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问题与修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十九　问题与修正

　　合作起来，土地联片，去掉田畻地界和多余的田间道路，就可以增加不少的耕地面积（许多材料说明可以增加5%）。
　　合作起来，就有可能大规模地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整修土地，改良土壤，变旱地为水地，把瘠薄的土地和废弃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

　　——廖鲁言
（关于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

　　申双富第一次召集张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预备成员讨论示范章程草案时，强调了两点：第一，个人的土地不会丧失，尽管大家的土地联合起来了，大家一起劳动，但各家的土地界碑仍然存在。再说入了社的土地本身也会通过股份基金获得收入，这种股份基金将与每户入社的土地成正比，入社的土地越多，挣得的股金就越大。
　　第二，他强调了“多劳多得”的原则。他用各种方式，一遍又一遍地解释道：“如果你生产的多就卖得多，就存的多，就能吃得多。”他反复强调这四多——产得多、卖得多、存得多、吃得多是合作社的基本目标，也是合作社与社员个人之间关系的范例，关心了合作社集体的利益，就等于关心了社员自己的利益。
　　他说：“这些政策不会变，合作社由小变大，即使全村的人都入了社，基本原则也是不会变的。”
　　这些示范规章考虑得很周到、很全面。显然，它不仅考虑到了中国自己的经验，而且借鉴了苏联集体农庄长期以来遵循和执行的一些原则和规章。50年代初，中国积极学习苏联的经验，并试图在全国推广苏联“老大哥”的经验。
　　然而，从一开始工分制就出现了问题。工分是详细计件的办法，用数字来客观表示一个社员的工作量，与之相关的是苏联专家推荐的会计制度，用来计算生产过程各环节的真实成本。工分制所引起的长期困扰，将在后面的章节讲到，而苏式会计制度在试行中就发现了问题，很快就被淘汰了。
　　兴发说：一开始，我们试用苏联的经验，苏联专家来到晋东南，举办了一个成本会计培训学校。这简直是一团糟。他们给所有的东西都定了价格，然后又根据一套计算法则算它们的折旧，我们的会计人员都觉得很难算、不会用。因为苏联专家的威信那么高，所以每个人都努力学习他们的办法，但实际上，这些办法对我们根本不适用。
　　从潞城县来帮助我们工作的申双富也不懂，他一个普通干部，问题提得直截了当：“你怎么算一棵树的折旧？”
　　苏联专家说：“一棵树有它的寿命，这就是固定资产，根据它的估计寿命来算它的折旧。每棵树终究都是要死的。”
　　申双富认为这简直是谬论，他用一种古老的说法回击道：“千年松树万年柏，不如老槐歇一歇。”
　　他的意思是说，判断一棵树的价值，寿命不是惟一的标准。再说，树木如此之长，人怎能算出合理的折旧呢？
　　用苏联专家的成本会计法计算，就没有人挖得起井，一口井的成本比用它灌溉的农田产的粮更要贵，他们的数字说挖井不值得的。
　　用苏联专家的成本会计法计算，甚至堆肥都不合算。如果估算粮食的成本，那么玉米芯、玉米秆，每一样可做肥料的东西都得定个价，它们在堆肥中，在庄稼的生产中都算一笔开支，如果用这个办法去算，那使用堆肥就像使用猪粪一样贵了。再说，整个过程太复杂了，晋东南地区的会计们不能接受，他们掌握不了这种方法所涉及的那么多繁琐的数学公式，很明显，它捆住了人们的手脚。
　　农民们放弃了苏联的会计法，但他们并未放弃“按件计酬制”，他们严格要求晋东南所有的地方制定标准，做好记录、搞清楚对150多种农活社员应得的确切工分数。
　　张庄的社员们生动地回忆了建社几个月后一次关于工分的争吵。这次争吵差点使合作社散伙。因为在张庄固定标准尚未定出，兴发领导的20户的合作社暂时使用了“死定活评”的办法。
　　兴发回忆说：
　　我们每天下地劳动，记工分，可每天的劳动值多少工分要根据我们干活的多少来定。师二则负责记录。有一天，他哥师福元干活落后了几步，那天晚上记工分时有几个人说：“别计较了，给他记一样的工分吧。”可二则不同意，他坚持减掉福元的工分，他说，落后了就应该受到惩罚，不能轻易放过，“要是我们放过了这种事，以后大家都会偷懒。他出工迟，一整天也没赶上其它人，必须给他少记几分。”开始是二则和小组成员意见不统一，最后发展成了二则和才元兄弟俩的争吵。村党支书的师才元憋不住了，“拉倒吧！”他说，“散伙、散伙，要是老这样，我可受不了。”
　　听到这话我说：“你是支书，如果你敢搞垮我们的合作社，我也敢！”说完，我大步走开了。
　　其实，我并不想搞垮合作社，出来后，我就去找队长杨丽生，让他像往常一样安排生产，然后又到各户去告诉他们明天按丽生的安排干活，随后我又到乡办公室找县里来的申双富。
　　“他们吵架了，”我说，“我再也干不下去了。”
　　双富马上警觉起来。
　　在那个时候要搞垮一个合作社简直太容易了。当时的情况不像现在，所有的财产都统一使用、统一经营，都合在一起了，谁也找不到一块自己的地。那时候，任何人都要一有问题，那就是拉上自己的牛，离开合作社，回家种自己的地去。
　　“不，不。”他说，“你决不能让合作社垮掉。”
　　他立即给乡政府写了一封信。乡政府把才元叫了去。我就知道他一回来就会来找我，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一直缩在被窝里，没有起床。果然，才元来了，冲我直喊：“起来，起来，我们不能垮了合作社。要是合作社有个三长两短，我们都该死，我是头号罪人，你是第二号。”
　　“不关我的事儿，”我在炕上应道，“你不要给我乱加罪名。”
　　“起来，起来！”才元又大声喊。
　　“走吧！”我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与我无关。”
　　他只好丧气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区委书记来了，我这才起了床。他走进门，身后跟着才元。
　　他俩进门就问：“社员都哪儿去了？怎么一个也找不到？”
　　“找他们干什么？他们都在地里。你们希望他们在哪儿？”
　　“我以为你真的甩手不干了，以为你今天没有安排工作。”
　　“谁说的？”我说，“工作我早就安排好了。”
　　才元感到了极大的宽慰，心放下了，也想吃东西了，于是我们一起吃了点东西。
　　区委书记说：“才元，要是把合作社搞垮了，你就完了，我也完了。”
　　“看看，”我说，“才元，就因为你的兄弟吵架，你拿不出办法，就想毁了合作社，你是什么态度？”
　　“好，好，好，我错了，”才元说，“都别提了，就当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行不行？”
　　“不行！”我说，“今晚我们必须开个社员会议，你要向大家解释一下。”
　　那天晚上，我们开了会。
　　区委书记张全保参加了会议，我们都批评了才元。
　　张书记说这里发生的一切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贫农和下中农是一条，中农是另一条。中农（比如才元）总觉得自己入社吃了亏，因为他们本来土地和农具都很齐全，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和穷人合作，所以一遇到问题就想退社，想返回去重新搞个人生产。
　　“才元，”张说，“你必须坚持到底，你是党支书，只许把工作搞好，不许搞坏，如果失败了，我撤你的职。毛主席号召我们走合作化的道路，如果你背道而驰，走阶级分化的路，那你可要当心你党内的职务。”
　　一整天，我们一直在批评才元，他道了歉，作了自我批评，我也作了自我批评。我说，以后我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这就是我们最严重的一次争吵，这次争吵变成了一场官司，惊动了上级领导，也只有上级领导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次会议以后，我们定了一条规矩，每10天碰一次头，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交换工作意见。自从有了这条规矩，我们及时纠正了一些小的错误，生产也好搞了。
　　兴发还回忆了另一次有师家兄弟在内的争吵，不过，这次不是为了工分。
　　有一天晚上，福元和二则问他们的队长杨丽生第二天的工作怎么安排，丽生眼睛朝天，想了一会儿才说：“我还没有安排好呢。”
　　师家兄弟认为他这是目中无人。
　　“你以为你是谁？才当了几天队长就又威风起来了，你当你又骑大马当狗警察了？”
　　他们是在重提杨丽生曾在日本人手下干过伪警察的事。
　　“住口！等一下，”兴发说：“你们是不是不服，想推翻他？”
　　老大才元这下火了，与他的两个弟弟站在了一起。
　　于是，我们又开了一个长会解决这个问题。
　　兴发说：“既然，我们都选了丽生当队长，为什么现在又提伪警察的事儿？我们选他时就知道他过去干过警察，可我们还是选了他，因为他生产上是把好手。既然选了他，我们就得听他的，按他说的做。不听他的，我们听谁的？”
　　最后，才元向丽生道了歉，问题解决了。
　　合作社社员们常常争吵，但大伙都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大伙都希望合作社能成。然而，村里有些人的反映则大不相同。每当合作社发生争执、争吵，他们就显得特别高兴，其中之一是旧上中农李宏仁，他叫“前进社”是“吵架社”，他说：“那么多干部在一块是工头见工头，谁也不怕谁。为什么我要听你的？为什么我要服从你？既然谁也不听谁的，那还不乱套？穷鬼们到一块能干出点啥名堂？”
　　这个老李头不愿入社，他有一大块地共40亩，还有一块菜园，就在他房子的旁边，他可以坐在门口看住自己的地，他还有一匹马、一辆车，合作社对他会有什么好处？他是全村最后一个入社的，对交出自己的地怕得要死。入社后，他总是扛着锄头，一步一步慢慢腾腾来上工，脑子里总想着那几句顺口溜：
　　屁股朝天脸朝地，到头死了烧纸条。
　　兴发说：我经常路边他家门口，发现他总盯着他过去的那块地。
　　“你不该老这样瞅了，”我总是对他说，“现在这地归合作社了，每人都有一份儿。”
　　“嗨，”他拍着大腿，“别跟我说这些好不好？”
　　我的话刺伤了他，他也许在那儿做白日梦，回忆他梦想的富有，突然间“每人有一份”这句话会让他浑身战栗。
　　他一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一直为自己失去的而痛苦。
　　老李头没有加入合作社之前，就和合作社争高低，玉米开始发芽时，他地里的苗看上去很不错。
　　“看，”他说，“我的苗比你们的好。”
　　但合作社的人还有别的招儿，他们给所有的地都上了一遍茅粪。秋收时，他们的产量高出老李头一大块，这位上中农又一次气得拍大腿：“完了，完了。”
　　老李宏仁一直就是张庄有名的小气鬼。解放前，他就有“骗子”的臭名。那时，他们家族的老当家号召各家捐粮修庙，他总是往谷子里掺上沙子以添份量。
　　解放后，他的自私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有一个小儿子，他的弟弟也有一个小儿子。有一天，两个孩子正在地里玩，突然来了一只狼，叼走了其中一个孩子。当人们跑来告诉李宏仁时，他不慌不忙地问：“叼走的是哪一个？”
　　哪一个？如果是他的儿子他也许会做点什么，但如果是他弟弟的儿子，他就不打算管了。
　　“先别问是哪一个，”兴发说，“快去帮助找一下。”
　　人们只找到了狼吃剩下的一堆骨头。这可怜的孩子不是李宏仁的儿子，是他的侄儿。
　　怎么能指望这样的人有合作精神？解放前，他虽然只是中农，但从来不劳动。他在家里是男孩中的老大，但家里别人干活，他却坐在那儿下棋。解放、土改后，他没有参加过互助组，他是在如果不入社就不可能继续种地的情况下加入合作社的。后来，在1956年秋收后分粮时，他疯了，从那以后，人们不能按正常人待他。就在张庄人把他们的几个合作社合并成一个大的集体加入马厂公社的前夕，他死了。
　　李宏仁的小弟弟李长治，是一个有政治问题的人，他曾当过伪警察，守卫过南垂碉堡。有一天晚上，八路军袭击了这个碉堡，撤退时留下一名伤员，他们以为他牺牲了。长治发现这位伤员还活着，就开枪把他打死了，并缴了他一支手枪、两发子弹。后来，解放军攻打南垂时，长治又参加了反动武装（阎锡山的晋绥军）。战后，他返回了张庄，把枪交给了区政府，政府决定不再追究他的问题了，可村民们却不能轻易地忘记他的过去，他们认为，这一家全是反动的。
　　被剥夺了财产的地主、富农对于合作化运动取得的成功并非无动于衷。像老李头一样，他们总不肯死心。1954年，大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获得了合作化后的第一个大丰收，平均亩产270斤，比互助组时的最高亩产还要多30%。社员们在一个过去的富裕中农家窗外的打谷场上分粮食，当会计喊出每人所分的粮食数目时，这位富裕中农李恩和仔细听着，并记下这些数字。后来，在庆祝丰收时，他逢人就说：“什么亩产270斤，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地亩产是300斤。”
　　合作社社长陈永贵不相信，就想出了一个揭穿他谎言的办法。因为当时国家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已经开始贯彻执行，每家每户都要报告他们一年所需要的消费，除去储备和投资，他们已答应把剩下的全部卖给国家。
　　“好，”陈永贵对这个富裕中农说：“你的300斤定了，除留下你需要的，把剩下的全卖给国家。”
　　这对李恩和来说太多了，于是他开始抽自己的耳光，承认他撒了谎，目的是希望能有人退出合作社去为他干。即使把地里所有的草、杆都加上也不可能有300斤。后来，才搞清楚，他的亩产只有150斤。如果他按300斤这个数卖给国家，他自己就颗粒无存了。
　　李恩和、李宏仁的情况虽然是特殊的，但不仅是他们，所有的农民对合作化运动都有过思想斗争。
　　事实上，合作社成立以后，农民私人土地并没有完全消失，这些土地仍给他们带来收入。从这点来讲，合作社没有要求农民们放弃他们梦寐以求并为之付出艰苦奋斗的土地的自主权，但却要求他们放弃土地的所有权，也就是对土地使用的决定权，和对土地产量的独占权。在张庄，朝向合作化迈出第一步的过程表明，这些东西确实很难放弃。
　　在旧社会一直给地主当雇农的老汉纪盛茂，有一天见地里没有其他人就对贵才说：
　　“我跟你问个事。”
　　“问吧。”
　　“我们合作社到底计划干些啥？”
　　“啥？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啊。”
　　“可是，”老纪说，“我好像翻身又翻回了旧社会，自己的地没了，我的驴为所有人干活。在合作社里，我跟过去一样，只在地里干活，什么也没有。”
　　合作社是冬天成立起来的，在这年的秋天，像其它人一样，老纪收割了自己的庄稼，积了一大堆肥。现在春天来了，却要把他的肥上在别人家的地里。
　　“在村里，我积的肥最好，可现在全上到了人家的地里。我为地主干了一辈子活，后来，毛主席给了我房子，给了我地。可是合作社一成立，我又双手空空了。没有地，没有粪，我还能干什么？”
　　贵才说：“等到秋天你就明白了。我们都会分到比以前多的粮食。你不要担心，大伙一起劳动，我们都会干的很好，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但老纪还是想不通。他已经快70岁了，在他的脑子里很难绕过这个弯来。后来他生了一场病，腿脚也不好使了。
　　因为像老纪这样的担心，干部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他们认为需要有特殊的措施来安定人心。他们决定马上把已收获的豆子和南瓜分给大伙儿，不再等所有的东西一块分了。这样，社员们每天都能带一些东西回家，用具体的实物表示他们劳动的收获，不再是工票纸条了。如果有人有落后思想，散布小道消息，干部们就开会讨论解决办法。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有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