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三十八 丈夫与妻子、妻子与丈夫
第二天早晨，我们集中在治安主任申安怀的住处进行政治学习，内容象前几天一样是毛泽东的《矛盾论》。一直烦扰着高检察长的一个矛盾，是贫农小林家庭的不和。小林跟他妻子吵架是因为他妻子跟他母亲吵架，这两个妇女相处的时间并不长，所以高让小林的母亲搬出了小林两口子的房子，到另一个院子里自己住。不幸的是，搬出来并没有解决问题，小林的妻子仍跟小林吵架，原因是小林每月给他母亲5元钱生活费，她觉得给得太多了。
“是呀”王京和把他新大衣的毛领子往上拽了拽，说：“矛盾有许多，但经济矛盾是主要的矛盾。”
申安怀说：“我也觉得他们的经济收入不多”，但这总不是小林在家什么也不干的理由吧，他能帮她干点活，可他却什么也不干，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了她的肩上。”
“这还是个经济问题，”王说，“如果他妻子每月挣80块，他就会围着妻子转，就不会不关心她，就会捧着她，而不会不理她。”
“可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思想问题，”高说，“是新旧意识的矛盾问题，是妇女地位与价值新旧看法的矛盾问题。”
“但政治和经济，物质和意识是分不开的，”王反驳道，“经济仍然是基础。”
在申安怀看来这个看法有点象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但他仍承认这个看法适合小林的情况。他说：“他们都想多花点钱，小林在汽车修理厂干活，一月只能挣40块，20块用来还债了，因为好长时间了家里吃的是大队的粮，那会儿小林从一个邻居那儿借来钱付了大队的粮钱，现在，每个月他要还那个邻居20块，直到还清为止，因此，他就只剩下了20块，他给母亲5块让母亲和他的前妻留下的孩子花，这孩子跟奶奶一起过。在厂里吃饭买饭票得花5元，这样就只剩下10块给他老婆了，他老婆觉得太少了。还有一个月，因为误了3天工，他只给了老婆8块钱，他老婆以为他在骗她，以为他把那些钱给了他妈，不是给了他妈就是藏起来了，要不就是给了别人，再不就是胡花了。”
“难道我说的不对？”王说，“不管你提到哪一家，只要吵架，根子就是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是表面现象，政治问题才是根本。”高说。
“怎么能这样说？经济是基础，如果它不是基础，那又是什么？”王抗议道。
“我认为最根本的仍是思想问题，”高说。
“可他们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
“你说是因为他们钱不够花，可我认为即便钱够花了，他们还会因为买什么而吵架。难道说这不是思想问题？”高说，“以我看夫妻吵架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习惯，现在已在一天天减少。”
“你说越来越少？”申反对说，“我见到的却很多。”
“这些吵闹大都是因为经济问题。”王说。他仍顽固地坚持他开始的观点。
“那你们说，”高反驳道，“每个人一个月挣上100块钱吵架问题就会没有了吗？”
“也许会，也许不会”王说着，并仔细地考虑着，“那样的话，会解决一些问题，但矛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使收入高了也还会有经济矛盾存在，也还会有各种不同思想的矛盾。”
“不过，”申说，“陆素云的问题好象不是经济问题。
陆素云是大队妇联主任，25岁，身材苗条神态平静，长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两颊没有色，她总是忧伤地在村里四处转游，好象总在忙着完成大队分配给妇联会的两项任务——召集妇女们生产、学习。
“为什么陆素云这样孤独凄凉呢？”卡玛问。
“一方面，象药房的王玉梅一样，她住在婆婆家里，她要为婆婆干大部分的活计；另一方面，总也见不着丈夫的面，她丈夫在大同一家半导体收音机厂当工人，一年只回家住12天；她的丈夫根本不关心她，不把她放在心上，他在大同又勾搭上了一个姑娘。”
李老师说：“我要遇上这种情况也会不高兴的。”
“那他们当初为啥要结婚？那会儿不是自由结婚吗？”卡玛问。
“是的，他们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的，但他们的爱情发展并不顺利。”申说，他对每个农民的私人生活好象总是了解得很多，“陆素云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她在张庄上了4年初小，然后又到马厂上了4年高小，14岁高小毕业后回到张庄给她哥看孩子，16岁就参加了第六生产队的田间劳动。两年以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因为她和李德云搞对象不久就被取消了党员资格。”
“是她的丈夫吗？”
“是。”
“那，为什么和他搞对象就被取消了党员资格？”
这个故事很复杂。
李德云就是那个没有被狼吃掉的男孩。他的父亲，上中农李宏金就是那个在土地被合并到合作社以后由于过度伤心而丧命的顽固老头。老李头死的时候他的儿子李德云才9岁，是他的弟弟把这个孩子抚养大的。另一个弟弟李章治曾杀过一个八路军战士，并偷了这位战士的枪，后来又在军阀阎锡山的晋绥军中打仗，由于他的坏名声，全家人都跟上了遭了罪。
李德云和陆素云是一块儿上初小的，后来他在张庄读中学，还是中学生的时候他俩就相爱并订了婚。中学毕业后，李德云先是到长治学电工，后来又到四川重庆学习，以后又到了省城太原，在太原的一个兵工厂参加了工作。他和厂里的一个姑娘相好了，便向素云提出要解除婚约，素云非常生气，“我们以前相处得一直很好，你为什么突然不要我了？”她写信问他。
“你要想来就来吧，”他回信说，“来容易可回去就难了。想想吧，我是什么阶级，你是什么阶级？我们怎么能结婚？”显然，他不想再维持他俩的关系了，不过真正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他又有了相好的姑娘。
就在这个时候，“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开始了，有些大队社员说李德云死去的父亲有严重罪行，人们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到碉堡里报告过党的地下活动情况，向敌人泄露了我方情报，因而导致了几名抗日战士的被抓和被杀。全国胜利后，李德云的父亲突然又成了杀害乡亲的同谋者，这些罪行加上章治叔叔的罪行，整个家庭的未来看来将是一片漆黑。
张贵才代表党支部找陆素云说话，竭力劝她解除与李德军的婚约，“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你和这样一个人的儿子来往究竟是为了什么？”由于素云拒绝放弃她的结婚计划，其它党员不让她过整风“关”，在她回心转意之前，取消了她的党员资格。
党员、干部们的压力加上被抛弃的愤怒，陆素云给李德云工作的兵工厂写了一封信，信上讲了她未婚丈夫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情况，大队还附了一封他们对李家的情况提出种种疑问的信。兵工厂的领导见信后，决定最好当机立断，于是他们把李德云调出了兵工厂，安排到了大同的一个普通工厂。和李德云相好的太原姑娘小李马上落井下石，她不愿意冒险和李德云这样的人相好下去，所以李德云也被人抛弃了。顶着政治上的乌云到了大同，李德云觉得和陆素云结婚看来也不算太坏。正在这时，他收到了叔叔的来信，张庄正在清理阶级队伍，各种指控象鸡毛一样满天飞。“形势对我们很严峻。如果你不与素云结婚，事情会更糟。她是个党员，是大队队委会成员，跟她扯上了关系，你就是有100个黑点也能遮挡住。”
这可抓住了关键，于是李德云回到了张庄哀求素云和他结婚。那时，她虽然已经和汽车修理厂的一个工人交往着，但在心里她仍爱李德云，所以她推掉了那个工人，和李德云结婚了婚。但婚后他们并没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丈夫返回了大同仍去当他的工人，不久又结识了一位对他感兴趣的姑娘。
这样的婚姻不会给未来带来什么希望。从男人的角度来讲，这是一场爱情的比赛。在被抛弃的极度痛苦中，陆素云迈向了爱情的坟墓，她把自己的爱情装进了棺材，深埋在了地下，现在她只是一个无人关心，无人问津的无足轻重的人。太不公平啦！
一切都是毫无目的的，对李德云父亲的指控也只是一种指控。即使那些指控都是真的，那也都是在德云出生好久以前发生的事情，能让他承担责任吗？真正的难题是他的上中农的成份，但在张庄这个问题根本不容易解决。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高潮过去以后，婚姻已变成了现实，一切问题都逐渐消失了，党组织又恢复了素云的党员资格，张庄的妇女们还选她当了妇联主任。表面上，似乎一切都已向她的方面转化，但这位年轻妇女心灵深处的创伤却并没有愈合。
我和卡玛与陆素云谈论妇女工作。
“我们带领妇女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组织她们参加集体劳动，”她说，“男人能做的事，我们妇女也都能做。”
“男人们也这样看吗？”
“是的，我们和他们学习同样的文章，我们也象男人们一样在会上发言。农忙季节，我们组织所有的女劳力参加种麦和秋收。除了老年妇女照看小孩外，所有的妇女都参加生产劳动。”
“你们为什么不办一个幼儿园？”
“实际上没有必要，农忙时办起来，农闲时就得解散。况且我们也没有固定的地方和人员。我们的安排比较灵活，捆得不死。再说农忙季节时间不长，忙完以后妇女们就又可以在家里照顾孩子、做饭、缝衣服了。”
“办个幼儿园总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吧。”
“主要是工分问题。别人给你看孩子，你总得给人家工分呀，大部分人觉得不值得。老人临时帮忙照看一下孩子是一回事，可给人家工分就是另一回事了。”
卡玛问她对嫁到外村的妇女，如果仍呆在张庄她的孩子就分不到口粮这件事有什么新规定。
陆素云很乐意谈这件事。
“两年前的规定允许妇女呆在张庄，但所有出嫁了的年轻妇女都想留在这儿，村里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拥挤，所以我们就决定不给那些嫁到外面的妇女生的孩子在张庄上户口，也不给他们分口粮。问题是张庄的人太多了，吃饭的人太多而劳动折人不够，所以一旦出嫁到外村，我们就劝她们离开张庄。”
“她们的丈夫能到这儿来落户吗？”
“不能。男人不能到这儿来，‘四清’以后就不许男人到张庄来落户了。如果允许那张庄的人就更多了。当然，如果一个家庭光有女儿没有儿子，可以允许一个女儿招女婿来这儿落户，但如果家里有儿子就不许招女婿。”
“这不是太不公平吗？妇女必须走，男人不许来。”
“可是，”素云说，她总显出一种悲哀的神色，“我们必须限制。这儿的生活很好，如果不加以限制，人们就会成群结队而来，那就放不下了。”
“他们为什么愿意到这儿来呢？”
“我们这儿的条件好哇，平整的土地，平展的大道。这里很吸引山里人，你走出家门不用爬坡踏岭，想到什么地方才可以坐公共汽车，想拉什么东西可以用平车，不必用扁担，如果需要水，脚下几尺深处就有，附近还有那么多工厂正在建设，你可以找到活干。如果你嫁了一个工人可以在这儿找到房子住。工业、建筑业等等，这里确实与众不同。”
她的声音非常兴奋，但嘴上并没有微笑。在张庄生活对别人来说不管意味着什么，对她来说显然是另一回事儿。
妇联会的副主任是杨莲英，39岁，她不象陆素云那样总是忧伤，相反地她总是非常快乐。
“我动员第三生产队所有的妇女都出去劳动。妇女占我们生产队的大多数。我们的工作就是动员她们。在张庄我和素云负责集合妇女们上工。”
杨莲英笑着，显然她很喜欢做妇女工作，也非常热爱自己的生活。
“如果家里有了3—4个劳力，妇女们就不出工了，因为家务事儿太多了，她们不做，谁来做。”
“男人们不帮助干家务吗？”
“不，大部分男人不干。他们不象我丈夫，他一回来就把家务活全包了。”
她又笑了起来，宽大的脸和剪得很短的头发泛着光亮。张庄几乎所有的妇女都梳齐腰的辫子，就连土改时期大胆的妇女主任胡雪贞也不例外，但莲英不是，她梳着短发，而且还抽烟、喝酒，象喝水一样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你到张庄任何一个农家作客，都是男人陪你吃饭，女人在厨房里忙，她们只有在往上送饭添菜时才进屋来。但在杨莲英家例外，如果你到她家吃饭是她作陪，她给你倒酒，并一杯又一杯地和你干，而她的丈夫却在厨房里忙东忙西，客人们都吃饱了以后他自己才坐下来吃。
杨莲英1931年出生在长治西部的一个小山村里，全家住在租来的两间小房子里，她的父亲是一个雇工，哪里能找到活汁就在哪里干，经常是出去几天不回来，直到挣了足够的东西才带回家来。没活干时他就到山上去开荒，开了约3亩地种点粮食。杨莲英才1岁平时她母亲就去世了，她的父亲觉得养不活她就把她带到了张庄，因为他姐姐嫁到了张庄的王家，姐姐生了三个儿子没有女儿，特别是她最后生的孩子掉进井里淹死了，所以他想姐姐可能会收下这个女孩。但当他把小莲英带到张庄时，她姐姐又收养了一个儿子，她给他取名叫裕富。她丈夫和丈夫的兄弟们都不同意收养这个小女孩，收养个女孩有啥用？闺女屁事也不顶。人们都愿意要儿子，儿子大了能养老送终，能传宗接代，谁愿意要女孩？没人愿意。
拒绝收养莲英的王家兄弟中有一个就是臭名昭著的王桃园，土改时期农会不接受他入会，他告诉农会会员们他卖了老婆，死了驴时失声痛哭。“是你把老婆卖了，现在又在这里哭。”他回答道：“我不是哭我那老婆，我是哭我那头死了的驴。”另一个拒绝收养莲英的王家兄弟后来收养了一个儿子，就是现在的大队电工李忠禄，忠禄在张庄70年代的生活中起很重要的作用。
姐姐杨凤文拒绝收养小莲英后，他失望了，只好把莲英送到了天主教的育婴室，把她交给了那儿的修女，淌着眼泪回家了。四天以后，他又回到育婴堂把莲英接走了，又把她送到了屯留，想把她交给她奶奶抚养，可老太太说什么也不愿接受，最后他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好把孩子又带回了家。回到家里后，小莲英和她五岁的哥哥一起受了不少罪，父亲外出做工时，他们就自己做饭，自己照顾自己。因为家里有两个孩子，她父亲就不能整年住在外面做工，所以只能找些零话干，尽可能在家为孩子们做饭，真是又当爹又当娘。莲英9岁时，他父亲又结了婚，她终于又有了一个妈，但后娘来到这个家并没有给莲英带来什么欢乐，后娘待莲英很苛刻，不久小莲英就想如果父亲不结婚该有多好。
“我一想起从前的事儿就想哭，”莲英说，“那时候太苦了，我很小，没人照顾，冬天没有棉衣穿，经常饿肚子。我到张庄后还经常给我姑姑凤文讲起过去的事儿，有时父亲也参加，他总是说他太苦了，也太幸运了。如果姑姑收养了我，我就不再是他的女儿了，他就没有权力在一天天变老时接受我经常给他的小礼物和钱了。那时候谁能料到这些。”
解放后生活改善了，莲英的父亲有了20亩地，父亲和哥哥地里干活，莲英和后娘在家里做饭、干家务。
莲英是在1948年17岁时第一次遇到她的未婚夫王启发的。那次偶然的机遇她并没有多去留意他。那次她是来张庄的姑姑家走亲戚的，王启发那年22岁，已经在长治的一家兵工厂当了好几年工人了，那次正好在家休假。王启发是王雨来四个孩子中的老大，老二桂英、老三榴花是两个闺女，老四是王文则，就是从前那个治保主任，脾气很坏，张庄历史上老婆第一个向他提出离婚的就是王文则。“不过不要急于下结论，”莲英说，“启发的脾气很好，他总是那样温顺，和他的弟弟王文则正好相反。我们结婚后，脾气很坏的是我，而不是他。”
启发16岁时被迫离家，被日本人抓壮丁抓到屯留县去修铁路。日本人一投降他就回到了张庄，后来又参加了解放军，不过没有上前线，打仗而是留在了后方的兵工厂当武装工人。1950年又被调到了长治的淮海兵工厂，才退了伍，之后就在这个兵工厂当工人。
莲英第二次见王启发也是一次巧遇。莲英后娘带过来的姐姐有一个朋友在淮海厂给人家当保姆，她姐姐在那家听说有一个叫王启发的工人正在找对象，就把这个消息带回了家，莲英听着王启发这个名字，觉得肯定是自己两年前在张庄见过的那个人。她表示对这个人很感兴趣，于是她姐姐就为她作了安排，8月15日那天，王启发接到口信要他在厂门口等等。他在那里等着，杨莲英按时来到，他俩谈了一阵儿并约定下次再见。第二次见面时他们就决定结婚。这个重大的决定一作出，他们就到供销社去为莲英选购做衣服的布料，这似乎是一种双方成交后必须办理的手续。
布料买好后，他们就叫上了莲英的姐姐当介绍人，一起去领取了结婚证，证明他们已是夫妻了。没有做结婚的衣服，也没有请启发同事们的客，他们就在那间公家的办公室里结了婚，然后才出去找房子，他们在一户市民的家里找到了一间空房，那天晚上就搬了进去，几周以后，莲英的姐姐才帮着缝好了结婚衣服，可莲英再也不能穿着它结婚。
一对年轻人没有经过双方父母的同意就结了婚，直到阴历八月初一启发带着他的新娘回来过中秋节时，老王雨来才知道他们已经结了婚，并已经三个月了。莲英的父亲知道以后表示坚决反对，他不同意他们的结合，以后一年多他拒绝见女儿的面。他非常生气是因为早在解放前（1945年）他就为女儿找好了人家，他选了一个地主的儿子当女婿，他认为一个穷雇农的女和能嫁给一个地主的儿子是一种荣耀，这样女儿就能占上富裕人家的光；不用再受穷了。
尽管这个富裕的老公公在土改时斗争中被镇压了，但这并没有使他改变主意，他决心要谈成这笔交易。莲英说：“现在已解放了，我怎么能走那条老路？我不能嫁给那个人的儿子，100年也不！”
杨莲英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不仅作为一个中国人，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妇女。她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自己选择了丈夫，而且对丈夫家的情况也不去多问，是她的丈夫用自己的工资为她买了衣服，但她不注重衣服，她挑的是人。事情的每一步她都不依靠任何人，只靠自己。自己拿主意，自己作决定。尽管启发作为一个男人身上没有一点深沉、异乎寻常的、特别令人迷恋的东西，但她见了他，喜欢上了他，认为他就是自己合适的丈夫。在他们的结合中没有一点浪漫的爱情味道，后来她也一定从未体会过爱情的浪漫。启发死后好长时间，她又结了婚，很清楚，她结婚不是为了爱情，只是为了一种合理的选择，只是为了把这个家支撑下去，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再次结婚，她可以把自己的和公家的事情做得更好。依我看，莲英一定从小就非常自信，非常冷静，做事非常有目的；然而她却一点也不冷酷，自己的亲身经历深深地影响着她，她总是非常关心他人的痛苦，她对朋友，对同志，对所有信任她的人都非常忠诚，而且几乎有些过分忠诚。
婚后，杨莲英在长治住了近12年。1952年她生了一个女儿，1958年在淮海厂食堂找到了一份工作，但1962年淮海厂精减了许多工人，所以食堂的工作人员也要缩减，她丢了工作，必须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她仍可以住在长治做一名工人家属，但毛泽东号召被精减的人要回农村去劳动，于是她决定回丈夫的家乡张庄去。这意味着要和老王雨来、王文则同住一院，莲英和女儿住了两间房，文则和老婆、孩子还有老父亲住隔壁的三间。1964年他们拆了旧房，莲英用两间旧房的料又在新的地方修起了新房，她和另一家交换了地基。
不象有些人回农村是被迫的，不情愿的，莲英回到张庄是因为她愿意回来。“我回到这儿来是因为我喜欢农村生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我愿意回来参加生产劳动。当然我可以呆在市里当家属，但我不愿意。
回到张庄不久，莲英又生了一个男孩。孩子刚学会爬，她就积极地为大队做起事来。她在第三生产队起领导作用，并被选进了妇联会。
1966年王启发因患喉癌去世。1970年莲英再次结婚。
“我跟电厂的一个工人结了婚，他在安阳电厂当厨师，43岁，老婆死了，有一个23岁的儿子已成了家。一位朋友对我说：‘干么要一个人过？你需要一个人在星期天帮帮忙，你需要个伴儿，老了的时候就需要有人照顾。我认识一个男人，对你很合适，他不会妨碍你的生活，你也不会妨碍他。所以，她就介绍我们认识了。”
“我之所以再婚有许多原因。我儿子还小，女儿很快就要结婚，跟儿子两人生活很孤单。过去，我的小叔子王文则不让我再结婚，不许我把一个男人带到这儿来，如果我想再婚就得一个人搬出王家，把儿子和房子留下，还说，我一走他们就点把火把房子烧了，意思是告诉大伙我走了，彻底地离开了，什么也没留下。但现在人们对再婚的看法与从前大不相同了，那些旧的封建思想再也猖狂不起来了。”
“我回来后每年至少出工200天。我女儿不在家，她在小学里教书，所以我得自己做饭，自己干家务，还要上地，另外我还得给女儿做饭，因为女儿工作忙，得备课，到学习班学习，还得上课。不过到了星期天，我现在的丈夫一回来，就该他为我做饭了。”
杨莲英当新娘时一定很美，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她不是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中那种杨柳细腰、苗条娇柔、瓷娃娃式的窃窕淑女，而是一个结实、健康、活泼、善良的农村妇女，她有一张匀称的脸，一副健壮敏捷的体格，老练、成熟，同时又具有女性的魅力。她充满朝气、充满信心、充满热情，很难说她最吸引人的是哪种特征。显然这些特征在互相补充、互相强化，和她接触时，你会有一种感觉：生活的营养丰实了，和她在一起，各种新的思想和新的行为会不断地滋生发展起来。有了这种气质，她很容易胜任领导工作，人们愿意向她倾诉自己遇到的一切难题，从她那得到精神安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人们都愿意找她出主意想办法。杨莲英很愉快地担负起了人们出于对她的信任和依靠而放在她肩上的担子，并总是满怀信心地去解决一切问题。
杨莲英，一个获得了解放的妇女，一个天才的领导者，她轻松地对待自己，愉快地对待世界，如果没有她，陆素云根本不可能团结和组织起全村的妇女，甚至恐怕连自己都不能长时间地打起精神去完成一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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