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第十一章 重塑民主
再也不能想当然地去看待社会主义民主了。苏联集中营的恐惧、科累马河和弗尔库塔河边的尸体，已经见证了这一点。尽管区分二者是重要的，但对现在的人来说，问一问后资本主义社会将提供何种制度和保障什么自由是很自然的事。因此，不能忽视苏联的罪行，在审判这些罪行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了解事情真相、按照良心自由地说和争论”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所说的“形式”自由——表达、机会和组织的自由——是多么珍贵，从未像你失去它们的时候那么珍贵。[1]但是，无论多么宝贵，没有社会内容，它们也仍然是空洞、形式的。我们不能满足于人们实践着的西方民主，如果我们想让工人——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掌握它的话。他们肯定要创造新的民主工具，既保持那种权力，也进行他们自己的转型，而他们的转型不会是一个“S飞跃”，而是一个长征的过程，一个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的长期过程。 倘若在其历史环境中，我们对以社会主义的名义犯下的罪行的审判就必须是无情的。问题是，这件事正在被右翼分子用于明显的政治目的——恫吓人民，警告他们，任何激进的抵抗，任何要求变革的认真探索最终都必定以大屠杀告终。让我们以最近有关这一主题的炸弹——《共产主义的黑名册》为例，这本书在法国和意大利都获得了极大成功。[2]人们也许怀疑买这本书的许多人是否是把它看作一场精心编排的运动的一个结果而阅读完整整864页书。但他们和一般大众确实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屠杀。斯蒂芬·库托伊斯在其引言里说，死了一亿人。我手里的这本书的书皮上说有“8500万受害者”。于是，在批评了这种夸大之后，书皮上的数字下降了。我认为，无论如何，大概有7000万受害者。甚至一个低得多的数字，或者这个数字的一小部分，就足以让人感到恐怖了。但是，其目的是冲击人们的想象力，其重要意义也是非常简单的：不管你喜不喜欢，资本主义为你提供了一个安静的生活空间；共产主义，或其他任何试图根本改变这个社会的努力，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屠杀。 这种明显的宣传引起了回应，并不仅仅是大笔一挥就增加或减少3000万的科学严肃性。它促使我们编纂一本关于资本主义的受害者的黑名册。即使我们不回到它的源头，不回到悲惨的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农民和工厂中被迫接受的无情的纪律，但只看一看我们这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大屠杀、殖民压迫以及像印度尼西亚和卢旺达发生的集体大屠杀等杀戮的可怕世纪，我们就能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死亡数字。天平这一端堆积如山的试题在某种意义上必然使人们确信，与阴险而持久的提议相反，他们不情愿地坚持资本主义政权，可并不是买了一个能够保障他们的和平和宁静的保险。 但是，如果想离开它，我们就可能堕落到斯大林所宣传的那种愚蠢的水平上，就像一则关于美国专家团考察乌克兰铁路的古老笑话所阐明的道理那样。尽管铁轨看起来不错，但是当他们斗胆冒险参观时，他们在五天的参观中竟然没有看到一列火车通过，于是，他们得到了不可避免地受谴责的回答：美国对黑人的压迫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实际上，这样一种求平衡的行为，就会使我们堕落到更低的层次，因为我们总是深信“资本主义从头到脚的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社会主义，不仅在其诞生时——在一开始的暴力之后，当然，暴力的必要性和程度确实都依赖于抵抗的资本主义的本质——被认为是展示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把社会主义与斯大林的罪行相分离并强调苏联的特殊性，但我们仍然必须从这种苦涩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我们必须记住，如果我们被剥夺了自由，不管出于什么表面上正当的理由，也不管多么短的时间，让人民再度获得那些自由都是相当困难的。更为一般的是，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哪儿出错了？为什么必须遵守什么样的规则以避免重复？ 对最后这个问题，最流行的回答是温斯顿·丘吉尔著名的讥讽：“没有人假装说民主是完善的或充满智慧的。事实上，据说，民主是除了所有已经被试过的其他形式之外最糟糕的政府形式。”但哪一种民主？雅典式的公民直接参与和不仅排除妇女、外邦人，而且把主力劳动大军——奴隶排除在外的民主吗？或者是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中流行的，直到20世纪仍然建立在仅限于有财产的人的投票的民主？或者是只是男子的民主，正如1920年之前的美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和意大利那样的民主？或者只是白人的民主，就像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南部各州实际上所限制的那样？众所周知的普选的扩张也表明，民主可以被赋予新的内容。事实上，丘吉尔谨慎地在这个名词前加了一个形容词，尽管他为之欢呼的其他的政府形式显然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这种制度建立在一个奇特的前提之上，即经济差异没有政治相关性，因此，一种制度就显然被用来使既有的经济秩序永存不朽。 问题是，钱确实关系重大。如果我们能够严肃地想象社会不平等没有政治因果关系，盖茨、默克多或者索罗斯没有更大的影响，和他们的同胞公民一样平等，那么，强大的广告商就只能影响消费者而对选民没有任何影响吗？金钱现在实际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重要。如果纳粹没有贬低这个词，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制度说成是富有的政府，就像财阀统治一样，但是，既然他们有了，我们就必须明确地称之为金钱统治。正如巴尔扎克提醒我们的那样，这种统治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也不是美国特有的，尽管它已经在美国臻于完美。在美国，至少有一半人口并不参加选举游戏，因为他们确信自己的选票无足轻重，或者，即使选票有作用，结果也不会改变他们的命运。 这种现象在美国表现得最明显，因为在那里，金钱的统治是问心无愧的，不用遮遮掩掩。如果美国的商业——就像卡尔文·库里奇（Clavin Coolidge）所说的那样——是商业的话，那么，美国的各机构正在公开讨论它们应该更多的资助哪个政党，因为这关系到更好地保护它们的既得利益，例如，它们是否应该把给共和党的钱匀出一些给民主党，因为前者在追求宗教权利时表现出不服从的迹象，忘记了来自出口的利润比禁止堕胎更重要。而对政党财政适用的也对个人候选人竞选参众两院席位的竞选基金适用。[3]反对工业家的金融家不是惟一为了拓展自己的事业而支持政客的人——工会同时也在这么做——就是承认我们是在财产资格民主制的一个现代版本中活动的，因为一个雇主，不管他是工业的还是金融的，在这里与无数雇员是平等的。 使美国案例如此具有启迪作用的是金钱在整个社会机制中明显的决定性作用。在选举活动当前的运作中，电视广告是极为重要的，这个花销上不封顶，钱数没有限制。因此，不仅有庞大私人财产的人，如斯蒂夫·福布斯或罗斯·佩罗特等，在作为候选人出现时具有最初的优势，而且在实际竞选开始后的各阶段，较高的基金，不管是政党的还是私人的，都能影响到结局。美国人不像民谚故事中的那不勒斯人那样受贿，在那个有名的故事中，选举前拿出一只鞋子的候选人在选举后一旦当选又拿出另一只鞋子。但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昂贵的电视竞选为条件的，特别是通过基金充足的候选人诋毁较穷的对手的品质来进行的。从字面意义看，金钱在美国说话算数，而且，它有权利这么做，因为最高法院判决说，对一个能够花得起钱拍广告的富人进行限制将干涉其表达自由。[4] 西欧的确还没走那么远，在大多数国家，在电视上做政治广告是被禁止的。在竞选期间，按照不同地方的不同标准，政党有一定的电视时间来做政治宣传。在许多地方，对政党的政治花销都有严格的限制，在一些国家，国家用津贴来帮助政党竞选，通常是根据它们在上一次选举中得到的票数占全部票数的比例来发放津贴。但是，欧洲似乎还是在向美国式的道路迈进。由于电视目前在竞选中所起的主要作用，竞选不再是以前意义上的竞选了。在学校操场或小礼堂里聚会已经成为历史，挨家挨户送宣传品这种做法也早被人们遗忘，代替它们的是小小荧屏上的一些狂欢会和表演。政党，特别是左翼政党，也不再是以前的老样子了。拉选票的积极分子、分发的传单和报纸、带粘胶的海报等都逐渐被职业民意测验专家和公共关系专家取代；激进分子的政党有意变成了一种选举机器；所有这些都需要钱，如果不出钱拍电视广告，那就组织光彩夺目的会议，邀请名人和乐队，吸引媒体的注意。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断送另外许多意大利政治权贵并蔓延到法国的腐败丑闻的一个原因就是欧洲政治的美国化——在过去的15年左右时间里，欧洲的政治成本剧增。[5]必须承认，不应当夸大腐败的创新性。例如，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著名的巴拿马运河丑闻极大地震动了法国，在这场丑闻中，相当多的政客都卷了进去。区别在于，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金钱现在已经侵入了生活的所有方面，渗透到了我们社会的每个毛孔当中，而金融权力对政治生活的控制因此也就比以前更具侵略性，更深刻、更绝对。 在这种环境下，惟一自然的是，我们应该摒弃丘吉尔以虚假的谦恭之辞所提出的、不比其他模式好的政府模式，而选择罗莎·卢森堡更具雄心的计划：通过从经济上支持现有民主模式并给予其社会内容来使其转型。可能没有比这一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更好的向导了，这位伟大的女向导出生于波兰一个犹太人家庭，她的大部分政治战斗是在德国进行的，而且，她把社会主义当作她真正的家。她作为革命家的名誉是无可置疑的。她享有这一声誉不仅是因为她的著作和演讲，她还为之付出了自己的生命：1919年1月15日，她的头骨被穿制服的、替社会—民主党政府效力的暴徒击得粉碎。她的革命活动总是伴随着一种向往民主的激情。一般公众非常了解这一特点，因为她公开就这一主题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进行批评。在她的文章中，这一点通常被删掉了。卢森堡不是反对俄国革命，相反，她谴责西方的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说他们背叛了他们的原则，同时，她表扬布尔什维克挽救了社会主义的荣誉。她也知道，后者在艰苦的斗争中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可怕障碍。不过，她仍然恳请列宁和托洛茨基，如果有解决的办法，就让革命通过更民主而不是民主更少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她也不在假冒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而这种假冒的意义正是后来的斯大林主义宣传常用的。她呼吁一步一步地前进，她明确地说“自由对于持不同想法的人来说，常常是排外的自由”。而且，她坚持说：“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新闻和表达自由，没有观点斗争的自由……那就只有官僚体制仍然是积极因素。”[6] 这实际上不是一种全新的冲突。回溯到1904年，卢森堡已经与列宁就政党组织的性质及其内部等级纪律问题进行了辩论。因此，她已经反对由一个无所不能的领袖自上而下地以一条严厉的直线将意志强加到服从的政党身上，并得出结论说：“从历史角度说，一个真正革命的运动所犯的错误远比最聪明的忠言委员会的绝对可靠更富有成效。”[7]事实上，她的态度来自她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概念，顺便提一下，这个概念就是，现代运动对研究是有益的。她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看作一个建立在工人大众的政治意识——工人们只有通过积极参与这场转型才能获得日益增长的意识——发展基础上的长期的、持久的过程。因此，她在两篇文章里都拒绝现成的计划或规则，拒绝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自上而下给予整齐地向秩序挺进的普通社会成员的礼物，因此，她再三重复要预先选择“最广大人民的积极的、无拘束的、生机勃勃的政治生活”，而不是“中央委员会阁下”[8]。 任何人都不能因为她与列宁之间的意见差异而把她推到栅栏的另一边。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和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的社会民主党继承人——如果不是她的直接行刑官的话，也是杀害她的凶手的煽动者——出于反共产主义宣传的目的，试图选择性地盗用她的文章，这一做法，说得好听点，是卑鄙的。试图让她昄依“丘吉尔牌”民主只能是荒谬可笑的。如果卢森堡偏爱自由辩论和机会，那她就决不相信通过议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既然她确信资产阶级统治的超法律特性，她又怎么会呢？在她看来，如果社会主义者得到有力的超议会力量的支持的话，他们能够在议会中做有益的工作。毕竟，20世纪初，在维护革命正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爱德华·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活动中，罗莎·卢森堡就已经是最积极的活动家了。（在知道了该党后来的历史发展后，这听起来是多么奇怪啊。）对于她来说，民主是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关键斗争中的一个舞曲，也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必要的工具。卢森堡深信，她所说的是一种较高形态的民主，因为这种民主代表了反对少数财产所有者及其附庸的既有利益的最大多数工人的利益。事实上，如果想改变把卢森堡当作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改良者的可笑看法的话，那么只要注意一下她对自下而上的自发运动的强调就够了，对于她来说，社会主义民主只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个名称而已。重要的是，还需要加一句，在说明这个等式的文章中，她还强调说，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到了世界末日、到了“允诺之地”、到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起来后就可以抛弃的东西，它必须“与摧毁阶级统治同时开始”[9]。 一般读者可能更为熟悉，也更觉亲切的是丘吉尔的民主概念，在清楚地选定了卢森堡的民主概念后，我需要对这些读者解释一下我的偏好。当我们在讨论中涉及民主的基本原则的时候——超越了自由及其保障——可能核心的而且确实使人感到吸引力巨大的思想是平等，无论它在个人中间是多么抽象，正如一人一票这个规则所说明的一样。在这里，我不是试图再老生常谈地说，在过去，一个奴隶主或一个有财产的白种男人都有一票。我所说的是最充分意义上的普选，它使你和我能每隔四到五年就选举出一位总统、一个议会代表和一个地方行政长官。我甚至不质疑我们的选票或这整个行为过程的影响。我只是提议，如果你试图把同样的民主原则应用于你最重要的地方，即应用到你的工作地点，那么，你就可能被当作疯子或颠覆分子，或者是怪人或潜藏的“左”倾分子。工作地点的意义不同是因为，在那里，能力所引起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没有人建议一票会更偏爱技术熟练的和有学问的人。更简单的理由是，丘吉尔式的民主表象隐藏着我们社会的真正规则：我们分享，所以我们投票（对此，我们还可以附加一个推论：小股东的价值就像一粒花生米那样微不足道）。 尽管总是有各种说法说任何替代性道路都不可想象，但认为，在经过长期的有问题的转型期之后，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会出现，这种想象却是很容易的。正是这条道路提出了现实的问题。假设道路上的障碍都清除了，替代性道路的主要特征就显而易见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划时代冲突已经以后者的胜利而告终，这两个主角已经离开了历史舞台——资本是因为被打败了；劳动力则是因为只有摧毁包括它自身在内的所有阶级才能赢得胜利。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劳动的分工已经变成了纯粹功能性的，多余的国家机器枯萎了。人们有由自己处理的足够时间，所有的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都从竞争占优势变成了合作占优势。产出和消费的组织只是按人们的需要来进行的，而且时刻都考虑到生态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运作的复杂性——一度曾是可怕的事——已经不再是进行民主的社会控制将遇到的严重障碍了。那么，在国际规模上呢？事实上，只有在世界层面上，一种充分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出现。顺便说一句，那不是我们可能想象的令人厌烦的世界。它是已经消灭了我们的社会，这种社会的公民们将有他们自己的矛盾和他们自己的热情洋溢的辩论，而他们辩论的主题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能冒昧地说：弗洛伊德也许还仍然与这个社会有关，但马克思则将被归入历史系，或者毋宁说史前史系。 让我们回到现实中。即使考虑到这种历史的加速度，我们也有着巨大的差距。显然，现实的问题不是这种社会看起来是什么样，而是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社会，而且是用民主方法达到它。毫无疑问，既然朝哪个方向前进依赖于这一过程中有意识的自下而上的运动，那就让我们想象一下工人掌握了——希望没有不适当的暴力，尽管并不只是用投票的方式，由于有可以预料的抵抗和因此而需要的超越议会之外的压力——比如法国或意大利的政权，然后，这一传染性运动蔓延到了西欧的大部分地方，为这一试验的持久存在提供了足够坚实的基础。那么，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确保它不会走苏联的老路，并且不把我们所想象的社会主义民主变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呢？在某种意义上，事实是，这种试验将从更令人喜欢的预兆开始，它将在一个没有被一场世界冲突破坏的国家——以我们乐观的假设看——或者没有被内战耗尽精力的国家进行。西欧有着相当多的久经世故和受到良好教育的工人，因此，如果一些管理人员或科技人员决定抵制或移民到其他地方，也会有足够的人去替代他们的位置。但是，不能高估这种优势。利益攸关的是，从一个整合的具有凝聚力的资本主义体制转变为另一个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和凝聚力的体制，就其本质来说，这一转变包括推翻、根除和取代比落后的俄国先进得多的西欧发达资本主义中根深蒂固的旧制度、旧联系和旧习惯。 一些事情从一开始就需要在底层做，直接民主适用于底层，特别是更能适用人们工作的地方。在将被社会化（我喜欢这个词，它表明整个社会都卷入其中，国有化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接管一切）的工厂和办公室里，即使单一命令的原则会存在一段时间，但不久，不仅经理需要由全体职员选举或任命，而且或者还必须在对诸如生产的组织、工作的进度、工作的分配、报酬的支付方式等事务的辩论和决策中的重要的发言权；工人应该对生产计划和账目行使控制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从一开始就感觉到的确做了摧毁企业专制统治的事，他们能走向一个应该最终走向为了榨取剩余劳动而扩张的社会不复存在了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人类不再屈从于机器。要实现他们的解放的第二部分，即把生产完全与人的需要挂钩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即使他们立即尝试理解他们的工作目的，其社会效用及其嵌入一个更宏伟的计划，这些都将使我们超越一座工厂的大门、超越直接民主的局限。 在思考这种代议制的必要工具之前，我们必须问一下，为什么一个试图彻底改变其政权的社会确实需要一个中央权威，即某种国家形式？一般的答案是：从内到外保护自己不受资本主义的颠覆。毫无疑问，任何国家都努力与容易受到可怕攻击的体制决裂，包括资本的外逃、贸易限制、抵制和可能更为激烈的手段。为了勇敢地抵抗这种侵略，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能需要——甚至比中央集权国家更甚的——能力来解释局面、动员自己公民的支持、到边界对面谈话、还需要设法吸引敌国的人民。第二种相关的同样有效的回答是：需要有一个中央权威来保证国家层面上的生产的凝聚力，预防可能会使新政权没有信誉甚至推翻新政权的经济崩溃、经济危机或经济混乱。 但还有其他许多支持中央集权的动机。一个国家还是需要为自己的解散打基础，它需要减少进而逐渐消灭使其存在必不可少的矛盾和对抗。换句话说，它需要处理私有财产、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之间的差距、国家层面上的工资和收入差距。它还不得不彻底检查各种制度、与维持既有政权相联系的成百万种工作。看起来，任务十分巨大，而其重要性使人们产生疑问：国家并非逐渐消失，而是可能再次获得存在的基础，并在一个膨胀的官僚机构的支持下，遮蔽社会的存在。只有在民众机构的时刻警惕下才能避免这种危险。在最低层次的直接民主——工厂和办公室的民主，社区或其他任何小的地方单位——动摇的基础上面，我们必须建立一种代议制来保证权力最终总是从下往上流动的。 自然地，没有绝对的规则预先规定什么影响制度应该采取的形式，这些制度应该包括什么保证，以及应该适用什么选举法律。这些都将不可避免地因大陆与大陆的不同、国家与国家的不同而变化，并与不同的历史传统——包括劳工运动的传统相适应。它们也将依赖于权力被接管的方式。虽然现在没有人真正相信即时的革命，但在一切都朝着正确方向走的时候，权力的转移可以按照遇到的阻力和抵抗的程度采取或多或少的温和的形式。在具有相对连续性的地方，这些问题将会像旧瓶装新酒一样。在真正有缺陷的地方，革新就会比较容易。在所有的情况下，新来者都不得不使制度适应他们的任务：重塑社会。 比如，让我们来看看民众权力的两个机构中的一个，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说两院中的一院，应该在国家层面上代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的工人委员会的代表。这样做会有一些优点。国家不是真正适合直接经营生产的。作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工人是适合直接管理生产的。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由中央计划部门的服务来配合他们的合作努力，分配供应品，并把有计划的项目推向未来。由于生产转向满足社会需要，计划中心的作用就可以逐渐变化，但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它的目标将是会引起争议的和强制性的。如果这个计划机构是代表团利益的大会的一个完整的部分或从属的机构，那么，工人委员会就会更安逸一些。自然，还应该有另外一院，它在地区分布的基础上选举产生，基本上处理像教育、卫生、住房和文化、司法、治安、国防和外交等事务。由两院共同同意的决定应该由一个从两院中选出来的执行机构来执行并对两院负责。 一些人可能会反对这种需要双重投票的选举中的一部分。另一些人则可能争论说，拥有单一的一个院更好，它既制定法律又负责执行，并用其他手段来确保工人委员会的利益。无论什么选择——这只是一个例子——问题仍然是预防当选的议院成为真正代议制的拙劣模仿品——就像大多数西方议会那样，每四年到五年就进行一次选举，而在这四年或五年中，则对所谓的代表或代理人没有任何控制。众所周知，这是一种长间隔的经典的救济方法，但也是对选民无能为力的救济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强制命令”（政党成员指挥他们代表的选票）和取消权。通常，有人反对说，一个代表应该是一个有良心的妇女或男子，而不是一个政党的奴隶。事实并非真的如此。例如，我们所说的妇女在一个论坛上当选；如果她改变了主意或者如果出现了一个新论题，而她与推举她的政党的意见并不一致，这就可能导致她的当选被取消，并进行递补选举，给选民一个交待。另一种方法是实行代表轮换；这可能需要大多数国家修订其选举法，允许选民就一个名单而非单一候选人进行投票。对一些人来说，这个方法有其缺点，即不允许代表有足够的时间适当地学习他的职业。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资产，因为代表不是一个脱离人民的专家。另一种缩小差距的方法是使他或她的工资保持在其选民的工资的主流水平。处于向社会主义转型期中的政权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这样做，并把它作为报酬的一般水准。 应该引导这样一种转型政府运用所有这些方法和其他方法来使代表尽可能地接近人民。在其全副甲胄中，应该包括一种新的方法，即辅助法，这是欧洲谈判中发明的新术语。字典这样定义它：“它是这样一个原则，即中央政府应该有一种辅助功能，只执行那些在更直接或地方层面上不能有效完成的任务。”在欧洲的行话里，这只是一个使欧洲怀疑论者反对把权力移交到布鲁塞尔的小机关。在一个转型中的社会，最有用的原则是，试图用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来重塑其制度和习惯并担心被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征服。随着组织起来的合作生产满足人们的需要，相当多的事情可以在地方或地区层面解决，这就减少了官僚机构，并避免了沟通成本。这在福利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更是如此，在这些方面，国家制度常常被认为是遥远的和不近人情的。在文化活动中，也存在许多地区主动从事的领域。 尽管显然不是所有的事，但相当多事情却可以在地方层面结束，这就使我们回到了在转型期需要某种形式的国家权力。我们已经提过最明显的例子。就定义而言，必须在国家层面上为经济整体做计划，期望——除了那些并不持久的阵阵热情冲动之外——地方议会投票将它们的资源转移到较不利的地区是毫无意义的。但向完全不同的社会转型是一种深刻得多的变化，包括无数工作的整体转型、生产组织及其工具的整体转型，以及作为一种结果的思想的转变。让我们以最简单的例子——武器的生产开始。转型中的政权可能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保护自己，因为会遇到包围孤立和干涉，但它应该立即选择退出国际武器贸易，而不能躲在关于失业的争论后面推诿搪塞。[10]更为复杂和包括一切的是广告问题。新社会将需要一些人向公众通报各种产品的质量与瑕疵、优点与不足。目前忙于说服我们的游说大军的服务将无用武之地——他们说服我们热爱两种质量相同的牙膏中的一种而非另一种；使我们确信只有这种神奇的面霜使我们永葆青春；生活将因这种最新款的汽车或那种品牌的电脑而更加充实等等。但是，如果你把广告剔除出去，那么，你在国民收入中减去的就比它所占的份额多得多。整个生产和消费模式将会颠倒，然后就不得不超越公众承认而重塑生产和消费模式。另外，媒体、运动和娱乐业等重要部门的当前结构只会崩溃。 我们再看看制药学研究。在新社会里与许多科学家团队在这方面工作——偶尔还包括同样的领域——也是很好的。但巨大的差别——利润不再是驱动力了——在于他们的竞争将变成合作。一旦我们发现了这一点，结果就会是继续前进。不再需要律师为专利而奋战，不再需要秘密和詹姆斯·邦德那样的工业同行。实际上，整个研究将改变其本质——作为目标和基金转换的一个结果，基础研究逐渐地改变，而应用研究由于全新的目的而迅速地改变。目前，目标是有商标名称的商品生产，与迅速的革新率相伴随的短暂生命周期。浪费嵌入了制度。在新社会中，目的将是生产出建立在人的需要而非利润基础上的有用的和耐久的产品，强调的将是平等和对人类和自然资源的自信的和经济的使用。 如果研究需要经历转化而非减少就业——科学家的数量实际上将增加——则在另一方面，作为最近几年扩张的前哨，金融世界将发现其等级缩小了。随着转型的深入，人们对有限合伙投机基金和共有基金的需求、对商人或投资银行的需求、对商品或股票交易的需求、目前正在增长的涉足小额存款和巨大利润分配的人数、投机服务中的劳动大军的人数等，都会降低。并不是他们所有的想法都应该被抛弃。那些把自己的智慧和天赋运用到欺骗性数字上，以创造各种派生事物并帮助投机者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交易的人，也可以将他们的智慧运用到帮助生产者彼此合作与中央政府合作上，由此，他们也能够为改进民主计划做出贡献。 更普遍的是，电力和信息业的专家们——并不仅仅是其中的奇才——能够通过发明适当的机器人和提出必要的计划来帮助消除大量单调的工作，使机器服从于人。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得不站稳立场，决定他们的作用不是使富人更富，而是使普通人，包括他们自己，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因此，尽管成百万的工作可能在转型的最初几年消失，气氛也不会像围绕着我们自己的缩减规模行动一样灰暗的气氛。事实上，它可能更接近值得高兴的“创造性破坏”的东西。与旧社会相联系的工作逐渐消失，这将为其他与新社会相联系的工作提供机会和空间，包括日益增加的终生教育系统、改良的非中央集权的社会服务、消除贫民窟的城市规划、大众文化的创新和传播、环境改造等方面。左右这些工作的，以及人们自由支配的时间的显著增多。如果不是改变人们的生活，那么，改造社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里，对这种社会转型的几种方案做简要描述意味着确定人们期望的是什么，即如果没有一种肯定能够得到理解的深刻巨变和重新评价，我们就不能实现一种真正的重建，而不可避免地，这将被那些有既得利益要捍卫的人利用。需要汲取的教训是，这种转型只能通过一个建立在坚实的民主制度基础上的有效政府来贯彻执行。为什么它要比我们的政府更依赖于民主的支持呢？因为，今天，在所有西方国家中，这些制度都被巧妙地用来使与其相适应的制度永久存在下去。用时髦的话说，它们都是与建立在私有财产原则基础上的公民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大财产所有者——在此对这种制度的主要受益人做一个速写的话——甚至在他们支持的政党失去职位之后，也仍然把持着权力。这并不意味着各种选举不起作用。选举在边缘意义上是重要的。它们并不改变游戏规则或政权的性质。经济体制有其自身的生命力。顺便说一句，与苏联政权相比，这是西方各政权所具有的极大政治优势。与斯大林及其继承人不同，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都不用把人民赶到工厂并给他们强加工作进度。资本主义经济自身无情地执行着这一任务，要求一种良好的法律框架。这种自动的经济强制为大量政治自由提供了空间，特别是因为与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相冲突的任何措施都自然地激起制度的强烈抵抗和反动。只有在深刻的危机局面下，在人民拒绝按照既定的规则继续游戏并大声要求改变政权的时候，我们才应该看看我们的体制——当遇到抵制时——是否愿意以民主的方式离开历史舞台。 向一个不同社会转型的政府——它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将不得不与更为艰难的局面做斗争。就定义来看，它不能适合既有制度和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运作，因为它所负的历史使命是改变他们，它不得不与资本主义的抵制做斗争，而且还得与既有体制的逻辑、习惯的力量和权力惯性等做斗争。有人曾睿智地指出，“没收没收者”比除掉他们的遗产更容易，接管工厂比废除旧的工作方法和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命令结构更容易。[11]简言之［注：英文为in a nutshell，译者误译为“在一个坚果壳里”，兹予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运动的工作及其政府的工作就是获得国家权力，改变其制度，使其能够继续工作，然后立即开始拆除国家可能建立于其上的基础。“永久革命”这项任务——如果这样一个生动的词语可以用于包括进步和退步以及前进与后退之间的巩固在内的长期过程的话——就只能在人们对大众运动的支持下进行，而这就提出了民众运动复杂的政治良心问题。 要想正确地看待它，我们就必须说明一些我们的论点中没有写出来的假设。第一个就是，进步力量——在其泛泛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已经通过投票、罢工和民众游行赢得了权力，打破抵制必不可少的联合——这些力量同时代表着他们国家中的大多数。换句话说，对失业、社会不公平、前途的缺乏和生命的荒谬的不满意程度，成了大多数人民发现整个体制不可忍受并决定消灭它的原因。第二个密切相关的假设是，这一胜利是通过一个广泛的联盟获得的。其核心是我们所说的广义上的工人阶级——这是一个异质的构成，既包括迷惘的专业人员，也包括正在增长的不稳定的大众。与工人阶级一起，我们就有了“运动”，运动的成员常常本身就是工人，但也有认为自己的日程至关重要的人，例如妇女、有色人种和环境主义者等。 问题是，不仅各种群体可能对转型过程有不同的反应，而各群体中的政治意识也会发生变化，而且并不总是以同样的节奏发生变化。例如，工业工人就不会带着情绪化的向何处去的认识进入这个过程。只有在他们经营自己的工厂并遇到新的困难时，他们才会逐渐抓住他们需要铸造何种社会这一要害。但他们的思想变化一致吗？思想能跟得上环境的变化吗？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第三个没有写出来的假设，即如果一些社会主义模式的尽头出现，那它只能是通过人们自觉地、理性地赢得对其社会的掌握而获得的。如果我们的脑海里有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欺骗或贿赂自己担任公职就毫无意义了。 但如何保证联盟的统一，保证政治意识的发展与事件的发展相一致呢？谁会帮助运动为未来制定计划，同时作其记忆的守护人呢？谁会在运动突然向前飞跃的时候跟上它的步伐，并帮它在需要后退的时候抵抗整装跑步前进的冲动呢？显然，我们不能回避组织问题——称它为政党或运动——社会力量需要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帮助他们。 不论多么尴尬，对组织的讨论仍然有两个好处。既然现在没有人把革命看作两个世界之间的纯粹突然的转换，转型所需要的组织就不必须与要求获得权力的组织迥然相异，换句话说，目前的工具应该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未来。因此，就有了第二个好处：相对现实主义。尽管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检查与一个不同的社会转型相联系的问题，但如果读者们认为这种推理纯粹是一种奇思异想，那么，我们也应该原谅他们。对能够赢得权力的政党的反映也可能作为一种一厢情愿而烟消云散，但至少它是属于现实世界的一种想法。 惟一的确定性是，没有一个既有政党能够作为一个模范，甚至西欧较大的左翼队伍，现在也呈现出越来越像美国民主党的趋势。它们松懈了与工会机构的联系，选择了消极的支持者而非政治积极分子，它们也在变成平稳的、有效的为赢得选举——特别是议会和总统选举——而服务的机器。由于资本主义的统治不会仅仅通过议会斗争而结束，社会的形势也随着忠诚、顺从的选民的排外性帮助而变化，所以，如果其目标是改变人类条件，那么，这些政党也就没有多少用了。就反映来看，当劳工运动的利益通过工会服从于那些议会政党时，庞大的社会民主党很久以前就不再是真正变革的工具了。最初，这还不明显，现在，我们正在处理一个讽刺漫画——它在实践中还夸耀残留的关于捍卫工人利益或作为社会变革的积极代表并花言巧语的政党。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政党——像英国的新工党——甚至已经不再假装真有其事了。 潜在的社会力量可能适于一场巨大社会运动联盟，而其核心是最大的运动——劳工运动，但选举政党已经抛弃了劳工运动。劳工运动之所以起核心作用，不仅因为它的规模或它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它还可以作为一个走向无阶级社会的推动力量发挥重要作用。就个人而言，工人现在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锁链，但作为一个被剥夺了生产手段的阶级，从根本上讲，他们在推翻阶级体制上有着同样的利益。套用马克思的想象，在劳动力与资本的历史斗争中，前者，即所说的活劳动，只能通过摧毁包括其自身在内的所有阶级来打败后者，即活劳动的物化体现。它只能终结资本的统治从而获胜。 从这种抽象走向工会真实存在的具体行动的道路是漫长的。从数字上看，他们比以前的代表性小了，可能工团主义者比以前更多了，无疑，他们也更不愿意投身于可能威胁既有制度的任何政治活动中去了。但是，如果他们不希望向下的曲线是致命的，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变得更政治一些。他们不是在做交易和支持选举候选人的意义上，而是在更广的意义上对劳工能够和必须在一个飞速变化的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有洞察力。在面对跨国公司、全球资本时，工会不能只一个工厂一个工厂、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反攻，他们必须有一个国家和国际的战略。[12]类似地，如果你相当一部分的潜在成员失业了——就像欧洲一样——或者像在美国那样工作艰难，或者如果他们所干的是社会福利有限的危险工作，那么，你甚至不能假定你将是一个“劳工贵族”的代表，因为后者的特权也潜在地受到威胁。一个组织必须有某种团结，即使它捍卫的是不断变化的利益。另外，一些正在扩展的群体——技师、研究员、程序员——可能实际上对钱的兴趣比对控制自己工作的兴趣小得多。同时，工会也启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讲坛——平等主义的但同时也坚持商店和办公室中的新权力——长远地来说，也可能在工人大众中获得比在某些部门中失去的更有特权的成员多得多的工人。 我把劳工角色称为核心的，而非不平等的。工党不应该只把它的观点及其策略强加到联盟中的其他社会运动身上。它正试探着想象，如果在过去的百年中，西方左翼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让工会有一种不同的政策，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在他们的议程中把妇女的平等放在接近首位的地方，如果他们拼命反抗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如果他们——不是在一个世纪以前，而是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已经思考这个星球上的生命不可控制地增长会带来的后果，那么，情况又会如何。也许我们仍然会有女权主义者、某种形式的黑人权力和一种生态运动，但他们将在劳工运动中起源和发展。但是，西方的左翼没有能够完成它的任务，劳工运动现在必须把妇女、生态、废气排放以及其他社会运动当外人。因此，重要的是，它应该从今往后把它们当作平等的战友。他们必须一起精心制作他们的计划，看看他们应当如何联合起来；劳工的解放斗争怎样才能与妇女的解放结合在一起；怎样才能不仅消除歧视，而且能得到补偿；所有的发展如何都必须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或者，用更一般的术语讲，他们必须看看反对不平等、社会不公和等级制结构的斗争怎样才能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他们的行动团结起来。如果社会运动因此试图在联盟中以民主的方式合作，那么，它就不仅要帮他们赢得权力。这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好兆头，因为那个转型阶段就是工人们将要接管工厂和办公室的阶段。 说起来很辉煌，但在现实生活中，事情似乎是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工会的力量正在缩小，各种社会运动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协作，一种重塑社会的共同计划还没有出现。这种期望与现实之间不可否认的对比把我们引向了第三种解决方案，也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权宜之计的组织或临时性政党，它们在一个较小的层面上活动，而这正是广泛的联盟仍然不能在宽广的舞台上做的。它应该从工会和所有其他社会运动中重组最好战的以及政治上最有意识的积极分子。他们深深地沉浸于自己的选民当中，所以他们应该知道选民的情绪并能够判断他们在一个既定的舞台上能走多远。在这个临时政党内部，他们应该担负起我们已经列入理想联盟的日程的任务。他们应该比较他们的经验，整合他们的活动，精心构建共同的方案。他们应该展现民众的渴望与既有制度之间的冲突，说明权力的根据地已经不像表面上那么坚固了，因此，就要把广泛的运动领出大门上写着瘫痪的“别无选择”口号的牢笼。 但是，我们在这里难道没有从后门把我们的老朋友“先锋党”夹带进来吗？根本没有。首先，这不是一个由于被迫进行地下斗争而接受铁的纪律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严密组织。相反，它的吸引力应是它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上公开进行的争论。第二个差别如下：它不能有由“中央委员会阁下”制定的自上而下强加的蓝图或现成的计划。它的雄心应该是帮助社会力量找到他们自己的声音，鼓励广大人民政治意识的发展。事实上，一个党也许不是这样的一个组织的最恰当的名称。但如果它不是一个有纪律的革命家的军营，难道它不会踏着社会—民主党的鲜血而屈从于选票至上主义的诱惑吗？从理论上说，它应该不会。即使它为选举推举了候选人——或者直接地或者因为他的一些成员代表自己的选民——它的首要目标也应该是把选举活动当作民众宣传的一个好场所，而这在西欧大多数地方仍然是实情，然后再把议会当作一个永久的讲坛，虽然这个讲坛在这个电视时代不再像以前的那样子了。但如果把这种特性借给临时性政党则能填充差距。像一些政党明确做的那样，它并不想吸收社会运动；它希望被社会运动吸收。只要民众真正行动起来，它就想被运动代替——尽管它自然不会被运动吞没。它渴望到那时放弃它的地位，而把地位让给早已准备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更广泛的联盟。 政党或者运动，不论是什么形式的组织，都必须处理一个主题，也是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面对的困境，而且，所有的运动都不愿意按照世界本来的面目运作。问题在于，他们必须在既有社会的高低不平的现实中做斗争并迟早提供超过那个社会界限的解决方案。如果他们把自己限制在与未来相联系的问题上——我们在本章的主体部分已经分析过了——他们将发现自己在很大的宗派主义孤立中走在运动的前面。但是，如果他们开始陷入日常斗争的困境而忽视了未来，他们就会忘记，他们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改变工人的命运以重塑社会。从先例判断，他们将由此而逐渐走向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作为批判者，然后是作为改革者，最后是作为既有秩序的支柱。现实问题是——我们将在结尾一章谈论它——如何调和二者，然后在既有社会中保护工人的利益，把这场斗争发展成挑战现有体制基础的一种全面攻势。 在这一点上，我们仍有疑虑的读者可能又要提出反对了。考虑到西方主流的力量平衡和政治气候，我们需要谈论寻求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现实吗？他们还说，在美国，通过法律和其他方式，一个政党有两个化身，一切措施都用来阻止扰乱这种局面的第三党出现。尽管与过去的几年相比，工会不那么屈服了，但它甚至不梦想挑战既有秩序了。但是，即使我们以法国这个前途看起来不那么灰暗的西方国家为例，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它是一个以利奥奈尔·约斯平为首的所谓多元左翼的政府，社会党占主流，包括共产党人和绿党成员。的确，与其英国或意大利同行执行欧洲的美国化政策相比，法国并不那么热情。在反对失业的斗争中，它甚至还冒险使用了一些并非正统的政策，例如从法律上强制实行一周35小时工作制。但它的计划、方案、政策或行动，没有一个超越了资本主义的视野。这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党人的小兄弟们的提议。 实际上，法国的形势远比这里总结的复杂，从1995年那个不满的冬天开始，这个国家的情绪就变了。我们看到，独特的反思（pensée unique）不再是主流了。更多的知识分子敢于质疑它的统治地位。批评金钱统治和权贵势力的书籍——特别是在媒体当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左翼的左翼”，即不满意统治联盟的折中政策的左翼甚至在选举中都表现了进步——特别是对共产党提出了问题。[13]如果这些不满的思想得以明确并发展了，他们就会发现——在工会，不管是老工会还是新工会、共产党和绿党中，甚至在普通的社会党人中都有回应。事实上，法国能够为主张根本变革的“临时性政党”提供发展空间。 但在这些早期的激动和真正的挑战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处理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能根据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来思考是否真的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吗？因为这样想，就是不把资本主义当作永远存在的事物，而是一个有着遥远的起源和一个可能在近期结束的历史阶段。 [1] 这句话来自约翰·密尔顿的著作：Aeropagitica（1644）。 [2] S. Courtois, N. Werth, and others ,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Paris: Robert Laffont,1997).这里不是评价这项不均衡的研究的地方，但其主编斯蒂纷·库托伊斯（S. Courtois），以及围绕这本书所进行的政治运作，是明白无疑的。 [3] 自然，发现谁从谁那里出于何种理由得到了什么更复杂。对美国政治中的财政迷宫的绝好向导是Thomas Freguson, The Golden Ru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4] 在巴克利诉瓦里奥案中（Buckley v Valeo），最高法院判决认定，限制，特别是对个人向他们自己的竞选捐款所做的限制，是违宪的，违反了第一条宪法修正案对演讲自由的保障。 [5] Tangentopoli—Bribesville,or City of Kickbacks（回扣城市）——都是米兰国家检察官给1992年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起的名字，这场运动最终涉及全国数百商人和政客；还导致了执政党基督教民主党及其同盟贝蒂诺·克拉克西（Bettino Craxi）的社会主义党的垮台。看到这个国家中对权力的经济和政治平衡受到这场可怕丑闻及其清洗的影响是多么的微乎其微，我们不禁想回应托马西·迪·拉姆佩都萨（Tomasi di Lampedusa）在《美洲豹》（Leopard）上说的话：“如果我们想让事物维持原样，那么，事物就不得不发生变化。” [6] Rosa Luxembur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eninism or Marxism?(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1),69,71. [7] 卢森堡1904年与列宁的论战包括在上书中的第二篇论文中。 [8] Rosa Luxembur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eninism or Marxism?(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1),62,107. [9] Ibid.,77. [10] 一个使用这一争论的左翼政府引来了明确的回答，即哥伦比亚种植可可的农民也必须谋生，与在武器制造厂工作的西方人相比，他们所处的地位更加悲惨。 [11] 参见István Mészáros ,Beyond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93),732。 [12] 工会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它们的有限行动，参见Kim Moody, Workers in a Lean World(London:Verso,1997). [13] 在1998年3月的地方选举中，托洛茨基派候选人突然得到了将近5%的选票。共产党面临困难的原因就显而易见了。在反对改革时期，问题是，是否真正有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政党存在的空间，但如果有两个这样的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情况会怎样呢？ 感谢 五叶 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