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争吵和犹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十四　争吵和犹豫

　　“确实，用开除来吓唬往往就是能解决问题。”申天喜说。
　　他是一个大高个儿，浑身是劲。在1948年土改的节骨眼上，他这个民兵冲锋在前。也就是在那期间，天喜的右眼挨过拳头，受到了永久的伤害，不幸的是这一拳使他变成了斜眼。衣服下面藏不住的健壮的肌肉，右眼半闭着，左眼大瞪着，又黑又硬的胡茬遮住了他的面颊让他看上去很凶。但他却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师家三兄弟的幽默故事。才元、福元和二则哥仨作为一户，是天喜互助组的成员。
　　有一年春天，组里决定挖一口井，取水浇地。前三天，进展很快，到第四天轮到师二则下井干活儿了，他下去以后，一直没有给往上吊土筐的人发信号，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到井下一直没动静，最后，张贵才受不了这种磨洋功就发火了，他开始骂师二则。
　　“你好，你怎么不下来挖？”二则在井底反驳着，说着他自己坐在筐子里让上面的人把他拉上来。
　　上来后他说：“真倒霉，我再也不想和你们一起干了。”
　　天喜说：“好，不想和我们一起干，滚！”
　　小师大步去了，但他没有走远，朝村里走了几步就在一个小土堆上坐下了。组里其它人继续挖井，他光在那儿沉思。后来，他大哥才元走到他身边，批评他不该因这么点小事发脾气。
　　最后，二则回心转意了。
　　他说：“我错了。”
　　然后，他朝井下顶替他工作的贵才喊：“你上来吧，我下去，我不想离开咱们组，从现在起我要好好干。”

　　由于个人的转变并不容易，互助组对一些人不适合。尽管县委一再号召共产党员在组织起来搞生产中要起带头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参加了互助组。
　　在张庄就有一件声名狼藉的事情。这事涉及到戴三才，这是一个“翻了身”的壮汉子，他父亲戴家贵是从河南林县逃荒来的贫农，刚来张庄时，一无所有。1945年时虽然有了二亩半薄地，但没有房子住。在土改运动中，家贵表现很积极，当了农会小组长，儿子三才参加了民兵。因为父子俩一个是小干部，一个当了民兵，再加上他们自己拼命争取，所以，在土地和财产重新分配时，他们比别人分得多一点：20亩好地，8间房子（其中5间是一层半结构），还有一头牛。
　　这头牛又壮又大，能拉1200斤货物。别的牛拉货一天挣3斗谷子，戴家的牛一天能挣6斗。如果加入了互助组，这头能挣钱的壮牛就会被拴住，就得为互助组里的人干地里的活儿，就会耽误搞运输，耽误挣钱，所以，戴三才不愿加入互助组，他要靠自己干点别的事儿，挣更多的钱。
　　天喜再三动员他入组：“看看你周围，除了你的地，每块地里都有8—10个人一起劳动，就你和你父亲单干。难道你们不感到孤独？如果和大伙儿一起干，士气会更高。”
　　但三才觉得个儿单干好，想干什么事可以自己决定。最后，由于党员干部们一再做工作，他加入了互助组，不过，只是在名义上，只是在自己有空、自己觉得合适时才到组里来一下，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行动。
　　在三才异常顽固的背后藏着一个棘手的个人问题。尽管日子过得不错，可他没能讨到老婆。他不修边幅，大大咧咧。而且非常自私，没人能和他处得来，所以，找不到愿意嫁给他的女人不奇怪。他到处找对象，但没有找到。马厂天主教会的人听说了他的事儿。有一天，一个媒婆到他家，要和他谈一笔交易：有一家答应把女儿嫁给他，但他得付20石谷子，还得入教。
　　没有更好的办法，三才只好答应了人家的要求。但要收获，积攒20石谷子，对一个农民来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三才靠在公路上跑运输，攒够了20石谷子。他在县里领了结婚证，在马厂的教堂里办了婚礼。从此，他与那儿牧师来往越来越密切。作为一个经常在张庄站岗的民兵，他可以告诉教父什么时候出入张庄最安全。握枪站岗，是为保护村农，但是三才实际上是在保护天主教父，让他们放手去组织“圣母军”。
　　从戴三才的例子看，并不是一般的自私自利，而是对自己要光棍一辈子的恐惧，把他推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还有一些日子过得不错的成了家的农民也反对互助。杨进顺的父亲，一个旧中农说：“张庄没有一个能把家管好，那么多家凑在一块怎么能管好？”
　　苏宏业，这个为国民党官员藏了3000银圆，后来由于一封信不慎暴露的人，冷笑着说：“我倒要看看，互助组能办成个啥。”
　　“你对毛主席的号召不满意？”他的邻居张贵才问。
　　“我什么说错了吗？”苏压低嗓门悄悄地问。
　　从那以后，他不敢公开攻击互助组，但却在全村散布下面的话：“合伙，什么都合伙，老婆也要合伙？”
　　这几句话加重了人们的担心，合作化一旦开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党想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像有人说的那样，大伙都要在一个大锅里吃饭？
　　就在互助组在摸索中前进、更稳定的合作化形式还没有人敢尝试的时候。苏联专家突然来到长治帮助建设“集体农庄”。这一在当时算是很超前的大胆试验，给已经开始令人不安的揣测添油加醋。
　　主要的标准在技术方面。专家们要求大面积的、平整的、适合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工作的土地。市政府选中了北门外飞机场以南的一大片平地。以前村为中心，加上周围的7个村市政府称之为“中苏友好农庄”，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关村集体农庄”。
　　第一步，这几个村的农民们从各自的互助组来参加这个较先进的合作组织。这个组织开始由50到60个农田小队组成。他们从一个管理部门得到指示，这个部门后来负责整个集体农庄人员的安排，领导是被市委任命的主席和副主席。国家（以晋东南专署的名义）提供进口拖拉机、联合机、拖拉机犁具和其它大型农机具，还有60辆马车。有了庞大的组织和高水平机械化，创造高产记录指日可待。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集体农庄”的一切与自力更生、自愿参加的原则是相违背的。不过，既然国家开始了这个“大跃进”，所有的人看到那些昂贵的设备，他们想，我们只需坐在这儿就可以发财。人们从几里以外来观看机器工作，联合收割机在地里遗漏下了很多的庄稼，中耕机过后，地里仍立着许多杂草；没有哪种机器能为谷子间苗。苏联专家只呆了几星期就去了。
　　不懂技术，缺乏有经验的领导，又没有强有力的管理，当地人发现庄稼收成肯定达不到预期，便要求并得到了国家的救济。长治市的领导确曾安排机关干部、中学生和驻地部队的战士们到地里去间苗、除草、收割，但，即使这样也没有保证正常的收成，更不用说丰收了。地区和长治市农工部的领导面对失败打了退堂鼓，当地干部出来收拾残局承担责任，然而，“集体农庄”的尝试眼看着黄了。
　　正如王京和所说：“在这儿，我们有组织没思想，有机械没意识，这些苏联大手大脚的办法不好使，我们的人没有经验，国家投了那么多钱把人都养懒了。”
　　然而长治市却从来没有公开宣布取消了这个集体农庄。六年以后，整个晋东南都在建立人民公社的时候，南垂公社把关村作为一个大队吸收了进来。这样减轻了关村的负担，因为关村大队下属的生产小队不用再付上面管理干部的工资了，管理工作由新的公社领导接管，他们领国家的工资。
　　在“关村集体农庄”无果而终的时候，附近的山区出现了另一个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尝试，几个村庄，用国家贷款建立起的一个国营林场，在开始取得了一些成绩后，也开始陷入困境，6年后，这个林场也悄悄地解散了，变成了当地公社的一个大队。
　　在内战取得全国胜利，新政府在北京成立的欢欣鼓舞的日子里，人们对机械化抱有很大的希望。机器不仅使集体农庄、国营林场成为可能，而且还将改进大众化农业，然而，朝着机械化的努力，哪怕是最简单的工具和机器也像大规模的工程一样，遭到了失败。有的干部热情支持创新，但人民的回应却很迟缓。
　　王京和讲述了水轮是怎样引入长治及周围地区的。这种水轮实际上是种链子泵，原理是用链子上的橡胶片，把水通过一个管子被从井里拉上来，但需要一头驴或几个人绕着井口推动水轮。用这种办法提上来的水流量大大超过了任何一种靠肌肉的力量提上来的水流量，可以利用这种水车进行农田灌溉，但当工作队第一次把水轮运到农村时，人们都不买，工作队感到灰心丧气，便想办法设法迫使他们去买。
　　“我们在西边戏台上召集农民们开会，给他们介绍这种水车，但没人愿买。我说：“如果不买就不许走”会议进行到深夜，天快亮时。有几户农民答应买，我们便答应让他们离开，其他人一直被我们留到天亮。后来我又问他们怎么办，他们说：“我们在黄河塔呆了一夜，这是三国故事里的典故。刘备援兵不动，就呆在黄河塔里不出去。”
　　“那天晚上之所以僵持那么久，是因为没有几家拥有很大的地块可以使用水轮的。用这种水轮，一眼井可以浇灌周围的几亩土地。除非你有大块土地，或者别人同意与你分担费用，一起买下水轮，否则安装这种设备没什么好处，一小块地的主人不参与就可能破坏全局，只有互助组把人们聚在一起，这种水轮才能派上用场。”
　　那时，互助组的成员可以到国家银行去低息贷款来买这种水轮。为了买水轮，张庄人总共贷款8000元，这笔钱再也没有能还给国家，国家银行勾销了这笔欠款。这样，实际上是国家为张庄人和别的许多大队的人提供了水轮。
　　不久，研究单位和联合工厂又生产出了一批新型农具，其中有单把犁，小型气体发动机，这种发动机靠沼气工作。虽然新型的农具在不断地大量地生产出来，并在不断更新，但却没有得到农民的认可，他们说：

　　小气泵、单把犁，
　　两种机具都自杀，
　　不知现在在哪里。

　　之后不久，马拉双铧犁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不管什么时候我们走到村子南边，都能看见一张被丢弃的双铧犁，半截埋在土里，露出地面的另外半截生了锈。一首顺口溜道：

　　买机器，书记挂帅，
　　买回来，风吹日晒，
　　过几年，废铁一块。

　　上面的命令不能使机械化实现，也不能使互助组恢复活力。在长治市农工部有一位有名的干部，叫刘发则，他是一个鲁莽却很有工作能力的老农民，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来。但是，他一点也不受“文盲”的影响，可以作长篇讲话，安排文化活动，还能组织生产。
　　有一天，一群农民不听他的报告，拒绝成立互助组，他就叫他们“山药蛋”。
　　一个农民抗议道：“老刘，你这不是骂人吗？”
　　“谁骂人了？难道你们不像山药蛋？把你们放到坡上，都滚不到一块。”
　　“噢，我们是山药蛋，你是什么？”他们问。
　　后来，有一次，另一个村想演节目，老刘就把每个节目都限制在1小时，不许多也不许少。人们提出抗议：“有些节目只能演半个小时，如是唱戏的话得超过一小时。”
　　“那我不管，”老刘说：“短的必须拉长。”
　　“那长的怎么办？”
　　“必须改短。”
　　他就这样做了。
　　如果一个节目演了一小时还不下台，他就上去把他们的鼓踢掉。
　　可轮到他自己讲话时，就没有时间的限制了，因为他是个文盲，从来不预先写讲稿或列提纲，一旦开了头，他常常忘记他已讲过的，一再重复。
　　在一次会议上他是这样开头的，“我不想说什么，让别人讲吧。”好，这对在场的人来说再好不过了。可是，等两个人都讲完了，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说他想最后总结几句，开始，他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然后把右手拿出来讲第一点，又把左手拿出来讲第二点，发现前面有一把椅子，他把右脚踏上去讲第三点，手和脚都用完，他的讲话还在进行，都半夜了，老刘还在讲。没有人敢站起来离开，因为他正好站在门口，那些非常了解他的人开始数他讲的点，用五划“正”字记录，最后数到60点，一直到东方发白，天亮了，有些人早睡着了，那些还清醒的人非常生气。
　　刘讲话的主题是毛泽东的两句话“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老刘从各个角度分析，讲的这几句话，讲了又讲，没完没了。
　　最后，屋子的各面响起了气愤的喊声。
　　“我们散会吧，已经长了一尺了，更不用说长一寸了。”
　　地委开始招收人员要派到南方去工作时，刘发则的干部生涯就结束了。地委决定测验干部的文化素质，老刘文盲还拒绝去上学补习。最后打起行李，回老家去了。结果他的大队里多了一个木匠，市政府里少了一位干部。
　　刘发则体现了中国人所谓的“小农意识”，然而，等见识了后来那些独断专横、官僚教条的干部以后，刘的那些缺点似乎又成了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