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试办合作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十六　试办合作社

　　农民们还记得1952—1953年那个自由市场的黄金时代。那时，如果你问一个父亲或母亲他们喜欢一个什么样的女婿，工人？当兵的？还是干部？回答只有一个：商人。人们认为嫁一个投机商很光彩，一点也不耻辱。是因为这样的人聪明、知道如此赚钱，不用靠死劳动过活。搞投机是褒义词。投机商有才干，每个家庭都希望找个投机商女婿。
　　那时候，仍有一些财产的地主和富农坐在门口吃面条，并故意用筷子把面条挑起来向别人玄耀自己：“看我们，我们是单干户。看我们有多富裕，只有单干才是致富之路。”
　　他们想让所有的人都相信是田里的辛勤劳动使他们有面条吃，但实际上是靠投机挣了钱他们才有了面条吃，这影响到了中农，使他们在两条道路的选择上拿不定主意，是单干？还是加入合作社？等等看，许多人想看看哪条道路能成功。
　　大寨陈永贵就谈到过这种风气：
　　地主、富农和一些普通农民都认为，干一些其它事情会比在地里干活更快地致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经商、搞投机倒把。你可以从河北买上棉花到山西来卖；然后再从山西买上别的东西到河北去卖，富农们带了这个头。地主和富农在土改前许多人就做过这种买卖，他们不在田里辛勤耕作，总是找机会出去做些小生意。有些党员支持他们这样做。当时，虽然我认为这不是一条正道，但我也没去反对。
　　大寨有一个富农在河北邢台县开了一个货栈，他把商品采购在那儿，然后用驴驮回山西。如果采购的东西够一次装运了，他就会通知村里，于是，我们就会派人和驴去运货回来。有一次派6个人、12头驴去，贫农贾九深和我负责拉运。早晨我们赶到邢台时，太阳已老高老高了，可这个富农还在当地的一个小客店里睡觉，我们走了一夜，现在太阳都晒着屁股了，他还在睡觉。
　　贾九深去敲门“嚓、嚓”一直敲，还大声喊：“三爷爷，三爷爷（他俩是同一个家族的，按辈数九深叫他‘三爷爷’，这是一种很礼貌的称呼。）”他又喊又敲，足有十几分钟，这个老家伙才醒来开了门。
　　我感到很气愤：地主和富农在里面睡大觉，贫农却站在外面喊“三爷爷”，这是解放前的事儿，为什么现在还有这种事儿？
　　那富农终于开了门，我们才进了屋。好阔气！盖着缎被子，铺着毡褥子，屋里确实很排场。看到这些，我们都很气愤，感到厌恶。在这儿，他比解放前还舒服，可我们却得连夜走那坑坑凹凹、泥泞坎坷的路。当时，我自己就琢磨，这到底是谁领导谁？
　　我们装上货，把棉花运回了山西，驮到了大寨的供销社，每头驴能驮120斤，所以我们总共运回大约1440斤棉花。我们刚把棉花堆在供销社的院子里，就有一些人开始往上洒水，目的是为了增加棉花的重量。第二天，约有40个在村上沿街叫卖，许多人相互转告，也到供销社去买上棉花，下山去卖了。他们用棉花换瓜子，然后再把瓜子拉到河北去卖，他们卖棉花时，先是称好瓜子装进布袋，然后再给人家称棉花，当买主发现棉花里有水，大吃一惊，开始喊叫时，已经晚了，卖棉花的人已经走了。他喊他的“棉花里有水，棉花里有水……”，那人已经逃之夭夭了。
　　我就想，为什么现在仍有这种事儿？
　　我找不出什么理论根据来说明农民放弃种田搞买卖是条不正确的道儿，可我认为，我们是农民，是种田人，我们应该把精力花在地里，为什么要干这些事儿？我们到底是农民、工人、还是商人？干这种事儿，我们成了什么人？
　　1951年12月，党中央在总结了几百万个互助组（队）和已经成立的5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这决议主要是号召开展群众性的互助合作运动；号召全国各地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以示范的形式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决议”发布以后的几个月里，全国就出现了13，000个合作社。
　　在晋东南的合作社有劳模李顺达成立的西沟合作社；长治市城区6个自然村有宋家庄和紫坊两个村成立起了合作社。张庄宣传队的王京和曾是负责这6个村的乡党委书记。在成立这两个合作社（个人单干大海中的两个集体小岛）的过程中，王京和遇到了许多具体难题，但是这些与他后来带领大家在合作社的头一年里的艰苦奋斗比起来就算不了什么了。
　　成立合作社的第一步就是合并土地。他动员所有的党员带头，但并非所有的党员都乐意，一些人有自己的小算盘；一些人不能说服家里的人；有时，两种情况都有。
　　王京和说：“有一个党员不愿加入合作社，但他知道党员必须带头，于是说：‘我很愿意加入合作社，可我老婆不同意，我父亲也不同意。’等大家相信他的话，他又接着说，‘我自己决心已定，无论如何我是要参加的。我要和老婆离婚，和父亲断绝关系，我要做我必须做的事儿’。
　　“领导只好说‘别，别，别，你最好别这样’，这样就太过了。既然你不能说服家里人，最好暂时先别参加了。’于是他被从计划中拿掉了。当然，这正是他所期望的。”
　　“另一种人是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有这么一个党员想两边都得好处。他把家里的东西分成了两份，把最好的土地、农具和耕畜留给了弟弟，把剩下的三等地，一头不能干活的老驴入了合作社。他算计着，一旦合作社不行了，他还可以从弟弟那儿得到一份，以重整旗鼓。”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家庭的压力确也起着相反的作用。”
　　有时，孩子们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孩子们喜欢合作社，因为有那么多的人一起出去劳动，小朋友们可以经常在地里玩耍、嬉闹。治安主任申安怀小的时候就迫切希望他家入社，因为他喜欢和孩子在一起玩。后来，孩子们的希望和要求也成了一种成立合作社的驱动力。一股入社风刮了起来，那些反对入社的人觉得丢了面子，迫于孩子们的压力，他们妥协了，也加入了入社的行列。
　　为了鼓励人们入社，领导干部们对个人的需要和要求也作了一些让步。只有少数新社员对说出个人利益感到为难，这种思想在当时，特别是在中农中是普遍的，没什么可奇怪的，而没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思想”。入社后，如果一个中农的收入比单干时少了，有时，其它社员会同意给他们一些补助，这样，他的利益就不会因入社而受损失。
　　这样做是为了反击那些单干户。这些人掀起了一股强大的逆流，他们竭力炫耀自己生活的优越，他们也仿效地主和富农，经常坐在门外显眼的地方吃面条。“我说，老张，看看咱这面条。咱什么时候想去地就去，不想去就呆在家，想干什么干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
　　然而，单干户对合作社的收成却特别关心如果他们自己地里的收成比合作社的小，他们就会散布谣言，说合作社的产量是假的。
　　王京和说：“这纯粹是资产阶级思想。自私自利在他们的脑子里像水泥一样顽固。”
　　合作社之所以对中农作业让步，是因为没有他们，种地就有困难，他们有最好的农具，最好的牲畜，合作社还尽量让中农进入领导班子。党的政策要求领导权实行“三三制”，强调贫农、中农、党员一起分担合作社的领导权，当时提出的分配比例是土地占60%，劳力只占40%。
　　人们一入社就开始挣工分，但是，他们却不真正了解工分的含义，不知道工分对他们的分红意味着什么，所以都很担心。他们只想要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为了满足这种要求，有些合作社，除了在记工簿上划记号外，还做了一种纸条，他们把它叫做“工票”，每天参加劳动的人可以得到一张上面写着工分的纸条“工票”，秋收后，他们把这些纸条交上来，根据纸条上的数字分红。
　　但，在分配之前，这些纸条并不能彻底解决思想上的顾虑，人们不知道这些纸条是作啥用的，不知道这纸条是否真能换成粮食。有些人认为，只有粮食和土地才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于是，他们抱怨说：“既然现在土地归了合作社，这些小纸条有啥用？”
　　后来，社员中流传这样一个顺口溜：

　　辛苦一天四肢劳，天黑收工纸一条。
　　屁股朝天脸朝地，到头死了烧纸条。

　　对纸条“工票”失去了信心的人纷纷要求退社。宋家庄合作社只剩下6户，其中还有3户也想退社。
　　王京和说：“我们派郭全德和另两名干部到那儿去做工作，给他们的指示是：把红旗举得高高的，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合作社都不能解散。老郭有精力，也有决心，他说：‘谁把合作社搞垮就开除谁的党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带两户，今天做这一户的工作，明天做那一户的工作，一定要把工作做到底！’”
　　在紫坊菜场的“先锋社”，有一个叫杨环宇的人，既是合作社的副社长，又是村上的党支部副书记。他就是一个“动摇派”。在土改中，他分了好地，娶了媳妇。因为他正值壮年，正是凭自己致富的好年华。合作社遇到了困难，他就想退社。他觉得退了社自己可以在自由市场干赚大钱的买卖。
　　因为不敢公开说，他便悄悄四处活动，动员别人退社，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把合作社搞垮，他到处播种怀疑，让人们对合作社失去信任。但王京和有力地反击了他，并得到了人们的支持，使杨环宇处于孤立。看到合作社不会垮台，杨最后说他自己想退社。
　　“可你是党的副书记，”王京和说，“你不能就这样退出”。
　　“我能，”杨说，“党中央的指示明确指出互助合作是自愿的。”
　　王京和把杨退社的问题看得很重要。如果他退了社，许多别的“动摇派”也会跟着他退社，“先锋合作社”的未来就悬了。他试探了别的党员，结果发现大部分人愿意留在社里，于是，决定开一个大会来决定杨环宇的退社问题，他让杨拉上他的骡子也来开会。
　　在全村大会上，王京和就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一笔一划描绘了社会主义未来的美丽图画，最后，他说，任何一个要跟毛泽东路线背道而驰的人都是自由的，他可以做他愿意做的事儿。
　　王京和觉得杨环宇当着全村人的面不敢按原计划提出退社，因为这将意味着丢脸、败兴。
　　可是，杨环宇很执拗，他跳上讲台说：“合作是自愿的，我能加入也能退，现在我想退。”
　　高个子，穿戴整齐，头上系一条白毛巾，杨环宇骄傲地大声朗读起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
　　他的举动激怒了王京和。
　　“好，好，好，退，退，退，可如果你退了社就不许再当我们的副书记，拉上你的骡子，滚吧！”
　　“滚！走！拉上骡子回家吧！”马上有几个人齐声喊道。
　　环宇的脸沉了下来，拉着缰绳准备走。
　　合作社的社员们惊愕地、失望地站在那儿，那些活跃分子鼓掌、欢呼、挖苦杨环宇、取笑他，用嘲弄的喊声欢呼他的离开。这时，从前的地主和富农，站在边上等着，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有几个党员对王京和说：“你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他的党籍怎么办？”
　　王京和马上让大家投票表决。
　　所有在场的党员都同意：开除杨环宇的党籍。
　　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政策，但王做了一个应急的决定：“我代表乡党委宣布：免去杨环宇村党支部副书记、合作社副社长、党支部委员等职，明年根据他表现可作重新考虑。重新申请，但只能当预备党员。”
　　好大一会儿，杨环宇一直把头埋在白毛巾里，然后把白毛巾往肩上一甩，拉着骡子独自走出人群。
　　地主和富农们挤眉弄眼，互相示意着，笑了，“咱们等着看吧，看看别的人会不会跟着走，看合作社解散吧。”
　　王京和早有准备，他动员尽可能多的党员和群众站出来支持合作社，他信心十足地大声说：“杨环宇退社了。因为他是党员，又是干部，我们不会再要他了。可你们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可以走可以留，谁愿意走现在就走，谁愿意留我们欢迎。杨英成，你怎么样？愿走还是愿留？”
　　英成说：“我愿意留下，哪怕只剩我一个人，我也要留。”
　　所有的党团员轮流表了态，有三分之二的普通社员也表示愿意留在合作社，另外还拿不定主意，最后才表示留下。
　　人群中有人激动地说：“我们订个计划，让大家有个奔头。”
　　那些盼着群众退社的人非常失望，地主和富农们垂头丧气地回家去了。
　　王京和果断而迅速的行动完全击败了杨环宇。但这并非意味着“先锋合作社”所有问题的解决。这个村分成两个姓，在公共厕所以东是一家族，以西又是一家族，厕所马路对面是村公所，位于两家族的分界线上。
　　新年快到了，村领导计划搞一个灯会，但每一家族都有自己的打算，不久，就为哪一家族的灯会方案更好发生了争吵。几个鲁莽村民还动起了手，发展成了全村范围的斗殴。这时，杨环宇又活跃起来了，他提倡合作社分开办。
　　王京和认为分开合作社将是合作社垮台的第一步。他第二次公开批判了杨环宇，虽然从情绪上稳定了合作社，但从那以后，每隔几天就有新问题发生，矛盾就像菜地里的野草一样不断滋生出来。市里和乡里的领导都不想到“先锋合作社”来，他们说，合作社开始容易巩固难。人们就工分争吵不是因为问题难以解决，而是因为双方根本不愿意一起共事。许多人认为，秋收以后最好解散了合作社。气候也不配合，有一部分合作社的地看上去没有附近私人的地块长得好。
　　决心干到底的杨英成来找王京和：“毛主席一定想出了办法，”他说，“他不能看着我们有这样问题不管。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弃自愿的原则，让他们自由入社，但一旦入了社，我们就告诉他们不许退社。这样，也许事情会好办一些。”
　　“不能这样，”王京和说，“自愿的原则是党中央制定的，我们不能擅自更改。”
　　王京和想不出什么使杨英成感到满意的办法来。
　　“别着急，”王京和说，“毛主席会给我们想办法的，他会想出办法的，我们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一定会有的。”
　　王京和的信任得到了证实。1953年秋天，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正像维维安妮•舒解释的那样，因为这是限制农村小资产阶级的唯一最有效的步骤，它很清楚地剥夺了农民对粮食支配权，特别是有效地控制了粮食市场。土改运动很快就限制了土地出租；互助组的成立限制了雇用劳动力；同时，信用合作社和政府的低息贷款给那些放高利贷的人带来了困难；现在，粮食的统购统销又使那些试图通过粮食的投机倒把赚大钱的企图变得不可能了。”
　　“这就创造了一个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增加收入的唯一办法就是多出产品。统购统销断了个人发财的路，参加集体组织没有什么牺牲，除了参加集体，别无选择。从农村政治的观点来看，统购有助于重建阶级团结和与富农阶级对抗的基础。它以这种形式为迅速的集体化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者。”
　　随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各项工作的就绪，合作社的所有优越性都显示出来了，单干变得越来越困难，谈到这一点，干部们总是说：“挡资本主义的路，堵资本主义的洞。”
　　“可是怎样堵这个洞呢？”王京和问：“用我们那点粮食去堵这个洞是无稽之谈。但，国家一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人们就成群结队地来问我‘什么时候让我们入社？’”。
　　“我们乡的6个村都成立了合作社，整个形势全变了，连人们走亲戚时谈论的话题都与合作社有关。”
　　“你入社了没有？”
　　“你呢？”
　　“黄碾的合作社比我们的还大！”
　　“就连落后的贾村也成立了合作社。”
　　80%以上的人都入了社，只剩下了从前的地主和富农，他们也派代表去问他们能不能入社，有些人同意他们入社试用，有些人则说：“让他们自己单干吧。”
　　“单干”成了一种惩罚手段，因为靠搞投机致富再也不可能了。到这里，如果你还没有入了社，那肯定是成分有问题。
　　在要求入社的人当中还有杨环宇。他的地太多，一个人种不过来，又不能雇人去种，因为他的邻居们不是入了社，就是忙着种自己的地，他的粮食歉收，但所交税款和卖给国家的粮食定额却不能少。
　　“我虽然被免了职，”他说，“但我要一切从头开始。”
　　可人们喊“别让他入社！不许他入！”一些人确实是不想让他入社，而另一些人是专门起哄，刺激他，让他不舒服。
　　最后，领导们决定让他回到社里来，但只是试用。“试用”是一种很严厉的惩罚，因为对地主和富农也是这样的。王京和建议把他当作正式社员欢迎他重返社，可群众不同意，“让他继续背着他的处分吧，他不是要拉上他的骡子和其它东西自由自在地搞单干吗？让他回来吧，试试看，观后效！”
　　“形势变得多快呀！”王京和说，“现在如果你不是合作社社员就是一种耻辱，被迫搞单干就意味着你有问题。”
　　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负责全国的粮食收购，在全国还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制度，以保证所有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这是一项对中国未来的迅速发展有很大影响的措施。因为，实际上，它所完成的是把中国人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有供应本，不管什么季节，什么年景都能保证他们领到一定数量、固定价格的粮食；另一部分没有供应本，他们要靠自己种粮来养活自己。
　　第一类人包括所有城市居民（工人、技术人员、国家干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国家工作人员，在这个范围内的资本家及其雇员几年内也会被国营企业所吞并。第二类是农村的农民，他们要靠自己给自己提供生活必需品。
　　与此同时，国家还建立了户口制度，它是以全国范围内发放户口簿开始的。这种适应于城乡两种人的户口簿制度已经建立，城市户口簿发给住在城市里的人，他们可以用这种户口簿领到粮食供应本，从国家粮食局买粮。农村户口限制农民在城市的居住权，不发给供应本，要靠自给自足。
　　农民要离开农村到城市去首先要得到当地领导（当地农村党委书记和某一城市党组织的书记）的一致同意，方可离开，这一单位必须保证移居人的职业，还要申请当地公安局发给供应本，这样，才能永久移居城市。
　　这一影响深远的措施把中国人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城市居民，有职业和口粮的保证，也就是著名的“铁饭碗”；另一类是农村农民，他们直接与大自然打交道，靠自己的能力谋生，且一般不能离开农村。
　　这两类在自己的圈子里可以有一些移动的自由。城市的工作人员可以当工人，也可以干技术工作，这由他们的领导决定（他们所属单位党的书记），他们可以在城市范围内变换工作。这种机动范围虽然很小，但是特别是当你有关系，有影响，也就是说有“后门”时，机动还是有可能的。“走后门”从远古至今一直是中国行政管理的顽症。
　　农村居民在他们的区域内可以从一个村迁居到另一个村，不过，任何人迁移都必须得到居民现住地和居民迁往地党的书记的一致同意，这些规章一旦生效，人们搬到新地方寻求新生活就不会或者很难再发生了。因为，以后的每一次迁移都必须是经过计划的，不仅那些要迁移的人，而且那些迁移涉及到的村都得做出计划，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的条件和要求，还是有许多人计划迁移。不过，这总是因为有亲戚为他们说话，在迁出地与迁入地都做通了领导的工作。
　　在农村的迁移不被认为是“走后门”，因为，人们不认为从一个村迁到另一个村会有多大好处，再说也不会因此得到供应本，找到工作，只不过是换一个新地方去种地、去劳动罢了，当然，有些地方的土地和别的条件会比另一些地方好点儿，有的村庄具有明显的优势，如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交通方便，还有一些其它方面招人羡慕的优势，他们就不愿意把自己的大门打开，让其它人也来共享这份优势，因此，要想迁到这样的村庄比迁到一些普通的村庄就难得多。
　　然而，设立在村与村之间的关卡却不能与设立在城乡之间的关卡相比，没有双方的同意要想越过这个关卡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能了解的唯一例外的是那些在北京找到活计的农村建筑队），要想迈开从农村到城市这一步，必须先搞到供应本，但如果没有城市居民户口簿，供应本是得不到的，没有供应本就买不到粮食，因此，一个人离家时间长了就无法生存。
　　当然，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每年都有几百万农民充实、加入进了工业、工厂，帮助搞建设，许多人通过合理的渠道转成了城市户口。但那些被城镇接收的人员数量与到城市来干活的农民数量相比，简直是微乎甚微。在农村有巨大的压力，主要是经济的压力，迫使人们离开农村，但，如果这些规章一旦生效，就会抑制那些压力，总之，人们必须呆在原地，最有效地利用农村提供给他们的资源，不管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工业资源。
　　限制人们迁移的政策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从积极方面来讲，它使得那些没有希望在城市找到工作，但在城里却可以通过其它方式使生活得到改善的人无法流出乡村定居城市。人口从乡村涌出在主要城市和主要工业区的周围形成了“棚户区”，这种“棚户区”在亚洲其它地区，在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是屡见不鲜的。
　　由于中国农民在1953年以后不允许自由离开土地，“棚户区”才没有形成。只有那些确实找到了固定工作的人才能离开农村，或多或少地按计划他们被接受进城市或大的工业建筑工地。
　　因为只有找到工作的人才能进城，所以，城镇化的过程就成了计划的主题。从理论上来讲，至少必须预先为新的城市居民准备好住房、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等必要条件，也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贫民区”、 “棚户区”。在中国，许多原始水平的房屋看上去与“贫民区”没什么两样，但是，根据职业、社会组织、社会服务、教育、保健等方面的条件判断，这些地方不是“贫民区”。
　　因为大多数农民不得不留在农村种地，因此，他们就被迫利用自己的能力和智力开发农村资源，加上受到西沟和大寨精神的鼓舞，这一类事情处处可见。如果允许农民离开老家，那么，这些荒芜的土地，贫困的山村也许早已被人们遗弃了，现在既然不允许离开，当地的人们就不得不想方设法把他们繁衍生息的地方搞好，而且有许多地方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在10年前恐怕是想都不敢想的。当然，也有一些地方没有明显的资源，没有像大寨一样成堆的黄土；没有像西沟一样可以造林的山坡；又找不到新的资源去开发，只能靠庄稼的微薄收入过日子，每年冬季来临时，他们便成群结队地离家外出要饭。
　　从消极方面来讲，这些规定把中国人分成了两大类，一个无忧无虑，享有特权的城市类；一个人数要多得多的农村类，他们仍靠大自然和老天爷的恩惠过活，没有任何特权，从收入、食品、服装、保健、教育、文化生活等标准来看，农村要比城市差，但农民一般来说住房要比城市工人大。
　　农村居民不能离开农村这个事实，使得封建主义的一个方面得以发展。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实际上中国农民已经被束缚了几千年，在新的政策下，这种束缚更加严重了，甚至比在旧的社会制度下还严重，因为中国农民传统上没有做过受封建庄园或城堡管束的农奴，束缚他们的只有地租，如果更逻辑性地分类的话，他们是佃农而不是农奴。
　　但在旧制度下这种佃农制度是不完全的、不规则的、不固定的，数百万农民可以按自己的志愿来去自由，可以走遍中国大地去要饭或当流动短工，到处找活干，甚至那些被地租逼得走投无路的人有时也可以通过逃跑来逃避地租，因为社会秩序那样混乱，地主找到他们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而在1953年以后，每个农村人都被束缚在了土地上，束缚在了他或她出生或出嫁的那个村庄，结果，只要粮食长得好，他们保证了一定水平的生活，但负出的代价是失去了迁移的权力和寻找更好生活的自由。
　　这种体制一开始，就遇到了中国新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问题。从整体上看，无论城镇还是乡村，人们都希望社会稳定和治安，但是，长期以来，新的国家机构确实也遇到了旧的封建官僚主义者一直力求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完全控制和掌握所有的民众，特别是农村的农民。这种政策促进了使农村停滞向前的倾向，并且与那些中层工作岗位的官僚们不约而同，这些人“没有时间和效率观念，坚持走老路，极易墨守成规，常常耽搁事情……。有些干部，每天吃饱了，什么事也不干，他们对自己很满意，得过且过，在他们的干部职位上虚度年华”。
　　不允许农民离家的规定意味着，可以不用太关心农村的问题，官僚主义机构可以混日子，一混几十年，对农村的危机概不过问。与此同时，农民们在土地上，除了暴动，没有别的办法来提出自己的要求。以我看，锁定农民不仅影响了在中层的那些办事拖沓的干部，而且影响了那些在权力塔尖上、本来是有能力有追求的领导干部的思想。
　　在中国人看来，只要农民稳定，天下就太平。即使农民的人均粮食产量比2000多年前的汉朝祖先还少，他们还是坚持这个想法。
　　国家统购统销粮食，凭证供给城市居民粮食的规定从1953年开始是有道理的。几乎所有人（专业投机商除外）都拥护这个决定，有了它才有可能出现后来有序的、可观的经济发展。这一特殊政策的真正内涵直到现在才被普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