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第二部 组织起来
十 四大自由
我们相聚在天主教会育婴堂古老的穹顶下，许多年前，土改工作队和村里的积极分子经常在这儿讨论问题直到深夜。当年，张贵才、张兴发、申天喜参加会议时还年轻的民兵。今天，他们也来了，不过都已步入中年，为人父母，有的还当了爷爷、姥爷。他们到这儿来是帮我回顾土改后张庄的情况。宣传队的王京和也跟他们一起来了。王京和在抗战和内战中负过伤，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在长治市政府农工部工作，所以张庄人回忆不起来的情况得由老王来补充，他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所以能详细地回忆张庄的一切。
一有机会，我们就拿上椅子、凳子坐在院子里，不过在我刚到的那几天老下雨，我们只好躲在教堂阴潮的大厅里。
张兴发依然是三位村干部中最健谈的。他从1949年互助组刚成立时遇到的一些困难开始讲起：
互助组的优越性之一就是能很快结算债务。农户经常需要互相借用劳力、牲口， 但是，如果有人拒绝偿还所欠的劳力，也不做出其他补偿的话，要让农户自己去讨要可不容易。我们的互助组就有办法对付这种事。
有一个新组员，叫孙九发。我们帮他锄了好几次地，为他赊出了劳动，可他就是不还。我们把他欠的工算成了谷子，可他说没有谷子。最后我们跟他摊牌了：“快还，要不滚出互助组！”就这也不能把他怎样。我们只好告到了区公所，当时区公所就在这个大厅里。我们把孙九发拉来见朱书记。朱书记当时正忙着，就让他在后屋等一会儿。
朱书记一直忙到中午，完全忘了有人在等他，锁上门就出去吃饭了。那个闲置的后屋里满是跳蚤，孙九发在里面被咬得没处躲没处藏。想逃到屋外，却发觉门已上锁。他想自己一定是被关起来了。跳蚤越咬越狠，像要把他咬死才算完。他急了，又捣墙又踢门，大喊救命，但没人听见。等朱书记吃完午饭回来，孙九发认输了，他愿意马上付给他欠互助组的债，只要能离开那个跳蚤窝。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切并不是计划好的，只是让他赶上了。
孙九发和跳蚤的故事把我们带回了张庄集体化的历史，而这历史正是这本书的主题。
在《翻身》一书的结尾，我曾对张庄在1948年土改后的情况作了总结：
“土改在农业生产者之间创造了基本的平等。接下来，他们要做出选择：是单干还是组织起来创业，单干是朝向资本主义；集体经营则是朝向社会主义。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有一致的意见，大多数农民，除了最先进分子，还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
根据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判断，这个概括站得住脚。在1948年，不仅大多数农民，不论是不是党员，还从未考虑过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既使党的许多领导干部也没有认真考虑过。由于内战烽烟正浓，党的政策是维持生产。在土改运动的巨大冲击下，保证田不撂荒，颗粒归仓。张庄土改工作队队长蔡勤在调离张庄之前对农民们说：“没人喜欢受穷。将来，我们要人人都勤劳致富。土地问题解决了，没有什么能挡得住我们，大家都要像李顺达（平顺县劳模）一样富裕。”
后来，这个观点被概括成一句撩动人心的口号：“发家致富”。当时华北农村的形势是，农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但是每家农户都必须依靠自己，他们没有“铁饭碗”，没有“口粮配给”，甚至没有任何应急的退路，因为那些过去借给他们种子的富农，赊给他们一季口粮的地主已经被消灭了。土里刨食的农民只有靠土地与热情来迎接挑战了。
出于历史的必然，私有制压倒性的产权制度，最狭隘意义上的自利被视为社会的驱动力。政府只能因势利导，保证创业的回报，谁出力谁受益。这些收入可以自由地用来改善个人生活或投入个人生产。
结果，党重申了新民主主义的“四大自由”，并彻底地执行。“四大自由”是：
1、租佃自由
2、雇工自由
3、借贷自由
4、贸易自由 |
这“四大自由”为城乡私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让人们能调动一切资源开展生产。这样，一方面个人致富，另一方面，为由于抗战、内战和社会剧变，经济被大大削弱的广大解放区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布匹、手工业和工业产品。如果这一切有保障，那么战争就一定能打胜。
再者，即使在战争胜利后，也需要许多年来恢复国民经济，在整个社会开始重组之前，还需要若干年重建，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经济必将起支配作用，“四大自由”为革命的成功推进提供了一把钥匙。
然而，在重建阶段提倡“四大自由”并非意味着忽视私有生产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的消极影响。在中国，实际上还有几百万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耕畜和农具来进行各种形式的小规模生产，更不用提“发家致富”了。号召每个农业生产者都富裕起来，从字面上来说就是矛盾的，一个富裕的农民实际上就是一个剥削者，因为他通过雇佣别的劳动力致富，不论在哪个地方，都只有极少数的人有希望通过雇工，置地，加息放贷和创办企业致富。
有人买地就一定有人卖地，有人雇佣劳力就一定有人出卖劳力，有人放贷就一定有人借款，并得付利息，有人爬上经济的阶梯就一定有人摔下来。
富不起来的人就必须得寻找别的出路。毛泽东提倡的出路是“组织起来”。首先搞互助组，人们在劳力、工具、耕畜上互相帮助，但每家都有自己的收入，其次是搞合作社，土地、农具和耕畜共同利用，共同耕种土地，共同搞副业，共同的粮食及其它收入共同分配。
“组织起来”，不论在哪个水平上，必须依照自愿的原则才能有生命力。由那些认识到其好处的人自愿组织起来，以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形式从那些仍然按“四大自由”搞个体经营的单干户的海洋里结晶出来。只有合作社成为主导形式，四大自由和私有生产才会受到挑战。
1943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组织起来”的号召。当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把手中生产资料分散、不充足的人们组织起来。更有效地应对自然环境，获得更大收成，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到了1948年，随着华北广大地区土改运动的完成，“组织起来”便成了向旧的生产方式挑战的一种新的更深刻的方式。“组织起来”不仅仅是一种更有效的生产方式，而且是“中国将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决定中国未来社会性质的战争的第一场战役。
在中国，既然地主、买办及他们的海外后台都将灭亡，那么，中国社会斗争的标靶便不再是传统的封建统治者，而是现代的资产阶级——虽然因为其多层结构，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曾经是民族救亡斗争中的同盟军。
在共产党动员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生产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就预见将要有一场新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会比从前所进行的武装斗争更难把握。
国民党败退后，国民党官僚资本把持的工业、商业被没收，土改运动遍及全国，此时的问题就不再是推翻剥削阶级统治，而是在城市和农村约束和限制资产阶级企业发展，消灭剥削阶级产生的土壤。在农村，就是要建立有效的集体组织，这些组织能把劳动者召集在一起，充分发挥他们的劳动潜力，共同致富。
另外一条发展道路就是加速两极分化，壮大富农。不用10年，中国就将面对苏联在1930年代所陷入的那种僵局。1917年十月革命后，由于土地的分配，富农经济发展强大，为了挽救贫农不致成为佃农，苏联被迫进行了近乎第二次内战的社会重组。在这场运动中，不仅富农，甚至有些中农也成了斗争的靶子，因此，苏联的城乡关系遭受了持久性伤害。
在中国，毛泽东警告说，阶级分化的条件仍然存在，如果党任其过快发展，那么严惩的阶级对立在所难免。土改虽然对最重要的农村生产资料土地进行了平均分配，但是，在农村还没有消灭阶级。不论一个地方是否进行过土改，地主阶级都是土地革命首要的对象，是封建主义的保垒。他们的财产已被全部没收。但从1949年起，对富农的依法充分只限于剩余财产，留给他们的财产，像一直受到保护的中农一样多。再往下，虽然大量的贫农得到了成为独立生产者必要的财产，但仍有为数不小的佃户和雇农很贫穷，因为再没有足够的财产分配给他们。尽管农民构成了劳动人民的绝大多数，但是在土改后的生死较量中，他们仍处于不利地位。
阶级分化根子还在，如果政府奉行无为而治，也就是继续推行“四大自由”，分化只会愈演愈烈。大量处于中间水平的家庭勉力维持，有一些开始向上发展，而另一些则迅速下滑，这种分化加速发展的结果只能是一个新的阶级社会，最好的结果是富农统治，坏则是传统地主体系的复辟。
以此来观察张庄，人们不禁要问：
1、阶级真的存在吗？
2、两极分化会产生新的阶级吗？如果能，将会是什么规模？
3、分化对个人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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