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　退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四十　退却

　　退还土地——我们的庄稼会丰收，
　　退还牲畜——我们养肥了能吃肉，
　　退还农具——不再因用坏而发愁，
　　退还副业——我们自己会赚“大头”。

　　申全德和李和仁热情地为我们朗诵了这首诗，他俩仍积极参加张庄天主教的活动，仍做礼拜，做祈祷。他们“退还”的意思是把合并的财产退还给个人，归个人所有。这不仅是张庄几个闹独立性的农民的要求，而且也是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政策的观点，他们试图以此来挽回1959年灾难的某些损失。面对“共产风”的失误，因“共产风”导致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垮台，加上因“共产风”和平均主义，引起的生产上的崩溃，重新组织的现在的党领导了一个全面退却，退到搞个体生产，财产、土地归个人使用。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集体还是个人）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邓小平说，“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把个体企业作为基本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但为了解决紧急情况可以暂时使用。现在看来，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当前最主要的是粮食问题。搞个人生产能增加粮食产量，这是件好事情。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邓提倡的就是“三自一包”——扩大自留地，扩大自由市场供个人买卖，实行企业自负盈亏，包产到户。　农业上有四退还，即退还土地、大牲畜、小牲畜和园林给个人；工业上有五调整，即对集体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改，意思是要把它们中许多变为私人所有。许多人认为这个办法不像是要调整、提高、巩固集体的工业和农业，倒象是要清理集体工农业。因为批评家们认为“大跃进”的失败是“七分人祸”，所以必须集中力量纠正发展过快的不稳固的社会经济关系，纠正给工农联盟带来尖锐矛盾的平均主义的关系。问题较严重的地方要解散大型的集体生产形式，把生产放回到少数人手中，如果必要甚至可以放回到个人手中。　在晋东南，各地党委开始学习安徽的经验。安徽由于粮食欠收，大批农民出家行乞。那里的大队分了土地，拆了猪圈分了集体的猪，为了重新分配水下的土地甚至毁了大坝和水库，不久安徽的经验就在晋东南生效了。武乡县把集体15000头牲畜中的7000头退还给了原先的主人，地区领导作主解散了全区约3000个公社企业，只有全国劳模李顺达的家乡西沟和陵川县富漳公社的企业幸免。李顺达很出名，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富涧是地委书记卫恒的老家，那儿的老朋友和老乡亲向卫恒提出了一个请求，因为他们付出了许多汗水和牺牲才购置了生产设备，所以希望不要解散他们的企业，最后卫恒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长治市给所管辖的公社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来推行“三自一包”。当时是农工部干部的老八路王京和1971年回忆说，他反对上面的号召。
　　“当然”，王说，“包产到户的号召传下来时，我们都犹豫不决。一方面我们想，我们怎么敢反对上面的政策？可另一方面我们又想，上面怎么会制定这样的政策？我们没敢反对它，但却竭力制止人们执行它。”
　　“有人说：‘河南已经开始包产到户了，咱们最好也快点。”可我说：‘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政策。我们还是等等吧。正好有一个矿工的亲戚从河南来了，他说河南确实已开始搞包产到户，每人五亩口粮地已分到各户，另外每人还分了五亩公粮地，包产交给国家的粮食。”
　　“公粮地必须保证一定的产量上交国家，比如，他们公社有一个大种种了许多花生，但每年农民都把花生偷回了家，大队去收时地里已经没有了。现在包产到户了地到了个人手里，于是土地就有了收成，他们总不会偷自己地里的东西吧，所以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我认为这样不太好。如果仍收不上花生怎么办？你又不能对他们使用武力，又不能把他们打死。况且这也够着犯罪，那问题怎么能解决？“包产到户”和“花生到家”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走这条路就会犯大错误。”
　　“我的同事们说：‘这是上面的政策。’我回答说：‘可我们下面不能照这个政策去办。’
　　主要问题是我们觉得这个政策不对头。我们知道这股风刮得很厉害，可我们更知道如果跟着走，以后以受到批评，甚至惩罚。”
　　在张庄，张贵才也非常谨慎。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他说，他认为这个新政策是一个圈套，“实行‘三自一包’，让人们先跳出来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把他们打倒。”
　　这是一种坦率的看法。听到关于河南传说，张庄的大队干部们就开会进行讨论。他们决定，如果是毛主席让把土地分到各户，他们就照办，否则决不执行。所以在张庄没有分一寸土地。我们知道当时东风公社已分成了四个公社，但大部分地方仍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们仍像1956年以来一样一起种地，集体劳动。
　　但与此同时，他们把牲畜还给个人饲养，并鼓励个体副业生产。
　　牲畜的退还并不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的旧制度，交给个人饲养的牲畜吃的仍是大队的粮草饲料，这种“集体所有，个人饲养”的形式只是要个人为集体操心照料牲畜，并不归个人所有。有些人像照料自家的牲畜一样精心照料集体的牲口，可有些人只要集体财产落到他们手里就任意糟踏。张庄给了申天喜一匹好马让他喂养，6个月以后，马还是那样瞟肥体壮，也给了臭名昭著的无赖申胡子一头牛，牛喂得很不好，人们就开始纳闷牛饲料都到哪去了。看到了申家的猪人们明白了。不久这头牛就死了，可申家的猪却成了全城之最肥。
　　牛死后人们非常气愤，他们开会斗争申，让他赔那头牛，可是申象往常一样没有钱，把他关起来也没用，所以只好给了顿批评。
　　“毛主席的政策是说服、教育，不要过于惩罚，所以我们就对他实行了宽大处理。”贵才说。
　　在鼓励个人搞副业生产的政策下，出现了许多小型企业——个体商店、家庭纺织，还有许多其它特殊的职业和服务，如：修理钟表、手表、修理自行车、修锁等。在张庄有秦来才和吴双喜两家修理手表，他们每家有一套修表工具。由于修表的生意做得不错，所以秦来才和吴双喜加上家里帮忙修表的人就都不去上地了。任何时候，只要有庙会和集市，不管远近，他们都要去摆摊修理，他们不光修表，还修手电、钢笔等人们常用的东西。因为他们的门上不挂任何招牌，所以不是官方生意，但与官方的生意也没什么两样。1971年，人们说他们的生意损害了集体利益。
　　村上收入最高的手艺人是晋守义。开始时，他只有一个小的自行车修理店，后来发展成了一个有锻工车间和氧焊设备的平车加工厂。晋守义通过不正当的渠道搞氧气罐。有一个赶毛驴车的人，他的工作是从长治一家工厂拉上氧气罐往一家煤矿的发电站送，每天几乎在同一时间路过张庄，晋守义不断给他烟抽，给他好话听。作为回报他答应供给秦焊接用氧，但他从来不大量给，以免引起怀疑。后来这个人在厂里发现了一只多余的氧气罐，就把它放在了晋家，晋却声称这是他自己的。
　　随着个体职业和服务项目的增加，大队领导作了一些努力，企图通过一种特殊的制度来对它们进行管理。大队要求出去挣钱的手艺人所得的大部分收入应交回大队，然后把这些交回大队的收入换算成工分，以此来保证他们一年两次的粮食分配。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收入要算入集体的总收入，然后按工分所得分配给所有社员。
　　这种统一收费率的办法对个体手艺人有一种内在的刺激。每个手艺人每月交大队40元现金，挣20个劳动日的工分，从表面上看似乎对大队有利，因为手艺人用2元钱才能换一个劳动日的工分，而当时（1959年）平均每个劳动日才值1.35元现金，平常年份一个劳动日才值一元现金。但实际上，这个制度对手艺人有利，因为在外面干活他们大部分人一天能挣2元多，每个月要干20多天，可他们每月只交大队40元，这样他们的收入就远远超过了那些只靠大队分红的人。
　　在这种制度下，晋守义靠他的工具和设备赚了大钱，他的收入远远超过了支出，所以他又扩大了生产。如果允许他继续这样干下去，不久他就会拥有更多的生产资料，远远超出他自己所能操作折能力范围。这样他就得雇用其它人，他可以轻易地使自己成为一名企业家。　开小店铺、搞修理服务的手艺人确实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他们是财富的创造者，不过，很难说那时商人和投机商是否走了同样的路。1959年8月6日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批准重新建立自由市场，允许在农村进行自由买卖，不过有一个条文：共产党员不许参加。实际上这种贸易早已开始，党中央的决定只是使这种已经很普遍的行为合法化了。它之所以合法是因为至少暂时为人民提供了国家和大型企业所不能提供的生活日用品。商人，甚至投机商确实推进了许多商品的流通，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但收入比贡献要大得多。许多社会上的落后分子也发奋起来，激励自己想方设法赚钱。他们便宜买上小平车和自行车到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去卖，常常能发横财，姑娘们又把他们看成了最理想的丈夫，这些现象使那些待在家里竭力为集体种好地多打粮的农民心里一片混乱，士气日渐低落。
　　贵才到长治参加了号召重新开放自由市场的会议，回村后他告诉大伙：“从现在起，大伙想卖什么就可以卖什么。但我们共产党员不许参加（当然卖的东西不包括粮食、食油、布匹、猪肉和煤，这些东西是国家定量供应的）。”
　　后来提到此事时，贵才说：“我敢保证我自己不在任何自由市场卖任何东西，可我没能力阻止别人，因为上面号召开放自由市场禁止党员参加。我自己不参加，如果你们愿意参加，我也没意见。我对兴发说‘现在号召这个，以后肯定会变的，因为不许党员参加，如果我们参加了，以后肯定会跟我们算帐，那就又是一场整风运动。’同时，我又希望所有的妖魔鬼怪都能跳出来表演个够。”

　　过去的上中农晋发旺、晋大洪和富农晋忠富、申安龙晚上都推上平车出去搞投机，如果干好，一晚上就能挣7—8块。
　　杨子和骑自行车到忻县5块钱一斤买回100斤萝卜籽，在师庄和附近村子卖25块钱一斤，一晚上就挣了几百块。
　　晋宋义到各地去买自行车和平车零件，并利这个机会做投机买卖。他南下郑州、汉口甚至上海，北上邯郸和北京，从这些地方买上自行车坐套回来就能赚三倍的钱。他以每根一毛钱的价格买上自行车辐条，回来每根就卖一块钱，他以1.2一块的价格买上农民的银圆，到汉口每块就卖3元，这是一桩非法但很赚钱的买卖。有一次汉的警察出其不易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们没收了宋义所有的银圆。后来才知道，这些银圆不是他买来的，是人家托他卖的，卖了以后才给钱，这下委托人全赔了，可他们又不敢抱怨，因为当初他们根本不承认自己有银圆，说所有的银圆已在8年前抗美援朝时交给了国家银行。
　　比个体买卖，投机商人更多，对集体的团结危害更大的是个人对垦荒地的占有。这与自由市场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因为个人地里的产品可以自己去卖，收入归个人。这不仅破坏了农村的集体生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城市内部和城市周围的工业生产，干部和工人们受高收入的诱惑，也回家去开垦，种植烟叶、茄子、萝卜等需求量最大，最能赚钱的作物了。
　　在张庄，有些农民开始忽视集体农田，集中精力去开垦那些大田与公路，与水梁相连接处没人种植的小块地，或在路堤和坝堤上种植小块地，谁发现、谁开垦、谁使用、谁受益。这种牺牲集体农田扩大小块耕地的“开垦先锋”到处可见，比比皆是。最不象话的是，有一个农民居然侵占了灌溉农田用的水渠和干河床，他就是富农晋忠富，他对晚上推上平车搞投机挣得钱还不满足，于是就到处开荒，最后在水渠中开了一大块地，水渠暂时没有使用是因为张庄的土地平整工作尚未搞完，加上水库的水位太低暂时抽不出来。
　　曾被人们当汉奸斗过的过去的伪街道主任晋一仁说：“我身体不行了，不能为集体干活了。”但却把全家拉到了离公路不完的山上，在那儿开了几块荒地，加起来有5—6亩。
　　开荒的人不都是过去的富农和斗争对象，王文则，这位曾成功地领导了三个铁路建设大队的共产党员，也开出了5—6亩路堤和坝堤地，在他们的眼里，这和做买卖搞投机不一样，他认为这是生产，是发展生产。他开的地粮食亩产有500—600斤，而集体的地亩产只有200斤。李林峰开的地亩产也有500—600斤。
　　个人的土地产量高只因为得到了精心的管理。他们起早贪黑，中午也不休息在自己的地里干活，茅房里有了茅粪，猪圈里有了猪粪他们就上到了自己的地里，而不是搞到集体的地里去。当然，他们不是大白天公开这样做，而是等黑夜大部分人睡了才干，他们不是用平车拉，而是慢慢地用扁担挑。夜里在自己的地里这样卖劲地干，等到了白天在集体地里干活时，他们就没劲了。活干得很慢，而且总是找机会躺下睡一大觉。
　　在个人买卖、个人经营之风刮得相当厉害的日子里，那曾饿死队里牛的申胡子可有了好光景。这个游民解放前就跟着人家抢劫、偷盗，15年过去了，他根本没有被社会的改造所感化，仍是那样极端自私。他非常机敏地分析着新的社会关系，趁机钻人们相互信任的空子，学会了怎样装扮最受人尊敬的战士、民兵和干部，一次一次地骗取人们的小物品和服务。
　　战士、民兵和干部都享有一定的特权，且受到人们和国家的尊重，申胡子发现，装扮这几类人，可以享受特权而不易被马上发现。土改以后，社会上的人普遍相互信任，不再像解放前那样检查身份证件和长相了。
　　民兵干部理发时可以把理发费记在指挥部的账上。在潞城县城的一个理发店里，声称他是民兵指挥部的干部，理发师傅给他理了发，指望从民兵总指挥董天富那儿收到理发费，太巧了，董天富进门申出门。
　　理发师傅问：“他是什么时候来指挥部的？”
　　“谁？”
　　“刚才出去的那个人。”
　　“他不是我们指挥部的，”董说，“他是张庄的申胡子，你不认识这小子？”
　　也许，下一次他就认识了，可这一次他白理了一个发，没有挣到理发的钱。
　　对申来说，世界太大了，有许许多多的理发店，他不必在一个地方行骗两次。
　　有一天，在长治申身无分文，他对一个赶马车的人说：“我是张庄中学的总务主任，你把我捎回去吧？”
　　那人同意了，把申拉到了张庄中学大门口，但要申出2块钱，胡子走进校门，说去给他拿钱，可再也没回来，最后马车夫只好自己走了进去，找到了学校办公室，说他们的总务主任欠他2块钱，因为他把他从长治拉了回来。
　　“可我们主任今天一直在学校没有出去呀？”办公室的人惊奇地说。
　　马车夫不相信，办公室的人只好把厨师、帮忙的临时工、总务主任等所有总务上的人都叫了来，可没有一个像那个坐他车的人。
　　最后有一个学生说：“半小时前，我看见申胡子从后门跑出去了。”
　　这才解开了这个谜，但没有解决马车夫的车费。
　　总务主任用怀疑的眼光看着马车夫，问道：“你不认识这小子？”
　　“如果我再看见他，非揍扁了他不可，”马车夫答道，可他再没见到过申，当然也没能揍上他。
　　有一天在北舍，申觉得很饿，一个从供销社出来往家走的青年妇女引起了他的注意，她家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写“军属之家”，她一进屋申就大声敲门。　她一开门，申就说：　“你不认识我？我过去跟你丈夫在一个排。”不想冒犯丈夫的老战友，这位年轻的妻子请申进了屋。
　　他问：“你是不是怕我吃你的面条？”
　　“噢不，”她笑着说，“请吃点吧。”
　　于是申坐下来吃了两碗，正要吃第三碗时，这位妇女的丈夫回来了。他怀疑自己的妻子与这个男人私通，便开始怒骂妻子把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引回家来，妻子则责怪丈夫没有告诉她在城里有个老战友，趁夫妻吵架的当口申赶快吃完了第三碗面条，悄悄溜走了。
　　夫妻俩越吵越厉害，邻居们不得不来劝架。一个邻居说：“那是张庄的申胡子，你们不认识这小子？”
　　然而，申留庆并不是每次都能逃跑。有一次，石屹节煤矿的工人们抓住了他偷煤，他们给他画上花脸，戴上高帽，把他拉到高高的煤堆顶上。
　　申一直喊叫：“我从西天贡的，我叫申来庆！”可西天贡的人都说：“他胡说，他是张庄的申留庆，你们不认识他吗？”
　　显然，矿工们认识他，因为他们让他从煤堆顶上下来后，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还有一次，申到西旺去拉煤，在那儿偷了一些铁条，别的张庄农民看见了，回村后就到大队报告了此事。大队主任把申叫了去，像往常一样，申什么也不承认。最后在几个目击者面前他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路上他把铁条埋在了高家庄，大队派人监视他去挖回了铁条，回来后开了一个社员大会，他被带到了台前，人们讨论的问题时，他必须把铁条举过头顶社员们斗争了他一下午。会上揭露了他许多坏事，但并没起什么作用。
　　几天以后，这个家伙又自愿为一个离了婚的铁路工人说媒。他说他需要给娘家70块钱；婚礼如期举行了，到这时，这位可怜的铁路工人才知道他的新娘和娘家从来没要过，也没收过任何钱。当然，申已经把钱花光了，也没办法让他还了。
　　贵才说：“解放以来，申留庆挨过不下20次揍，可他从不悔改。”
　　在退却的年月里，在集体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张庄的大队主任张兴发却开始办理有关房子的个人交易。八年的时间，兴发买下、修理、转卖了四次房子，为此，他从大队借走了几百斤粮食，后来一直没还，最后也正是这种不合法的行为导致了他的下台，使得他这个张庄最重要的农民领导受到了创伤，变得黯然失色了。尽管机政的党支部变来换去，党的书记像走马灯似地来去不定（从1948年到1966年共换了6次），但兴发从土改到“文革”前夕一直是张庄生活风云变换的轴心。
　　兴发是在1947年第一任党支书张天旺离开张庄，参加工作后担任的党支部书记，上任后一直干到1949年，1953年又干了一年，1954年他推荐师才元当了党支书，自己去当农合作社主任合作社扩大到全村范围后，兴发又当了大队主任一直干到1965年被撤换下来。这么多年他一直担任党支部行政工作的重要职务，大部分时间担任副书记，他因房子的事受到人们的批评时担任的就是这个职务。
　　尽管在解放后的中国各个单位名义上都是党的书记最有权力，但在张庄，兴发即使不在书记的位置上，实际上也是最有权力的。由于具有资格老、能力强、政治经验丰富的长处，不管在任何时候，不管谁当名义上的一把手，兴发在村党支部内总起着支配作用，年代有不同，时间有长短，张天旺、孙九祥、师才元、王文则、郭真宽、陆晋中都当过张庄的党支书，但他们每个人都找兴发讨主意、寻支持，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每个人都听从他的安排。在不断变换的，摇来摆去的领导人当中，他是最稳固的一个，也是担任大队干部时间最长的一个，不管张庄取得了怎么样值得夸耀的成绩，部分地是因为他领导的好；不管张庄遭到了怎么样应该责备的失败，部分地是因为他领导的失误，从张庄的历史似乎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头脑不够清醒，没能带领张庄坚定地沿着集体富裕的道路走下去。一次又一次，在张庄生命的关键时候，他带领走上了可行的集体化道路，但同时他又没有完全掌握和理解社会主义的广泛意义。他只沉醉于解决一些小问题，而不去想办法为全村人寻找一条广阔的大道，最后终因搞房子投机掉进了个人发财致富的漩涡。
　　兴发像张庄其它贫雇农一样在土改中分得了一桩房子，就在天主教堂大院的隔壁。1950年这个大院成了地区潞安中学，1952年中学扩建兴发便把他的房子卖给了学校，要了一块新地基，买了材料，在学校的院墙外盖起了新房，后来学校又扩建又买下了他的房子，他又用卖房子的钱在村南头买下了他弟弟起发的五间房子（起发土改时分的房子就是著名的西店，大队选中了他的院子当大队部，后来就给他换到了村南）。兴发买下起发的五间房子，进行修整加固后又转卖给了从西山迁移来的，党支部陆进俊的亲戚杨成道。后来他借给起发一些钱，起发又修了新房，起发修起新房不久，兴发又花600元买下了这套新房，扩建以后又以2000元转卖给了别人，用这2000元兴发又修了一套坚固的，一层半结构的新房，这就是他1971年他的家。
　　一个党员领导，一个大队主任这样深深地陷入了个人财产的交易之中，这也许是一个问题，但在兴安房子的买卖交易中没有任何违法的行为，如果是用他自己的钱搞了这些交易，张庄的人也不会说三道四，也不会在张庄引起什么反响，可惜的是兴发没有那么多的个人收入用来买进、修正那么多的房子，一次又一次地他从大队集体的仓库中借粮，而且最后都没还清。正是因为把集体的财产据为已有，兴发才成了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调查对象。几年的时间（1959—1962），在最艰难的岁月中，兴发共借粮食900斤，从来没还。他能这样做是因为他是大队主任，队上的干部们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愿惹他，希望和他套近乎拉关系，他要借的粮食数目不大时，他们就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说：“大队要三袋”或“大队要五袋”。社员们也不反对，因为他们以为这些拿走的粮食都记在帐上了。如果说他们知道这些粮食借给了私人，那他们想以后会还的，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们翻遍了一个月一个月甚至一年一年的帐本都没看到借粮的记录，这样，第三生产队的于宝占、第四生产队的李晓风、第五生产队的孙九祥都一次再一次地帮了兴发的忙，他们知道总共借给了兴发多少粮，生产队的会计也知道，就因为他是大队主任，他们才没有把他借的粮记在帐上。事情被揭露后，他们和兴发一起成了运动的靶子，兴发被说成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张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对象。