起共处的原则。[7]然而在更加实际的层面上，这两个敌人谁都少不了谁。大部分时期里，“红色威胁”让西方政府摆脱了法律的限制，获得了高额的军费开支，从而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增长，获益可谓匪浅。面对这种威胁，结盟的必要性使得本来是对手的资本主义各国走到了一起，允许美国在结盟中享有无可争议的领头地位。而那些批判我们社会中的罪恶的人，则被戴上了“莫斯科的喉舌”的帽子，遭到抛弃和排斥，或者像更常见的那样，动不动就拿“古拉格”的例子来堵住那些敢于宣扬激进变革的人的嘴。
此时在苏联集团内部，持不同政见者们也在遭受审判和压制，他们戴上的帽子，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低生活水平，却被编排成了“保家卫国的当务之急”。冲破资本主义包围圈的必要性，却把愚蠢的统治手段、混乱的经济体制和早已过时的政治体制合法化了。现在我们知道，所谓的反苏维埃运动、全国的攻势，不是促进而是推迟了改革。要说在1945年后的繁荣期内西欧福利国家的发展和劳动人民所获得的进步是西方冷战政策的副产品，未免夸大之嫌。大资本家们之所以愿意让步，只因为他们已经有能力这样做，而各国工会之所以敢于抗争，只因为他们已强大到足以施加压力。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存在与工人运动的强大，与雇主们愿意让步之间，自然没有什么联系。
冷战对抗当中的两个对手，关系并不总是这样暧昧。开始时确实是你死我活。布尔什维克人把自己当作是国际斗争的先锋，这场斗争只有通过攻击资本主义的主要堡垒即西方发达国家，才能取得胜利。而后者也以同样的眼光看待苏联。俄国内战时期的外来干涉，就是为了把危险阻止在萌芽状态。近几年来，两边的狂热就只是表现在宣传当中了。随着苏联不再给人以激烈对抗的印象，冲突的性质就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了。
在财产关系和剥削方式上，苏联与资本主义各国截然不同。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由私人掌握的，而剩余价值的剥削实际上靠的是政治手段，而不是市场的力量。不过，除了早期的热情之外，这个社会与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联。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它本身的目的所在。从商店店铺到整个国家，这里没有一个地方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管理自己的事务，决定自己的工作和命运。计划采取命令的形式。国家远没有消亡，倒是高耸在社会之上。它不仅和人们期望的相反，没有带来新的自由，新的生活方式、爱和创新，倒是带来了可怕的压迫，而且在这段时间歇之后，复辟了旧的价值观念。
赶上和超过美国！新政权刚刚建立时提出来的这一口号，意思就是一旦俄国达到美国那么高的生产力水平，它就会创一个光明的未来，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大众教育和卫生保健的普及，革命所激发出来的艺术活力，这一切都使人们相信了上述理想，并且，这一幻想长期弥漫在苏联的上空，让一切有条件的反思和充满希望的思考沉迷于其中。但现在，西方世界的激进派们终于明白，苏联模式根本没有解决他们面临的重大问题，现有的答案也只是否定的。还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尽管占领巴黎和罗马街头的年轻起义者们高唱过“国际歌”，但他们已不到莫斯科去寻找启示了。
在第三世界，苏联的吸引力维持得更久些。在这些国家看来，俄国似乎是一个能够实现快速工业化，抵御国际资本势力入侵的榜样。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停滞期，这种吸引力同样下降了，接着也趋于消失。最后一批转变态度的人，可以理解，乃是那些主要的受益者即苏联精英，其中包括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们。直到最后，他们也只是送出一个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空头人情，而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自从它变成一种国家宗教以后，就不再具有任何批判力了。他们显然并不相信自己的周末弥撒，而是相信权力万能。如果和西方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那么这种主义也就不值得遵从了。打不过，那就投降吧。于是他们就开始转变了，先是在戈尔巴乔夫的麾下踌躇了一会儿，最后在叶利钦麾下拿定了主意。这就是那段历史时期的全部故事，以挑战命运，挑战资本主义秩序开始，却以卑躬的投降，以东欧人民兴高采烈地庆祝他们恢复了自由而苏联人民并不十分了解有什么值得庆祝而结束。
另一边，我们的当局是完全知道该庆祝什么的。在它的先知和智者、报纸和电视的助威声中，它不停地鼓噪着同一则惊人的消息：苏联搞的是社会主义，现在社会主义彻底垮台了；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现在要统治一切了；普天之下的叛逆者们呀，你们千万要记住：除了资本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再有其他制度了。至于胜利者们应该抓住机遇在“普天同庆”当中获得政治优势，那是再自然不过了。让人不安的倒是那份轻松，怎么普通大众包括大部分左翼人士这么容易就相信了这则与其说是历史的终结不如说是无论寻找什么替代性制度都是徒劳的消息？
西方宣传机器这种翻来覆去的鼓噪，难道是在表明自信，而不是在掩盖自己的恐惧？也许我们的鼓吹家们比无赖要聪明些。也许，他们尽管在宣扬资本主义的永恒性，但内心十分清楚，1989年的教训只是一个特例，就是说，当一种体制已陈旧时，它迟早是会被推翻的，而当人民受到某种观念的鼓舞登上舞台上演自己的戏剧时，他们就能够创造历史。[8]也许，我们的劝导者们强调的是现存秩序的永恒性，他们对这种秩序推崇备至，因为他们知道，现在正是面临历史宣判的转折关头，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推迟最后审判的来临。
资本主义显然获得了一段新的活跃期。照它的本性来看，它是一种无限扩张的社会形式，征服哪里，就以哪里为生。苏联这个对手的垮台，使它能够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侵入到易北河至海参崴的广袤领土，从而在资本主义的地图上添上一块疆域。不管它面临什么困难，也不管这些困难有多重，资本主义的扩张通常都会壮大它自己。然而问题是，资本是否没有必要延伸到整个地球，达到它的最终范围？这场胜利中潜伏着许多失败的种子。
首先，不再有什么共同的敌人使资本主义的对手们走到一起了。以前，每一个联盟的领头者都会强加某些约束。现在，不存在这些约束了，种族矛盾点燃的地区战火，已经遍布波斯尼亚和塔吉克斯坦各地中。而在西方联盟分裂成的各个集团内部，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在西欧，统一后的德国是否会扮演关税同盟中的普鲁士角色，即统一者的角色，然后积极支持并利用欧盟来实现经济的垄断，实在是不得而知。再说，美国是否会不顾利益冲突有多么明显，多么激烈，也会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把它的意志强加给日本和西欧？
其次，我们不再能够用苏联妖魔来为我们的困境辩解了。假如军费开支还是高得惊人，那就不是为了和苏联竞争，而是由于我们的社会本性如此。假如恰帕斯[9]的印第安农民揭竿而起，那并不是他们的首领被莫斯科的金币收买了的缘故。要给那些痛斥王国已腐朽必须推倒重建的人贴上敌国走狗的标签，已经是越来越难了。把一切认为有可能找到一个全新社会的人攻击为危险的乌托邦分子，这种恶毒攻击也许还能够被我们的先知们拿来使用，不过他们不久就会发现，用翻来覆去的“古拉格式”警告已是无法达到目的了。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胜利的时刻，资本主义已变得赤裸裸，它不再需要任何掩饰了。谈论资本主义，也不再需要扮一张慈面孔了。它回到了老样子。越来越大的差距已不再仅仅限于穷国和富国之间。不管是在受压迫的国家，还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鸿沟正在日益加深。最新的技术发明被用来把文化的同一性强加给全世界。我们的老朋友——大量失业，曾被认为已经永远消失了，但现在它又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回来复仇了。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哪怕是在我们的经济处于增长的时候，资本主义都不会垂怜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技术创造力之强和社会想象力之弱之间，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的话，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反差之大触目惊心。
并没有人虚张声势，把自己说成推行凯恩斯政策的社会民主派。相反，有人告诉我们在欧洲的同仁，在这个新的解除管制的世界里，你们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再也没能力负担起福利国家、全民卫生保健、合理的退休金方案和较为体面的最低工资水平了。换句话说，工人运动该放弃战后的一切要求了。今日世界得到的，不是美国美梦，而是美国恶魇。
在西欧，新斯大林主义的破产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携手而来。
[1] 之所以说是相对的，是因为西方共产党的特征之一，就是很快转向了另一个阵营。例如有些智者就喜欢说，法国最大的政党就是从共产党阵营中分离出来的。
[2] 参看Tony Judt, Past Imperfec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以及Francois Furet, The History of an Illusion（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7）。
[3] 托格里亚第：托格里亚第·帕尔米洛（1893—1964），意大利政治家，在他的领导下（1926—1964）意大利共产党成为西欧最大的共产党组织。——译者注（以往通常译为“陶里亚蒂”——录入者注）
[4] 斯大林是在会见波兰流亡总理斯塔尼斯拉夫·米科拉茨克（Stanislaw Mikolajczyk）时说这话番话的。
[5] 过去的历史也对斯大林的不情愿作出了解释，因为中国显然太强大了，不可能被当作是卫星国。
[6] “誓灭迦太基”乃是加图时代的“元老们”每逢讲话必定使用的结束语，也是十字军东征抗击“敌人”的借用语——原注。
加图：公元前234年—前149年，古罗马政治家、作家，曾任执政官、监察官等职，维护罗马传统，鼓吹毁灭迦太基，著有《史源》等书。——译者注
[7] 正是这种打算同时也是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突然破裂，因为道理很明显，在冷战的每一边，按在核按钮上的，只能是一个手指。
[8] 固然，人民也会因一时冲动，在登上舞台后又马上离开，但这总是不那么经常的。
[9] 墨西哥的一个州。——译者注
感谢 姜晴信 录入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