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二十七 顽抗到底
8月25日，早饭和早晨学习之后，与会者又一次集中起来听一个重要的政治报告。这次是长治市委书记、司令员田元峰作报告，田的报告比崔的更抽象、更富有理论性，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报告中，他反复重复崔已说过的话，没有举例没有说出任何整风运动中在长治市各机关和直属地区的情况和事情。
“我们的工作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也是目前路线斗争的一部分。为了把工作做好，我们大家一定要把它看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提高觉悟，统一思想……我们必须团结人民，依靠群众……在研究党支部的作用时，我们应该问问自己，这个领导核心是否执行了毛泽东的路线？这场运动是否提高了广大党员的认识？支部是否督促党员起先锋模范作用了？广大党员是否能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代表广大群众的领导干部是否无限忠于毛主席？他们是不是政治挂帅？我们是否清除了坏人吸收了先进分子？新的领导人是否积极学大寨、学大庆、学人民解放军？
用了很长时间解释判断一个党支部的这几条标准以后，他继续布置下一阶级的工作——检查整风运动的结果。他说，检查将集中在农村、宣传队要交叉检查，在今后两周内、即8月30日到9月15日我们要了解总体情况，找出尚未解决的问题并加以解决，然后在所有达到了或基本达到了这七条标准的地方，掀起整风运动的新高潮。检查过程中，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力求得到大家的理解。
他还特别提出两条要大家加以重视。
1、整风运动是否提高了广大党员的认识？党支部是否能督促他们起先锋模范作用？
2、领导核心是否执行了毛泽东的路线？
“判断这一切唯一的标准就是看生产是否搞得好。精神可以变物质、物质又可以变精神，因为整风运动已进行了一年，所以我们应该看一看粮食生产，如果政治挂了帅，狠抓了阶级斗争，生产就会搞上去。政治搞得好，粮食产量低是不可能的。”
既然没有对这种含含糊糊的观点提出疑问，他便继续劝大家，大部分还是老一套。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后，他说宣传队应该继续干下去，对各个大队出现的具体情况应区别对待，工作做得好和已经达到七条标准的地方，运动就应该更升高一级，仍存在的弱点应该揭出来，存在的问题应予以解决；在工作做得不好，七条标准没有达到或只达到一部分的地方，在阶级情况不清楚地方，在仍未吐故纳新的地方，在没有学好没有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地方，秋后，宣传队员们就得更新开展运动，到那时，这些地方的队员们应该集中起来做好补救工作。
“在工作搞得好的地方找毛病，在工作搞得不好的地言找优点”，田说：“这样才能激起大家的热情。你到了一个地方不能只挑毛病，必须强调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有优点，以此来调动消极因素的积极性。”
检查工作分4个阶段进行：
1、动员，2、学文件，3、调查情况，4、解决问题。
如果有人说这些事太麻烦了，田元峰会认为这是普通队员中存在的消极的“活思想”。
“有人认为整风是重要的，但检查未必重要”，田说，“他们认为，运动一个接一个，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即使有问题没解决又怎么样？值得那么费劲吗？所以他们不认真搞检查，特别是哪些检查工作已做了一部分的人，他们说：‘有什么用？管什么事？’他们对检查工作缺乏热情。”
“另一种‘活思想’是‘过了考验过了关’。也就是说，为了过关他们只注重表面工作，不重视深入的实际工作，为了轻易过关，他们尽量掩盖矛盾、遮盖矛盾，这样给人一种工作做得很好的表面现象，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问题迟早会暴露出来，如果不揭露、不解决，那就完全错了。”
“第三种活思想是‘一次只能干一件事’。因为现在人们都在忙农活，秋天快到了，又快要种小麦了，因此他们认为检查工作应该先放一放，这是非常错误的。在我们的脑子里不应该轻视检查工作，应该把它放在重要位置。”
“第四种活思想是‘该走了’。有的干部对工作十分厌倦，当时派下去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工作是6个月，可现在他们已经在下面干了一年多了，所以他们想走，想回原单位，他们怕艰苦，他们受到表扬就高兴，受到批评就丧气，但所有想走的思想都是错误的。这次运动是一次锻炼和考验大家的机会，大家应该下决心干到底！”
“总之，这次检查不是我们自己要搞的，是省里派给我们的任务。全省现在都搞起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力搞好。
田元峰用一些一般的劝告结束了他的报告，
“要小心谨慎，不要言过其实，特别要注意开除和吸收党员。开除一定要经过市委批准，吸收必须经上级党委批准，也就是说在没有正常的党总支时，要经市委批准，但宣传队员们必须先同意。在你们自己的意见尚未得到统一时，不要把问题上交给我们。”
“最后，要总结好你们的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市委书记的报告象几天前副书记的报告一样用了整整一上午时间。午饭、午休以后，宿舍里的讨论又开始了，又进行了一下午一晚上。
张庄宣传队的队员们对“检查”的效果将怎样表示很怀疑。
“用两周时间了解张庄的情况时间都不够用”，回民队员纪理清说“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怎么能指望一个新的宣传队用这么短的时间来解决我们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张庄现在的领导班子属于哪一类？强还是弱？坏还是好？谁能准确地说出来？”
“张庄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吗？我怀疑！有人能在两周内回答这些问题吗？我也怀疑！”
“如果你追根究底，”王京和说：“张庄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两宝’的问题，问题解决了吗？没有。我们真正了解了问题了吗？没有。在张庄仍存在派性吗？存在。它从文化大革命一直延续到今天，我斗你，你斗我，这些问题三四天能解决得了吗？我怀疑。”
“除了‘两宝’的问题，还有王文则的问题，申进才的问题，‘造反派’头头小申的问题。王文则还没‘过关’，小申被开除了党籍也许是不公正的。能说我们真正了解了这些问题吗？不能，首先我们必须决定它们属于哪一类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然后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办法去解决这些矛盾，我们不能让它们一滑再滑，我们不能让它们无限挂起来。“
“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紧紧抓住不放，就能找到解决小申问题的办法。”高队长说，“问题的症结在李快腿（正宝）、秦贵宝和王文则身上。他们拒绝承认错误，不作自我批评。我们宣传队能把他们怎么样？”
“我们可以组织群众批判他们，”副队长李晋东说，“迟早他们会转变的，现在已没有顽抗到底这种事儿了。”
“你怎么能这样说？”纪理清反驳道，“如果没有这种事儿，那党的政策中为什么还有顽抗到底要受到审判和惩罚这一条，由此可见，‘顽抗到底’的人还是有的。”
这个看法引起了一场争吵，所有的人马上都参加进来了。一些人站在纪理清一边，他们认为对于某些人只用简单的批评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他们的观点非常具有说服力；另一些人则站王京和一边，他们认为大多数人都能认识自己的错误，如果说有顽抗到底的人，那问题不在顽抗到底的干部本身，而在宣传队，他们的观点同样具有说服力。
“当然”，李副队长说，“对于李快腿，把他开除出党并一直批判他也许是犯了一个‘左’的错误，可他总该认识自己的错误吧，他不。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谁也无权批评他。他太顽固了。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总不能替他作自我批评吧，我们已经尽到力了。”
“但这个问题也有它的两个方面，”王京和说，“被撤职的干部应该作彻底的自我批评，这是对的，可我们宣传队也没把工作做好呀，我们应该找到一个亲近他们的办法。”
“两个方面，我同意”，李说，“可这两个方面并不相等，主要的问题在李快腿身上，我们尽力去做，可他却在找荐。”
王京和说：“我怀疑我们是否尽了最大的努力。你必须承认我们工作上也有毛病，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才会有进展。”
“但是，问题仍出在他们自己身上”李又坚持说，“李快腿认为，除了张庄，在别的地方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他算计着我们终究是要走的，村里总会有支持他的人，他会恢复党籍和职务的，一定会的。他想：到那时我就不是反革命分子了，因此，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能熬走他们。”
但是王京和仍不肯松口，“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我们队员不团结，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如果大家团结一心，我们就能解决问题。”
“你怎么能说我们认识不统一？”申安怀说，“我们都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都认为 ‘两宝’犯了路线错误，我们都认为他们应该认识自己的错误，作自批评，我们的不团结表现在哪里？”
“对秦贵宝的阶级立场有怀疑，对他和师桂香的关系有怀疑，能说明我们已摸清问题的底了吗？在王文则的问题上，我们显然没有团结起来。”
“你为什么这样说？”
“他在全村群众的面前作了自我批评以后，宣传队的人不知该讲什么，冷了场。我们不知该讲些啥，就因为我的意见不统一。”
“我不同意，”申说，“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文则不是阶级敌人。我们的工作作风上是有些缺点，我们虽然在领导小组会上讨论了纠正问题的办法，问题是我们没有告诉大家，那么似乎我们没有自己的见解。”
“这确让我认为宣传队是不团结的”王说，“这就是他们自我批评做得不那么彻底，问题没有结论的原因。”
“不，不，不”，申激动地说：“不能这么说，问题不是我们不团结，问题在王文则自己身上。”
“当然，”李晋东插了进来，他支持申，“宣传队在工作方法上也许有毛病，但问题的关键是王文则自己。群众不贴近他是因为他根本没变。这是他的错，不是我们的。”
争论又一次激烈起来，人们互相争执，各不相让，又有几个人参了言。象“两宝”问题的主要争论一样：谁该受到责备？是哪些顽抗到底的干部？还是工作队没做好工作？参加争论的双方是在张庄呆了好长时间的老队员和刚来不久的新队员。老队员不同意新队员提出的意见，他们责备新队员不参加重要会议，不了解问题的真象，不理解为了改造那些顽固干部他们作的耐心的工作和解释，新队员则坚持认为什么事儿都好办，就是问题没有结论，因此还必须做大量的工作，也许这样工作才会有进展。
我对这种争论似乎很熟悉，忽然我意识到了熟悉的原因。23年前，王文则、王雨来、李洪恩和王喜友从县监狱回到村上，张庄的工作队也进行过一场非常类似的争论，当时我也在场。
戚文和谢虹建议对这几个拒绝作自我批评的顽固的干部采取严厉的措施，但工作队队长侯宝贝都坚持说他们不是阶级敌人，不能把他们一根子打死，应该对他们做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
使这场争论显得既这样熟悉又这样陌生，这样奇异，甚至有点不可思议的主要原因是：王文则仍是争论的主要话题，而且争论的主要问题与23年前是一样的。他过去就是傲慢顽固，拒绝在指责他当治保主任时傲慢和高压的群众面前低头认错，停职改造了好长时间，他才重新担任了村治保主任的工作。又负责村里的治安。现在，他又因为傲慢和高压受到指责，他象以往一样傲慢、顽固，拒绝作自我批评。
申安怀毫不客气地说：“群众批评了他几个小时以后，他干了些啥？他站起来说，‘我欢迎大家批评’，然后又不吱声了。”
也许“顽抗到底”的事情没有，但非常顽固的人确是有的，王文则就是一个，从表面上看，“两宝”也是，第四个是砖窑上的王满喜。因为满喜不是党员，所以不是党的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但因为他是干部，是副业队的队长，他出了问题，特别是大伙都知道的，他最近打了砖窑上的一个工人，就因为这个工人在大雨后没把场地收拾干净。因此，满喜这次也成了运动的耙子。
“先不说他们工作干得好不好，”纪理清说“这样的工作作风是不能宽恕的。打人不仅不能促进工作反而会把工作搞垮，这样的人怎么能继续当干部？他是死不改悔的！”
但其它人有不同看法，他们说满喜能改，“改是一个从不认识错误到认识错误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时需要很长时间。”问题的一部分似乎是大家对待满喜的态度问题。他犯了严重的错误，大队就把他推到一边，并给予严厉的批评，但当大队需要忠诚勤劳的人干工作时，又把他叫了回来，担任领导，“对他恼火时就把他推下台，需要他时又把他拉了回来，”王京和说，“这就乱了套，对满喜改正错误没有什么好处。”
我又一次被拉回到了过去。土改斗争中，积极分子王满喜带头打了地主，得到了大家的敬幕，但当他开始象打地主一样打村里的老百姓时，人们对他的敬慕便烟消云散了，他在村里也吃不开了。但当村委会和富农寡妇子布和之间发生了冲突时，人们马上又想到了满喜，满喜今天的表现不能不说是这种事情长期发展下来的结果。
能说这么多年的这种教育不产生任何效果吗？我认为不能，因为满喜的行为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他仍是一付热心肠，偶尔会昏了头，特别是当有些年轻人妨碍了大队的工作时。我，只代表我自己，准备给满喜予耐心的说服和教育。
但纪理清不这样想。
“我们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当干部？在‘文革’中他还偷过一块木板，他的内心是不健康的，他的作风是不能胜任干部的。如果说他没做过什么淫荡的事，可他偷过东西。”
象对待“两宝”和王文则的问题一样，宣传队又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次在长治宾馆宿舍里的讨论，没有达到思想的统一，但不同意见和看法的对抗在以后日子里才逐渐发展到了高潮。
但有一点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新的宣传队来进行两周的检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卡玛和我也同意这一点，并对计划是否在张庄继续呆下去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如果新的宣传队来了，所有在张庄呆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人都要走，他们走了，我们该如何了解张庄的实际情况？我们该同谁了解最近几个村上的情况？该向谁了解张庄所有干部和老百姓的情况？
马厂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张长富也参加了张庄宣传队的讨论，他把队员们的疑问和我们的意见汇报给了市领导。他们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一半或一半以上的队员可以离开，但在那儿呆得时间最长的核心人物，加上搞农村工作最有经验的王京和还得留在张庄，几个新来的队员和他们一起留下把检查工作搞完。这个办法很好，至少我和卡玛这样认为。回到村上以后，我们和宣传队队员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早午晚会议他们都热情地请我们参加，就象23年前的张庄土改工作队一样，把我们看成了自已人。
在讨论继续进行的同时，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整个会议缺乏明确的领导。因为两次指导性的报告都没有阐明具体的问题，与会人员发现很难找到内聚力。市委书记田元峰报告的主要弱点则只有抽象的条文，副书记崔胜和的报告还列举了一些生动的事例和第一手资料，这样才使得他的那些政治口号显得不太干巴巴的。经过两天的讨论和交流，田元峰的报告比崔胜和的报告越发显得枯燥无味了。参加这次会议对解决长治地区的实际问题没有什么意义。
妨碍各大队和单位工作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党支部和党员工作中主要的错点是什么？各党支部发现并撤掉了哪几种腐败分子？换上了哪几种新生的健康的力量？长治市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有哪些具体表现？怎样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在他的报告中都没讲到。
市委书记田元峰对当地的情况没有分析，没有概括，没有估计，而下面的队员由于找不到对付问题的办法，成堆的问题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张庄的宣传队提出了几个基本问题：对“两宝”的问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还是按敌我矛盾处理？假如有“顽抗到底”的事情存在，对他们应如何作出判断，简单地说，怎样接近和改造他们才合适？假如一个大队轻视粮食生产而重视副业，在这样一个迅速发展的工业地区，怎样决定副业的作用才适合？为什么在长治郊区这个问题如此严重？搞私人运输开私人理发店、私人修理自行车、手表及其它家庭用具符合政策吗？如果不符合，应如何评价？手艺人靠修理挣钱是剥削吗？对宣传队发现的张庄所存在的极“左”政策和倾向该怎么办？这些极左倾向表现在：对犯小错的干部实行“旋转门”政策，不提拔中农成份的人当干部；尽管不公平；从前被没收了财产的人的权力仍受到限制，地主、富农的第二、三、四代子孙的权力受到限制，不给那些已婚但未离开张庄的妇女的子女分口粮。
鉴于李快腿和秦贵宝与被镇压了的天主教反动头目的侄女师桂香的关系，人们有了把他俩按敌我矛盾对待的想法。师桂香的伯父是1966年“天主教暴动”的主要头目之一。但实际上，如果说有一些反动的天主教活动正在进行中，也超出了张庄的范围，不过肯定能找到天主教在其他县市、晋东南地区的活动。肯定地说，市委书记能指出这些活动哪里有，哪里没有。并以此来帮助乡村一级的群众识别他们所处环境中的发生的事情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只是讲了一些一般的概念——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了，什么毛泽东思想了，什么吐故纳新了。
派性象一条令人讨厌的长线贯穿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尽管在4年多以前军队就阻止了公开的武斗，然而最早开始于“文革”后来发展到派性的相互仇视和不满却一直延续到今天，但田元峰对派性问题却只字未提，大量对抗的事实被他说成风平浪静了，好象派性已不复存在了。
这样的报告田元峰在天津、在黑龙江、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作，因为它根本不涉及当地的任何实际问题。会议开完了，在我们要离开大家回张庄前，市委的领导同志到宿舍与我们道别，他们问我对这次5天的会议有什么看法。
我很为难，犹豫了一会儿，对他说：“以我看，这次会议没有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上面讲的是党的整风运动的较抽象的理论，而下面存在的却是理论所未能涉及的具体问题；上面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下面是异常复杂的矛盾。对于这些矛盾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从张庄宣传队员们的脸上可以看出，我提出了一个受欢迎的意见。我通过余光看到了申安怀脸上飞逝的笑容，高队长眼里一闪的热情。可领导同志们对这个意见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他们没说是，也没说不是，他们避开了这个话题，热情地与我们话别。也许他们根本就没计划听取意见，或者也许他们对这个意见虽然认识到了一些什么，但不知如何作答。象你与我、同志与同志之间交换意见一样，与高级领导干部讨论真正的问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很困难的，他们好象不愿意表明自己的意见，至少是不愿在一个外国人面前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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