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三十二 两个大坝 一条铁路
陆晋中和才元带着一帮人到大坝上去劳动的时候，贵才他们一伙90人已经在西营干了2个多月，他们要干到春节，总共5个月的任务。
贵才满怀激情地给我们讲道：
起初我们都住在山顶上的一个小村子里，暂时住在老乡的窑洞里，这些窑比张庄的房子好。
墙壁上画满了画儿，这里哪儿的习惯，每间空白后都要花五担谷子，请画匠来画画儿，整个墙壁画的满满的，有古老的民间传说，有古代神话的坏人、怪物、“三国”中的英雄人物，也有现在故事中的著名人物，如小二黑结婚。以前我们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墙壁。”
“我们住在他们最好的窑里，同时抓紧时间挖自己的窑洞。我们挖的窑洞很大，每间足能睡20个人。几天以后，窑洞挖成了，我们便搬了进去。”
“潞城县，包括张庄，总共去了那里500人，因为大坝上的工作3—4天还没开始，我们就主动帮助当地的农民采棉花，所有的棉花一天就采完了。500人我们组织了三个食堂，西营人看见食堂成立起来了，就送给每个食堂一只大羊，让大伙‘改善生活’。”
在工地上，我们尽量奖励干得最快的工人和最快的队，奖品就是粮食。我们的基本定量是每人每天1.2斤，粮是从张庄带来的，每多运一方土就可有3斤粮的奖励（三斤粮中40%是白面），外加4.5毛钱用来购买盐、醋、酱油等调味品。由于我们干得很快，挣的钱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需要，由于我们帮当地农民收棉花，一有机会他们就给我们送吃的。有一天，一个大队的干部领我去看窑洞，好家伙，里面满满的全是南瓜。他说：‘我们不能白送给你们这些南瓜，给五块钱，吃多少就拿多少。’当我们再需要羊肉改善生活时，他们8块钱就卖给我们一只。休息的那天，我们把这只羊杀了，总共30斤肉，我们把羊肉、南瓜、葱剁在一起做了好多馅，美美地吃了一顿饺子。”
人们讲的最生动的情节又是吃，不过吃的好补偿了后来秋天和冬天的艰苦。封冻的大地使工作变得十分艰难，人们在一起商量如何才能破开冻层，用炸药当然可以，但炸药太贵。点上一堆火才化开一小块冻土，从化开的地方继续挖下去就可以挖到冻层以下，只要挖到了冻层以下就可以用重锤往下敲，这样就可以挖出土来，然后运走。但这个工作一旦开始就不能再停下来，因为半小时就会重新结冻。所以工作在不分昼夜地进行着，一班接一班不停地干，万一人要离开了就得把被子盖在土上，好几层被子，这样再挖的时候土才不会结冻。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运土速度肯定要减慢，所以有些人失去了信心。有个名叫程金龙的富农散布谣言说，象这样的进度几年才能完成工程。妄图使所有的人都失去信心，他还说不完成最后一方土谁也别想回家。他的话影响了张庄人的情绪，他们一个班只能运约1立方的土，而其它大队每班能运两立方。吃饭的时候，贵才发现有几个妇女在哭，男人们都低着头。
“怎么了？”他问，“你们怎么都垂头丧气的？”
“因为我们都不能回家，过年也不能回。”
“谁说的？”
“程金龙，”杨忠盛咕哝着说。
“这是谣言！”贵才说，“不要听那个富农分子的，我们过年都回家。”
贵才召开了一个会议驳斥了程金龙的谣言，程不得不站在大伙面前低着头，听着大家对他的指责，汗从他的前额流了下来。
贵才说：“他说这儿的活要干几年？这是破坏大坝，破坏社会主义！”
“对，”人们马上响应，“他是这样说的，”
“他还说了许多别的。”
“贫农和地主富农想的就是不一样。”
杨忠盛非常气愤，他脱下鞋跑上去要打程金龙，但贵才制止了他，他说大家说的难听话已经够他受的了。那天的会议开到了深夜，大家恢复了信心和勇气，决心不顾一切困难朝前走。
一两天的时间他们就赶上甚至超过了别的大队，这时在山顶指挥部的门前贴出了一张大红纸，表扬张庄人干的不错。这使每个张庄人都在深思，他们又骂开了程金龙。
他们说：“张庄人以前从没丢过脸，要不是这个富农分子，我们开始也不会落后。”
这一周每个大队的运土任务是190立方，这次是要挖山北侧的冻土，张庄人6天半就完成了任务，他们是第一名，富村是第二名，有的大队8天还没有完成任务。张庄远远地走在了前面，富村和张公社没有张庄挣得多，可因为这三个大队在一起用一口大锅做饭，这就出了问题。张庄人得到了超出定量的奖励，而别的两个大队没有，于是他们就开始争吵，张庄人吃的多，而其它人不够吃，最后富村和张公社为了把生活拉平只好向张庄借钱700元，不过他们再也没还这笔钱。
“当然，这笔钱不必再还了，”贵才说，“我们已把它从帐本上划掉了。”
当时贵才挨着窑洞征求大伙的意见，大部分分人都说：“我们觉得这儿很好，现在就是送我们回去，我们也不愿回。”
“我们的工作干的很好，生活也很好，所以地区总指挥郭 邀我去讲我们的经验。”贵才说，“参加会议的是来自全区的8000人，还有几百名生产队长，真让我为难。我有什么好讲的？最后我说我们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就是揪出了坏人，我就给他们讲了我们是如何揭露和批判程金龙的，队长们都向我们学习，各队也揪出了一些坏人，他们在坏分子的脸上涂上黑圈，给他们戴上高帽，让他们在工地上游街示众。长治有一个大队在他们中间揪出了两个坏人，给他们戴上用草席做的足有8、9尺高的帽子，还给他们画了大花脸。”
“政治斗争唤醒了群众，并鼓舞大家去努力工作。如果你想把工作做好，就得抓阶级斗争。”
揪出了“坏人”，振奋了精神，劳动竞赛则进一步巩固了胜利的成果。除了能显出每个大队生产能力的生产记录以外，队与队之间为了得到奖励而进行的一些竞赛还包括一些特殊的内容。比如，每个队选出5名最有力气的年轻人参加挖1立方土的竞赛，先划出1平方米的指定范围，参赛者都脱掉外衣只穿背心或半袖，每个人背上都有一个号，上级领导监督，检查员在旁边测量坑的深度。信号发出后，参赛队员就开始挖，尽可能快地挖，他们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有的出力过大吐了血，有的劳累过度得了病。工地所有的公告牌上就贴了挖土的纪录，某队某人1小时10分挖土1立方。贵才能记起来的最高纪录是50分钟1立方土。
贵才在讲西营大坝的事，才元也迫不急待地讲起了他们在重新治理漳泽水库工地上的故事，漳泽水库属浊漳河的南源，在张庄村的正西面。
我们的供应组织的很好，上夜班时厨房要送两次热汤，大伙都能喝饱，他们用平车沿我们运土的路线送汤，我们是三班倒，整个工程组织的就象打仗一样，分旅、团、连。
各处的喇叭及时广播各个点的新闻，领导们也用喇叭指挥工作，向各旅、团、连发布命令。
其余的时间，他们把工地上向坏人坏事做斗争的事编成短剧或顺口溜在喇叭上播给大家听，如果说喇叭还不够，工地上到处都有黑板报和大字报。
这只是我闪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几乎每天都有市里送来的新电影或戏剧，另外我们还在工地上自编自演民间戏剧和滑稽短剧。每个团都有自己的演出队，他们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编演表现人们生活和工地新闻的节目上。不幸的是，大公社解散后，当地的行政机构也解散了，当时编写的许多东西都找不到了，不是丢失，失散，就是放错了地方，有的甚至给烧掉了，真是太遗憾了。
要想得到当时建设工程的完整资料，你必须去找象刘跃文这样的人，他当时是长治市政府协作领导组的领导人之一，是建设工程总指挥部的总指挥，也是水库的主任。他很有工作能力，处事坚决果断，并且效果很好，有他在，你工作就不敢松松垮垮，因为他的厉害出了名。就因为这，他在“文革”中被夺了权，不过现在他又恢复了工作。所有大队，比如我们张庄大队完成了任务后就回家了，所以都不了解我们走后详细完整的情况，但在总指挥部工作的刘跃文有整个工程的全部资料和记录，多少人参加了总共运了多少工，他都知道。
十万人住在大坝附近的村子里，我们住在帐蓬里，住在席棚里，住在各种各样的临时建筑里，离开了工地10里远的村子都是宿舍，村子里的许多人搬了出来，腾出房子让修大坝的人住。当时我们的办法是在大坝上干一个月，回家住15天，然后再去干1个月，两头儿干两个月，中间休息半个。但从市里来的干部的时间安排就不同了，他们三、四周来大坝干一周，这样不影响他们完成单位里的工作。
人们的干劲如此高昂，大家都忘记了寒冷，有一次我见两个人盖着被子躺在结冻的地上就问：“你们冷吗？”他们说：“一点也不冷！”可怎么能不冷呢？
有如此高的干劲原因之一就是劳动竞赛。年轻妇女们有刘胡兰队，年轻的小伙有飞车队，平车冲下100米高的大坝就象闪电，他们把车推上坡顶，然后一松手，由于向下的惯性，平车就向野马一样冲向坝底，有一个人站在车后尾磨住地起刹车的作用。上年纪的妇女有佘太君队，上年纪的男人有老黄忠队。尽管年纪大了，可他们不服老，他们的口号是：
挡住漳河水，浇灌上党田。
他们把这句口号写在席子上，两张席子写一个字。每张草席宽约4.5尺，长约6.5尺，然后把他们放在大坝的坡面上。
这件事鼓舞人们搞了许多新发明。开始他们是用手把平车推上坡，后来大家安装了绞车和绳索，这样装满的平车下来了，空车就顺着绳索上去了。打夯最初规定每次把三寸厚的土夯成两寸，后来人们学会了用水把土浇湿后再夯，这样就比原来夯得要结实的多，因此整个大坝就更坚固了、更安全了。
我们是冬天去修大坝的，回来已是第二年秋天了。我们当中有些人刚回来马上又跟王文则到铁路上去劳动了。这次，工地离家很近，从村口向东穿过公路就是，工程指挥部就在张庄，设在原来的育婴堂，也就是现在的卫生学校院内。
新的铁路要把黄河谷中的大型煤矿焦作煤矿的旧铁路延伸到上党盆地。这项工程要用3年时间。张庄人一帮一帮地轮着到工地上干活。王文则由于负责来自马厂公社各个大队的铁路建设队伍，所以一直在工地上坚持了3年，他指挥着500多名民工，他们在铁路路堤上劳动，分段完成任务，从长治西站一路北上一直到五阳。五阳是襄垣县的一个村，1971年这儿是这条铁路最北边的终点站，后来这条铁路修到了晋中平原的太谷，并在此与省城过来的铁路汇合。一直延伸到山西西南角的风陵渡。
新的铁路颠倒了早在40年代初由阎锡山修建的铁路的顺序，由于有坡度和弯度的新标准，旧路全部拆除了，不过新路大部分还在阎锡山的旧路基上修。
1971年的王文则象1948年一样悲观、刻板，不易采访。在大家的批判指责声中，在整风运动中，甚至在暂时不能“过关”的时候，他也只是很简单地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而且只答一两句，从不多说。然而，说到“大跃进”就不同了，显然这场运动是他生活的最高峰。我们一谈起修铁路，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下午，而且绘声绘色、手舞足蹈。
他说：“当时，接受这项大的任务时我拿不定主意，因为这意味着要负起500号人的责任。可公社领导说他们就选中了我，所以我只好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坚持了3年。在工地上干了3年的所有的人甚至阳矿区建成后都分配了正式工作，也可以在铁路上当工人，或到钢铁厂当工人，可我不愿离开家，我还是回到了张庄，在村上当了一名大队干部。”
“在铁路上劳动时是按计件发给我们工资的，按人数的多少划分路段，按每人一天运土2立方计算划分路段的距离。一个组运够了规定的土方就把它夯实。工资按完成的总土方计算，发给我们的是钱，不是粮食或粮票，并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实际上铁路管理部门是按队或按夯的总土方数一块发给全队的工资，然后每队按每人挣工分的多少发给队员。”
“为什么那会儿的事那么好办？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如果干部不带头干，只是发号施令，命令群众这样干，那样干，当然不行。在铁路上，我们不管干什么都要和大伙商量，让每个人都做到心中有数。”
“在有些地方挖起土来说比别的地方困难得多，在这种地方干活的队就会落后。完不成任务。而在好挖的地方干活的队总要超过他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开会讨论，为难挖的地方规定新的定额。因为每件事都处理的公平合理，大伙都满意，工作也就干得更好了。就是过年我们也没回家，大伙只休息了一天接着就又干起来了，真是‘开门红’啊！”
“那几年我还积累了许多使用炸药的经验。我们在二岗山上炸石头就必须使用炸药，所以我们学会了打眼儿，一个人拿钻子，两个抢锤打下去，我们的炮眼打得有两米深，有时甚至3米，然后放一些炸药进去把口炸得大些，这样就准备好了放炸药的洞，这里把炸药装进去，然后起爆，一次就可以炸下500立方石头。我们经常碰头，汇报已运走了多少石头，并交流爆炸经验。因此从来没有出现干活好坏悬殊过大的情况。”
“有一次我们遇上了一条沟必须填起来，完成这一段路是任务的期限已经到了，大家都很着急，沟的侧边有一个小山包，只有把这个小山包填到沟里去才能尽快解决问题。最后我们决定使用炸药，我们在小山包上挖了一个大洞，往里面填上炸药，一声爆炸过后，沟就给填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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