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二十五 全市干部会
从大坝参加回来的那天晚上，我们得知长治市委通知宣传队，包括领导和队员到市里去开会，回忆总结过去的工作。当时宣传队正为党的群众整风运动作准备，这次会议就是要检查近来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对下几周的工作进行安排。
这是一次与1948年我参加过的潞城县土改工作会议类似的集会，在这样一次由来自全县和市级行政部门的干部参加的大会上，能了解到全市各方面的情况，能听到许多公社的经验总结，能搞清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究竟是什么，所以我很想去参加。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不仅要参加听报告，更主要的是要住在会上，吃在会上，要参加会上的娱乐活动和自由讨论。所以我就会问我是否可以象1948年一样作为正式代表从头至尾参加这次会议。开始没得到同意，范文告诉我说，我们要住在地区宾馆，不过可以参加会议。由于开会在另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得上下午来回跑，我们虽不愿意这样，但又觉得能参加总比不参加好，所以准备接受这个条件。然而，到最后，地委领导突然改变了主意，当我们正要离开张庄驱车长治时，范文说我们可以住在会场从头至尾参加会议，和宣传队的队员们睡在一起，吃在一起，活动在一起。
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这个消息使事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是参加的会议，其次是后来我们在张庄渡过的那个秋天，原来作为客人从外往里看，现在成了运动的参加者，可亲身体验了，当我们有了可参加会议的一切活动的资格并享受正式代表的待遇后，宣传队在回到张庄的所有活动中都主动地把我们包括进来了，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参加大队的群众大会、小队会、干部会和党员会，而且可以参加宣传队自己的所有会议，不论是学习会还是讨论会，是正式会还是非正式会我们都能参加。
我不知道在会上想了解点什么。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的是1948年在一半已被破坏的潞城县召开的那次干部会议。把几个被遗弃的破庙的地板上铺上些草，干部们就睡在这草地上，每天吃两顿用露天的大铁锅做的小米饭，会议，就在一个大空庙里开，同时，小会在庙外长满野草的角落里开，这样他们反而感到很随便。我没想这次恐怕又要睡在地板上，这八月的大热天，他们恐怕也会在露天支一口大锅吧。然而，我的设想完全错了，我们住在一幢高层建筑里，有客房、有食堂，所有开会的干部也住不满这幢楼，这个地方叫长治市委招待所。
这是一幢新建筑，灰砖筑成，非常漂亮，在至入口处上方，一排小阳台从墙壁伸出3—4尺，环绕楼房的四角。阳台的围栏是混凝土结构，再现了一种复杂的中国式的建筑风格，与农民们在他们的黄土窑上安装的格子窗的构造十分相似。大楼里的布置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这是中国政府机构典型的布置模式，赤裸裸的水泥地板，空荡荡的白墙，无装饰的窗户上没有窗廉、没有帷幕，没有任何遮挡的东西。一幢没有吵闹声的建筑，严肃的设计，庄重的布置，到处光秃秃的，即使在夏天也感到阴冷、潮湿，然而它却又是那样的引人注目，因为它是那样的宏伟。
在楼房的第一层有厨房和一个大餐厅，饭吃完以后，餐厅也可当会场；上面两层是睡觉的宿舍，有大有小，大的可以放8—10张庄，少的只能放1—2张，床都准备好了，不是光木板，上面有弹簧床垫，还有枕头，干部们得自己带被子。不过招待所为我和卡玛准备好了公家的被子，被子罩着干净的棉布被罩。宿舍里每张床旁边都有一张小桌子，屋子中间还有一张大桌子，桌子四周摆着椅子供大家用。在一间改造过的屋子里有一张乒乓球台和两个大的洗漱间，男女各一间，每一层都有洗漱间，每个洗漱间沿墙有一个水泥地，可以在这儿洗手刷牙。厕所修在地板下，厕所的废物流进了下水道。我们之所以留心这一切，是因为它们太不平常了，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大大超过了过去艰苦的住宿条件，也大大超过了人们在家里所能享受到的任何住宿条件。
我被安排在二楼拐角的一个房间，跟张庄宣传队的其它七名干部住在一起。从我们的北窗户望出去是交通大楼，这座大楼1968年在武斗围攻长治时曾被一帮“联字号”的人控制过。站在最高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筑物上留下的大炮的弹痕，沿街向上是第四运输公司的大院，1968年1月20号在一条无名小巷的伏击中“红字号”抓住了26名地区革委会的人，就把他们关在这里。看到这些，我非常希望了解“文革”中的一些事情，但既然党的整风是当务之急，那我们首先应该搞整风。
作为会场的市委招待所不象1948年潞城县那次会议的会场那样浪漫和异乎寻常，与会者也不象那次由农民和学生组成的与会者那样丰富多样和类别齐全。这里聚集了约250名深入到各工厂、各煤矿、各工会、各区、各城郊大队和市府管辖的各个农村地区的宣传队员，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农民打扮，相反地都穿着整齐，上身有干部服、夹克衫，裤子有现时流行的蓝色、草绿色和淡蓝色，不过以蓝色居多。由于天气炎热，有的人脱掉了外衣，所以到处可看到穿白衬衣的人，没有一个人按山西农民的装束在头上围条白毛巾，只有几个人戴着帽子。吃饭、娱乐、开会时人们都摘掉了帽子，可以看出人们的头发都修剪得很整齐，为了凉快有的人还剃成了光头。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妇女，妇女人数不到总数的5%。
拿这次与会的男女与1948年那次会议的男女与会者相比，还可以发现较明显的差别。总的来说，这次与会者的年龄比那次土改工作会议的与会者普遍大，足足能大20岁；土改那场伟大的革命距今天已有23年。他们不仅年龄大而且文化高，几乎每位代表的手里都拿着一个笔记本，胸前的口袋里都装着1、2支笔，听报告、开会、讨论时他们总要作笔记，发言时也常常照着笔记本。
然而你不能从这些表面现象上断定他们都是来自市委市政府各个部门的专门的政治、行政干部，他们中有许多这样的干部，也有许多来自钢铁厂、运输和食品厂的工人，还有几位来自高等院校、师范院校的教师。从外表上看，由于或多或少的标准化装束，他们好像出自一个模式，然而，实际上，正是这种似象非象的现象反映着晋东南当时的社会和的各个侧面，体现着象这一地区各种不同的人一样的各种不同的经历。
张庄宣传队就是这样一个由年龄、背景、兴趣都不同的人组成的典型的例子。他们中有一个回民，一个复员残废军人，一个卖驴肉的，一个办公室干部，一个剧院主任，一个法院检察长，两个钢铁工人，一个会计，两个高中教师，还有一个旧中农。
到这儿的那天早晨，发给我们几张印好的毛主席语录作为学习的内容，所有的语录都是有关党的整风运动的，大部分选自“红宝书”和《毛泽东选集》，但有一些新的，没有出版的能引起极大兴趣的段落是一段关于可教育好的人转变的论述，这个材料是在1964年“九评苏老中央的公开信”中提出的关于革命接班人的第三个条件。但在我们的传单中是首次印刷的毛的原文的全文。
一个人应该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你的对错了的人。不管他属于哪一个“山头”，不要你恨在心。我们不能有“一朝君子一朝臣”的政策。我们的经验告诫我们，没有正确地团结政策，我们的革命是水会成功的。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搞阴谋诡计的人。如：在中央机关就有象高、饶、彭、黄的人物，所有的现象都符合一分为二的原则。但有些人就是要搞阴谋诡计，既然他们有这样的行为，我们怎么办呢？现在仍有一些人继续搞阴谋。阴谋诡计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决不以我们喜欢不喜来决定。一切事物都遵循对立统一规律。我们有五根手指，但有一根跟其它四根作对，正是因为它的作对，我们才能握东西。没有绝对纯洁的事物，但许多人并没有接受这个事实。是不纯构成了自然和社会，如果只有纯粹的纯洁，自然和社会都不可能创造，那样将违背辩证法。不纯是绝对的，纯洁是相对的——这反映了对立统一。以扫地为例，你可以不分昼夜扫24小时，但地上还会有灰尘。以我们党的历史为例，有哪个时候，哪一年绝对纯洁过？没有。但我们没有垮台，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都没有搞垮我们。解放后，又出现了高、饶、彭、黄；他们能搞垮我们吗？不能，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我们的历史经验。
人会变，但也有少数人不会变，他们吃饱了肚子还要骂人。这种人每个省都有，不过只占少数。让他们那样吧，让他们尽情地骂吧，同时，对待那些犯了错误的人，我们应该劝他们改好，也就是说，帮助他们自我改正，只要他们是真心诚意地改，我们就不应该无休止地批评他们。 要尽可能团结大多数，团结那些来自别的山头的人，甚至反对过我们并且已被证明反对错 的人。
这里确实有些东西值得深思。显然，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不是一件简章的事情。
8个小时的学习几乎没有时间交换对毛主席语录的看法，楼道里就传来了集中听报告的喊声。我们都集中到餐厅，餐厅里的桌子已摆成了一长溜，一直排到右角上讲话人的桌子处。在那儿，我们被介绍给了崔胜和同志，他是一个解放军驻军司令员，长治市革委会副主任，长治市委副书记。
崔胜和同志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很直率，很随和，经常在大会上讲话。他发言时不仅常引用中国革命的一些词汇，而且常引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词汇，有人说他是滥用词汇。政治术语一个接一个地从他的舌头上蹦出来，而且速度极快，使卡玛觉得不容易翻译，同时也使她感到厌烦没兴趣。
“这次党的整风会议在毛主席建党路线的指引下开幕了！”“在党的整风运动的推动下，市内外形势正按着地区的计划顺利发展。”“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政治挂帅，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把斗争进行到底！”
“在毛主席建党思想和建党路线的指引下，在地委、市委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把政治放在了首位，按毛泽东思想开展了工作。我们还要通过批斗进行文化大革命。”
“紧跟毛主席战略布署，在划清阶级阵线的基础上，我们已经进了一年（两冬一春）的整风，已经基本完成了初步的整风任务。我们的成绩是大的，形势是喜人的……”
透过夸夸其谈的云雾露出了一些事实。
已经有21个单位党委、11个公社党委、47个党总支、711个基层党支部确定了新的领导人；开除了110名党员（占总数的0.9%），吸收了805名新党员（占总数的6.7%）。有了这样一支纯洁的，受过教育的党员队伍，有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全区今年比1970年的工业计划超出11.1%，尽管有许多自然灾害——风灾、旱灾、涝灾和病虫害，农业计划还比1970年超出1.5%—2%，各公社的平均产量达到了整个华北地区的平均水平，每亩400斤。
随后，崔胜和同志对今后的工作作了五条指示：
1、把意识形态的革命放在首位。
2、坚持群众路线。
3、选好领导班子。
4、吐故纳新。
5、搞好宣传队的自身革命。
关于第一条，他强调要进行路线斗争教育，并强调了毛泽东的“要纠正组织上的弱点必须首先通过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来纠正意识形态的弱点”的观点，在这儿他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
“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必须在思想上整，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为了搞好意识形态的教育，崔同志列出了五条办法，即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忆苦思甜，揭露问题，批判错误倾向，批判坏人。
在这段讲话中，他回忆了党员们的学习情况。7个月的时间，所有的党员一直在学习讨论这几个题目，即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干继续革命的理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路线，毛主席关于整党、建党的理论，林彪的“九大”报告，新党章，中国共产党什么样路线斗争史（元旦社论）。作为反面教材党员们还学习了刘少奇的6篇黑理论，刘少奇和王明先验论哲学，反动的唯生产力理论，阶级斗争熄灭论，还有腐败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它否认阶级斗争）。他们还讨论了在农村政策中存在的资本主义倾向，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为了个人的权力进行无原则的斗争，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的最为突出），在“文革”中变得更加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现象。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先进榜样，他们还学习了大寨的历史。
“所有这些”，崔说“都提高了广大党员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崔从抽象到具体地讲述了这次南垂公社百河大队党支部进行教育的情况。运动前，这里的23名党员中有9名想退党，35名干部中有32名想辞职当老百姓。当地的宣传队对大队的7任支书作了详细的评价，这些人带领自己的大队走过了23年的风风雨雨。最该受到批评的是第五任支书，他忽视粮食这个纲，强调物质刺激，注重副业，致使1964年的粮食亩产只有80斤左右。
1965年一位姓贾的当选新支书，他调转方向，一心一意学大寨，一心一意抓农业，使这一年的粮食亩产达到了300斤。但是，成绩冲昏了他的头脑，他放松了，骄傲了，因而忽视了阶级斗争，不批评落后，也不表扬先进，结果到1969年生产一直停滞不前。党动员群众对他进行了批评，他们认为贾的问题是“新民主主义思想”在作怪。这种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概念，随着土改运动的完成这场革命已基本结束，在以后的阶段中，即使你没有掌握和理解社会主义革命是怎么回事儿，只要你忠诚、老实、勤劳就足够了。贾想，虽然我们的粮食产量比先进大队低，但却比落后大队高，所以他也就满足了。他为自己开脱道：“虽然我没有为革命做出什么大贡献，但每年总做了点小贡献吧。”因此，他的大队总是停滞不前，而处于同样自然环境中的相邻的大队粮食亩产几乎等于他们的两倍。
批判了错误路线和思想以后，贾在思想上有了很大变化，在整风运动中，那9名想退党的党员，32名想辞职的干部都改变了主意，决心为社会主义革命贡献自己的一生。
崔强调说：“问题的关键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路线斗争的觉悟。”
讲到群众路线，崔指出需要搞“开门整风”，把群众请进来，对党员和干部提出批评，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他说：“这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政策问题，是一个是否真正掌握了掌的路线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亲自登门征求了大队60户社员对他工作的意见之后作了彻底的自我批评，这样，尽管他以前犯过严重的错误，但社员们又选他当了支书。
关于第三条选好领导人的问题，崔指出这是评定宣传队工作的主要依据——他们是否帮助所在单位选定了有较强工作能力的，有较高路线觉悟的领导干部。他说，有极少数干部确实很坏，古城公社古城大队的李业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一个投机商，一个赌徒，一个相信迷信，搞派性的坏分子，所以被免了职。有问题的人当中较典型的兴村公社史家镇大队的赵干则。
“他是一个有严重问题的好人，他的问题主要是工作无力——‘老好人’。他睁着两眼却看不见方向，长着鼻子却分不出香臭，有权不用权，遇到问题‘和稀泥’，能躲就躲，他对人民不爱，对敌人不恨，不打击坏事也不表扬好事。”
就是这样一个人，经过教育提高了觉悟，又当选了党支书。
崔继续讲，除了选拔原则性强的干部以外，建立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也是非常必要的。
到6月1日止，在建立起来的700个党支部中，老年干部约占10%，中年干部约占70%，青年干部约占20%，这个比例是较合适的。
崔对以下几个新建的出色的党组织提出了表扬。长治运输公司党委，电池厂党支部，新垂、南舍、大辛庄三个农村大队党支部，长治百货大楼党支部。
关于第四条“吐故纳新”崔论述了开除和吸收党员的问题。他说，我们当然要把阶级敌人、叛徒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分子开除出党，我们还要劝那些丧失了共产党员立场，不能起先锋带头作用的人退党。在110名被开除出党或劝其退党的人当中有许多是后面这种情况。他们确实不想继续当党员了，讲明情况后退出了党组织。崔指出对这种人要谨慎对待，不要给他们带来痛苦，不要给他们将来的工作和进步罩上阴影。党在开除和惩罚党员时，要尽一切努力让被开除或受到惩罚的人明白原因，及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
崔说：“消极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总结这一点时，崔强调说：“要注意政策，做好意识形态的工作，划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以免政策太宽或太严。我们不应该近友而避嫌，不应该喜新而厌旧，也不应该有即不吐故又不纳新的政策。”
崔的第五点该讲宣传队的自身革命了。“没有这一点要做好工作是不可能的。”他高度赞扬了马厂公社黄碾大队的宣传队，说他们把自身革命放在了首位，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他们说：“工作就是斗争。”这个宣传队的政治主任赵小管和副主任张长富负责每天的学习，他们不仅在会上讲而且在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寒冷的冬天，他们带头跳进水里修筑能灌溉400亩农田的水坝；向支平带病冒着风雪整天整日地干，大地上冻之前，宣传队的全体队员一直和农民们一起劳动，4000亩地都深翻了1尺多深。正是在这黄土地上，在和社员们一起劳动中，他们摒弃了坏工作作风和坏思想。领导作用的改进推动了全队和全村工作的进步，群众们说：“在这样的干部的领导下干活，10个月就象只有一天，心情愉快了，时间过得飞快。
同时，崔也发现了一些需要批评的现象。他说：“一分为二地说，这个宣传队也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问题。有的人想离开宣传队，因为有些宣传队还得再呆一年，所以他们要求回去，他们害怕以后回到原单位技术上落伍了，所以有些人就觉得也许他们会吃亏，会失去回家的机会，所以就出现了怕艰苦，怕到新地方，怕担任新的政治工作的现象。”
崔胜和批评了几个人，说他们骄傲自大，主观主义，不注意政策，纠律松懈，比如，回家不请假，不参加学习，不服从级安排等。
“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希望能在这次会议上得到解决。”
崔继续讲，这些问题的根本是没有认识到整风工作的持久性。首先仍有一些单位没有确立好的领导，其次在大多数已经确立并已经巩固了领导的单位，也不能说任务已经完成，因为教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仍要继续搞下去。既然结果参差不齐，那么还得做大量的工作，所以干部们必须作好打一场持久战的准备。
崔在报告中好几次提到了张庄，在讲到强有力的领导人的重要性时，他提到了张庄前任党支书李正宝（李快腿），说他是一个有严重错误的好人。他上台后，强调副业和做买卖为生财之道，在他的领导下张庄的粮食亩产3年内从270斤降到250斤，又降到237斤，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苦。崔说：“他丧失了阶级立场，重用有政治问题的人，忽视田间劳动。但他的阶级背景是好的，在‘文革’中站对了队，并注意政策。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有错误的好人。我张庄宣传队应抓紧对他的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作彻底的自我批评，然后帮助他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可是至今他什么也不承认。”
支书李快腿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因为他自己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且没有任何愿意改正的表示。至于从前的民兵队长秦贵宝，由于他的问题事实不清楚，上级不能下结论，所以尚未决定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人矛盾。
崔说，张庄新的领导班子缺乏力量，虽然新支书张贵才很有能力，但第二、三把手却不怎么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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