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第十章 平等的社会
所有的人一生下来或一被创造出来就是平等的，然而，一当我们踏入人生，却发现这句冠冕堂皇的话在我们“现实存在的”社会中乃是一个弥天大谎。不过，对这个原则，或者更确切点说，对这个愿望的信仰，却一直是我们的雄心之源泉，尽管事实一再背叛我们。实际上，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把平等主义——不是某种随意折中的、花里胡哨的版本，而是要扎根于不平等深处的类型——刻画在各种进步方案的核心，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时代。 我们的当局在这个概念面前已显得黔驴技穷。它的宣传家们当然也是很少谈到这个概念的，尽管他们也喜欢把它写进那么多的宪法文献里，例如《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他们充其量能够做到的，不过是把“平等”（equality）简化为模糊的“公正”（equity）概念，或者简化成歧义重重的甚至毫无意义的“机遇平等”概念。当然，他们还能够不厌其烦地说起纯粹形式上的定义，例如，“一人一票”足以保证政治平等啦，反之，法律上的平等，只要是不管比尔·盖茨还是流浪女都没有权利睡在纽约大街上，就足以得到保证啦。（这让人觉得似乎又回到了安纳图勒·法朗士[1]那句有关罗特希尔德们[2]、流浪汉们和巴黎的桥的名言的时代。） 官方对待平等的态度随着社会大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在战后那个繁荣年代里，平等被不经意地忘怀了。在理论上，平等主义尽管不是十分切合时宜，但还是被当成富有意义的。随着饼越做越大，每个人都将得到更大的一份，而且人们认为，时间一长，饼也确实会切得更加公平。对此的争论那时就十分激烈，到如今，这样的说法已经和者寥寥了。寻求真正的平等，现在被贴上了危险的、好战的乌托邦标签。不管本来的目的是什么，它都只能导向斯大林或者波尔布特[3]，导向苏维埃“古拉格”或者高棉人的灭种。 这种新的敌意既是情绪的变化也是环境的变化造成的。在早些时候，通常的假定是：“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是发达工业社会一种共同的或者普遍的特征。”[4]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5]还能够坚持说：“生产的发展已经消除了与不平等有关的尖锐冲突。”“日益积累的产品扩大了分配的余地，甚至扩大了消除不平等的余地。”[6]由于金钱是我们社会的第一准绳，因此这种理论就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高薪水和低工资之间的鸿沟明显缩小，通过某种形式的分配，大洋两边特别富有的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值在一定程度上比例偏低等事实当做自己的立论基础。然而，要是我们再仔细地看一下，就会发现进步也不是那么大。战后的总财富被低估了，因为它没有包括资本增值和额外利润。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总资本净值比例下降（在英国，从1936年的56%降到1954年的43%；在美国，从1929年的36%降到1954年的24%），部分是由于为了避开遗产税而进行的资产转移造成的。如果看一下最富有的10%人口，降幅就不大了（拿英国来说，同期的总资本净值比例就是从88%降到79%）。其他的研究显示，这种平均化的趋势并没有持续多久，例如在英国，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升高了。[7]有关不平等问题的争论，随着经济状况的逆转而改变了方向。当生产发展的步伐很快慢下来时，认为重新分配不太合理的看法就沉寂了。这种看法在美国占上风，贫富差距不是缩小反而明显扩大之后，就再也没有意义了。必须对不平等问题加以彻底审视。 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过去是、现在也明显是最糟糕的。世界顶端几百个大富翁的财富和这个星球上近30亿贫弱者的收入相等同，这个肮脏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并不是所有的金钱大腕都来自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生活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穷人还是占绝大多数。[8]其他方面的对比也同样让人恶心。1960年之后的30年里，全世界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所得比例，从70%攀升到了85%，而且至今还在升高。同一时期，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所得，从2.3%掉落到了1.4%，到1994年，则掉到了1.1%。顶端20%人口的收入与底部20%人口的收入之比，因此从30∶1升到了令人吃惊的78∶1。[9] 应当承认，在统计数据上做出如此严厉控诉的这些报告，也谈到了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发展中国家里的重大进步，这主要是文盲的减少和婴儿死亡率的降低。然而，这种成就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那些按收入来说做得最好的国家，不知为什么，大都是那些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国家，例如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然而，它们也正是受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击最重的国家。它们在自己那里也看到了我们的悲哀，诸如大量失业、缺乏社会保护和防御手段，而在西方，这些手段是工人们经过长期斗争才得到的。[10]此外，随着地理位置的改变，第三世界的贫穷也改变了性质，在某种程度上，贫穷从城市移到了乡镇。流离失所的农民在巨大的、肮脏的、不健康的、拥挤的贫民窟里苦苦求活；在墨西哥城里被称作“散兵游勇”（parachutists）的那些大量移民，我们也可以在拉丁美洲的棚户区和小棚屋里，在开罗或卡拉奇的贫民区里找到；据报道：正是在这些人当中，存在着8亿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8亿缺乏卫生设施者，12亿喝不到干净水源的人。这只是些粗略的数据，但却是用血与泪写成的。像传染病一样在非洲和亚洲四处蔓延的艾滋病，不过是在死神面前对人类不平等的最后一次提醒。[11] 南北差距、东西差距、前殖民地与披上新衣的殖民国的差距，并不是什么新事物。然而，只有当不平等的各个方面在西方已不再能够掩饰下去的时候，它才会被重新当作一个问题。社会不平等的这种复苏，打破了那个美妙的神话，即我们今日都走在资本主义的大道上，资本主义正在把所有的人带入中产阶级，这样下去，我们就会人人平等。当然，西方也总是有出奇的收入和财富差别的。我还记得1987年时，后保债券[12]之王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曾正式向税务当局宣布他的年收入是55000万美元，我把这个数字与一个最低工资美国人的年收入作了对比，得出的结果令人惊愕不已：后者大约要花75 000年的时间才能挣到这个数目。这个富翁后来被关进了监狱——在那里，他关的时间还不如一个典型的未成年黑人罪犯长，而且，并没有完全失去他的财产——我也就不引他做例子了。后来在1992年，报道说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一场针对英镑贬值的信心大战中弄到了10亿多美元。由于这位金融家定居在美国，那里的最低工资在此期间并无变动，因此我们很容易就能对几周的投机所得与15万多年的劳动所得来对比一番了。 诚然，这些数据只是特例，尽管随着迪斯尼和其他公司把优先认股权分配给它们的董事们，这些数据就不再那么出奇了。然而，关键的问题是对比和趋势。例如，1996年，一位美国首席执行官（CEO）的平均薪水和红利上升了39%，他的包括优先认股权在内的总收入上升了54%，而一位工厂雇员的平均工资只上升了3%。难怪，首席执行官的全部报酬1965年是工人平均工资的44倍，而此时达到了209倍之高。[13]实际上，“生产而非监督性的工人”、那些处于管理和技术阶层以下的人平均每周的所得，同一时期下降了18%。从1979年到1989年，首席执行官的报酬上升了19%，如果把纳税优惠计算在内，则上升了66%。在一个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美国人口数增加了15倍多（从1977年到1993年达到99326人）的环境里，这也没什么奇怪。[14]最后，让我们转过头来看一看资产。从1975年到1990年，1%最富的美国人拥有的财富比例从20%攀升到了36%。[15]诸位也许还记得，这正好是1929年的比例。由于数据的来源不一，这里的对比也许不是特别精确，但它确实说明了我们一开始就指出过的事实。尽管美国首当其冲，但它并不是惟一一个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国家。保守的英国甚至有一段时间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撒切尔夫人削减富人税额的幅度甚至比里根还大些。在欧洲大陆，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诸国，阻力稍大，因此幅度也略小。彻底解除对资本运动的控制，必然鼓励对上层实行税收优惠，而对底层实行社会抛弃。没有一场工人运动来个政治总反攻，很难看到这种趋势怎么会被扭转过来。 不管如何，要想掩饰说不平等正在消除，或者说它没有什么大碍，不久就会不可能了。当局的仆从们开始重弹人性和物性、前者的自私和后者的残酷等老调子，试图来一个意识形态大转移。他们很快就认识到，日益扩大的差距需要更加积极的后盾来支撑。于是，我们就听到说，人的财富和他的能力成正比，有人收入之所以高，是因为他们值得拿这么多。当然，不会有人公开说迪斯尼公司的米歇尔·米尔肯或米歇尔·艾斯纳比以那些辛勤工作的护士们多值几千倍，但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那些处于收入阶梯最底层的人也就“值得”拿这么少。既不聪明，又不大胆，又没有什么大的功劳，那他们就只有怨他们自己了。在这种新的大气候下，有关种族基因差异和遗传智商的理论又偷偷地复活了。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乐意掉进此类伪科学的泥沼，来替当局的秩序作辩护。尽管在那些体面的人当中，逐渐用仁慈的方式代替平等的要求，成了20世纪最后20多年历史变迁的轨迹，成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向右靠拢的意识形态大转移的标志。但这种大转移也给了左翼某种信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倘若左翼还像以前那样想要继续寻求真正的平等，这种大转移对于左翼的行动来说，就有着根本性的意义。 让我们看一看南北关系的例子。通常的观点是，一个真正进步的政府，或者如果诸位乐意选择的话，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是无法单独在其疆域内消灭剥削的，也无法单独在消灭剥削的情况下运作起来。[16]理想的做法是，应该到发展中国家中去寻找进步的伙伴，一道去开辟另一种不同的合作方式。同时，应该有能力运用其科学知识、经验和资源，在与各个地方社区直接合作的情况下，帮助它们播种长期多产的种子，灌溉土地，改善水利设施，并发展起不可或缺的保健服务。即便是所有这些，也不能真正解决当前必须面对的问题。大多数欧洲和北美国家都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制造业就业率下降，服务业中的劳动力增多，并且过多地使用着全世界的资源。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工业革命的不同阶段。我们这些生活在欧洲和美洲的人，很自然地害怕，假如他们步我们的后尘，就会污染这个星球，浪费其资源并通过释放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威胁到这个星球的未来本身。然而，尽管我们在设法减少我们的畸形消费，但我们也很难站在这个立场上去告诉那些贫穷国家按照我们想的去做，而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去做。在建议那些生活水平极低的国家不要越走越远的同时，我们首先应该做到不再像以前那样消费。我们可以向他们推荐另一种更少浪费自然资源、更加关注人的需要的发展道路，但推荐的惟一方法，便是我们自己身体力行，也转到这条发展道路上去。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转变发展道路的同时，一起找到一种双赢的模式。仔细想来，平等原则迫使我们在国内所做的，恰恰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做的：寻找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另一个话题，妇女平等，把左翼往激进的方向推得更远。我们的文化对女权主义和环境主义这两个议题已经不如以前——比如说，30年前——那么反动了。尽管短短一段时间内，我们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兴趣一下子就倒退到黑暗时期去了，其速度在欧洲甚至比美国更快。与“新工党”这位权贵人物比较起来，过去那位自由保守党党员倒显得还要狂热而激进。与这些出身于共产党的“左翼民主党”首脑们相比，意大利过去那些进步的“基督教民主党”党徒看起来倒像是危险的红色分子了。但是关于妇女问题，我们可不能这样说了。在这个问题上，女权主义者们已经用言行改变了一切。她们已经给一些男人洗了脑筋，已经打破了某些职业樊篱，已经消除了少许的偏见。不过，已经取得的进步和尚待要做的事情相比，实在少得可怜。这句话到处适用，并不仅仅是就那些被剥削的地方而言的——这些地方的妇女，乃是受害者的受害者。 尽管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出门工作的妇女即将占到总就业人口的半数，但不管是在哪里，她们的工资和薪水都比男人落后。在欧洲南部国家，这种差距也许比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更大些，但无一国家是例外。即便在按劳取酬已成为正式规则的公共领域，妇女的平均报酬实质上也较低，因为诸位可以看到她们在报酬金字塔的底部人数很多，越往上走，人数便越来越少。学术界和专业领域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这些领域，闪光灯和镜头只对准几个幸运的明星人物，这幅图景是很难被搞得模糊的。妇女在政党和工会中受提拔的情况也很有说服力，它足以表明，妇女的权利仍然与她们的人数比例没有真正的关联。既然还有如此之多的事情尚待去做，那么，这场反对以上各种公开歧视形式的斗争，这场与其说是法律的倒不如说是政治的和社会的斗争，无疑是极端重要的。然而，它还远远不够。 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为什么这些公开的偏见和暗藏的障碍还是存在？根据多次很有意思的、主要由妇女牵头的研究，我们认识到，即使是在夫妻双方都出门工作的家庭里，妇女仍然是家务劳动和家庭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我们必须对这些角色模式，对我们从孩提时代就抱有的这类价值观念加以深刻的反思。特别是我们这些男人，必须进一步作深刻的自我检查，找出各种世代相传的偏见，看清楚这些偏见在我们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左右我们的一举一动，它们是不是经常使我们好心办坏事。这种全面的、长期的反思对于左翼来说也是必要的。大量的妇女参加进步运动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从数量上说她们占了人类的过半数，而且是因为她们的斗争从本质上来说是与我们身边的等级制度根本对立的。在一个等级化的社会里，妇女的解放无疑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听到了如此的叫喊声：“你们这些可悲的平等主义者，你们这些鼓吹单调一致性的家伙，还有你们的政治举措——你们正在摧毁的，乃是以往给生活带来丰富多彩的东西！”真是厚颜无耻！我们这些正设法在集体场景中创造个人成就的人，我们这些正在追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思考过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的人，却被你们这些只是把个人主义命题理解为可以随便说“伙计，见鬼去吧你！我绝对不会错”的人，指责为压抑人性。而且更滑稽的是那些资本主义卫士们得意洋洋的样子，似乎他们才是单调性的天敌。他们连自己所珍爱的制度到底做得怎么样都忘记了。远的不讲，就拿英国这个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来说。除了偶尔有几扇门涂上了不同的颜色之外，伦敦那大片大片的平顶屋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那单调的、千篇一律的环境和沉闷的、标准化的生活，造就的乃是这个样子的人：夜晚喝得醉醺醺地回家，却摸进了隔壁的屋子，到早上才发现这个错误；端起牛奶喝，却顺手又拿错了报纸，不是《太阳报》，却是《每日镜报》…… 但这种单调性还不是十分够。在这千年之交，如今的资本家们比他们的前辈抱有更大的雄心壮志，他们想把单调性撒播到全球。这不仅仅是吃麦当劳和喝可口可乐。他们想要用灌制好的大众文化和信息高速公路，做得比“老大哥”[18]更加出色，别说思想，就连我们的梦境他们都想控制住。而且，资本主义的这些卫士们敢于指责任何质疑其合法性的人，特别是那些新的平等主义者，说他们企图剥夺这个世界的多姿多彩和斑驳的想象力。事实上，我们最终想要的东西，乃是让女人和男人、黑人和白人平起平坐，或者，在家庭价值的名义下，使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平起平坐。［注：(turn) homosexuals into heterosexuals。原译“把同性恋者变成异性恋者”有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我们的目标是要创造物质和社会条件，不仅赋予人们劳动的意义［注：give meaning to people's work。原译“让人民感受到劳动的价值”不确。——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让他们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愿望和雄心。我们只需要消除一个东西，那就是社会不公，或者说，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压迫和控制。我们想要把这做得很彻底：不是减少或减轻压迫，而是把它连根拔根。 如此一种平等的概念，一种潜在的平等社会的概念，必须诉诸政治行动。必须把它和那种听起来似是而非的概念区分开来。例如，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看那个潜藏着许多混乱的概念，那个经常被高举的口号——“机遇平等”。如果照一些人的解释，我们只能说它是毫无意义的，或者说它是一种社会大倒退，突然“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比如，如果说它只是意味着，应该公平地批阅一个学生的大学入学试卷，或者同等地对待一个刚刚进入工厂或办公室里工作的年轻人，那就等于什么也没说。这种基于阶级、性别或肤色的非歧视听起来是不错。但是请想一想传承之物的分量有多重——环境的影响，他出生地的邻里的影响，你进的学校是哪所，你在家里吸收的文化是哪种，你的亲属关系如何，你拓展你的学习或者等待一份适合你的工作的能力如何——想一想所有这些，要是还把平等的机遇描写成正式的非歧视，那就不仅需要一种盲目性，更需要一份伪善的心态了。因为机遇要是真正平等，一切障碍和偏见就都必须消除掉。因此，那些在当今时代开口闭口机遇平等的人，只不过是在说如今的平等要小心呵护才会存在，反之，我们这些最热切渴望平等的人却清楚地知道，它无论如何都是很遥远的事情。 遥远但并不是不可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拒绝一切基于相反假设的社会方案的理由。例如，我们不能把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所提供的原理当作是一种概念性的律令，他说：“要是中值以上的不平等有助于降低中值以下的不平等，就是可以接受的。”[19]［注：“inequality above the median is acceptable insofar as it helps to reduce inequality below the median.”意为：如果某些不平等（即给予“天赋较高者”或上层阶级更多份额）有助于减少下层群众的不平等（或改善他们的处境），就是允许的。——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我们也不会对那些或是公开或是隐蔽地假设说不平等是一种永恒的法则，我们能做的最多只是减缓它的影响的理论感到满意。当然，减缓社会不公的影响并没有错。有更多来自劳动阶级家庭的孩子，更多的黑人和更多的移民，能够获准进入艾维-里格学院（Ivy League Colleges）、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进入法国的名牌大学，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如果有更多的妇女得到公平的报酬，更少的妇女滞留在她们各自的职业底层，那也好多了。然而，还是有“选民”留在上述法则之外。即使现在，机遇一点儿不平等，但还是有许多穷人家的孩子在入学考试中考得很好，从而的的确确获得了竞争的机会。统治阶级从中吸收了一些最聪明的人，更吸收了一些最有进取心和最顺从的人。但他们被吸收进去，绝不会破坏不平等的结构，更不会妨碍这种结构的再生。 诸位不要有误解。即使权力和制度的变更再彻底，要取代不平等所扎根的现存社会分工，也需要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尤其是由于现行体制并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任何能够迎合该体制所包含的不平等的东西，都会大行其道。因此，我们热切渴望积极行动。穷者面临如此之多的阻力，而受压迫者又带有如此之多的缺点，因此，对他们寻求机遇平等的努力的再好的帮助，也只是一时的补偿而已。不用说，这里的平等并不在于采取的方式如何，而在于结果如何。我们的态度非同寻常：积极的行动只是，或者毋宁说应该只是，一种临时的措施。从长期来看，我们必须抓住病因，而不是病情，我们必须撼动不平等的根基。最终的目标是一个平等的社会。 这种未来概念对现实有着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当它与社会福利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对福利国家的进攻是在20世纪80年代发动的，到90年代达到了高潮，在此期间，有人居然说因为资金有限，应该把它们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可不能把这与积极的行动混淆在一起。比如，给那些因环境不适而没有地方可去的学生在大学里提供一个去所，确实有必要，并因此才有开办专门针对社交能力弱的学生的学院的做法，这是一回事。而通过某种测试的形式把一些人筛选出来作为帮助的对象，则是另一回事。拿政治来讲，比如，把家庭补贴分配给每一个人，不管有钱的还是没钱的，然后再用累进税制把这些钱（甚至更多点）从有钱人那里收回来，是很明智的。一般而言，如果不把社会公益服务的对象局限于穷人，倒是有机会把它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 如果把平等当作目标，那么像卫生、教育、住房和退休金之类的社公益服务就应该由国家和地方机构在全社会范围内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包括紧缺而昂贵的仪器设备，都应该留给最需要它们的病号，而不是事囊中鼓鼓的病人。同样，应该向教育落后的地区派一些最好的老师或者大批教育工作者。显然，这些都只是抽象的理论。实践中，还得有公共、私人和金钱的支持，乐意把一切转变成既符合理论需要又符合现实情况的制度。 实际上，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的社会公益服务只是新近才有的概念。尽管以前也有教会或国立的学校，但只是到了19世纪的后半期，才在西欧和美国出现了兴办免费的全民基础教育的现实趋势。在一些国家，这种教育不久就成了义务的。至于免费的中等学校，就得等一段时间了。社会公益服务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一位叫做奥托一维·俾斯麦的人为了迎合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引入了给病弱者、残疾人和老年人提供保险的制度。尽管全民保险制度后来传到了其他国家，并且在两次大战期间仍在传播——特别是在法国的“人民阵线”[20]和美国罗斯福的“新政”时期，但保证其公民防范风险和生活困苦，让他们能够依靠教育求得发展的福利国家观念，确实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扩张和繁荣年代的产物。从那场可怕的鏖战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决心不再回到老路上去，不再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量失业、悲惨度日和漂泊流离中去。到处都在呼吁，不管自由多么宝贵，要是没有社会内容就是空洞的自由，社会契约必须包括工作的权利和不因社会动乱而惶恐不安的自由。苏联模式的潜在吸引力是西方各国政府愿意作出让步的诱因。长期的扩张和繁荣创造了这样一种氛围，即劳工组织可以伸张劳工们的权益。劳动人民不仅提高了工资，而且获得了更大程度的社会保障，病人和伤者有了保险，老年人的生活有了保证。在美国，我们看到，这里所说的许多社会福利是在公司和部门的水平上赢得的，而在欧洲，工人运动的这些要求被议会会议转变成了本国的法律。 如果诸位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保障普遍落实之上，再加上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你对前面描写过的氛围的理解就更全面了。在这种氛围中，流行的看法是，不平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平等多多少少在成为一种事实。激进的批评家们在这种现状中寻找漏洞，认为尽管进入生产过程的人们都受过中等程度而不是初级程度的教育，但这种教育并没有使这些人免受剥削。他们指出，人们之间在卫生、住房和教育方面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劳动场所的权力关系毕竟还没受根本的触动。然而，不论这些批评的反响和影响如何，那时压倒性的感觉还是：我们正在无可阻挡地走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的结构危机所首次撼动和粉碎的信仰了。 这并不是说社会开支就被立刻削减了。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开支还在增加。这部分是由于医学进步的结果，它的成本越来越高，成功的代价也越来越高，而且挽救了许许多多老年人的性命；部分是由于没有工作的人的数量迅速攀升，不仅造成了社会开支越来越多的结果，而且造成了税收和保险金收入锐减的结果。风向很快就转了：宣传机器不再刻意假惺惺地说社会渴望平等了。如今的说法是，因为资源稀少，所以应该限制社会福利，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只限于那些被贫穷折磨的人，更重要的是，应该严格限制于小部分人。诚然，这样一种策略受到了政治紧箍咒的压制。例如，要想在一夜之间剥夺美国老年公民的社会保障，那在选举上就是自寻死路。在欧洲，贸然进攻福利政策，也是危险的。但这可以慢慢地、偷偷地做到，只要心中别忘了这样一条根本法则就行：公共福利总要被砍掉，私人利益终将大行其道。我们已经朝这个方向走了很长一段路。例如，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为失业保险提供的安全网络比70年代更脆弱”[21]。在英国，全面保健计划乍看起来像是一次大胆的社会实验，但由于缺乏资金，等待执行的时间之长足以显其荒唐了。在大多数大陆国家，长期失业者的遭遇也每况愈下。这种“美国化”（在该词最坏的意义上）的一个典型标志，就是遍及欧洲大陆的强大压力，它借着税收优惠之力，鼓励私人退休基金的发展，而这正是削减（开始时是相对削减，后来是绝对削减）国有退休基金的前奏。这种趋势是一目了然的。曾经被当作一种解决方案、一块在资本主义宽广道路上铺就的平等社会的金砖的社会保障，如今被当成了一种不堪忍受的重负而遭抛弃。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迅速彻底地把它卸下来，以便恢复其自身的发展活力。 意识形态也改头换面了。工作的权利，或者免受生活贫困侵袭的权力，不再是宪法中不可抹煞的基本人权，也不再值得提倡了。慈善代替了社会保障。在光环隐退之后，福利看起来就像是《济贫法》的一个现代版本，一种控制和收编“危险阶级”的工具。那些温和的改革派，过去还对反抗社会不公的步骤表示欢迎，如今也在转变立场了。他们曾经乐于接受可导致不平等减少的各种措施，特别是当这些措施能够平息舆论并因此稳定当下的社会秩序时。随着当局开始认为社会福利的增加与现行体制相冲突，威胁到利益激励机制和资本积累的进程，他们的态度也一道改变了。社会权利突然之间变成了坏东西，它们必须服从于现存社会里更受尊崇的私人利益。 当真正的平等主义者听说由于现存社会不堪重负因而必须削减社会开支时，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的回答很简单；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了现行制度本身已经在根本上出了问题；需要改变的，不是对人的需要和权利的重视程度，而是这个社会的结构本身。这是一条新的界线，它不仅可以揭开特权捍卫者的真面目，剥去这些虚假平等主义者的外衣，而且，它将迫使不那么虚伪的行动者们作出选择，其中尤其是那些提倡“非营利性部门”，要求极大减少工作时间，要求一份合理的不直接与工作挂钩的“社会工资”的人，以及那些如此要求但没有把眼光放在资本主义地平线之外的人。很快他们就会认识到，尽管在繁荣期这个社会能够作出一切让步，但如果他们持续不断地提出要求，就会与现行制度的逻辑相冲突。因此，他们必须作出决定，是降低要求呢，还是相反，放弃对现存社会的幻想。如果西方左翼把平等放在它的计划的核心，这就是它必须作出重大抉择之所在。选择真正的平等（当然，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当下的可能性，而是当作一个长远目标和现实理想），就意味着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 平等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相容，这在过去就是明显的、人人皆知的。给雇员与雇主、劳动力的出卖者和购买者之间的关系，贴上纯洁的标签，是不可能的。这是仆人与主人之间的关系，不管股份公司职工持股的遮羞布如何遮掩，都是如此。看上去与以往不同的是，或者更准确点说，如今看上去更加清楚的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不能消灭不平等，并不能使劳动人民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西欧战后的国有化浪潮，以及俄国革命所形成的、后来输出到整个苏维埃集团的、更加隐蔽的剥削，都表明了这一点。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口口声声以实现平等为己任的斯大林主义的失败，毫无疑问给资本主义当局复兴私有制神话助了一臂之力。 以一种更加长远的历史眼光看来，战后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兴起的范围颇广的国有化浪潮，以及1981年法国左翼掀起的第二波浪潮，看上去倒像是试图通过增加国有企业的收益来保存私营企业。到如今，一度流行的有关征服“高度发展的经济”的口号，被整个忘记了，这一做法，曾被一些人煞有介事地解释成操纵和逐渐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手段。自然，这种做法从来没有被实行过。国家所有的基础产业例如煤与钢，以及财政机构，仅仅是复兴与重振经济的手段而已。有人也许会说，在一些部门，例如电子、航空、化工部门，建立大型国有企业的做法，尤其是法国在第二波中的做法（它逆潮流而动，来得迟也结束得早），能够应对国外的竞争，但没有一个地方的国有化部门是用来挑战资本主义方式和劳动人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旦这些企业得到财政的支持，变得有利可图，就会被交到私人资本的手里，如果有必要的话，国家就保留无利可图的部分，例如信件的邮递，而利润丰厚的部分，例如电信业务，则交给私人投资者。如今回过头来看，事情就更加清楚了，整个运用特别适合于这一既定的法则，即公共债务理应成为私人利益的源泉。 未能把公共部门转变成一种真正的替代形式，无疑削弱了抗拒私有化浪潮之力，这股浪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之后席卷了整个西欧。它也并不是没有遇到阻力。人们也曾对仅仅为了支付当前的开支就以廉价甩货的价格卖掉“传家之宝”一事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在西欧的许多地方，过去曾有、至今还有这样一种感觉，即不管有什么缺点，公共部门——例如铁路和电信——都是可取的，因为与它那些现实的或潜在的私人接管者相比，它对为有钱人服务的律令并不是那么言听计从。对于雇员来说，除了这点之外，公共部门提供的工作也更加稳定。这种物质好处，不是什么贿赂能够补偿的，也不是私有化公司用较低的价格卖给他们一点股份就抵得上的。毫无疑问，如果雇员们相信他们正在捍卫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人民普遍感到公共部门提供了另一张社会蓝图，那么反抗就会更加强烈。可是人们对当时的国有化浪潮并不那么重视，这就无疑给西欧各国政府的宣传机器完成鼓吹私有化的任务助了一臂之力，而且，这与苏联模式的崩溃并没有什么关联。 毕竟，在苏联，没有人能够怀疑所有的活动最终都是为了挽救资本家的企业而展开的。但在1917年，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为了说明苏联为什么会走错路，我们必须再次回到梅扎罗斯（István Mészáros）的理论。这一理论首先严格区分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和“资本的统治”两个概念。一般认为，古典形式的资本主义在俄罗斯远没有在西方根扎得那么深，十月革命则把这种资本主义彻底消灭了。工厂和银行被无偿没收了，但资本的统治，即死劳动统治活劳动、机器统治人，却被保留下来。尽管剥削剩余价值的手段随之改变了，由经济机制起作用，变成了党和警察机构所推动的政治机制起作用，但劳动人民并没有掌握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垂直的、等级化的劳动分工依然如故，甚至还被新的上级命令机制加强了。在没有劳动力市场，不怕失业的情况下，劳动纪律的维持、进城农民的就业，就只有依靠别的措施了。只是在官方讲话中，在如今已转向芝加哥学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的著作中，在人数越来越少的外国崇拜者的幻想中，工人才是其工厂的主人。这种用政治手段剥削剩余价值的制度根本无助于社会主义民主，随着经济增长，它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了。最后一次修补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试图把它与资本主义市场融合在一起，这是注定会失败的，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其内部矛盾所致。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那些高居权势之位的人，使出浑身解数，企图玩弄权力，让自己的后代来接替自己的位置，这样他们就可以巩固自己的权位。工人们是不会为了保卫一个不属于他们自己所有的体制而战斗的，也不会愚蠢到相信那不堪一击的把他们称作苏联统治阶级的说教。 私有制的意识形态如今之所以大获全胜，既不是因为人们特别喜爱它，也不是因为鼓吹它的宣传把一切都淹没了。它的成功在于另一方的失败，在于苏联的破产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颓废。干吗要为了某些实质上差不多只是标签不同的东西，为了另一种尽管程度稍轻但本质一致的剥削形式，而去卖命？如要再次使社会所有制变得有吸引力，就必须把它看作是一种目的明确的手段，一种有效的工具，能使“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成为其自身的工作、自身的社会环境因而也就是其自身的命运的主人。 诚实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目标是不可能立刻实现的。平等社会一夜之间建不成，原因很简单，旧的等级化劳动分工弹指一挥间是消灭不了的。转变需要时日，哪怕进步运动不再重复它的错误，不再把它的权力轻易交给某个党派及其中央委员会；哪怕劳动人民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对其工厂或部门的运转方式的“某种程度的控制”；哪怕他们从工厂的大门外看到了其产品的社会意义是什么。仅仅这一点，就给民主的想法强加了许多限制，因为不管是在生产部门，还是在各个级别的部门联合体中，都有必要创造各种自我管理的方法，以便把工人自治推广到全国。这还不是全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了防止生产崩溃的威胁，为了加速阶级统治的死亡，为了在地区和种族、部门和职业之间带来平等，拥有或保留各种类型的国家组织、某种政府形式，是必不可免的。 消灭现存的等级化的劳动分工尚需时日，因为它必然要求对生产及其组织形式来一个彻底改造。要把一种适合于交换价值的、不在乎产品是否符合人们需要能否卖出去的经济，转换成一种其目的必须取决于社会需要的经济，就必须对我们自身的行为重新加以深刻的检视。我们不但要拆除现代经济的核心部分，即由商业广告与或明或暗的推销构成的庞大商业帝国，而且要使我们自己摆脱这种经济的阴影，摆脱犹豫不定的考虑。经过多年的畸形增长和人为创造需求，我们连自己的爱好和性情是什么都忘记了，我们的集体价值和优越性到哪里去了？如今，要恢复这些东西，已是难上加难了，因为我们不可能重新寻回在极端困苦的日子里丧失掉的那些顽强性格。我们只能尽力寻找或者构造出适合当今时代的性格，而这只有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才能形成。 这种寻找还要求我们彻底考察一下生产问题，即不但要考察生产工具，也要考察生产组织。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生产和一种全新的经济协调起来，因为我们的目标将不再是扩大生产、剥削更多的剩余劳动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是使生产更加适合人的需要。一切工具制造者、方案制定者，都要转而具备另一种新的精神，因为现在他们的任务是让机器服从人，而不是把人交给机器。他们所要考虑的，不外乎如何才能使工作更加轻松，更加舒适，更加有趣。他们还必须考虑产品质量、产品耐用度等问题，而不是变着法儿粗制滥造，必须把不同企业间的合作而不是竞争当作经营的前提。所有这些，反过来又意味着科学在社会中将扮演新的角色——显然不是排斥科学方法，而是对研究领域作出重大调整，并迟早改造现有的技术。它也意味着对教育体系来一个根本重塑。还不止这些。在这场打破劳动分工的战争中，最难攻破的堡垒是劳动人民自己。这场战争由他们发动，但矛头又对准他们自身。发动之后，他们自身却被战争进程所改变；改变之后又进入新一轮的发动过程。难怪，和“国家的逐步消亡”一样，等级化劳动分工的消亡也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是不可能由上级命令迅速完成的。每一步变化实际上都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向着新社会转变的一个个关键环节。 即使诸位并不认为所有这些都只是我的想象的虚构物，即使你们同意说这样一条道路是存在的，而且会走得顺利，但你们也许还是半信半疑的。你们会争辩说，正如现存的劳动分工的步步逼近所显示的，任何一个平等的社会，都有可能容纳不了天才、天分和差异，因而也就没有给诗歌、美和艺术创造留下发展的天地。对此，我的回答将会像反驳单调性指责那样开始。由于在转变的每一步，人民不仅会努力使劳动变得丰富多彩，而且会努力增加用于其他活动的时间。因此，没有必要等到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到这一点。[22]用稍微不那么美妙的话说，也许用不了太久，我们就能想象人民把他们作为绘图员、护士或会计的活动与运动员、歌唱家、园丁和画家、作家、批评家的活动结合在一起。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快乐和需要的满足。随着社会活动时间得到合理的节省和重新安排，每个人都会获得更多的时间，来安排休假、远足、专业进修，或者完成一些独立的工作。 即使在这样的社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创造力水平一定会普遍提高，那也不意味着就没有例外了，或者就会没有人欣赏他们的作品了。数学和抽象思维的天才、使词句跃然于纸上的非凡才能、用图画吸引我们视线的能力，或者谱写乐章让我们在另一世界里翱翔的天赋，都将会得到充分发挥，受到从来没有过的喜爱。惟一与以往不同的，是给这些成就的回报。在我们这个堕落的社会里，所有的东西都归结为金钱，金钱成了最后一个公分母。只有依靠金钱的激励，才能够“生产”出当今的莎士比亚、米开朗基罗、贝多芬和爱因斯坦。但在一个我们所知的分工已经彻底消灭了的社会里，杰出的成就本身就是一种回报。总之，我们从此将会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中，统治这个社会的，不再是“给有的以更多”的戒律，而是马克思在总结历代平等主义者的理想之后所说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23]。 我再次听到了这样的呼声：“在你们所想象的路的尽头，也许是一片光明。但是一路上，你们可能破坏掉许多东西。在你们狂热追求平等的路途中，你们不仅会打倒指示我们前进的财神爷，而且会破坏自由女神。”对于诸如此类的指责，一个简单明了的回答就是：恰恰相反，我们的目的是要结束平等和自由之间的分离，这种两不相干的分离存在的时间已经太久，使得自由都已经戴上狰狞的面孔了。事实上，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自由才能获其真貌。 在法国大革命高涨的阶段，写在旗帜上的有三个口号，第三个口号即“博爱”。它是道德准则的和国际联系的神圣纽带，中心大意说来就是“人人皆兄弟”（今天，应该把这句话改写成“人人皆兄弟姐妹”）。另两个口号，即自由和平等。尽管那时人们相信可以把它们结合到一起，但这种念头并没有持续多久。革命一旦把资产阶级的面目完全暴露出来，它们就冲突起来了。自由把保护私有制当成它的首要任务，慢慢地，它就变成了占有的自由和剥削的自由。而平等呢，这期间只是在通往法国各个市政厅的道路旁边的宣传版画上，才被当作是一种官方形象，一两句口头宣传。反之，在整个欧洲，那些反对现存秩序的人，倒把平等主义当作了战斗口号。 从一定意义上说，事情其实一开始就是这样的。马克思关于能力和需要的那句名言，很大程度上是弗朗索瓦·巴贝夫[24]及其追随者的观念的回声和复述。巴贝夫及其追随者在1795年就说过，“必须依照工人的能力和消费者的需要来衡量平等，而不是依照劳动的强度和消费品的数量”[25]。不同之处是，在他们斗争的年代，无产阶级团体还处于幼年阶段，他们人数太少，力量太弱，因此人们还把他们的斗争叫做“平等派的阴谋”。甚至在80年之后，此时马克思的理论已经成熟，欧洲拿工资的城市人口数还是太少，根本不足以将这种理论付诸实践。然而，到了现在，我们这些身负建设一种迥然不同的制度的使命的人，不再是些阴谋分子了，我们已经是绝对多数，足以发动一场浩大的、以建立一个平等社会为宗旨的运动了。如今，我们可以先在从那不勒斯[26]到纽卡斯尔[27]的广大土地上开始，过不久再转到汉城和西雅图[28]之间的地区。 说到这里，不存在无平等的自由，已经是很清楚了。在普通人的命运还取决于某位索罗斯的金钱操纵，或者某位盖茨的生产指令的时候，在他们脑筋还被电视和纽豪斯（Newhouse）[29]、默多克（Murdoch）、贝塔斯曼（Bertelsmann）、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30]等公司的出版物洗来洗去的时候，硬要说他们真的自由，无疑是强词夺理。问题是，我们能否把自由和平等结合起来，能否在不践踏自由的情况下走向平等，能否创建出使我们一劳永逸地在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里保证个人自由的各种组织和制度。因此，最后但并不是最不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应该直面左翼要想重新获得群众的拥护就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可怕的实验和辛酸的教训之后，该如何去重新创造民主？ [1] 安纳图勒·法朗士（1844-1924）：法国评论家和作家，他高深且常具讽刺性的短篇故事和小说包括《企鹅岛》（1908年），为他赢得了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2] 罗特希尔德们：罗特希尔德家族是德国银行世家，包括梅尔·艾姆斯卡尔（1743-1812），创建了莱茵河畔法兰克福一家银行。他出名的儿子萨罗蒙（1774-1855）和内森·梅尔（1774-1836）在全欧洲开设了分行。罗特希尔德在法国是贵族的代称。——译者注 [3] 波尔布特：柬埔寨政治领导人，1975年他领导的红色高棉运动推翻了当时的柬埔寨政府。在他的政权统治期间，估计有300万人被处决或因饥荒而丧生。1979年，当越南人推翻其政府后，他逃离了首都。——译者注 [4] 弗兰克·帕尔金（Frank Parkin）提到过这个假定。Frank Parkin, 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 (London Paladin,1971),116. [5]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生于1908年，加拿大裔的著名美国经济学家、外交家，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作品包括《大撞击》和《丰裕社会》（1958年）。——译者注 [6]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London:Penguin,1962),87—88. [7] 有关数据及其讨论，可参看 A．B．Atkinson，ed.，Wealth，Income and Inequality :A Reader(London:Penguin.1973)。 [8]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占了全世界225个超级富翁中的143个（美国60个，德国21个，日本14个），亚洲占43个，拉丁美洲占22个，阿拉伯国家占11个，非洲占2个（都是在南非）。参看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8(UN Development Progr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30。 [9]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UN Development Progr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也可参看1996年的同一份报告。 [10] 按照劳动部门所确认的数据，即使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之一的、相对来说“情况稍好”的韩国，也只有一半的正式工人领到了时限为2-6个月的失业救济金。1998年7月官方的失业数字达到了165万人，占总劳动力的7.6%。如果把那些每天工作不到8小时的人算进来，这个数字将会攀升到300万人，占总劳动力的13.8%。参看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6 August1998。 [11] 在每天感染艾滋病病毒的16000人当中，90%来自于发展中国家。问题并不仅仅限于非洲。印度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最多，在300万至500万人之间。泰国有75万，占其全部成年人口的2.3%。参看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8,34~35。 [12] 后保债券：一种债券，价格低但风险也大。 [13] Business Week,21 April 1997. [14] 这里最后的数据来自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前面所有的数据均来自：Simon Head, “The New Ruthless Economy,” New York Reviews of Books,29February 1996.Barry Bluestone and Stephen Rose,” Overworked and Underemployed,” American Prospect,March-April1997据后来者所说，从1973年以来，美国工人每小时的工资降低了13%。 [15]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20。按照《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30 May 1998)的说法：“美国已经涌现了170个亿万富翁，25万个千万富翁，4800万个百万富翁。” [16] 其中一个例证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话：“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The Communist Manifesto(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98),P.36.中文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中文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94页。——译者注 [18] 老大哥：Big Brother，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的小说《1984》中的独裁者，主张由专制政府向个人施加强制性控制，是一个无所不在的、貌似仁慈的人物。此处指推行殖民制度和炮舰政策的早期资本主义的西方殖民者。——译者注 [19]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20] 人民阵线：左派政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反对法西斯而结成的政治联盟，如20世纪30年代欧洲国家所结成的联盟。——译者注 [21] L．Mischel．J．Bernstein，and J．Schmitt，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1996-1997(Armonk,N.Y.:M.E.Shart,1997)。 [22] 参看The German Ideology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vol.5(London:Lawrence&Wishart,1976),47。 [23] Marx, Critique of Gotha Program, in ibid.vol.2,23. [24] 弗朗索瓦·巴贝夫：（1760-1797）：法国早期革命家，共产主义的早期提倡者，他的推翻政府的计划暴露之后，他被当局所杀害。——译者注 [25] Philippe Buonarotti, Conspiration de l’Egalite’dite de Babeuf,vol.1(paris:Editions Sociales,1957),213. [26] 那不勒斯：意大利中南部的一座城市，位于第勒尼安海的那不勒斯湾。——译者注 [27] 纽卡斯尔：英格兰东北部一港口，是16世纪以后主要的煤炭出口中心。——译者注 [28] 西雅图：美国华盛顿州中西部的一个城市，位于普吉湾和华盛顿湖沿岸，是美国重要的商业、运输、工业中心及主要进口港。——译者注 [29] 纽豪斯：塞缪尔·纽豪斯（1895-1979，美国出版商）所建立和控制的由全国31家报纸组成的庞大的新闻媒介集团。——译者注 [30] 由意大利前总理、电视业大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所拥有的媒体集团。详见本书第7章。——译者注 感谢 五叶 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