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二十一 向更高一级迈进
赵根则有一头不仅在邱村，在长治市整个地区也算是最好的牲口，他的骡子皮毛油黑，浑身油光发亮，这头骡子一只蹄踩在一块砖上，然后让孩子从它的肚下钻来钻去，它能站在那儿纹丝不动。多好的骡子！ 在长治，以前从未见过，赵根则说它值1200元。
给这头骡子一个公平合理的估价是所有人都头疼的事儿，大多数人认为合作社好是好，可像这样估价出钱的问题确实令人烦恼。如果邱村计划发展成更高一级的合作社，耕畜就好像土地一样入社，在这之前，所有的耕畜都得估价。很清楚，邱村所有耕畜估价的高低全要看最好的耕畜，这就是赵根则的骡子，这头骡子值7、8头毛驴。如果这头骡子估价高了，其它的牛和驴作价相应也要高一些，如果它作价低了，那其它的牛、驴的价格就也会跌下来，这个问题涉及到所有的人。那些有耕畜的人，不管是旧中农还是新中农都希望这头骡子的价高一些；而那些没有耕畜的人则希望这头骡子的价格低一点，因为价格高了会减少他们集体的资金比例。合作社的管理委员会既有中农也有贫农，他们的比例是40%比60%。赵根则要价1200元，中农们支持他，而贫农却坚决反对，他们说他要的价太高了。
赵根则慷慨地让了步。“我让200元”，他说，“我只要1000元，总行吧。”
但贫农们还是不满意。许多次会后双方还是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要么一方一发言，大伙就吵得一句也听不清，要么，双方都一声不吭。最后一位贫农说：“我们不要再吵了，咱们到牲口市去找一个内行，让他给估个价，这样，我们都听他的。行不行？”
到这时，赵根则骡子的价格已成了全地区农民议论的话题，当然包括张庄。赵根则是邱村合作社的社长，他的弟弟赵迎则是副社长，他俩共同拥有这头骡子。如果他们能带头作一个公平的价格，他们的榜样将不仅会影响邱村其它179头耕畜，而且会影响长治郊区其它所有耕畜的价格，进而影响整个晋东南地区。谁也没想到，这个问题成了晋东南地区合作化运动关键的转折点。这是一个考验，将决定财产入社作价时中农的态度。有些中农已经有了不满情绪，他们写了一付既简单又直率的对联：
合作社贫农沾光，合作社中农受伤。
中心问题是股份基金问题。最初的设计是均等付出，以保证财产多的人不会通过入股蒙受损失，而没有多少财产的则可以通过入社最终也拥有自己的一份财产。正如章程草案第26条所指出的一样，所有入股的社员的耕畜及其它生产资料，由合作社按照当地的正常价格收买，收买耕畜和大农具等生产资料的资金必须由所有入社的劳动力分摊，每家每户必须交纳公有化股份基金以使任何提供耕畜、马车、犁具等生产资料的家庭都能得到现金价款，而那些没有任何财产入社的人则必须付出现金来购买股份。
正是入股财产的规定使定价问题特别重要，那些拥有财产的人想要高价，而没有财产的人想出低价。显然，那些没有财产可入股的社员在这种情况下压力很大。问题一出现，中农们动不动就问“你的股份基金在哪里？”贫农们哪里有钱交纳股金？他们只可通过两种来源挣得一点钱，一是合作社给的劳动日所得，一是从国家银行贷款。很明显，用劳动挣来的一点钱交股金一年内不能交清，时间必定要延长。经过多次讨论，许多合作社像章程草案建议的那样，建立了自己的“股份基金三年付清”的制度，社员欠合作社的款要三年付清，同样，合作社欠社员私人的款也要三年付清。
这样，在引起争论的价格问题上又加上了一个时间问题。有财产要入社的中农不仅害怕价格太低，而且害怕付钱的时间太长，或者到时候根本不付给。这等于要他们按市价的三分之一把牲口卖出，其余的三分之二以后才能付给。大多数中农认为到手的现金比许诺更靠得住，谁能保证合作社能存在三年？ 所以，当一些人突然以较低的价格私下卖掉了牲口和农具时，没有人感到吃惊。
在中农看来，合作社这样做对贫农有利，他们从入股的第一天起就有了牲口的使用权，并且可以3年付清欠款。有什么能保证这些欠款一定能付清？如果贫农从银行贷款，中农是把钱收回来了，可是银行什么时候能收回贷款就很难说了。银行从不强迫他们还贷。许多贫农就真的再也没有归回贷款，最后，是国家银行免去了他们的欠款。因此，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补贴了高级合作社的建立。
耕畜和大农具的定价在整个股份基金的形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定价太低会使中农（旧的和新的）处于补助贫农的位置；定价太高会增加贫农的欠债负担，这种负担只有靠国家来减轻。
在这种关系中，赵根则骡子的价格就显得更加重要。长治市的领导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得好，整个运动就会顺利发展。所以，一方面他们找来赵根则和他弟弟赵连则，给他们讲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们会见了牙行（市场上享有公认权威的估价行家），要求他谨慎、公平地处理估价问题，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协助牙行工作。委员会由一个农工部的干部，一个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代表，还有一个群众代表组成。
这一天，邱村的主街简直成了一个大牲口市场，村里所有的牲口都被拉在这儿供大家参观评论。为了保证定价时没有偏袒，牲口的主人要呆在离牲口很远的地方，每头牲口都没有被标明是谁家的，只是挂着一个号，在号码牌上留着一个小空档，用来写估价，还留着一个大空让写最后的定价。全村的人都来了，焦躁不安的户主，他的老婆孩子，所有人都来看热闹。他们屏住呼吸，等待着赵根则骡子的第一个估价。
委员会有成员说：“1000元”，牙行说“900元”，最后，赵根则自己站在人群前说：“我要800元。”
有些人欢呼起来，而有些人则惊愕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赵根则砍下了所有在场牲口的价格。他的叔伯弟弟赵继则有一头骡子，自己以为能值600元，可现在根则的才800元，他那头恐怕超不过400元了。
“赵根则毁了这出好戏，”赵继则抱怨道，“他才得了那么点儿，我能得多少？唉……”
委员们感到了这种压力，说：“给他900元”，牙行又重复了他刚才的估价：“900元”。
但是赵根则坚持不变。市里的领导曾提醒过他，要他必须带好这个头，所以他只要800元，而且决不多要。赵根则的800元写在了本子上，这就迫使其它人不得不改变他们的价格。当时，这看上去是合作化运动的一个胜利，但有些人却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个结果并不是太好的。低价使中农们心烦意乱，并使他们丧失了信心。
赵根则骡子的价格影响了全区牲口的价格。当张庄的农民们在一起估价时，明显地感觉到要把价格压低压力很大。在这之前，党支部成员李龙壁就把他的牛和车拉到离张庄很远的一个市场卖了现钱。这样做他至少比入股合作社少挣15元，他不赞成3年内付清的办法，他不敢确信张庄的合作社能否持续3年，也不敢肯定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货币是否会贬值，使他高兴的只有到手的现金。因为当时张庄还没有开始估价，牲畜还没有开始入股，所以很难说龙壁的所作所为是否破坏了合作化运动。出卖牲口的事时有发生。
从邱村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张庄的干部们组织了一个由各队选出的代表组组成的评估委员会，还从潞城县的市场请来了曾在邱村任委员会成员的牙行，也参加了委员会。这个人一直干牙行，从事牲畜价格和牲畜市场情况的研究，解放前，他就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公正的仲裁人，不管是卖主还是买主都这样认为。解放后，他在市政府商业局工作，负责市场商品价格，制定自由市场价格的公道范围。
在组织这个委员会的同时，张庄的干部们还召集了一次全村大会，动员积极分子通报政策、警告人们不许擅自出卖牲畜，并劝告那些有牲畜的人接受公道的价格。他们还特别注意那些有牲口、马车和大农具的共产党员，他们认为只要党员能带好头，普通的社员就会跟着走，那么整个运动就会顺利前进。
终于，估价的一天来到了，这是11月上旬的一天，合作社社长在喇叭上通知把所有的牲畜、马车和大农具都拿到村里池塘旁边的空地上去，所有的社员都到那儿集合开会。东西和耕畜拿来了，人们也集合好了，党支部书记师才元宣布，今后，张庄要成立一个高级合作社，第一步，合作社的社员要给所有的牲畜和农具定价，然后就把这些财产作为股份基金转入合作社，合作社要给那些入股超出标准的人付现金。
“我们会公平合理的”，才元说，“我们要根据每件东西的价值予以估价，好的东西我们出高价，中等的出价要低一些，不好的东西出的价就更低。”
首先是申天喜的马，这是一匹“四岁口”好马，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它是天喜卖了一头老驴又添了一些钱几个月前才买回来的，他本想在以前的合作社里多挣一些牲口的报酬，现在，牙行给他的马估价224元，这个价并不高，但与邱村那头骡子的价格相比，算是公道了。
申天喜什么也没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能有意见吗？
下一个牲口是张老保的。人们都说张老保总倒霉，就像一块烂毛巾，谁都拿他擦手，老保为此很没好气。老保的马没有天喜的马好，当委员会出价200元时，张老保勃然大怒，他坚持说他的马无论从哪方面讲也和刚才拉走的那匹一样好。任何人用任何办法都不能劝他平静下来。吵闹声传遍了整个村子，但牙行仍坚持他的估价，老保坚决反对，看来这次会议要败在这匹马上。最后，牙行评估人让了步，他们决定再给老保加4块，使人们感到惊奇的是，老保居然接受了，这样，他的马定价204块。
下一个轮到李洪恩了。他是从前的民兵队长，张庄著名的花花公子，他在1948年党的整风运动中威胁过许多人。虽然，其他党员竭力劝他要有点合作精神，但他就是不答应给他的驴和平车出价120元，他要150元，当委员会拒绝出150元时，他拿起鞭子，赶着驴和车回家了。
“你不能卖到别处去只能卖到这儿？”人群中有人喊，“你要卖到别处去，我们就赶你出社！”
但洪恩连头都不回，好像什么也没听见。
这下使会场开了锅。人们就尚未决定的价格开始争吵。多年的好朋友、好邻居吵得翻了脸，互不说话了。才元只好先让会场安静下来，终于他找到了的办法，他开始骂所有在场的人：“你们怎么那么看重这几头驴、几匹马、几头牛、几辆车？ 等咱们的高级合作社成立起来，所有的人都会富裕起来，我们会比现在强，强得多。大伙不要为了几块钱吵得丧失了目标。牲口与牲口之间的价格公道合理，这还不够吗？”
这一顿责骂争取了大部分的人，估价会议又一次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
与此同时，李九祥受了李洪恩的影响，赶着他的骡子和马车离开张庄向他的老家西山去了。1948年来张庄时，他说自己是贫农，实际上他在西山是富农。这次他说要回老家去收拾一些私人家什。可第二天，他步行着回来了。很清楚，他“回家收拾家什”是为溜走找借口，他卖掉了骡子和马车。
大队干部们又召集了一次群众大会，对李九祥进行了批判。大伙都说，如果不是李洪恩无视委员会把驴赶回家，李九祥也不敢卖骡子。到傍晚时，李九祥站在众人面前，一声不吭，他不能为他的行为进行辩护。这时李洪恩突然出现了，赶着他的驴车，他说，他和他父亲商量了，愿意接受120元。
所有人都认为把牲口入股给合作社是整个合作社过程中最艰难的一步。那些拥有一头好牲口和一辆马车的户认为这是“半拉子家当”，这是因为能用他们搞运输为家里挣钱，如果其它方面有了亏空，运输挣的钱可以补上。人们从感情上也很珍惜这些牲畜，他们通常把牲口喂在外间，自己住在里间，通过长期频繁的接触，他们已开始把牲口看作自己家庭的一员了。
解放前张庄的赤贫钱九林，1947年买了一头小牛犊，在自己的外间把它养成了一头大牛。11月的那个下午他把牛卖给了合作社。后来，有一天，这头牛干活时折断了一只角。听说牛受了伤，钱的老婆伤心地哭了起来，她找了一些碎布去给她的牛宝贝儿包扎，她担心伤口不会愈合，担心会感染。“总有一天这头老牛还得还给咱们。”她说。她喂大了这头牛，在她的心里，它一直是家里的一员。
陆补芳对他的驴也是这样，小驴一生下来他就喂上了。开始时，他用一块布浸上米粥喂小驴，精心地喂养，小驴长大了，完全能干活了，他才舍得偶尔打它几下为了让它听话，但从来没有让它拉过超重的东西，他的平车上装的东西从来没有超过500斤，他自己从来不往车缘上坐。在估价的那一天，他都快哭了，他心爱的毛驴只挣了一个平均价，然后便被拉走了，在别人看来这是正常的，可陆补芳却很伤心。
从那以后，只要有听到人喊：“把补芳的驴拉出来，”他就赶快缩回家去了。“他们走了，又套上了我的驴，”他自言自语道，“如果它回来受了伤或累坏了，它就不再是我的那头好驴了。”最使他感到恼火的是，看到车上装着满满的，足有800斤的粪肥、石头或煤，而且赶车人还自在地坐在左边的车辕上。由于牲口原主人的抗议，合作社决定，农闲季节牲口的老主人可以把他们已卖给合作社的牲口借回去使用。1956年，补芳想送他老婆回娘家过年，所以他借回了他心爱的毛驴，让老婆骑着，他跟着回娘家了。回来后，要把毛驴还给合作社时，他到处划拉，想找一样好东西，“送给我心爱的毛驴。”
李顺老汉在把牲口卖给合作社后就一病不起。他本是张庄的赤贫，土改后，他攒了好几年钱想买牲口，就在高级合作社成立的6个月前，他终于使一生的梦变成了现实，他们买了一头牛，一辆车，并立即开始搞运输挣钱。他没有参加过互助组，只在最后时刻才入了初级合作社。几周内，合作社就给他的牛和车估了价，归了社里所有，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大了，他病倒了，很快就死了。人们都说他是伤心过度，因为失去了牛和车。
然而，大多数人在卖了牲口以后不久就不难过了。事实上，几个月以后，他们便开始享受没有牲口的生活，外间没有牲口了，他们用不着喂食喂水，打扫卫生了。高级合作社一开始，他们的收入很快就增加了，用多挣的这部分钱，他们买了自行车、缝纫机，合作社还买了电磨，为他们加工粮食。有了自行车，他们不用再骑牲口，可以很快地去拜望住在远处的亲戚；有了粮食加工厂，他们不必再用牲口拉磨磨面了，加工厂加工各家需要的粮食。80%的社员日子过得比从前好，有没有牲口不再像从前那么重要了，人们开始记起了才元的话，“高级合作社一成立起来，我们都会富裕起来……，不要因为几块钱而丧失了目标。”
向高级合作社迈进除了得把牲口卖给合作社，还意味着取消了土地的私人占有权，搬掉土地的界石。过去、每块地都有一块约3尺长的石块，把它的一头埋在地下2尺多深，以分地界。土改后，农民们精心照看着这些界石，种地时，谁也不敢在地界线上播种。初级合作社成立后，庄稼种满了地界线，但没有人挪动那些界石，总之，土地仍是私人财产。但现在，社员们计划把土地永远合并在一起，他们要让拖拉机进地，在合并了的大块土地上犁地就不用分什么方向了，所以他们必须搬掉界石，解放土地。
合作社决定每家每户都把自己地里的界石搬掉，大部分社员照着做了，他们搬起界石，扔掉了。可有不少人由于对合作社的未来缺乏信心，到地里后没有把界石扔掉，而是深深地埋在了地角，将来，万一合作社垮台了，他还可以证明这块地是他的。
“兴发，在你搬掉界石的头一天晚上，你是怎样跟老婆说的？”我问。
“怎么说的？你问的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我是干部，一般情况下我很少跟别人谈我脑子里的真实想法，如果我计划对谁说，那也是最后一个才跟我老婆说。”
“那，你现在怎么想？”
“1956年已经那么做了，谁也找不到自己的老地了，每件东西都在大田里，连地垄的方向都不一样，都超出了地界线，但即使这样，有时当我路过那口井时，也总要四下走走，看看南边再看看北边，一切都是那样熟悉，突然，我才意识到这块地原来是我的那块。”
“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兴发耸耸肩，显然他不十分留恋他从前的土地，但仍然……
“有人觉得很难适应。”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接着说，“土地合并几个月以后，我们就不叫它‘我的地’了，牲口和农具也是这样，过去我们总是说‘我去洪思的地’，‘我去套老王的车’，‘备上天喜的马’，因为我们习惯这样说了。我确实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取掉了‘我们的’这个词，但最少是在一年以后，或许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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