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三十 政治准备
长治市区和郊区迎接这场新运动的挑战比较早。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讨论在全市范围内已经准备开始。集中在合作化与单干问题上的斗争引起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最激烈的斗争集中在党内。党内正在进行一场新的整风运动，学习文件、总结工作，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动员一切积极因素起来建设社会主义。
张庄宣传队的王京和回忆了在黄碾开展讨论的情况，那年他作为市里的干部被派到黄碾工作。因为黄碾是个集中点，所以张庄大队的人也在这儿参加讨论。干部们用了5天的时间鼓励人们发表意见，所以许多问题，大的小的都暴露出来了。讨论委员会从那些提意见的人当中选出了三个人，因为他们的意见及抱怨引出了新旧社会的对比。一个是过去的伪区长，他公开攻击新社会，说：“猪落在杀猪人手里就没法活了。”第二个是一上中农的儿子，他声称自从入了合作社他就没吃过一顿饱饭；第三个以前是共产党员，讨过饭，解放后，他的两个哥哥都在壮年时去世了，他对这事感到很伤心，并怨恨合作社的纪律太严。他抱着怀旧的心情向所有的人回忆他“自由自在”的乞丐生活。
委员会让这三个人在群众大会上讲，人群聚集在街上，一面听他们讲一面驳斥他们。
那个中农的的儿子没有赢得一个听众的同情。那年黄碾的人均口粮是450斤，可他说不够吃，
“解放前，我可以随便买，可现在才分了这么点儿。”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不够吃？”有一个人问。
“500斤够不够？”另一个问。
“不够！”被批判的年轻人说。
“800斤呢？”
“800斤？800斤还凑和。”
这马上引起了公愤，每人分450斤粮食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已经有剩余了。确实，一个人也许需要500斤，但还有自留地的其它食品和收入。要求800斤粮食就更没有道理了。在众人的驳斥面前，这位年轻人再也坚持不了了，2小时后，他“投降了”，承认他错了。
人们发现曾当过党员的那个从前的乞丐不太容易对付，大家和他辩论了五天。事实证明这种辩论很重要，因为他说出了一少部分老实人的心里话，这些人对新的合作化确实有看法，对为了使人们在一起能更好地劳动而不得不调整生活方式有看法。
这个人首先讲了他的家史，他和他的两个哥哥是如何一起长大的。他说，他们有时做工，有时讨饭，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兄弟三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个哥哥参加了八路军，牺牲在战场上了；另一个当了国家干部，工作很辛苦，后来得了病，死在了家里，这位唯一的幸存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过去的社会好。
“当兵要了我大哥的命，过度劳累要了我二哥的命，只留下了我自己。要在旧社会，我大哥不会去当兵，二哥也不会累死。另外，我觉得当一个雇农比有了自己的地好。我为别人割麦子时，一天能吃五顿饭，可现在我只能吃三顿。五顿饭吃的是什么？早晨起来吃玉面圪塔，半上午主人把馍馍送到地里，中午吃面条，下午又是馍馍，晚上是米汤配菜。就是讨吃也不赖，饿了就去要点吃，不饿就躺在树底下睡觉，活得挺自在。我躺在那儿看蚂蚁上下树，那时候想吃的东西都能搞得到，只要你有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可现在，咱们有什么？他给什么就只能吃什么。”
人们再也听不下去了，他刚一说完就问他：“在旧社会，你真的想吃什么就有什么？那会儿有鱼翅、燕窝、海参、鱿鱼，你吃过吗？”
“我没有钱，如果有钱就能吃上。”
“那你为什么没有钱？”
他不吱声了。
“说，说呀！”人们冲他喊。
“因为我没有挣上钱。”
“可你不是说一天吃五顿饭吗？”
“是呀，可那是在收割季节，割麦子的时候。”
“那，地主为什么不平时也给你五顿饭吃？”
“收割的活已经干完了，为什么还要给五顿饭？”
人们很容易就驳倒了这个人所说的旧社会吃得好的论调，但对他想睡觉时就能躺在树下睡这个事实人们却不得不承认。他的主要论调是宁在旧社会当雇农不在现在的合作社里当主人。
“我想干活就干，不想干活就坐着什么也不干。”
“既然旧社会什么都好，你怎么还去讨饭？”
“农忙时干活，农闲时没人雇我了，就只好去讨饭。”
“有活干时，你干多长时间？”
“每天都干，从早到晚。”
“你怎么不坐着？”
“不能坐呀。不干活就没有钱，没有钱就吃不上。”
“那你现在一年劳动多少天？”
“200天。”
“也就是说你能休息100多天了？”
“我想是。”
在人们的追问下他退却了许多。又有人开始追问，
“在旧社会让你提意见吗？”
“我怎么能提意见，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干。”
“旧社会你得过病吗？”
“得过。”
“你得了病有医生给你看病吗？”
“没有，我去哪儿找医生呀？”
“他们怎么把你抓去当兵的？那会儿你能拒绝吗？”
“不能。在那会儿也没有多少人当兵。”
“可当兵的都是穷人，对不对？他们都象我们一样穷。”
“是的，他们只抓穷人。”
一次又一次的提问把他逼到了墙根儿。
“现在你一年只劳动200天，每天有吃的，可以说你想说的话，生了病可以去看医生，部队又不抓人，你觉得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比起旧社会如何？”
“说，大声点儿，让大伙都听听”，人群呼喊起来。
“这个人太顽固了。他忘了本，我们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他。”有几个人说。
干部们把他当作混淆了是非的贫农对待，讨论继续进行。
最后，这个人说：“我不再争辩了，我输了。我会认识到做一个合作社社员是有些好处的。”
第三个靶子，过去的伪区长作为阶级敌人站在了群众面前，他的“猪落在杀猪人手里就没法活了”，意思是说“共产党会伤害人民”。党支书高让他站在一个高凳子上，好让所有的人都看见他。
1958年全县都在进行这种辩讹，它可以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因为组织者划了一条清楚的界限，把恶毒攻击新社会的坏分子与头脑里有怀疑，老实人区分了开来，所以这个运动团结了绝大多数愿意发展合作化的人民，孤立了极少数愿意搞单干的顽固分子。
张庄的辩论紧跟在黄碾之后，主要集中在李家三兄弟身上，他们是李全忠（李胖子）和他的残废复员军人弟弟李太平，还能小弟弟李继顺。
这兄弟仨过去都是贫农，现在都是共产党员。李全忠现在是管辖着12个村包括张庄村的马厂乡政府的干部，太平是张庄村的干部，继顺仍是党支部委员。我在前面已讲过，这兄弟仨在土改后都成了新富农，也讲过他们是如何在加入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凭着自己的大股额捞取邻居的好处的。1957年与他们同一个合作社的社员们批评他们越来越骄傲了，谁也不敢反对他们。不用说群众，就是他们的同事也常挨这兄弟仨的骂，他们不光骂自己的干部同事，什么人都骂，都教训。现在人们贴出了大字报，“在旧社会，地主老财骂我们，欺负我们，现在为什么你们也欺负我们？解放前，你们谦虚、勤劳，现在为什么这么傲慢？”
李家兄弟真正的问题当然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践线问题，是他们所走的那条道路的问题，他们总想自家捞好处，总想着自己的利益，总是想法设法从合作社里外捞私利。但人们看得最清楚的，最感到不满的却是他们的态度，大家只能通过批评他们的态度和工作作风来接触他们真正的问题。
在批评的强大火力下，李胖子毫无防备，无言以对，他蹲在屋子后面一声不吭，邻居们一个挨一个在数落他。
几天以后，人们又揭发说曾当过一段张庄党支书的孙九祥是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向伪军泄露了一个地下战士的行踪，这个战士被伪军抓了起来，杀害了。这件事情真相大白后，党开除了孙的党籍。
辩论中还揭发出另外两个社员是反革命分子。一个是林和顺，他曾在阎锡山军阀部队里当过连长，他在合作社的工作是开豆腐坊，但他总是漫不经心，社里吃了豆腐清明显长肥了的猪死掉了许多头，这个豆腐坊老是赔钱，社员们骂他毁了合作社的财产。
另一个是杨广宏，他过去是国民党员，曾和国民党军官住过一个院子。土改运动中，农民陆勤发分得了这个院子，他想让院子大点儿，所以要拆掉一堵墙，在墙缝里发现了一些国民党员的卡片，其中有一张上写有杨广宏的名字，尽管杨什么都不承认，可社员们说这些卡片就是不可辩驳的证据。因此，他被划为反革命分子。
总的来说，这次大辩论搞清了一些新与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为“大跃进”的到来做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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