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返上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第一卷向社会主义过渡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需要很长时间的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　1949年6月30日

第一部回归

　　我知道你想到张庄去，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安排你去。你看，我不知道那儿是哪个阶级在掌权。

——周恩来

一　重返上党

　　到1971年，整个晋东南地区已经七年连续大旱了。人们仍记得1965年和1970年全区出现的干旱，烤得山上的庄稼无法生长，成千上万的人下河南去买红薯干。期间，偶尔也下些雨，但根本没有下透，远远满足不了土地的需水量。干旱的夏天一个接一个，生活在太行山谷的农民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们试图把河滩地修建成粮田。他们先用大块结实的石头筑成堤，把不常流水的沟底和河底围起来，然后，用驴车、手推车和扁担等拉、推、担上土，垫在堤背面，要垫两尺、三尺或更厚一些。这些从山上刮来的土（能有土的地方都刮了），被集中到被沟里、河底，成百万次不计成本的人工付出，造出了他们从未见过的一块大田。这新造的粮田，平展，渗水性强，易灌溉，长出了丰硕的庄稼。人们不惜力气、不惜牺牲，造出这样的农田为高产、稳产打下了基础。
　　率先干起来的是平顺县，那儿的农民修造了30000亩新地。原先漳河的一个支流只是布满石块的荒地，现在被劳动改造成了一大片菜园样的粮田，像巨型梯阶一样地长着玉米、高粱、大豆、瓜类，间插在其中的还有一些小果园，长出的水果比一两个拳头还大。在山谷的其它一些地方，人们还用双手在主要的河流上筑起了一些拦水的大坝，造就了一些深深的、绿色的水库。在晨曦的时候，薄雾像纱帐一样垂荡于山谷之间，正午时分水面在阳光下则波光粼粼。
　　由于要发展工业，接管了潞城县一部分的长治市已经组织了在漳河主要支流上修建大坝的工程。大坝跨过山谷有一公里多长，形成了一个约九公里长的人工湖，从远处望去，就象大海一样蓝光粼粼，西风刮起，湖水便会掀起两尺多高的浪，这样的湖是山区的人们梦也没梦见过的。由于不懂水产技术，当地的农民不得不到江苏平原请会繁殖鱼苗，懂捕鱼技术的人。
　　三年多时间内，水库的水从未灌满过，在干旱的七年中，水面从原先达到的四分之三水位急骤下降。水位的恢复极其缓慢，所以工程师们低估了洪水到来的可能性，也就没有抓紧时间在水库东面的库床修筑溢洪通道。到1971年，他们只完成了必不可少的紧急排洪工程的一半。
　　1971年8月15日，晋东南的天气骤变，从未见过的大暴雨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在这儿的广大地区落下75—150毫米的雨量。没有人料到这场洪灾，没有人有思想准备。但最没有准备的是那些被安排陪同我重返张庄的省里的干部们。他们正好挑了8月15日用吉普车送我、我的妻子和女儿南出太原，翻山越岭，前往二十三年前我徒步和坐驴车离她东去的上党盆地。
　　我们的路径通过武乡。我们很高兴地发现，这儿正好有一个庙会。那天，来自周围的成千上万的农民，身穿普通的夏装，离家步行到城里去买、卖、看或让人看，去庆祝夏收的成果。天气是赶集的人喜欢的：天空晴朗，无云，甚至有些热，蔚蓝的天空挂着一轮炫目的太阳。中午时分，有几片云飘过，一些悲观的人说可能要下阵雨，但是即使这样人们也并未加快步伐。如果真有几滴雨滴下，太阳会很快就把它们晒干。
　　到了下午两点钟，大多数的乡下人已开始坐上牛车慢慢往家返了。因为载着他们在城里市场上买到的各种东西，再加上从县城出来到都是上坡路，所以他们前进的速度相当慢。从县招待所出来，我们的吉普车司机就狂按汽车喇叭，试图叫那些准备出城回家的人群让出一条道来。这时候，天气突然变黑，雨落下来了。离树不远的人们赶快躲到了树下，而那些找不到遮蔽的人们则脱下外衣，遮在头上，继续赶路。雨急骤地下了有一、两分钟，便小了下来。太阳通过云团的缝隙露出了脸，给山谷撒下了一层金色的光辉，然而这只是灾难来临前的片刻假象。瞬间，云团封锁住了天空，黑沉沉，气势汹汹，一阵狂风刮过，大雨便又倾盆而降。落下的不是点点雨滴，而是匹匹雨帘，一阵比一阵急,铺天盖地，整个山区好象被装入了一个雨的口袋。路面很快被冲坏了。我们的车蹒跚行进，滑进了路边早已溢满泥水的沟里。司机猛打方向盘，差点伤着一位掉进泥水中的农民。人们觉得躲在树下已无济于事，便跑出来加入了那支从未停止前进的人流里。大家几乎挤满了公路。此时，大部分步行的人都脱下布鞋举在头上来遮雨，但是鞋也不比树能遮雨，大雨很快就浸透了人们的夏衣，浸湿了他们在市场上购买的宝贵东西。
　　当这支拖泥带水的队伍中最前面的一批人开始翻过山向山下走去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武乡南边最高的地方，终于开始在一条空路上行驶。这时，那些在干旱年头干结的水沟、小河，蜿蜒曲折的水道都已变成了疯狂的洪流。因为掺杂着淤泥，洪流看上去不象是水，更象是油。泥浆拍打着岩石发出咕咕的声响，溅出了黑色的泥团，而不是白色的浪花。在水道的每个急转弯处，充满泥浆的浪峰猛烈地拍击着路边，高高跃过了我们行驶的路面，一次次地我们不得不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这是一个可怕的景象，淤泥给浪峰以力量、速度、和致命的杀伤力，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即使新英格兰1938年那可怕的洪水和飓风也不敢与之相比。路一段段地在我们的身后消失，我们眼睁睁看着支流上的桥倒坍。泥流卷着猪、鸡、羊、草垛、肥料堆，并以可怕的速度把它们推进了山坳。
　　当我们接近低地、只超前浪峰一点点时，灾难的迹象就更多了。农田、村街、农舍、院落已经浸泡在凶恶的棕色泥流里。所有的车辆都在一座古式拱形桥前停了下来，本来是跨在溪流之上的古桥现在堵塞了泥流，导致了一片大湖已经在上游形成。狂怒了的泥浆于是以巨大的压力扑向了拱桥，挤出黑色的泥流从下向上像水柱一样射喷。当地干部临阵指挥，他们说：“这座拱桥经历了几个世纪，现在只能再坚持半小时了。”我们下了车，徒步跑过弓桥，然后心神不安地等着吉普车的司机们冒着生命危险驾车驶过。
　　再往前，山里的公路已被淹没，水流时而湍急，时而温和，但汽车仍然勉强可以涉过。接近五阳煤矿时，我们发现，由于当时在铁路路堤的中央只修了一个小的排水道，水不能及时排出去，这样整个山谷被铁路堤形成的湖封锁了，我们前面的路就在这个湖底下。一排排直立着的足有2米高的玉米都淹没在湖中，连缨头也露不出来。当我们准备停下时，右边的一个羊圈土墙倒坍了，惊慌失措的羊群向高处猛冲，它们站在刚刚淹死的同伴们的鼓胀的尸体上战战兢兢地煽动着鼻子。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多卡车、吉普、公共汽车、马车停在我们身后的公路上，排成了一条车的长龙，伸过山梁，看不到头。
　　雨还在倾盆而落。
　　到了四点钟，暴雨缓了一些，随后渐渐停息了。到了傍晚，前面湖水降到了我们就可以趟涉的高度。到达长治平原时，天已快黑了。我们加速南行，一排排低矮的小山坡拨响了我记忆的音弦，但柏油马路、排排大树，路边的排水沟都没法向我提示我们的大概位置。一直到了新建的、于我是陌生的长治市中心的庄严的三层楼宾馆，人们才告诉我，我们已驶过了张庄。
　　“你没见到吗？”
　　“没有，一点没看见，只看到了那些小山……是在李村沟一带的小山吗？”
　　“是的。”
　　“真该死！”

　　就这样，在几十年中最大的自然灾害侵袭这一地区的时候，我返回了晋东南。暴雨给这里的人民造成的破坏压在了人们的心上。平顺建造的新田在几分钟内就消失了一半，那么多年挑土平土的辛勤劳动和前所未有的好庄稼都毁于一旦。别的地方损失还要大。地势较高的六个县的人民第二天流着泪走出家门，就象1948年雹灾后的张庄人一样震惊和沮丧。
　　对那些生活在地势较高的地区的人们来说，至少最坏的危险是过去了。后面面临的是察看灾情、伤心流泪、和准备灾后的恢复。但在地势较低的地区，危险仍在加剧，低地的水位还在上升。漳泽水库的大坝表面出现了裂缝。水泥塔、闸门和大坝下面能在一般情况下排除溢水的水道现在远远不足以应付不断从山上泻下的洪水。洪水拍打着溢洪道的上端已经修了一半的的小围堰，小围堰在严重地渗漏，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无论大坝还是围堰坍塌，造成的灾难将一直波及天津这个800公里以外的位于黄海之滨的城市，因为那是漳泽水唯一的流向。山区的任何洪灾都会给整个华北平原北部的各地造成威胁。
　　在洪水不停地上涨的情况下，大坝表面的裂缝和渗透围堰的漏洞给下游的村庄和城镇造成很大危机，也给上游的长治市行政机关和晋东南地区首脑机关造成了危机。领导干部们一致认为，那天晚上不能睡觉，甚至以后的许多夜晚也不能高枕无忧，他们不得不动员部队和由普通农民组成的民兵轮流增援大坝，加高小围堰，如果可能的话，在被忽略的排洪道内打开一些渠道，这样可以控制洪水暴发。
　　似乎他们面临的这些问题还不够人心烦，我又提出要求麻烦他们：我想步行去张庄。不知怎么地，我多年来有个愿望，如果能有机会回张庄，我要象我第一次，以及后来许多次，也象我1948年8月最后一次步行离开张庄一样步行回去。我愿意慢慢地用双脚走在山西乡间的路上，看看我所熟悉的景色，听听我所熟悉的声音，闻闻我所熟悉的气味，这些会帮我做好再次回到张庄的准备。
　　地区的领导不赞成我的建议，事实上，可以说他们听了我的建议都很紧张，只是竭力不把担心的心情表露出来。他们提出了许多反对步行的意见：到张庄已不再是泥土小路而是交通繁忙的柏油马路；走马路既危险又乏味，何况我们进城的时候就已经走过了这条路，再按原路步行回去还会有什么收获？他们又补充道，步行30里，等到了张庄我们就疲惫不堪，酷热难当，又饿又渴，花上半天时间去，休息恢复体力又得花去宝贵的半天，这样做有什么好？为什么不高高兴兴坐上新吉普车去呢？
　　可我自己毫不动摇，离张庄越近，对我来说，双脚牢牢地扎在地上，一步一步地走进村子就越重要。李英奎司令员，这个子不高，眼睛有点斜视，操着诙谐的广州话的地革委副主任终于同意了。那次，他直接分管接待我们的来访。
　　“好吧，你们可以步行，想几点出发？”
　　“8点。”

　　第二天早晨8点，我和我妻子及女儿走上了街头，我们的出现引起的公众骚动来得冲动和突然。我们在宾馆门口一出现，小孩子们就从远远近近的各处跑了过来。跟着他们又来了许多男人、妇女，抱小孩的妇女，抱小孩的男人，抱小孩的孩子，步行的工人，骑车的工人、战士、民兵、小商贩和学生。不一会儿，我们前后的街面便挤满了兴高采烈的、活泼的、好奇的人们。当我们走到南北大街时，很明显，长治所有的人都已知道大白天街上走出了大鼻子美国人。大街象刚才我们出来时的侧街一样很快挤满了人，自行车、平车、马车和开过来的几辆轿车也涌进了这潮水般的人群，当人们想透过拥挤的人群看我们一眼时，骑自行车的人你推我挤撞在一起，小孩绊倒了，几乎被那些想挤过来看清楚一些的大孩子踩了。卡车司机们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非常恼火地按着喇叭，但当发现是由于美国人造成了交通堵塞，他们便跳下车，车也不管了，加入了塞满大街跟着我们向北移动的欢乐的人流。
　　如此强烈的好奇心，如此喧嚣的欢迎，如此拥挤的人群，使我禁不住担心起来，我们在破坏全市的工作，我们在阻碍交通，我们在制肇事故，我们在引起伤亡。我开始担心，我坚持要步行去张庄的做法是不是太愚蠢了。人群的拥挤也许是李司令员和其他地委领导预料之中的事，毫无疑问，他们一定为我们在挤压中的安全担心，同时还要顾及城市的法规和秩序，出于礼貌，他们并未讲这些，他们咽下了自己的意见，屈从了我们傲慢的建议。
　　一走上大街，再有别的想法也太晚了，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大步前进，希望不要出事。当人群膨胀到难以掌控的时候，警察动员所有可动员的人力，包括工人、学生代表，竭尽全力维持秩序。我们看见沿路一个又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年青妇女临时做紧急纠察，警告站在她周围的年青人往后退，回去工作，让外国人安全通过。但这种努力根本无效，反而减慢了人群前进的速度，使危险更危险了。
　　区革委会和地委就在这条街的北头，大多数围观者以为我们要从宾馆到某个权力机关去，他们决心要跟我们一道走，津津有味地观赏我们出奇而短暂的公开露相的每一刻。但是我们没有走进任何机关大门，而是加速向前继续走，人群中的一些人便散去了。到了北关的时候，只有剩下的几千个青年人仍跟在我们身后。当人们看出我们要出城下乡去的时候，最后一批跟着我们欲追根寻底的热心人也散去了。最后，只剩下我们三个美国人和四位陪同的中国同志，我们终于可以安心走路。
　　我刚才一直忙于在人群中寻路，一直担心我们会闹出乱子，一直担心拥挤的人是否会散去，几乎没机会看长治一眼，只看见了树木成排的路边引人注目的三层或四层楼房，过去的痕迹不再有。旧城最显著的标志，那威严的、把城围了整一圈的砖面城墙，似乎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1948年我所熟知的长治，破败的县城，年久失修的衙门，成群的挤在一起的家庭，无人问津的庙宇，处处野草，零落不堪，可现在，这儿已成了繁荣拥挤的城市，宽敞的大路，现代化的建筑，具有与北京这样典型的都市一样的公共设施。对西方参观者来说，假如北京似乎仍然落后，仍有农村气息的话，这就是原因之一：新中国的财富不只是输入了几个大城市，来促进它们超常的、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而是或多或少地分到了全国，县城和地区也可以夸耀他们具有那些被中心城市引为自豪的市政设备，服务设施。很明显，使北京的发展速度减慢的因素，加快了长治的发展速度。
　　如果说长治似乎变得陌生了的话，那我们一路上走过的村庄就更加陌生了。我几乎没有看到一样我能认出的东西。过去我常走的泥土小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双行道柏油公路，在我的记忆中月球般荒芜的平原，现在被公路边茂密的树木装点得很美，路旁两边苗条的树干长出的丰茂绿叶在空中交错，像在头顶上搭起了绿色的帐蓬，远处成排的树木和小树林沿路可见。还可看到一些新的建筑物，公路左边有几个大工厂，右边有地区师专的教学楼，再往前走，在右边与我们并列的是长治飞机场，可以看到几架小型飞机起飞在空中盘旋，然后降落，一会儿，又重新起飞，好象是飞行员在训练。我们走过一个大灌渠，又穿过一条维护得很好的铁路，这条铁路的一条叉道通向货运站，六轮大卡车在那儿装煤。
　　在革命的中国，你不难想象会看到新的建筑物、新的工厂、学校、公路、铁路甚至一个或两个飞机场，但是，我几乎不敢想象在去张庄的路上这一切就都有了。我也没想到沿路附近村庄里一半以上的人都在路边欢迎我们。一离开长治，我们要路过的消息就在各村传开了，路边村庄的人们跑到路边上来，有的甚至要步行七、八里。与我们刚离开的城里人不一样，这些农村人只是看看就满足了，他们不跟着走。从激动的、欢笑的人群旁走过，又剩我们几个了。几乎每个人群中都有几位认出了我，他们向同伴喊：
　　“看，老韩。”
　　“那不是老韩？”
　　“他老了！”
　　“看，他的头发白了。”
　　“就是他，我在羊汤摊上和他说过话。”
　　很明显，在这平原的乡村里我仍有许多朋友。

　　与人们见面是一回事，要适应这一地区的变化是另一回事。在我们顺利地向北前进的过程中，我做出很大努力去适应这种变化，但对爬上李林沟的高地所看到的一切我简直毫无准备，在这儿，公路、铁路和村庄都挤在大岗山、二岗山之间一条狭长的深谷山沟里。
　　爬上山侧面的一片空地时，我几乎不能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这里既没有树木也没有高高的夏庄稼遮掩我们的视线，我站在一块梯田上，向北延伸的深谷的全貌尽收眼底，我站在那儿看了又看，没有一样我能认识的东西。
　　在我离开的这许多年中，特别是在写《翻身》的这些年间，我一直以我自己的想象来重建张庄。渐渐地，这个头脑中的张庄对我来说比在中国的张庄更真实。我这会儿希望看到的是一幅与我的想象相一致的图画：张庄象一张在平原上延伸的地图，高耸、方角的天主教塔楼，这个外国干涉的纪念物占据在村中心，耸立在把村划成了东西两半的主街上，村里的建筑很明显地揭示了村里的阶级分化。贫雇农那泥草屋顶的土墙小屋总是和地富的瓦顶砖墙住宅形成鲜明的对比。土改前，地主家庭拥有整座的院落，而穷人只能在他们能找到的残梁破壁处安身,他们的路径往往穿过几处倒坍的墙壁，违反了儒家心目中南北的正统。在1948年，尽管有土地革命的重新分配，这些景物都还看得到。
　　但是那天我在大岗山侧面看到的一切无论如何与我记忆中的情景连不起来。我看到张庄座落的地方是一片绿色的树林，威严天主教堂的钟楼不见了，是被高高的树林遮住了无法辨别，还是被拆毁了？树木也遮住了其它可能残存的旧建筑。眼前这一片无所区别的绿也许正象征了那几年土改运动和以后数年的变化带来的社会平等。
　　社会平等最强烈地表现在树林四周围的土地上，张庄的土地不再显得象邮票一样一块一块的零散。中国农民自古以来耕种的就是这样的零散的小块土地，土改时强调每家都要分到一份地，强化了零散的特点，数不清的小块上种着五花八门的庄稼。眼前，大块的玉米地里套种着各种豆类，同样一些大块的谷子地里套种着土豆和红薯。
　　这是一场颠倒了四千多年历史的惊人的变革，正是这种变革使土地的使用达到了西方农业的水平，为机械化打好了基础。这种变化也正是我没来之前就期望的、想要证实的、想为之欢呼的。但也有一些变化是我未料及的，毫无思想准备的，这种变化占据了我全部的视域，使包括树林、大块田地在内的任何东西相对来讲似乎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工业化，它以运输开始，然后通过电气化涉及到每个家庭、每个商店，象19世纪在欧美开始的工业革命中的任何事物一样，正粗放地、无所顾虑地、蓬勃地、一往无前地向煤炭和工厂扩展。
　　整个上午我们一直走的那条公路正好通过张庄村东路边，我们能看到的是从河南郑州过来的铁路，不久即可通往省城太原，然后到达北京。铁路边，在张庄东西街的对面，是地区主要的机务段，那儿象楼房、烟囱、水塔、叉道这些机务段需要的东西应有尽有。
　　似乎把以前的宁静还扰乱得不够，机务段和大岗山之间又建造了一个大型水泥厂。为了为厂里提供石灰石，一座山已被劈下了一大块。由于每日24小时的开工，粉碎和燃煮生石灰荡起的灰末给附近玉米和豆类农作物的叶子穿上了一件石尘外套。
　　沿铁路望去，过了长北车站这个新城镇，可以看到黄碾方向有一个燃煤发电厂向空中释放黑烟。向西北，视线越过饱胀的漳泽水库就看到长治钢厂的高炉的模糊身影。在其之后的山上，挡住地平线的更大的煤矿建筑和烟囱告诉你，那是石圪节矿和王庄矿所在地。
　　这飞跃工业化的劲头冲击了我，使我不由想起了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诗《弥尔顿》：

英格兰绿色的古老的山林是否曾有那双脚走过？
英格兰舒适的牧场上是否有过上帝的羊羔出现？

神的面容有否照耀过我们积云的山谷？
这里造起的耶鲁撒冷是黑暗的魔鬼工厂？

　　1971年我到张庄想要看到的是1948年我离开的那个孤立的村庄，革命在这里引起社会变革的可以作为整个中国社会进步的缩影来跟踪和研究。当然，我这次想要了解的不是土改运动，而是这里的、全体村民如何从个体走向集体农业生产。与从前一样，我期望张庄具有作为一个理想的、典型的村庄的条件。工业化还没有进入到我设想之中，所以现在它将我从前的设想都打乱了。
　　上党盆地发生着的事情比我梦想的要复杂得多。要承受这些无论是理智上，还是感情上我都缺乏准备。我所回到的张庄世界变化程度之大让我一时觉得很隔膜。我心里长出强烈的失望情绪，甚至是抱怨。但是我几乎很快就对我自己居然有这种隔膜情绪、居然滑落到这种对真实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创造性的排斥情绪里感到惊讶。张庄从来都没有典型过。在四十年代初，它有不少的天主教徒、它经历了日本的占领和突然的解放，这些都使张庄成了华北地区一个独特的村庄。为什么现在它就非得典型了呢？此外，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乡村的孤立是现代中国的特色呢？也许张庄展示了一种更重要的更普遍的趋向：新旧冲突、工业与农业的结合、乡村的城市化，不正是中国将来发展的趋向吗？都市化也许会使我的工作更复杂，却不会减弱这个工作的意味和意义。
　　我一边从山上下来，回到妻子、女儿和中国同伴的身边，一边在想，张庄是否也象它周围这一切一样陌生？那里还有我认识的或认识我的人吗？在相隔大约25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还可以重续友谊吗？
　　像瑞普·凡·温克^[1]一样，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山下走去。

^[1] 〔译者注〕瑞普·凡·温克是美国文学家华盛顿·欧文笔下的人物。此人喝了世外桃源的酒，一觉睡了二十年，醒来时发现人世已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